2010年12月10日 星期五

作家題贈本紀事:崑南《天堂舞哉足下》、《地的門》

崑南《天堂舞哉足下》、《地的門》
古劍

近日讀到許子東的一篇文章,有這樣一段文字:「跟劉以鬯同時代的就是崑南,已經七十歲了,留個長頭髮,穿着牛仔褲,是個老嬉皮,但他很認真,生活很低調。他自費出版的小說《地之門》非常好,他的意識流比王蒙還精彩,在某種程度上比《酒徒》還好。這些作家在香港跟內地很不一樣,他們沒有輝煌過,就是自己生活。」

引起我想寫寫他。

這段話描寫崑南頗準碓,不過他不是披頭散髮而是束一馬尾,終日一袴包,不煙好酒,從不穿西裝,包裏有書有手機有TV,很嬉皮,對一切都不太在乎。年輕輩叫他「崑爺」。他比劉以鬯低一輩,與西西、葉維亷、蔡炎培同輩。他畢業於名校華仁書院,後任中英日報英文編輯,創辦過現代文學美術恊會、《新思潮》、《好望角》、《香港青年周報》、《新週刊》等文學雜誌。青年時取得英文虎報、星島日報、華僑日報、中英恊會聯合主辦的英文詩歌冠軍,更早於一九五五年曾獲得全港播音劇比賽第一名。

像一切年輕人一樣,他熱衷於詩,早有詩名,遠播台灣。我在一些大陸學者寫的文學史或詩論專著中,見到引用過、評論過他早期的詩,告訴他,他無所謂,沒找來一讀的衡動。他也從事小說創作,一九六一年出版《地的門》,贏得本港和台灣現代派讀者的讚賞。我曾讀過台灣大荒的評論。

無論是詩是小說他都是前衛作家,在那個時代這條路畢竟是艱辛的。

此後他轉入報社任編輯,從事專欄寫作。從此他也從文壇中消聲匿跡,只在報紙的專欄上見到他的名字,那已與文學無關。這條路也是很多香港作家走的路。可以說,七八十年代香港的文學雜誌未曾培養過作家,作家都是報紙的專欄孕育出來的。像也斯,報上的專欄文字得台灣的識拔,出了書,像葉輝的散文小品也是報紙的專欄文字,出了書而成了作家。當然有的人較注重專欄文字的文學性,大多數只是「搵食」,你要什麽我供應什麼,都是「即食」文字,像崑南就寫過「星座」這些純市民的東西,且有相當的研究。

因我在一家報舘編副刊,一年報慶,老闆大擺宴席,連本報專欄作者也請來。我負責招呼這些「爬格子動物」、「販文認可區」的精神維他命製造者,大多數認識,唯雖聞名已久的崑南不認識,在這次宴會上才見其「廬山真面目」。其爽朗的性格,一派無所謂的秉性,一見如故。此時他對文學已瀕於絕望,談起文學,他說:「文乜鬼學啊。」

有人說過:一旦拿起了筆,就一輩子也不會放下。消沉了十年的崑南,終於在他的朋友的鼓勵下,慢慢恢復過來,於朋友的溫暖中甦醒,又拿起他轉換了方位的筆。他的文學路終於又接續上去了。詩和小說陸續在雜誌上發表。

出版了詩集《詩大調》、再版了《地的門》。當然要提的是費時一年創作了他自創的「裝置體」長篇《天堂舞哉足下》。他的閱讀多從英文著作中汲汲於吸收營養,所以從來都執着於創意。許多人讀張愛玲,但讀了只生產出張式的文字和情調,未免缺乏創意,是不是?中國作家他喜歡無名氏,但他自己的作品連一點無名氏的影子也不見,或許他得到無名氏浪漫的核。

西西在此書的序中說:「《天堂舞哉足下》是《地的門》的姊妹篇,都有承繼,也有所開拓,文字簡潔,直率,直接對話採用方言口語,不避外語,不寫什麼『美文』,沒有歌德式或巴羅克式刻意的華麗和巍峩,樸實自然。節奏麽?明快,場面轉換是愛森斯坦式的蒙太奇。」

我是不合格的讀者,沒能走出迷宮。但我很高興它的存在,更希望有人拆拆崑南的裝置。不沉默就好。

在《天堂舞哉足下》之前還出版了長篇《慾季》,短篇集《戲鯨的風流》。

前衛的創作方法是香港作品的「品牌」,缺少了這個,就沒有香港作家的空間了。我彷彿看到,這些作品在大陸漸漸贏得了年輕的讀者,我一初識的朋友一口氣買了十多本西西的作品。

當我把上引的許子東的評語告訴崑南,他只淡淡一句:「是嗎?這樣抬舉我。」還是一副無所謂的德性。

寫成此文,才過不久,友人傳來好消息:崑南的《詩大調》獲得雙年獎冠軍。我為朋友賀。這是他寫詩數十年來的第一本詩集,也是第一本得獎的詩集。當然希望不會是他最後一本詩集,但可能是最後一本詩集。

(原刊二00七年八月九日《天涯社區.閒閒書話》,後收錄於二00九年三月天地圖書印行的《書緣人間──作家題贈本紀事》中。此文據結集版。)

附錄

他們從來都習慣了寂寞
口述:許子東(香港嶺南大學中文系教授)
整理:實習生王晶晶
  
香港「純文學」的脈絡
  
其實香港一直有學術界所說的「純文學」(雖然「純文學」在哪里都很難定義)。在香港另一種中性的說法是「文藝小說」。他們把一些我們認為比較正規的文學稱為「文藝腔」。「文藝小說」的脈絡從來沒有中斷過,只是由於隔膜和通俗文學掩蓋了大陸一般人的視野,所以內地關注的人比較少。

為什麼會出現這個現象呢?首先因為香港本土的通俗文學太盛。香港的通俗文學因為各種原因太發達,它的太發達是建立在大陸排斥鴛鴦蝴蝶派的基礎上。因緣際會,造成金庸梁羽生李碧華等香港通俗文學「反攻大陸」,這是因為大陸通俗文學比較空缺,所以它就引人注意。

還有一個原因,是我說了可能會得罪人的,但我還是想說。內地研究港台文學的,我們平常開玩笑說,搞不了古代搞現代,搞不了現代搞當代,搞不了當代搞港台(我自己就是從「現代」到「當代」再到香港),比起其他學科學術含量相對不足。考慮政策、統戰的情況比較多。

與此同時,香港也有一批南來作家,內地移民過去的,在香港也一直辛苦在寫,作品大都拿到內地來出版,影響了內地對於香港文學的印象。而這些作品呢,香港人很少看,在香港很難出版,寫什麼香港風雲啦、幾代資本家什麼的,這些東西呢,《台港文學選刊》有時選這些作品東西,一些適合內地需求的,批判資本主義、現實主義味道很重的作品,被誤認為是香港純文學,而實際上這些都是在大陸出版的,只要一聽你是香港人就給你出版,有統戰的原因在裏邊,其實這些作品在香港沒有多少影響,有的根本從來沒出版過。

第三個原因,香港的純文學,不像內地有作家協會、資金資助,現在有了藝術發展局撥款,但始終沒有鐵飯碗,沒有人能靠作家生存。生存狀態比一般困難。

香港文學的主線,一個重要人物是劉以鬯,他在上海就跟端木蕻良、徐訏等一起做過文學。到香港以後,他本身就是一個連接四十年代,五四傳統與香港新文學的一個橋樑。他的代表作是《酒徒》,在六十年代是第一次用意識流。劉以鬯後來主編《香港文學》。

跟劉以鬯同時代的就是崑南,已經七十歲了,留個長頭髮,穿著牛仔褲,是個老嬉皮,但他很認真,生活很低調。他自費出版的小說《地之門》非常好,他的意識流比王蒙還精彩,在某種程度上比《酒徒》還好。這些作家在香港跟內地很不一樣,他們沒有輝煌過,就是自己生活。

從這一代以後,下一個關鍵人物就是西西。西西背後有一個團體叫《素葉》,是一個自費的同人團體,集合了十幾二十個作家,西西是其中的佼佼者。《素葉》很清高,不申請政府的錢,一直是同人自己資助,停刊復刊停刊復刊,現在又停刊了,但它一直是香港文學一個非常重要的線索。跟西西同輩的還有也斯,又寫詩又寫小說也弄評論。差不多同時期的還有鍾曉陽,年齡比他們小很多,她表面上像通俗文學其實有文學內涵。這些人是七十至八十年代。

比他們後一撥,九十年代主要是黃碧雲、董啟章,這是比較代表性的。董的書都是台灣出版的,《天工開物》差點得獎了,最後獎還是給了《秦腔》,它是排在第二名的。黃碧雲是很感性的作家,跟王安憶、朱天文、朱天心一輩。比他們再往下,謝曉虹、韓麗珠,有的在報社做編輯,有的讀研究生。蘇童前兩年做香港中文創作雙年獎評委,第一次看到韓麗珠的小說,驚為天人,說她的作品比殘雪還好。

代有新人,這幾個是比較常見的。這些嚴肅作家一直沒有中斷,他們沒有掌聲,沒有鮮花。黃碧雲在香港,不會像王安憶在上海,不會像鐵凝在北京。她還得自己工作,做律師,她的創作是業餘的,最多就銷兩千本。但她們很嚴肅,寫的很認真,這就是香港純文學的現狀。

以長遠來說,香港的純文學不會大發展,也不會消失。從事這方面的人不求名和利,偶然得了獎,拿了一兩萬,能抵什麼用呢?像西西的作品,越來越少,年紀也大,身體也不好,現在退休了,小學老師,錢很少,生活非常清苦。我跟她見面,就約到最便宜的咖啡館。這個最有代表性的作家,報紙還專門紀念《我城》發表三十周年,可是作家本身清苦得要命!在香港靠寫作是謀不了生的,稿費是很低的,如果以生活標準來講,你要維持一個香港中學教師的生活,一個月要寫十多萬字。所以純文學的人一定是業餘的,專業寫作就一定是暢銷作品。

兩路互相不羡慕,但也不是界線分明,有互相滲透,也互相關心。比如說有一年,我編選集的時候,我就說我想收亦舒和李碧華的兩篇小說,不知道她們願意不願意。天地圖書的人就問她們版權的問題,這個《香港小說短篇選》是很小眾的,也就印一兩千冊,她們未見得願意。沒想到她們很高興,還老來問你那個出了沒有。

現在是我和黃子平在合編這本書,《三城記》的香港卷,每兩年一本。我們在編04~05年的。香港三聯出的,簡體字版是上海文藝出的。香港三聯會一直出下去,它不管你虧錢不虧錢。銷路也不錯,在香港銷到2000本再印,不虧本了。但其中一千本是台灣賣掉的。台灣的市場也希望看到一個規規矩矩的香港文學。

我希望內地出版的各種選集,應該也選香港的作品。你不用優待,說單列出一個港台卷或香港分冊,這個香港作家最反感,這沒意思,大家都是公平的。黃碧雲這樣的作品,是完全可以印的。反過來,張小嫻這樣的作品是印了又印。某個出版社如果願意出個香港文學精選叢書,選十個作家,每個人選一本,也很有價值。也還是有銷路的,黃碧雲在香港都能銷到兩千本,在大陸不能銷到五千本嗎?你銷到五千本你就不虧本了,對不對?

我想指出最重要的一條,香港這些作家不像內地主流作家,有這麼多社會光環、有賺錢的需要、不甘寂寞等等。他們從來都寂寞,他們從來也都沒熱鬧過,所以也不存在不甘寂寞的問題。
  
文學刊物及評獎
  
《香港文學》一直是內地資金資助的,劉以鬯做主編時是有統戰任務的,現在是陶然做主編。與此同時,香港有一個藝術發展局,任何人提出計畫它就撥款。這其中編了不少好的雜誌,比如說《文學世紀》,因為經費的關係這兩年停了,現在又變成另外一本雜誌,叫《城市文藝》,政府的基金會資助。香港純文學雜誌有四、五家,還有《作家》、《純文學》,它們是商業資助。這些雜誌質量不差,讀者有限,銷路一般,幾百份,不能自負盈虧,一定得靠資助。香港主流社會是商業化的,主流報紙副刊登小說現在越來越少。他們面臨商業壓力很大。像李碧華這樣能左右討好的很好。

香港中文創作雙年獎,獎金三至五萬。九十年代初,第一個雙年獎是兩個候選人,一個劉以鬯,一個金庸。最後給了金庸,劉以鬯純文學堅持了這麼久,最後還是金庸。但我們平心來說,代表香港的作家應該是金庸,勞苦功高,應該在文學史意義上給予肯定。後來很多人也拿過這個獎,西西也得過,到了今年我們已經找不到什麼大名人了。每次評獎後都有研討會,幾百人的位子都坐滿,評委通常是以香港的為主,請一個內地的,有時一個台灣的。大陸去過的有蘇童、王安憶、莫言(二00七年)。
  
九七焦慮

九七焦慮不是偽命題,它也不單從一九九七年開始。從一九八四年中英草簽後,「香港文學」就變成了一個HOT TOPIC,它是相對「中國文學」來提出的。真正有香港意識的小說是從西西那代開始的,她最有名的小說叫《我城》,這是具有標誌性的。天佑我城,其中一段被人大做文章:「我們沒有國籍,只有城籍。」一九八四年後這個問題開始明顯,「我到底是什麼人」?這個問題一直延續到九十年代黃碧雲的小說《失城》。人們覺得九七是個大限,之後就不知道會怎麼樣了。那時候的香港小說有很多災難想像。香港小說本來就有很多難民記憶,她有很多不同時期的移民,之所以移民是因為在大陸生活的不好。儘管在香港生活得也很苦,但他們必須靠難民記憶來維繫自己的生存價值。香港的主流意識形態有這麼一個記憶大陸災難的心理需要,李碧華的小說最典型了,大陸文革啦,《青蛇》都苦得要命什麼的,這是香港市場的需要。九七以後,香港並沒出現很多人預料出現的巨大的轉變,香港九七憂慮有點淡化了,但也沒有完全消失。廿三條等一來,還是杯弓蛇影。最近幾年的文學裏以情色、情欲、都市現代派手法、女性主義、都市憂鬱的、討論人性的居多……政治的東西在小說中慢慢淡去。
  
【作者簡介】

許子東,香港嶺南大學中文系教授。著有《郁達夫新論》;《當代文學印象》;《當代小說閱讀筆記》、《為了忘卻的集體記憶》、《當代小說與集體記憶:敍述文革》、《吶喊與流言》、《香港短篇小說初探》;編選有《香港短篇小說選1994-1995》、《香港短篇小說選1996-1997》、《輸水管森林【三城記小說系列第一輯香港卷】》、《香港短篇小說選1998-1999》、《再讀張愛玲》(與劉紹銘、梁秉鈞合編)等。論文及專著十數次獲獎。曾多次擔任香港中文文學創作獎和香港中文文學雙年獎評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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