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朋自遠方來

有朋自遠方來
許定銘

今日我有朋自遠方來，張錯和柯振中驅車近小時到寒舍，三個加起來超過二百歲的老頭握着手久久不放，是認識超過五十年的老友哩！

我們圍坐枱前，只靠一壺普洱，天南地北的閑扯，從大家認識的友人到文壇趨勢，從自家的生活近況到社會大環境……

忽爾望出窗外，才知道天已黑了，想不到我們這龍門陣竟然擺了三小時有多。張錯說他女兒今日從聖地牙哥來，他要回家晚飯去了，不然，我們茶局仍未完哩！

（2014年12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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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萱人：苗痕翱翱小清江，猶記當時春衫薄。

向河居讀書錄之七

向河居讀書錄之七
許定銘

林適存及其少作

我原先對小說家林適存（一九一四～一九九七）所知甚微，只知道他一九五Ｏ年以過客心態來港，像寫《半下流社會》的趙滋蕃般，以創作謀生，後與李輝英、慕容羽軍辦《文藝新地》，曾在亞洲出版社出過長篇小說《鴕鳥》，不久即赴台定居。近得上海藏書家李為民賜贈林適存短篇小說集《寡婦之春》，始知他早於一九三Ｏ年代已開始寫小說，細心搜尋之後，才知道林適存是位對現代文壇貢獻頗大的前輩。

筆名南郭及白芷的林適存，是湖南湘鄉人，出身望族，是同盟會元老林今鑑的兒子。早年畢業於黃埔軍校，二十歲時即主編《中國日報》副刊，並在《流露月刊》寫稿，開始其小說創作生涯，後轉入新聞界工作，抗戰期間任重慶某劇團的負責人。一九五Ｏ年到香港後，為卜少夫主辦的《新聞天地》及易文主編的《香港時報》副刊撰寫雜文。其後於《香港時報》副刊上連載長篇小說《紅朝魔影》，轟動文壇。一九五四年林適存自港赴台定居，主編《中華日報》副刊十二年，並任文藝刊物《幼獅天地》、《幼獅文藝》、《作品》等編輯。

林適存熱愛小說創作，在居港的幾年中，曾出版長篇小說《駝鳥》（香港亞洲出版社，一九五三）、《第一戀曲》（香港亞洲出版社，一九五五）和短篇小說集《瘋女奇緣》（香港新世紀出版社，一九五三） 、《無字天書》（香港亞洲出版社，一九五三）；一九五四年赴台後，又陸續寫了《無情海》、《龍女》、《加色的故事》、《夜來風雨聲》、《神木》、《還鄉吟》、《水龍吟》、《細說人生》、《文藝的履痕》……等二十多部作品。他的長篇小說《第一戀曲》，還獲一九五五年中華文藝獎；一九五九年再以長篇小說《巧婦》獲教育部學術文藝獎。一九九Ｏ年代，林適存罹患老人癡呆症，於一九九四年由家人送回武漢定居休養，直至一九九七年離世。

以上有關林適存的生平，是參照他女兒林維的文章寫成，資料可靠，不過，有關他一九五Ｏ年以前所出的書，及參加《西風》雜誌徵文比賽得獎的事卻隻字不提，深感奇怪！

一九四Ｏ年，上海《西風》雜誌社以「我的……」為主題，辦三周年紀念徵文比賽，參加者非常踴躍，應徵稿件達六百八十五篇，得獎者原只有十名，後因為佳作甚多，在第十名以外，另加「名譽獎」三名。此中值得注意的，是當時就讀於雲南昆明西南聯大，後來以《未央歌》名震台灣文壇的吳納孫（鹿橋），以〈結婚第一年──我的妻子〉名列第八；而當時就讀香港大學的張愛玲，則以〈我的天才夢〉得「名譽獎」第三名。其實那次徵文，當時在貴州遵義從軍的林適存也有參加，用筆名南郭南山，以〈黃昏的傳奇──我的第一篇小說〉勇奪「名譽獎」第二名，排名猶在張愛玲之前。這次同台競技是一篇文章定高下，完全不能評定誰的創作能力較強，但透過這件事實，我們可以知道：林適存的創作年代甚早，而且早已得到肯定的地位。

事實上，林適存創作的年代要較這次參加徵文比賽早得多。王景山的《台港澳暨海外華文作家辭典》（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3）在介紹林適存時，說他的處女作是一九三六年在上海現代書局出版的短篇小說集《春在窗外》（頁三四四）。但我翻查過賈植芳的《中國現代文學總書目》（福建教育出版社，一九九三），未見此條目。即使《春在窗外》真的在一九三六年出版，也不是林適存的處女作，如今大家見到的這本《寡婦之春》，副題為《林適存小說集》，是上海中國文化書局於一九三四年八月十日初版的，這才是他真正的第一本書。此書由段平右裝幀，初版僅印二千冊的小說集，收〈寡婦之春〉、〈進城〉、〈潘巧雲〉、〈吵人命的人〉、〈經緯線〉、〈囚〉、〈男子漢〉和〈亡國恨〉八個短篇。

在《寡婦之春》中有一段推薦林適存《女探芳吉》的廣告，說：

本書為長篇創作集，以東北抗日事件為題材，描寫敵軍一女探名芳吉者的故事，凡熟悉義勇軍及滿變事件者，當知此事的底蘊，全書都十萬言，半月後可出版。（頁六十八）

但我查了多部工具書，均未見此冊，不知是否曾出？

林適存在《寡婦之春》的序裡說：在年齡和創作歷程上說，當時都沒有出書的必要，但因為見到人家都有一兩本書，一時衝動，便把刊於報刊上的舊作編一個集子。但，當初校的稿件到手時，他已有點後悔，說：

文章寫得不好固不必說，有時，簡直不像是在創作，愛美的淺薄的句子，淺近輕俏的諷刺，無聊的做作的模仿，以及貧弱而又不太現實的內容，假如印出的話，那不但沒有給我以寫作的鼓勵，也許我將如一個醜的女人，在鏡子裡照見自己的臉容而感到身世的悲哀……

但，結果書還是照樣出版了。一個對自己要求甚高的作家，在出版處女作的時候，常有不滿意的地方，出這樣的書常會覺得臉紅，有些日後成了名家的人，甚至鄙視及不認少作，我覺得這完全是不必要的，沒有當年的幼稚，如何反映日後的成熟？沒有少年時的苦苦磨練，又豈能有日後鋒利的刀筆？

讀一個名家的少作，可以了解他的創作歷程，明白他思想脈絡的進展，尤其像林適存般，投身文藝超過半世紀，著作等身，全力扶掖後進的老文化人，他的少作是極需要發掘並公之於世的。現在且讓我談談他的處女小說集：

從《寡婦之春》的八個短篇看，林適存是擅長描寫女性性心理的，書中的〈寡婦之春〉、〈潘巧雲〉和〈男子漢〉都以女子的性心理作題材，描寫細膩而掌握得恰到好處。〈寡婦之春〉寫丈夫因從軍殉國而獨守空幃的芷英，每每在春滿枝頭，雀鳥雙雙對對在樹上互唱時，思春之情特別難耐，總會自怨自艾，甚至想把貞節之名拋諸腦後，以換取偷情的刺激。〈潘巧雲〉取材《水滸傳》，這位風流的美女，周旋於楊雄、石秀這對拜把兄弟和師兄裴如海之間，她的生命中甚麼也沒有，只有無盡的享樂和性慾。〈男子漢〉的小說名卻與故事不同，全篇著墨於因甘心養活沉醉於藝術的丈夫，而自己去當舞小姐甚至賣淫的安妮。她既愛丈夫，卻又痛苦地把身軀及蠻腰賣給陌生人的苦惱充斥字裡行間，賺得同情。

這三篇描寫女性心理變化的小說應該是集中最好的幾篇，但我則比較喜歡〈進城〉。故事說大毛頭、小三子、小七和我，四個人組成的街頭賣武戲班，各人都有自己的本領，他們沿途「跑江湖」，從小鄉鎮一直表演進城去。豈料進城後發覺城變了，平日耀武揚威的軍警個個垂頭喪氣，受制於趾高氣揚的日本軍。這幾個跑江湖的義氣小子，終於在衝突中和日本鬼子動手了……誰都可以想像得到的結局雖然平凡，但跑江湖賣武者的細節，一舉手、一投足，都寫得真切動人，尤其表演過程的描述，完全超越了一個文藝青年應有的水平。

〈吵人命的人〉寫鄉鎮土豪惡霸強佔良家婦女，最後弄出人命，鄉人聯合起來追討賠償的故事；〈經緯線〉寫文藝青在文藝界力求往上爬的悲哀；〈囚〉寫幾個賣報紙的少年人在戰亂的大時代中垂死的掙扎，雖然不見突出，總算是不過不失。但，寫「王子復仇記故事」的〈亡國恨〉，卻是書中的大敗筆，完全像給孩子們看的故事而非小說。林適存說校稿時感到羞愧、臉紅，大概即因為此篇。我奇怪他為甚麼不删掉？

林適存出版《寡婦之春》時才剛滿二十歲，欠成熟是必然的。不過，在讀完全書後，我認為他其實很謙遜，除了〈亡國恨〉，集中其他的小說已是相當不錯，極具大將風度的了！

──寫於二ＯＯ九年六月

十月刊於《香港文學》

懷念詩人尚木

六十年代文社潮最洶湧的那幾年，香港青年文壇曾湧現過不少詩人，有些是堅定方向，多年來仍默默創作的，如西西、也斯、羈魂等；有些是走到半途，就叫種種原因拖住，把繆斯的種子埋在心園裡，不知何日才再萌芽復長的，如蘆荻、草川、馬覺、尚木、溫乃堅等；有些是遠赴異域，再無詩興的，如金炳興、冒君石、盧頤等；有些則是天妒英才，少年夭折的，如童常、于梵等。

而詩人尚木的不再寫詩，大概是被生活扼殺了詩意，硬把繆斯變成了稿匠。

尚木原名陳禮棠﹙一九四四～二ＯＯ五﹚，是六十年代初期從《星島日報》〈學生園地〉冒出來的。他和同學徐夜郊﹙關秉盛﹚以草木社的名義在〈學生園地〉寫詩和散文，是「園地」上辛勤且出色的園丁。他曾參與當年「現代詩」的論戰，結識了金炳興、李英豪、蘆荻等的現代派，被吸引到《好望角》與《中國學生周報》上發表作品。

尚木還曾以陳窮的筆名寫散文，以伊曲寫小說。他發表於《周報》的一個短篇〈棚架上的漆匠〉，和西西、亦舒、崑南等人的小說，被合選輯出版了《新人小說選》﹙香港友聯出版社，一九六Ｏ年代﹚，全篇以內心獨白的方式，寫髹漆匠和弟弟相依為命的故事。那時候我們都醉心意識流，經常以嶄新的技巧和手法寫小說。〈棚架上的漆匠〉把漆匠的思維和現實交織，摒棄平面的敘述，擴展了故事的空間；向讀者展示了人生的追求，生命的脆弱、無奈，哀痛生活「只不過是起床，工作，休息，這一個無意義的循環」，是篇很出色的作品。

尚木畢業於羅富國教育學院，正職是位教師，可是，由於生活擔子重，他必需在業餘努力兼職及以寫作謀生。一九七Ｏ至八Ｏ年代他工作甚勤，每天早上四時左右起床，約寫兩個半小時稿，六時半出門上班。中午放學後，到補習社兼職。一直捱到黃昏，才疲乏地踏上歸家之途。這段日子，尚木是重蹈了「漆匠」的覆轍，可幸他能從現實中抽離，找到人生的新理想、新意義。那時候，他為我編的《青年良友》月刊寫雜文和少年人科幻及推理小說；在報上寫專欄，用安宇寫科幻小說，用南宮宇寫武俠小說，頗為多產。

尚木早期的詩和現代文學作品從未出過單行本，從我珍藏的舊報刊，撿出來幾篇，只是他創作中的一小部分，僅錄如下，供大家參考：

〈現代詩之真偽及路向〉（一九六二年七月十六日《星島》）
〈一個島〉（詩‧一九六二年八月二十二日《星島》）
〈路燈下〉（詩‧一九六二年八月二十七日《星島》）
〈於琴弦上〉（外一章）（詩‧一九六二年九月十九日《星島》）
〈北極星與沈默的手槍〉上（一九六三年二月四日《星島》）
〈北極星與沈默的手槍〉下（一九六三年二月五日《星島》）
〈持傘的〉（詩‧一九六三年四月二十日《好望角》）
〈起伏的〉（詩‧一九六三年七月五日《好望角》）
伊曲〈過橋的人〉（一九六四年八月七日《星島》）

他年輕時寫的這些詩文，很多都與名家的作品同時刊出，大有名家風範。尚木不再走現代文學之路，我覺得是文學界的損失！

至於他出版了的流行小說，我見過的是安宇寫的《一飛沖天》（香港博益，一九八二）和《我若為王》（香港博益，一九八三），另外還有新生出版社兩部未標明出版日期的《完人》和《第二次生命》，這四本書都是以安宇為主角的長篇科幻小說。

據說南宮宇也出過五本單行本，但我只見到三部，它們是：《龍虎驚變》（武林，一九八一）、《夜泣雙刀》（武林，一九八二）和《雲疆之旅》（武林，一九八二）。這三本書都是短篇創作，每本包括兩三個故事，分別為《龍虎驚變》和《鴛鴦刦》，《劍飛星月絕妖魑》、《英雄、美人、長白參》和《夜泣雙刀》，《天堂地獄緣》和《雲疆之旅》等。這些短篇都是先刊於本港著名的武俠雜誌《武俠與歷史》，然後才出單行本的。書的銷售情況頗佳，迅即絕版，如今已難得一見。

流行小說多是奇俠的連續故事，如倪匡筆下的衛斯里、原振俠，馮嘉筆下的司馬洛，都是膾炙人口的奇俠。尚木的流行小說走的也是這條路，他的科幻小說以奇俠安宇作中心人物，武俠小說寫的則是浪俠翟天星的故事。安宇和翟天星都是面向穹蒼而想出來的名字，可見銀河以外的世界無時無刻不在詩人的潛意識裡徘徊。

一九六Ｏ年代的前衛詩人、作家尚木，是在甚麼情況下變成流行小說作家的呢？在《我若為王》的自序上，尚木有這樣一段獨白：

回想以前年輕時，作文藝青年狀，整日是左手「普魯斯特」，右手「喬哀斯」；人前說「意識流」創作手法，人後又論「內心獨白」……每次的寫作，都沉緬於絕望、夢幻、孤寂、空虛等空洞的詞彙上，那種為賦新詞強作愁的感覺，而今回想起來，也覺汗毛直豎！

漸漸，閱讀的範圍增廣了，才明白文學範疇並不是囿於某一方面，只要是好的作品，無論是武俠、文藝、偵探、推理、科幻等，都可以踏進文學的殿堂。

人在成長的歷程中，思想會不停改變，創作方向自會隨年紀改變而轉向。象徵派詩怪李金髮在我國一九二、三Ｏ年代的詩壇上擁有崇高的地位，但到了六十歲以後，他竟然說自己早期寫的詩「沒有中心思想，不講究技巧，全憑直覺，不加修改，雜亂無章」，甚至沒有保留價值。尚木放棄「現代詩」、「現代文學」，走進流行的行列裡重新出發，沒有對與不對，其評價只待讀者作出公平的論斷。其實，尚木這番話真是深得我心，而這亦是我自70年代起，不再寫現代詩的原因。

近年尚木已很少寫流行作品，潛心鑽研心理學，得碩士學位，出版過一些有關心理問題的小冊子，經常到中小學去開講座，為有問題的學生輔導。沒想到今年新春後不久，忽然噩耗傳來，詩人因患癌溘然而逝，天妬英才，不禁為早逝的詩人黯然神傷！

──寫於二ＯＯ五年六月

十月刊於《詩網絡》

向河居讀書錄之六

向河居讀書錄之六
許定銘

副刊的合訂本

整理舊書撿出來一份《大公報》的副刊合訂本《文采》。《文采》是《大公報》其中的一版，佔半張報紙版位﹙即八開位﹚，逢星期六見報。我手上的這份，是一九六九年的合訂本，由一月四日起，至十二月二十七日止，共五十一期。七八千字的版位，每期約刊六七篇文，內容以語文和文學為主。其中以石峻專談舊詩的專欄《詩歌淺析》最為長壽，幾乎登足一年。其他的主要作者有：徐蔚霞、仲堂、東方、牧齋、宋然……等幾十個，大概全是隨手拈來的化名，沒有一個是響噹噹的名字。他們的文章，若不是談舊文學和古人的，便是談語文和寫作的，如果你想看有關新文學的文章，註定失望，全年只有三兩篇是講魯迅的。大勢所趨，無可奈何。

雖然我對這份合訂本的《文采》沒有好感，不過，我很欣賞把報紙副刊出合訂本的做法。我這份《文采》每期都只印了單面，背面是沒有印東西的，很明顯主事人早有出合訂本的構想。可惜我翻遍這份《文采》的封面、封底和內外頁，都不見有版權頁或定價之類，不知當時這份東西是發售的，還是供內部參考或藏閱的？

其實，報紙上的每一個專版，必然有一班擁護者，他們很可能會剪存某類個人鍾愛的專版，但，往往會因某些原因而不能齊全，有所缺失。假若報館肯出合訂本，那該多好！近年研究香港文學已成熱門課題，很多舊日的報紙副刊，如《星座》、《淺水灣》、《大會堂》……都成為研究者極渴望得到的資料，然而，若今天要找全它們，談何容易！

過去的已無法追回，有能力的主事者們，是否可考慮效法合訂本的《文采》，為他們報刊上有份量的副刊出合訂本？

──二零零零年六月

刊於《香港文學》186期

補記：

〈副刊的合訂本〉刊出後不久，有機會和杜漸閒談。他告訴我，後期的《文采》，雖然曾由他主編過，但最光輝的時刻，則是由陳凡編的。

陳凡﹙1915～1997﹚字百庸，廣東三水人，較為常用的筆名是周為和阿甲。四十年代入《大公報》，「他是大公報當年的名記者，走南闖北，寫下了名篇巨章，三十四萬餘字的《一個記者的經歷》只是通訊的一部分。」﹙見唐振常的〈聞陳凡逝〉，載他的《輕俗集》。﹚來港後，陳凡歷任《大公報》副編輯主任、副總編輯多年。五十年代與金庸、梁羽生合稱「三劍俠」，《三劍樓隨筆》中的百劍堂主即是他。陳凡多才多藝，除了詩、散文、報告外，還與金、梁同時代寫過武俠小說，我藏的一至四冊《風虎雲龍傳》﹙一九五七‧三育圖書﹚就是百劍堂主的傑作。

六十年代的《文采》很受讀者歡迎。據說一些右派機構人仕﹙尤其是居住在調景嶺的國民黨老兵﹚為了看《文采》，往往是買了份《大公報》將全份報紙丟了，單留下《文采》來讀。報館方面有見及此，乃為《文采》特別抽印，合訂出售。想不到我這冊《文采》的合訂本，有這麼一段幕後故事。

──寫於二千年七月

任畢明及其《龍虎集》

提起任畢明﹙1904～1982﹚，大家都只記得他是名報人，是《星島晚報》副刊《閒花集》的專欄作者，主要作品有《閒花集》和《閒花二集》。而不知道任畢明其實早在三十年代已成名，著作亦不單只有上述兩本。

任畢明原名任大任，較常用的筆名有南蠻和任不名，是廣東鶴山人。一九二五年在廣西梧州創辦《民國日報》，後來加入國民革命軍，參加東征、北伐。一九二七年前後，曾在廣州和福州辦報。二八年任廣東省政府建設廳編譯室主任，同年十一月應邀來港辦《大眾日報》。其後於一九三四年間主持《大眾報》。抗日期間，曾先後任廣東省及湖南省政府參議。抗戰勝利後回粵，任廣州市市立師範學校校長。四九年後，定居香港，任《工商日報》主筆並為各報寫專欄。一九六二年創辦《中國評論》周刊，自任社長和督印人。用筆名「南蠻」為《快報》撰稿。重要著述除了《閒花集》和《閒花二集》外，還有《社會大學》、《新社會大學》、《龍虎集》、《戰時新聞學》和《評論學十講》等。

任畢明的《龍虎集》﹙一九六六‧集成圖書公司﹚大三十二開，凡二九二頁，是一本讀史評講。他認為古代的王霸英雄豪傑之所以成功，「智術」是最主要的條件。於是，他在古籍中選了三百一十則古代龍爭虎鬥的故事，此中包括〈鴻門宴〉、〈班超在鄯善之傑作〉、〈呂不韋之政治投資〉……分為變、高、妙、勝、辯、深、明、銳八編，每則先引述故事原文，再行評講。李樸生在其書前的〈再版李序〉中說：

《龍虎集》是任先生搜集了歷代有名的、第一流的政治與軍事人物，憑他們的智慧、勇敢、豪邁、辯才、不拘滯于規格，不計較一般的小節，而使出非常的一招，迅速的、新鮮的解決了一個當時嚴重的、緊急的、困擾的大問題。他並于每一事件紀錄之後，加以畫龍點睛的注釋，使讀者有充分的瞭解。……《龍虎集》所提供的材料，是活的材料，是政治藝術最佳的參考材料。

集成版的《龍虎集》並非初版本，此書能在香港再版，有一段曲折感人的經過。任畢明在書後的〈再版附誌〉中說「此書於抗戰時在湘南耒陽寫成，稿寄桂林出版，未付印而桂林失陷，友人帶往昆明，途中失落，為不知名之汽車司機撿得，輾轉寄還。抗戰勝利後，回廣州付印初版，三千本不數月售磬」。四九年任畢明匆匆來港，未帶此書。後李樸生重提此書，乃登報徵求，先後得陳紹俊、車月峰兩人提供原書，才能再版。

今日任畢明之書已全成絕響，讀者如想再看，大概要求諸圖書館了。

──寫於二千年四月八日

六月刊於《香港筆薈》第十五期

雜家任畢明

原名任大任的廣東鶴山人任畢明（1904～1982），是本港的名報人和雜文家。他曾任《工商日報》主筆，並為各報寫日日見報的專欄，而以《星島晚報》副刊的《閒花集》最長久，每天凡千字的專欄，竟寫了超過十七年，粗略統計達六千多篇，六百多萬字的文章，天文地理、上下古今的歷史人物及社會動態均收諸筆下，如非才智驚人，怎能寫出如斯雜記？《閒花集》的文章後來由香港正文出版社選出二百餘篇精品，在一九六七年編成《閒花集》和《閒花二集》出版，很受歡迎。

一九七Ｏ年代，我開始用心訪尋民國版舊書，視野擴大，才知道任畢明一九二五年已在廣西梧州創辦《民國日報》，後應邀來港辦《大眾日報》……早在三十年代已成名，著作亦不單只有上述兩本，還有《社會大學》、《新社會大學》、《龍虎集》、《戰時新聞學》和《評論學十講》……等。

如今大家見到的這本《談話術》，是一九四三年桂林實學書店出版的，封面上註明是「一九四三年六版」增訂的新本，在烽火歲月的火紅年代，生活困苦的知識分子們，竟肯付錢買這本土紙《談話術》，使書能銷到六版，實在不簡單。

一個人能辦報、寫社論、雜文，冷靜地分析歷史事件，對社會有深入的認識，任畢明是個「周身刀、把把利」的奇才雜家！

杜格靈和他的《秋之草紙》

最近在上海以高價搶購得杜格靈的《秋之草紙》（廣州：金鵲書店，1930），非常高興！

賣書的人說：「我不知道杜格靈是誰，甚至不知道是男是女，只知道他是廣東作家，而這本書必然能賣個好價，那就夠了！」

真的！杜格靈是誰？

知道的人恐怕不多吧，而我所知也極有限，本文志在拋磚引玉，望有識之士不吝指正，為這位曾在廣州及香港盡過力的文藝工作者，得以留存於香港的文學史冊上。

以現時微薄的資料，我們只知道杜格靈（？～1992）原名陳廷，又名陳小蘋，曾用過的筆名有羅波密，孟津等。1930年前後在廣州一帶生活，曾在鄰近的地方教書，熱愛文學藝術，寫過不少隨筆、雜文。當時廣州有一個文學團體叫「荔社」的，出過《荔支叢書》、《浮漚叢書》和《荔支周報》，我不知道杜格靈有沒有加入荔社，但他早期的文章和書多見於此，起碼知道他和荔社成員關係密切。

杜格靈1930年代初移居香港，任《珠江日報》經理、副編輯，活躍於香港文壇，經常在本港的報紙副刊與雜誌上發表小說和詩。他1933年在魯衡編的《小齒輪》上發表詩作〈悒鬱的琴〉；1934年，在《今日詩歌》上發表〈北風之歌〉；由詩人易椿年1935年編的《時代風景》創刊號上，也刊登過杜格靈的作品。又曾在《朝野公論》上發表小說〈火奴魯魯的藍天使〉。1935年他還在上海《文藝畫報》一卷三期發表了李金髮的訪問稿《詩問答》，顯示他是個熱愛寫詩的文藝青年。

1930年代的香港文壇是生機蓬勃的，很多報刊都附設文藝版，最為人津津樂道的是南華日報的《勁草》。為了團結香港的文藝青年，南華日報的社長陳克文在1934年召開了一次「文藝茶話會」，定期「以茶會友」。會後決定把《勁草》改為文藝双周刊《新地》，並由杜格靈與侶倫合編。1936年，杜格靈與劉火子、李育中、李晨風等合組香港文藝協會。

戰後，杜格靈在香港開設慎記印刷公司，任《新生晚報》督印人。1992年在加拿大逝世。

回頭談談他的《秋之草紙》，那是本薄薄的毛邊本隨筆，32開96頁的小書。封面構圖簡單，一株在秋風中落葉且彎斜的枝幹上，一對愛侶小鳥在私語；紅色的，幼小的「秋之草紙」和「杜格靈著」兩行小字，從愛侶的尾部伸延過去，彷彿牠們兩顆熱血的心。單調卻深深吸引人。全書共收〈求永遠於剎那〉、〈時代的反動者〉、〈「天才」的饒舌〉、〈論藝術的發生及其効果〉、〈文藝的霸術〉、〈純凈的小說〉……等17篇。大多為作者於1928-29年間所作，內容多為含哲理的文藝隨筆。杜格靈談文藝喜歡用西方的文學理論與日本的及中國的，互相比較、印證，可見他常讀外國文學作品，又熱愛中國新文學，且思想前衛。

在作為書名的那篇〈秋之草紙〉裡，杜格靈談本國作家中，他喜歡周作人的作品，喜歡他那「輕淡而味永」的作風，認為足可與夏目漱石相比。文中他也談到豐子愷的畫，他說動物中本來最討厭貓，偏偏豐子愷愛畫貓，他畫中的貓往往比主題中的人物更搶眼、更吸引人。杜格靈認為豐子愷的畫「隨處流出的是柔軟的線條。正像漫走的悠悠的漲的春水。他是淡淡的沒有一毫燥暴的筆觸，鈎出懶懶倦態的或者所謂怡然自得的哲學者貓來，（有時那貓也做出批評着主人的臉嘴，）那貓便成為世界上的另一珍物了。」（頁61）周作人的清淡加上豐子愷的佛性，大概就是當年的杜格靈了。

在〈秋之草紙〉的文末，有段頗有意思的話：「本篇原題為：『看着黃花和子愷的漫畫，讀作人先生的隨筆，在村舍裡過了一個秋天』。後來稍嫌冗長，姑用今名作表題。」（頁62）

大抵〈秋之草紙〉最能代表1930年代以前，杜格靈底文藝青年思維，而杜格靈也特別愛這篇。此所以用作書名！

在〈秋之草紙〉17篇文章中，我最愛的是〈厂樵君的筆〉，本文介紹了甚少人提及的作家——厲厂樵。我藏有一本厲厂樵極罕有的小說《囚徒》（上海：中央書局，1927），可是翻查了我手邊所藏的工具書，都無法知道厲厂樵是何許人。杜格靈的這篇〈厂樵君的筆〉，雖然也沒有厲厂樵的生平資料，但他卻告訴了我們：厲厂樵1920年代末在廣州生活，出過很受人注目的《我們的王冲》和雜感集《朝生暮死》。他告訴我們，厲厂樵是個率直粗豪的漢子，他的筆勇於戮破黑暗，勇於為不平發出呼喊……

和很多年輕知識分子一樣，杜格靈也曾迷惘過、困惑過，在《秋之草紙》的序裡，他訴說自己一生都不被重視，受盡家庭及社會人士的白眼，本來很想以死作大解脫，但他深信文藝的國度是平等的天堂，只要你有才華，肯努力，一定會開出耀目的奇花異卉。於是，杜格靈給自己三年時間努力，讓自己的文藝細胞盡情發揮，終於結出了果。

《秋之草紙》是本非常罕見的小書，它原屬荔支叢書之一，而茘社主編的那兩套叢書更難得，兹就《秋之草紙》書後所見，僅列如下：

荔支叢書：

黃荼的《棕葉》（隨筆）
李散碧的《幻火集》（雜作）
杜格靈的《秋之草紙》（隨筆）
黃荼的《祭品》（小品）
杜格靈的《薩丹》（小說集）
杜格靈譯《快樂主義者瑪蕾絲》（W. Pater原著）

浮漚叢書：

李散碧的《逆流》（中篇小說）
杜格靈的《蛇與蛙》（小品）
李散碧的《蕉之妖》（戲劇）
黃荼《紅酒》（戲劇）
李散碧譯《天真的歌》（W. Blake原作）

書目下有廣州金鵲書店的啓示：以上各書或在編印中，或竟已在各埠發賣。這批書除了《秋之草紙》外，其餘全未見過。不知杜格靈其他的那幾本竟究有沒有出版？

讀完《秋之草紙》，我最感奇怪的是：1930年代以後，杜格靈居於香港，熱心文化活動，自由度更大，何以創作卻比前少了？也未見有單行本出版？

近得侶倫散文集《紅茶》（香港：島上社，1935），書後有一頁《島上社叢書》目錄，列出六本書：

謝晨光的《貞彌》（短篇小說集）
杜格靈的《秋之草紙》（隨筆短論集）
侶倫的《紅茶》（散文集）
哀淪女士的《婉梨死後》（短篇小說集）
侶倫的《秋的夢》（中篇小說集）
李林風《都會符號》（短篇小說集）

並說明前三種已出版，後三種將出版。這個《島上社叢書》目錄，反映出杜格靈與島上社關係密切，而且他又與侶倫合編過文藝双周刊《新地》，但，何以侶倫的文章中甚少提到他？《島上社叢書》中的《秋之草紙》未見過，是重新排印再版？還是將廣州金鵲書店版收入目錄內以壯聲勢，就不得而知了。

──2007年1月

悼念藍真先生

 

來源：蘋果日報二Ｏ一四年十二月七日

 

來源：Linda Pun臉書二Ｏ一四年十二月十六日

三毫子小說

三毫子小說
關平

讀了前幾期《百家》雜誌的《三毫子小說》專輯，勾起了不少回憶，因為「三毫子小說」也是我的重要成長經驗。

粵語「三毫子」即是標準漢語的「三角錢」。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香港，有出版商出版了不少廉價通俗小說，三十二開本，內文以新聞紙黑白印刷，配以彩色封面，每本六十四頁，售價三角錢。不少後來頗有名氣的本港作家都曾經投身成為寫作隊伍一員，如南來作家今天已成為文壇殿堂偶像的劉以鬯、以《三蘇怪論》著名的高雄、在上海時與張愛玲齊名的女作家潘柳黛、海派作家方龍驤；原在香港寫作編報刊的黃思聘、歐陽天、楊天成等；稍後是不少作品被改編成粵語電影的鄭慧。到六十年代，有曾經在香港通俗文壇名滿一時，現今已大量減產的浪漫小說作家依達、和至今仍受女讀者追捧，寫作不綴的言情小說作家亦舒，這時通俗小說已加價至四角，成為「四毫子小說」了。

《百家》雜誌的專輯刊出了新加坡大學容世誠教授在研討會的演講，指出兩個「三毫子小說」的特點，過去都少見有人提及：一是「三毫子小說」與冷戰時代美元文化的關係，一是當時包括新加坡、馬來亞、越南、泰國、印尼等南洋華人市場其實是香港通俗出版讀物的重要市場，支持了這些印刷品的出版銷售。

根據我的認識，香港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通俗出版讀物的蓬勃，源於來自上海，解放前已出版著名偵探詭異雜誌《藍皮書》的羅斌先生。他來香港後繼續出版《藍皮書》，並將連載小說結集。我記得童年聽過電台節目改編自《藍皮書》連載小說，上海作家小平原著的偵探故事《女飛賊黃鶯》。羅斌後來擴展他的出版王國，成立環球出版社和新系報業，出版日報、雜誌和通俗小說，所謂「一雞三味」：付出稿費後先把小說放在報章副刊連載，然後再在雜誌刊出，最後出版「三毫子小說」結集。我了解這個關係，是因為八十年代在出版社工作，特別拜訪羅斌先生，希望收購環球出版社的小說版權，豈料他表示新系報業集團與作者的關係是現賣現買，作者交稿報社付稿費，貨銀兩迄，互不拖欠，沒有版權讓授合約，故無從轉授。我們惟有分別逐一約見個別作家商討，後來成功撬了不少環球出版社旗下作家過檔，如寫科幻小說的倪匡（魏力、原振俠）、靈異小說的周恆（張宇）、驚慄小說的潘粵生（余過）。也有挖角失敗的例子，如當時愛情小說天后岑凱倫，她始終如一效忠環球，和對天地不離不棄幾十年，至今不渝的亦舒。

容世誠教授在研討會的演講指出，上世紀五十年代初，不少文化人離開中國大陸流落香港，執筆寫作是當時謀生的技術，著名文化人，國民黨大佬梁寒操的夫人黎劍虹也曾來港開辦霓虹出版社（按：該是虹霓出版社），出版「小說報」，也是「三毫子小說」的重要出版者。他們拿美國新聞處的資助，出版了不少反共通俗小說，爭取到不少文化人效力。後來隨著韓戰結束，美國改變對華策略，霓虹出版社（虹霓出版社）也結束了。

容世誠教授談話中提到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香港通俗文化產品行銷新加坡、馬來亞、越南、泰國、印尼等南洋市場。其實不單止雜誌期刊和通俗小說如是，香港生產的國語和粵語影片同樣依賴南洋市場，尤其是影片，開拍前拿到「戲軌」（故事大綱）和「卡士」（演員名單）便去「賣埠」，收取訂金作為製作拍攝的前期資金。可能因為當地華人的文化程度不高，生產不出通俗文化產品，所以很依賴香港。連當地不少華文報刊的副刊文章都只是靠剪貼香港報刊的副刊稿子，而且不付稿費。

其實上世紀五、六十年代香港的「三毫子小說」主要是愛情小說，以女性讀者為對象，尤其受到中學女生歡迎，我們男生對這些情情愛愛的故事普遍不感興趣，很少閱讀。就算找課外讀物，都寧選比較粗獷男性化，學校嚴禁的武俠小說，所以說不上接觸太多。不過，當時也是上中學的姊姊倒是個愛情小說迷，時常與其他女同學分享依達和亦舒的作品，我耳濡目染，勉強算有點認識。有個中學同學還模仿依達，索性提筆仿作，投稿去環球出版社，間中得到採納，出版成書。另一中學同學杜杜也遊戲仿作了一個短篇，改個筆名叫瓊依，筆名根本就是愛情小說兩大名家，台灣的瓊瑤和香港的依達合稱。

（書與人二Ｏ一四年十二月二日）

向河居讀書錄之五

向河居讀書錄之五
許定銘

記高伯雨先生

最近與友人作伴去了一趟深圳，目的是買書。雖然已經十分克己，不是很好的書，不會隨便買，到頭來還是塞滿一手提袋，吃力地抬回來。想到還要寄回加拿大，頭痛不已。雖是如此，仍覺十分興奮，因為得到高伯雨先生的《聽雨樓隨筆》厚厚的一巨冊。

高伯雨﹙1906～1992﹚原名高貞白，廣東澄海人，曾留學英國，其後一直居港，以賣文為生。四十年代曾編過《中國晚報》副刊；六十年代創辦《大華》雜誌。其作品多以文壇掌故為主。除了《聽雨樓隨筆》以外，還有《聽雨樓隨筆初集》和《聽雨樓叢談》等。

林道群稱：「高伯雨一生為文自成一家，他的『隨筆』偏偏不如英國的Essay，承繼的是中國傳統，融文史於一，人情練達，信筆寫人記事，俱是文學，文筆之中史識俯拾皆是。」

這幾句話，對高氏文章的評價十分中肯。高伯雨除了喜寫掌故、人物外，也喜歡寫「補白」文章，這是深受鄭逸梅的影響。有一個時期，他模仿鄭的風格，寫了不少筆記小品，謙稱為仿「鄭公體」。文章刊出後，還剪報寄給鄭逸梅看。此事，鄭在他的〈鄭公體〉一文中，記之甚詳。

七十年代中期，我在灣仔開書店，高伯雨是常客之一。每週新書到貨日的下午，往往聽到店門外、走廊中有類似拖鞋擦地之聲，則必然是高伯雨到了。當時他喜歡穿唐裝衫，趿一對唐裝鞋，每每將鞋尾部分踏平，就像穿拖鞋似的「擦擦」聲而來。每進書店，必沉醉在新到書中左翻右看，流連個把小時，選幾本而去。可惜當時我只看新文學，與他的舊文學、人物傳記不大配合，傾談不多。

到八十年代，我的書店搬到北角，大抵因路途遙遠，高先生便甚少出現了。有一次我到灣仔青文書店看書，見高先生在新書檯前沉醉在書堆裏，不忍心打擾他，打算轉個圈，待他看完了，然後話舊。當年高伯雨已經八十出頭，仍可以日日賣文，一個人獨闖三樓書店看書，實在難得。

看了一會，我蹲到特價書架前看底層的書。忽見高先生在我旁邊也蹲下來，我以為他想要什麼書，正想叫他別蹲得那麼辛苦，要代他取時，卻原來他只是為了要小聲問我生意好不好，不是要找什麼書。當時不覺得什麼，事後想起來卻令我心裏不安，要一個八十出頭的老前輩「蹲下來」跟我談話、問好，心裏怎過意得去！

雖然事隔多年，這件小事一直令我耿耿於懷！

──寫於一九九八年九月，十一月八日

刊於《香港商報》的《文學周刊》

小記李勵文

逛舊書店，得李勵文《啼鳥曲》，此書由文壇出版社出版，版權頁既無出版日期，也沒有印量，對研究者做成不便，無奈這是一九五Ｏ、六Ｏ年代港版書的通病，惟盼日後得以改善。雖然書不列出版日期，我也記得是一九六Ｏ年代中期出版的。那時候我經常為《文壇》寫稿，李勵文也常有東西在那兒發表。我一直以為李勵文是和我同時代的香港作家，到今天才知道他原來是文壇前輩，而且還不是生活於本港的。《啼鳥曲》三十二開本，二八六頁，收〈別離書簡〉、〈峇眼行〉、〈日里河畔〉、〈籬下草〉、〈啼鳥曲〉、〈怎樣做才對人生有意義〉和〈落英篇〉等七篇，此中除了〈別離書簡〉外，其餘全是小說。書後還有篇後記，對李勵文寫作的歷史，有詳細的記載。

原來李勵文是印尼土生土長的華僑，一九三二年回祖國升學，在廣州市讀書時開始寫作的，處女作〈我眷念着南島〉是篇兩千字的散文，就刊在「當時廣州唯一文藝副刊《黃花》」上。後來他轉學上海，受當地濃厚的文化氣息影響，更熱心寫作，以散文寫得較好，被文壇前輩期許為「上海的都德」。

抗戰展開後，李勵文投身軍中，和敵人輾轉火併於江南、嶺東和粵北間，寫下了大批「像火一樣地在燃燒着」，熱情奔騰的散文。勝利後他又回到廣州生活，寫了不少具連貫性的小說和散文，到一九四九年才重返印尼耶加達。一直未見有人提及李勵文，如果還在，該九十出頭了。

李勵文在談及他的作品時，說抗戰前夕曾彙集早年的散文計劃出版，連紙型都造好了，剛好戰事發生，只好告吹。如今他最早結集的散文《湖畔草》，也是盧森整理，一九五三年由「文壇」出版的。如果不是《啼鳥曲》的這篇後記，我真想不到，與侶倫、望雲同時代，一九三Ｏ年代已在本港文學雜誌《紅豆》發表作品，一九五Ｏ、六Ｏ年代有大量散文小說刊於《文壇》，且在本港出了兩本單行本的李勵文，原來不是香港本土作家。

近讀范泉的回憶錄《文海硝烟》（哈爾濱黑龍江人民，一九九八），裏面有篇〈我編《作品》半月刊〉，談的是一九三七年間，他在上海組織「作品社」，與同人出版《作品》半月刊及《遼原文學叢書》的舊事。一開始他即說：

一九三七年三月，我和我中學時的同學李勵文、劉爾俸等商議，準備組織一個文學社團，出版期刊和叢書。（頁二五五）

原來李勵文在上海讀中學時與范泉同學，他們組織的那個文學社團，就是「作品社」，成員還有馬良、邵子南、李雷、丘東平、葉紫、蕭琳等。在一九三七年六月十五日創刊的《作品》半月刊，共出過三期，還邀得郭沫若、李輝英、林娜（司馬文森）、白薇、孫陵、田漢……等人供稿支持。李勵文在這裏發表過〈雨〉和〈南國春秋〉兩篇散文。

至於「作品社」的叢書，他們起先計畫組織一個「燎原出版社」，以「燎原文學匯刊」的名稱推出叢書，但恐怕「燎原」二字在申請登記時難以通過，故改成「遼原」。范泉說：

「燎原文學匯刊」第一輯，包含作品社四個基本成員的四本「處女作」：一、邵子南的短篇小說集《青生》，二、李雷的詩集《陽光曲》，三、李勵文的散文集《尼德蘭人》，四、范泉的短篇童話集《江水》。（頁二六六）

最可惜的是這套叢書雖已打成紙型，印出了樣書，卻在「八一三」的戰火中灰飛煙沒，永遠無法重現了。

這本《尼德蘭人》，就是李勵文在《啼鳥曲》後記中提及的，那本被毀於炮火中的散文集，共收〈歌聲〉、〈爪哇草〉、〈從古卑到芝不棟〉、〈尼德蘭人〉……等十五篇散文，寫的都是南洋華僑的生活片斷。李勵文是應該不會忘記的，但，何以他自己不記下呢？

──寫於二ＯＯ七年二月

四月刊於《大公報》

關於方龍驤

從報上的訃聞，知道方龍驤過世了，然而，幾個月來，都沒有讀到悼念的文章，即使上網去尋找，不單見不到有關消息，連龍驤的資料也少得可憐。

龍驤和盧森堡都是方棠華的筆名，他曾任《新生晚報》及《天天日報》副刊編輯，同時也是本港著名的奇情小說作家，所撰驚險推理小說比倪匡的衛斯理出道更早，很受歡迎，是上世紀一九五Ｏ至七Ｏ年代的流行作家。但，極少人知道，他也是熱愛文學的，也曾寫過非偵探類的小說。

《綰不住的心》（香港企鵝，1953）是本三十二開的小書，只有一一四頁，內收〈綰不住的心〉、〈湖上悲歌〉和〈茉莉的回憶〉三個短篇，是龍驤偵探小說以外的唯一文藝作品。他在後記中表示很喜歡這些小說，還說：

這裏三個短篇，都曾在雜誌上發表過。當時因應編者所需，所以故事結構，稍有不同。而在付排單行本之前，曾照自己原意予以改寫訂正。故事所述為三種不同女性的戀愛插曲，可謂絕無半點「偵探」氣息。（見頁一一四）

從這段短短的說明，可看出當年龍驤對遷就編輯意願而修改小說內容，是心有不甘的。故此，到出單行本時，便改回自己的原意。那是「文藝」與「通俗」之爭，可知年輕的龍驤是極有意於「文藝」的。然而此書出後，他的文藝作品自此停產，可見當年嚴肅的香港文學是無法立足的，這是作家必需靠寫流行小說才能過活的另一例證。

我自小愛讀武俠奇情驚險小說，泰山、大俠游龍、洪熙官、方世玉、中國殺人王之餘，也讀了不少龍驤寫的外號「貓頭鷹」的系列小說，當我見到龍驤的《綰不住的心》，知道我熱愛的驚險小說作家也熱衷文藝，非常高興，立即寫了篇有關的短文，刊於二ＯＯ四年九月，第二十七期的香港《作家》月刊。

一個月後的某天，從未見過面的龍驤前輩給我電話，說想見見我，並叫我把《綰不住的心》帶給他看看，因為他自己也沒有這本書了。我告訴他，書是從別人那兒借來讀的，但我留下了影印本，會再複印一本給他留念。

過兩天我們在「城市花園」見面，他請我吃了一頓非常豐富的晚飯，魚、蟹之外，邊有魚翅，兩個人不飲酒也費近千。龍驤先生年近八旬，身材略胖，但精神很好。他非常興奮的告訴我，他已很久沒寫小說了，近十幾年住在台灣，常寫有關古董的文章，還在經營古董生意。

我則告訴他，自小學起已熱愛他的驚險小說，尤其是那種很早期的，十六開本的三亳子小說，「貓頭鷹」的系列，是我課餘愛不釋手的讀物。

那頓晚飯吃了近三小時，臨別時，龍驤告訴我，他正打算把一批古董出售，賣出後會用三百萬出本文學雜誌，並說一定要聘我出任編輯。

然而此後再沒有收到他的消息，幾個月前意外地在報上讀到他的訃聞，一顆閃亮的星星殞落了！

──寫於2008年6月

7月刊於《大公報》

「丙公」：張向天

「丙公」即張向天。《毛主席詩詞箋註》、《魯迅日記書信詩稿札記》、《魯迅舊詩箋註》、《魯迅作品學習札記》……等專着，署名張向天；《東北風物漫憶》、《衙前集》、《嶺外集》等雜文，則署「丙公」。

丙公是東北人，畢業於掛「米」字旗的教會學校，一九三三年入關，居於北平。七七事變後，輾轉流亡南下香港，卜居九龍城，執教鞭謀生，以「張春風」筆名寫作。太平洋戰事爆發，丙公携家眷一家四口，旅居粵西化州、高州、信宜、中垌等地。戰後一九四六年回港，仍住九龍城寨側。丙公是熱愛舊詩詞的書生，無論是和平時期及戰時逃難，均以教書謀生，研究詩詞寫稿自尋樂趣。

一般中國文人談「嶺」，多指「秦嶺」。秦嶺橫亙於我國中部千多公里，是中國氣候和物產的分水嶺，秦嶺以北是北方氣候，生長於當地的人稱北方人；秦嶺以南是南方氣候，生長於當地的人是南方人。因此，以我們南方人的看法：秦嶺以北就叫嶺北或嶺外，秦嶺以南就叫嶺南或嶺內。

丙公的《嶺外集》寫於香港，是香港上海書局一九七九年出版的，很自然使人聯想到他寫的是北方的事物。然而，書內寫的卻是作者抗戰時期，自香港逃難粵西及在本地的生活情況，令人詫異。後來讀了本書的〈前記〉，才明白過來。原來他在香港住了大半生，雖然是老香港了，但，內心卻無時無刻不思念着家鄉，自覺是「北雁南飛」，甚至雕了一枚閑章「雁過樓」以自慰。用丙公的觀點看，他是飛過秦嶺南來的北雁，秦嶺以南之地，在他來說，自然就由我們南方人眼中的「嶺內」而變成「嶺外」了！

丙公的《嶺外集》收雜文近七十篇，主要寫他一九四二至四五那幾年在粵西教書的生活：無論記旅途跋涉、生活苦況、風俗、特產……，不單描述清晰，還愛引經據典考證，引用古人詩歌並用心注釋，足見他學識淵博，下筆細緻謹慎。

他在〈談吃生蒜〉一文中，說他初到南方時，經常聽到鄰居的兒童在他背後唱押韻的童歌：「撈鬆，撈鬆，不吃葱！」他研究過後，知道這是句反語，意思是嘲笑北方人喜歡吃葱之意。文章跟着大談北方人不但愛吃葱，還喜歡吃生蒜。全文對被稱為「撈鬆」，毫不介意，相當豁達。其實，「撈鬆」並非貶詞，也無惡意，實乃普通話之諧音「老兄」而已，北方人不知就裏發火，是自討苦吃。相對來說，比有些印度人一聽到人家叫他「阿差」，白種人被叫「鬼佬」，即大發雷霆，大方得多了！

丙公在粵西及香港生活超過半世紀，比他在老家東北的日子長得多，對南方某些慣用的字、詞大感興趣，曾下過工夫細心考究。比如粵西的鄉民，計算路程習慣用「塘」或者「鋪」作為單位，由中垌去化州是九「塘」或九「鋪」路。你可能會問：一「塘」有多少里？「塘」和「鋪」是不是同樣的距離？即使向當地人請教，也問不出確實的結果。經丙公考究後，搬出了《日知錄》、《塘兵行》和《粵西增兵記》等古書，才知道「塘」和「鋪」的距離都是十里，是舊時的軍事制度，用以計算駐兵多少的單位。

又如深水埗的「埗」字，他引任昉的《述異記》、柳宗元的《河東集》、韓愈的《柳州羅池廟碑》……等考究後，知道「埗」即是「步」，在舊日是埠頭、碼頭，可供停船泊舟，上落客貨之地也。

這種考究驟看似像鑽牛角尖的尋根問底，但，閑來無事，翻翻古書，一樂也！此外集中有〈九龍山下人家〉、〈九龍城懷古〉及〈九龍城懷古詩鈔〉數篇，資料翔實有趣，老香港必讀之。丙公另外的兩種：《東北風物漫憶》和《衙前集》，也是一九七Ｏ年代出版的，昔日我開書店時常見，如今已甚少遇到，不知圖書館是否還有？

我對丙公所知甚少，從書中所述一生經歷，及他一對子女比我年長十歲八歲，推算先生約出生於一九一Ｏ年前後，羅琅曾寫〈悼念一位前輩〉（見天地版《羅隼短調》）記他與丙公的交往，可惜沒註明日期，不知他是那年代走的。

──2013年6月

9月刊於《香港文學》

埋首書堆六十年

埋首書堆六十年
許定銘

小引：2014年7月，受香港公共圖書館邀請，參與第十屆香港文學節，主題「個人閱讀史：記憶的回訪與再現」講座，我寫了約五千字的講稿〈埋首書堆六十年〉在講座上派發並供日後出版單行本。講座後，《明報月刊》編者索稿，但只提供三千字版位，我把該稿修訂削減重寫，與原稿颇有出入，因此〈埋首書堆六十年〉便有了兩種不同的版本。近日心境平和、清閑，將兩稿揉合修訂，便成了如今大家讀到的七千字版〈埋首書堆六十年〉。

我在香港生活六十多年，在本地受教育、成長、工作直到退休。一九六二年開始寫作，與少年文友組織文社，寫報紙專欄，編青年文藝刊物；從事教育工作四十年，教過小學、中學和大專，做過圖書館主任；還編寫課本、教師手冊、假期作業等與學校有關的書籍近二百種；在旺角、灣仔和北角開書店前後二十年；出版文學書籍，買小型印刷機，親自落手落腳印刷、裝釘、發行……，幾十年來與書結緣，集：買、賣、藏、編、讀、寫、教、出版八種書事於一身，是個捧書能醉的愛書人，此所以我的幾本書話，像《醉書閑話》（香港三聯，1990）、《醉書室談書論人》（香港創作企業，2002）、《醉書隨筆》（濟南山東畫報，2006）和《醉書札記》（台北秀威資訊，2011）均以「醉書」冠名，說明「醉書室主人」是個以書而非酒自醉的人。

我和書的關係那麼密切，可以說是由父親一手促成的。有幾件事給我的印象非常深刻。

小時候我們租住在旺角一處有前後樓梯的，戰後新樓的一個中間房裏，一家五口擠在不滿百呎，密不通風的房子裏，不單活動的空間小，同樓的孩子又多，連讀書也無法集中精神。我是因為家貧，遲了入學，雖然才讀小三，好像已有八、九歲光景，父親對我管教甚嚴，每日放學回來，做完了家課，必把我關到後樓梯去，溫習當日所教的書，到識背了，才放我進屋來。

那種後樓梯，是廁所和垃圾的集中地，一個幾歲大的孩子，日日得在那兒捱「臭」，哪能定性？於是，一知道父親外出，或因有事幹，無暇理會我之時，便在四層高的後樓梯奔上跑落嬉戲。然而，一個人玩甚麼都乏趣味，終於發展到留意人家丟棄的垃圾，看看有甚麼可玩的情況下，發現了一籐篋的書。坐下一看，便害我「上癮」幾十年的，並不是甚麼世界名著，也不是三國水滸的舊小說，而是周白蘋的《中國殺人王》和蹄風的大俠游龍底故事。這是我和書的第一次結緣。

有一個時期，我是和父親一同上學放學的。在同一間學校裏，他教中學，我讀小學。小學放學的時間要較中學早個把兩個小時，父親劃定範圍，那段時間限定我在圖書館裏度過。圖書館內不得嬉戲，又沒友伴，我是在無可選擇的情形下向書堆發展，陶醉在閱讀的天地裏，然後知道，除了「殺人王」，除了「人猿泰山」之外，還有很多世界各地的兒童文學作品、希臘神話故事和當時很受青年學生喜愛的《青年文友》。這段日子培養了我愛閱讀的習慣，《青年文友》的徵文比賽也刺激了我學習寫作的念頭，一有空就會隨意寫些抒發感情的小段落。

升上中學那年，我的英文糟透了，父親除了自己迫我讀外，每個晚上還要我到附近一個街坊那兒補習英文。學習正規的課本，大家都有無形壓力的抗拒，便有同學帶回來了武俠小說，趁老師不在意的時候，不讀英文，讀武俠小說。武俠小說很吸引人，一旦上了癮，很難放得下。老師也因順手拿來讀幾頁而上了癮，無法戒掉。到得後來，我們的零用錢租光了，竟是老師拿錢出來租書大家齊齊讀。於是一個英文補習班，就變了刨武俠小說班。

每晚兩小時，一星期五晚的苦讀。最初是金庸，跟着是梁羽生，然後是高峯。六十年代初，本港的武俠小說名家，似乎就只得這三位最多讀者。那時候我們全體同學大概都是十二、三歲，某次卻突然來了個十七八歲的大哥哥，他不加入我們的武俠行列，下苦功讀英文。後來他鼓勵我在讀武俠外，還要讀些文藝小說，便借給我沈從文的《邊城》和《月下小景》。這以後我的讀武俠生涯就暫停下來，而轉到文藝作品去。

初中那三年，因為熱衷於課外書和寫作，英文始終沒有改善，父親命令我晚間去夜英專讀英文。那時候的夜英專很多，但大部份辦得不好，教師質素低，學生大部份是日間有工作的成年人，根本無時間讀書，讀夜校目的不過是打發日子和交朋友，水準比我還差了一皮，愈讀愈悶，終於開小差，逃到附近一間屋邨的社區中心圖書館去，讀我愛讀的文學書。徐速、黃思騁、齊桓、徐訏、秋貞理……等人的書，都是在那兒讀到的。

社區中心圖書館在六十年代初期是剛起步，很少人知道，更少人利用，晚晚七點至九點，差不多成了我私人的書房一樣，我在那裏閱讀、寫作。自那時起，我知道書和我結了不解緣，永遠不能分開了。

說到我會學習寫稿，最終成為一個畢生搖筆桿的寫作人，得要感謝中三那年，教我國文的林老師。那年代的中學生，每星期都要交篇周記。記得那一年春雨綿綿，梅雨下得人心煩意亂，多愁善感的少年總愛無病呻吟，我在周記裏寫了篇懷念留在家鄉，失散多年的三弟的短文。周記派回來了，林老師寫了這樣的一句話：如果不是抄的，就寫得很不錯了！

少年人怎吞得下這口氣！

於是立即買來了原稿紙，把文章謄好，寄到《星島日報》的學生園地去。真幸運，〈這是夢嗎〉第三天就刊出來了。首次投稿，迅即成功，對少年人的鼓舞和推動，是無法想像的。就這樣，我和閱讀與寫作，結了不解之緣！

開始了投稿，我才有餘錢買書。起先是放在書枱上，或是堆在床角裏，後來愈積愈多，迫得親自動手胡亂釘了個書架，擺在我睡的碌架床靠牆的那面。把半張床讓給書後，得以晚晚靠床挑燈夜讀，常常在夜裏讀到沒有熄燈就睡去，又經常在半夜裏嚇醒，以為書連着架塌下來了。

離開了老家以後，這個小小的書架一直跟着我，從元朗跑到銅鑼灣，又從銅鑼灣跑到九龍城、旺角、香港島……，愈跑愈大，書架變成了四面由牆腳頂到天花的書房，又由書房發展為四五百呎的小書店……。

讀書和寫作表面上是兩件事，事實上這兩件事是合而為一的因果。譬如商家的「買賣」，要「賣」貨，得先要「買」進貨才能賣；愛上了書，買回來讀了，自然產生了要介紹給同好，或是學習創作的念頭，很自然的便提起筆來……。

我一九六二年涉足文壇，先是叩現代詩與現代文學的大門。那時候，我們一群文學觀點相同的小伙子，讀的是《創世紀》、《現代文學》、《好望角》、《文藝》……，參加的是現代文學文社，寫的是風格獨特，形式創新的現代詩和散文，買的、藏的，自然都是這類書。當年的現代風以台灣為主流，想買前衛文學的書，就只有旺角的友聯書店。後來《文藝》月刊在丁平的策劃下，也訂過不少這類創作，放在出版社內賣給現代文學發燒友。

要數專售文藝書的樓上書店，尖沙咀漢口道的文藝書屋是老大哥。一九六Ｏ年代初，王敬羲從台灣回來，把書店開到「六樓」，那真是破天荒。不過，他利用書店的地點，既辦「正文出版社」，又編《南北極》、《純文學》期刊，更得台灣「文星」大力支持，運來大量文學新書之外，還允許他在本港重印暢銷的品種；即使普通讀者嫌六樓高，那些交稿或取稿費的作者們，往來的學者們，總要追上時勢多看、多買點書，生意也就有了保障。何況當年專賣台版文學書的書店甚少，除了旺角「友聯」的門市部，「文藝書屋」像得獨市之利，要看台版書的愛書人自然不怕高爬上去，也就興旺了一段不短的時日，開了總有一二十年，究竟「文藝書屋」是何時結束的，一時想不起來。

那時候我喜歡瘂弦、鄭愁予、周夢蝶、管管……的詩，也讀了不少司馬中原、朱西寧、陳映真、白先勇、王文興……的小說，也認真的寫了不少。

當年我不喜歡讀中國三十年代作家的作品，是覺得他們太傳統、太老套，但，何以後來我卻專門收藏三十年代作品呢？好友古蒼梧第一個改變了我。他對我說：你愛現代文學，三十年代作家施蟄存的小說一定要看！於是我到坊間找了本《善女人行品》，一翻之下不能釋手。後來又讀了端木蕻良、穆時英、鷗外鷗，才知道現代文學不是六十年代的台灣專利品，三十年代的中國早已有能手了。這是引起我搜集三十年代舊書的原動力。

原本我只搞創作，一九七一年到華僑書院修文學時，重遇《華僑文藝》的編輯丁平老師，他鼓勵我：一個完整的文學家，除了創作，還要懂文學研究與批評。在他的指導下，我以〈論蕭紅及其作品〉為畢業論文。寫這篇文章的當年，我只有機會讀到香港坊間重印的蕭紅作品，這些港版重印書，與原版頗有出入：長篇往往删掉序文及後記以節省篇幅，短篇則多數隨意重組，甚至胡亂改名重版，令研究者困難重重，誤走不少寃枉路。

事後我深深領略到，要做作家研究，一定要讀原版書，要讀原版書，不是跑圖書館，而是逛舊書店，往書堆裏鑽，因為那些珍貴的絕版書，是圖書館也沒有的！

香港一九六Ｏ及七Ｏ年代售賣非課本的舊書店着實不少，一般人只懂逛旺角奶路臣街，當年還有域多利戲院和德仁書院，附近的舊書店有復興、精神和遠東，其實也沒甚麼可買的，倒是德仁書院門口有檔地攤，間中可用三兩塊買到心頭好，可惜它不常開檔，常要碰彩。後來才知道九龍城聯合道那間記不起名的舊書店，然後是洗衣街的新亞，西洋菜街的實用，廟街大李和小李的半邊鋪和街邊檔，再過去是中環的神州，荷里活道的康記，天樂里的德記，軒尼詩道的三益和陶齋……啊，還有全九龍搬來搬去的何老大的「書山」……那年代的舊書店一口氣數不完。

此中最有趣的是何老大的「書山」。何老大是個胖老頭，當年已有六十開外，有人說他解放前當過國民大會代表，故此也有人叫他「國大代」的。何老大到香港後無事可幹，賣起舊書來。他的做法是買「舊倉」，原來當時新界有很多封了幾十年的舊貨倉，那是過去大書店的貨倉，藏了不少斷市多年的舊貨。也不知何老大用的是甚麼辦法，把舊倉的貨買到手，幾十本一扎，幾十本一扎的用繩扎好運走。然後到市區旺地，租個空置的舊鋪，不必裝修，一扎扎的舊書胡亂丟到鋪內堆書山。他的店，一眼望過去，是座十呎八呎高的小山崗。何老大搬張櫈坐在門口，他通常只把店最外的一二十平方呎之地的書扎解開，供你選擇。未解開的，一定要整扎買，不理是甚麼，從不散賣。人客到來買書，何老大永遠是半睡不醒，帶醉的搖晃着，瞥一瞥你的書，胡亂開個價，絕不討價還價。你最好買，不買，他會低聲嘀咕，不知是否在咒罵你，然後把你選的書一手扔回書山，不再睬你。可幸他的書便宜極了，一般只賣「五毫」，最貴也只是一兩塊。印象最深刻的，是五毫可買到一本柔石的《希望》﹙上海商務，1933﹚，我買了十來本送朋友。跟他混熟了，何老大准我爬他的書山，那可樂透了，爬上去把書一扎扎的提起來看。因為不准拆繩，書又不是依書脊對齊的，看的時候得把那扎書翻來轉去，其實也很辛苦。就這樣也得過不少好書，不過，「買豬肉搭豬骨」的情況很嚴重，某次一扎四五十本的書裏，就只藏了一本我要的誼社編的《第一年》﹙上海未名書屋，1938﹚，其餘的都是普通貨式，四五十本書的買入價，就是為了要買一本，也算是收穫不錯，那得要看你買到了甚麼。

買舊書的行家最常去的，是荷里活道的康記和灣仔的三益。

康記是間百來呎的小店，賣的主要是嚒囉街式古董，他的書便宜且轉流得很快，因有不少行家是日日到，一般是大批用橙盒買的。雖然人人搶着入貨，但康記依然經常有貨到，因他鋪地處的中上環發展迅速，拆舊樓一向是舊書的主要來源哩！

三益是本港的老牌舊書店，戰前已開業，據說葉靈鳳三十至五十年代都是他們的常客。店主老蕭為人隨和，見人總堆滿笑臉，我由六十年代初背着書包去他店裏打書釘，一逛三十多年。九十年代中，老蕭移居紐約，他的侄兒在多倫多也掛起三益的招牌賣舊書，距我家七十公里，我還是每月驅車前往逛兩三趟。

逛三益三十餘年，我大部分藏書來自此店，起先是三幾本的買，後來老蕭知道我要的是甚麼，總替我留起，價錢自然貴得多了。六七十年代我住在九龍，康記和三益都在港島，一周只能過海一兩次，很多時都會「走寶」。到七十年代末，我在灣仔開書店，三益就在馬路的另一邊，距離不足一百米，我每日去兩次，大有「斬獲」，曾試過一次買入六十多本三十年代絕版文學書，興奮得幾晚睡不着。

到普通的舊書店買書，他們不會計書的價值，只按書的厚薄要價，碰到好書，往往廉價即可買到。但到賣慣古董的康記和三益，他們會鑑貌辨色，因人定價。他心裏會想：你是識貨之人，選的一定是好東西，錯不了！有時想買些普通的書，往往會讓他們漫天叫價，弄得啼笑皆非。師傅教落，對付這些店主，你要胡亂選一批貨，最好包含各種不同的書，讓他摸不着你的心頭好，而且書多了，銀碼漲到一定的數目（他心裏想你買的數目），他便會讓步，不再「斬你」。那一定的銀碼，原本只可買三幾本心頭好的，便變成買了幾十本書。至於多出來的書，你得自己想辦法，一是轉賣出去，一是像我一樣，也開間舊書店玩玩。

上世紀的一九七Ｏ至九Ｏ年代，我斷斷續續的開了二十年每日只營業五小時（下午2時至7時）的「半日」書店。你會奇怪的問：書店怎麼只開半日？開半日的書店能維持嗎？

我坦白的告訴你，這樣的書店肯定不能賺錢，只要不賠大本，已是萬幸了。不賺錢的生意，只有傻子才會幹。對啦，我就是那位傻子，而且一傻二十多年！

自升上中學培養了閱讀與寫作的興趣後，我開始愛書、買書、藏書。台灣的現代派新書，一九三Ｏ年代的民國絕版舊書都是我的閱讀範圍，隨着時間的流逝，藏書愈來愈多，書架也由小小的幾格變成一排排「頂天立地」的「書架牆」。這些書中，部分是溺愛至終生收藏的，但更多的是因興趣轉變而受冷落的，或是不知如何買入的，堆得一屋滿滿的，卻又捨不得丟棄。最後終於變成了半個書商，把愛書的友人，或友人的友人招呼到家中買書，實行「以書養書」。然而，愛書這「壞習慣」一直改不了，最終是開了間書店，才能把部分書掃出家門。

「創作書社」是「創作類書」加「出版社」的結合，一九七Ｏ年代初期出現於旺角通菜街上，亞皆老街與快富街中間，馬健記圖書公司對面的大厦閣樓，那是樓下鋪的自由閣仔，二百餘呎實用，門口有一兩呎高的巨石屎門檻，門檻兩邊要各放兩級樓梯，出入十分不便，這樣的小「豆腐店」，當年也要六佰元月租，賣的是本地純文學創作外，還直接批訂台版冷門出版社的文學書。不久「創作書社」搬到灣仔軒尼詩道去，那時候是一九七Ｏ年代中後期，內地改革開放，大批文史哲書湧港，被「餓」了十多年的香港讀書人見書就搶，每逢星期二、四新書到的日子，港大、中大的學子，大多捧着盈呎厚的新書滿載而歸，印象最深刻的，是錢鍾書的新書《舊文四篇》抵港，我要了四百本，不用一星期即賣光；我為司馬長風出版的《中國近代史輯要》，初版二千冊，半個月已要再版，那真是書業的黃金時代……。

由於書店地點適中，全部書七折或八折，不單書賣得多，還因為很近香港歷史最悠久的舊書店「三益」，我每日可以去進貨，「創作書社」自然賣起舊書來。這就吸引了更多搜尋絕版書刊的專家，學者高伯雨、王亭之、林真、盧瑋鑾，港大的趙令揚、單周堯、黎活仁，中大的黃繼持、王晉光，孔安道圖書館的楊國雄，作家舒巷城、杜漸、海辛、林蔭、許禮平、劉健威……都是到我處買書認識的常客。可惜好景不常，一九八Ｏ年初業主忽然說要賣樓，不跟我續約，多年的奮鬥最後以一萬二千元，叫「收買佬」領五條大漢花了一個上午，用兩輛密斗貨車搬走了。

灣仔「創作書社」關門的幾年後，我心有不甘，在北角「七海商場」覓得兩個打通的鋪位，一九八Ｏ年代中再展旗鼓，賣的同樣是文史哲和舊書，但，一九七Ｏ年代的搶書熱潮已冷卻了，生意也就變成僅可維持，終於到一九九二年我的生活起了大變化，「創作書社」又一次關門大吉。

愛書是壞習慣，開書店則是「破費」的娛樂。賣書的收入只夠雜項支出，絕對不足以交租及請伙計，每個月賠出去的，只好當娛樂費了。我的本職是位半日制的教師，下午不用上課，每天放學後，便匆匆買了飯盒，趕回去看我的「半日書店」。

我開書店來解决家中書海泛濫，但愛書人們另有他法：一九八Ｏ年代開始，本港很多工業北移，工廠大厦空置量激增，一些比我更愛書的朋友看準這個形勢，投資買下千餘呎的單位，設計成私人圖書館，配上音響設備，工餘陶醉在私人的天地裏，一來作投資待樓價升，二來又可滿足個人的愛書慾，何樂不為？

其時北角鬧市有一個大跌價的商場，地庫一百呎的單位才二三萬塊，有愛書人買了單位，裝修成書房，日日放工待在那兒，啃書數小時才回家，比起新界的工廠大厦地方小得多，卻交通方便，隨時可去哩！

一九九Ｏ年代中期，我把近百箱藏書打包移居加拿大，把千多呎的地庫設計成私人圖書館，作個人養老消遣的準備。但，在加拿大和美國流浪五年後，思鄉情切，我又回到香港來了。幾十箱回流的老書，把幾百呎的房子塞爆了，成了負累。我以為自己以後也不會再買書了，豈料二十一世紀到來，整個世界有了新的開始，舊書業也拓開了網絡世界，一下子把中國各大城市拉近了，大家透過電腦聯繫溝通，舊書業忽地復甦，蓬蓬勃勃的發展起來，我的書鄉夢又可重温，又能夠見到、買到罕見的珍本，買書的「毒癮」忽地復活了！

二千年最初的那幾年，除了網上拍書以外，我的足迹遍及廣州、上海、杭州、蘇州、北京、青島等各大城市的舊書店。然而，收穫還是少得可憐，即使像上海的文廟，北京的琉璃廠、潘家園、報國寺等，過去是愛書人聖地的市集，也難以像以往般沙裏淘金，「撿漏」的日子一去不復返了！

然則怎樣才能搜得珍本呢？

我的做法是從網絡上聯繫了各大城市著名的舊書業者，讓他們知道我的收藏範圍及水平，他們每收到罕見的好書，便會透過電腦讓我看書樣，然後討價還價，只要售價不是太過份，便可立即交易。若果書太多，或要價太高，而自己又太想要的，就得親自走一趟，再行決定。

雖然我仍保着過去的宗旨：看完、用完的書一定要轉讓出去，然而，十年八年過去了，我的書仍然愈積愈多，除了住家書海泛濫以外，我還在灣仔某商業大厦找了層四百餘呎單位，裝修間隔成書店形式，再來一次私人圖書館，閑時過來讀書寫稿，那間「十八樓C座」的「醉書室」，將來會變成怎樣？我不知道！

公元二千年後，香港連小學也開始有圖書館了。我申請從教師轉當圖書館主任，開發並管理校內圖書館，作了兩項大膽的嘗試：一是大量購入簡體字兒童文學作品，鼓勵學生「繁簡並用」，以備將來社會的演變；一是推動「從閱讀到寫作」，培養學生可隨時執筆寫文。

此中特別要提的是後者。我向校方爭取得資源，出版一本校內的《學生園地》雙月刊供學生投稿，雖然只是薄薄的小冊子，但每期也能選刊約二十篇稿，給他們爭取了一些練筆的機會。起初很少學生投稿，他們大多覺得生活沉悶，沒有甚麼可寫的。後來有些同學漸漸明白了堂上的命題作文只是學習的一種，不是自我抒發內心感受的好方法，終於懂得留意身邊的事物，從日常生活去找題材，稿件便愈來愈多。最令我喜出望外的，是課堂上還在學寫句、段的一二年級學生，竟也提起筆來寫作投稿了。經過幾年的努力，我的這本原意專為三至六年級同學編印的《學生園地》，要被迫多印不少，好讓愛讀書的一二年級學生索閱。這證明了要推動寫作，只要供給環境和條件，連一二年級學生也能做到！

我這個望七的老人，今日跟大家談談過去幾十年的個人書事，目的在讓大家知道：一直被稱為「文化沙漠」的香港，其實不是沒有文化的，是可以孕育出愛書人的，希望我的故事能引起大家愛書的熱誠，也開始多讀書，隨時拿起筆來抒發心中所想！

──2014年11月修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