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2月31日 星期日

馮珍今專訪陸離

結緣《周報》性情真,巧遇「圖靈」竟再生──專訪陸離(二之一)

「因為不懂,更加高山仰止。」──遇上圖靈,令她重生!


陸離一頭栽進了「圖靈國」,從此,一切都不同了。圖片:受訪者提供

緣起不滅有前因

六十年代中期,我還是個中學生,陸離當年正是《中國學生周報》的編輯。

記憶所及,《周報》逢周五出版,但九龍城的報攤,周四便開始發售。我正好在九龍城上學,每逢周四,放學後,便跑到報攤前守候,手上捏着一個五毛錢的硬幣,熱切企盼着《周報》的出現。

因為陸離,我愛上杜魯福、迷上花生漫畫,還有莫札特。


花生漫畫小輯

古蒼梧說陸離是「痴心欣賞家」──對於她痴迷的人和事,她竭盡心力,熱情推介。

例如畢春芳、戚雅仙主演的上海越劇、黃子華早期的「棟篤笑」,陸離無不多方推介,甚至自掏腰包,買票請相熟的朋友觀看。她的熱忱,完全令人沒法抗拒。

「喜歡便喜歡,不要問為什麼。我全憑直覺去喜歡,很難解釋。」這就是陸離!

認識陸離已多年,見面的次數並不多。

這次約她做專訪,她雖然一口答應,但堅持要在電話詳談。

陸離出名怕見人,如今還自稱「宅姥」,我只好「從善如流」。

結果,我們連續談了多個晚上,每晚談到凌晨。雖然大病初癒,她卻愈談愈精神,而且中氣十足,說起話來,浩浩乎如長江大河,而且支流甚多,愈飄愈遠⋯⋯

在第一晚,她先說出她的感受——「我覺得我以前『一事無成』!」

甚麼?我嚇了一跳⋯⋯她為我們推介了最好的東西,怎能說一事無成!

且聽她道來:「以前在《周報》,在《文林》,無論是杜魯福,還是花生,都是因為有一份工,才會去做,如果沒有這個『地盤』,我可能不會做!」

「『圖靈』卻是我主動去做的⋯⋯自此,我學會了『肯定』自己。」她繼續說下去。

細說《周報》話平生

今時今日,訪問陸離,怎能不談「圖靈」!

不過,沒有過去,哪來現在?我們還得細說當年⋯⋯

陸離,原名陸慶珍,最初在「寶覺」唸小學,兩年後轉往「聖保祿」,一唸六年,高中考入聖保羅男女中學,畢業後,唸了兩年英文特別班,然後考進新亞書院中文系,副修哲學與外文。

她在中學時,已投稿到《人人文學》,以及其他青年雜誌。陸離這個筆名,還是倪匡給她改的,她嫌「光怪陸離」不好,最初很抗拒,後來接受了,一直沿用至今。

1958年,她在新亞唸一年級時,得孫述宇的推介,開始在《周報》當兼職,編英文版。新亞畢業後,她入讀羅富國師範學院,準備當老師,豈料在實習時,已給嚇倒了,只好逃之夭夭。結果,她跑進《周報》,轉為全職編輯,專心寫散文、評論、採訪。至1972年,整個世界都改變了,才正式辭職。

說起《周報》,這份為學生而編的報紙,真是香港文化界的一個傳奇。1952年創刊至1974年停刊,出版了22年。據說《周報》當年的高峯期,銷量多達25,000份,不能不說是個奇蹟。

那些年的「文青」,誰不看《周報》?電影版的羅卡、石琪、金炳興;文藝版的西西、杜杜、綠騎士;「快活谷」的劉天賜、少雅、披圖士,當然還有戴天、小思、古蒼梧⋯⋯他們所寫的,就像清泉活水,將無數的青年人,引進了電影、文學、藝術,以至戲曲的天地。

陸離說《周報》最可愛之處是「園地公開」。唐君毅也好,中學生也好,都可以為《周報》寫稿,「只要你的稿寫得好就可以了」。當時的《周報》,為年輕人提供了一個平台,孕育了不少文藝的愛好者。編輯與作者、讀者的關係非常密切,經常通信,甚至有交往。陸離鼓勵了不少新人,如李金鳳,14歲時寫詩,便一鳴驚人,陸離就請她吃雪糕。蓬草也說過,她之所以成功創作小說,吳平對她的幫助很大。

吳宇森說,因為陸離,他才認識法國新浪潮電影。她大力推介杜魯福的電影。為了杜魯福,她唸法文,翻譯他的劇本,和他通信長達14年⋯⋯還與友人合資買片。1972年,陸離剛辭去《周報》工作,毅然拿出3,000元離職金,和莫玄熹、李亦良合資買下《偷吻》的五年版權,在利舞台周日放映特別早場。


杜魯福專輯

鄧小宇曾寫過,如果他和陳冠中拍電影,一定要將片子獻給陸離。因為,陸離在他們心目中,比任何一位大師更重要。

不得不提,陸離,是第一個將花生漫畫翻譯成中文的人。她感謝新亞書院來自耶魯的英文老師Mr. Eckart,將花生漫畫介紹給學生。陸離從此着迷,她寫信給作者舒爾茲,得他同意,於《周報》轉載花生漫畫。直至1980年《星島晚報》取得版權,她便開始試譯「花生」。

離開周報後,在宋淇力邀下,陸離加入了《文林》當編輯,最為人津津樂道的是第九期的杜魯福專輯,竟長達38頁,還有第13期的「花生漫畫小專輯」,亦有32頁。一年之後,《文林》停刊,她離職後,便退下來。除了在1981年客串了一年《香港時報》文藝版編輯,便沒全職工作過,深居簡出,偶爾撰寫雜文、影評,也從事翻譯。

縱使沒全職工作,但她仍然很忙,忙於搜集資料。每日訂閱多份報紙,將關心的議題資料剪存,致力研究她的至愛。在她鰂魚涌的家,擺放着一堆堆舊報紙,資料、剪報堆積如山。


《文林月刊》創刊號

不平則鳴半歸隱

陸離愛憎分明,亦勇於抗爭。其中一項壯舉,就是「護邊行動」,大概在1996年,部分報章開始改用減邊字。眼見「手錶」變作「手表」,「癮君子」寫成「隱君子」,「緣份」化為「緣分」,陸離氣得七竅生煙,於是行動起來,聯絡不少朋友,加入戰線,最終贏了漂亮的一仗。今天你手上的「身份證」,未改為「身分證」,她功不可沒。

大家都知道,陸離愛作不平鳴,也絕不妥協。資料證實,中國電影出版社的《中國電影發展史》將黎北海導演兼參演的《莊子試妻》(1913年)誤寫作黎民偉編導。其後,黎北海作為「香港電影奠基人」的貢獻亦遭埋沒,於是她搖旗吶喊,全力支持廣州中山大學的周承人老師、李以莊老師,誓要為黎北海討回公道。

為了紀念離世廿載的杜魯福,陸離協編難產的《杜魯福逝世20週年紀念專集》,延遲到2005年5月才面世,她還為此致歉。

「兩輪超勞終累倒,徘徊生死四年份」──在2006至2009這四年,因為心臟病,她躲在家中休養,幾乎足不出戶,我們都很擔心她。

2010年是轉捩點!

她在《蘋果日報》發表了一篇文章〈提問?答問?疑問?──淺談梁文道〉

「我花了半年時間,集中細讀了手邊梁文道的作品,然後才寫這篇文⋯⋯」陸離說。

她寫了3,000多字,將梁文道寫文章、當主持的粗疏錯漏逐點羅列出來。文章刊登後,得到了極大回響,難得的是,梁文道很客氣,親自撰文承認自己的錯處。

退隱多年,不鳴則已,一鳴驚人。

2010年9月,她在《蘋果日報》寫起專欄來,欄名就喚作「圖靈集」。

圖靈國裡喜重生

「大約在2000年,我買了幾本中英對照的科學家傳記,是遼寧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青少年讀物,其中一本介紹我完全不認識的圖靈,以及我非常害怕的計算機﹙電腦﹚,我一看便為他的悲劇着了魔。」這是緣起。

正式投入圖靈的世界,卻是2010年。

那年,陸離開始加入臉書(Facebook)。

2010年6月23日,圖靈生日,她試寫了一段文字介紹圖靈,上載時卻亂了碼,正手忙腳亂之際⋯⋯忽見臉書上彈出來一位「美哉少年」卞小星,比她更早一天轉貼了Andrew Hodges厚厚「圖靈傳」的封面,附三言兩語,一矢中的,間接救了她!

一頭栽進了「圖靈國」,從此,一切都不同了。

「因為不懂,更加高山仰止。」──遇上圖靈,令她重生!

圖靈是英國天才數學家,二次大戰的解碼英雄、現代電腦先知、人工智能總設計師。

自此,推廣當時少為人知的圖靈,成為了陸離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其勁道、其熱情,比起六、七十年代,毫不遜色,而且愈戰愈勇。

陸離在《蘋果日報》的專欄「圖靈集」,從2010至2012年,寫了一年零八個月,其中有30多篇,是關於圖靈的。

圖靈,何許人也?如果你看過電影《解碼遊戲》,你準知道。當然,電影中的人物,經過藝術加工,跟歷史中的圖靈,不盡相同。

據陸離介紹:「圖靈(1912-1954),是英國天才數學家、二次大戰的解碼英雄、現代電腦先知、人工智能總設計師⋯⋯」事實上,正如一位科學家在「圖靈年網站」感嘆:「沒有一個科學範疇,圖靈不曾着手研究,而成績震撼,影響深遠。」

1952年,圖靈因同性戀觸犯當年法律,他選擇接受雌激素注射,代替入獄,身心大受打擊。最後在1954年6月7日,「咬毒蘋果而死」,終年42。正如陸離所說:「如果圖靈能多活20年,甚至40年,我們試想像一下,他的貢獻會有多大。」

2011年6月23日,圖靈第99個生日,卞小星在臉書上,為圖靈寫了一首詩,還說:「今天打開電腦,不要忘記他呀!」這就是「圖靈歌」。年底,陸離替他譜上「圖靈曲」,從此邁進「作曲」的世界。


圖靈詞

原刊於《大頭菜文藝月刊》,本社獲作者授權發表。

《灼見名家》2017年12月25日)

「迷癡癡」是「癡癡迷」,率性認真終如一──專訪陸離(二之二)


陸離與石琪相遇相知於《周報》,1969年結婚,相伴相依數十年。

紀念圖靈展繽紛

2012年,圖靈誕生100周年。

「圖靈年」開始了!

為了紀念圖靈,陸離又譜了兩首「圖靈歌」──陸游《詠梅》、柳宗元《江雪》,後來加上白居易的《長恨歌》(尾八句),合稱「圖靈寓」三首,她還親自試唱,藉此反映圖靈的孤獨寂寞。

陸離最欣慰的,莫過於找到了一群志同道合的戰友,如黃劍翹、楊月波、傅慧儀等,為圖靈搞了一連串的紀念活動。其中一項,是在香港藝術中心舉辦「圖靈展覽」,展期由6月13日至30日,展品有漫畫、書法、對聯、油畫等。他們還在6月23和28日兩天,舉辦了「圖靈誕生100週年紀念小派對」,黃子華也來當義工,做了8分鐘「棟篤笑」,至今在YouTube上的點擊率,已超過50萬。


早在2011年,陸離已寫信聯絡了英國的官方網站負責人S. Barry Cooper,故此「英國官方網頁」亦刊出了「圖靈年在香港」的消息。

2013年,英女皇終於頒下特赦令。不過,陸離強調,圖靈根本沒有「罪行」,何需「赦免」?

2014年,圖靈逝世60周年。由香港Bewoks設計代表60的鑽石花,被英國皇家學會和雷丁大學選取,用來製作「圖靈測試比賽」的紀念杯。意念來自陸離的多張「圖靈電子卡」,亦上載於英國官方網站的頭版。傅慧儀在香港電台「講東講西」中曾提及此事,說香港的圖靈迷都很開心,亦因此而感到驕傲。


2014年,圖靈逝世60周年。由香港Bewoks設計代表60的鑽石花,被英國皇家學會和雷丁大學選取,用來製作「圖靈測試比賽」的紀念杯。

《灼見名家》2017年12月26日)

2017年12月16日 星期六

悼余光中

林淇瀁(向陽)談余光中

詩人余光中今天早上病逝於高雄。知道這消息時,我正在桃園機場開車回學校的高速公路上,聽到民視新聞報導這則訊息,相當錯愕,不捨。九十高壽的他,如葉枯落地,走完人生的最後一段路,捨病離苦,也是福壽雙全了。

我與余光中先生認識甚早,從初發表詩作到辦《陽光小集》時期,他就對我多所鼓勵;對於舍弟林彧更有賞識之恩,林彧的第一本詩集《夢要去旅行》就是他為之作序,對於林彧表現都市生活的「都市詩」頗為肯定,並以「為現代詩的長途另闢了一站」多所鼓勵;我的詩集《十行集》之由九歌出版社出版,也是他親向蔡文甫先生推薦所致。這樣的提攜拔擢之情,迄今不敢或忘。

而他對活躍於1980年代的《陽光小集》的支持也讓我難忘。《陽光小集》當時對現代詩壇衝擊甚大,由於年輕,對於前行代詩社、詩人常有不敬之語,他不以為忤,不計較毫無稿費,經常提供詩作或譯詩給《陽光小集》,用包容和期許的心對待激進的年輕一代。《陽光小集》這本詩雜誌也常見曾經與他有過激烈論戰的唐文標先生作品,他從不介意,未發一言。這些,都讓我感佩。

事實上,年輕時的余先生也曾是「激進份子」。1960年代他負責《文星》雜誌詩頁,也寫過不少主張「西化」的文章,盛讚過李敖主編的《文星》雜誌「是勇敢的,它不按牌理出牌,而且,只要看準了,往往全部show hand,決不逃避。」他還曾以〈剪掉散文的辮子〉批判當時主流的散文界是「紙業公會最大的恩人,它幫助消耗紙張的速度是驚人的。」是年輕時的銳氣、才華和激進,樹立了他的風格和聲名。

這一生中,他參與過大大小小的論戰,從年輕到晚年。年輕時他和紀弦、蘇雪林、言曦論劍新詩,後來和洛夫之間也有「天狼星論戰」;中年時他和唐文標、顏元叔論戰;1977年的「鄉土文學論戰」,他也參與其中,發表〈狼來了〉一文,指控當時的鄉土文學是「工農兵文藝」,這個指控對他往後的文學令譽造成了相當巨大的傷害。

他在晚年對此一事件的發生,曾表示:「當時情緒失控,不但措辭粗糙,而且語氣凌厲,不像一個自由主義作家應有的修養。政治上的比附影射也引申過當,令人反感,也難怪授人以柄,懷疑是呼應國民黨的什麼整肅運動」。想來也是悔不當初的,只可惜已然難以挽回。

我中年之後,因自立晚報經營不善而離職,進入學院,有一段時期和文壇疏於往來,與余光中先生的接觸也日少。我們見面多在文藝界聚會場所,每次見面他總會問:「林彧好嗎?他的近況如何?」他知道我與他立場並不相同,近二十年來與我漸行漸遠,所以不問我近況,卻疼惜林彧依舊,對林彧回鄉賣茶、生活起居,總是放在心上。

晚年的余光中先生發起「搶救國文教育聯盟」,在今年八月發生的高中國文課綱爭議中,他大聲疾呼不可刪減文言文比例;很遺憾的,我卻站在主張並推動大幅調整課綱的一方,與他相左。想起年輕時他對我和林彧的提攜和關愛,也感到相當無奈。

如今他已遠行,缺憾都還給了天地。無論他生前喜不喜歡、滿不滿意這塊土地,他的文學終究還是台灣文學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西子灣來去的波潮,也將永遠記得他的容顏和身影。


圖為余光中譯詩手稿,《土耳其現代詩選》之〈等著你〉(作者康尼克,Orhan Veli Kanik, 1914-50)。

林淇瀁臉書二O一七年十二月十四日)

林彧談余光中

【舊日光中】

拔河的繩索會呼痛嗎
會的,在永恆的時光中
一端是讚譽,一端是譭侮

拔河的繩索會呼痛嗎
不會,從永春到恆春
兩地都是異鄉,都是家鄉

這條繩索連繫著
師徒之情,有時緊,有時放
無須更拉近,也難以鬆綁

三十九年前,初逢青髭正盛的淡江
三十三年前再訪,客寓沙田,在香港
此後鑽進鑽出,廈門街的雨巷

四十年來,那條繩索
牽到手上的,是黑色電話線
問生,問死,問短,問長

那條繩索,像鐵軌一樣
有幾處斷了,有幾次大轉彎
這回先生下車,是在哪站

拔河的繩索,不會
呼痛,高雄燈下的白頭翁
請在那端給我祝福,繼續縱容

※注:拔河的繩索指的是這首拙作:

【拔河】

母親,我是一條繩索,
兩端的人使勁地址著我;
過來左邊!
過來右邊!
過來過來,母親,在爭奪中,
沒有人看見我暗暗垂淚,他們
拉著我,扭著我,絞著我,
為了決定一場與我無關的勝負,
我委屈地在風塵,左右徬徨。
母親啊,我是一條繩索,
一條繩索不值得費心探索,
他們索討的是勝利,並不擔心
我在他們手下無辜地
斷了。母親,我是
一條繩索,在比賽後,
兩邊的人扔下我,
各自回去咀嚼甜美或酸苦的戰果,
留下殘傷的我蜷臥成一團,
左邊也
不過去!右邊也
不過去!

~1983.03.14作
~1983.09《台灣詩季刊》

(下午忙完宅配,上網卻見一片哀輓,然後《台灣醒報》社長林意玲邀稿,要我寫篇文章追念恩師余光中先生。取消了原排定的針灸治療,我找出余先生在1984年為我的詩集《夢要去旅行》所寫的序文,睹物思人,驀然想起,1978年在淡江的「復興文藝營」,那年,他從香港飛來台灣,擔任我們新詩組的指導老師,從此師徒情緣一牽近四十年。但除了這篇序文,師徒之間卻甚少談詩論藝,偶有書信,說的也只是工作或生活瑣事;若有電話,也都是與師母范我存女士撒撒嬌而已。

兩個月前,我才寄出詩集《嬰兒翻》到高雄,在書上我還寫下「隔了29年才再出詩集,真是愧對師恩。」如今突獲邀稿追思,感愧之餘,也只能以一首詩送行了。)



※另附的是,當年返鄉賣茶,老師寫詩相勉。請見連結:
https://www.facebook.com/linyu.arthur/media_set?set=a.2125323373413.2128772.1255768325&type=1

林彧臉書二O一七年十二月十五日)

【老詩人的手稿與草稿】

我始終相信:「字如其人」。行事草率者寫不出工整筆畫;畏首畏尾者其字跡必然形縮力淺。大器之人如向陽,筆力雄渾;瀟灑之士如侯吉諒,書頭字尾都含帶春風。

八十三歲的詩人余光中老師的字體則是:一絲不苟。我輩編輯人、撿排員、校對最喜歡收到的稿件就是此類,而余老師尤其為各報社副刊編輯熱愛,每獲珠璣鴻文,大家都是先影印、留原稿,再以影本發廠撿排。人間副刊更直接將原稿縮版,「詩書並茂」刊出。

余體鋼筆字妙在:筆力剛直多變化,結構工整不失靈氣,風格寬緩溫潤。見字如見人,恭賞詩人手稿、書信,彷彿余老師就在座前不急不徐地開講,江南腔的國語,沒有太多的手勢,言談有物卻暗藏謔語,兩道濃眉只在得意處微微振翼。

然而今天要分享的是:詩人的草稿。一般常見余老師的整齊劃一的手稿,殊不知,在定稿之前,詩人的刪修工程不小,心機思路總在字裡行間翻轉騰越,觀賞詩人的草稿,方知;寫作之事草率不得!


標題旁的紅字「36」表示,這首詩共36行。「奉茶侍母」是在1984年,我致書余老師,告以「想辭職回鄉陪伴母親一事」事隔多年,老師還記得此事,顯然他也有存信習慣~


詩中「君子之交淡如水」其實是老師不忍責問:身為晚輩弟子怎可疏於請安?真是慚愧啊!(余老師每遇向陽或我的時報同事都會託話垂問近況,我卻總以忙為藉口而原諒了自己的失禮……)





林彧臉書二O一一年六月十四日)

楊佳嫻談余光中

余光中(1928-2017)在高雄的住處距離我家頗近,母親大人說晨間運動時多次遇見他們夫婦也在散步,且上前搭訕,且閒聊,並勇敢承認她是我媽。

《天狼星》、《蓮的聯想》,應是我最早自主購買的詩集中的兩部。其意象之飛馳、聲色的羅織安排、現代古典的融用,確實在少年時代學寫作時,起了積極作用。後來我認為他的散文更好看,寫詩的講究拿來寫散文,加之以幽默、機智與博識,始終能維持在較高的水平,比張曉風耐讀多了。反而是詩,近二十年來趨於簡單,輕淺,冰姑雪姨之類,幾與鄭愁予的龍年詩「輝映」。

他對於文化、政治、語言、教育的見解,也大約是在這二十年吧,幾乎成為保守派的代表。不過他佔據的位置太高,那些譏嘲之聲,大抵像是遠雷而已。他早年為現代詩寫過鏗鏘的辯護,周旋牴觸保守派意見,以美妙的文字與剛強的口吻一一擊落,那時候大概想不到日後自己會變成保守的象徵吧。奇妙的是,無論台灣政治氣候如何變化,年輕一代如何排斥,總體來看,余光中始終享有不墜的聲名與資源。
倒是一件小事可說。余光中八十大壽時,忘了是不是出版社來問,能不能到公開場子來,和其他後輩詩人一起,讀詩慶壽。猶豫是猶豫的,思及年少時也受過沾溉,得益不少,這一點值得感謝,就去了。朗誦時,變更斷句方式多處。回座位,余光中主動站起來,走過來,非常客氣,道謝,握手;握手時低聲說,「你把我整首詩的斷句都改了啊」,接著一笑,「但我聽得出你為什麼這樣改」。

楊佳嫻臉書二O一七年十二月十四日)

沒有人伴他遠行 悼余光中先生
須文蔚

余光中出席2014年台北國際書展簽名活動

余光中《雨聲說些什麼》手稿

余光中先生驟逝,港台讀者同悲,一位文壇巨星隕落,世上難得再出現如此集現代詩、散文、評論與翻譯兼備的大文豪了。對港台年輕讀者來說,恐怕不太清楚,余光中先生1974年至1985年在香港中文大學任教期間,為台港間文學思潮的交流與匯聚做出巨大的貢獻。

余光中在六O年代即對香港詩壇有所影響,不僅僅出自作品的感染力,更來自大學中講學的春風化雨,讓詩教從校園擴及到文學圈。鄭樹森就指出,1964年自政治大學外交系畢業的香港僑生溫健騮,在政大時曾旁聽余光中在西語系兼課的「英詩選讀」,就深受余光中的感染。溫健騮返港後接編《中國學生周報‧詩之頁》,在1967年1月6日介紹李賀《北中寒》之濃縮。文中對李賀的推崇、希望新詩能夠調和現代和古典,與余光中隔海呼應。而另一位留學台灣師範大學的香港僑生羊城,也是余光中在英文系的學生,1967年5月5日在《中國學生周報‧詩之頁》開始寫專欄「棖煇詩話」,也回應溫健騮,強調要掌握中國文字的特性,注意傳統格律、聲韻、響度,自古詩吸收音樂性。在在顯現出,余光中的詩學理論與實踐,通過溫健騮、羊城二位,間接在港推廣流傳。

余光中的香港歲月

余光中在1974年於香港中文大學任教後,改在中文系教書,更接任過中文系主任。開設有:「中國新詩」、「中國現代文學」、「比較文學」,和中文碩士班的「新文學研究」與「高級翻譯」。五四以後三十年間的新文學,余光中在大陸的少年時代就已經有所接觸,但在台灣受限於出版管制,仍能接觸的少數作家只有徐志摩、朱自清、郁達夫等人,七O年代的香港卻毫無禁忌,為了教學而重新閱讀新文學作品,他有感而發:「早期的那些名作家,尤其是詩人和散文家,真能當大師之稱的沒有幾位,同樣是備課,我從他們那裏能學到的東西,遠不如以前教過的『英詩』、『現代詩』和『英國文學史』,但是不成功的作品甚至劣作,仍然可以用做『反面教材』,在文學課上,教學生如何評斷劣作,其價值,不下於教他們如何欣賞傑作。」余光中在中文大學開設一系列新文學課程,開風氣之先,其後黃維樑、梁錫華也接力開設,再加上在八O年代開始學術圈重視香港文學,中文大學裏盧瑋鑾、黃繼持陸續開課,造就了香港文學教育的變化。

余光中在中文大學期間所指導的學生中,以西茜凰、王良和在香港文壇最受注目。西茜凰本名黃綺瑩,是黃維樑的胞妹,1975年畢業於中文大學英文系,第一本書《大學女生日記》由余光中作序,八O年代中期出版,寫沙田校園裏愛情故事,是香港知名的小說家。而王良和在八O年代中期畢業於中大中文系,現在是知名的小說家、詩人與評論家,詩風從余派走出,卓然成家。

余光中與香港作家

余光中在教學之餘,經常投身香港的文學活動。和台灣以副刊為主的文學傳播不同,七O年代的香港有70家報紙,190種雜誌期刊,香港辦報和辦商業一樣,以營利為目的,因此報紙大部分刊登娛樂性報道,投合讀者口味,副刊多為專欄方塊,也鮮少舉辦文學活動。余光中所參與的社會實踐,多為青年學子興辦的文藝活動。根據余光中的描述:「中文大學和香港大學兩校的學生會,聯合舉辦了好幾屆的『青年文學獎』,對香港大專和中學的文學創作風氣鼓勵很大,兩校的『文社』也經常舉辦演講會和文藝營之類的活動,以補正規文藝教育之不足,一九七六年夏天,『全港學界徵文比賽』和『突破雜誌社徵文比賽』,規模也頗大,另外一個大規模的文藝活動,是每年十一月舉辦的『香港校際朗誦節』,參加的中小學生在千人以上……這種種活動我不免都要參加,不是擔任主講,就是擔任評判。」要斷言,余光中藉由擔任評審而直接影響香港的文風,未免過於輕率,無論如何,評審的影響力往往透過評審會記錄傳播給作家,評審意見成為一種獎勵的承諾,會刺激參賽者盡量去符合評審的偏好,構成參賽者的預期反應,余派因此隱然成形,與文學獎、演講與座談散發的影響力,恐怕有一定的關係。

「沙田文學」緣起

余光中在香港中文大學期間,與宋淇、黃國彬、梁錫華、黃維樑、蔡思果等人相友好,余光中戲稱為「沙田幫」。實際上應當是一個沒有共同文學主張的文學社羣,隨着七O年代中期的因緣際會,這批作家匯集在香港中文大學,可說是香港高等學府文學園地空前的一段花團錦簇。這羣人最重要的人物是余光中,但他從未以領袖自居,也未想過成立文社、詩社。正式將「沙田幫」或「沙田文學」推向文學評論界,梁錫華與黃維樑的努力,功不可沒。梁錫華的〈沙田出文學──香港文學史一則〉一文,界定「沙田文學」的範疇與意涵。黃維樑的〈余羣、余派、沙田幫〉一文,則從出版品、教科書選集以及學術研討會等方面,討論余光中影響下的沙田文學風潮。顯見,沙田文學指涉的範圍從余光中在沙田時期的文人雅聚,擴及「凡是在沙田任教或從那裏畢業的學生,並有可觀的作品發表者,均可視為沙田作家」。黃維樑曾說:「沙田已不僅是沿河海開墾出來的一塊土地──香港的一個衛星城市;它是崇山峻嶺懷抱之中,迴響着韓潮蘇海的一塊文學良田。」

在爭議聲中保持冷靜

1974年余光中赴港後,即遭《盤古》雜誌發起的〈余光中是愛國詩人嗎?〉的批判,以及來自各方的攻擊,余光中說過:「來後不久,我的右言不悅左耳,一陣排炮自左轟來,作者站在暗處,多用筆名,顯得人多勢眾的樣子,老實說,那樣的炮聲並不震耳,我笑一笑,且當歡迎的禮炮聽吧。」可見在左翼的攻擊下,余光中的處境很艱難。台灣不少人疑惑,何以在鄉土文學論戰時,余先生會寫出〈狼來了〉,有次楊牧提及,余先生應當沒有惡意,只是一種擔憂吧!回到文學史的現場,應當可以證實,余先生的心境確實是擔憂台灣左翼的興起。

余光中先生說過:「潮流起落,理論消長,派別分合,時而現代姿態,時而古典花招,時而普羅口號,都只是西征途中東歸道上的虛影幻象,徒令弱者迷路,卻阻不了勇者的馬蹄。」余先生是文學研究的勇者,詩人在文學上真正的影響力,遠遠還未能真正呈現,還要時間才能印證。

近年來,隨着香港文學的蓬勃發展與在地化,1980年以降「余派」與反對者的爭論,早已停息,「影響的焦慮」或許在台港都化為一股伏流。這就是經典文學迷人之處,可以抗拒風潮、時代、區域甚至語言,余先生以一生的努力豐富了台港文學,相信兩地的讀者心中都永遠會銘刻余光中的名字。

2017.12.14

(標題為編輯所擬,原題:台港文學傳播的大文豪:懷念余光中先生。手稿圖片及info照片由中華文化總會提供)

info

余光中,福建永春人,一九二八年生於南京,台灣大學外文系畢業,美國愛荷華大學碩士,歷任台灣師範大學、政治大學、香港中文大學等校教授,以及國立中山大學講座教授。曾數度講學美洲。一九八五年起定居高雄西子灣。半世紀文學生涯悠遠、遼闊、深入,著作凡五十餘種,其中將近一半為詩集,風格多樣,主題繁複。文學活動廣大而恆久,詩藝爐火純青,為當代文學名家。余光中才學出眾,文采斐然,始終是文壇焦點,藉由深厚的中國古典文學涵養,與英美文學的專業訓練,開創出中國現代詩、文、評論及翻譯之新風貌,筆耕不輟,著作等身。著有詩集《舟子的悲歌》、《藍色的羽毛》、《鐘乳石》、《萬聖節》、《敲打樂》、《在冷戰的年代》、《白玉苦瓜》、《天狼星》等多種。二O一七年十二月十四日於高雄病逝,享壽八十九。

作者簡介:國立東華大學教授‧系主任(台灣花蓮)

(《明報》二O一七年十二月十五日)

到高雄探望余光中先生
黃維樑


六月十七日作者(右二)攜家人到高雄余府探訪余光中伉儷(左一和二)。(圖片由作者提供

印有余光中先生詩的布袋。(圖片由作者提供)

澄清湖《太陽點名》詩碑正面。(圖片由作者提供)

五十二年前開始閱讀余光中先生的作品;初見余先生,是四十八年前的事。在香港和台灣高雄的大學先後與余教授同事,一共接近九年;當然,我是晚輩同事。

去年七月,得知余先生跌倒受傷,住院多天。我與余先生和余太太一向有通電話,知道大概。是年秋冬之間,讀到余先生親撰的文章《陰陽一線隔》,頗吃一驚,因為所述情形比電話中說的嚴重。他寫道:七月十四日太太急病住院,「次日我在孤絕的心情下出門去買水果,在寓所『左岸』的坡道上跌了一跤,血流在地,醒來時已身在(醫院的)牀上,說話含糊不清。再次日才能回答我是某人」。已有三年沒有見面,詩翁如此「蒙難」,我應該前往高雄探望兩位老人家。

詩翁現在更需要保護

我是長期老讀者,內子和犬子讀齡較淺,也都是詩翁的知音或粉絲。內子背誦過長長的《尋李白》一詩,酷愛其名句:「酒入豪腸,七分釀成了月光/餘下的三分嘯成劍氣/繡口一吐就半個盛唐」,幾乎可以和長沙的知音李元洛作背誦比賽;她還在學報發表過文章,講詩翁的一九九O「梵谷年」;二O一O年八月深圳音樂廳的大型詩樂晚會「夢典」,余先生是主角,內子則為晚會的策劃和導演。犬子和余爺爺「交流」過多次,深圳、香港、澳門都有他們留下的大小兩雙腳印;他對《鄉愁四韻》和《唐詩神遊》等詩,理解雖然不透澈,背誦卻非常流暢。去高雄探望二老,當然要「三人行」。

因為護照、簽證、學校假期等問題要解決,終於在六月十七日,三人從香港飛到了高雄。下午即到余府,見到的詩翁,手持拐杖,行動緩慢,身體弱了。

二O一一年余先生八十二歲,在意大利佛羅倫斯攀登百花聖母大教堂和覺陀鐘樓,直至絕頂,和達芬奇一樣看盡文藝復興的佛城全景。兩年後在內地西安,仰視着小雁塔,躍躍欲登,導遊說:「很抱歉,六十五歲以上的老人不准攀爬。」老者如童稚般不聽話,放步登高,塔外的風景不斷匍匐下去,終抵塔頂。杜甫當年登大雁塔時四十歲,詩聖九泉之下有知,對豪氣干雲的「小余」,一定大加稱讚。不過是登塔五年之後,今年六月所見,詩翁行走要靠手杖,有時還要人攙扶。

余先生近年重聽,兩周前做了白內障手術,視力未恢復;加上另眼有疾,寫詩並不朦朧的長者,眼睛卻有點朦朧。這次在余家客廳,他說話不多,音量不大;對不少話題,余太太倒是滔滔而談,或補充先生內容,或娓娓憶述細節,語言清暢。她去年病後,康復良好,現在精神爽健,雖然也屆耄耋之齡,看來卻年輕。

和二老「閒話家常」時,余先生在我耳邊說:「維樑啊,我現在去不了學校,又開不了車,難道我的校園生活就此結束?」大學向來是余光中傳詩道、授文業的大講壇,高速馳車是他「咦呵西部」(在美國)、馳騁寶島的大樂事,他還想望過在神州的絲綢之路「飆車」,追蹤古英雄的足跡,如今只能輕輕地嘆息。他喜歡旅行,行畢多有寫遊記;其中外遊記山水與人文共融,情趣與辭采兼勝,陳幸蕙稱他「極可能是現代文學中『遊記之王』」。詩翁如今的旅遊,多半只能神遊了。

妻子范我存女士愛丈夫護丈夫,才不讓他做這事做那事。張曉風有文章寫余太太,名為《護井的人》;詩文傑作如泉噴湧的老作家,余先生現在更需要保護。

「左岸」雅舍談詩誦詩

詩翁行動緩慢,「護井的人」不讓他到西子灣中山大學山頂的文學院辦公室。室中一壁海景窗戶之外,其餘三壁和一地板堆高的書刊,以及不斷湧進的新印刷品,文字的墨浪甚於西子灣的海浪,任何人都難以招架,遑論書海暢泳。然而,久違了妻子之外的另一個終身伴侶,思念之情何時或已?

二OO四年夏天,我和陳婕參觀中山大學光華講座教授余先生的闊大辦公室,十分驚訝,對她說:「從前在香港中文大學,余教授的學校辦公室和宿舍書房,各類書報刊各就其位,井然有序,書齋不鬧書災。」余先生為人寫序,結集成書,書名正是《井然有序》。時隔十三年,我想現在辦公室的災情一定更為嚴峻。其實不去辦公室,家裏的書報刊還是整理不完的。

自從遷出中大校園的宿舍之後,余家一直安居於高雄市中心之北,在一心路二聖路三多路四維路五福路六合路七賢路八德路九如路十全路再北上,在光興路的左岸大廈。大廈在愛河之西,以左右分西東,即是左岸。中國長江以東的南京蘇杭一帶,謂之江東,或稱江左,人文薈萃;巴黎有塞納河,其左岸是文化蓬勃之區。文壇重鎮安家於「左岸」,不亦宜乎!

余家在左岸高樓安居多年,寬敞而不豪華的大宅,因為「卷帙繁浩」過甚,乃另購新居,在原宅的下一層。新居擺設簡雅,明亮素淨,成為會客之廳。我從前在台灣教書的那些年,數度探訪,且曾留宿。如今所見的「雅舍」,擺設與書刊比前增多了。馬英九先生曾二度來此探望余先生伉儷。他敬佩詩翁,曾購買余著《分水嶺上》數百本,囑咐各級官員閱讀,藉此提高中文寫作的能力。

在「左岸」的雅舍,我自然想到《雅舍小品》的作者——他私淑的恩師梁實秋先生。梁先生在一九八O年代不管師生關係是否構成「利益衝突」,大加稱讚:「余光中右手寫詩,左手寫散文,成就之高,一時無兩。」在雅舍,我們談詩,也誦詩。

犬子若衡受命背誦《讓春天從高雄出發》,念到中間的「讓春天從高雄登陸」,正繼續朗讀「讓木棉花的火把」,戴上助聽器傾聽着的詩翁,敏銳發覺,溫和地指出:「接下去應是『這轟動南部的消息』。」

晤談時,余家的「老三」佩珊博士一心二用,邊聽邊對着電腦做她的創意產業文案。近年這位東海大學的教授,常駐中國東海的左岸上海,發揮其專業所長。去年二老住院醫療,幾位千金先後從外地回來探視照顧,余先生對此「情動於中」而欲形於詩,告訴我說:「正在構思一首詩,寫幾個女兒回來探病、探親;將來有一天回來卻是要……」跟着補充說:「不過,我會寫得『subtle』(含蓄)一點。」余太太不想接續這話題,指着茶几上的荔枝,叫大家繼續品嘗。

我這個資深讀者怕甜,壓下食欲,卻記起詩句:「七八粒凍紅托在白瓷盤裏/東坡的三百顆無此冰涼/梵谷和塞尚無此眼福/齊璜的畫意怎忍下手?」余光中有詩寫荔枝:在冰箱冷凍後才饕而餮之。

在雅舍談詩,我還帶有使命:索取最新出版的集子,扉頁有親筆題贈,由我帶回去送給李元洛兄。詩翁體雖弱而心健,近月仍用功不輟,大幅度增譯增注舊版的《英美現代詩選》;一問,才知道此書新版尚未面世——卻也快了。

中山大學余光中詩篇

六月十九日我們來到中山大學校園。圖書館裏有「余光中特藏室」,該室六年前揭幕時我出席了儀式(典禮中我的發言後來寫成《筆燦五采,室藏五財》一文,收在拙著《壯麗:余光中論》裏),參觀過藏品。這日瀏覽珍貴手稿等物,內子眼尖,一張香港中文大學給余先生的聘書,被她發現:一九七四年起詩人任中文系教授,月薪高達港幣七千一百八十元(此外還有住房津貼等)。年前犬子在澳門大學聽余爺爺演講「旅遊與文化」,屏幕上亮相了有詩人Robert Burns的英鎊鈔票,和有畫家Delacroix的法郎鈔票;凝視信件,他「見錢開眼」的眼開得更大,對香港的大學教授薪酬,極感興趣,表示希望長大後要當教授。

在知音和粉絲必遊的特藏室,王玲瑗女士向我們介紹附屬「余光中數位文學館」的新內容,並解說正在拍攝的「余光中香港時期」紀錄片,還要求我在香港配合拍攝等事。

趁着在校園,內子進入書店,購買了印有余先生詩篇的多種禮品,包括雨傘、布袋、茶杯、杯墊和鉛筆。余教授曾勸說年輕人「少買名牌,多讀名著」,而今名著通過名牌詩人而可讀,內子大感滿足。

詩翁的詩篇廣傳校園。炎陽下我們揮汗遊觀,看到行政大樓門前的四根圓柱上,貼着余先生親筆書寫的詩四首:《西灣早潮》、《西灣黃昏》、《西子灣在等你》;當然,還有非常著名的《讓春天從高雄出發》——有一年我乘搭計程車,赴高雄文學館講《余光中與高雄》,談話中得悉司機也知道此詩。張曉風形容余光中的硬筆書法,謂其「勁挺」、「方正」,「像他的臉,也像他的為人」。詩翁的字,自成一家;在詩文之外,我們多了一種「余風」。

校園裏的國際會議廳命名為「光中廳」。另一建築校友會館,名為西子樓,裏面有余教授的詩《西子樓》,燒製成陶板的;是日熱昏了頭,竟然沒有到館參觀。

十七日下午抵達左岸大廈的管理處,在登記訪客資料時,我順便說要拜訪的是中山大學的「鎮校之寶」,管理員更正我說:「余教授是高雄之寶,是國寶啊!」我想,對於馬英九先生兩次來訪,管理員一定印象極為深刻,引以為榮。

詩碑詩園、機場題詩

鎮校之寶的詩韻,飄逸出中山大學校園。二O一二年元旦澄清湖水邊豎立了詩碑《太陽點名》,年前王慶華兄帶我來此參觀過。這次與妻兒來高雄,出發前犬子受命背誦它的片段:「春天請太陽親自/按照唯美的光譜/主持點名的儀式/看二月剛生了/哪些逗人的孩子/『南洋櫻花來了嗎?』……」。六月二十日上午由徐錦成教授駕車導遊,到澄清湖看詩。

水清湖大,曲橋幽徑,幾經尋覓,才在「蜜蜂世界」附近找到棕褐色的長方形詩碑。犬子最高興,雙手張開如鵬鳥展翅,歡迎大家來讀來賞這高雄的太陽和花樹之頌。詩碑立在鮮美的芳草地上,幾株小樹茂葉青蔥;詩碑兩側的白鶴芋,豐潤的花瓣和葉子白綠相映。詩碑面對湖水粼粼,彷彿太陽面對百花美草。不過,陽光和水分也有負面的作用;五年經歷,有點滄桑的詩碑,似要面貌更新了。

澄清湖之外,高雄幾個地方也有余先生的詩。中山大學的附屬中學,校園裏有「余光中詩園」,共有詩翁自己選定的二十首。詩園在二OO八年十月建成開放,翌年我來此參觀,還寫了一篇導賞的文章。後來佛光大學研究生陳小燕就此詩園種種,撰成碩士論文。

高雄市內的歷史博物館,有一面牆的瓷磚燒製了楚戈書法的名詩《讓春天從高雄出發》。我多年前觀覽過,書法豪邁,但詩牆被樓梯阻擋,位置不佳。這次時間不充裕,澄清湖之後,錦成就驅車直奔機場,我們卻又再見余先生的作品:二十三號候機廳的貼壁長框,銀光閃閃,是詩翁撰作手書應景的《台灣之門》。此詩得來不易,在機場幾經詢問才知道所在地。長框裏兼展示余先生自譯的英文本。原詩首句是「高而且雄」,末有「充盈與豪興」、客機正在「攀升」的象徵性詩意。「高而且雄」,這首詩應該放大,擺放在機場的大廳大堂才對。

十七日至二十日四天三夜的高雄行,和余先生和太太一共聚首三次;詩是余家事,「閒話家常」之外,共進晚餐兩頓。十八日晚,余家第二位千金幼珊教授也在;陳芳明教授是日從台北來高雄演講,晚上來看詩翁伉儷,一起進餐。從高雄到台北到香港,文藝話語豐富,談興頗濃,幾有高雄西子灣校園和香港沙田校園昔日高士雅集的風采。

作者簡介:(本文圖片由作者提供。作者為香港學者、作家。)

(《明報》二O一七年七月三十一日)

2017年12月4日 星期一

蔡炎培:金爺與李國威

牛津大學出版社新書《舊日風雲》,小董的序言有六、七個「伸縮波幅」,個人只記得「美人」。冷戰結束前,「綠背文化」下的《中國學生周報》,倒也出了一些人,戴天「這條友仔」的小讀者吳靄儀;公民黨新晉之秀「毛姨」毛孟靜,以詩人李國威門下為榮;比較低調如電影界的「卡叔」(羅卡),降八度的當推陸離,你愛奧華作家工作室,想我去我就去麼?伴夫如伴貓好過!「輪椅上的作家」岑逸飛;一國兩制研究中心「子不語」的王維波,只差關永圻,目下中央政策組,只聞樓梯響,不見人下來;水蛇膥名單內,當然少不了醫學界黃震遐大國手……

先後來到明報電訊組也有兩位詩人「金爺」與病態天才李國威。初,電訊組主任是司馬長風先生。先生出,汪濟先生主其位(聽說是費彝民先生的左右手),率領胡鑾周(《香港夜報》胡棣周社長親弟,馬場記者室常客);67後,胡仔走了,「小鬍子」李文楷來(在眾多求職者中,胡仔躊躇再三,字房領班在旁進言,這個字體幾四正,就這個罷。)汪先生退,「小鬍子」擔大旗。林山木辦信報,先我一點點離開,幫山木兄手;然後輪到姓梁的掌舵。說來奇妙,移民潮中,梁先生遠適楓葉國,把我送給他老哥的《小詩三卷》舊書賣,輾轉落入千禧年第一個新移民黑帶詩人廖偉棠手,重新簽名,誠天作之合。

「小鬍子」天下,率先引入「金爺」金炳興。詩人很夠意思,在一九五八年,孤身流落山城台中,他和「四十不畫」(蔡浩泉)先後寄我信。炳興的聖誕卡,還附有手製的紙火車,慰我寂寥;其實,單單寫些「分行的傢伙」也夠「侘寂」的。炳興醉心電影,明報鎖不住,未幾出來,拍了《我為卿狂》;石琪力薦下,依然叫好不叫座,好在「小孟嘗」戴天,一手拉他去了《今日世界》。八九移民後,回港兩三次,最近一次,「老而不」痛風,行不得也哥哥,跟通不過試用期的小說家盧因,情況一樣,主耶穌十架上的鞭傷救我,肥仔牧師介紹新藥,鬼咁靈擎,又可出來勾三搭四!

炳興出,國威入。國威不改常態,遲到好過冇到,脫稿從不面青,詩人派頭十足。讓汪濟老先生略有微詞。不久,來了巫氏孖兄弟。

詩人轉了運,做了博益出版社總編輯。《呼吸詩刊》第一個要尋找的詩人。我說國威是個病態的天才,鴻星酒家飯局,在座詩人的老朋黃子程教授,「春風吻臉」陳任,沒有異議,頷首認同。詩人神經質得可以,聶華苓過港,戴天一心玉成詩人夙願去愛奧華,要我作陪,靜候聶大姐。空檔兒,詩人不知怎的大大奚落徐訏先生。我拍案而起,「李國威,你閉嘴!」詩人面色鐵青:「蔡炎培,你不懂!」

那一次我去青山探母,巧遇大巫。大巫說,李國威就在後山。詩人寫罷「我們偷偷戀愛,不要讓他們知道」,與小學老師何露露結褵,相依「本無居」。

「最後一次」遇見,在瑪麗。我換眼;他換血。詩人捧着一小銻盒子鹵水鴨腎,遞過來,「很好吃的,你要試試?」耍手。我對有嚼口的東西怕怕,只歡喜吃豆腐。

蘋果日報二O一三年九月十一日)

金炳興回應:

藍田大詩人近日懷舊甚勤,寫別人,我不便置啄,燒到我一「踏」,不得不更正。我入美新,與戴天無關,而是新聞部梁濃剛通知我,雜誌部繆雨(騫人父)離職後要請人代替,叫我試試,考我的是賴獻庭(後入《讀者文摘》)。我是離美新處入TVB,而不是無線撈唔掂才遁入美新,前後調轉。我剛從意大利回來,老戴介紹我認識胡金銓導演,關於這段因緣,已在博文和FB提及。

我的唯一部邵氏佳片叫《我為你狂》,而不是《我為卿狂》,也許大詩人卿卿我我太多,而忘記了人稱代詞中有第二人稱存在,逢你必卿。

我輩都老了,記憶力是耆老的宿敵,單憑記憶懐舊靠不住,儘管人文終將淪陷,半磚片瓦仍有殺傷力。

(二O一七年十二月三日)


馬吉按:另有相關回應見馬吉臉書。我覺得,最重要是這一條:
劉天賜:金爺所言,句句真確。

另承別的知情臉友告知,蔡文說巫氏兄弟,疑是毛氏兄弟之誤。又文中有關李國威部分實情,與該臉友所知有所不同,惜李國威已逝,已無從分辯了。

2017年12月3日 星期日

香港作家楊興安:紮實古文根基 學子一生受用

香港作家楊興安:紮實古文根基 學子一生受用

撰文:何靖淇 攝影:文灼峰



相信不少讀者喜愛他的文墨,香港作家楊興安博士在本社定期撰文,受大中華地區讀者的歡迎,不少他的弟子在文章留言:「楊老師,我是你的學生,回想已是半世紀歲月了。希望日後有機會再向老師請教,愚生銘謝老師教誨。」、「楊sir,許久不見了!有幸跟你學習寫作,時間雖短,但獲益良多,有機會真想親自向你說聲『多謝教導』。」

楊興安從事文教工作多年,尤鍾情寫作,上世紀八十年代計劃開始寫小說,為了打好基礎,拿起手上最喜愛,亦是最嫻熟的金庸小說作品分析,寫下《金庸筆下世界》。因緣際會,與一代文翰相識,後來成為《明報》社長查良鏞(金庸)秘書,筆桿下磨練書信。楊先生經常扶掖後輩,筆者猶記得他諄諄教誨「文章是磨練出來的」,這次本社特邀專訪,請教他如何寫好文章的心得。

開卷有益 多讀歷史故事

學好中文應從認識中國文化歷史着手。楊興安先生退休後,更醉心於寫作,孜孜不倦整理歷史資料撰文。早在讀中學時,歷史和地理兩科他都愛,而且成績不俗,20歲時買下套《資治通鑑》來讀,「當時只愛唐代歷史,因為唐代在中國歷史最輝煌。近十年愛讀明史,原本不喜歡明史黑暗,但故事發人深省,如明成袓、張居正,都足發人深省。」他認為,尤其從政者應該多讀中國歷史故事,便可鑑古知今。

他筆下的歷史故事素描,讀者從中可窺探一二。楊興安說,最初讀歷史要先知道故事,後了解歷史的根源背景和影響,再後是對事態得失的檢討,找出事態發展的必然性與偶然性,作前事後的借鑑。例如,宋朝王安石變法,要知道為何他推動變法時有反對聲音、變法帶來些什麼後果、當時政府怎樣收拾殘局等等。這些問題歷史學家都有不同的看法,這是讀歷史趣味盎然之處,啟迪思考。他續說,「當知歷史不斷重演,既有相似,又有不同。不讀歷史,在人生旅途中,損失實在不少。」最近不少學者紛紛提出完善香港教育制度一些建議,例如鼓勵STEM科學教育,培育莘莘學子創新與科技知識。然而,一個只有理科,沒有文科的社會,會是什麼模樣?文科是否更落後,追不上時代急促的步伐?

楊興安從事文教工作多年,尤鍾情寫作,後來成為《明報》社長查良鏞(金庸)秘書,筆桿下磨練書信。

讀通文言文 語體文自然通順

談到如何學好中文,楊興安提出學習中文最基本目的是傳情達意。中文又分口頭語和書面語,書面語是「雅言」,「信、達、雅」之中的「雅」,着重詞語是否運用得精妙,我們一般透過讀書認識,日常生活中難以學會雅言。另一個是口頭語,作日常溝通的工具,比較通俗,能傳達基本意思,卻難以表達語言深度的意思。楊興安舉例,我們用「悽楚」、「悽愴」這些形容詞彙,最初如何學會?便是從書本上知識學到的。「楚」,除了楚國,楚字有痛苦的意思。詞語「施以夏楚」,是用杖捧打痛的意思。不讀書便不會用「悽楚」一詞。

他認為書面語比口頭語的表達能力博大精深,需要一定的修養和浸淫。他笑言中文絕不難學,千百年來中國的讀書人,面對相同的情況也沒難倒。「試看歷代的好文章好詩詞,以文字表達人類心靈深處的感受和思考,一定比說話來得深刻。」他又舉例「今日」看似是口語,其實唐詩早已有「棄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亂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煩憂。」

書面語又分為白話文(語體文)和文言文,其間遣詞和語句的結構又有分別,容易使人感到中文難學。現代人又多以電子通訊,甚少以書信文字往來,很少人能寫好文章,甚至中文老師也不會寫文章,受老師影響之下,學生的中文書寫水平每下愈況。楊興安認為,學中文應該重視書面語,讀通簡單文言文,語體文自然通順。有人看到好文章、好文句,仍懂得欣賞,可是自己作就未必。五四運動時期,胡適一群人推行語體文,說打倒文言文,他們全部語文根柢非常好,熟讀歷代文言文,但他們下一代的學生卻沒有中文根柢,甚少看過精簡的文字,導致中文出現劣幣驅逐良幣的情況。

文言文雖然受到輕視,但許多今日應用的白話文詞語和結構,都是從古代漢語走出來的。楊興安認為,中文最重要是精要運用,可以用少一個字,就少一個字。但也不能刻意尚古,文詞除了暢所欲言之外,宜簡潔有力,清晰誠懇。「我接觸一百個人,也有二、三十人能寫文章,寫得好不好便另一回事。」中國文化是書面流傳下來,現在不只是中文,全世界的文字都走向粗糙。(記者問「粗糙」是指什麼意思?)「粗糙」是指難登大雅之堂。他補充現時不少人對文言文誤解,認為文言是句子組織上的分別,不是詞的分別,詞用得典雅不是文言,他舉例有人問「不便之處,敬請原諒」是否文言?當然不是,這是標語。

「古文根基好,使我一生受益。」

楊興安表示,「古文根基好,使我一生受益。」他差不多十歲便開始接觸古典文學,國文科對他影響尤深,他憶述起當年教材是《古文評註》,當時的班主任,很多學生都怕他,他教古文很慢,一個學期只教完三五篇,後來發現原來教得通透明白。楊興安認為教材不需多,但要教得深入。「教書不是看多與少,而是深刻印在腦海中。不停灌輸知識,學生能把全部知識帶出課堂嗎?」他補充學好中文首要選取好教材,學習時要背誦優秀作品,背誦以唸默課文表達。他又解釋道,「突然說背誦當然辛苦,但我們是自少開始背誦。」例如《論語》「非禮勿言,非禮勿聽,非禮勿視。」這些其實很易唸,當年背誦的到現在還記得十分清楚。

楊興安鼓勵訓練兒童的記憶力。「每個禮拜唸一首唐詩,這會有損失嗎?」現在社會受西方教育影響,提倡愉快學習,輕視記憶力訓練。但記性是一個底子,會慢慢懂得欣賞詩詞。他認為背誦不是問題,視乎內容及方法。父母只要選對教材,從小讓孩子接觸古文,傳誦不衰的文言古詩文,簡單例如《唐詩三百首》,只要讀通五十篇古文,學好中文不是難事。他從事教學多年,仍然認為背誦是最重要,沒有背誦,等於海綿沒有吸收。他感嘆隨着歲月增長,記憶力會逐漸衰退,常把一些事情忘卻,可是當他想到某些單詞時,他會翻查不同書籍,嘗試把它找出來。楊興安曾為李嘉誠工作六年多,負責撰寫管理層日常信函、演辭及文書工作。他說許多有成就的人,發現他們都有一個共通點,就是記憶力好。記憶力不一定指在讀書方面,學音樂的人都要記得音符、學跳舞的人也需要好的記憶力,記住每個動作。因此,好的記憶力是每個範疇上成功的基礎之一。

《灼見名家》2017年3月4日)

2017年11月21日 星期二

崑南:一輩子尋找自己的missing piece

崑南:一輩子尋找自己的missing piece
文:柯美君 攝影:戴毅龍 圖:tong 編輯:袁兆昌 

編按﹕香港作家崑南,昨午獲頒中文文學雙年獎小說組獎項,既是新鮮熱辣的得獎者,也是今屆資歷最高、年紀最大的得獎作家:今年八十二歲,仍在報章雜誌撰寫專欄,又在網絡主持文學論壇網站。本版訪問崑南,從獲獎作品《旺角記憶條》談到小說與文學中「有血有肉的人,哀樂共存的人,醉生夢死的人」……


崑南今年八十二歲,創作力仍然旺盛。也斯曾稱讚崑南的小說融匯詩化的抒情文字、意識流、內心獨白、新聞拼貼等種種現代小說技巧,寫香港的現實處境,流露現代主義的批判精神來對抗香港的世俗社會。文化評論員朗天,同為崑南之子,指崑南是一位很難定位的作者,原因是他很前衛,同時帶有強烈的媒體性格,促使他熱中於推動文學及文化,變為大眾生活形態的一部分,朗天說「他的創作層次豐富,故提及他的作品時,往往找不到一個好的概念、框架或一套標準來評論他」。作家鄧小樺則形容崑南是「永遠的逆子」,因為他的心裏一直有一團火燃燒,有社會邊緣者的敏感與激越,持續地反抗。對此,崑南回應:「我不是扮演反叛的角色,而是天生如此。」

歷年來,論者對崑南及其作品的研究不斷增加,使作家在香港文學史上的地位受到重視和確立。崑南說:「我很複雜,了解我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鄭蕾卻是他多數的文字知音人。翻閱鄭蕾選編的《香港當代作家作品選集:崑南卷》,裏面包含編者撰寫的導讀,題為「浴火而舞,向死而飛」,崑南覺得這八個字就像為他的創作生涯「點了睛」一樣。鄭蕾在開首引用了Georges Bataille《情色論》中的一句話作引子:「所謂情色,可說是對生命的肯定,至死方休。」對於情慾,崑南與世俗的看法截然不同,他說:「人們通常覺得談論『性』是一件低俗的事,他們認為人應該是萬物之靈,靈魂應被看高一線,這是偽君子的說法,我認為靈魂寄居在肉體之上,沒有肉體就無法表露靈魂,所以對待兩者應該要一視同仁,靈魂和肉體之間要互相交談。」巴代伊的話正中他的下懷:「在我的眼中,人一旦摒棄或蔑視情慾的話,就不再是人了。」在《地的門》,他寫「從人之子宮裏走出來。是生。回到地之子宮裏去。是死。生的門這麼窄小。地的門這麼闊大」,強調「生死之門都是性,做愛與生育都是同一個通道,就是女性之陰戶」。

性、女體、情慾、死亡

鄭蕾提出性、女體、情慾與死亡是閱讀崑南至關重要的主題:「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的精神分析學揭示了性慾與生命中大部分潛意識活動的關係,包括心理創傷、夢境和精神疾病,而巴代伊則着重於闡述性與暴力、死亡等禁忌的緊密連結,崑南對這些主題的執著,正是沿着這一脈絡出發展開。」鄭蕾以一九八四年的長篇小說《慾季》為例,故事講述藝術家李山周旋於幾個不同女人之間的情愛經歷,她指出小說中描寫性愛的文字,多以寫意山水寫之,人體幻化成山體,交合如水流,如當李山回憶起他曾經的理想對象冰時,他寫「他往往存在她的呼吸之間,她每一次的喘息,便是他每一次的牽動。他還以為自此以後,沒有她的話,房子的窗戶都關起來了。他還以生命。他還以生命以外的東西。是冰創造了他,而他又在畫布上創造了冰。盡情──揮劍,策馬,是在行水流雲之中。在火炭中,他倒下的不是冰凍的誰,而是燒喉的酒」。李山對鄰居周師奶充滿性幻想,主角在追尋理想之「女顏」的過程中,被自己的慾望灼燒至精神失常,多次虐殺周師奶丈夫養在天台的鴿子,最後甚至姦殺了周師奶。鄭蕾分析指「強烈性慾的缺失會造成潛意識與夢境的結合,幻想與現實的混淆,都是典型弗洛伊德式的心理結構,而暴力、死亡與性歡愉的結合,則呈現更深邃的生命圖景」。對男女情慾的描寫,崑南甚少提及器官,反而是以詩化的文字,到達一個明明與無明之間的境界,表達對生命的看法。崑南說:「在我的作品中,性慾問題常是一個難題,一個關卡,一個挫敗,而不是大家想像中的性慾帶來歡悅或極樂。性慾是黑色的力量,如果不能克服它,就永遠是一股更黑色的沉淪力量。」

離不開女人的男人

綜觀崑南的小說,「性和女體」的題材一再出現,崑南回顧時指「如果不是執著於理想的追求,就不會產生憤怒的意識和情緒?忽有所悟,大半生不斷追求的,原來不是什麼理想的文學境界,而是一個理想女性形象,像一個攜風的姑娘。也可以說,我對人生的全部憤怒,斷斷續續地反映在不同女性情慾之上」。在現實生活中,崑南也是一個離不開女人的男人,他經歷過兩段婚姻,育有兩女一子,年輕時,他相信愛情,但後來他疑惑:「若一對男女真心相愛,為何愛情不能永遠停留呢?」這個問題,他到現在也找不到答案。崑南沒有宗教信仰,但他卻認為追尋一個理想的女性,就像找回自己的肋骨一樣,一如聖經故事中上帝抽取了亞當的肋骨做成夏娃,「那根肋骨被拿掉以後,便成為一輩子的missing piece,可能是永生也找不到的,偏偏人們會窮一生去追求,我只希望像拼圖般,逐點找回來,然後拼合起來,總勝過完全沒有」。崑南追求肋骨,卻是不同的肋骨。寫作亦然。同一個主題,用不同的聲音、時間來表達。他又形容男女相處,好像跳舞時要找一個節奏、舞步合拍的舞伴,不夾,自然跳不成舞,就要離開舞池,「就是changing partner」,他說。

朗天在香港電台節目中提到,崑南喜歡談論女人,並要靠和不同女性的交往來刺激創作,他覺得這是一種現代主義的藝術行為:「現代主義描述堅實的東西會消逝,當一個人抓不住高速移動的東西,便需要激情,因為激情能令一剎那成為求恆,但激情亦容易消逝,所以要不斷製造激情。」崑南自稱是靠近現代主義的作家,因為後現代主義,往往傾向「物性」多於「人性」,而他筆下的故事都是離不開了人,他形容他們都是「有血有肉的人,哀樂共存的人,醉生夢死的人」。男女關係合不來,可以隨時換,但國家民族卻不可以,中國人的身分更改不了,既然這種大問題不是個人可以扭轉,崑南寧願沉醉在個人的男女關係天地裏。

曾經有一段時期,將近十年的光景,崑南對文學感到失望,因為發現它解決不到人生的問題,於是轉而鑽研占星學,近年,他的創作慾又突然高漲起來,「像一個活火山,它要爆發便得爆發,僅此而已」。崑南相信命運,相信宇宙間有一種力影響地球的一切,人是有靈性的動物,可以參透天地的奧秘。天、地、人三者,缺一不可。出版了《地的門》、《天堂舞哉足下》之後,崑南無時無刻都在反思自問:究竟「人」在哪裏呢?他透露在最近十年歲月中的「功課」,正是迷戀、奮鬥如何完成這三部曲。有研究崑南及其作品的論者,對崑南作了一個總結,他說:「在崑南的身上,我們看到一個在香港經濟社會中意志不夠堅定的作家努力成為藝術家而不太成功的奮鬥歷程。」崑南反問:「活到這個年紀還在寫,怎會不堅定?但想深一層,堅不堅定,又有什麼所謂呢?」對他而言,生存的意義,就是為自己而寫作。

愛無能的年代


近日,第十四屆香港中文雙年獎揭曉,崑南在二O一五年結集成書的《旺角記憶條》獲小說推薦獎,問他的得獎感言,他說:「真的不知怎樣說。第一次,《地的門》因為再版,不合資格,無法入選 。至於《天堂舞哉足下》,連入圍的機會也沒有。這次,《旺角記憶條》只是推薦獎,這似乎說明我的小說真的屬於小眾。」本屆小說組的冠軍從缺,崑南沒有失望,只感奇怪。然而,他卻是一個樂於成為小眾的人,他笑言:「我是自己的粉絲。」鄭蕾說過:「崑南是香港作家的一個代表,同時,卻也是一個異數……」崑南則認為自己是個「異類」,他愛獨行,選自己喜歡的道路行走。在得獎作《旺角記憶條》的序言中,他寫到:「書中所有的文字,都是記錄連串的夢,連綿的、重複的、瑣碎的,甚至是荒誕不經的(911、蠍子、女人、月亮、上帝等等,像季節,循環再循環)。可以說,離不開噩夢,但,同時,在創作的過程,這些全是自我意識中,不停流動的迷執,波浪式意象,起起伏伏,如此貌似,如此喋喋。又如此無中生有。」崑南提醒讀者:「打開第一頁,很快便會遇上一個曾被詛咒的靈魂,在特殊的精神狀態之下,向世人展露有關生命的、死亡的、愛戀的、情慾的多面體。」《旺角記憶條》編排成三部曲,分別命名為「生愛或死亡」、「死亡」或「生愛」、「愛或死或以下」,整體而言,崑南作品的基調是灰色的。

根據鄭蕾的導讀,她指出開首第一篇〈恐龍紀重臨〉宣布新世紀的病徵是愛無能:「恐龍愛無能,再不能與伴侶做愛了。有一次,我進入了恐龍展覽館,我站在恐龍化石標本面前,忍不住流淚,哭出來了。最後,他說,恐龍比人類更有種,更進化,他們沒有愛的感覺時,是不會與異性做愛的。」崑南感嘆:「在人類社會,性無能已很嚴重,但這只不過是肉體方面,去到愛無能,即是說連心理上、情感上,都無法去愛。過去,愛是一種力量,可以克服許多障礙。現代科技雖然發達,但人文制度卻一直倒退、觀念顛倒,令世人走投無路。」 開篇宣告人類社會「愛無能」的末日景致,第二篇〈情色度亡經〉卻又在末日的灰燼中以頹靡的姿態召喚愛:「世界末日了,但愛有時辰,一刻在腎,另一刻在臀,我的陰莖在亢奮中。」到了〈死寂的南根〉,則以毁滅的方式達成永恆。崑南喜歡神話,在希臘神話中,嚮往自由的伊卡洛斯(Icarus)帶着用蠟黏合的翅膀振翅高飛,結果太陽的熱力融化了蠟,羽翼散落,最墮落海喪命。崑南說:「明知道飛向太陽一定會死,但他飛向太陽的信心比翅膀融化的處境更強大,這個神話的意義是告訴我們,這種毁滅性是人生的高潮,正如櫻花,總在最燦爛的時候死亡,我認為是最過癮的。」

與書名同名的篇章〈旺角記憶條〉,記錄了作家對旺角的感情,崑南的工作寫字樓曾在旺角區,達四五年之久,他亦曾寫了六首「旺角怨曲」的詩,輯於《詩大調》詩集中,在〈繁華好快——旺角怨曲之六〉,他以敏銳的筆觸,描繪旺角的事物:「一條彌敦道剖開了一張臉/斑馬線前大小風景來回閃現/我說我愛你,你聽不見/一架大巴士駛過,你的情緒激盪/我再一次聽到,小芳小芳/小芳因賣翻版光碟被拉了」有人說,崑南的小說很有電影味道,這點他自己也同意。連詩,都看到鏡頭剪接的畫面。

「未完,仍在續。」

《旺角記憶條》的原名是《情色工程大系》,只不過出版社選了其中一篇作為書名,崑南表示自己的創作元素並非建於情色之上,崑南說:「作者的千言萬語,其實,簡簡單單,只剩下兩個字:記憶。」崑南透露,有兩部小說將在明年初「復出」。文學道路雖長,作家的創作,依舊繼往開來。

《明報》二O一七年十一月十六日)

崑南舞哉筆下
文:許迪鏘


曾經讀過一則關於日本十大長壽職業的報道,十大我只記得兩大,一是音樂家,一是編輯。編輯為什麼會長壽?我想大概是因為要用腦,而且得關心社會,緊貼世情,跟時代進步,這起碼不會有老人痴呆。我相信作家也應該包括在內,作家的日常作業,其實跟編輯差不多(都說作家的第一個編輯就是他自己),現當代中國作家,只要能熬過那十年,不少都能享長壽;在香港,劉以鬯先生應近百歲,文壇二爺—蔡爺和崑爺,都年過八十,難得的是頭腦靈活,創作不輟,而且常跟年輕人往來,一點不顯老態。

崑爺崑南其實是編輯前輩(劉先生、蔡爺當然也是),由上世紀五O年代起便編文藝刊物,我的朋友蜜斯駱對他一直心存感激,因為她還在「學生妹」時期,便已經給崑南發掘,在他創辦的《香港青年周報》和《新周刊》寫專欄。兩份刊物的銷路在當年曾一時無兩,「市場」十分成功。在創作上,崑南飽覽中西古今文學經典,出之以現代筆法,一開始便顯得「不同凡響」。我們一班朋友七O年代中上也斯的校外課程香港文學專題,他就常提到《地的門》的前衛,但那時誰都沒有讀過這部作品,在市面也早找不到,《地的門》彷彿成了一個傳奇。

八O年代崑南在創作上頗見沉寂,到九O年代再活躍於各種文學活動和聚會,仍是生龍活虎。二OOO至二OO一年間創作和出版長篇力作《天堂舞哉足下》,《地的門》也在二OO一年和二O一O年再版面世。西西給《天堂舞哉足下》寫了序,可能是西西給別人作品寫序的唯一一次。西西說:「《天堂》是《地的門》的姊妹篇,都有繼承,也有所開拓,文字簡潔,直率,直接對話採用方言口語,不避外語,不寫什麼『美文』,沒有哥德式或巴洛克式刻意的華麗和巍峨,樸實自然。節奏麼?明快,場面轉換是愛森斯坦式的蒙太奇。」

崑南興趣廣泛,精於星相學,能占星。他們這輩作家莫不如是,在文字上,也時或展露playfulness,既不失童真,舞跳得起勁,自然還有很長的路可以走下去。

《明報》二O一七年十一月十六日)

崑南


原名岑崑南,香港作家,另有筆名葉冬。一九三五年出生於香港,五O年代開始寫作,曾主編各大報章副刊及撰寫專欄,先後創辦《詩朵》、《新思潮》、《好望角》、《香港青年周報》、《新週刊》等刊物。現為香港唯一本土文學討論區網站主持之一。著作《打開文論的視窗》獲第八屆香港中文文學雙年獎文學評論組推薦獎,詩集《詩大調》獲第九屆香港中文文學雙年獎新詩組雙年獎,小說《旺角記憶條》獲第十四屆香港中文文學雙年獎小說組推薦獎。曾擔任多屆中央圖書館主辦的詩/小說創作坊主持,創作獎/雙年獎評審,其他作品包括《地的門》、《慾季》、《戲鯨的風流》、《天堂舞哉足下》。英文短篇小說《Killing the Angel》於二O一五年七月出版。

《明報》二O一七年十一月十六日)

2017年11月20日 星期一

寧願選擇夢中不識路的靈魂:蔡炎培

寧願選擇夢中不識路的靈魂:蔡炎培
文:鄭政恆 人物攝影:戴毅龍 圖:tong 統籌:袁兆昌 編輯:袁兆昌


編按:著名香港詩人蔡炎培,筆耕逾半世紀,至今仍不時在各大報章雜誌撰文寫詩。詩人曾在《明報》工作多年,首本詩集《小詩三卷》正是當年採用《明報》紙餘裝訂出版,成一時佳話。曾以筆名撰「四毫子小說」,又曾寫馬經,詩中有引用馬匹名字,於是有「馬經詩人」之稱,一人多面,詩人無敵。本版訪問蔡炎培,細說從頭,並附一九七九年詩人羈魂訪問蔡炎培的精彩內容。


屈指一算,直至今時今日,五O、六O年代冒起的香港現代主義詩人,大多健在。例如馬朗和戴天遠在北美,崑南和蔡炎培一直在香港,崑蔡二人依然活躍,與年輕人打成一片,不分彼此,我輩總是無大無細,但以「崑爺」「蔡爺」稱呼,以表敬意。蔡炎培早在五O年代開始寫詩,六十多年不輟,據說靈感高漲時,幾乎一日一詩。如果要概括地談蔡炎培的詩,我會說,他最大的貢獻在於語言的實驗,古典的、白話的、粵語的、民間的、知識分子的語言,在他手中融會貫通,別創一格。蔡炎培以情詩表白心事,以時事詩諷刺世情,他的詩是個人的,也是社會性的,感情澎湃張揚,又總在個人風格之中,詩的內容及語言時雅時俗,甚至又雅又俗。蔡炎培一方面仰慕屈原、李商隱,也對何其芳和吳興華十分推崇,一些文人避忌的粗口和歇後語,他一樣手到拿來,據為己用,如是才可以走出自己的路。蔡炎培說:「讀書破萬卷,重點在一個『破』字,有破才能有立,自成一家。我的啟蒙之書是何其芳的《預言》,很喜歡《古城》一詩,裏面就有一句『長城像一大隊奔馬╱正當舉頸怒號時變成石頭了。』」蔡炎培早在一九五三年以筆名杜紅發表的《我為我們這一代歌唱》,以至整個五O年代的詩作,其實多少都帶有何其芳《預言》的影響烙印。

另一位詩人吳興華,蔡炎培號為「興華師」,早在《人人文學》雜誌已讀到他的作品,一九四九年後,吳興華選擇留在中國大陸,他的好朋友宋淇身在香港,宋淇將吳興華的作品,用梁文星筆名發稿到香港和台灣的文藝刊物如《人人文學》和《文學雜誌》,引起頗大的影響。蔡炎培深受震撼,在詩集《真假詩鈔》(2006)的後記,蔡炎培就敬錄吳興華的《彈琵琶的婦人》代為後記。《雅歌可能漏掉的一章》(2014)的代後記為原刊《明報月刊》的《夢中作——寄興華師》,寫到「他們來到之前╱我已做妥這件事╱烹一壺茶╱沏好院子裏的落花╱滿心等待╱一場雪╱白了人間╱╱還給我們結繩的青青髮╱在水成月╱在雲近山╱而在姑蘇陷落後╱有人以鞋為舟╱過一種普普通通的生活╱或許同樣的夜晚╱沏一壺茶╱烹好了雪╱不理落花的喧嘩。」詩中想像文化大革命的到來,詩人靜心過日子,但求過普通、適意的生活,恰恰呼應吳興華致宋淇的一封信,略改王安石的《鳳凰山》,以表心志:「願為武陵輕薄兒,生當開元天寶時,鬥雞走狗過一生,天地興亡兩不知。」

報紙紙餘出詩集

蔡炎培推崇吳興華,他說:「吳興華是現代漢詩的奠基者,尤其是在詩體方面的貢獻甚大,他的天分殊高,節奏獨特,歌謠體、史賓莎體、十四行體都運用自如。」蔡炎培對這位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害遇難的天才詩人念念不忘,我也急不及待告知: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在年初推出了五卷本《吳興華全集》,比二OO五上海人民出版社的兩卷本《吳興華詩文集》,增補了多篇詩文。

當然,蔡炎培的詩確是難懂,早在半個世紀前的一九六七年,他在《當代文藝》發表的《曉鏡——寄商隱》,就引發了「密碼詩」論戰。直至今天,難懂之議,也時有所聞。蔡炎培說:「無他,我的前半生,核心意象就是頭髮,女人是我創作的動力泉源。八O年代中開始,我已從『書被催成墨未濃』(李商隱無題詩句)的氛圍走出來,走向平白如話,但求多一個可能。文學就是貴乎可能。」

蔡炎培的第一本詩集是《小詩三卷》(1978),當時蔡炎培在《明報》工作,大老闆金庸先生物盡其用,將印刷《明報》的紙頭紙尾,轉交明窗出版社改為印書。話雖如此,《小詩三卷》有談錫永的序言、國畫三幅,以及好友蔡浩泉的木刻版畫,其實裝幀也算得體。當時蔡炎培負責副刊,本想出版欄目「一笑會」的文章,但想想還是出詩集。

到八O年代,台灣出版人沈登恩為蔡炎培出版第二本詩集《變種的紅豆》(1984),詩作分為八輯,更有金庸的封面題字。書出版後,台灣詩刊的約稿不少,可是蔡炎培忙於《明報》的工作,應接不暇,也無力理會了。

蔡炎培的《藍田日暖》(1992)是詩作精選集,研究者相當重視這本書,因為此書如蔡炎培所說是一部「編年史」,由五O年代到九O年代的作品按年排列,最後以早年的傑作《彌撒》壓陣,這首詩僅四句,關涉蔡炎培文學生命的第一個要人海倫(王敬羲的四妹),真光畢業後赴廣州考大學:「還下着離離的細雨/又是聖嘉勒近夜的晚鐘/為誰燃點了一根銀燭?/你輕輕地掩門,走了」。

至於蔡炎培自己十分看重的《中國時間》(1996),是出版於九七回歸前的第四本詩集,當時蔡炎培已離開工作多年的《明報》。蔡炎培說:「《中國時間》是我的代表作,用《清明上河圖》的方法寫出來。」《中國時間》的二十首詩作既可分開來讀,但可以視為一首整體的長篇詩作。

進入二十一世紀,蔡炎培不停出詩集,先有獲得第八屆香港中文文學雙年獎推薦獎《十項全能》(2004),新舊作品合成一冊,繼而是《真假詩鈔》。蔡炎培近十年來更一口氣出版了《水調歌頭》(2009)、《代寫情書》(2010)、《小說.隨筆.詩》(2011)、《離鳩譜》(2011)、《無語錄》(2012)、《從零到零》(2013)、《雅歌可能漏掉的一章》(2014)、《明報歲月》(2015)、《偶有佳作》(2017),成績相當可觀。

我們的話題圍繞着《中國時間》一書,欲罷不能,索性將二十首詩由頭到尾讀一次。


《中國時間》以《歲次乙亥》和《一九三五》兩首開卷,乙亥是一九三五年,也就是蔡炎培出生的年份,《歲次乙亥》由中華民族的圖騰、演化、歷史、神話說起,格局甚大,面對一個世世代代分開了的分裂的國度,詩人說「待我拾起千秋淚眼才說」,《一九三五》是關於當年的天災和異兆。《白楊》以「宋積詩╱民族血」之句帶出文學的意義。

《尋找馬克思──安源之路》和《尋找馬克思之二——酆都在望》都寫毛澤東,前者的地名是指毛澤東領導的安源路礦工人大罷工,更引述毛主席《沁園春.長沙》的名句:「問蒼茫大地,誰主沉浮」,《安源之路》是說毛澤東的崛起,《酆都在望》卻是說毛主席的末路,想像毛澤東往冥界鬼城。

之後《中國時間》的作品多說人或說事,建構情景和人物形象,《石舫》寫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風陵渡》寫彭德懷,《六君子》寫戊戌維新,又下接左聯五烈士,《風聲》寫孫中山先生,但也寫洪門的筷式杯碗陣,《會戰》寫外省老兵因為命運而與黃埔同期的兄弟在國共內戰戰場上相對,《將星沉》寫不敵解放軍而自殺的中華民國國民革命軍黃百韜將軍,相當悲愴,《又見春回》寫共產黨勝利以及開國大典,蔡炎培說:「開國大典時天安門城樓掛上的大紅燈籠,在一九九五以高價拍賣,成交價達千多萬,又見春回正是指經濟大潮。」但唯獨詩人記取開國英雄。

《中國時間》中的名作《弔文》,今年由香港大學音樂系的陳慶恩教授譜成合唱作品。《弔文》明顯是寫辛亥革命,鍾國強在《哭過一夜的孩子不是江──讀蔡炎培〈弔文〉》(收於文集《記憶有樹》)裏以林覺民的《與妻訣別書》與蔡炎培的《弔文》並讀,分析與見解都精彩。然而蔡炎培說《弔文》「表面上是首悼詩,骨子裏卻是情詩」。他說心愛的人見不得,就在詩中見,詩中的江是某女子的姓氏,髮的意象也在詩中出現。詩是情詩,以民族歷史的角度看也當然可以。

《歸來》寫韓戰結束,詩人以悲憫情懷書寫。《七星燈》是《中國時間》中的另一名作,詩作寫文革,但男女之情的筆觸也俯拾皆是,愛與死、女人與家國好像叠影了。《小詩半首:King is not a subject.——邱吉爾》中的主席當然是毛主席,詩中寫毛岸英在抗美援朝的戰事中陣亡後,毛主席的說話、思緒和乾了的淚水。《清明:一九七六》寫周恩來,蔡炎培對周總理讚美有加,他說:「詩中的九時五十七分就是中國時間,也是周恩來去世的時間。」

《秋思》寫同一年毛澤東之死,《石河子一夜》寫艾青,石河子位於新疆,是反右運動後艾青流放之地,因此詩中寫道「有流放即有文學史」,而詩末「雪落在中國的原野」似是引自艾青名詩《雪落在中國的土地上》,蔡炎培卻說《雪落在中國的原野上》是馬朗發表在《文藝新潮》上一篇小說的題目。最後壓卷的《一江風》意在祝福中國的大地與人民,詩中提到景頗族,以及不同習俗和風光,是來自張錚與孫華聯合導演的紀錄片《雲南奇趣錄》。

蔡炎培六O年代的詩作

不妨借用嚴羽《滄浪詩話》的一段話:「詩者,吟詠情性也。盛唐諸人,惟在興趣,羚羊掛角,無迹可求。故其妙處,透徹玲瓏,不可湊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鏡中之象,言有盡而意無窮。」讀蔡炎培的詩,確不可窮其道理,正因無可掌握,但求見詩人的真性情,以及點通詩作的趣妙處。

《藍田日暖》、《水調歌頭》和《雅歌可能漏掉的一章》是蔡炎培的詩作精選集,不同時期的作品兼有。蔡炎培的詩,有許多奇句,而且多在結尾。


《老K》是現代主義城市詩,寫電車稽查員的所見所想。一九五八年,蔡炎培考入台灣台中的國立中興大學農業教育學系,卻因戀愛問題失意回港,到一九六O年,蔡炎培考入九巴作「鋸王」(即守閘員),詩中當然少不了市井的語氣(「吃飯緊張過做官」),歇後語般的句子(「一個有巢氏的後裔」,指髮髻如鳥巢的女人),也有俗話且一語雙關的曲筆,除了百姓的平視眼光,蔡炎培也用充滿現代感的詩行,站在更高之處看城市的日和夜、世界的常與變——「把風交給海把領巾交給風╱而當海之淨火╱猝然展開一個燈紅酒綠的世界╱世界在一個沉舟的手勢之中╱那時你可看見我和我的車獃在那裏」。

蔡炎培聽從生命中第三個女子許氏的勸告,在一九六一年回中興大學讀書,這一年他寫了存在主義式的作品《賭之為博》,翌年刊於劉以鬯主編的《香港時報.淺水灣》,他也在回台復學前寫了《廊椅的少年》給少年好友王無邪。

一九六一至一九六五年,蔡炎培在台灣,恰恰是六O年代《創世紀》與超現實主義的高峰時期,蔡炎培跟瘂弦熟稔,六O年代中,蔡炎培的詩作刊於《創世紀》、《中國學生周報》、《大學生活》和《海光文藝》,在一九六三年,他也將詩作《樹》從台灣寄到香港的崑南手上,刊於現代文學美術協會的刊物《好望角》。

當時蔡炎培人在台中,他回憶道:「面對感情與現實的兩重壓力,站在瘋狂的邊緣,幸有吳興華譯介過的黎爾克(通譯里爾克,Rainer Maria Rilke),醫好了自己的心病,立刻在大雨中的中興大學操場狂奔,突破了心理關口,隨後寫了《致左手》和《冥蝶》兩首詩。」

小說.隨筆.詩


感情問題以外,還有現實的生活問題,《運通大押》刊於香港的《海光文藝》,卻是蔡炎培在一九六五年寫於台中。他回想當時家道中落,只能到當舖押詩,幸好之後不單找到家庭教師的工作,更因《自由青年》徵文比賽得小說組第三名,獎金甚豐,有旅費北上探望朋友然後回來香港。

《青簡》是蔡炎培六O年代時的力作,曾刊於《大學生活》。《青簡》是美麗的情詩,古典的意象加上五四以來新詩的語言風格,收結的「每扇門窗都隨着影子擴大了╱我把你的世界擎在掌心」更是上佳的句子,影子是虛的,可以象徵過去的幻影;門窗是實的,外在的世界與景物因心中的情感而變化,最終收歸於自己——不過,蔡炎培絕不濫調,如果是:「你的世界常在我心」,就寫壞了;他寫:「你的世界擎在掌心」,就具體而新鮮,且言有盡而意無窮。蔡炎培說:「《青簡》固然是情詩,但也是為召喚中華民族之魂而作,詩中也有憂時憂國的心迹。」

最後我們談到兩首六O年代末的詩作。《纜車徑》用了口語開頭,再有老香港的海陸交通工具描述,收結的「再上一級╱許是當年」是奇句,空間的距離一下子竟變成時間的距離。

《事件》曾刊於《盤古》,詩中明明是他輸了,但是「我被選為首席華人代表╱派去推開那道門╱發現一個很資本主義的口」,奇就奇在尾句,改變了詞性,整個行動形象化,但也很超現實。蔡炎培說:「《事件》的創作,是因為生命中第三個女子結婚,消息刊登在報紙上,想不到這首詩突顯了香港重商資本主義的本質。」

到一九六九年,蔡炎培與小說作家朱珺結婚,由胡菊人和戴天主婚,當晚到場者還有蔡浩泉,蔡炎培在當年寫了《受傷的婦人》和《初夜》,人生打開了另一頁。

從《小說.隨筆.詩》一冊可見,蔡炎培除了是出色詩人,也擅寫小說與隨筆。由《日落的玫瑰》(1966)與《風孃》(1966),到《蔡炎培情史》(1986)、《結髮集》(1987)和《上下卷》(2006),蔡炎培的小說在浪漫的情節中,見現代的心理描寫,總具有真情實感,一方面好像郁達夫和早年的歌德般自剖感情,另一方面又靈活地運用詩化語言展露內在的心理意識。而他的隨筆信筆而寫,簡明直接,文壇掌故都寫得幽默風趣,評論也觀點明晰。

蔡炎培的近年詩作中,我個人十分欣賞為詩集點題的《離鳩譜》,《離鳩譜》一組三首,首首動情且動人,起首的《死亡冊上》,先說母親年老失憶離去,最後卻道「戰爭的陰影並沒有過去」,人間苦難還是放不下。中間的《山中傳奇》,末段如下:「山中七日╱我已買棹歸來╱老母親死去了千年╱芙蓉如面╱柳如眉下一具白皚皚的骷髏」。老母親終歸一死,但歸來遊子心中,卻是芙蓉如面柳如眉,歷久還新。最後的《大河源》,以自然景物一路襯托,又化情入景,從生至滅,由六月頭一天寫到「早春來了╱白頭鷹展翅,高枝上有兩隻雛嬰」,由死至生,總結整首組詩,《離鳩譜》組詩堪為蔡炎培晚近的大氣之作。

蔡炎培談到以詩論詩之作《焦點問題》,再一次提出「一首能讀的詩每每是心靈的探險」,「言之未必有物;有物未必言之」,詩就是徘徊於晦澀與明朗、簡接與直接兩條路之間。《〈曉鏡——寄商隱〉小識》中他回望「密碼詩」論戰,也說道:「現代漢詩的『晦澀』與『明朗』,一直爭辯了幾十年。依我看來,這與詩的『間接』與『直接』最有關。而詩,『間接』的作品居多就是。」

所謂「密碼詩」論戰,是因為蔡炎培以筆名林筑,在一九六七年徐速主編的《當代文藝》發表了《曉鏡——寄商隱》一詩,未料兩年後宋逸民在《萬人雜誌》發表《「密碼派」詩文今昔觀》說密碼詩「打翻鉛字架」,徐速以《為「密碼」辨誣——並泛論現代詩的特性及前途》反擊,另附林筑的《曉鏡的創作動機》,於是萬人傑在《星島晚報》發文,也在《萬人雜誌》發表宋逸民、賣油郎、方光的文章還擊。

培正詩派和《明報》歲月

半世紀過去,如今看來,蔡炎培的詩晦澀,是因為他間接地寫,但總能夠令人驚奇、妙悟或有所感,他的詩讓我們看到語言實驗後所提純的個人風格,也看到詩如何迂迴地達到比直接更直接的效果。

最後,我們談到培正和《明報》。

蔡炎培和我是培正中學的師兄弟,他告訴我培正詩派的詩人名單:梁宗岱、夏侯無忌、蔡炎培、馬覺、淮遠、陳智德(陳滅)、鄭政恆。我想如果可以編輯出版一本詩集,收錄七人詩作,意義應該相當重大。

蔡炎培又說:「我從台灣回到香港,一時未有穩定的工作,由於老朋友蔡浩泉約稿,暫且以寫四毫子小說為生。」如今看來,《日落的玫瑰》與劉以鬯的《酒徒》、崑南的《地的門》、西西的《東城故事》,正是香港現代主義小說的四部重要作品。

直到一九六六年六月,蔡炎培入《明報》擔任助理編輯,有一份穩定的工作,但也十分忙碌,人工也相當微薄,兩個小孩出生又令他百上加斤,於是兼校初版的金庸作品集,又為簡氏兄弟的馬評錄音作抄寫。

走筆已近尾聲,如何為這篇文章作結呢?容許我抄錄蔡炎培老友戴天的專欄文章《璽璽和炎培》,也許這就是詩人最真確的寫照吧。「炎培在現實社會,歷盡滄桑!如果是一般人,很可能會世故起來,甚至使些小手法。炎培卻嘗試過而不成,使用過而不高明,證明他在生活的各種挑戰下,雖想適應而終因壓抑不住詩情,寧願選擇夢中不識路的靈魂。」

(部分書影圖片來自「香港文化資料庫」,標題為編輯所擬,原題:羚羊掛角,無迹可求)

《明報》二O一七年十月八日)

怎耐一個詩爺了得
文.許迪鏘

在香港的文學圈中,大家以「爺」相稱的,一時想到的只有兩位,一是「崑爺」崑南,另一位自然是「蔡爺」蔡炎培。

在姓名後帶一個爺字,當然要有一定年紀,更重要的是有一定地位。所以周星馳人稱星爺,對較他年長的拍檔吳孟達,稱達仔。但有年紀有地位未必一定稱爺,香港文壇一代宗師、比崑爺和蔡爺年長的劉以鬯先生,沒有人叫他鬯爺。中文用字就是有這點竅妙,能夠稱爺的,年齡地位之外,還要有一種特立獨/異行的個性,有我行我素的灑脫磊落,總之站出來就讓人覺得與流俗不同。此也所以爺之稱號,是人給的,不能自封,在粵語中,「你阿爺我」只出自魯莽自大(其實源於自卑)不識好夕的人之口,會給人(背後)嘲笑的。

蔡爺的詩,自是別具一格,廣東話、粗話入詩,他早開先河,連詩集名稱也因帶(疑似)「粗字」而(懷疑)被官方拒絕資助。他不介意別人叫他「馬經詩人」,他寫馬經,據說寫得像詩一樣。他寫詩,倒不像在寫馬經,但有人詬病他寫詩評像寫馬評,雖然,這種玩世不恭,其來有自。他為人愛玩,不知是否有旁人湊興,近年介紹他時,簡介中有「諾貝爾文學獎候選人」一項,他也不置可否,其實從事文學創作的,任誰都可以是諾貝爾文學獎「等候被提名人」,被提名不是太值得大書一筆吧。

蔡爺以詩鳴,自然也以蔡詩人之名自豪。而詩酒不分家,蔡爺自然也愛喝酒。蔡爺喝酒有他獨特的風格,他逢飲必醉,千杯醉;大部分時間是一杯亦醉,醉了就唸詩,說前塵往事,繼之以哭。在詩人中,應以他感情最豐富,尤其一進入詩,即近乎忘我。我曾怕他借醉而有什麼驚人舉措,始終就只是一詩二鬧三哭而已,他其實是清醒的,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畫家黃仁逵談到蔡爺曾說:「一個踎在投注站的男人好難聯想到詩人。」蔡爺之為爺,倒正在於此。他和我另一位同樣姓蔡人稱蔡頭的已故畫家朋友都愛賭馬,我們也難以聯想到口袋插馬經多於畫筆的男人是個畫家吧。從蔡爺和蔡頭身上,也許可以看到香港文學和藝術的某種特質:作品展現強烈的個人性格(不止於風格,強烈的風格不一定蘊涵個人性格),不拘成規,在地,不避俚俗(蔡頭曾以金銀衣紙作畫紙)。不認命(做人與藝術與其他),所謂「香港精神」,於此可見一斑。

《明報》二O一七年十月八日)


《詩風》專訪

編按:一九七九年,在《中國時間》尚未出版的年代,蔡炎培接受《詩風》創辦人羈魂訪問,談創作,談詩觀。三十多年,純真不變。

羈:怎樣引發你對詩的興趣呢?

蔡:相信是由於我那不識字的祖母吧!大約在小學三年級時,日軍佔領香港,祖母隨口作了一首歌謠,訴說香港的淪陷;她一面唱,我一面抄錄,可惜現在記不起來了。有時,她更打一些謎語給我猜,是她在鄉間聽回來的,很通俗也很有趣。到了四年級時,又讀了一些古文、唐詩,開始對古典文學產生興趣——說起來,「古典」和「民間」兩方面對我影響較大!

羈:除了這兩方面,觸發你寫詩的,還有什麼?

蔡:生命。我有一個伯婆,無子,家人自小把我過繼給她;記得那年她在鄉間病逝,我趕回去奔喪,只見她緊握一手,似有所待,更有蒼蠅在她面上飛舞。登時,很感「悲涼」。

羈:你真正接觸「詩」、激發寫詩的念頭,又在哪時呢?

蔡:大約在一九五二年間,我在力匡和夏侯無忌主編的《人人文學》中,讀到「梁文星」(《詩風》編按:即「吳興華」)的詩,十分喜歡。從那時開始,三十年代的詩人,如何其芳等,已不能滿足我了。

羈:那麼,你什麼時候才正式寫詩,並發表詩作?

蔡:約在一九五四年左右。那時《星島日報》學生園地版文風很盛。王敬羲、崑南、王無邪、葉維廉、西西(藍子)、黃俊東、盧因、區惠本、扎克、逸雲等,都有投稿;我當然也不例外。不過,筆名卻有多個:詩用「杜紅」,散文用「夢美」,小說則用「P.S.」。

羈:你對自己的詩作,又有何看法?

蔡:我的詩是為一個靈魂而完成的。我詩中的「髮」,就是一個「圖騰」。《小詩三卷》出版後,我希望寫出《中國時間》;這需要忍耐;不知道我能否忍耐下去。

羈:從事了詩創作二十多年,你在風格、題材等方面,有沒有改變過呢?

蔡:求變當然有。但「基調」卻始終如一,就正如一條弦發出不同的音響。事實上,《中國時間》纏得我好苦,三年來,一直意識着非寫不可……

羈:剛才你提到「意識着非寫不可」,是否就如一些詩評人說的以「知性」寫詩,而從前則用「感性」?

蔡:我不同意把詩分為「知性」、「感性」!詩其實都是「浪漫」的,只有「顯性」、「隱性」之分。我倒同意談錫永的分類,詩只有兩種:「感人的」和「動人的」;他把戴天的詩歸入後者,把我的列人前者,也許這會較明確地把握我的詩風。

(節選自《詩風》專訪蔡炎培,一九七九年二月)

《明報》二O一七年十月八日)

蔡炎培



一九三五年生於廣州,二戰前移居香港。一九六五年畢業台灣中興大學農學院。一九六六年進《明報》編輯部,一九九四年離休。筆名杜紅、P.S.、葉影予、易象、陸醜、李孝桐等。歷任青年文學獎、中文文學創作獎、中文文學雙年獎、《詩網絡》詩作獎全國公開組詩組評審。詩集有《小詩三卷》、《變種的紅豆》、《藍田日暖》、《中國時間》、《十項全能》、《真假詩鈔》、《水調歌頭》、《代筆情書》、《離鳩譜》、《小說.隨筆.詩》、《無語錄》。小說文集《結髮集》、《上下卷》(與朱珺合著)、《日落的玫瑰》;一九九三年,英國劍僑傳記文學中心第十屆名人;二OO五年,北京民協授予中華優秀文藝家紅木獎;二OO七年,北京教協授予「人民作家」金質獎章;二OO八年,北京文學評審中心授予終身成就獎。

《明報》二O一七年十月八日)

2017年11月19日 星期日

香港也有巴士詩人

【柏德遜‧對倒】香港也有巴士詩人(上)「我的生活沒這般唯美」
撰文:陳芷慧


美國獨立電影界巨人沾渣木殊喜歡電影,也喜歡詩,尤其愛美國新澤西洲柏德遜鎮一位有名的醫生詩人William Carlos William,於是他拍了《柏德遜》的故事,既寫平淡的鎮,也寫一個會寫詩的巴士司機柏德遜,如何在刻板的生活中擠出詩意、在詩人身份上糾結徘徊。電影落幕,想起我們的香港也有一位巴士詩人。

柏德遜是一名巴士司機,每天開工前都會寫詩。(電影劇照)

香港巴士車速沒這般浪漫

1.

柏德遜他每天醒來慣性地看看手錶,6時10分,然後才轉身看看在夢境邊緣的妻子。晨光穿過窗簾擱在妻子黑黝而細滑的背上,很美,然後聽過妻子一輪奇怪的夢話,他才正式起床。柏德遜是一個巴士司機,每天走同一條路上班,同一條路下班,駕着巴士遊走相同的路線,他的人生從沒有 一條分支,或一條多餘的路。開車前,他例牌翻開他的神秘筆記簿,寫上幾句詩,直至他那厭世的同事來發囉唆,他才開動巴士。

香港詩人鄧阿藍說香港巴士司機分秒必爭。柏德遜清晨六時起床,他三時就要起床了。(陳芷慧攝)

2.

「如果喺香港,啲巴士行得咁慢,就死得。」鄧文耀說香港巴士車速沒這般浪漫。文耀90年代加入巴士公司當巴士站長,做了18年。香港巴士早起,五時半出車,文耀每早凌晨三、四時就起床。文耀口裏常說做任何事要具有「匠人精神」,巴士班次要排得細緻。疏導巴士站的人潮,大概就像宮女疏理慈禧太后錯綜複雜的髮絲,掉一根髮絲可以影響國運;少一班車次,巴士站會淪陷,「一個站隨時積聚幾百人。」

在瀑布旁吃飯寫詩的奢侈

柏德遜放飯時間,都到附近瀑布公園寫詩。香港詩人呢?(電影劇照)

3. 柏德遜居住於新澤西洲「柏德遜」鎮,人與鎮同樣的安靜、樸實無華。午飯時間,他踏着比缺燃油的巴士還要慢的步速,攜着一個灰綠色的鐵飯盒,來到柏德遜最有名瀑布公園,飯盒中有他太太的相片和太太親製的杯子蛋糕,他咬了一口,拿出他那神秘的簿子,繼續早上開車前未有完成的詩:

「我們家裏有很多火柴…
燃燒 或許為了你愛的女人燃起第一根煙
此後就不再一樣

我是煙 你是火柴
或者我是火柴 你是煙
……」

4.

「在繁忙時間中
乘客差點擠爆了車窗…
車長剛剛駛到站頭
急步的走去小解
又趕回來載客開車

車長流着汗水
巴士噴出嗆人的廢氣
灰煙黑煙糾纏着

長長的工時
沒有用膳時間
站長快快吞一口飯菜
忙碌地簽發
各線的路程車
再走到月台前維持秩序

工作枱上的飯盒
已擺得生涼了…」

《錢箱更加滿瀉 出車率不足的的巴士路線》節錄 鄧阿藍

阿藍曾寫一首關於巴士司機與站長工作苦況的詩。(陳芷慧攝)

巴士上寫作,還是忙過生活才能寫

昨夜香港電台電視節目訪問了一位詩人鄧阿藍,今天同事問文耀:「那人是你嗎?」若非有人認出來,文耀絕對死口不認。阿藍,就是文耀的筆名。同事半笑半諷:「你呢啲文化界嘅人,做乜嚟做站長啫!」文耀只能回:「這些節目只是文化上交流,我不是明星。」97年,他參加了藝術發展局藝術家資助計劃,給他10萬元作為一年的創作費,出版一本詩集《一首低沉的民歌》,詩集只是一本細小可以袋進褲袋的拍子簿,就是他平日上班帶着的簿子,有時候他只帶幾張廢紙,免得讓同事看見他又在搞文化界的東西。他說飲食是實際,要完成生活的事情才去寫。

要融入同事的圈子,對孤僻的阿藍而言,比跳火圈更難。他曾經長守一個巴士站,還是覺得人事太複雜,他頭腦簡單處理不來,於是向公司申請專責做替工。哪個站長休假,他就去替更。但遇上颱風、車禍等交通擠塞的突發情況,要調動班次,並非站長說一句要調就調,要靠站長與各路車長平日的關係何如。阿藍還是要硬着頭皮去融入同事間的火圈。大家不能談文學,他們就談車。其實這不是阿藍的個性,他只為了生活,「盡量做到揾食的模式」。

加入巴士公司以前,他還做過貨車、有錢人、廠巴及的士司機。午飯時間,他都是一個人獨自離去,同事去吃大排檔,他就選一間最平的茶檔,他說不是他選擇價錢,而是價錢選擇他。同事說三道四他顧不着。

電影中柏德遜與妻子日常生活畫面都很唯美。(電影劇照)

5. 神秘的筆記簿與公諸於世的詩

回家後的柏德遜,話依然不多。家裏經常躲進地牢裏的書房寫詩,每一晚都是妻子牽着他的手步上大廳,跟他情話綿綿。妻子着柏德遜看着她的眼,妻子對他說,他的詩屬於這個世界,不要把它們關進自己的簿子裏。面對把著名詩人William Carlos William記錯成的Carlos William Carlos的妻子,柏德遜打從心底裏笑了出來。「拜託你周末就把你的詩集影印一本也好。」妻子哀求,柏德遜很疑惑,卻只好唯唯諾諾說好。

6. 八年沒寫詩的空窗期

「詩,是個人的,不能留存,也是美好。」若非為了生活,阿藍從來沒想過要出版一本詩集,始終合約訂明一年內要完成創作,創作不能隨意,是一種負擔。除一本詩集以外,他在巴士公司工作18年年間,斷斷續續有8年沒有寫詩。他只是怕,怕他筆下寫的盡是基層和工人如何被剝削,老闆會怎樣想呢?想起家裏有一妻兩兒,還是不執筆為妙。他說,詩只是生活的一部份,最重要是家人生活的安穩。

鄧阿藍與柏德遜的妻子都喜愛藝術。(電影劇照)

過於夢幻的婚姻

雖然因為寫詩而認識太太,阿藍卻未曾寫過情詩,就連結婚時也沒買婚戒,沒擺過酒。因為他不相信物質,而婚姻亦不像婚戒的圓滿。婚姻是很現實的生活,他甚至說柏德遜和妻子的浪漫是沒有可能,導演的想像過於純情。

兩地基層詩人生活,截然不同。(電影劇照)

7. 回家的路

記者致電阿藍,通話一小時多,17次斷線,阿藍不斷致歉,解說為了省錢,用了一個較平的電話網絡。記者邀約他去看《柏德遜》,他說其實很喜歡電影,卻很久沒有看過。年輕時要選一條適合自己走的藝術路,電影太奢侈,於是選了文學。文學中又選了詩,最適合他這種工時長的工人去發展。至於電影,他沒有放棄,看影評如看了電影。《柏德遜》落幕,阿藍說柏德遜的生活就是他想過的日子。因為柏德遜的房子很美,回家的路有花,有草,有陽光,一座粉色系獨立式的房子,而阿藍回家的路,是暗沉沉狹窄長廊,還有悶悶熱熱的風,那就是他從前住的舊式公屋。

鄧阿藍與柏德遜都曾被問過一個問題:「你是詩人嗎?」(電影劇照)

8. 你是詩人嗎?

柏德遜最後有沒有出版詩集,可以在電影中找答案。只是電影終結,一位日本詩人問柏德遜:「你是詩人嗎?」柏德遜晃了一下。

9. 在香港電台第八屆香港書獎頒獎禮上,阿藍是其中一位頒獎嘉賓,他同樣被問過這道問題。他搖頭說不,說:「香港不能做詩人,我未有這種感覺。政府沒給藝術家一個生活保障,社會未有給詩人一種尊重和肯定。」

鄧阿藍說「有感受,生活才不會乏味。」,這同樣是柏德遜如何在刻板生活中自得其樂的原因。阿藍的詩,被稱讚充滿戲劇感,《柏德遜》卻拍出平淡的詩意。只是,阿藍的詩都是悲的較多,這與他前半生經歷有關。

《香港01》二O一七年五月十五日)

【柏德遜‧對倒】香港也有巴士詩人(下)「飢餓對我的打擊很大」

美國獨立電影界巨人沾渣木殊電影《柏德遜》剛在香港上映,講述一位居於美國新澤西洲柏德遜鎮一位會寫詩的巴士司機柏德遜,他的生活刻板,卻能寫出一首首淡淡回甘的詩。

香港也有巴士詩人──鄧阿藍。三次見面,阿藍都是穿灰色的襯衣,他的頭髮稀薄灰白,從他瞳孔看出去的世界也是灰曚曚的,詩也像海水撞擊涯岸吐出灰白的泡沫。他說:「我的生命過於悲哀。」


兩地「巴士詩人」柏德遜與鄧阿藍「對倒」的生命

鄧阿藍88年畢業於門東亞大學公開學院後本應應徵巴士司機,公司見其成績優異,讓他當上巴士站長。(陳芷慧攝)

我對飢餓很恐懼

50年代,阿藍小時候家住觀塘翠屏道,俗稱「雞寮村」的貧民寮屋區。父母都吃萬壽膏,他看過父母在床上蜷縮如顫抖中的蟲。父親經常在外,甚少回家;母親去賣粥,就把他們三姐弟關在木屋中,他們像巢中等待燕母餵吃的鶵燕。靠餅乾碎支撐至晚上十一時,母親還未有回來,阿藍驚恐得到神枱前上香,「除了肚餓,還怕母親吸毒,在街上橫屍街頭。」事實上,他11、2歲時,好久沒有回家的父親就在土瓜灣的藍球場上倒斃。「因此,我對飢餓很恐懼。」後來,姐姐因為太飢餓,逃了,沒有再回家。

「光禿禿的頭頂/面對着燒毀的寮屋/雙手乾瘦微微顫動/吃力地扒了一口/飯餸吹得涼了/唾沫像眼淚/年老掉剩的牙齒/酸酸痛痛的/又咀嚼到沙粒」
《咀嚼》鄧阿藍

阿藍的詩多寫基層生活及工作苦況。(陳芷慧攝)

「我從不氣餒」如草的生命力

讀至小學四年級,他就沒有再讀下去。那四年的小學,都是斷斷續續。母親賺到幾個錢,就上學。沒錢,就退學,因此轉過好幾間學校。11、12歲就出來做童工,第一份是替報檔派報紙。那時他個子還小,腳不夠長去踏成人的單車,他就側坐,單腳踏遍觀塘區,「為了生存,危險也沒法子。」那時雞寮村在山丘上,附近有不少小型工廠,他又到鞋廠打工,有人到工廠查牌他就躲起來。能在工廠打工很好,因為工廠不時會向街坊派飯,能否搶到一啖飯,消息要靈通。農曆七月十四,工廠在街上拜祭,會拋龍眼、豆、碎錢,家家戶戶的小孩都出來搶。「我們撿吃的都是無主孤魂的食物。」阿藍說。

記者問阿藍曾否想過自殺,他直認不諱。然後他又說,自少就很喜歡草,在書友簽名時也會會附上一個草字。因為草,是很有個性,生命力極強的植物。它有粗有幼,有不同形態,冬天枯萎,天氣和暖又再長出來。平凡的植物卻不被珍惜。「是生活,強逼我們要有生命力。」阿藍說。

阿藍喜歡草,是很有個性,生命力極強的植物。它有粗有幼,有不同形態,冬天枯萎,天氣和暖又再長出來。平凡的植物卻不被珍惜。「是生活,強逼我們要有生命力。」阿藍說。(陳芷慧攝)

自修文史哲 獲青年文學獎

影響阿藍成為詩人的,有三個人。兩位是小學時讀夜學的學姐,「她們的鼓勵對我是一種力量。」阿藍退學,過了一段街童的日子,是一位學姐把他從爛仔堆中撿回來,像母貓用口擔着孩子離開險惡的世途一樣。「她叫我要認認真真去讀書。沒有一張沙紙,揾食好艱難。」

後來,阿藍就到附近的社區中心找娛樂。67暴動後,政府為教化大眾,聘請導師在社區中心開辦興趣小組,他在那裏遇上一位哲學系畢業的導師。他跟說:「你一定要認認真真去讀書。」導師當然不知阿藍的家境,阿藍就自修文史哲,從西方的笛卡兒、尼采、沙特,讀至中國的儒道思想。他的詩,也在社區中心一本油印的刊物刊登。1973年,鄧阿藍獲得第二屆青年文學獎新詩高級組獎項。

乘客的對話都是柏德遜刻板生活中的樂趣;對阿藍而言,乘客的故事悲哀比快樂多。(電影劇照)

環境令我成為微型人

「我的生命過於悲哀。」鄧阿藍的詩,與《柏德遜》中William Carlos William所寫的都是生活的細節,不同的是阿藍無法寫出喜樂。「詩,在存在於生活。書本無法教出一個作者,因為創作是有彈性,不是某一個學系就能培訓出來,而是要投入生活,找到一條自己獨特創作的道路。」「環境令我成為一個微觀者。」這句話他經常掛在嘴邊,我看着他那瘦弱彎曲的背,就想到他把自己縮少得像野草的卑微。他意思是自己讀書不多,既然寫不出史詩,他就寫生活,從前寫個人,後來寫社會。「別人無法想像我這些隨時消失的生命。我們連生存都幾乎談不上,還談什麼偉大?每天都怕媽媽不能回來,在死亡的邊緣,飢餓對我的打擊很大。」他要想像世上有比他更飢餓的人來安慰自己,不要著眼於自己的生活,於是他到深水埗去察看籠民的景況。「連外國狗隻生活的籠也比他們大、被善待,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

「鐵絲條條生鏽/一個籠民抹過睡眼/在寒冷中挨着/拉緊不稱身的衣領/舊報紙又再閱看/望着狗展彩色的圖片/回味着變成寵物的夢。」
《籠民的夢》節錄 鄧阿藍

柏德遜於午飯中能有時間寫詩,對阿藍而言是一種奢侈。(電影劇照)

年過40歲讀大學

80年代,澳門東亞大學公開學院開學士學位課程招生,無需學歷。「我自修多年,好想測試自己的能力。」於是阿藍報讀文史系,讀大學的四年間,每周兩晚搭船過大海去學院上課,1988年畢業那年,他42歲。「若非我努力自修,根本讀不上。」畢業後,他本想找一份中學教師工作,誰知學校說只能聘請英聯邦政府認可的大學,「有少少糾結,少少失望。」他唯有到巴士公司去應徵。

阿藍感謝導演沾渣木殊讓他對詩人生活有一個美好的想像。(電影劇照)

的士司機教曉我什麼是貧富懸殊

上大學以前,他還做過有錢人、廠巴及的士司機。他說當司機,因為喜歡車的速度,讓他忘憂。當有錢的人司機,他學會什麼是勢利的眼光和無理辭退;當的士司機,卻學會什麼是貧富懸殊。「山頂客全部都是獨立式的屋。入到去好似仙景咁,歐陸式風情的建築物,如果我唔係揸的士,呢世都去唔到。」;他又到過新界的窮鄉僻壤,載過獨居的老人。「總之,看到悲哀多於歡樂。」客人上上落落,無數的故事,他就只記得這些。「最深刻的一次,是一位無人陪伴的老人說要往南朗醫院(善終服務醫院),我心裏一沉,就知道那是我送他最後的一程。」

感謝導演讓我曾有美好的想像

電影落幕,還未步出影院,阿藍說《柏德遜》那種悠閒寫詩的生活,在香港根本沒有可能,卻感謝導演給他兩小時美好的想像。他看過不少關於詩人的電影,唯有《柏德遜》拍出他的共鳴,「平淡中見生活感。」長而又長的工時、急速的節奏、世人眼光,壓力混和於刻板的生活,如何滴漏出一點詩意?「有感受,才使生活不至於乏味。」大概這就是詩人的氣質。

(陳芷慧攝)

•鄧阿藍,原名鄧文耀,早年參加端風文社、秋螢詩社。
•1973年獲得第二屆青年文學獎新詩高級組獎項。
•詩作曾發表在《70年代雙週刊》、《秋螢詩雙月刊》、《中國學生周報》《詩風》、《香港文學》等。
•曾任職工廠工人、的士司機、巴士站長。
•1984-88年於澳門東亞大學公開學院兼讀文史學系課程取得學士學位。
•1998年出版《一首低沉的民歌》詩集。
•其詩被香港藝術學院院長張秉權博士稱讚充滿戲劇感,更被列入其戲劇教材中。

《香港01》二O一七年五月十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