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9月10日 星期一

霧裏看花說羅孚

霧裏看花說羅孚
許禮平


羅公(孚)惠賜海雷力作《我的父親羅孚》,披閱一兩頁,竟然停不了手,花兩天讀完。書中所述的人和事,大都熟識,正好重溫舊夢。有些像濃霧般模糊的往事,翻翻幾頁也就稍稍清朗些。

認識海雷,沒幾年。與羅公交往,卻有幾十年。初相識歲月,約莫一九七八年吧,三中全會召開前,羅公給人的印象:溫文爾雅,謙和謹慎,學養高,城府深,從不疾言厲色,永遠微絲細眼,幽默笑談。概而言之,是一介極具親和力的書生,不是手無縛雞之力、迂腐無能的臭老九,而是很有辦法的文人,連些雞毛蒜皮的瑣屑事,都能處理得好。記得港穗直通車開通不久,一票難求,但一託羅公,立即辦妥。謝稚柳訪問香港中文大學,有事需延期留港,那個年頭,要邀請單位中大發函申述延期理由,再向新華社(即今之中聯辦)申報,又要經謝公所屬單位上海博物館和上博的主管機構文化廳同意,還有人民入境事務處等等一連串麻煩事務,讓謝公頭痛,但我領着謝公上《大公報》找到羅公,一切都好辦。羅公又樂意助人。怪不得能交這麼多朋友,端的是共產黨統戰高手。

一九八二年春,羅公出事。一眾友好,議論紛紛,莫衷一是,非常納悶。當年十月一日,循例由新華社主辦國慶酒會,學術界好些教授因羅案不肯出席,這些統戰對象揚言,除非由羅公邀約,否則恕不奉陪。

羅公的罪名,全世界都知道是「美國間諜」。這個罪名夠嚇人。所以有些關係較密切而頭腦單純的人,長期受「聽毛主席話,跟共產黨走」的教誨,條件反射式與羅公劃清界線,可以理解。也有一些關係不那麼深的人也視羅公如蛇蠍,避之惟恐不及。舉個例,八十年代末到北京約羅公在王府飯店大堂碰頭,正巧趙浩生也在現場,羅跟趙打個招呼,趙勉強應一下,匆匆奪門而出。趙是四十年代《中央日報》記者,與羅公同行而又相熟,或者是怕惹麻煩,也就避之則吉。羅公為人敏感內向,其心情如何,可想而知。

羅案發生之後,許多現象,令人難以釋疑。按理說,若果真是美國間諜,而且公開宣判,就要收監。但羅公一天監也未曾享用過,還拋頭露面,到處活動。不是說「不許反動派亂說亂動」(先帝遺訓)嗎?何況美帝間諜。還容許發表文章,不單在境內發,還可以寄文章來香港,在拙編《名家翰墨》(台灣登記註冊)刊載。還可以訂閱《聯合報》(原擬訂《中央日報》後更改)等「反動報刊」(報刊派去友誼商店,羅本人去領取)。八十年代初在北京可以訂閱台灣報紙的,是級別相當高的幹部,不是普通平民百姓所可問津,遑論被關押的囚犯。

羅案像霧又像花,朦朦朧朧,誰也看不清,就連羅公本人,相信也是懞查查的。羅公所在單位《大公報》,當年就在八樓費彝民社長辦公室開通報會,費公簡短開場白之後,由俠老(李俠文)宣佈羅公罪狀。俠老受命而為,只能照本宣科,表述有這麼一回事。其實俠老對羅案也是懞查查的,多次私下交談,以很疑惑的語氣猜度,「不同系統,到了中央應該都通啦,諗極都唔明。」

羅公老上司吳老(南生)大概也不明白這個案件。吳老是中共廣東省委兼管宣傳口的,早年中共港澳工委歸廣東省委領導,所以羅公說吳老是老上司。羅公被捕前,在廣州與親友遊玩,準備返港那天,還登白雲山,但停泊在山下汽車尾箱行李中,羅的回港證不翼而飛。八十年代,沒有回港證便回不了香港。羅公也不焦急,托吳老請公安幫忙尋找。吳老照辦,還很熱心叮囑公安。吳老當時也覺得很怪異,羅公下榻的廣東迎賓館(當年大門口有部隊站崗,等閒人住不得也進不得),總經理態度異常,陰陽怪氣,一副愛理不理的樣子。幸好吳老貴為省委副書記,又不知情,不然也會惹麻煩的。不久羅公接到通知,要上京開會。飛機起飛後,有人把回港證交還羅公,這已表明,是我們幹的好事。劇情往後發展,海雷這本書寫得很詳盡,不必我囉囌。

羅公出事,北京一眾友好嘩然。久經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鍛鍊的人民,早已明白:盡信黨不如無黨,緊跟往往犯錯。會獨立思考的人,熟識羅公為人的人,會用常識判斷的人,打死也不信羅公會出賣黨國,充當美帝走狗。八十年代北京講正氣的人還是有不少的,許多人為羅公說話,夏衍就力保羅公。夏衍向公安系統的人查詢,聽說有這樣的回覆:經歷文革,發生那麼多寃假錯案,其中一位領導公安部副部長楊奇清,文革中被關在自己一手建造的秦城監獄中,許多公安幹警,深知被寃枉關押的滋味,沒有確鑿證據,我們(公安)決不亂抓人。(黃大剛述 20120217)

羅公老友苗公(黃苗子)也曾向廖公(承志)打聽,廖說小羅大概多喝幾杯,懷疑係雙面間諜,很複雜,他也搞不清楚,正在調查。隔三兩個星期,苗公耐不住,再問廖公,廖公大聲說「擺大烏龍,搞錯了」。原來當時兩個情報系統互相保密,羅公又閉口不言。後來各方一對,發覺的確搞錯了,最後由部隊證明羅公清白。但沒辦法,已不是廖公所能處理的。(苗公述 20070818, 20091118, 20091125)苗公問完廖公回家,向郁風道及羅公案還是搞錯了,郁風快人快語:「我們就覺得他不是那樣的人。」(黃大剛述 20120217)

羅案如果沒有捅破,讓天下周知,完全可以當作羅公赴京開會學習,再返回香港,繼續黨的統戰工作和情報工作,繼續做《新晚報》老總,甚或按上頭原計劃接費公的班,做《大公報》負責人。一九八二年,大公報陳凡在四海通銀行虛白齋觀畫時曾告訴我,《大公報》準備交夾萬鎖匙與羅公(意即接班)。

一九八二年六月十六日,《百姓》半月刊發了一篇文章〈新晚報總編輯羅孚被中共召回北京交代問題〉,事件曝光,無轉圜餘地了。羅公回不了香港(當時無人能估到十年後可以返港),軟禁京華。難怪有人要問,是誰放料與《百姓》,表面上滿足了有知情權的公眾的好奇心,實質上卻苦讓羅公滯京十年,客觀上嚴重破壞共產黨在香港的統戰工作和情報工作。這幕後黑手是誰呢?若從輕處思考,是不是有人不想羅公重返香江,掌握《大公報》,所以向《百姓》放料,這個「誰」是美帝嗎?是國民黨嗎?抑或是《大公報》自己人?還是黨內同志?《百姓》陸鏗已然作古,《大公》費公也走了,整羅主謀廖靄文(廣東省公安廳)也患癌消失了,問誰?

羅公一案,只是工作失誤這麼單純嗎?如果上綱上線,是不是可以這樣思考,羅公被弄回北京,最大損失是誰?是革命陣營;最大傷害是誰?是黨國。即是說,這是一起極為嚴重的反革命事件,等於反黨叛國。策劃這個行動而毫無補救方案的人,「如果不是政治上的糊塗蟲,就是披着羊皮的豺狼。」(列寧語)

偉大的、光榮的之後,還有正確的,死不認錯,也就正確了。要保持黨的一貫正確,只好委屈羅公,請羅公配合,假戲真做,彰顯剛提倡的法治,公開審判,刑期十年,雖然一天也未享用過。法治這玩意在八十年代的中國是新生事物,經驗尚淺,難免發生這樣那樣的錯誤。所以這場戲由檢控到審判諸多程序,漏洞百出,海雷在書中有詳細描述,可當作《笑林廣記》觀之。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有一本《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仔細翻翻,甚麼 AB團啦,甚麼延安整風運動啦,慘死在自己人手裏的共幹不知凡幾,概而言之,為共產黨效力,好像沒有好下場。天地陳松齡兄惠賜一冊《北京十年續編》,讀了讓人感到,為共產黨情報部門效力,下場更慘。香港道亨銀行(即今之星展)金龜婿潘漢年,級別較羅公高得多,貢獻較羅公大得多,下場也就比羅公慘得多。

一九九二年春節前,羅公總算安全返回香港,踏入新東方台寓所接到第一通電話,就是小弟打去的,向老人家道賀。羅公含寃十載,雖然處境較潘漢年好得多,但陰霾揮之不去,噩夢纏繞,夜裏眠時,偶爾慘叫嚇醒,令人不忍聞聽。

羅公深具職業道德,從來不談自己的案件,守口如瓶。友好也不便問,不敢問。互不溝通,更顯得撲朔迷離。海雷撰寫《我的父親羅孚》時,羅公契女魏月媚來訪,偶道及苗公詢問廖公一段,不久傳到羅家,海雷向我查詢,才發覺羅公壓根兒不知廖公擺大烏龍一說。細心的月媚提醒,廖公已逝,趕緊請苗公寫個證明。苗公長期住院,怎麼辦,還有,說說無妨,白紙黑字,苗公願意寫嗎?

二O一O年十一月,北京尚不太冷,苗公狀態也好些,已經返回朝陽醫院對面興華公寓寓所靜養。我立即上京,約好十七日早上,拜訪苗公,開門見山,說明來意,苗公二話不說,一口應承。已是九十八高齡老人,怕他不知如何下筆,我照其過去所述,先草一簡短文字:「一九八二年吾友羅孚出事,詢之廖公,答謂調查中。隔一陣,再請教廖公,答謂擺大烏龍,搞錯了。部隊證明羅孚清白。」

苗公頭腦極度清醒,拿出一張 A4白紙,欣然命筆:「記得一九八二年」寫到這裏停一停,繼續寫羅孚名,然後鄭重添上「同志」兩字,一開始即表明羅係自己人,明確以同志相稱。「羅孚同志出事,我曾以此事詢之廖承志同志,答謂在調查中。隔數週後,再和廖公談及此事」,寫到這裏,又停一停,在我的初稿上刪去原來「擺大烏龍,搞錯了」,改為「可能搞錯了」,仍覺得不妥,此時苗公喃喃自語:「政府是不能錯的」,再化含糊些,「他說:可能是誤會,現正在設法中。」又把「部隊證明羅孚清白」一句刪去,末尾添了句「記得夏衍同志亦知此事」。然後簽名填寫日期。苗公揮就,任務完成,我心中暗喜。捧着這份新鮮熱辣的文件,趕赴金寶街香港馬會,與海雷午饍,奉呈文件影本。但不知海雷何時返港,十二月中老友楊向杰花甲榮慶,假君悅酒店雅敘,羅公作為楊的老領導,也坐輪椅出席,我將這份算是還羅公清白的文件,鄭重的呈交到老人家手中,羅公微笑說:謝謝!

輕飄飄的一紙文件,讓老人家像放下沉甸甸的一塊大石,笑得很甜。遺憾的是,俠老到死也不知此案真相。有人要他宣讀羅公罪狀,但無人讓他宣佈羅公平反。苗公說,俠老不是黨內人士,所以不知羅案實質。岔開一句,多年前啟老(功)問我,俠老是黨員嗎?我不能問,也不敢問,無以報命。後來有一次與俠老在陸羽茶敘(習慣坐卡位一對一),俠老談起些事,有點憤慨,爆出一句:(我)不是黨員而領導《大公報》,是周總理授意的。老人家不打自招,我才可以向啟老覆命。俠老是老大公報人,晚歲掛《大公報》名譽董事長銜,十數年來,每年新聞界國慶酒會,俠老都是以籌委會主任的身份致辭,講稿雖係俠老所擬,但例交新華社過目。所以俠老在正式場合宣讀的,代表官方,私下交談的,才是他本人意見。二O一O年一月十二日俠老以九十七高齡辭世,追悼會在北角《大公報》舉行,很巧,當夜羅公哲嗣海星的追悼會在九龍舉行。同一天,日夜我都有參加,兩位都是值得尊敬的君子。

羅公自一九八二年滯京以來,二O一一年十一月十一日上午十一點鐘第一次返回《大公報》。《大公報》的地理位置已由軒尼詩道東移至北角,比起從重慶遷來香港,這點距離不算甚麼,但老人家與《大公報》的距離卻一下子拉近了。對羅公私人感受而言,重返《大公》,意義很不一樣,這也許算是非正式平反吧。接着,今年一月六日,《大公報》、《新晚報》一眾舊人、新人,與羅公各方友好一道,在銅鑼灣廣場為羅公慶祝九二華誕,各方友好踴躍參加,迫爆酒樓,有許多人幾乎卅年未見過羅公,紛紛與老人家打招呼,祝賀,寒暄,拍照,熱鬧非常,這種場面,對九二老人而言是十分疲累的。我有幸與羅公同席,正對面觀察他,老人家整晚微笑,看得出是發自內心的微笑。半場之後,怕他太累,問要不要提早離開返家休息,羅公忙答:「不累不累,挺好的挺好的。」

參透人生的羅公,早已不計較名利得失,樂天知命,隨遇而安,在人生如日中天之際,經歷沉重打擊,也能處變不驚,沉着應付過去。在身體健康備受各種病魔侵襲時,也有幸能處理得當,力挺過來,好好的活着。還是那句老話:活着就是勝利!

蘋果日報二O一二年三月四日)

金庸、梁羽生

也說金庸和梁羽生
夏智定

金庸和梁羽生,都是我們《大公報》的同仁,金庸(查良鏞),在一九四八年入香港《大公報》翻譯課,梁羽生(陳文統),在一九四九年進入香港《大公報》副刊課。作為前輩,我們後來的報社同事們都很尊敬他們。金庸的杭州口音頗重,因古文根底深湛,為文流暢明麗。他調入《大公報》另一家分報《新晚報》副刊課做編輯後不久,即與同一辦公室且同一桌的梁羽生合撰武俠小說了。不久,一發而不可收,兩人都成了香港武俠小說界的「梁大俠」和「金大俠」而名馳港九了。

金庸年青時風度翩然,五十年代中期,他曾拚命追求過當時的影界名花夏夢,據說苦戀不成,後來兩人約聚長談後,金庸便結束了對夏夢的追求。作為香港作家聯會會員,我也常常在作聯的聚宴上見到金庸。金庸向來就是一個性情中人,記得前總理趙紫陽病逝後,金庸在香港電視臺上公開放聲大哭,並淌著熱淚說「趙紫陽是個好人呀!」一個近八旬老人而如此真情流露,洵為難得。

梁羽生一向低調,但在報社內聲譽很大,上下敬慕。我最後一次見到他時為二零零三年年初,他自悉尼返港順便一探報社同仁,握手時,我們都叫他「陳公」。梁羽生的對聯造詣很深,精通平仄律仗,為同事們嘆服。

如今,梁羽生已仙逝,金庸也垂垂老矣,但二人在香港武俠小說領域的發展史上,功不可沒。當然,魯迅曾說過,武俠小說在文學史上的地位並不高,但在五十年代英殖民統治下的香港,卻起到了具某種文化認同的愛國主義作用。


一九九七年一月,筆者在香港回歸詩詞大獎領獎台前與金庸合影。


金庸曾追求過的夏夢(右起第三位),右起第二位為大公報社長費彝民,右起第一位為林黛,左起第一位為費彝民夫人。(馬吉按:據網友提供資料,右一該為韋偉。)


六十年代中期一相:左起第二位為梁羽生,第三位為名作家葉靈鳳之長女葉中敏、第四位為大公報總編輯李俠文。

夏智新浪博客二O一一年二月十日)

自金庸的兩張五十年代軼照談起
夏智定

筆者撰寫的《文海掬貝錄》第二十二章中,曾述金庸和梁羽生在港創作武俠小說的起始等。日前,又在篋藏中忽然翻出了兩張金庸在五十年代初所攝之相,這是很珍貴的二張軼照,估計金庸本人也已淡忘當時情景了。

五十年代初,在香港大公報翻譯課任翻譯的金庸,也參加了報社內部人員組織的籃球隊。大公報的籃球隊,驍勇善戰,在舊中國的籃球界中叱吒風雲,甚至令當時目中無人的美國駐華海軍籃球隊也為之慘敗,頓令中國人揚眉吐氣,此事,曾轟動了一九四七年的整個上海灘。

香港大公報籃球隊,也同樣名震遐邇,在港為扛鼎之隊。金庸因身材高瘦且靈活,故與副刊課的主任陳凡同為隊中主力人物,兩人穿插遊移場中,每發必中而贏得掌聲陣陣。

圖一所見第二排左第二位即金庸。金庸左邊即陳凡。前排右二為名記者潘際烱。後排右二為梁厚甫,後移居美國並成了著名的國際時事評論撰寫人。

另一張則是金庸與報社副刊課、翻譯課諸同事合影。第二排左起第二位即金庸。據說因金庸之父在肅反中被錯誤定性為惡霸地主,後被海寧地方政府執行槍決,故而不久金庸即離開了大公報而自立門戶另闢《明報》去矣。當然,這是後話了。


圖一、香港大公報籃球隊人員合影。後排左二即金庸。金庸左邊即陳凡。前排右二為名記者潘際烱。後排右二為梁厚甫。


圖二、第二排左起第二位即金庸。

夏智新浪博客二O一一年三月四日)

2012年9月8日 星期六

懷念香港《開卷》

懷念香港《開卷》
韋泱


閒翻舊刊,看到一冊《開卷》,打開目錄頁,在左邊封二上,一行黑體字赫然入目:「《開卷》月刊停刊啓事」,開端即是「本刊自1978年底創刊至今,共出版了24期,維持達兩年多,近因銷數不夠理想,成本日益增加,虧損良多,難以支撐,故決定停刊。」當看到此「啓事」的落款日期為「1980年12月」時,我心頭一沉:香港《開卷》謝幕已三十多年矣。

本來,我偏愛民國版老期刊,一冊僅有三十多年刊齡的雜誌,還不足以引起我過多關注。但香港《開卷》卻不然。它1978年11月,創刊於被稱為「文化沙漠」的彈丸之地香港,比內地名刊《讀書》的創辦還早五個月呢,實屬不易。創刊號上的封面畫是法拉捷達的《蜘蛛人》,他在美國是家喻戶曉的書籍封面與插圖畫家。我將這一摞全套的《開卷》,一冊冊重新流覽一過,真生出不少感慨。

香港《開卷》在《創刊詞》中開宗明義「《開卷》是一本圖書的雜誌,它的宗旨就是提倡讀書」,還說「《開卷》這個刊名,顧名思義,有『開卷有益』之意,我們希望它能對讀書界有益有利,樂趣無窮」。我想,所謂「有益有利」,就是有好處有作用啊!在結尾處充滿信心:「願不畏艱苦的園丁們,共同努力栽種,使沙漠變成蔥翠的園林,開出奇葩異果」。

香港《開卷》從創刊到1979年5月的第七期,為32開豎排右翻版式。第8期於1979年8月出刊,目錄頁上端有《編者的話》:「本刊經過兩個月的休整,又再次同讀者見面了。改版後的《開卷》,是大十六開本,定價減為三元(原五元),內容則更為結實。我們希望把這本月刊辦成讀書人愛看的雜誌,辦得更合大家心意和口味,這就是我們的願望。」改版後的《開卷》,開本大了,為橫排左翻式,刊名字體亦由原來的魏碑書法改為老宋體美術字。

香港《開卷》由開卷出版社出版,這其實是一家私營出版機構。主編李文健,筆名杜漸。關於他,倒是應該多寫兩句,他熟悉香港與內地的文壇與讀書界,除主編《開卷》外,他在80年代還主編過另一種讀書刊物《讀者良友》。杜漸1934年生於香港,畢業於廣州中山大學中文系。曾任香港《大公報》《新晚報》編輯,翻譯作品有《生與死》《底層的人們》《莎達的故事》,著有《當代世界文談》《亞非拉文學新潮》等,主編「明日世界文庫」,其中有他翻譯凡爾納《隱身人魔》等五種。尤其是他寫的書話集《書海夜航》,書中「大多是介紹外國的文學作家的作品的」,1980年由北京三聯書店出版,印數高達九萬冊,在內地與香港引起不小反響。以後又出版了二集。唐弢先生說他「很有清淡娓娓,言之有物的妙處,顯示了一個書話作者的深厚的功力」。杜漸自己說過:「我喜歡書,簡直是嗜書若狂。業餘唯一的嗜好,就是逛書店,口袋裡一有點兒閒錢,就花在買書上面。每天晚上,坐在向海的窗口的書桌旁,翻閱喜愛的書籍,怡然自得,以為是一種最高的享受,往往看到深夜兩三點,也不覺疲倦。每逢買到了一本嚮往已久的書,會樂得手舞足蹈,例如買到《一千零一夜》十六卷全譯本,樂得一夜都睡不着覺。」所以,香港讀者稱他為「書癡」。據說,他晚年移居加拿大,漸離文壇。

再說香港《開卷》。其辦刊品質始終保持高端,優秀且穩定,富有讀書專業特色。它最重要的欄目如「作家訪問」、「作家研究」,先後介紹、評述了一大批內地作家、詩人。香港老作家劉以鬯曾在《明報月刊》寫過《記趙清閣》一文,他把《再記趙清閣》交香港《開卷》,作為創刊號的頭條,以「特稿」形式刊出。在這期「作家訪問」欄中,有《詩人卞之琳談詩與翻譯》。之後,還推出了姚雪垠、艾青、茹志鵑、端木蕻良、蕭軍、丁玲、蕭乾、巴金、臧克家、秦牧、陳登科等專訪。那個年代,內地文壇還剛剛在復蘇中,許多老作家像出土文物一樣(有的還沒有平反呢),開始被年青一代所知曉,《開卷》率先向香港及內地讀者有計劃地介紹這些長期被湮沒遮罩的三四十年代老作家,不能不說編者具有超前的眼光與膽識。香港《開卷》另一特點是,大量介紹在內地還沒有完全開禁的外國文學作品,真正體現了「讀書無禁區」。創刊號上有杜漸寫的《馬爾茲和他的〈警官〉》,以及《〈十日談〉是色情文學嗎?》《關於紀伯倫的小說、詩與畫》等。又在「世界文訊」欄目中,集中介紹世界各國的出版動態與資訊。這當然與作為翻譯家的杜漸熟悉世界文壇不無關係。他還親自主持「購書小貼士」欄目,介紹大陸、港臺等地出版的中文讀物。所以說,香港《開卷》是一本內容新穎、出版資訊豐富的讀書刊物。香港作家如黃俊東、小思、許定銘、原甸等,內地作家王辛笛、黃苗子、方平、豐一吟、姜德明等,都為香港《開卷》奉獻過佳作美文。可以說,香港《開卷》是連接香港與內地文學及出版界的紐帶和橋樑,亦是兩地瞭望世界出版業資訊的一扇視窗。

可惜的是,香港《開卷》壽命過於短暫了。它的停刊,使香港與內地愛書人悵然若失,時常懷念。所幸新世紀伊始,2000年4月,內地以《開卷》為刊名的讀書雜誌創刊於南京,十年來聲譽遠播海內外。雖然它只是一份民間讀書小刊,卻贏得了讀書人青睞。鑒此,我的書友毛東初把在舊書攤淘到的一冊香港《開卷》創刊號,寄贈南京《開卷》編輯部,期望薪火相傳,其情可感。我亦是從本地舊書店花了多年時間,才陸續配齊整套香港《開卷》。也許與此刊有緣,創刊號竟淘得複本,遂轉贈一冊給東初兄,以留存我倆對香港《開卷》共有的那份溫情。在當下讀書漸成奢侈的年代,此可謂書林佳話也。



文匯讀書周報二O一一年五月六日)

徐訏的《七藝》

徐訏的《七藝》
許定銘

小說家徐訏(一九O八至一九八O)一九五O來港,至一九八O年逝世,居港三十年著述頗豐,出單行本數十種,但,由他主編的期刊卻不多,《幽默》、《論語》、《筆端》和《七藝》不單少人提及,而且都像流星,轉瞬即逝。《七藝》月刊創辦于一九七六年十一月,據手邊資料,如今大家見到一九七七年二月號的第四期,就是它的終刊號。

《七藝》是大三十二開本,每期有一六O頁,像單行本。徐是主編,實際執行編輯工作的是翁靈文和林曼叔。徐是一九四O年代成名的浪漫主義作家,文壇地位崇高,《七藝》創刊,支持者甚眾,創刊號即有司馬長風、劉紹銘、黃思騁、陳香梅、成仲恩、林太乙……等人供稿,而徐自己,也寫了《看戲》和《屬於夜》兩篇。

《七藝》不是本純文學期刊,縱觀僅有的四期,我們可以看到主持者的心意向︰繪畫、戲劇、電影、翻譯、攝影、文藝和評論多方面發展,每期的封面及內頁刊繪畫、木刻及油畫甚多,並着意推介新藝術家,用意在營造一份高水平的「藝術品」。《七藝》由文華出版社出版,據說編輯部即設於文華印刷公司內,後台老板是公司東主黃泠,經濟上應該無問題,可惜徐應巴黎大學之邀,前往講學半年,無暇兼顧,《七藝》遂匆匆停刊。

大公報二O一二年六月二十日)

2012年9月3日 星期一

雷聲與蟬鳴

雷聲與蟬鳴
Polly Ho


《雷聲與蟬鳴》是梁秉鈞的第一本詩集,此書細分七個部份:未昇、突發性演出、香港、澳門、廣州/肇慶、臺灣、浮苔。細心一看,你可以從這本詩集看到梁秉鈞後期的發展脈絡,包括城市研究﹑文化研究﹑食物詩的延伸。

復刻版於二零零九年由文化工房出版,袁兆昌找來詩集同齡人一起重新創造,江康泉(江記)和智海是書本的幀裝設計師,智海又是繪圖師。復刻版選用較為昂貴的瑞典紙,江記直言喜歡這紙前後不一的觸感,半透明的瑞典紙可以看到背面未完的詩句,柔軟的瑞典紙正好適合習慣一手捲起書皮閱讀的讀者,江記說:「薄薄的紙有點像蟬翼呢。」智海的一幅手描畫被切割成六份,成為此書的插圖,他認為雷聲是來自天上的雷神,後來他在畫上加添了一個可以呼風喚兩雨的雷神。從紙張選取到繪圖,當中的心思是顯而易見。袁兆昌坦言特種紙張加上亮麗的黑色書邊令成本提高了不少,他笑說有朋友說這是文化工房出版以來最漂亮的一本書。



新出復刻版原來並非指板畫設計,相反,原版的《雷聲與蟬鳴》的封面設計才是板畫,抽(操)刀者是板畫藝術家劉掬色(原名劉佩儀),新舊版同場展示,舊版看上並不古老,它依然是落落大方。


三十年前寫下的詩句,今天再讀,仍然有時代感。辟(譬)如其中一首名為《信》的詩,詩人在趕稿的時候桌面上放著一封「你」的來信:

有時有人喚出我的名字
我還在這裡
低頭工作
偶然想想你的來信
偶然站起來
給自己再倒一杯咖啡

江記說得很傳神:「這情況就像現在我們一邊工作一邊開MSN聊天。」梁秉鈞說再讀當年的詩,一些當年的事或感受未必清楚記得,但若然寫成詩句,再讀又會重拾舊記憶。



在場的杜家祁說她教新詩一定教這兩首詩,其一是《青晨》,其二是《聽歌》。《青晨》的妙處在這個「青」字,在熱咖啡和烤麵包的餐桌上找夢,找到的是淡綠的重影。

熱咖啡和烤麵包
還有我的夢呢
在暗涼淡綠的重影中
咖啡壺兀自在一角蒸氣發熱

《聽歌》是一首長詩,情節像電影剪接過的片段,當天我們很不浪漫地每人讀一小節,把它完成。

《雷聲與蟬鳴》,如杜家祁所言,會在香港文學史上佔一席位,不論你手上擁有的是新版或是舊版,它的分量是一樣的重。


(photos by Paul Wan)

Kubrick Poetry二O一O年三月十七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