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3月15日 星期六

中共治下刀筆難展光芒 版畫家黃新波的局限與坎坷

中共治下刀筆難展光芒 版畫家黃新波的局限與坎坷
水橫舟

黃新波作品:《怒吼》

香港文化博物館近期舉辦了題為「深刻人間」的黃新波(1916-1980)藝術歷程展覽,展出這位已故左翼版畫家不同階段的作品,但對於黃新波的中共地下黨員身份,於四十年代在香港開展的秘密任務,就語焉不詳。他像當時眾多左傾的文化人一樣,天真地以為中共會帶領人民走向烏托邦,四九年回去大陸後,只能跟隨中共的指揮捧,創作迎合中共需求的作品,完全失去了原有的批判精神,即使如此,他在文革時亦難逃迫害,曾經深刻人間的刀和筆都無法再現光芒!


黃新波原名黃裕祥,廣東台山人。一九三三年由家鄉轉往上海升讀高中,先後在新亞學藝傳習所繪畫木刻系和上海美術專科學校進修,參加中國左翼作家聯盟、中國左翼美術家聯盟,並與劉峴組織未名木刻社,在魯迅指導下推動新興木刻運動。一九三五年他東渡日本留學,致力美術和文學創作。翌年回上海參與「全國第二回木刻流動展覽會」,出版第一本木刻作品集《路碑》。

左二為黃新波

他於一九三八年加入共產黨,輾轉到過桂林、香港、昆明等地工作。一九四六年,他奉黨命到香港親共的《華商報》任記者,並與一批左翼畫家發起「人間畫會」。他在香港的地下工作,公開的資料不多,另一位同是中共地下黨員,從大陸到香港的廣東左翼畫家譚雪生在回憶錄中有以下記載──

譚雪生夫婦

四七年到港後,「父親介紹我到深水埗一間中學教美術。黨組織派喬冠華親自來找我,單線聯繫,我當時也不知道他是誰,是陳明寫信來告訴我,說會有人到中學宿舍來找我。他晚上來找我的,瞭解我的情況和家庭,我就告訴他,我父親以前是友邦人壽保險公司,後來在永安人壽任職,他知道我父親在香港有些人事關係,認識司徒美堂。就叫我説明統戰。我和父親去看過司徒美堂,也向組織彙報。他們也知道我認識新波(通過在重慶認識的王崎去見新波),就叫我去參加人間畫會。

畫會是邵荃麟、夏衍等香港文委領導的周邊組織。我也不能講我已經入黨的事。後來組織上告訴新波,新波就叫我從工委(喬冠華領導的)轉過來到文委。喬還來找過我幾次,後來我轉到文委就沒有和喬聯繫了。但是我和工委還有些關係:組織上讓我做一個國民黨海軍馮某(因為他認識越南華僑李根祥,而李是我舊日同學)的統戰工作,他想離開海軍到香港商船工作,我就讓他不要離開海軍,後來他還是上了商船。我要去廣州之前,還把他的關係轉到別人哪里去繼續統戰。上海組織還要我幫來港買藥的人,我上課沒空,就讓姐夫洪哥帶著。組織上來香港辦事的人被安排在筲箕灣我家住,因為偏僻。有一次一來幾個人住在家裡,父親就問,我就跟組織上說,我父親對共產黨不是很好感的,組織上馬上就把這些人叫走了。

我那時的任務很雜,什麼都做。後來關山月到香港,我也招呼他,他知道我和新波和人間畫會的關係,所以對我很好,還有楊秋人,陽太陽在廣州都待不住,因為他們參加要「和平不要內戰」的遊行和支持學生,被國民黨懷疑威脅,所以他們都到香港來了。我又介紹了我的同學陳隆田,他參加過國民黨軍隊,也住在關山月他們住的文委。領導批評我警惕性不高,也不讓他參加人間畫會。陳後來到武昌藝專去了。

我父親覺察出我的政治傾向,跟我說,『你加入第三國際要慎重考慮,毛澤東是歧視排斥知識份子的。』我聽了很不以為然,因為我的黨員朋友都是知識份子,他們就沒有這些顧慮。何況我已經決定獻身革命,還怕什麼歧視排斥?就如當年母親責備我不應該背叛耶穌,我不屈服,我也不把父親的話當回事。現在回想父親的話,他從政出身,到退出第一屆民國政府,可能更懂得中國人的政治和黨派。但是因為他不喜歡共產黨,我和他沒有交流,我的活動和思想都不讓他知道。」

譚雪生和他的畫家太太徐堅白回到大陸後,同樣命運坎坷,那是又一個令人傷感的故事。譚雪生去年在美國逝世前,由女兒譚加東寫下他的口述回憶,收錄在譚加東早前在香港出版的新書《我的美術世界:私人記憶中的嶺南美術家》中,對中共上台前後如何利用和打擊文化人有頗細緻的描述。

回說黃新波在香港期間,創作了大批反映民間痴苦的作品,在他筆下,香港是腐敗不堪的資本主義殖民地,人民都生活在水深火熱中。對專制政權了解不深的黃新波當時並未體會到香港的自由可貴,懵然不知香港成就了他另一個藝術高峰,待他一九四九年回到大陸後,才領略到在中共治下,「自由不是多少的問題,而是有沒有的問題」!


五零年起,黃新波歷任廣東省美術工作室主任、中國美術家協會廣東分會主席、廣東省文聯副主席、廣東畫院院長。中國文聯第四屆全國委員會委員等要職。可是作品就淪為歌頌黨國偉光正的宣傳工具,即使在一九五七年反右期間,大批知識分子和文化人被迫害。他的美術界朋友如陽太陽、徐堅白、王道源、王益倫、羅展新、梁錫鴻、周大集、廖冰兄等都被打成右派,黃新波仍沒有反省過來,站穩官方場組織《反右漫畫展覽》及編製《反右漫畫集》。


到了六十年代初,大躍進等連串錯誤政策導致大饑荒和廣東人民逃港潮,身處廣州的黃新波對此應有深刻體會,然而他在這期間的作品,竟是有關香港人生活貧困,面臨制水之苦,意在勸止大陸人民不要逃往香港這個「人間地獄」。已變得順服的黃新波,在文革爆發後同樣難逃審查和批鬥,他因抗日期間曾在英國東南亞盟軍心理作戰部工作,被指為「帝國主義文化特務」,遭關進「牛棚」,其後又下放到三水農場勞改。至七一年因身體狀況欠佳而被安排返回廣州。

七二至七五年間,黃新波創作了《魯迅詩意》組畫九幅,看得出他經歷文革的慘痛教訓後,已對政治和人生有了較多的反思,希望重拾年青時的抗爭精神,尋找思想的出路,但此時他的精神和健康已受到嚴重摧殘,一九八零年三月,黃新波溘然長逝,終年六十四歲。

假如他能多活十多年,會否如他的畫家朋友廖冰兄一樣,敢於創作一些自我反思和反映社會黑暗面的作品?又假如他能活到今天,看到他一生痛恨的「舊社會」貪腐歪風在中國大地變本加厲,惡勢力盤根錯結,這位版畫大師不知有何感想?


2012/03

水橫舟二O一三年五月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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