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8月22日 星期日
梁文道:記憶如何錯誤──奉覆陸離女士
梁文道:記憶如何錯誤──奉覆陸離女士
前幾年正當天星碼頭的存廢之爭成為熱門話題的時候,有幾位朋友覺得那批保育份子的熱情很不可思議;他們不曉得為甚麼這些二十來歲的年輕人會這麼在乎一座老建築的去留,也不明白自己曾經不太重視的「集體記憶」怎麼就忽然成了一股潮流。雖然,集體記憶並不是那場運動的唯一訴求,可是它卻實實在在成了許多香港市民瞭解此事的入口。說到集體記憶,我這些朋友可就有話要說了。有人想起數十年前渡輪上不同艙次間的身份差別,有人則想起這座將要拆毀的碼頭早就不是當年自己天天經過的那個老碼頭了。假如保育份子現在要保的東西根本不是甚麼饒有年歲的原件,而是一個完全後生的新事物;為甚麼他們還要為它付出這麼大的勁呢?又假如一位上了歲數的人,明明見識過兩代天星碼頭的交替,卻還是默默走到現場,看看這群青年的喧騰與汗水;你猜她心裏頭到底抱着一種怎麼樣的情懷呢?
這真是一個越想就越複雜,也越想就越有趣的問題。而這種聯想,本來大可以發生在〈梁文道訪問盧瑋鑾:關於香港,我知道得愈多,就愈有感情〉(《讀書好》 2010, 4月)的讀者心上;但是因為我的一個錯誤,弄混了盧老師的原話,沒有點出她真正有過感情的其實是上一代的天星碼頭,於是我的讀者便喪失了這個機會。這難道不是一件很讓人遺憾的事嗎?
我替《讀書好》雜誌做過不少訪問,以我粗疏的性格,恐怕每回都記錯了很多東西。有些受訪者(如董橋先生),或許會婉轉相告,使我得以在後來結集時改錯更正;可是有些受訪者客氣,我便無法意識到自己的失誤了。站在讀者的角度來看,陸離女士的〈提問?答問?疑問?──淺談梁文道〉矯正了我的錯失,使他們能夠重新體會盧瑋鑾老師的微妙心境,這難道不是一次非常慈悲的佈施嗎?其實,我覺得任何批評也都是一種了不起的佈施。
二十年前,我好打筆戰,甚麼「真理越辯越明」之類的道理我全把它當成爭勝的藉口。現在回想,那是因為我以為自己要比自己所談的事情還大。如果一個人把自己寫過的文字說過的話全當成自我的擴大與延伸,那他當然就不能忍受別人對他那些產物的挑戰了。一直要到這兩年,我才明白原來每次簽在書上的那些「×××先生斧正」都應該是真誠的。至少我以為,寫作並非自瀆,要寫是因為有些事值得說與人聽。一切攻錯,一切筆戰,都真的和自我之尊嚴無關。
話說回頭,其實陸離女士的某些提問我早就輾轉在林道群兄和邁克的文章裏讀到了,只是當初我一來怕貿然直接回覆陸女士不太得體;二來我也心存玩忽,甚至還想學邁克搞笑一把。如今反覆拜讀陸女士的大作,難免後悔不已,不能不深自省思。
首先,我卻先要澄清關於「西西回流說」的問題(陸離女士見到的那篇文章其實是《讀書好》雜誌對我在今年台北書展的講話紀錄)。也許大家不相信,但我的確知道西西的作品首先是在香港出版和獲獎的;任何一個對香港現代文學史稍有涉獵的人恐怕都不會搞錯這點吧。所以我那番話的重點並不是西西作品首發的地點;而是在一個和華文出版有關的背景上看,假如沒有台灣文壇和出版界的「回流效應」,本地政府和文學界之外的社會人士可能不會廣泛認知西西的重要,本地廣大讀者也就可能不會那麼容易讀到西西的作品了。我這個想法對劉以鬯先生和《素葉》等諸多前輩沒有絲毫不敬,純屬以事論事而已。
如果「西西回流說」這一點是觀點的分歧,那麼陸女士提出的其餘疑問便都和事實相關了,而且她說的全部都對。尤其是我在《我執》裏頭述及古蒼梧先生見證陳輝揚先生在五台山剃度一段,更可謂大錯特錯。擾及二位前輩,我非常悔恨,謹此衷誠致歉;拙作來日要是還有再版的機會,定當聲明更正。另外,我在〈失落的慢讀〉中又錯把史諾比每天一字讀完《戰爭與和平》的故事改成了他每天一字地打完全書,這也要特別多謝陸女士的指正。
為甚麼我會記錯這兩件事?這類錯誤有沒有可能避免呢?表面上看,這叫做粗心大意,只要為文之際多加查證即可。但我覺得這個想法對自己沒有太大的說服力,因為我們每天說話寫字都會涉及大量事實,想要逐一核對根本就不現實。所以這裏的關鍵在於自己有沒有感覺到核實對證的需要。假如我要談漢朝滅亡的年份,那麼我一定會去查考它的確切時間;可是在我寫到太陽升起的方向時,我就肯定不會要求自己再親身觀察一次了。簡單地講,我應該把前述問題修正為何以我會把這兩條事實的記憶當成太陽從東邊升起的那一類「常識」?憑甚麼我會有這種不自覺的信心呢?
為了深入認識自己的過失,除了不懈追問自己的記憶方式,這兩週我也翻閱了好些有關記憶的書。果然,在已故法國哲學家里柯( Paul Ricoeur)的《 Memory, History, Forgetting》裏頭,我讀到了一個很有用的區分,那便是「回憶」( remembering)和「記憶」( memorization)的分別了。「追憶」指的是清晰意識到自己經歷過的往事,並且主動回溯追索有關那次事件的認知和感受。「記憶」則是一套相對穩固的資訊與感知,純粹有待吾人甦活催醒。放在我這個例子來看,問題就在於我根本沒有要「追憶」那兩條訊息的意思,因為我早就把它們當成一套非常穩定的「記憶」,似乎自然而然地就能把它們呼喚出來。結果很明顯,哪怕我寫得再小心,我很可能還是會犯下這個錯失。因為這兩條錯誤記憶埋得太穩當了,乃至於我根本感覺不到「追憶」的需要;如果沒有意識到「追憶」的需要,我又怎會主動核實它們的真假呢?
然後我就可以再往下探,挖掘這些錯誤記憶的根源了。科普作家瑪莎.魏曼.里爾( Martha Weinman Lear)在《誰偷走了我的記憶》中介紹了不少記憶系統的分類法,其中一種是「語義記憶」和「情節記憶」的區分。她舉了一個很簡單的例子說明這兩套記憶的關係:如果「帝國大廈位於紐約市」屬於「語義記憶」,那麼「情節記憶」就是「我們曾參觀過帝國大廈」了。也就是說,前者關乎客觀事實,後者則是對於這項事實的個人體驗。一般來講,前者要比後者易記;但是後者有時也會影響到前者,正如個人的主觀經驗可以扭曲客觀事實一樣。我為甚麼會生出古蒼梧先生目睹過陳輝揚先生出家這麼離譜的記憶呢?莫非這是受到了我對二位先生的印象之影響?而這些印象和自己的情感有某種聯繫,於是我把一套非常主觀的情節加在另一篇文章之上,形成了一套自以為不必追索的穩當記憶?
在魏曼.里爾這本書裏頭,我還讀到加州大學狄肯教授的一段話:「我認為記憶是種複寫的過程。就是一次又一次在某物上不斷複寫的過程。因此,目前記在大腦中的每個事件,還是當時記下的模樣嗎?或許是,但不是以我們所想的形式存在。因為每當我們記下某些事情,我們總會將其複寫在其他記憶之上」。如果我這兩條記憶不只經過個人主觀經驗的變形,而且還在複寫的歷程中不斷摻入了其他層次的記憶;那麼我就必須面對一個更深層的問題了,那就是導引這一切扭曲與複寫的傾向究竟源自何處。
根據魏曼.里爾,錯誤記憶有時來自於想說一個好故事的慾望。這故事不一定需要聽眾,它也可以只是一個自己喜歡的故事。對我而言,「史諾比每天一字地打出了《戰爭與和平》」可能是個比「史諾比每天一字地讀完了《戰爭與和平》」更吸引的故事,所以我就把真實的版本改造成前面那個版本了。理由?大概是因為這個改造版本的難度更高,涉及到了我對藝術創作之極限的興趣:也就是說,文字寫作可以在一種沒有預先謀篇的情況下逐字組合而成嗎?
無論如何,記憶這回事正如魏曼.里爾所說的,就和夢境一樣,深受潛意識中慾望與恐懼的影響。我漸漸發現陸女士指出的這兩項錯誤皆是我個人慾望投射的結果,也是我某種恐懼的回聲。所以陸女士對我的其中一項指責現在看起來就格外有意思了。在批評過我搞錯了史諾比的故事之後,她進一步責難我對那個故事的感想是「過份鑲嵌花巧的文字,去包裝記錯又信口誇張的內容」。照道理講,一個人若是從頭就記錯了一件事,他建立在這個記憶上的隨後鋪衍又怎麼能說是刻意的包裝呢?然而,陸女士這句話在我眼中卻別具哲學意蘊,因為它等於是在問一個人有沒有可能「刻意錯認」( deliberate misattribution),然後再對它巧飾遮掩。我懷疑這也許正是我的情況:在潛意識的層面,我知道真相,只不過為了成全慾望逃避恐懼,我竟選擇扭曲真相並覆上重重厚網,好把它們轉到自己期望的方向。至於慾望甚麼恐懼甚麼,我就不在這裏多說了;但起碼我認識到了克服這類過錯的一些辦法。我不能保證日後不再令到陸女士懊惱,我只敢說自己對拙作的一切過犯通常要比指正我的先進還認真。
陸女士又很懊惱我常常在英文的複數型上犯錯,這也令我非常抱歉。坦白講,我中學一直沒有唸好,回港升讀高中以前,甚至連26個字母都背不全,真是有愧師長教導。雖然後來憑自學稍有長進(最少能背字母了),雖然自忖s這個音還是發得出來,但我英文基礎爛卻是不爭的事實。今幸得陸女士不吝教誨,我一定提神改進。
也許可以教陸女士稍感寬慰的,是我已決定從下期開始便不會再替《讀書好》雜誌做人物訪談了,應該可以減少她的煩惱。我知道有些朋友會覺得我今日犯下的錯誤都是我「紅」了之後心高氣傲的結果,不過我可以衷心地說,對於「紅」不「紅」這種事我一向沒有太大感覺,如果有,那也只是更加厭惡自己。然,各方友好的要求以及與日俱增的工作卻壓得我不勝負荷。就拿《讀書好》的訪談來說吧,首先我要記者把錄音逐字打成一份三萬字上下的原稿(所以他們才是最辛苦的),然後我再將它修整為剩下一萬字左右的文章(所以最後的文責在我)。儘管我常常要花一個通宵才能勉強完成這個工序,可我就是無法防止把《中國學生週報》弄成《中學生週報》之類的筆誤。除了無能,時間不夠肯定是個很要緊的因素。
不知何故,少年起我就有種不會活得太長的感應,再加上不善拒人,往往不知不覺便攬下太多超出能力範圍的事。可如今我已是快四十歲的人了,當知個人限度所在,不應再把自己看得太重。世上能人不少,香港新進尤多,怎知道別人不會幹得比我好呢?為此,我要再度感恩陸女士的善意提點,助我航向另一段旅程。
(附記:上週拙作〈莫貝之別──敬覆方舟子先生〉原來弄錯了回應對象,〈揣著糊塗裝明白的梁文道〉一文實乃流光君手筆,方舟子先生只不過是轉載該文。在此向二位致上萬二分歉意之餘,又讓大家見識到了我的粗糙疏忽,豈不可笑?)
相關文章:
(轉貼)陸離:提問?答問?疑問?───淺談梁文道
陸離「批梁」的回應
2010年8月11日 星期三
陸離:提問?答問?疑問?───淺談梁文道
陸離:提問?答問?疑問?───淺談梁文道
韓寒在「香港書展」說:我最想見張栢芝。
稍後韓寒又說:梁文道的文章寫得很好。(然後「梁文道的文章寫得很好」即刻變成「有線電視」中文字幕,一個鐘頭之內在螢幕底部不停滾動,差不多每分鐘出現一次。)
實情「都」不是這樣的。
張栢芝事件,起因是,在坐滿二千人的「讀者交流會」,有人問,「香港明星之中,你最想見哪一位?」
問題前半截,韓寒無法逃脫「香港明星」這個範圍。他只有「自由」去在問題後半截選擇一位香港明星,除非他拒絕回答。(結果他遲疑了一會,笑着選擇了張栢芝。)
梁文道事件,又複雜了些。提問紙大意是:你有看這些新作家嗎?你有受他們的影響嗎?譬如某某某和梁文道?
面對這張紙,很明顯,韓寒的「自由」,比剛才被迫回答「香港明星你最想見誰」還要少。眼前現成已有梁文道和某某某,他可以怎樣回答?
「有線電視」習慣多次重播。但我實在懊惱「梁文道的文章寫得很好」平均每分鐘就出現一次,只好清心寡慾,不再重看韓寒。
其實我「正式閱讀」梁文道,僅始於大約半年前。
緣起二OO九年十二月,梁文道在《讀書好》訪問陳冠中,四次將《中國學生周報》誤作《中學生周報》。當時我懊惱想,一次錯,可以是校對或筆誤的問題,錯四次,應該是作者「烏龍」了?
於是我開始定時看《讀書好》梁訪問,看《蘋果日報》梁專欄,隨緣看「鳳凰衛視」梁書介,又買了今年一月台灣版《我執》。(限於精力,也只能暫時大致如此了。)結果「遺憾懊惱」,又有下面這些——
一、《我執》頁 312,梁文道寫「香港一代才子」陳輝揚出家,有疑問八:( 1)事實是陳輝揚至今根本沒有出家。( 2)陳輝「陽」是香港作曲家,「陽」應為「揚」。( 3)古蒼梧「沒有寫過」陳輝揚在「五台山上剃度」。( 4)陳輝揚尤其沒有「在五台山」剃度。( 5)那次跟陳輝揚去五台山旅行的,是小思(盧瑋鑾)和張敏慧,不是古蒼梧(古兆申)。( 6)因此根本無所謂剃度的「經過」。( 7)更無所謂「其中的悲欣交集」。( 8)亦無所謂「朋友終了大願是欣,吾等凡夫再也……」,特別對古陳兩位來說。
二、今年一月,梁文道在《蘋果》專欄「牛棚讀書記」寫「失落的慢讀」,題旨好,文字特別巧,中段寫古修士慢讀,尤有興味。可惜亦有疑問起碼十一:( 1)全文建基於一個錯誤記憶:梁說(花生漫畫 PEANUTS)小狗史諾比「每天打一個字,遲早能把整部《戰爭與和平》打出來。」——漫畫原文其實是每天「讀」一個字。( 2)梁說「史諾比迷一定還記得那則著名的漫畫」——既云著名,更不應錯。( 3)原來漫畫故事是頗長的連載,不應說「那則」。( 4)史諾比「對著一部打字機專心寫作」——不,「史諾比寫作」那是另外很多個不同的故事,不是這個故事。( 5)「有朋友問他:史諾比,你在寫什麼呀?」——不,這裡沒有朋友這樣問。( 6)「他誠懇地回答:我每天打一個字,遲早能把整部《戰爭與和平》打出來。」——不,他從未如此回答,更何來「誠懇地」?( 7)「如此簡單的情節,卻包含了豐富的意蘊。」——這裡梁似乎過份鑲嵌花巧的文字,去包裝記錯又信口誇張的內容了。( 8)「譬如說我們可以懷疑重寫一部著作的意義,那是抄襲,還是巧合?有沒有可能在沒看過《戰爭與和平》的情況下把它一字一句完完整整地重新寫出來呢?如果有,這算是什麼創作?它是一齣歷史的喜劇嗎?」——這裡梁顯然繼續文字花巧,卻變本加厲生安白造,信口開河!( 9)「我們也可以從另一個角度解讀這則故事,比如說寫作與閱讀的秘密機制。」——秘密機制,很嚇人。( 10)「感謝史諾比,是他讓我第一次認識到「詮釋學循環」的奧妙……這套理論已經不算什麼新潮學說了,任何受過一點文學研究訓練的人應該都很熟悉它的原理。但是這種熟悉,這種把它看成只不過是另一種閱讀理論的想法,卻很容易就使我們忘記了它的根源,以及在那根源處流淌的一套隱密傳統。」——梁繼續流暢地「巧言」,繼續流暢地「高深」!但「感謝史諾比」什麼呢?根本記都記錯。( 11)「失落的慢讀」結尾一段,大概應該是「梁文道最優美文字」之一,可惜最後他仍然要重複錯誤:「……每當我迅速瀏覽網頁,無目的地翻閱桌上堆積如小山的書籍,被那不自覺的速度驅動,終於疲憊地摘下眼鏡閉目休養的時候,我就會想起史諾比。他坐在他的房頂上,不知時間為何物,小心翼翼地敲動鍵盤,只寫一字,然後住手,讓一切停在那一格。」——這裡梁文題目本來就是要講「慢讀」,史諾比原文講的也正好是「慢讀」,為何梁會無端通篇錯記成「慢打」呢?完全不合情理,真是詭異。
三、今年三月,《讀書好》頁 18,梁文道說,「香港有些作家,他們的作品能夠在台灣出版,然後從台灣回流到香港,像西西。」——我看了也很懊惱,致電西西,她當然自己都不能同意「台灣回流香港」說。事實是西西的書首先由香港劉以鬯先生出版,然後「素葉」再出版一批。西西獲頒第一個徵文首獎是在香港《學友》雜誌,跟着是《中國學生周報》徵文比賽第一名。多年後西西將版權賣給台灣「洪範」,方才先後獲頒台灣《聯合報》、《中國時報》年度推薦獎。香港政府倒是比較後知後覺,所以西西稍後再獲官方「文學雙年獎」,前年再獲馬來亞「花踪」獎。(參看「素葉」網站,及葉輝《書寫浮城》頁 109:「大約是 1974年,《中國學生周報》辦了一個西西作品討論的小輯……在台灣以至大陸讀者還沒有廣泛地認識西西之前,此間的寫作人已經陸陸續續討論西西的作品,並不如一些不知就裡的人所言——西西在台灣受到重視,此間才開始對她注意。」)
四、今年四月,《讀書好》頁 29,梁文道訪問小思(盧瑋鑾)談小思創立的「香港文學研究中心——香港文學特藏」(兩者之間微妙分別,於此略去不贅),文中提到天星碼頭,很懊惱梁文道明顯將小思小時候很有感情的「已知第二代」天星碼頭,跟年前香港一群年輕人留守保衛的「已知第三代」天星碼頭,矇矓混為一談了。(限於篇幅,略為詳細的解釋請參看「香港雜評」網站,「梁文道訪問盧瑋鑾:關於香港,我知道得愈多,就愈有感情」文末「香港陸離張貼意見」。)
五、另外一些瑣碎的小疑問,前前後後加起來,都有十個八個。有些可能只是校對問題,有些可能是我聽得不清楚,僅略舉一二如下:( 1)譬如梁文道寫泰王,一時蒲密蓬,一時蒲美蓬。介紹韓德利新書《國王從不微笑》( The King Never Smiles),連載三篇「三之一」和「三之二」 Smiles的結尾 s都失踪。但是這種情況 Smile的結尾只能是 s或 d,絕對不可能空空如也!兩篇文字先後都只得「沒有 s的 Smile」,那是令人不安的。後來聽梁在鳳凰衛視「開卷八分鐘」介紹同一本書,他的 s也似乎沒有讀出來。( 2)梁對一個英文字的結尾 s似乎略有麻煩。有一次他將要讀出 lists這個字,我頓時心驚。果然他只是讀了 list,聽不見結尾 s……當然我必須保留我聽錯的可能性。但是很抱歉我無力重聽深究了。( 3)然而何解他又會將「時代周刊」寫成 Times?卻又替 education加個 s呢?
於是我只好避看「開卷八分鐘」。更害怕他談完古琴,忽然又談莫札特。尤其擔心 2012年是「圖靈年」, Alan Turing Year!(莫札特是我的「至愛」,圖靈是我的「至至愛」!)
平心而論,梁文道近作談標題黨,不久之前談推特,都流暢可讀,又有娛樂性。問題是,梁文道寫文章,做主持,談到我們「略懂」的東西,必要時我們可以提出疑問,一旦涉及我們「完全不懂」的東西,則究竟他有錯沒有錯?何時錯?何處錯?我們豈非無從得知?
印象中,早期梁文道應該不是這樣的。他越漸粗疏,似乎是「紅」遍中港台之後的事。提出疑問,我知道我絕對不是第一個,也不是唯一的一個。但我當然不敢肯定我自己必定正確。有一個古老的說法,可以在此借用,就是「有待就教於高明」。
高明教我之前,我忍不住重讀「失落的慢讀」結尾一段,和上週「我們的香港書展」結尾一大段,由「且想像那是何等光景」讀起,開始彷彿聽到有人在唱歌,沒有實質,但又不全然空洞……我終於忽然醒覺,梁文道原來是一位散文家!可能不是我的一杯茶,但他肯定已經掌握了某種音樂性,某種節奏感,自成一家,所以他有很多「歌迷」……但是在「或許約翰史特勞斯式」的悅耳旋律背後,他的「詞」的內容不單止會不時「擺烏龍」,信口開河,倘若他「彩唱」披上「評論」的戲服,他更會「有時」有道理,「有時」沒道理。至於他的「評論」如何頗為經常地似是而非,或者說一漏二,很遺憾(很懊惱),不在本文討論範圍之內。
另附黃子程回應:
陸離與文道 11/8/2010 黃子程
【大公】不見陸離一段日子,今早讀某報副刊,赫然見有她一篇兩千多字的文章。還知道她去過書展,聽了韓寒的演講,又知道她為了「認識」梁文道,特別定時看《讀書好》梁訪問、讀梁在某報的專欄、收看「鳳凰衛視」梁的書介及買了今年一月版的台灣版《我執》。於是,一連串的認真「認識」梁文道「運動」(陸離很少這麼勤力的),方有剛才上文提及的二千字文章--《淺談梁文道》的出現。一切都是書展惹的禍(但對我這個讀者來說,卻是福了)。不,應該說,一切都是因為韓寒而起。
過去,能夠得到陸離垂青的人(隨便舉例:杜魯福、舒爾滋、黃子華……)是絕非偶然的,而這些人得到了陸離最投入和最貫徹始終的捧場,且終生無悔。這一次,該是韓寒(對不起,陸離,且讓我這樣推想)。韓寒在今年書展中說過的兩句話,事後在傳媒的熒屏上一再曝光:一句是「我最想見張栢芝」,一句是「梁文道的文章寫得很好」,陸離在現場,很清楚這兩句話是在怎樣的處境下「答」出來的。對陸離來說,「張栢芝」一句她不關心,她只用此句來旁證「梁文道」那一句。陸離就因了此句,要還梁文道寫文章的一個真貌,她要探究的是:一,韓寒並非真的認為梁文道的文章寫得很好(在兩個作家比較之下,韓只選了梁文道而已)。二,梁文道的文章,也許寫得流暢,但錯漏之處,實在不少,值得大家留意。陸離的話,值得撰文者反思再三。
後續討論:
http://www.hklit.com/forum/viewthread.php?tid=2836&page=1&extra#pid9432
http://www.facebook.com/?ref=home#!/profile.php?id=100000674931717&v=wall&story_fbid=149063795110792&ref=notif¬if_t=li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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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寒在「香港書展」說:我最想見張栢芝。
稍後韓寒又說:梁文道的文章寫得很好。(然後「梁文道的文章寫得很好」即刻變成「有線電視」中文字幕,一個鐘頭之內在螢幕底部不停滾動,差不多每分鐘出現一次。)
實情「都」不是這樣的。
張栢芝事件,起因是,在坐滿二千人的「讀者交流會」,有人問,「香港明星之中,你最想見哪一位?」
問題前半截,韓寒無法逃脫「香港明星」這個範圍。他只有「自由」去在問題後半截選擇一位香港明星,除非他拒絕回答。(結果他遲疑了一會,笑着選擇了張栢芝。)
梁文道事件,又複雜了些。提問紙大意是:你有看這些新作家嗎?你有受他們的影響嗎?譬如某某某和梁文道?
面對這張紙,很明顯,韓寒的「自由」,比剛才被迫回答「香港明星你最想見誰」還要少。眼前現成已有梁文道和某某某,他可以怎樣回答?
「有線電視」習慣多次重播。但我實在懊惱「梁文道的文章寫得很好」平均每分鐘就出現一次,只好清心寡慾,不再重看韓寒。
其實我「正式閱讀」梁文道,僅始於大約半年前。
緣起二OO九年十二月,梁文道在《讀書好》訪問陳冠中,四次將《中國學生周報》誤作《中學生周報》。當時我懊惱想,一次錯,可以是校對或筆誤的問題,錯四次,應該是作者「烏龍」了?
於是我開始定時看《讀書好》梁訪問,看《蘋果日報》梁專欄,隨緣看「鳳凰衛視」梁書介,又買了今年一月台灣版《我執》。(限於精力,也只能暫時大致如此了。)結果「遺憾懊惱」,又有下面這些——
一、《我執》頁 312,梁文道寫「香港一代才子」陳輝揚出家,有疑問八:( 1)事實是陳輝揚至今根本沒有出家。( 2)陳輝「陽」是香港作曲家,「陽」應為「揚」。( 3)古蒼梧「沒有寫過」陳輝揚在「五台山上剃度」。( 4)陳輝揚尤其沒有「在五台山」剃度。( 5)那次跟陳輝揚去五台山旅行的,是小思(盧瑋鑾)和張敏慧,不是古蒼梧(古兆申)。( 6)因此根本無所謂剃度的「經過」。( 7)更無所謂「其中的悲欣交集」。( 8)亦無所謂「朋友終了大願是欣,吾等凡夫再也……」,特別對古陳兩位來說。
二、今年一月,梁文道在《蘋果》專欄「牛棚讀書記」寫「失落的慢讀」,題旨好,文字特別巧,中段寫古修士慢讀,尤有興味。可惜亦有疑問起碼十一:( 1)全文建基於一個錯誤記憶:梁說(花生漫畫 PEANUTS)小狗史諾比「每天打一個字,遲早能把整部《戰爭與和平》打出來。」——漫畫原文其實是每天「讀」一個字。( 2)梁說「史諾比迷一定還記得那則著名的漫畫」——既云著名,更不應錯。( 3)原來漫畫故事是頗長的連載,不應說「那則」。( 4)史諾比「對著一部打字機專心寫作」——不,「史諾比寫作」那是另外很多個不同的故事,不是這個故事。( 5)「有朋友問他:史諾比,你在寫什麼呀?」——不,這裡沒有朋友這樣問。( 6)「他誠懇地回答:我每天打一個字,遲早能把整部《戰爭與和平》打出來。」——不,他從未如此回答,更何來「誠懇地」?( 7)「如此簡單的情節,卻包含了豐富的意蘊。」——這裡梁似乎過份鑲嵌花巧的文字,去包裝記錯又信口誇張的內容了。( 8)「譬如說我們可以懷疑重寫一部著作的意義,那是抄襲,還是巧合?有沒有可能在沒看過《戰爭與和平》的情況下把它一字一句完完整整地重新寫出來呢?如果有,這算是什麼創作?它是一齣歷史的喜劇嗎?」——這裡梁顯然繼續文字花巧,卻變本加厲生安白造,信口開河!( 9)「我們也可以從另一個角度解讀這則故事,比如說寫作與閱讀的秘密機制。」——秘密機制,很嚇人。( 10)「感謝史諾比,是他讓我第一次認識到「詮釋學循環」的奧妙……這套理論已經不算什麼新潮學說了,任何受過一點文學研究訓練的人應該都很熟悉它的原理。但是這種熟悉,這種把它看成只不過是另一種閱讀理論的想法,卻很容易就使我們忘記了它的根源,以及在那根源處流淌的一套隱密傳統。」——梁繼續流暢地「巧言」,繼續流暢地「高深」!但「感謝史諾比」什麼呢?根本記都記錯。( 11)「失落的慢讀」結尾一段,大概應該是「梁文道最優美文字」之一,可惜最後他仍然要重複錯誤:「……每當我迅速瀏覽網頁,無目的地翻閱桌上堆積如小山的書籍,被那不自覺的速度驅動,終於疲憊地摘下眼鏡閉目休養的時候,我就會想起史諾比。他坐在他的房頂上,不知時間為何物,小心翼翼地敲動鍵盤,只寫一字,然後住手,讓一切停在那一格。」——這裡梁文題目本來就是要講「慢讀」,史諾比原文講的也正好是「慢讀」,為何梁會無端通篇錯記成「慢打」呢?完全不合情理,真是詭異。
三、今年三月,《讀書好》頁 18,梁文道說,「香港有些作家,他們的作品能夠在台灣出版,然後從台灣回流到香港,像西西。」——我看了也很懊惱,致電西西,她當然自己都不能同意「台灣回流香港」說。事實是西西的書首先由香港劉以鬯先生出版,然後「素葉」再出版一批。西西獲頒第一個徵文首獎是在香港《學友》雜誌,跟着是《中國學生周報》徵文比賽第一名。多年後西西將版權賣給台灣「洪範」,方才先後獲頒台灣《聯合報》、《中國時報》年度推薦獎。香港政府倒是比較後知後覺,所以西西稍後再獲官方「文學雙年獎」,前年再獲馬來亞「花踪」獎。(參看「素葉」網站,及葉輝《書寫浮城》頁 109:「大約是 1974年,《中國學生周報》辦了一個西西作品討論的小輯……在台灣以至大陸讀者還沒有廣泛地認識西西之前,此間的寫作人已經陸陸續續討論西西的作品,並不如一些不知就裡的人所言——西西在台灣受到重視,此間才開始對她注意。」)
四、今年四月,《讀書好》頁 29,梁文道訪問小思(盧瑋鑾)談小思創立的「香港文學研究中心——香港文學特藏」(兩者之間微妙分別,於此略去不贅),文中提到天星碼頭,很懊惱梁文道明顯將小思小時候很有感情的「已知第二代」天星碼頭,跟年前香港一群年輕人留守保衛的「已知第三代」天星碼頭,矇矓混為一談了。(限於篇幅,略為詳細的解釋請參看「香港雜評」網站,「梁文道訪問盧瑋鑾:關於香港,我知道得愈多,就愈有感情」文末「香港陸離張貼意見」。)
五、另外一些瑣碎的小疑問,前前後後加起來,都有十個八個。有些可能只是校對問題,有些可能是我聽得不清楚,僅略舉一二如下:( 1)譬如梁文道寫泰王,一時蒲密蓬,一時蒲美蓬。介紹韓德利新書《國王從不微笑》( The King Never Smiles),連載三篇「三之一」和「三之二」 Smiles的結尾 s都失踪。但是這種情況 Smile的結尾只能是 s或 d,絕對不可能空空如也!兩篇文字先後都只得「沒有 s的 Smile」,那是令人不安的。後來聽梁在鳳凰衛視「開卷八分鐘」介紹同一本書,他的 s也似乎沒有讀出來。( 2)梁對一個英文字的結尾 s似乎略有麻煩。有一次他將要讀出 lists這個字,我頓時心驚。果然他只是讀了 list,聽不見結尾 s……當然我必須保留我聽錯的可能性。但是很抱歉我無力重聽深究了。( 3)然而何解他又會將「時代周刊」寫成 Times?卻又替 education加個 s呢?
於是我只好避看「開卷八分鐘」。更害怕他談完古琴,忽然又談莫札特。尤其擔心 2012年是「圖靈年」, Alan Turing Year!(莫札特是我的「至愛」,圖靈是我的「至至愛」!)
平心而論,梁文道近作談標題黨,不久之前談推特,都流暢可讀,又有娛樂性。問題是,梁文道寫文章,做主持,談到我們「略懂」的東西,必要時我們可以提出疑問,一旦涉及我們「完全不懂」的東西,則究竟他有錯沒有錯?何時錯?何處錯?我們豈非無從得知?
印象中,早期梁文道應該不是這樣的。他越漸粗疏,似乎是「紅」遍中港台之後的事。提出疑問,我知道我絕對不是第一個,也不是唯一的一個。但我當然不敢肯定我自己必定正確。有一個古老的說法,可以在此借用,就是「有待就教於高明」。
高明教我之前,我忍不住重讀「失落的慢讀」結尾一段,和上週「我們的香港書展」結尾一大段,由「且想像那是何等光景」讀起,開始彷彿聽到有人在唱歌,沒有實質,但又不全然空洞……我終於忽然醒覺,梁文道原來是一位散文家!可能不是我的一杯茶,但他肯定已經掌握了某種音樂性,某種節奏感,自成一家,所以他有很多「歌迷」……但是在「或許約翰史特勞斯式」的悅耳旋律背後,他的「詞」的內容不單止會不時「擺烏龍」,信口開河,倘若他「彩唱」披上「評論」的戲服,他更會「有時」有道理,「有時」沒道理。至於他的「評論」如何頗為經常地似是而非,或者說一漏二,很遺憾(很懊惱),不在本文討論範圍之內。
另附黃子程回應:
陸離與文道 11/8/2010 黃子程
【大公】不見陸離一段日子,今早讀某報副刊,赫然見有她一篇兩千多字的文章。還知道她去過書展,聽了韓寒的演講,又知道她為了「認識」梁文道,特別定時看《讀書好》梁訪問、讀梁在某報的專欄、收看「鳳凰衛視」梁的書介及買了今年一月版的台灣版《我執》。於是,一連串的認真「認識」梁文道「運動」(陸離很少這麼勤力的),方有剛才上文提及的二千字文章--《淺談梁文道》的出現。一切都是書展惹的禍(但對我這個讀者來說,卻是福了)。不,應該說,一切都是因為韓寒而起。
過去,能夠得到陸離垂青的人(隨便舉例:杜魯福、舒爾滋、黃子華……)是絕非偶然的,而這些人得到了陸離最投入和最貫徹始終的捧場,且終生無悔。這一次,該是韓寒(對不起,陸離,且讓我這樣推想)。韓寒在今年書展中說過的兩句話,事後在傳媒的熒屏上一再曝光:一句是「我最想見張栢芝」,一句是「梁文道的文章寫得很好」,陸離在現場,很清楚這兩句話是在怎樣的處境下「答」出來的。對陸離來說,「張栢芝」一句她不關心,她只用此句來旁證「梁文道」那一句。陸離就因了此句,要還梁文道寫文章的一個真貌,她要探究的是:一,韓寒並非真的認為梁文道的文章寫得很好(在兩個作家比較之下,韓只選了梁文道而已)。二,梁文道的文章,也許寫得流暢,但錯漏之處,實在不少,值得大家留意。陸離的話,值得撰文者反思再三。
後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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