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3月8日 星期二

《中國學生周報》點滴

《中國學生周報》點滴
盛紫娟



林曼叔先生勸我寫一些《中國學生周報》的往事,這個任務說大不大,說小不小。這塵封了五十年的過去,我已年逾七十,雖然還沒有得「老人癡呆症」,但回憶起來也不容易。我找出了那已變色的舊照相本,細看那些變黃了的舊照,我那半饑餓的少女時代,也是我最快樂的少女時代。

《中國學生周報》的讀者多是中學生,有人寫成《中學生周報》,也未嘗不可。不明白我的老友陸離為什麼會這樣生氣,我勸他,我們倆都已步入古稀,凡事不要太認真,平心靜氣,小心你的血壓升得太高會中風的,如果一下子死了倒省事,中風可不是好玩的。像胡菊人第二次中風後,什麼都不記得,什麼都不知道。我想向他打聽《學生周報》的事,他也無能為力了。

一九五八年,我還是《中國學生周報》的讀者,一九五九年春我就做了《中國學生周報》種籽版的編輯,可以說是「一步登天」。那時的顧問是秋貞理,社長是李金曄,總編輯是黃崖,副總編輯是楊啓樵(後來去了中文大學任助教,現在一定已做了教授)。編輯有曾一鳴(後來有幸去打皇家工)、黃碩儒(後來移民美國)、劉貽恢(失去聯絡)、陸慶珍(陸離,英文版編輯),區區在下是中文版編輯。事務處的職員有楊弘(移民美國)、高偉覺(已逝)、高佬(失去聯絡)、肥仔麥洪利(後來做了專業的士司機),陳淑蓮(後來遠嫁南美富商),李桂娣(有迷人的歌喉,不去做歌唱家,嫁人生孩子,失去聯絡)。

《中國學生周報》的地址,那時是九龍彌敦道666號六樓,一進門,左手邊擺了一套廉價沙發,一個書架,一架鋼琴,一張不大的茶几。右手邊是兩小間,前面一間是《大學生活》,後面一間是《中國學生周報》的社長、總編輯室,隔着大廳與兩小間辦公室相對的是編輯室,隔着一道木板牆就是事務室、廁所、廚房。工人房的後面,有一間很大的房間,放着兩排帆布牀,那是男職員的宿舍,中國人的重男輕女在這裏也看出來了。女子如陸離、陳淑蓮是土生土長的香港人,她們有家有父母,而我的家在澳門,有父母等於沒有,那時我是住在九龍又一村葛慕蓮女青年會宿舍,月租二十四元,是最便宜的一種。

開始為《中國學生周報》工作之前,我無處可去,一天到晚坐在「友聯圖書館」的地根上看書,那些大頭一個個跑來看我,有何正雅、史誠之、秋貞理等。我當時賣文為生,每天只吃一頓飯,所以非常苗條。有一天,秋貞理問我:「想不想去《中國學生周報》做編輯?」我立即跳起大喊:「願意,願意。」起薪是一百七十元,因為我沒有任何經驗,除了寫點不成熟的文章賣了換飯吃,什麼都不會,所以我是助理編輯。對我來說,已經是太好了。第二天一早就開始上班,我向社長李金曄報到之後,就由總編輯黃崖領我到編輯室,介紹給各位仝人之後,指定中間一張書桌(我坐了五整年),在桌上放了一大堆稿件,說第一步是選稿,這是程度最低的「種籽」,以初中生為對象,只要錯字不多,文句通順,言之有物即可。每版不得超過六千字。開始時,我一個一個字來數,數到頭暈眼花,黃崖半笑不笑的教我,稿紙有五百字、二百五十字、四百字的,每張稿紙的左下角寫着呢。我選的太多,遠遠超過六千字,黃崖說:「好的可以留待下期用。」然後給了我版樣紙,教我畫版樣,又教我一些竅門,怎樣用插圖,怎樣寫補白,怎樣挑字體。我興致勃勃的學,才知道我們看書、看報,是多少編輯的心血灌成的。

稿件送到排字房,下一步就是校對,黃崖說:「你只看初校、二校?大樣我看。」教了我一些符號,加字、減字、顛倒、更正。我牢記在心,當黃崖看我的大樣時,我很緊張,沒想到他看完之後笑了,說:「可以,從下期起你自己看大樣。」過了三個月,我由助理編輯,轉成正式編輯,加了三十元人工,加多一版《耕耘》。

看完大樣之後,這一期的工作並沒有結束,下一個節目是每個星期三午飯之前,新出的《中國學生周報》到了,全體職員包括社長、總編輯、全體編輯(陸離不在內),及事務室的職員,排排坐疊報紙(不是排排坐吃果果),疊完之後,由麥洪利寄給通訊員。

下一個節目就是開編輯會(陸離從不參加),互相批評,挑別人的錯(並不像我經過的批門大會),顧問、社長、總編輯、編輯們,坐在靠大門的沙發上,像是一家人坐在一起聊天,一連幾次有人說王篆雅的文章不錯,但也有人不服氣,說:「王篆雅是說國語的,想說什麼,寫出來就是文章,我們廣東人,先要把廣東話翻譯成國語,然後才能寫。」那時的我年輕氣盛,我就反問那位仁兄:「說國語,如果不識字的呢。」引得哄堂大笑。我洋洋得意的看着那人,多年後那個廣東人居然也寫出名來了,所以只要有恆心就會成功。



小思不久前,在電話中告訴我:《中國學生周報》的掃描工作已完成,我可以在電腦中閱讀舊的《中國學生周報》,她當然是一片好意,我已年過七十,不想浪費我這殘餘的精力、眼力,用這方式去度我的餘年,我有我的傻計劃,只希望能在向閰羅王報告之前完成,不虛度這殘餘歲月。

我的生活一直是緊張的,每日一早去九龍界限街聖羅撒女子英文書院唸英文商科,十時半下課後去彌敦道《中國學生周報》上班,中午及晚上在報社吃飯,回到住處後,做功課。我將不認識的英文單字寫在自製的識字卡上,一面寫中文,另一面寫英文,不論去什麼地方,我都是搭十一號巴士,一面坐車,一面記單字,加上我的近視眼,給人一種印象「自視甚高」(黃國超在五十年後才坦白出來)。

為了獎勵我們努力工作,每個月由社長帶領去郊遊。這當然包括免費的車船,及豐富的午餐。我細看那些郊遊的舊照片,發現什麼都不參加的陸離居然在內,因為是太久之前的事,我曾打電話問過胡菊人,中風後的他,告訴我:「我什麼都不記得,什麼都不知道。」我打電話給越來越生猛的陸離,她說:「有吃,有玩,管他什麼地方。」打電話給黃國超,他說:「你們這些老前輩都不知道,我怎麼會知道。」所以,林曼叔先生,抱歉了,只能寄上數張郊遊的照片,去過什麼地方,無可奉告,你自己去猜吧!

我和同事之間,常常發生口角。有一次,一位男同事對我說:「你住在女青年宿舍,說來好聽,事實上是住牀位。」我立即反唇相譏:「我住牀位還是自己付錢的,還是碌架牀;你住牀位是免費的,是帆布牀。」沒想到他居然有膽去報告我。我雖然只有八十四磅,高不滿五尺,不要太少看了我,現在這時代男女平等,他可以踩我,我也可以踩他,當黃碩儒打抱不平,問我:「你一個新來的,為什麼你要侮辱他? 」我的回答更是理直氣壯:「我從來不惹是逗非,也不主動攻擊人,大家都是流亡在外的可憐人,何必互相傷害,誰也不要想欺侮誰?和平共處不好嗎?如果誰要我屈服,就來試試老娘的手段。」(這是從武俠小說中學來的)黃碩儒是一忠厚老實人,他大概從小到大也沒遇到過像我這樣的女孩子。

台灣大學有三名高材生來了。我只是管自己,做我的事,唸我的書,吃我的飯,他們到底做什麼,我連問都費事去問。只記得有一位叫譚松壽(後來得了高薪工作,就遠走高飛),一位叫林樹勳(來美國學政治,大概想做政客),一位外號四眼仔(我連他姓什麼都不記得了,抱歉),他們三人一起來,一起走。他們之後來了劉耀權和張浚華,那時我已另租了房間,離排字房很近,這樣周末去校對,不必走太遠。張浚華的家也在紅磡,我們常一起漫步,一路聊天,她雖然只做了一年多,不久就一路高升,做到《兒童樂園》的監督,誰說「女人是弱者」?

劉耀權是一沉默寡言的人,坐在我後面,自從他來上班之後,詩人戴天就常來訪,見了張浚華及我,頭也不點,目不斜視,好像我們是隱形人。

劉耀權的座位雖然離我座位很近,但我們從不交談,有一天他突然遞給我一張小紙,上面寫着一篇短文,紅着臉輕輕的說:「看看能不能用,我的一個好朋友寫的。」

那時我已主編全部文藝版,《種籽》、《耕耘》、《新苗》、《穗華》。現在紅透半邊天的瓊瑤、段彩華、童貞、朱西甯、司馬中原、郭衣洞(柏楊),都是我的作者。因為《中國學生周報》園地絕對公開,來者不拒,目的是培養未來的作家。有一次,我讀到一篇文章,佩服到五體投地,五十多年後的今天,每逢我看到「利害」、
「厲害」就想到他的那篇妙文。他也七十多了,還在寫,真是寶刀未老,這人就是自稱「愚兄」的黃國超。

五十年,半個世紀,秋貞理、黃崖、高偉覺已魂歸天國,胡菊人已什麼都不記得,彭熾已封筆十五年,劉耀權已成了名人(連老友黃國超都不想見),我的那些小讀者、小作者現在已大大有名,我呢,不知「老之將至」,仍喜舞文弄墨。



(原刊二0一一年二月號《文學評論》第十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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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rickming Tam:譚松壽先生是我中學的中史老師,堂堂講笑話,臨落堂才講15分鐘書…記得他經常說,書不用太認真讀,他的兒子天天打機,一樣可以去英國讀書拿工程師牌…又說當年在台大,經常跟同學打賭,用雙腿架住部單車(不落地架),不搖不倒,雙手捧住碗麵,大口大口地吃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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