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2月17日 星期五

鄭明仁:大先生.在香港:魯迅在港演講九十周年

青年會近貌

1927年2月魯迅在香港青年會演講。圖為青年會舊照

一九二七年,中國文壇巨人、新文化運動大旗手魯迅先生先後三次到過香港。其中一次到港是二月,二月十八號和十九號連續兩天在上環中華基督教青年會演講。

儘管這兩次演講被譽為是香港新文學開端的催化劑,但由於殖民地政府的有意冷落和現在特區政府的不重視或者無知,官方從沒有在公開場合提過這件事,因此,香港很少人知道有這兩場演講。在魯迅訪港九十周年之際,筆者整理了一些當年報紙報道和根據魯迅日記以及學者的研究資料,還原魯迅當年在香港情況。歷史就是那麼巧合,魯迅演講的青年會所處的必列者士街,曾經是孫中山每天出入的街道,短短一條幾乎名不見經傳的小街,竟先後出現一位政治革命家和一位文學革命家。

在香港的演講

一九二七年,香港文化界仍奉舊文學為主流,前清遺老仍掌控香港大學中文系,熱愛中華文化的金制軍(金文泰,時稱港督為制軍)提倡讀四書五經和尊孔,常與遺老舞文弄墨;面對挾着文學革命家、思想家大名來港演講的魯迅,此地舊文化元老們當然不快,魯迅本人也感受到殖民地政府對他施加的壓力。魯迅回國後在〈略談香港〉中說:「我去講演的時候,主持其事的人大約很受了許多困難,但我都不大清楚。單知道先是頗遭干涉,中途又有反對者派人索取入場券,收藏起來,使別人不能去聽。後來又不許將講稿登報,經交涉的結果,是削去和改竄了許多。然而我的講演,真是老生常談,而且還是七八年前的『常談』。」「我去講演的時候也偶然提起元朝,聽說頗為『×司 』所不悅,他們是的確在研究中國的經史的。但講講元朝,不但為『政府』的『×司』所不悅,且亦為有些『同胞』所不歡。我早知道不穩當,總要受些報應的。」魯迅文中所指的「×司」,應該是負責審查報刊內容的華民政務司署,「政府」應該是指殖民地政府。他所說的「老生常談」對當時香港的守舊派來說當然不是「常談」;他第二篇演講稿多次提到中國歷史上的多次外族入侵,這更是殖民政府絕對不容許「常談」的。因此,魯迅說自己早知不穩當,最後便受到以下報應:第一篇講稿在報紙刊登時被大量刪節,第二篇講稿更被香港報館編輯扔到字紙簍裏!

一九二七年,由地下共產黨發動的省港大罷工結束不久,金文泰接手執拾大罷工帶來的殘局,對於香港報紙的政治言論倍加關注,對思想前衛的魯迅自然特別留意。華民政務司署的新聞檢查官員稍作暗示,報館負責人便「識做」。以前要看這兩次講稿的全文只能往《魯迅全集》裏找,現於網上可讀到。盧瑋鑾教授早年已把這篇在香港「消失」的第二場講稿全文刊登在她的《香港文學散步》。

魯迅應香港青年會邀請於二月十八日下午從廣州抵港,同行的還有許廣平。當天晚上魯迅便在青年會作了第一場演講,題目是《無聲的中國》;翌日下午再在青年會作第二場演講,講題是《老調子已經唱完》。由於他的浙江紹興口音很重,兩次演講都需由許廣平即時傳譯為廣州話。據報紙報道,兩場演講座無虛席,六百多人把青年會禮堂擠得滿滿,但其中有多少座位是給有勢力人士佔去就不得而知。盧瑋鑾說,《無聲的中國》在當年的報上刊出了,但《老調子已經唱完》可能內容太敏感,香港報館沒有刊登。她說:「這文章(老調子)長是長了些,但現在讀起來,慢慢細味,不禁驚訝:文章不老。魯迅用刀一般的筆觸,直剖中國文化和國情。」翻看魯迅的演講稿,他在第二場演講中指出:「凡老的、舊的,都已經完了!這也應該如此,雖然這一句話實在對不起一般老前輩,可是我也沒有別的法子……在文學上,也一樣,凡是老的和舊的,都已經唱完,或將要唱完。」魯迅從宋朝講到滿清的外族入侵,他說中國的老調子總是唱不完,老調子在新來的外國主人眼裏又見得新鮮了,於是又唱下去,還是八股、考試,做古文、看古書。接着,魯迅說出問題的核心:「中國的文化,都是侍奉主子的文化,是用很多的人的痛苦換來的。無論中國人、外國人,凡是稱讚中國文化的,都只是以主子自居的一部分……保存舊文化,是要中國人永遠做侍奉主子的材料,苦下去,苦下去。」魯迅選擇在香港這塊殖民地對中國舊文化作出如此嚴厲的批判,當然是意有所指,他要說的是:外國人尊重中國的舊文化,不過是想利用它作為統治工具而已。金制軍金文泰看到這裏,能咽下這口氣嗎?

畏途香港

魯迅在港兩場演講的內容,已可在網上搜尋得到,筆者在此不贅。從魯迅事後的〈略談香港〉一文知道,魯迅一九二七年二月香港之行感到不愉快,但令他感到羞辱的是同年九月第三次到港的遭遇。根據魯迅在〈再談香港〉記述,之前兩次到港已視為「畏途」,一九二七年九月二十八日第三次路過香港更被華人警察上船藉口「查關」恐嚇、勒索收賄。魯迅形容事前已獲朋友告知香港警察上船查關的威武,「非罵則打,或者要幾塊錢」。他這次帶了很多箱書,船第一天泊岸相安無事,第二天出事了。兩個穿深綠色制服的同胞手執鐵籤,喝令魯迅打開書箱。他們把箱子的書籍倒出翻攪一通。之後,他們又要看第二箱,原先打算不給黑錢的魯迅問:「可以不看麼?」對方回應:「給我十塊錢。」魯迅還價「兩塊」,對方不肯,繼續開箱。雙方討價還價,魯迅從兩塊加到五塊,對方由十塊減到七塊,不肯再減,此時箱子已開了一半,魯迅就任由他們開下去,對方見不得逞便離開。魯開始執書時,突然又有兩個華警說要查艙房,他們開口要十塊錢,跟着便在房裏翻箱倒篋,把雜物倒出來,忽然在桌上看見一把小刀,便「屈」魯迅藏有兇器,魯迅不就範,後來見對方要打開收藏文稿資料的箱子,魯迅唯有把一包共十元的硬幣拿出來,事件才得以解決。可憐中國文壇巨人竟然在香港受到如此對待,難怪魯迅對香港留下極壞印象。

然而,魯迅九十年前在香港的兩場演講給香港留下瑰寶,激化了香港新文學的開端。有文學評論家認為,魯迅演講後至三十年代,香港的報紙、雜誌和文學作品多用了新文體來創作,加上那段時間多了南來文人,使香港成為文化重鎮之一。

革命者之緣

魯迅當年演講的中華基督教青年會,位於上環必列者士街五十一號,小禮堂還在,但已改做庇護工場。筆者日前到訪青年會,見一批精神康復者和輕中度弱智人士在禮堂內做一些簡單的工作,當年魯迅先生和許廣平女士在講台上滔滔不絕的演講和翻譯,沒有留下半點痕跡。幸好,青年會正門入口的小牌匾上還刻有「一九二七年,著名中國作家魯迅曾於會所內演講」,簡單一句,總算有個交代。筆者在文前說過,短短一條必列者士街先後出現了孫中山和魯迅兩位革命家和思想家。必列者士街二號是公理堂舊址(現正改建為香港新聞博覽館),一八八三年孫中山在公理堂受洗,之後三年他在附近的中央書院讀書,便一直寄宿於公理堂內。幾十年後,魯迅在街尾的青年會演講。孫中山比魯迅大十五歲,兩人日後都成為神級的歷史人物,如果這兩位巨人穿越時空有機會在這條街相遇,他們談話的內容定必很精彩。兩人始終緣慳一面,但魯迅很敬佩孫中山。一九二六年,孫中山逝世一周年,魯迅撰文悼念:「中山先生是一個全體、永遠的革命者。無論所做的那一件,全都是革命。無論後人如何吹求他、冷落他,他終於全都是革命。」魯迅一生追求的也是這種「完全革命」的生活,不同的是,孫中山致力政治革命,魯迅追求的是文化上思想上的革命。

作者簡介:資深傳媒人,香港浸會學院傳理系畢業。退休後研究歷史,北京大學歷史系碩士。


(《明報》二O一七年二月十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