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4月25日 星期六

詩作、翻譯中游走──專訪黃燦然

詩作、翻譯中游走──專訪黃燦然
李浩榮


【編按:黃燦然是香港詩人、翻譯家。近年提早從《大公報》國際新聞翻譯員之職退下,遷居深圳,潛心創作。對這位矢志文學翻譯與創作的詩人,本版派出特約記者作一次深入的專訪。】

問:最近您翻譯約瑟夫‧布羅茨基的《小於一》在內地出版,銷量火紅,可以談談那本譯作嗎?下一本會翻譯什麼?

黃燦然(下稱「黃」):約瑟夫‧布羅茨基名氣大,在內地影響也大,但過去沒有充分翻譯過來,所以最近《小於一》甫出版,便引起轟動,銷量甚佳,已經印了五萬多冊,打入內地好幾個好書榜。《小於一》是一本評論集,十八篇文章,原版五百多頁,中文版四百多頁。以前零零星星地有人翻譯過,這是首次全譯,由一個譯者負責,風格會比較統一。最初怕沒有銷路,只印了三四千冊,一推出即斷貨,至今已是第六、七刷。現在內地高級文化的書籍,銷量顯著提高,我發現新興的中產階級相當有品味,他們買得起書,又愛看書。像我深圳住的那棟房子,周鄰都是相熟的朋友,中產階級小社區,他們的談吐舉止均斯文得體。他們的品味比詩界的人還要好,很多號稱寫詩的人,都不讀書的,談吐無聊至極。翻譯《小於一》時,我同時向出版社推薦希尼的Finders Keepers,中文書名暫定為《希尼三十年詩選》。

問:曾經聽您講過,您的翻譯觀跟傅雷很接近,但方法有別,可以闡述一下嗎?

黃:讀傅雷的任何譯本,像「巴爾扎克」系列,你會發現他的節奏緩慢,根本無法快讀,要很用心,跟讀一般的流行小說不同。傅雷講究用字,不贊成太淺白的白話文,反對官腔,時或以僻字、方言入文,文字結實不虛。儘管他也用上不少成語,我不太贊成,但還過得去。在好的翻譯家手裏,沒有什麼會是壞的。至於我呢,如果那一個句子可以,我會盡量直接移植過來。最近有位編輯跟我講,不同意我的直譯觀,說我自己這樣子弄可以,但不要提倡。我說那可不是我責任,像有人提倡意譯一樣嘛。我不是不講究文字,但一般的直述句,我傾向直譯,讓它變得複雜。如果句子真的長得無法移植過來,那只好把它重組打碎,把最難的稍為淡化。我可以寫出一句百多字的句子來,但可能連自己都讀不來,只要我自己可以接受,我便直譯。我相信讀者比譯者聰明,既然我自己讀得懂,那麼讀者就一定能懂。你總不能把讀者想像成一個白癡,那是不負責任。太難的地方,我把它簡單化;淺白的地方,我盡量一字一句移植,增加一點難度,那就取得一個平衡。有的譯者提倡「好的中文」,其實他們的中文一點都不好。簡單的地方,他們用成語來代替,複雜的地方,他們卻譯得非常歐化,根本不通,風格上形成了很大的落差。

我的靈魂

問:詩集《我的靈魂》中,您的詩歌很多都是四行詩節、五行詩節等等,格式化的處理是押韻等的需要嗎?

黃:在寫第一節的時候,詩可能會自然成段,那就一生二、二生三,經常會這樣。有時候寫自由詩,不單是句末押韻,也可在句中押韻,譬如第一行的結尾與第二行的句中押韻。古詩都是句末押韻,而我們現在可在句中押。押韻可以是無意識的,跟隨語感,隔一兩行不知不覺間押韻。另一種是有意識的,盡可能地去押韻,但也不勉強。如果我想在那押一個韻,但真的無法做到,便放棄算了,不要那麼執着。為了押韻,會隨時改動內容,背後的一個條件,是要改得比原來的好。可能長話短說、壓縮、或刪減。如果沒有形式限制,原來可以刪掉的內容便都保留下來,其實是在積藏糟粕。

問:您對巴赫等人的古典音樂非常熱愛,那是否影響到您詩歌中的音樂性處理呢?

黃:我現在也會採用「讓散文來反對散文」,一般詩的形式已經無法容納音樂了,我乾脆不用詩的形式,而用上很長的、散文式的句子,那其實有着很強的音樂感。一般的詩雖然押韻,但在我眼中,還是散文,包括自己的詩,所以我想寫一種更具音樂感的詩。聽交響樂,有時候你很想把一種很特別的音樂拿出來,但現有詩的形式很難做到。聽古典音樂的人,有兩種傾向:初聽者,喜歡輕快的,到了慢板,會很不耐煩;另一種聽慣了慢板的,到了聽輕快的樂章時,也會很不耐煩。讀詩也類似,一般的讀者讀節奏平緩的詩歌,會較容易接受,但突然讀到一首節奏很慢的,也許會覺得不耐煩。然而,當你讀過大量詩歌以後,會發現節奏正常的,喜愛,但只有慢板的那首,特別鍾愛。這需要靠氣氛的烘托,細節的經營,主旋律才可以出來。《斜陽下》我寫給多多的,詩本身包含着一種深沉雄厚的音樂在裏面,很慢的,需要耐性,慢慢鋪排。詩一開始,我只寫自己行山見到的景物,最後才提一下多多,其餘皆是點綴。我自己很喜歡這首詩,個別幾位朋友也很喜歡。

問:如果要您選二十世紀最偉大的詩人,您會選哪一位?

黃:我會選葉慈。相比艾略特,葉慈的詩藝更高一籌。葉慈的詩歌,語言極為精煉,寫得很玄,愈深挖下去,愈覺得奧妙無窮。「大詩人」中也有等級之分的,像杜甫,等級最高,韓愈、蘇東坡都比不上他。葉慈作品的多樣性、複雜性,皆比艾略特豐富,整體氣派勝於艾略特。艾略特屬於革新者,葉慈是英詩傳統的集大成者。革新者或發明家不一定成最偉大的,像電腦界,比爾‧蓋茲才最了不起。但另一方面,葉慈寫的詩評,見解也許更高明,但在系統論述方面,便不如艾略特的了。這說明一個問題,詩評寫得好的人,詩歌也一定寫得好,無庸置疑的。未有二流的詩人能寫出一流的詩論,三流的就更不消說了。然而,這不表示最偉大的詩人可以寫出偉大的詩評。恰恰相反,他們都把理論融入進詩歌中去了,密不可分。

問:內地詩人中,您特別推崇多多,可以講一下你們的交往嗎?

黃:上世紀八十年代,多多開始寫詩,出手已然不俗。他為人孤僻,高傲,脾氣暴躁,但天真如小孩,是中國少見的天才型詩人。一九八九年,他碰到一個機會,出國朗誦詩歌,好像是去倫敦。六四翌日,他立即就逃亡出去了。最早讀到多多的詩,想是八六、八七年,在朋友家裏,灕江出版社詩選系列,《行禮:詩三十八首》,很薄的一本,讀時頓覺驚歎。那時候我很喜欣賞狄蘭‧托馬斯,在節奏上,發現多多跟狄蘭‧托馬斯很像,也許多多有受他的影響。八九以後,我一直留意着多多,他在《今天》發表詩作,凡是有他的期數,我都必買。我的好朋友呂德安,福州詩人,知道我喜歡多多,有回他在紐約碰見多多,就把多多的地址抄給我。九二、九三年我們開始通信。九七年,我在編《聲音》詩刊的最後一期,那期主要是收錄多多過往在《今天》發表過的詩作,封面還弄了張他的個人照。那時我剛買了台電腦、打印機,就自己動手編輯,出了二十多本而已。其中給了凌越,他正要去海南島探望哥哥,順便帶了一本給《天涯》雜誌詩歌編輯。編輯讀完,嘖嘖稱奇。從八九到九八,多多流亡的十年,大陸全面商業化,文人下海,中國文化進入荒涼期。儘管這只是一層表象,我們同代的人仍默默地寫作,但大陸幾乎沒有人知道多多是誰了。知道和喜歡多多的詩人就那麼一兩個,其中一位是黑大春,北京詩人,我們當時在廣州見面,都在聊多多的詩,他是唯一能跟我談多多的朋友。九八年以後,中國當代詩歌研究肯定有一個非常明顯的轉折點,以前是沒有人提多多的。《天涯》雜誌九十年代有一個詩歌專欄,九八年那一期,編輯想辦一個多多的詩歌專輯,約我寫了篇評論文章——《多多:直取詩歌的核心》。一輯詩歌加上一篇評論,就像炸彈,影響很大。九七年,我去德國朗誦詩歌,特地飛去荷蘭探望多多。二OOO年,海外的高希均劉麗安夫婦,創立一個「安高(Anne Kao)詩歌獎」,獎勵中國詩人。我是第一屆的評委之一。那一屆我們評委決定把獎項頒給多多和張棗,所以我跟多多很有緣分。平常我們通電話,一聊便是兩個小時,那時電話費很貴,要幾百塊。現在,多多在海南大學當教授,半年教書,半年休假,很輕鬆的。

問:香港的詩人裏,您最欣賞哪幾位?上世紀九十年代,陳智德和劉偉成找您,為「青年詩人」編詩選,可以談談您的原則嗎?

黃:當我認真研讀香港詩人的作品以前,我已經有系統地讀過古今中外大家的作品,所以對香港詩人的作品,沒有太大的驚訝。但整體上,香港幾代詩人都在努力寫香港本土,使我印象特別深刻,這也是香港詩歌相異於台灣、大陸和其他華人漢語詩歌的獨特之處。至於我欣賞的香港詩人,都已編進《從本土出發:香港青年詩人十五家》、《香港新詩名篇》和《香港當代作家作品合集選──詩歌卷》。同代人的很難看出同代人的好處,所以同輩的我不會去比較,我會把眼光放在前人身上,那才能有更大的進步空間。至於編《從本土出發:香港青年詩人十五家》,完全是由作品的質素來決定,我那時候還不認識那批「青年詩人」。陳智德和劉偉成負責蒐集詩作,而我則作挑選。我可以告訴你,他們也是很公正的,甚至把我內地詩友的作品也蒐集過來,可以看出他們是以作品的質素來衡量,而非因人而論。

問:平常多看小說嗎?現在還有寫散文?

黃:現在我都不太讀小說,因為小說的語言跟詩歌比起來,實在太囉嗦了,而我追求的是一種簡約的語言風格。好像莫言得了諾貝爾文學獎以後,我也沒有特別去翻讀他的小說,以前讀過他的《紅高粱》,寫得還可以,但後來讀他的《酒國》,就完全讀不下去了。散文我最近也不太寫,因為一旦進入了寫詩的狀態,我就不想被其他的文體中斷那種很精粹的思維。散文畢竟需要依賴邏輯的鋪展,那是另一種的思維模式了。

問:這次您選來了三首詩歌,《桑丘睡眠頌》、《加謬說佛》和《女侍應》,可以跟讀者談談它們的創作過程嗎?

黃:《桑丘睡眠頌》與《加謬說佛》,是我看了英譯本後,改編過來的。第一步是翻譯,第二步是散文的剪貼。很多人在讀這些散文的時候,不知道自己在讀詩。所以,我說這不是創作詩,而是發現詩。《女侍應》這首詩的原型是我公司附近一家西餐廳的女侍應。顯然我遇過不少很好的女侍應,但這個女侍應引發我寫詩,表明她也許給我留下更深刻的印象。我後來因為那家餐廳第二次給我變質的牛扒而從此不再去,但是有一次在鰂魚涌地鐵站,我看見遠遠有人跟我打招呼──向我揮手微笑,走近覺得她很面熟,過後才想起她就是那位西餐廳女侍應。這首詩一方面說樣貌普通的女侍應,另一方面說漂亮女人,她們的微笑不溢出自身,大概是說她們只會在對自己有利的情況下才微笑,例如人家讚美她們,人家寵愛她們,或她們自戀地談起自己的漂亮之類。當然,一首詩之所以是詩,就是用散文一解釋,其豐富性就立減。我這個解釋也不例外。

(採訪及整理者是本版特約記者。)

黃燦然簡介

生於福建泉州,一九七八年移居香港,詩人、翻譯家,曾於香港《大公報》任職國際版翻譯工作。著有詩集《十年詩選》、《世界的隱喻》、《游泳池畔的冥想》、《奇迹集》;評論集《必要的角度》、《在兩大傳統的陰影下》;譯文集《見證與愉悅——當代外國作家文選》。並獲得第六屆及第九屆香港中文文學雙年獎評論組推薦獎、二O一一年華語文學傳媒大獎年度詩人獎。

(原刊明報二O一五年二月十四日,轉貼自《評台》二O一五年二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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