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4月26日 星期日

不該被遺忘的「梅漂」

不該被遺忘的「梅漂」
許定銘


鄭樹森、黃繼持、盧瑋鑾三人合編的《香港新文學年表一九五O~一九六九》(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二OOO),是本非常重要的歷史文獻,它以表解的形式,詳列了一九五O及六O年代香港文壇上的大事,其中「出版」一項尤具實用價值。他們先選出有用的材料如:出版書籍、創刊雜誌、連載專欄等,先註明日期,然後簡述該出版物內容,舉些例子:

一九五一年六月
洛風小說《人渣》(某公館散記)出版。(「洛風」是嚴慶澍常用的筆名之一,很多人都知道,不必解說。這條史料還說明了《人渣》即是在報上連載時的《某公館散記》,而唯一的缺憾是沒標明出版社)。

一九五七年六月十七日
李雨生小說《太陽底下》開始在《新生晚報》連載,至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完結(連載開始至完結日期俱備,極方便研究者查閱)。

一九五七年十月二十八日
百劍堂主專欄《百劍堂雜筆》開始在《大公報》刊載(「百劍堂主」即陳凡,卻不是人盡皆知的)。

一九六一年一月一日
文藝雜誌《南洋文藝》創刊,由譚秀牧主編,主要作者:舒巷城、何達、羅隼、范劍、韓思莽、藝莎等,至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一日停刊。

《香港新文學年表》中這樣的條目有千多條,方便查閱以外,還為準備撰寫香港文學史的學者提供了最便利的工具。條目中的人物和刊物,都是這二十年中較重要或受注目的。不過,也有些是名不見經傳,或需要解說,以免引起誤會的,如一九五O年代經常在《新生晚報》寫連載小說的「路易士」,就應該說明即是「李雨生」,而不是台灣詩人「紀弦」(當時紀弦也曾停留香港,並以舊筆名「路易士」發表詩作)。

至於《年表》中一些較少見的名字,像小雲、蒂克、任重、莫若英、李堅真、高龍芭……等只出現過一兩次的人物,只好讓專家去慢慢摸索。不過,我卻留意到「梅漂」這位出現多次,而我居然不知道是誰的作家。請大家先看他的條目:

一九五八年十月五日
梅漂小說《囡囡》開始在《新晚報》連載,至一九五九年二月六日完結。

一九五九年二月九日
梅漂小說《遲來的春天》開始在《新晚報》連載,至一九五九年八月十五日完結。

一九五九年八月十六日
梅漂小說《霧散了的時候》開始在《新晚報》連載,至一九五九年十月四日完結。

一九五九年十月五日
梅漂小說《秋雨春心》開始在《新晚報》連載,至一九六O年六月七日完結。

一九六O年六月八日
梅漂小說《霧裏情天》開始在《新晚報》連載,至一九六一年二月十三日完結。

一九六一年二月十六日
梅漂小說《高處不勝寒》開始在《新晚報》連載,至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完結。

一九六二年一月一日
梅漂小說《夜長人奈何》開始在《新晚報》連載,至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完結。

一九六三年一月一日
梅漂小說《螟蛉小姐》開始在《新晚報》連載,至一九六四年二月十一日完結。

一九六四年二月十四日
梅漂小說《南燕迷船》開始在《新晚報》連載,至一九六四年十月四日完結。

一九六四年十月五日
梅漂小說《苦果》開始在《新晚報》連載,至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完結。

一九六五年一月一日
梅漂小說《漩流》開始在《新晚報》連載,至一九六六年四月三十日完結。

一九六六年五月一日
梅漂小說《飛夢天涯》開始在《新晚報》連載,至一九六七年二月七日完結。

此人由一九五八到一九六七的九年間,從無間斷的為《新晚報》連載了十二個長篇小說,總字數應在一百五十萬字以上,奇怪的是這樣的一位作家,多年來沒人提及,既沒有消息知道是誰的化名,也不見這批小說出版單行本。這個疑團在我腦海裏盤旋多年而無法開解,最近終於忍不住,向與《新晚報》關係密切的前輩請教。終於知道「梅漂」是旅法本港名作家高潔的母親梁良伊(1925~1995),當時是報館的編輯,寫小說是個人的興趣,當事人極低調,不想揚名,默默地只讓「梅漂」隨歷史長河飄向遠方……。

後來前輩還告訴我:「梅漂」曾用另一筆名「一葉」,出版過雜記《西南千里行》(香港南粵出版社,一九七O)、《桂黔路上雜憶》(香港致誠出版社,一九七四)和散文集《花葉絮語》(香港海洋文藝社,一九七八)。


一九六O年代末,一葉回鄉探親之餘,順道遊覽了衡陽、柳州、貴陽、桂林……等多個我國西南方的城市,「瀏覽過不少名勝古蹟,接觸過各種人,目睹過很多新鮮事物」,回來後寫成了這本十多萬字,圖文並茂的《西南千里行》,這對於當年還沒有機會回國觀光的香港讀者來說,無疑是一份恩物。到西南各地遊覧,在一葉來說,那是「重遊」。「重遊」與初經西南是兩種完全不同的心境與景物,此所以一葉在《西南千里行》後,又動筆寫了《桂黔路上雜憶》,所記是一九四O年代途經這些城市時所見的悲情,兩本書並讀,互相印證,當可感受到二十年間,這些城市中世事的滄桑。

一葉或者梅漂,不僅是小說家,閑時還寫抒情式散文,都收進《花葉絮語》裏,她在後記中說自己是鄉下人,對花葉格外眷愛,常在花間葉畔執筆,對花葉有濃厚的情感,其實,她筆下流露的,何止花葉之愛,河山大川、人情之愛,也自她筆下涓涓流出……。

──2012年8月

刊於《大公報‧文學》

2015年4月25日 星期六

詩作、翻譯中游走──專訪黃燦然

詩作、翻譯中游走──專訪黃燦然
李浩榮


【編按:黃燦然是香港詩人、翻譯家。近年提早從《大公報》國際新聞翻譯員之職退下,遷居深圳,潛心創作。對這位矢志文學翻譯與創作的詩人,本版派出特約記者作一次深入的專訪。】

問:最近您翻譯約瑟夫‧布羅茨基的《小於一》在內地出版,銷量火紅,可以談談那本譯作嗎?下一本會翻譯什麼?

黃燦然(下稱「黃」):約瑟夫‧布羅茨基名氣大,在內地影響也大,但過去沒有充分翻譯過來,所以最近《小於一》甫出版,便引起轟動,銷量甚佳,已經印了五萬多冊,打入內地好幾個好書榜。《小於一》是一本評論集,十八篇文章,原版五百多頁,中文版四百多頁。以前零零星星地有人翻譯過,這是首次全譯,由一個譯者負責,風格會比較統一。最初怕沒有銷路,只印了三四千冊,一推出即斷貨,至今已是第六、七刷。現在內地高級文化的書籍,銷量顯著提高,我發現新興的中產階級相當有品味,他們買得起書,又愛看書。像我深圳住的那棟房子,周鄰都是相熟的朋友,中產階級小社區,他們的談吐舉止均斯文得體。他們的品味比詩界的人還要好,很多號稱寫詩的人,都不讀書的,談吐無聊至極。翻譯《小於一》時,我同時向出版社推薦希尼的Finders Keepers,中文書名暫定為《希尼三十年詩選》。

問:曾經聽您講過,您的翻譯觀跟傅雷很接近,但方法有別,可以闡述一下嗎?

黃:讀傅雷的任何譯本,像「巴爾扎克」系列,你會發現他的節奏緩慢,根本無法快讀,要很用心,跟讀一般的流行小說不同。傅雷講究用字,不贊成太淺白的白話文,反對官腔,時或以僻字、方言入文,文字結實不虛。儘管他也用上不少成語,我不太贊成,但還過得去。在好的翻譯家手裏,沒有什麼會是壞的。至於我呢,如果那一個句子可以,我會盡量直接移植過來。最近有位編輯跟我講,不同意我的直譯觀,說我自己這樣子弄可以,但不要提倡。我說那可不是我責任,像有人提倡意譯一樣嘛。我不是不講究文字,但一般的直述句,我傾向直譯,讓它變得複雜。如果句子真的長得無法移植過來,那只好把它重組打碎,把最難的稍為淡化。我可以寫出一句百多字的句子來,但可能連自己都讀不來,只要我自己可以接受,我便直譯。我相信讀者比譯者聰明,既然我自己讀得懂,那麼讀者就一定能懂。你總不能把讀者想像成一個白癡,那是不負責任。太難的地方,我把它簡單化;淺白的地方,我盡量一字一句移植,增加一點難度,那就取得一個平衡。有的譯者提倡「好的中文」,其實他們的中文一點都不好。簡單的地方,他們用成語來代替,複雜的地方,他們卻譯得非常歐化,根本不通,風格上形成了很大的落差。

我的靈魂

問:詩集《我的靈魂》中,您的詩歌很多都是四行詩節、五行詩節等等,格式化的處理是押韻等的需要嗎?

黃:在寫第一節的時候,詩可能會自然成段,那就一生二、二生三,經常會這樣。有時候寫自由詩,不單是句末押韻,也可在句中押韻,譬如第一行的結尾與第二行的句中押韻。古詩都是句末押韻,而我們現在可在句中押。押韻可以是無意識的,跟隨語感,隔一兩行不知不覺間押韻。另一種是有意識的,盡可能地去押韻,但也不勉強。如果我想在那押一個韻,但真的無法做到,便放棄算了,不要那麼執着。為了押韻,會隨時改動內容,背後的一個條件,是要改得比原來的好。可能長話短說、壓縮、或刪減。如果沒有形式限制,原來可以刪掉的內容便都保留下來,其實是在積藏糟粕。

問:您對巴赫等人的古典音樂非常熱愛,那是否影響到您詩歌中的音樂性處理呢?

黃:我現在也會採用「讓散文來反對散文」,一般詩的形式已經無法容納音樂了,我乾脆不用詩的形式,而用上很長的、散文式的句子,那其實有着很強的音樂感。一般的詩雖然押韻,但在我眼中,還是散文,包括自己的詩,所以我想寫一種更具音樂感的詩。聽交響樂,有時候你很想把一種很特別的音樂拿出來,但現有詩的形式很難做到。聽古典音樂的人,有兩種傾向:初聽者,喜歡輕快的,到了慢板,會很不耐煩;另一種聽慣了慢板的,到了聽輕快的樂章時,也會很不耐煩。讀詩也類似,一般的讀者讀節奏平緩的詩歌,會較容易接受,但突然讀到一首節奏很慢的,也許會覺得不耐煩。然而,當你讀過大量詩歌以後,會發現節奏正常的,喜愛,但只有慢板的那首,特別鍾愛。這需要靠氣氛的烘托,細節的經營,主旋律才可以出來。《斜陽下》我寫給多多的,詩本身包含着一種深沉雄厚的音樂在裏面,很慢的,需要耐性,慢慢鋪排。詩一開始,我只寫自己行山見到的景物,最後才提一下多多,其餘皆是點綴。我自己很喜歡這首詩,個別幾位朋友也很喜歡。

問:如果要您選二十世紀最偉大的詩人,您會選哪一位?

黃:我會選葉慈。相比艾略特,葉慈的詩藝更高一籌。葉慈的詩歌,語言極為精煉,寫得很玄,愈深挖下去,愈覺得奧妙無窮。「大詩人」中也有等級之分的,像杜甫,等級最高,韓愈、蘇東坡都比不上他。葉慈作品的多樣性、複雜性,皆比艾略特豐富,整體氣派勝於艾略特。艾略特屬於革新者,葉慈是英詩傳統的集大成者。革新者或發明家不一定成最偉大的,像電腦界,比爾‧蓋茲才最了不起。但另一方面,葉慈寫的詩評,見解也許更高明,但在系統論述方面,便不如艾略特的了。這說明一個問題,詩評寫得好的人,詩歌也一定寫得好,無庸置疑的。未有二流的詩人能寫出一流的詩論,三流的就更不消說了。然而,這不表示最偉大的詩人可以寫出偉大的詩評。恰恰相反,他們都把理論融入進詩歌中去了,密不可分。

問:內地詩人中,您特別推崇多多,可以講一下你們的交往嗎?

黃:上世紀八十年代,多多開始寫詩,出手已然不俗。他為人孤僻,高傲,脾氣暴躁,但天真如小孩,是中國少見的天才型詩人。一九八九年,他碰到一個機會,出國朗誦詩歌,好像是去倫敦。六四翌日,他立即就逃亡出去了。最早讀到多多的詩,想是八六、八七年,在朋友家裏,灕江出版社詩選系列,《行禮:詩三十八首》,很薄的一本,讀時頓覺驚歎。那時候我很喜欣賞狄蘭‧托馬斯,在節奏上,發現多多跟狄蘭‧托馬斯很像,也許多多有受他的影響。八九以後,我一直留意着多多,他在《今天》發表詩作,凡是有他的期數,我都必買。我的好朋友呂德安,福州詩人,知道我喜歡多多,有回他在紐約碰見多多,就把多多的地址抄給我。九二、九三年我們開始通信。九七年,我在編《聲音》詩刊的最後一期,那期主要是收錄多多過往在《今天》發表過的詩作,封面還弄了張他的個人照。那時我剛買了台電腦、打印機,就自己動手編輯,出了二十多本而已。其中給了凌越,他正要去海南島探望哥哥,順便帶了一本給《天涯》雜誌詩歌編輯。編輯讀完,嘖嘖稱奇。從八九到九八,多多流亡的十年,大陸全面商業化,文人下海,中國文化進入荒涼期。儘管這只是一層表象,我們同代的人仍默默地寫作,但大陸幾乎沒有人知道多多是誰了。知道和喜歡多多的詩人就那麼一兩個,其中一位是黑大春,北京詩人,我們當時在廣州見面,都在聊多多的詩,他是唯一能跟我談多多的朋友。九八年以後,中國當代詩歌研究肯定有一個非常明顯的轉折點,以前是沒有人提多多的。《天涯》雜誌九十年代有一個詩歌專欄,九八年那一期,編輯想辦一個多多的詩歌專輯,約我寫了篇評論文章——《多多:直取詩歌的核心》。一輯詩歌加上一篇評論,就像炸彈,影響很大。九七年,我去德國朗誦詩歌,特地飛去荷蘭探望多多。二OOO年,海外的高希均劉麗安夫婦,創立一個「安高(Anne Kao)詩歌獎」,獎勵中國詩人。我是第一屆的評委之一。那一屆我們評委決定把獎項頒給多多和張棗,所以我跟多多很有緣分。平常我們通電話,一聊便是兩個小時,那時電話費很貴,要幾百塊。現在,多多在海南大學當教授,半年教書,半年休假,很輕鬆的。

問:香港的詩人裏,您最欣賞哪幾位?上世紀九十年代,陳智德和劉偉成找您,為「青年詩人」編詩選,可以談談您的原則嗎?

黃:當我認真研讀香港詩人的作品以前,我已經有系統地讀過古今中外大家的作品,所以對香港詩人的作品,沒有太大的驚訝。但整體上,香港幾代詩人都在努力寫香港本土,使我印象特別深刻,這也是香港詩歌相異於台灣、大陸和其他華人漢語詩歌的獨特之處。至於我欣賞的香港詩人,都已編進《從本土出發:香港青年詩人十五家》、《香港新詩名篇》和《香港當代作家作品合集選──詩歌卷》。同代人的很難看出同代人的好處,所以同輩的我不會去比較,我會把眼光放在前人身上,那才能有更大的進步空間。至於編《從本土出發:香港青年詩人十五家》,完全是由作品的質素來決定,我那時候還不認識那批「青年詩人」。陳智德和劉偉成負責蒐集詩作,而我則作挑選。我可以告訴你,他們也是很公正的,甚至把我內地詩友的作品也蒐集過來,可以看出他們是以作品的質素來衡量,而非因人而論。

問:平常多看小說嗎?現在還有寫散文?

黃:現在我都不太讀小說,因為小說的語言跟詩歌比起來,實在太囉嗦了,而我追求的是一種簡約的語言風格。好像莫言得了諾貝爾文學獎以後,我也沒有特別去翻讀他的小說,以前讀過他的《紅高粱》,寫得還可以,但後來讀他的《酒國》,就完全讀不下去了。散文我最近也不太寫,因為一旦進入了寫詩的狀態,我就不想被其他的文體中斷那種很精粹的思維。散文畢竟需要依賴邏輯的鋪展,那是另一種的思維模式了。

問:這次您選來了三首詩歌,《桑丘睡眠頌》、《加謬說佛》和《女侍應》,可以跟讀者談談它們的創作過程嗎?

黃:《桑丘睡眠頌》與《加謬說佛》,是我看了英譯本後,改編過來的。第一步是翻譯,第二步是散文的剪貼。很多人在讀這些散文的時候,不知道自己在讀詩。所以,我說這不是創作詩,而是發現詩。《女侍應》這首詩的原型是我公司附近一家西餐廳的女侍應。顯然我遇過不少很好的女侍應,但這個女侍應引發我寫詩,表明她也許給我留下更深刻的印象。我後來因為那家餐廳第二次給我變質的牛扒而從此不再去,但是有一次在鰂魚涌地鐵站,我看見遠遠有人跟我打招呼──向我揮手微笑,走近覺得她很面熟,過後才想起她就是那位西餐廳女侍應。這首詩一方面說樣貌普通的女侍應,另一方面說漂亮女人,她們的微笑不溢出自身,大概是說她們只會在對自己有利的情況下才微笑,例如人家讚美她們,人家寵愛她們,或她們自戀地談起自己的漂亮之類。當然,一首詩之所以是詩,就是用散文一解釋,其豐富性就立減。我這個解釋也不例外。

(採訪及整理者是本版特約記者。)

黃燦然簡介

生於福建泉州,一九七八年移居香港,詩人、翻譯家,曾於香港《大公報》任職國際版翻譯工作。著有詩集《十年詩選》、《世界的隱喻》、《游泳池畔的冥想》、《奇迹集》;評論集《必要的角度》、《在兩大傳統的陰影下》;譯文集《見證與愉悅——當代外國作家文選》。並獲得第六屆及第九屆香港中文文學雙年獎評論組推薦獎、二O一一年華語文學傳媒大獎年度詩人獎。

(原刊明報二O一五年二月十四日,轉貼自《評台》二O一五年二月十六日)

2015年4月13日 星期一

組文社的青葱歲月

組文社的青葱歲月
許定銘

一九六O年代初,當香港大部分青少年都沉醉於歐美的流行音樂,熱衷於組織樂隊的同時,有一群青少年,卻把他們課餘的青葱歲月獻給文學寫作。他們喜愛文學作品,閱讀之餘更大膽嘗試創作,繼而組織文社,互相交流閱讀和寫作心得,甚至出版社刊、舉辦文學講座和研討會,在當時被稱為「文化沙漠」的香港,確實掀起過一陣旋風,翻起了不小的浪濤。

香港的文社熱,最蓬勃的時期是一九六三至六八年間。一些文社的過來人粗略統計過,當時活躍的文社超過二百家,文友逾千,出版的社刊在百種以上。組織成員大部分是中學生,還有少部分則是大專生和在業青年。

青少年組織文社有三項主要目的:一是互相鼓勵,努力寫作投稿;二是出版社刊;三是舉辦文學講座和開研討會。

一些較大、組織完善的大文社,像阡陌、同學文集、風雨、晨風、芷蘭、藍馬……,以至後來的聯合組織「文社綫」等,都有這些活動,而且都辦得相當不錯。報刊型的《阡陌》、《風雨藝林》、《晨風藝圃》、《藍馬季》,單行本文集的《綠夢》、《荒原喬木》《戮象》等,都是至今幾十年來難以忘懷的。

我是一九六二年開始學習寫作的,適逢其會趕上這一次洪濤,先與校內同學組織了「芷蘭文藝社」,後又邀約了原先已加入其他文社中,文風及興趣接近的文友,組織聯合陣營的「藍馬現代文學社」。芷蘭的社刊和其他大部分文社的一樣,最先都是出蠟紙油印本的,好像出了三期才轉為鉛印八開報型版,也是只出三期。「藍馬」組織之始,目的就是要出單行本。龍人、白勺、卡門、羈魂、易牧、許定銘和蘆葦七人的組合,在成立藍馬現代文學社後幾個月,即於一九六四年十月出版了合集《戮象》。後來擴大組織,在一九六五至六六年間,出版了三期純文學創作的期刊《藍馬季》。

一般文社的社刊,多是先出油印,後出鉛印的。一九五O年代出社刊的文社較少,他們多以一群文友合出單行本為主,如《靜靜的流水》、《沙漠的綠洲》、《棠棣》、《向日葵》、《擷星》等。近來有人愛討論:

哪份是一九六O年代最早出版的文社鉛印社刊?

曾参與其事的一位資深文友認為出版於一九六五年六月的《金線》應是老大哥。

其實不然!

一九六O年代初的《中國學生周報》有通訊員組織,組員多為中學及大專學生,目的為該報提供校內消息及推動發行網絡。此中的「學術組」曾有文社組織,叫「阡陌文社」。「阡陌文社」是何時成立的?寫這篇稿件時,我正旅遊在外,手邊並無正確資料,不敢亂說。西西、羊城和馬覺好像都是社友,他們應該比我更清楚。

但我如今還有本他們於一九六三年一月編輯出版的單行本《綠夢》,說是文社成立三年後的果實;另有半份「阡陌文社」的社刊《阡陌》,那是一九六三年三月三十一日的第二十九及三十期合刊。若以它作月刊推算,則《阡陌》應創刊於一九六O年初,是文社成立時隨即出版的,比出版於一九六五年六月的《金線》早很多。

《阡陌》第29及30期合刊

但「阡陌文社」既是《中國學生周報》的內部組織,像其餘的《學生之家》和《學園》一樣,很可能會接受《中國學生周報》的資助,論者往往會不把它列入「由青少年學生自發組織及科款出版的刊物」內。

我用手邊的資料搜尋了一下,發現「由青少年學生自發組織及科款出版的鉛印刊物」中,較早的幾種應該是:

《風雨藝林》(1964年3月)
《晨風藝圃》(1964年3月)
《蒲公英》(1964年4月)
《芷蘭》(1965年5月)
《藍馬季》(1965年6月)
《金線》(1965年6月)

1964年4月創刊,古蒼梧主編

這個次序只據手邊資料列出,1964與1965之間差距較闊,當中可能有遺漏,留待他日補充,但前面的幾種應該相當準確。

《金線》是古蒼梧主持者,僅出一期即被校方查禁,如今非常罕見。

提出《金線》應是「由青少年學生自發組織及科款出版的鉛印刊物」第一種的那位資深文社人,曾參與以上社刊超過一半以上,說的時候,他只是隨便談談,並未翻查資料。不過,他何以會特別記掛《金線》?當然有他的理由!

《金線》由「現代文學讀書會」編印,這個「讀書會」約有十多人,都是中文大學某學院的學生,大抵志趣相投,組合一起,希望為讀書界做點事、盡點力。在創刊詞〈孝子,浪子,媒婆〉中,他們以「孝子」比喻「守傳統的株,待復興的兔」的「傳統派」;以「浪子」比喻自命為「失落的一代」的「異域派」;而「媒婆」則是玉成「異國通婚」的,從事評介及翻譯的學人。

很明顯,這份刊物是以全力推動學術為目的的。創刊號的重頭文章有藍山居(古蒼梧)的〈新詩沒有根嗎?〉、王誼的〈現代文學的趨勢與中國文壇〉、震鳴的〈十五年來的翻譯概況〉和柳煙橋的〈掌上雨〉讀後感,這樣一份純文學理論及評論的刊物,在當年的學生文壇上是絕無僅有的。但,最後的結果是刊物一出,即被校方查禁,創刊號亦即成了終刊號,難怪主事人忿忿不平,幾十年後寫回憶錄時,仍心有鬱悶,才會把《金線》誤以為是文社鉛印社刊的第一種。

何以一份純文學評論的學生刊物也被禁?實在耐人尋味!

第八期是風雨文社五周年特刊

至於排在榜首的《風雨藝林》,是風雨文社的社刊,八開的報型刊物,出至一九六八年四月的第八期止。風雨是當年辦得頗成功的文社,除了社刊,還辦過不少文學講座,日後最為人所知的社員是小說家柯振中。

這是晨風文社的社刊,右圖之右下角有「」字,此乃水禾田之少作。

水禾田設計封面的《晨風》

同列榜首的《晨風藝圃》,是晨風文藝社的社刊,最初的是八開報型,後來改成十六開雜誌型;到一九六七年二月的第五期又改成大三十二開的書型,並改名《晨風》;到一九六七年十月的第六期再改為四開紙的《藝之迴廊》止,前後共出六期。無論哪一册社刊,設計都相當出色,因為由第一期起,編輯者都是大名鼎鼎的水禾田,而至今還在香港文壇上馳騁的晨風社友,是近年主編《作家》和《百家》的黃仲鳴博士。

一九六八年以後,六O年代初組織文社的那群青少年人,大都完成了學業,投身社會各階層謀生去了。工作與文化無關的,那段青葱歲月的陳迹,很可能僅留在夢中,或沉澱到個人的潛意識裡,不知何年何月才會浮現;工作與文化有關的,很多都改了筆名,視青少年時的文社活動魯莽、幼稚,不願再談,只在酒酣耳熱之際,偶然談到昔日的傻徑,多打個哈哈來顧左右言他!

以上所談的是一九六O年代的文社事,而事實上,香港的文社活動,早一輩在一九五O年代也曾相當活躍,只是那一輩人中學生較少,多是大專生和文藝青年,生活迫人要及早謀生,一是沉寂得快,不再談文事;一是冒起迅速,成名早,便不屑以「文社」那樣的小圈子人自居,而蓄意自我遺忘了。

近年認識了幾位前輩文人,都是曾組文社的一九五O年代青年。老報人、攝影家及藏書家何源清告訴我,早在一九五三年初,他已與文友們成立了簡稱「文生社」的文生文學研究社,社員有崑南、唐文標、林夢影、梁秉華……等人,出過叫《文生快報》的油印社刊。崑南在香港馳騁文壇幾十年,參與的文學團體及刊物多不勝數,早年參加過文社一點不奇,倒是後來成名台灣及美國的唐文標,曾在香港參加過「文生社」,使我感到意外。

詩人柏雄語我,他一九五O年代曾參加過月華詩社和苑風文學研究社。從他提供出版於一九五八年的兩期《月華詩刊》知道,月華詩社最早的成員是:柏雄、草川、夕陽、波瀾、許家林、幻影和蘆荻七人,他們的寫詩活動一直延伸到一九六O年代中期。《月華詩刊》第二期居然有西西以筆名藍子發表的過百行長詩〈紅磚砌成的小屋〉,不知後來曾否收進她的單行本中?

月華詩刊(1958)

月華詩刊第二期

此中特別要提的是夕陽和幻影。

夕陽是一九五O年代活躍香港文壇的詩人,他不單經常向各報刊投稿,發表詩創作,還加入月華詩社和苑風文學研究社,牽頭組織擷星新詩社,成立麗虹出版社,出版朋友們的作品:《夕陽之歌》、《紅葉詩抄》、《擷星》和兩册「青年文叢」:《原野的呼喚》和《白花之歌》以外,還有一份單張形式的《新詩俱樂部》。

《新詩俱樂部》(正面)

《新詩俱樂部》(背面)

《新詩俱樂部》是一份A4大小的單張,第一期(沒有出版日期,估計是1958年的)報頭下有三重點:開拓新詩的道路、發表新詩的創作、報導詩人的消息,明確地表達了他們的方向與目的。正面是「香港新詩作者著作一覽」(上)(不知第二期是否有(下)?未見)和《詩人‧詩集‧通訊》欄。一覽表清楚地列出了一九五二至五八年所出版的詩集二十三種,作者、書名、出版社、日期及定價都很清楚,是一份難得的史料。以前知道崑南曾出過詩集《吻,創世紀的冠冕!》,但從未得見,這兒卻清楚地指出是詩朶出版社一九五六年出版的!

背面刊登的全是創作,收草川、夕陽、陳敏方、柏雄、紅葉、霜雲、于梵、陌上桑、四郎、蘆荻和蕭文等的詩各一首,大抵這就是當時俱樂部的會員吧!

借這些史料讓我觀賞的老詩人,還提供了一九五八年出版月華詩社的《月華詩刊》和「苑風文學研究社」出版的成立紀念刊,幹事裡都有夕陽的名字,並告訴我,這些組織和刊物的出版,都是夕陽全力推動的。如果要研究一九五O年代後期的香港青年文壇,「夕陽」是一個重要的切入點!

初出道時寫詩及散文,曾是月華詩社社友的幻影後來轉寫小說,辦太陽出版社,為自己及文友梓人、盧柏棠等出版作品,出版並主編《小說文藝》期刊。他自己則出過長短篇創作《世紀末的幽情》、《落日之歌》、《逝水東流》……等多種,後來放洋北美,任某跨國大企業的東方總裁,才無暇創作,最後出版的單行本是一九八六年的小說集《别時》。

在一九五八年出版成立紀念刊的「苑風文學研究社」,其成員李錦標、蔡浩泉、潘兆賢、徐柏雄、馬大可等,都是當年文壇上活躍的人物。此外,曾出版兩冊《靜靜的流水》、《棠棣》、《向日葵》、《沙漠的綠洲》、《詩朶》……等合集及期刊的年輕文人組合,也可合併於一九五O年代的文社內研究。

香港有些文化人很瞧不起「文社人」,認為那不過是少年時期的幼稚組織,對社會,對自己一點也起不到作用。對這個說法,我一向不認同,我一直都認為:成功不是一蹴而就的,少年時的經驗和基礎,對寫作有極大的助力。現在試舉出一些一九五O及六O年代的「文社人」,從半世紀的事後回顧,看看他們在香港文壇上的成就和推動力,就知道「文社人」其實不幼稚、不簡單!

從一九五O年代組織文社的,如:唐文標、崑南、黄俊東、馮兆榮、蔡炎培、蔡浩泉、夕陽、紅葉、柏雄、蘆荻、林蔭、幻影……。從一九六O年代開始組文社的,如:羊城、古蒼梧、也斯、黃國彬、尚木、馬覺、蘇賡哲、柯振中、黄仲鳴、水禾田、吳昊、吳萱人、潘耀明、葉積奇、邱立本、羈魂、路雅、陳浩泉……。對香港文化稍有認識的人都應該知道這些名字,而這些人都是在少年時代即組文社出發,在文壇上歷盡艱辛走過來的,而他們對香港文化的貢獻,也是有目共睹的!

──2015年1月
3月刊《明報月刊》

2015年4月5日 星期日

從《道南橋下》流過的情意結

從《道南橋下》流過的情意結
許定銘

驚喜


從地球的另一邊回來,過了十來天日夜顛倒、時差混亂、渾渾噩噩的日子,稍好,即約好友馬吉見面。他語我:有意外驚喜的東西給你。我們之間的交往,「意外驚喜」當與書有關,我想像力豐富:馬吉出書了!然而,見面時他給我的,不是他底巨著,是作者請他轉給我:陳文發的《作家的書房》(台北允晨文化,2014)和黎漢傑的《漁父》(香港石磬文化,2015);還有,令我真正驚喜的,是彭歌等的《道南橋下》(香港中外畫報社,1960)。

《道南橋下》有兩種:一是手上的這本,是「彭歌等」著的一九六O年港版,另一是一九七八年「彭歌」著的中央日報台版;前者是以彭歌所作〈道南橋下〉作書名的港台八人合著小說集,後者則是彭歌個人的小說集。

如今大家見到的這本《道南橋下》,是我少年時期開始接觸文學,學習寫作時讀過,印象比較深刻的書,不知何故丟失了。五十年來我一直關注香港舊書,可惜從未再見失去了的《道南橋下》。前些年我寫〈從《年表》到記侯榕生〉〈香港版舊書難求〉,慨歎香港文藝書的不被重視時,就談過這本書。到底是五十多年前的舊事了,印象相當模糊,只記得徐速的〈十誡〉,寫一個犯齊了十誡的男人去做告解的故事。

港版《道南橋下》有二三九頁,約十萬字,收:彭歌〈道南橋下〉、郭衣洞〈夾河〉、魏希文〈小鎮上〉、公孫嬿〈炮戰〉、郭良蕙〈異鄉人〉、趙滋蕃〈被埋葬的喜劇〉、徐速〈十誡〉和劉以鬯〈土橋頭〉等八篇。此中僅後面三人是香港作家,前面的五位,都是台灣作家,特別要提的,那位「郭衣洞」,即是後來享譽文壇的「柏楊」(1920~2008)。

香港的中外畫報社何以會出那麼一本港台合作的小說集呢?

話說台灣名人蘇錫文一九五O年代到香港辦中外畫報社,出期刊《中外畫報》,後來又出版文藝叢書《道南橋下》、《酒後》、《花落春猶在》、《十年》等,估計多是從《中外畫報》中抽出的單行本。蘇錫文從台灣來,又與本地文人相熟,自然產生了港台作者的混合體《道南橋下》。

《道南橋下》是裝幀精品

一本好書除了內容充實,還應注重裝幀藝術,才能使讀者愛不釋手,視如珍品。《道南橋下》的編者深明此理,故此,在八個短篇的前面,都加插了雙色精印的道林紙作扉頁,印上作品名稱及作者外,還請名家為該小說插圖。除了劉以鬯的〈土橋頭〉用本港高寶的插圖外,其餘的七組,都是廖未林的作品。

廖未林(1922~2011)是湖南人,早年在國立杭州藝術專科學校習藝,除了繪畫,還熱愛話劇、化妝、造型、書籍裝幀及攝影,一九四九年赴台後,終身從事藝術工作,曾多次獲獎。「1952-1974年間,是廖未林在台期間的創作巔峰,橫跨平面、立體多面向的美術裝飾藝術設計……2010年3月於國立歷史博物館辦理『廖未林88回顧展』,展出1950年以來廖未林設計的郵票、封面設計、插畫、花布設計、壓克力畫作近300幅。」(網上資料)

在網上搜尋廖未林時,見北投虹燁工作室網頁內有「藏書架【百卅二】設計藝術家廖未林88回顧展」版,收《道南橋下》插圖多幅,此中目錄頁前有八位作家的簽名頁,可惜我遍尋手上的《道南橋下》,未見此頁,亦找不到痕跡是否被撕去,又或者虹燁是從其他途徑收到?特意借用以供同好,盼虹燁工作室不見怪。

高寶是本港的插圖名家,一九五O及六O年代活躍於香港文化界,當時的報紙及書籍,很多都由她插圖,她繪的女士非常漂亮,本叢書中侯榕生的《酒後》(香港中外畫報社,1961)即由她插畫。

地方色彩極濃厚的〈土橋頭〉

八個短篇中,我特別喜歡地方色彩極濃厚的劉以鬯〈土橋頭〉,寫的是新加坡貧民烏九和蝦姑的戀愛悲劇:

烏九是土橋頭邊車館裡克勤克儉的年輕車夫,蝦姑是住在附近無業遊民賴亞豬的十六歲女兒,他們經常見面,互生情愫。賴亞豬酗酒嗜賭且百病叢生,欠下貴利佬大嘴林一大筆債,他要脅要蝦姑嫁過去填數,賴亞豬和蝦姑都不肯。烏九向車館寡婦老板娘扁啊借錢,希望可救蝦姑,卻給扁啊灌醉上床去了。蝦姑無意中看到,以為烏九變了心,一氣之下自投大嘴林家去……最後蝦姑浮屍河上,烏九渾渾噩噩的過日。

劉以鬯一九五O年代在新加坡住了好幾年,對當地的民生非常熟悉,一個這麼普通的戀愛悲劇該如何演繹,才能更吸引讀者?他用了順序的寫法,平淡而流暢地給我們叙述故事的發展之餘,還細意描述當地窮人的生活環境,採用大量的地方語加强色彩,不足一萬字的短篇,即採用了:頭家、則知鐳、五塊六、南天巴剎、老虎紙、打限房、小坡大坡……等十七個需要註釋的當地語詞,讀者們都感受到作者是在故意賣弄花巧,每讀到這些不明白的語詞時,都要翻到章節末端去看註釋,雖然頗覺厭煩,卻又欣然受落,此乃高手表演花巧的成功之處!

寫思想單純、無知識而熱誠的粗人烏九也相當出色:當烏九把積蓄塞進蝦姑手中時,她不敢接,他則張口結舌,不知該說甚麼,只好來一句「幹你老母」,原來烏九肚裡沒墨水,懂說的話語不多,無論喜悅時、憤慨時、怕羞時、得意時、佔了人家便宜時……,都會來一句「幹你老母」。

讀到此處,我拍腿叫好,想到很多時在街頭聽到勞苦大眾暢談時,個個句句互相「幹你老母」卻毫不為忤,樂此不疲,彷彿沒了這句口頭禪,就不會說話,無法交談。

一個作家在生活上觀察入微,然後把細節寫進小說中,是成功的要素,最能引起讀者的共鳴!

〈土橋頭〉一九五八年四月發表於《中外畫報》第二十二期,收編的《道南橋下》又絕版多時,本來難以得見,幸好近年又收編於短篇小說集《甘榜》(香港獲益,2010)中,有興趣的讀者不妨翻翻。

──2015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