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8月31日 星期一

周保松:歷盡苦澀的微笑


八月炎夏,陽光猛烈,在太和一家尋常咖啡店等候女兒放學的間隙,我展卷重讀《教我心醉教我心碎》。作者是關子尹先生,我的老師。每讀數頁,我便不得不放下,靜望街上熙來攘往的人群,以平復心中那份不忍。這是一本悼亡書,悼念關先生早逝的兒子翰貽。那一年,是1996,翰貽十五歲。

我並不認識翰貽,但我們那一輩中大哲學系同學,都知道翰貽,也關心翰貽。我永遠也忘不了,1995年在新亞書院人文館上關先生的康德課時,每每聽到腰間傳呼機的震動,關先生臉上掠過的憂色。我們當時沒人知道具體發生什麼,也不敢問,但人人心裡都暗暗祝禱,願翰貽能大步跨過。

翰貽走後,關先生整個生命一下子崩塌,用他自己的話,是「心毀不用」,數年間沒寫過任何哲學文章,反而用了極大精力去翻譯德國浪漫詩人呂克特的《亡兒悼歌》及其他有關詩作。最最觸動我的,是那首〈當此良夜〉:「我昨夜驚醒,那心坎中的悸動;當此良夜,是揮不去的傷痛,摧毀我心肝。我昨夜戰鬥,那人世間的苦難;當此良夜,鼓一己之餘勇,終無以抵擋。」

1997年,勞思光先生七十大壽,在台北陽明山開祝壽會議。勞先生是關先生的授業恩師,理應前往,但關先生傷痛未癒,託我代讀一篇半完成的文章〈說悲劇情懷:情感的先驗性與哲學的悲劇性〉。在文章中,關先生談及哲學最主要的功能,是善用理性去解人生之惑。而人作為一「與共存在」的存有,在茫茫人海中最為在乎的,是一己至親。當至親遭逢大難,就算自己如何看通看透,亦難以緩和親人的身心痛苦半分。「在這一如噩夢般的歷程中,我們往往發覺一切哲學理性都不奏效,而這就是哲學在生活裏最感到無力的時刻!」我仍然記得,當年在會議中唸到此處時,勞先生眼裏的痛惜。

去到2012年8月,我寫了一封電郵給關先生,邀請他和梁文道為博群大講堂做一場有關「死亡的意義」的對談,地點在新亞書院圓形廣場,時間是11月30日。關先生一口答應,並說「這是我面對這挑戰的時候了。」關先生知我。這確是學生的願望。沒有料到的是,勞思光先生10月21日在台北辭世。我和關先生,聯同哲學系其他師友數十人,同赴台北向勞先生道別。期間,我問關先生,講座之約還繼續嗎?關先生說,繼續。

十一月的香港,按常理,該是秋高氣爽。但很奇怪,講座那天從早上開始即陰晴不定,細雨時斷時續。去到下午兩點,雨竟停了。我鬆了口氣,決定如期舉行。去到四點,天色卻突然逆轉,以至滂沱大雨。關先生打電話來,問是否有應變計劃。那刻我正在車上,不知現場如何,遂只好說,我們先到新亞再看吧。待到新亞,我一下子呆了,整個廣場早已坐滿好幾百人,人人持着傘,在雨中,安靜等待,等待一場關於死亡的哲學對話。

講座開始前,我們請音樂系同學唱了一段布拉姆斯的「搖籃曲」,象徵生命的開始。沒料到關先生開場時,語帶哽咽告訴我們,這正是當年他每晚用德文為翰貽唱的催眠曲。關先生又說,這是他數十年教書生涯中,第一次這樣公開討論死亡,希望能超越一己傷痛,從哲學的觀點探討死亡的意義。


現在回想,當時的情景仍然歷歷:雨在下,關先生站在廣場中間,拿着濕透的講稿,以平穩的語調,一頁一頁討論生死;我和文道站在先生身後,全程輪流為他持傘;而在先生周圍,不同顏色的雨傘,一層一層向外擴散;有人在做筆記,有人在沉思,有人聽到感觸處眼中帶哀傷;待到天色漸暗,遠山隱去,水塔燈亮,思想在雨中跳動,點點滴滴灑落人心。

關先生當天旁徵博引,介紹了不少哲學家的死亡觀,包括西蒙狄波娃(Simone de Beauvoir)、雅斯培(Karl Jaspers)和烏納穆諾(Miguel de Unamuno)等,甚至從甲骨文和金文中去考究「死」字的最初意義。但究其根本,我認為有三點特別重要。第一,他借用海德格的說法,指出人是「朝向死亡的存在」,死亡必然到來卻又無法確定何時到來,是生命中恆存的「可能性」,因此如何在有限人生中活得完整和活得有意義,遂成個體無法規避的重要問題。就此而言,死既非生的反面,亦非生的終結,而是構成生本身不可或缺的要素。

第二,死亡不僅是自然和人文現象,更是社群現象,因為人並非孤零零活在人世,而總是與他者共存。因此,如何面對他人之死,尤其是至親的離去,遂是我們一生必須經受和學習之事。這種「學習」,不是外在的知性探索,而是事關我們最深的情感和最大的傷痛。如何走出死亡幽谷,是生命的學問,既要以理統情,亦要以情款情。

第三,即使生命中最重要的人的形軀已逝,卻不表示從此天人永隔,因為通過生者對死者的記憶和懷念,存歿兩方可以共享一個意義的世界,實現雅斯培所說的「跨越死亡的溝通」,達到更為純粹更加刻骨銘心的境界。就此而言,死者活在生者的念掛當中。生者不必刻意忘卻,也不必過度傷悲,因為只要情在思念在,對方便在。

講座結束後,關先生在臉書上說:「死亡問題是一永恆的奧秘,沒有人能三言兩語道盡其中真諦,相比之下,昨夜大家為這問題追索求解的精神,比任何『答案』都要珍貴。我最感榮幸的,是這種精神將成為這一代許多中大人的共同記憶。」確是如此。一個人何時死怎樣死,是命限,無法掌控;但人該如何面對死,卻考驗我們的智慧,值得我們努力探索。就此而言,未知死,焉知生。

許多年過去,我相信,我仍然會記得,那一夜,我們在風雨中直面生死;那一夜,我曾為先生持傘;那一夜,我見到先生歷盡苦澀的一縷微笑。

原載《明報周刊》第2440期。插圖:區華欣

(周保松臉書二O一五年八月十六日:https://www.facebook.com/notes/1106215562740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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