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特約記者何翹楚
攝影：李智良
儘管西西小說一直由台灣洪範書店擁有版權，近年才由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推出簡體版，然而遠在此以前，對內地讀者來說，她早已不止是「港台文學作家之一」。香港作家陳寧說，香港書展年度作家獎有如終身成就獎，真正撼動整個香港文壇的是，西西終於肯出現在翹首以待的文學愛好者面前。
「我只是想帶新造的猿猴出來……」西西在今年香港書展期間推出新書《猿猴志》，並在大會為她專設的文藝廊展館中，跟大家分享她在癌症復原後，用左手縫製的熊偶、猴偶、精心佈置的18世紀喬治亞娃娃屋、她的手稿，以及不同時期被翻譯成多國語言的《我城》。
這一次見面之後，也不曉得還有什麼機會邀請西西出來，是以各媒體積極爭取訪問機會。她的多年好友、詩人何福仁為她義務編排活動，告訴大家書展期間老人家很忙，一天應對兩三個訪問。與西西相約在書展結束後第一天，倒成為了她近來最後一個訪問。因此，她的心情輕鬆了不少。差不多兩小時後，不是何福仁提醒，西西還留意不到她需要休息了。
她的上海
「西西，原名張彥，1938年生於上海……」每回讀到西西的簡介，都會再一次確認她和上海的淵源。她說家裏本是中山人，但她的童年是在上海度過的，她至今還會說上海話。
小時候，她在家中說的是粵語，跟朋友、同學溝通是滬語，學校教學則是國語。那麼，有沒有感覺到口語和書寫之間的距離？「不會的，說起來，我寫作時腦海裏響起的是國語。現在我讀香港的報紙，每當他們寫的是港式口語，我也要稍微停頓，把那些口語讀出聲音來，才明白字詞的意思。」
她童年時住在大西路上（後稱中正西路，再改稱延安西路），最記得無憂無慮的學校生活，中午時分，跟同學一起提着飯盒，跑過操場，到一家「泡水館」（她解釋，去 那是一家專賣熱水的店），光顧一勺熱開水澆在飯盒上，再用布把它包回學校裏吃。
她一一比劃着童年時上海的故居，它本來是馬會職員辦公室的平房，家裏看得見大馬路。在《候鳥》中她寫下1949年解放軍入城的印象，當時還在唸小學的她跟父母一起圍攏在床邊的窗前，屏息靜氣地注視着……「後來我曾經回去上海，小時候住的那房子還在，我還到一直沒有搬離的鄰居家裏作客。只是後來再回去時，房子已經拆掉了，要起高架橋。」那是什麼時候的事？「不記得了。」──西西的記憶力是驚人的，當她要向你呈現那本來是附在練馬場旁邊的故居，或是一件她手造的微型傢俱時，她在桌上用手比劃着，口中描述一切完好無缺的細節；但是七十有三的她說「不記得」時，也很乾脆。
西西老師
出於禮貌，很多人尊稱西西為老師，其實這尊稱也很準確──她在香港唸完師範學院以後，一直在小學裏當教師。她主修英語教育，不過基本上大部分科目都教過。一般讀者或會想像，當小學老師的西西是如何活潑，但原來她並不喜歡教書：「那是一份沒有滿足感的工作。每天早上我寫作，很快樂。下午回到學校，就是上班的心態，然後回家去，不用改作業的話再寫作。」
沒有滿足感的原因是，她老是被學校安排去教成績最差的班，學生的課堂表現使她頭痛。最愉快的那一年，是在校內3年實習期滿，學校給她編了成績最好的甲級學生，讓她能在視學官面前順利過關；她教的是小學二年級的中文，作文課只需要教「造句」，她給孩子一些詞語，又和他們讀短短的新詩，孩子們都寫起新詩來──在1960年代的主流教育裏，這是相當創新的方式。後來教育司署開始推出「活動教學「，把她調到另一家小學去教四年級的中文，她忙不迭拒絕了：「又得做新教案、新教材，還常常有人來視察，很麻煩！」對西西來說，她真正熱愛投入的，並非教學，而是寫作的世界。
然而在香港，無論是50年前或50年後，堅決不變的現實是：愛好文學創作，絕對不可能養得起自己。西西一邊教書一邊寫作，有沒有當雙面人的感覺？「不會呀！我用筆名，學校裏沒有人知道我是寫作的。」何況稿費根本微不足道，又不是論政什麼的，不會有人干涉（或理會）。「我們年輕時，本土出版並不如今日興盛，報上的專欄總是有一批人寫了好久，佔着地盤不放手，發表作品是相當困難的。」於是她和一夥朋友籌辦《素葉文學》，獨立出版文學雜誌和書籍，既付款也供稿。其實，情況到今天仍不見得有所改變。
在39歲那一年，由於學童人數下降，政府鼓勵教師提早退休。她一想到可以靠退休金生活，有每天寫作的自由，便毅然離職。當時她沒預計到，十多年後香港的經濟起飛到那一點點退休金並不足以應付生活的程度，而版稅和稿費，即使她在1980年代初於台灣憑《像我這樣的一個女子》大紅起來，還是一樣的微不足道，她直言「連繳稅的資格也沒有」。不過，能擁有時間和專注力，全身投入寫作和她廣博的興趣，她寧可生活得簡樸。
並非童趣
問西西有沒有讀過別人對她小說的評論，她直話直說：「批評的，我不管。就算是讚美，我也會看看他們讚的是什麼。許多人根本不懂得我的小說好在哪裏。有時我一看，咦，你根本沒弄清楚我用過的功在哪裏呀！我為什麼會用那個寫法，是因為我讀過哪些文學作品，評論的人從來沒看過，自然看不出所以然。唯有鄭樹森是知音，我下筆的手法，參考了哪些原著，他都讀過，因此讀得懂。「她尤其不樂意評論人一致推舉《我城》為「童趣之作」。
「這麼多年來，從不曾有人問起過，小說較前的段落有一羣人示威的場面，他們到底在爭取什麼？阿發的老師兩夫婦後來怎麼樣？最後他們在草地上，有泡沫飄揚是什麼意思？根本就沒有人留意過。」西西語氣倔強，目光也銳利起來：「其實那些人是在爭取合法自殺的權利，正如後來人們說的『安樂死』，但我寫的這些人是要自己選擇給自己進行安樂死。阿發的老師是知識份子，他們的思想很受存在主義影響，認為這世界上有太多人了，地球的資源不敷應用，生命沒有意義，一心想要結束自己的生命。小說結尾草地上的肥皂泡，其實是安樂死的手術，那羣人採用化學手段自行了斷。」
《我城》寫於1970年代，當時的知識份子追尋頗極端的存在主義。西西說她認識的朋友在海邊走着走着，走到海中心去再也沒有回來。這件事情使她不斷思索，平日看上去好端端的他們為何會結束生命？這一部小說，有那些朋友的影子在。但是，那伏筆寫得很晦暗，以至多年來沒有人問過她「真相」。
對於各種評論，西西有點不吐不快：「值得評論的不是小說的內容。議題不是最重要的。但許多評論說來說去只會討論小說的議題。真正重要的是手法。就像蘋果，人人畫蘋果，整個歐洲藝術史當中，每個畫家的蘋果怎麼不一樣，才值得討論吧。一幅畫的主題是蘋果有什麼好談？電影也是，評論導演的手法才是重要的。」
經常被強調童趣，西西也覺得是一種誤解。她說，其實她只有少數作品是以孩子的眼光看世界，「用孩子的聲音去寫小說，只因為他們是社會中的弱勢社羣。」她說自己還有好些作品是從弱勢社羣的角度出發，就如〈瑪麗個案〉，只是那些作品甚少被記起。
在書展講座上，西西的好友許廸鏘說起一件舊事：話說西西在台灣發表〈像我這樣的一個女子〉後，由於小說用第一人稱「我」寫成，她收到了一位純情讀者的來函，跟她說：「小姐別害怕！我會一生一世保護你！」陪同她前來的何福仁在一旁笑不攏嘴，西西卻顯得有點無奈和靦腆。當評論者把作者和小說中那個人物、那把聲音混為一談，也就跟純情讀者差不多，把小說中的「我」誤認為就是西西本人。何福仁補充說，西西寫小說就像一個演員，走進了不同角色之中，演繹出各式各樣的故事，不等於她就跟角色擁有相同的特質。不願意小說再被標籤為「童趣之作」的西西為大家如此開脫：「可能別人看我喜歡玩具，喜歡造毛偶吧……」
無法肯定她是否同意自己活像一個不會投入自己的藝術家，她只是說，在大部分作品當中，她認為自己是「在其中」的。
Notes後記
訪問當中，還有許多美好而珍貴的話語，一些難忘的印象，我多麼渴望，能夠一一告訴讀者。譬如說，訪問中途，西西突然轉向何福仁，要求他准許給她的檸檬茶添些糖水，何福仁像個口硬心軟的嚴父，一邊告誡她糖尿病不可喝甜的，一邊給她添了兩回。我問她：平日可喜歡看電影？她說她喜歡的是動畫，《冰河時期》什麼的，《魔戒》也喜歡。還有，我告訴她，我的好友智海曾向我炫耀，西西老師送了一隻親手造的布偶給他，她聽了覺得很好笑：「不過是用襪子造的娃娃！這也好炫耀的？」
離開前，我問她可願意到午後的陽光中拍幾張照片。她欣然說好，並且，以喜悅的步伐走到攝影師、作家李智良指定的地方，站得筆直，雙手垂在身旁，臉上展開了不擅長的笑容──我完全明白，即便是一番誤會，她的人，確實是散發着如同孩子般純真的魅力。這也說明了，其實大家對這位文學大師，是何等的喜愛和珍惜。
（上海壹周2011年08月0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