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雅詩文

壞人

 

一個叫自己做壞人的人。

幾年前羅少文過身，他從台灣回來奔喪， 70年代初，是他把我拉進古典音樂的世界。

壞人拉得一手好提琴，「藍馬」在登龍街的日子；零零碎碎的往事中，還記得那夜他把自己的身世說成別人的故事。

其實我聽到的是和弦的低低泣訴，一截坎坷的生命。沒有甚麼值得交代，只要活得真實！

這幾年間，他偶然WhatsApp給我，都是一些有關時局的片語……

新世界交響曲

黑夜過去

收藏家的序幕

展開了一片遼闊的天空

 

沈沈的擂鼓在遠方響起

如遠古而龐大的爬蟲類出發

朋友們彼此相告

一個新世代已啟動

 

壁石的斷層

聽到霜雪和風聲

 

重新編排的秩序

如宏圖舒展

日出

只是一個樂章

簡短而明快！

 

註：《新世界交響曲》是㨗克作曲家德弗札克的重要作品，此曲開始由低沉的大提琴揭序，之後由英國管所奏出「念故鄉」哀愁的抒情旋律，很多人都被這段優美的樂章迷倒，德弗扎克寫此交響曲時正旅居美國，有人誤以為此乃思鄉之作。他是一個虔誠的基督徒，「新世界」指的不是他的故鄉波希米亞，而是永恆的天國，無怪旋律如此美麗，風光如畫。

黎漢傑：捱出來的故事

本書選錄譚秀牧多年來的小說創作，大部份都曾收錄於不同的單行本，僅本書最後兩篇：〈沒有休止符的哀歌〉與〈阿爸風生水起記〉未曾結集，原刊於千禧年出版的《鑪峰文藝》。收錄的作品大致按寫作與公開發表日期順序編列，限於篇幅，長篇創作只好割愛，内容以短篇為主，輔以字數比較精簡的中篇。從時間的跨度來看，作者的創作差不多經歷五十年，如此長期堅持實屬難得。這些作品，作者坦言都是趁工餘時間，在深夜，一點一滴的「捱」出來。而小說所構造的世界中，主人公大多都是底下階層的人物，他們在愛情、工作、生活等方面，都遭遇不同程度的糾紛、掙扎，讀者可以從中看到在血與汗之下，一幕幕捱出來的故事。

 從人物折射歷史

  譚秀牧善於捕捉當時當地低下階層的生活片段，經過綜合、提煉、虛構，塑造一個又一個在窮苦生活下默默耕耘的人物。例如寫於五十年代的兩篇短篇〈夜工〉與〈母女倆〉均是以當年普遍的童工問題作為寫作的題材，創造出冒認成年去工廠上夜班的金華以及幫補家計到街市擺攤叫賣臭丸的小蘭。〈同情〉則寫因母親賣菜「阻街」被警察抓去，被逼一個人「揹著一個破舊的麻包，右手拿著鐵鉤子，漫無目的地在街上走著。一邊走，一邊往四下裏窺望；發現路旁有垃圾堆，就走近前去用鐵鉤撥弄幾下，彎下腰去，看看有可換錢的破爛的東西沒有」的小牛。以上三篇的主角都是孩子，在故事裏，他們面對或大或小的挫折，但仍然堅忍地活下去。

至於〈艇家之子〉，雖然都是孩子，但作者則將重心轉移至側面描寫一個艇家之子，母親早逝，在父親的教導下，如何早熟。小小年紀的孩子已經熟練划船、游泳這些海上生活的技能，而當敍事者想將打破了的杯子丟進海裏的時候，他立即如此反應：

 

「給我，給我，不要丟掉！」

我以為他留下來，準備賣給收買爛玻璃的人，便毫不猶疑的給他。他接了，輕捷地跳上岸，爬過那塊高大的岩石，走到山邊去。我望著他，真有些疑惑不解。

一會兒，他回到艇上來了，望望他的手，卻空著。

「你拿到哪兒去啦！」我詫異地問。他指一指荆棘叢生的山坡，映眨著小眼說：

「丟了。」

「丟在海裏，不是很便當嗎？」 「我們常在這裏捉魚，它會割傷我們的腳哩！」他拉一拉幾乎跌下來的褲子，揩了把鼻涕說。

我思索了好一會才明白過來，原來他指的「我們」，不只是他父親，而是這個漁村裏所有的漁民；同時也包括了在這附近捉小魚的泳客們。這麼一想，我馬上疚愧起來了。

 

「我」的愚昧舉措反襯孩子對海的愛護、對處理垃圾後果的睿智。如果說在那個艱苦的五十年代，前述三篇的孩子是「勇」的例子，則〈艇家之子〉的主角就是既「勇」且「智」的代表了。

〈樓上人家〉寫那對被遺漏在家的子女，每晚吵鬧至深夜，弄得樓下的羅生羅太睡不得安寧，羅太經過明查暗訪之後發現他們本性不壞，不過是因沒有家人照料，缺乏關懷與愛護，才會「玩超人之類的粗野遊戲」。雖然這家孩子的父母有些與別不同，但在香港確實有不少家庭也因父母外出工作，導致子女獨留在家，而不少因此而生的安全問題至今亦時有所聞。

從際遇反映社會

  雖然譚秀牧的小說沒有炫目的技巧，亮麗的形式，但是卻善於製造或大或小的衝突與挫折，讓讀者體會身處其中的主角以及他們的夥伴們如何在逆境中應對。〈夜工〉的金華上夜班卻突然患上感冒，在這個時候，領班看見他工作遲緩的樣子，被「領班高舉起來的拳頭，已隨著叫罵聲而閃電似的朝金華的腿上使勁打下去了。」金華的工友們都紛紛予以同情關懷，例如陳發就把他拉起來，責問打人的領班，護送金華回家，更好心以謊言：「工友們因為他年紀最小，便叫他早些回來休息。你讓他好好休息兩天再算吧！明天是糧期了，明早你拿他的工咭到廠裏來出糧好啦！」安慰金華的母親，減輕她的不安與疑慮。〈惡人禮讚〉更以幽默反諷的筆法，敍述「惡人」高洛在面對大廈的惡狗、住客的惡鄰居、街外來的惡匪徒，如何以棋高一著的「惡行」克服難關，最後更獲政府頒發好市民獎。閲畢本篇，更讓人發覺原來要做一個「好人」，倒要像高洛那樣夠「惡」才行，字裏行間充滿令人無奈的黑色幽默。

至於〈同道中人〉，透過「我」這個敍述者，刻劃福哥的形象。福哥是一個捉蟋蟀的專家，他對捉蟋蟀熱點的地理環境與人情風貌都非常熟悉：

 

「還要走多遠？」我問。

……

「本來，去雞冠山，半個鐘頭就可到達了。」福哥說，煙火在嘴角閃亮一下。「不過，今晚，我們不要到那邊去了，——」

「為甚麼？你前幾天不是說，那裏的蟋蟀多，又夠狠的麼？」

「今天早上，聽捉草蜢的王伯說，那裏近月來，時常有盜墳賊打劫陰司路，所以鄉民和當局都巡得緊。」福哥的聲音有些沙滯，但卻夠響亮。他燃起一根香煙，然後說：「為免誤會，還是避開好些。你或許不知道，給鄉下佬碰到了，把你打個半死，才再講道理！」

雞冠山雖然近，但是容易被人誤會為盜墓賊，於是這次捉蟋蟀就另找地點。稍後，到了目的地，「我」捉蟋蟀是：「我開始試著，前後左右都是吱咧咧，牠們似在大合唱，無法從混成一片的音響中分別出其個體的所在。只好自以為是地，不停開亮電筒尋找，偶然發現一隻，但牠那麼精靈地，兩三下子就不知跳到甚麼地方去了。」笨拙異常；至於福哥：「彎著腰，腳步輕得恍似駕風而行，毫無聲息。一邊細聽著蟀鳴。聽準了聲音，知道了蟀兒的所在，突然開亮電筒照射；蟀兒給突如其來的強光弄得頭昏目眩，舞動著觸鬚，茫然地打著轉，福哥拱起手指的手掌像輕巧的罩子，蓋下去，就把牠捉住了。」身手輕快敏捷，兩人表現的巨大差別就進一步烘托出福哥手藝的精湛。而福哥更通曉蟋蟀的習性：

 

「福哥，剛才蟋蟀忽然不叫，究竟將有甚麼事情發生？」想起剛才的情景，不禁帶著餘悸問道。

「這是動物界的自衛現象，」福哥解釋道：「蟋蟀多的地方，蛇必多；因為蟋蟀是蛇的點心。凡是蟋蟀忽然停止鳴叫，必是蛇已出來活動；蜂兒聞到氣味，鑽回土洞去躲避，於是便沒了聲音了。」

 

這種知識，不可能單純從書本上學習而來，而是福哥透過多年捉蟋蟀經歷多番險境的經驗之談。

從幽默諷刺現實

  〈惡人禮讚〉以幽默的筆法描繪一個「惡人」如何「以惡治惡」，從而突出平日我們這些「好人」如何受到社會的不公對待，卻敢怒不敢言。高洛的出現，正正是做了我們日常生活想做卻不敢做的言行，反抗社會的一切不義。〈火辣辣的夏夜〉以之前喜歡打尖插隊的牛頸榮遇上剛剛出獄的崩耳才作為故事的主綫，故事從外形、語言、行為三方面詳細描繪了崩耳才的形象：

 

                外形：「說話的人約廿七、八歲。瘦削身材，方臉，左邊的耳朵缺了半片。他穿著長袖波恤，衫腳捲到肚皮上。」

                語言：「老友，你拿不拿到後面去？」、「老友，放開我的手！」、「面子是你自己掉的，怨得誰？」、「我才坐了兩年花廳，絕不介意多坐幾年！」

                行為：「崩耳才一手支著臉頰，另一隻手捏著香煙，一副心平氣和的樣子。」、「他瞟牛頸榮一眼，接著，快速地把手掌一轉，反過來把牛頸榮的手一搭，一撥；牛頸榮像觸了電，他的手給彈到櫃枱邊，撞在圍板上。」

 

崩耳才冷酷，坐過牢，說話簡單直接，身手功夫更遠在牛頸榮之上，是真正的「有料之人」。至於牛頸榮僅僅是外貌比較攝人，卻沒有真材實料，過招片刻就已經高下立見。因此，故事描述牛頸榮在不知道崩耳才底細之前，還咄咄逼人，要找人算賬，自然就讓讀者啼笑皆非！

而譚氏這種營造幽默的藝術形式，更普遍見於他的極短篇創作。例如〈夕陽正好〉裏，潘伯退休之後，無所事事，卻被子女輪番勸說：

 

素蘭想起有位同學，在鄰邨的社區中心任職。對爸爸提議：「阿爸，隔鄰邨社區中心有個明光耆老小組，時常有節目，如老人旅行、老人象棋賽、耆英健康舞……不如我替你拿張表格，申請入會，參加活動吧……。」

這時，漢良忽然想起一件事，插嘴道：「阿爸，街坊會禮拜六，舉辦新春敬老百歲宴，吃齋又有抽獎，我買兩張餐券，你與阿媽……」

 

身體仍然健壯，卻被家人以為已經風燭殘年，不斷「老人」前、「老人」後，潘伯自然覺得討厭，難怪他要再重出江湖，另找新工，開始新生活了。

至於〈劫匪奇遇記〉以異性同名的偶然事故，最終導致劫匪被捕；〈誘惑〉以王愛琴自由自在吃乳鴿勸喻朋友不要盲目迷信崇拜表裏不一的偶像；〈聖誕奇遇拆良緣〉以新郎巧遇内地來港的表嫂一番話，捅破一樁騙人的「良緣」，原來大家眼中單身的老好人一早在内地已經結婚生子，卻還厚顔在香港結識異性重婚；〈巨獎的誘惑〉以爸爸投入十萬資金買六合彩，但僅僅換來彩金十萬零一百元，說明靠博彩發達的虛妄……以上都可見作者在各個極短篇的精巧構思。

結語：香港的現實主義小說寫作

在六十年代以還，香港引入外國多種多樣的文學思潮與理論，此起彼伏。當中，存在主義、現代主義、後現代主義等等更曾成為不少香港作家實驗的寫作綱領。不過，在前衛寫作之外，同時期的香港仍有不少以傳統現實主義筆法筆耕的作家。譚秀牧的作品透視社會階層之深之廣，與同時代的作家比較，均有過之而無不及。觀看他的作品，除了繼承傳統小說出色的形象、對話、動作描寫之外，更有獨特的幽默感，日後研究者如要重寫香港小說史，譚秀牧必然是一個不能繞過的名字。

 

二○二○年七月十四日

許定銘：代序：看非常風景的文學旅遊

認識詩人迅清是四十多年前的事。

一九七零年代中期，我在灣仔開文史哲新舊書二樓書店，迅清常來。那時候他雖然只是個預科生，但已經是《大拇指》的編輯，香港詩壇上的新進翹楚。他不單常來買書，後來更半義務性質當了店員，搬書、上架，為顧客包書、影印，不分輕重，店中業務，靈活生巧。當時我心想：一個肯不計酬勞，不去當補習老師賺錢，整日磨在書店裡當義工的詩人，他日成就當非凡。

其後迅清上港大，畢業後當教師，幾年即越級升為中學校長……，成就有目共睹；之後移居悉尼，任職大學之餘，最難得的是不肯放下筆桿，多年來埋頭寫作，年前出《迅清詩集》（香港石磬文化，2015）及《悉尼隨想》（香港初文，2019），先是詩選，繼而隨想，今再推出旅遊《非常風景》，看來各種文體傑作陸續有來。

《非常風景》收旅遊文稿五十餘篇，此中遊南美馬丘比丘的超過二十篇，遊意大利的十餘篇，合起來超過全書的三分二，應是《非常風景》的主體；其餘還有遊北海道的、台北的、新西蘭的和冰島的，迅清似乎在環遊世界了。

此中遊冰島的只有〈冰島這個島〉一篇，但文中有幾句話十分精警：

……旅行是一個短暫離開工作或者煩惱的辦法。幹得倦了，生活太規律化了，需要一個短短的休息。可能再活得更起勁。當然每個人都會找一個旅行的特別理由。……我不是背包客，不想窮千山萬水，上山下鄕。我只是想在旅途上多認識一下平淡生活之外的點滴新鮮。每一趟的旅行，帶回許多珍貴的記憶，想多一點貪心，但也載不下很多。途中每日寫下的博客文字，儲存在相機的數碼照片，合成一份豐富的故事。

這是迅清寫旅遊文稿的目的，也是《非常風景》的風景和故事。其實我們做事的目的也不必偉大，找到中心，為自己生活找到情趣，為個人的生命擦出火花，足矣！

現在且讓我們看看本書的主體：迅清的「馬丘比丘」之行是個十多天的自由行，由於去馬丘比丘（Machu Picchu）的交通十分不便，他要先從悉尼搭十二小時飛機去智利的聖地牙哥，再轉到祕鲁的利馬、庫斯科、奧爾蘭泰坦博，才能去到馬丘比丘，行程不是一天內的事，於是順便遊了這些南美城市。

馬丘比丘原意為「古老的山」，是祕魯印加帝國時期的著名遺蹟，整個遺址高聳在海拔2350~2440米的山脊上，是世界新七大奇蹟之一。

美國歷史學者海勒姆·賓厄姆三世，在一九一一年由當地農民帶到此地，並寫了本《失落的印加城市》（The Lost City of the Incas），讓西方世界注意到了馬丘比丘的存在而馳名，一直是旅行家嚮往的朝聖地。

迅清懷着高山症的恐懼遊完馬丘比丘後，經普諾返回利馬，參加了利馬的徒步旅行團，見識了當地人的生活，嚐了平民美食，訪遊了周邊城市瓦爾帕萊索、波蒂略等，才回到悉尼去。這麼轉折的旅程，能参與的機會不大，看的真是「非常風景」呢！

近年知識份子到世界各地去旅遊，已不單單滿足於表面的名勝風景，大多希望深入探究當地歷史文化的深度旅遊。於是，旅遊書籍也不再是浮光掠影的層面，本來是娛樂的閑書，也成了深度的旅遊文學著述。像迅清的〈新西蘭基督城〉，甚少寫景色，卻長篇大論寫「一名恐怖分子手持機槍走入兩所回教寺院，擊斃五十名平民，瘋狂程度震驚全世界」的失常事件。「馬丘比丘之旅」所表達的，就是資料充足的當地歷史、文化、人物和社會動態；遊瓦爾帕萊索時，訪尋聶魯達住過的三幢房子等，在在反映了詩人在旅途中不忘文學，此書真是知識份子的旅遊手册，是一本出色的旅遊文學。

（2020年9月）

路雅：俊男徵婚

路雅：我是新人

六十年代中我開始學習寫作，投籃多了，總有一些刊登出來。

寫新詩是受了冰心的《繁星》和《春水》影響，五六行短詩淺白易明，詞藻華美，跟着又讀到溫乃堅的新詩，遂仿效他們用雁影這筆名發表了十幾輯短詩，愛上寫詩就是這樣開始。

機緣巧合認識了許定銘，不久更加入他發起的藍馬現代文學社，直至文社漸漸式微，藍馬的招牌被我拿去做出版社，第一本書是我的散文集「但雲是沈默的」，第二本是羅少文的「絕響」，跟着是野農的「婚宴」。事隔十幾年後覊魂於八七年出版詩集「趁風未起時」。

七十年代初可以說是我生命的轉捩點，差不多同一時間很多事情齊齊發生，電台有人找我寫講播稿，台灣回來的何步正給我在明晩開了個專欄，同期創辦了第一個傷殘人士獨立行政的非某利機構，──「傷殘青年恊會」。

不久開始與友人踏上創業之路⋯⋯三個青年小伙子，一個喜歡音樂，兩個愛書，於是在新都戲院商場開了間賣書兼賣唱片的音樂書屋，不夠半年，因為不善經營便光榮結業。

鉛字粒還是排版主流的時候，日本人發明的打字機與柯式的出現，把印刷業來個翻天覆地大變天，從此諾大的字房便被一張小小寫字枱所取替。

遇上中文打字讓殘疾人士得到一份工作，是排版和印刷選擇了我們，不是我們選擇了印刷，沒料到一幹就是幾十年，成了終生職業，沒有喜不喜歡，像上一代的盲婚啞嫁。

早期的中文打字機

在灣仔昌業大廈是我活得最風流快活的日子，洪朝宗的「時代青年月刊」是藍馬柯式印刷公司承印，無異這雜誌提供了一個很大的發表空間給我，最初是把稿件寄去明愛中心給他，審批過連同其他稿件才拿來排版，排好就付梓。我的稿後來他不看了，說拿來拿去覺得麻煩，我愛怎樣畫版隨我意。

當年很多文友的刊物都拿來給我們排印，焚風詩社第一期柯式刊物是我畫版，兩條粗黑綫中央夾着「焚風」兩個大大的行書是胡玉庭手筆！這破格設計吳萱人每次提起就豎起大拇指！

胡玉庭的行書 

給他人作嫁衣裳，往往比臨淵羨魚來得更真實，那些年新詩、散文小說甚麼都寫，偶爾也寫書評電影。化了很多筆名，分別用於不同類別的文章，慢慢就覺得對自己名字要負點責任，想到往後寫甚麼，不是比怎樣寫更重要麽？

自始覺得甚麽都寫很無聊。

有時工作累了，會問自己在紙張和油墨中打滾，有甚麼抱負呢？簡單的答案：只希望來到這世界，不要給別人帶來負累就夠了。

作為生意文化人，在銅臭和文字間打滾，沒有别人想像中的矛盾；如果醉生夢死都可以丟下，還有甚麼在乎？曾跟朋友說印刷比爬格仔實際，合乎經濟效益。

我不甘心不是寫過甚麼？在我來說，活着才明白創作是一種態度，做人有多誠懇或者就是我所追求的終極意義。

七十年代末工作愈來愈繁重，不僅僅不寫，更不聞不問，一停就是二十幾年。掇筆只是求生的需要，算不上找到甚麼存在價值。

復筆之後，希望認識我的人早已忘記了我，不認識我的就把我當新人吧！

（這段影片內的示範員，我們見到那穿着筆挺西服的男子，記得就是當年賣台灣造的中文打字機的張老闆，他是one man co.。那年代借貸不容易，他卻給我們做了私人分期付款：

https://m.facebook.com/watch/?v=232693510760812&_rdr）

蕭永龍：劉以鬯的三毫子小說與再創作

上個世紀五〇年代香港，娛樂方式匱乏，現今每家必有的電視機，也要到七十年代才開始普及，書籍也就成了大眾消遣娛樂的主要來源，由是催生了一系列通俗小說的出版，這些書，通常薄薄一冊，十來頁，或八開或十六開，由於售價廉宜，均以港幣三角出售，故今統稱這系列小說為「三毫子小說」（粵語三角即三毫），直到六十年代初，作為龍頭老大的「環球小說叢」，在出版該係列的最後一期《一束金髮》後，一躍將開本從十六開換做三十二開，並易名作「環球文庫」，售價也從原先的三角改作四角，成了「四毫子小說」。

這系列小說，當年閱畢則棄，直至近年始為學者所重視，探討其與冷戰時代美元文化的關係，也作為研究香江本土新舊思想交錯下的都市面貌，但更重要的是，這系列小說中，蘊含不少香港名家著作，如「四毫子小說」中就包括西西的《東城故事》，蔡浩泉的《天邊一朵雲》、《咖啡或茶》，亦舒的《黃衣女孩》、《情結》，蔡炎培的《日落的玫瑰》、《萊茵夜喚》等，為探討他們早期作品風格的難得資料。與「四毫子小說」一樣，「三毫子小說」也收錄不少名作家的早期作品，其中被稱作「香港文學泰斗」的劉以鬯即是其中之一。

就筆者所見，劉以鬯的「三毫子小說」包括《星加坡故事》、《椰樹下之慾》、《藍色星期六》及《蠱姬》，這四部中篇小說均隸屬虹霓出版社的《小說報》，該報八開大小，外型與報紙相似，所標榜為「一份報紙的價錢•一本名作家的小說」，也確如其說，除劉以鬯外，尚有南宮搏、俊人、上官寶倫、易君左、歐陽天等名家。劉氏的這些小說，大部分是他自南洋回港後所撰，其中《星加坡故事》及《椰樹下之慾》飽含南洋風情，並曾由香港鼎足出版社重新出版成冊，有趣的是，《椰樹下之慾》重印時，捨棄原先通俗的書名，改作更有文學氣息的《蕉風椰雨》。

對比《椰樹下之慾》與《蕉風椰雨》內文，可知全書內容相同，雖略有小改，但都是些遣詞用字的部分，如原版的「贖藥」改作「配藥」，「頭有些囁嚅」修作「頭有些暈眩」，但其中有段刪改頗值得玩味，在《椰樹下之慾》，對故事中的女主人公花蒂瑪是這樣形容的，「花蒂瑪有一對漂亮的大眼睛，一張兩角微向上翹的小嘴，一個正發育中腫得高高的胸脯。說話時，剛開口即帶點羞怯微笑，一種關不住青春秘密喜悅的微笑」，到了《蕉風椰雨》，則將「一個正發育中腫得高高的胸脯」給刪去，加上書中收錄了原版幾乎所有的插圖，卻不收《椰樹下之慾》花蒂瑪那烈焰紅唇，妖艷倚靠在椰樹下的封面，以及後封她墊腳親吻亞扁的場景，故推斷劉以鬯很可能在重版前，順過原稿，希望讀者視此小說為發生在椰風蕉林間的悲慘愛情故事，而不是往原書名中的情「慾」靠攏，故這段香艷的描述自要刪除，以營造出花蒂瑪鄰家少女初長成的青澀形象。

雖然從一九五八年《椰樹下之慾》到一九六一年的《蕉風椰雨》，內容上並未進行改寫，但值得注意的是，隔年在《南國電影》上連載的〈熱帶風雨〉，卻無論是背景架構、創作原型、內容、人物、故事設定等面向，均與《椰樹下之慾》前半段，有著千絲萬縷的相似，儼然是劉以鬯對自身《椰樹下之慾》的再創作。事實上，這樣的例子並非首見，早在一九五一年出版的《天堂與地獄》，所錄數千字的短篇小說〈花魂〉就以增補改寫的方式併入七年後近五萬字的《藍色星期六》中。

〈花魂〉所載為令狐屏到快活谷賭馬偶遇夏莓仙的故事，她是一個「衣飾華麗的女人，約莫二十歲，穿著一件藍色的旗袍，藍色的扣子，頭上還插了一朵藍色的花」，離奇的是，這名女士每次托主人公買馬贏得的彩金，概不領取，神秘消失，勾起讀者的好奇，難道這個世界真的有「買中馬票而不願領受彩金的人」？尋覓幾個星期後，令狐屏總算在馬場重遇夏莓仙，並立馬寫了支票給她，然而她卻把支票撕得粉碎，悻悻而去，無奈之下，令狐屏只能附上卡片，讓她要領回彩金時聯繫。三天後，令狐屏收到電話，請他把彩金送到住所，結果啟門的竟是一老人家，領著他去到夏莓仙的墳墓，自言自語道「這位美麗的小姐，年紀輕輕就自盡了」，原來夏莓仙在馬場輸了很多錢，輸到丈夫都破產，最終自殺身亡。而作者也嘗試為這段不可思議的靈異故事，補上合理解釋，只聽那老人家說，她丈夫「面貌倒長得跟先生很像」，留下令狐屏發愣，「望望墓，墓頂有一堆藍色的花朵」。

如果說一篇小說的誕生，意味作者創造一虛構世界，那麼《藍色星期六》，無疑經由作者對故事的二次創作，產生了另一平行宇宙，雖然它幾乎挪用了〈花魂〉中的所有文字，主人公卻不再是令狐屏，而是身為作家編輯的新主人公——「我」，乃至在現實世界裡由作家劉以鬯撰寫的〈花魂〉，也成了故事中「我」四年前給一家報館副刊發表的小說。劉以鬯在故事裡巧妙融入自身經歷，因此故事中的主人公「我」是作家編輯，四年前曾到星加坡某報館工作，而這部《藍色星期六》也是「我」在主編要求下所寫，乃至化身「我」在故事里，自嘲〈花魂〉這篇小說「過分蹊蹺」，在回憶這段奇遇時，往往是「用一種懷疑的態度」，整部小說虛虛實實，讓讀者分不清真實與虛幻的界限，因此在轉換夏莓仙身份，把她從〈花魂〉中的鬼魂，轉化成在《藍色星期六》因怕丈夫怪罪其賭馬敗光家產，而偽造墳墓假死的女賭徒；不領取彩金，主要為了贖罪，因「我」長得像她的丈夫；讓這段綺麗的鬼故事，變動成寫實的社會故事時，也不覺得唐突，內容的虛實並存，正好搭配這奇特的故事。

《藍色星期六》雖幾乎挪用了〈花魂〉中的所有文字，但因其作為「娛人小說」的特性，使它與〈花魂〉所表現的性質不同，文字的使用也相對〈花魂〉來得淺白，如開頭描述令狐屏的心境上，說「這一天他的運氣很壞。從第一場到第九場，沒有一場壓中。錢都輸盡了，心像上了鎖，說是悶，倒也有點焦急」，在《藍色星期六》，則直接了當地說「這一天我的運氣特別壞，從第一場到第九場，全部落空」，類似的例子尚有幾例，就不一一細表了。另有意思的是，文中夏莓仙墓碑刻立的時間也進行了更動，在〈花魂〉中是「一九四八年一月六日立」，到了《藍色星期六》卻成了「一九五一年一月六日立」，要知道一九五一年正是收錄〈花魂〉的短篇小說集《天堂與地獄》出版的年份，劉以鬯在文中更改夏莓仙墓碑刻立時間，是否意味著舊有夏莓仙及〈花魂〉故事的消亡，在原有內容的二次創作下，誕生了女賭徒身份的新夏莓仙及新故事的《藍色星期六》。

如果說《藍色星期六》是在保有〈花魂〉舊有文字下，借尸還魂，經由再創作而誕生的新故事；那麼上文提及的〈熱帶風雨〉則是在近乎保留《椰樹下之慾》的故事框架下，以嶄新文字撰寫的二次創作。《椰樹下之慾》描述的是華裔棄嬰花蒂瑪在十八歲時，邂逅椰樹下的男子亞扁，暗生情愫，卻因收養她的馬來夫婦，經不住吉埃店頭家追債（不然就送去吃烏頭飯），加上聘金的誘惑，將其許配給了相貌醜陋的乃豬，卻想不到亞扁竟是他的表弟，婚後兩人禁不住誘惑幽會，最終釀成兩死一傷的悲劇。如果我們把《椰樹下之慾》與〈熱帶風雨〉仔細對看，能發現兩者相對應的部分甚多，如故事中的背景同樣發生在南洋的甘榜，內裡的人物——蘇里瑪對應著花蒂瑪，「我」則是亞扁，至於娶蘇里瑪的鴨都漢密，與乃豬一樣是財富的象征，同樣帶有某方面的缺陷，乃豬是醜，鴨都漢密是年老。而蘇里瑪與花蒂瑪父親同樣是窮苦人，以掠蝦為業，欠了頭家一筆債款，不還錢則會被「馬打」拉人，迫於無奈只能把女兒嫁出，無形中都反映了五〇年代間，馬來甘榜低下階層的悲哀。

除此之外，内文情節也有相似之處，如蘇里瑪與故事中的主人公暗生情愫後，同樣因大雨傾盆躲入屋中獨處而確認愛意；同樣在睡夢里，夢囈著愛人的名字；甚至在婚禮上，蘇里瑪也與花蒂瑪一樣，因看到自己的愛人在場，而暈眩過去。雖然〈熱帶風雨〉的結局與《椰樹下之慾》略顯不同，但兩者均是悲劇收場，蘇里瑪在逃出婚宴後，來到之前她與主人公獨處的破石屋中，要主人公把她帶離此地，卻被他以不肯觸犯法律為由所拒絕，最終在徹悟所託非人後，逃竄進大芭，大芭裡盡是毒蛇猛獸，雖然劉以鬯並未言明蘇里瑪的結局，但佐以結尾林間飛出的老鷹，「嘴上還咬著染血的肉塊」，可知蘇里瑪兇多吉少，與花蒂瑪的悲慘結局一樣，最終落得身死的下場。

據劉以鬯所述，「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我每天寫的專欄有十一二個」，而每個專欄大約「一千字左右。總字數達八千到一萬兩千字」（詳見《熱帶風雨》〈在酒樓與劉以鬯夫婦傾偈〉），在這麼龐大的文字量上，一個人的思緒自有其界限，劉以鬯唯有針對自身舊作進行二次創作，一者以保留原有文字並進行增補的方式發展成《藍色星期六》；另一則在保有原有故事框架下，重新撰寫成〈熱帶風雨〉。雖然這兩篇是經由再創作而成的小說，但內容絕不粗製濫造，並非只套個背景而已，正如《椰樹下之慾》及〈熱帶風雨〉，就摻雜了大量與南洋相關的詞語、習俗，甚至連馬來人結婚的傳統儀式，也描述得十分詳盡，如非用心探究，絕難寫得如此到位。有趣的是，或許是對南洋認知的神秘感，使《椰樹下之慾》乃至在三年後出版的專集《蕉風椰雨》都頗為暢銷，甚至讓盜版商看上，以夢真女士與林淑華的名義，「照搬煮碗」冒名出版《椰林戀》及《亂世風情》，成為香港人窺探南洋風情的一道窗口。而故事與它相近，但文學氣味濃厚的〈熱帶風雨〉，卻一直蒙塵，一直要到二零一零年，經由獲益出版社將劉以鬯在南洋所撰舊作整理出版成《熱帶風雨》，我們才有緣一窺全文，而書名以《熱帶風雨》為標，除了符合內裡所收錄的南洋短篇外，也說明了劉以鬯對此文的重視，值得劉迷細細品讀。

（《星洲日報》讀家版2020年9月15日，轉載自Teow Yonglong臉書2020年9月13日。）

許定銘：讀葉靈鳳日記中的別錄

蒙許迪鏘贈《葉靈鳳日記》，書一大盒火速飛到，急不及待翻閱。書分上下及別錄三册，資料翔實前此未見，香港學者功力深厚，盧瑋鑾率張詠梅、許迪鏘等，對香港文學所付出，所建成者，絕非如他們所謙稱的一磚一瓦，這是殿堂級的成績，大家有目共睹。

以一個下午先讀《別錄》，書雖然只有二百餘頁，但所費搜集、編寫的精力當超二百餘日以上，佩服！

此中我特別關注的是第四輯的《日記按年參照》，這輯是按照葉日記中提到的書、人、事而搜集資料按年月順序編輯的。

如：1946年4月7日，日記中說：過九龍訪黃華表，觀其藏書。

《別錄》（頁045）即展示出黃華表的半身照及他在書櫃前讀書之情景。

又如：同年日記中說：8至12月出版《萬人週報》，銷路不好，出至第九期停刊。

《別錄》（頁051）即分別刊出了《萬人週報》創刊號的書影及版權頁與目次，此期刊難見，但讀者於此不單可以如見到雜誌真身，還可以在目次中知道誰曾在此發表過哪些作品，對研究者作用甚大。

再如：1967年4月2日，日記中說：有兩個在理髮店工作的青年也是愛好新文藝的，自己幾個人創辦一個小刊物，取名《新作品》，已經出版了兩期。

《別錄》（頁115）中展出了《新作品》第三期的書影和目錄，這補充了日記中所說的「已經出版了兩期」，很有意思。

其實此事還有後續，於頁142及143，還有7月6日的日記：劉日［一］波（文藝青年曾在理髮店工作，辦過文藝小刊物）來電話，謂將在明日下午三時半偕黃俊東來訪。在這兩頁中，還由黃俊東提供了當日的照片三張，及劉一波所創作的環球文藝書影《慘變》和《海之戀》，資料珍貴。

僅出版三期的雙月刊《新作品》是甚少人知道的一九六零年代文藝期刊。我二零一零年寫過篇〈《新作品》雙月刊〉（見《舊書刊摭拾》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11），當時就不知道編者是劉一波，更不知道他是個以理髮為業的文藝青年！

葉靈鳳居港數十年，淪陷期間亦未離開，接觸的書、人、事甚多，與香港文學關係十分密切，多為研究者所重視，有很多難以在他處見到的，均在此出現了，值得推介。

頁087中的一九五二年3月1日有：《大公報》的劉芃如等來家中談天看書，再三邀給他們寫點文章。這裡附有整頁的劉芃如半身照，十分難得。

劉芃如是一九四零年代的文壇名家，獲獎學金入讀倫敦大學研究英國文學，專攻莎士比亞。一九四九年回國途經香港，受邀加入《大公報》任國際版編輯，後轉任英文月刊《東方地平線》主編。一九六二年，劉芃如受邀前赴埃及參加國慶活動，不幸飛機失事，英年早逝！

他在香港文壇上颇為低調，我寫過他，也和他的兒子劉天均飲過茶，到如今才第一次見到他的照片：頭戴毡帽，穿企領毛衣，雙手抱於胸前，右手挾着煙，站在欄邊凝神的望着你……予人藝術家的翩翩風範。劉天均高大英偉原來得自其父真傳！

頁136中的一九六八年5月14日有：高貞白摘譯《紫禁城的黃昏》出版，見贈一册。

由許禮平提供了一張葉靈鳳、陳君葆和高貞白的的合照，此三人乃香港文壇名宿，珍貴！

這麼難見且珍貴的圖照，《別錄》中到處都是，舉不勝舉，不過此中還有兩處，是日記中未提，但編者卻置於適當年月的軼事，很值得一談：

頁076中的一九五一年3月30日有：晚與黃永玉等在美利堅喝茶吃點心。

美利堅餐廳在灣仔道，葉靈鳳上班的《星島日報》即在附近，故與朋友茶聚常光顧此店。話說某次黃永玉與數友在此茶聚後，才發現大家都無錢找數，急電向葉靈鳳求救。

在等候期間閑着無聊，黃永玉取了張餐巾，用豉油繪了幅游魚被困魚缸内的畫作，並題字留念。

此畫後由鑪峰雅集會長羅琅所藏，《別錄》頁076所附黃永玉的便條，據說也是羅琅要求他寫的。

頁097中的一九五二年8月27日說：今日中午約了高雄夫婦及彭成慧來家中午飯，飯後偕兒女同赴淺水灣玩。大家在新開幕的淺水灣飯店喝茶，坐到六點鐘始返。

編者在此頁加挿了葉靈鳳、戴望舒及日本記者平澤在淺水灣飯店側，蕭紅墓前的照片。此照我以前見過一次，忘了留下，數十年來未曾再見，特意告訴大家，請珍藏，幸勿錯失！

戴望舒一九四四年到蕭紅墓前憑吊時，作〈蕭紅墓口占〉：

走六小時寂寞的長途，
到你頭邊放一束红山茶，
我等待着，長夜漫漫，
你却卧聽着海濤閑話。

不知此照是不是就是一九四四那年拍的？

《寸磔紙老虎》書影

最後要提的是頁075中一九五一年3月30日的：聶紺弩以作雜文集《寸礫紙老虎》一册見贈。

我初閱此頁，見所附圖花斑斑的，以為與我見過的版本不同，小心再閱，見編者有附言：封面斑紋為原設計所無。即是說：封面的花斑斑是有人亂畫上去的。

《寸磔紙老虎》(香港求實出版社，一九五一) 是聶紺弩的雜文集，書前有劉火子的序，我寫過篇〈火子為紺弩寫序〉（見《從書影看香港文學》香港初文出版社有限公司，2019），曾給劉火子女兒劉麗北過目，她說從不知此事，可見此書罕見，幸好留下了漂亮的書影，特意貼在這兒，供同好留念！

路雅：古琴亷讓

路雅：黃展驥小輯

路雅：謬誤與詭辯

黃展驥的蝸牛叢書（網上圖片）

追思會紀念冊

黃展驥2014年12月去世。2015年4月一班好友想為他開追思會，黃錦滿想起我那使用率不高的私竇，問可否借來一用？

我不善於拒人，何況是黃展驥？也找不到理由推搪。

很多年前，記得遇過一個保險業的高層向我表示，如果我願意作業餘從業員，保證有豐厚收入，不知他看中我甚麼？直到今天我仍認為生意都是靠運氣而來，我數口不精，別無強項。

幾十年過去才恍然大悟，為甚麼當年那保險業高層看中我，原來生意的促成，雙方利益固然重要，更重要是買東西的人為甚麼要向您買？因為選擇權始終在他手，便宜沒保障大家都知，所以態度和服務才是關鍵，就是那一點點便構成交易。

我沒有欠黃展驥，而且今次借出去是辦他的追思會，但我還是想也不想，把地方借出去！

原因是性格改不了。

女人最小心眼，每次把地方借出，老婆就跟我說：租給製作公司拍廣告，兩小時起計，最少也收$1500一小時，冷氣也要成本的你知道嗎？

我認識黃展驥是在北角和富道的大同印務公司，依稀記得那高高瘦瘦的何老闆。我的散文集「但雲是沉默的」交給他承印，正遇上黃展驥埋頭校他的「謬誤與詭辯」，不知道那時是二教或三教？

校對是客人份內工作，我這人沒耐性，散文集校多兩次便放棄一字不錯的概念，因為鉛字粒很有性格，對着「此起彼落」人性化工作，我很快便簽OK付梓，書出版了幾個月黃展驥的書才出現，不是他執着而是我馬虎。

第二次遇到黃展驥是在藍馬印務公司，那時我們已從昌業大廈搬了去登龍街，他上來找麥釗⋯⋯

去了登龍街後，位置一樓的大門永遠打開，每天出出入入客人不同，主要是學界和文化人，人多了索性不關門；自始黃展驥成了我們常客。

他是學者，不像我只識塗鴉寫幾行三腳貓新詩。好歹是台灣殷海光弟子，名字響噹噹，他送了剛出版的「謬誤與詭辯」給我，拿回家端着看，翻了十頁八頁，覺得他不簡單，只是不明白大學為甚麼不雇用他？

那時人說香港是文化沙漠，我反倒覺得七十年代捲起前所未有文化熱潮，我們聽歐西流行曲，看意大利藝術電影，談普普藝術，我開始認識亨利摩爾、文樓和張義，還有劉國松、王無邪，特別喜歡吳冠中的水鄉⋯⋯

那個年代物資沒有現在那麽豐富，但不缺乏，也珍惜擁有的一切！一個多士爐壞了會拿去修理，不知那時開始，壞了就換，現在更浪費，出了新款便買，舊物隨便棄之。

六、七十年代香港只得兩所大學，缺乏師資，我們連中小學教師也不夠，所以政府開辦了葛亮洪師範學院，培訓大量老師，沒錢建校就在天台辦學。

像黃展驥這樣優秀的學者，因為不善埋堆，所以一直都找不到長工，只能偶爾代課。

「他與太太一起在深圳居住，任教於深圳大學。」黃錦滿對我說，我惘然凝睛，想起煙茫往事，其實自七十年代初離開藍馬之後一直沒與他往來，他究竟在内地執教多久？十年？二十年？

世事都是這樣那樣，過去了回看，甚麼是滄海遺珠？甚麼是懷才不遇？更多是漏網之魚，無論得失成敗，還不是黃土一坯？

「來追思會悼念的，都是他的好友，當然，還有幾個是他深圳的得意門生⋯⋯」

「他這個人骨頭硬。」

「太太年紀大，不知是否憶夫心切，有點思覺失調。」

我想麥釗比他先行，不然也會來送別。

「展驥在國內的學生和學者朋友較多，《邏輯》在港沒多少人注重，大家都以立場行先！知音、共鳴者更少。他在深圳生活近二十年了！」黃錦滿喃喃細語。

那個保險業高層不能把我說服當兼職經紀，不是我對自己無信心，乃是對專注的執着。我不是那類可以身兼數職的人，只想專心做好印刷。

麥釗是末代最窮的小孟嘗，身邊永遠都有三幾個朋友，那一點點亮光便顯出他與衆不同，對朋友重情，會不會就是他生前最大的弱點？

黃展驥呢，還記得他在大同印務校對咬着筆竿的樣子，忘我的沈思側影，誰說不是俗世清流的謬誤？

2020/9/13

邱立本：黃展驥，讓賽先生與德先生聯手

殷海光的香港弟子黃展驥，2014年12月19日在深圳病逝，享年八十歲。他是一位邏輯學家，鍥而不捨地研究思想的方法，繼承了自由主義先驅殷海光的求真精神，在思想的領域折射一個時代的印記。

原籍廣東的黃展驥，在香港成長，畢業於香港華仁書院，六十年代負笈台灣，在台大哲學系師從殷海光教授。那是白色恐怖的年代，反對黨和自由派的知識分子都受到無情的鎮壓。殷海光這一位哲學系老師，除了教學之外，也是胡適與雷震所主辦的《自由中國》半月刊的主要寫手，他寫出一個自由民主信仰者的心聲，要用思想方法的分析，指出政治教條的謬誤。

殷海光寫的《怎樣判別是非》《邏輯新引》《思想與方法》對台灣社會影響很大，間接地顛覆了國民黨政府當時厲行的“主義、領袖、國家”的論述。殷海光在教室內外，都對黃展驥帶來極大的影響，讓他發現哲學的研究，不僅是研究室的學問，還要緊密地與現實生活聯繫起來，反映這個時代的最新需求與變革。

如果説在台灣反對白色恐怖是對一個“香港仔”當頭棒喝(Epiphany)的經驗，黃展驥在邏輯研究上則是一場馬拉松賽跑。他七十年代回到香港，在中文大學聯合書院和崇基學院任教，不斷在校園內外推動邏輯思考，出版了《謬誤與詭辯》《思想的方法》《思考的藝術》《自由的邏輯》《中庸與詭辯》等書。八十年代他在中國大陸推動邏輯研究，也在學術界內外，產生了微妙的影響。

因為這和中國改革開放的浪潮，意外地契合。邏輯的研究，對於任何的意識形態和政治的教條，都有一種“祛魅”（Disenchantment）的作用，那些自我膨脹的口號，都要面對邏輯研究的檢驗；那些錯誤的類比，訴諸權威與感情和不相干的謬誤，都是殷海光所痛恨的，也是黃展驥所不斷深入分析的。

但殷海光在黃展驥身上所留下的另一個烙印，則是對中國命運的承擔。黃展驥雖然是香港“番書仔”（英文書院學生）出身，在天主教耶穌會的華仁書院畢業，熟讀英文的典籍，可以用漂亮的英文寫學術論文，但他不是香港那些“唯英美是從”的崇洋之輩。恰恰相反，他對西方社會的不少價值，都提出反思，並且作出深刻的批判。殷海光去世前兩年所著的《中國文化的展望》，對黃展驥帶來衝擊，在中華文化的研究上，找到中國復興的契機。

2009年12月5日，殷海光高足香港著名邏輯學家黃展驥教授，在紀念殷海光先生90週年學術研討會上講話。

因而黃展驥對中國人的光榮與夢想，和他的老師殷海光都是一樣的。中國人歷盡劫波，對於中華民族的復興，都有強烈的憂患意識，也絕對反對香港在迴歸前後掀起的“殖民鄉愁”，力抗那些“戀殖”與“港獨”的暗流。他以自己是中國人為榮，並且從香港搬到深圳，在改革前沿的城市，目睹中國近三十年翻天覆地的巨大變化。

黃展驥投身於中國思想界的邏輯學研究中，也身體力行，與中國大陸學者有很多合作，將邏輯學的研究提升至新的台階。他在兩岸三地的生活與研究經驗，讓他更能體會中華民族的發展，不能繞過賽先生和德先生的訴求，而賽先生的科學精神，也不能只是停留在純科學的研究上，而是要延伸到人間，延伸為社會上追求客觀與容忍的精神，在自由民主法治的機制與氛圍中，建立一個合理與和諧的人際關係。邏輯的研究，也是和賽先生與德先生手牽手，走向神州大地的康莊大道。

作者：邱立本，騰訊·大家專欄作者，亞洲週刊總編輯。

（微文庫2018年9月2日）

黃仲鳴：謬誤黃

■黃展驥太太和好友編輯的追思集。 作者提供

黃展驥是香港有數的邏輯學家，二Ｏ一四年十二月十九日於深圳病逝。直到三個月之後，經黃錦滿相告，才知這噩耗；前塵往事，頓漫腦海，不禁悵然。其妻和一班好友特在港搞了個追思會，要我寫篇東西來紀念他。

時當學期末，教務繁忙，實在抽不出時間。黃錦滿說算了，你來追思會講一講他早年的事跡吧。

四月二十五日，仍須為學生補課，下午匆匆趕到現場，已有不少人上台追懷一番了。黃展驥六十年代由台回港後，吊兒郎當，也沒有甚麼正職，只在香港大學校外課程講授「思想方法」，和在一些大專院校打散工。他是台大哲學系殷海光的學生。其時我和一班少年朋友在灣仔道開了一家書店，專售舊書。黃展驥常來小坐閒談，就此相識；他說的談的，都是邏輯和謬誤。當年的學術風氣，勁吹「殷海光風」，我也在感染下，看了不少邏輯書，也涉獵了中國名學、印度因明學。記得在《天天日報》的「天天評論」，也以所謂因明學來作為武器，和人大打筆仗。

黃展驥比我大十餘歲，但外表看來一點不像「大叔」，樸素無華，沒老氣橫秋相，與我們稱兄道弟。他開口不是「謬誤」就是「詭辯」，於是我們為他起了個綽號「謬誤黃」。一見他由對面馬路走過來，我們便說：「謬誤黃來了！」謬誤黃很少光顧我們的書店，我們也不用他光顧，任他打書釘；生意不忙的時候，聽他閒談確如沐春風。有次講起我三歲即認得車馬炮士象將等字，小學已殺敗不少同窗時，他登時手癢，一拉便拉我到店後鏖戰，要驗證我是否吹牛。

結果，他是「謬誤無敵」、「邏輯稱王」，卻摸不透「象棋邏輯」，一交鋒便兵敗如山倒。自此，他對我只談「謬誤」，不談棋術。

黃展驥是世家子弟，卻無富子驕氣。記得有次，書店另一股東盧蒼與我應邀上他半山之家。其時，我一貧如洗，見此豪宅架勢，登時自慚形穢；安慰的是，展驥與我衣着，同是丐幫的淨衣派，並無階級矛盾。

一九六九年，殷海光病逝，黃展驥與羅業宏、林悅恒等殷派弟子，要編印一部《殷海光近作選》，加編一個「殷海光近作編目」。於是，黃錦滿糾同我與麥釗，去友聯研究所分頭翻書找刊抄錄，在極短時間編成；這自是錯漏了不少。可惜其後無人繼吾等之志，好好編一個完整的「殷海光著作年表」出來。

闊別這麼多年，不聞黃展驥的動向，想不到他在內地邏輯界打響名堂，弟子眾多，論文逾二百篇，成書也不少，擲地有聲。回想當年，他滿口「謬誤」之後寫成的《謬誤與詭辯》，在我們書局賣個滿堂紅呢。彈指間，江湖弟子老，展驥走了，比他後生的麥釗也走了。嗚呼！

（文匯報2015年5月5日）

黃仲鳴：黃展驥的「謬誤」

■這部非流行書，當年甚暢銷。作者提供圖片　

在學校的圖書館，偶睹黃展驥的《謬誤與詭辯》（蝸牛叢書，一九七一年十月第二版），恍見故人，不禁大喜。這書初版於一九七一年二月，短短數月，千本售罄，再印一千一百本。非流行書有此成績，可謂暢銷矣。黃展驥曾贈予乙本，可惜歷次搬家，書山又高又亂，竟不復尋了。

一九六Ｏ年代末，我與一班少年朋友在灣仔道開了一家舊書店。平日往來，多無白丁。黃展驥那時剛由台灣讀書回來，師從殷海光教授。日常所談，盡是邏輯。記憶中，黃展驥的師兄弟羅業宏亦間中來晤，只沒黃展驥來得那麼勤。據云他倆正秉承殷師的教導，從事「謬誤」的研究。黃展驥也滿嘴「謬誤」，我們遂戲呼他為「謬誤黃」。

「謬誤黃」思想清晰，談問題、說文字，常以「謬誤」來作為武器，若與他辯駁，每被他抓著辮子不放。有了這套思想方法，我們俱不是他的對手，加上其時年輕識淺，被他詰難駁倒，真個是「又愛又恨」。終於，他的《謬誤與詭辯》出台了，放在書店推銷，購者居然不少，那時我們認為是「殷海光效應」，也沒深讀。

今番重遇，黃展驥與羅業宏亦因書店倒閉而失去聯絡。這麼多年，料想人亦白頭，不知是否仍繼續「謬誤」下去？在這言語虛假、詭辯的時代，黃展驥的邏輯思想方法，正好有用武的一天。可是，人何去？他是否有弟子承其衣缽？

在「序」中，黃展驥強調，「本書題材是思想方法，旨在理清語意混淆和判別真假對錯，並不替任何思想內容，例如政治主張、宗教理論……等說話。」不錯，思想方法能「養成精密的分析批評能力，就較易防範形形色色的虛偽宣傳及似是而非的流行見解，又較易吸收和了解各門學問知識」。從教這麼多年，深感學子無論說話、行文都缺邏輯，犯了謬誤也不自知；而一眾政客，亦利用這些邏輯陷阱、謬誤陷阱，來愚弄大眾，鼓動大眾。

書中有篇〈建立評論的最低標準〉，是和羅業宏的合著，列舉了四十四種謬誤，行文淺易，例子簡明，讀之得益不少。例如《論語》有句：「溫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書中指為一詞多義的謬誤：

「一般詞語有不只一種的意義。一個人使用詞語的時候，如果當時的情況和文中的脈絡都沒有提示出他究竟用該詞的的哪一種意義，以致該詞所在的那個語句表達了兩個或多個不同的命題，就犯了這種謬誤。」

不過，黃展驥其後在〈以情害意〉的篇章中，又列舉不少古代的例子，如「孔子否定懷居之士為士，墨子否定殺盜為殺人，孟子否定武王伐紂為弒君」，這是否「以情害意」？值得我們深思。但在邏輯層面上，黃展驥的提出卻有其灼見焉。

無論如何，這書令我們眼界大開，明白、知道了謬誤確存於我們周圍，不可不察。

（文匯報2013年4月16日）

悼李惠珍

（13点 Miss13Dots臉書專頁2020年9月13日）

許定銘：我與蕭輝楷師結緣

徵文比賽揭曉

最近有人在網上為蕭輝楷先生設網站，勾起一段逝去的記憶：我與蕭先生結緣，始自《中國學生周報》通訊員組織內一份八開月報，叫《學生之家》的文藝刊物。

《學生之家》在一九六三年初辦了次徵文比賽，由陳虹（蕭輝楷）先生作評判。當時我初學寫作未幾，記不起是誰慫恿，膽粗粗參加了，卻僥倖得優異獎。同一文社的文友黃韶生（白勺、黃濟泓）也入圍，他為人比較活躍，也很懂尊師重道，喜歡接近長輩請教。那時候我和白勺感情很好，當大哥的跟着他到處跑，故此也到過蕭先生尖沙咀棉登徑（到底是六十年前的舊事了，希望沒記錯）府上。因為蕭師母不良於行，他們住在地面的那層，在少年人的眼中，這是件「大事」：一個男人為遷就妻子，肯住在大家都不喜歡的樓下，一定是個很愛家的好男人。

當時蕭先生在辦河洛出版社，出了本《知識生活》半月刊，我當時只是個中學生，用筆名苗痕寫了篇散文＜長堤＞，發表於一九六四年的一月號上。

一九七一年，我從官立文商夜校轉到華僑書院修中文系第四年，主修丁平老師的文學寫作。原來那年蕭先生也在那兒講哲學，我順勢作了副修，可惜只幾個月，堂數甚少，沒甚麼印象。

我寫過篇有關《中流》月刊的短文，其中有一段是寫蕭先生的，正好錄如下作結：

《中流》的內容以文化、歷史的評論和創作為主，作者群基本來自《中報週刊》原來的班底。我仔細的翻了翻，發現蕭輝楷（一九二六至一九九二）先生的文章甚多。他曾就讀於西南聯大、北京大學、台灣大學及東京大學研究所，專研哲學，也曾受業於沈從文及李廣田門下。他在此以蕭輝楷發表了〈中華之道與中流之道〉和〈從靈犀一點到億萬化身〉，又以方皡點評了李廣田的〈到橘子林去〉和沈從文的〈蕭蕭〉，以陳虹寫生活小簡〈當我們面對吹毛求疵者時〉和〈挑剔即是罪惡〉等。

──2020年8月11日晨

許定銘：冷靜與熱情的碰撞──讀小西的《琉璃脆》

閱讀《琉璃脆》之前，我覺得最好先了解詩人小西和他的創作理念及《琉璃脆》的含義。

詩人小西是香港中文大學通識課程的講師，起先從事詩創作，後來則以評論為主，著有詩集《貓河》與散文集《微閱錄》。他時常都覺得：詩人是居於自我、熱情、縱身的世界裡，而評論人過的則是要抽離、冷靜、旁觀生活，如果把兩者集合於一身，除了因為興趣廣泛，更主要是因為性格內部的張力所驅使。這樣的人長期生活於矛盾之中，若不能操控自如，必然痛苦而無法自拔；不過，若能瀟灑過活的，必然可以用冷眼去觀察，用熱情去創作，成就必更其出色，小西就是個這樣的評論家詩人。

「世間好物不堅牢，彩雲易散琉璃脆」，語出《金瓶梅》的「琉璃脆」，據說正好總結了詩人過去數十年的生命感受，何其灰暗？

詩人曹疏影說「小西喜歡在實的地方拿捏到虛，不是避閃，而是作為立足之地，把光線反射回來。反對不是自由，虛空中蓄勢而發，才是自由。」

陳智德則認為「小西把曾經澄澈的還以澄澈，但願澄澈記住此世曾有小西。世間無序地、無法止息地一明一滅，我能感受他的憤慨也是一種洞明。時間過了一半，可知已逾泰半？如果詩歌有涯如同吾生預言，但願數十年同行如夢如小西。」

我則覺得小西的詩是冷静與熱情碰撞所產生的火花，是情感與理智的結晶。且讓我們翻開詩頁，看看那些不幸的琉璃。

收二零零四至二零一九年詩選七十首的《琉璃脆》共分七輯： 第一輯：我的記憶， 第二輯：人在紐約 ，第三輯：當這城市的腹地餓了 ，第四輯：夢之辯證，第五輯：用腳思考，第六輯：詩淫窟──致邱剛健，第七輯：無心經。是小西這十多年來的生命歷程，是詩人思維的結晶。

這七輯詩中，我特別留意到第六輯的「詩淫窟」，他在後記〈不動如海〉中說：

……在因緣際會下，拜讀了已故香港電影人邱剛健的兩本收有他晩年作品的詩集。雖然我早年已讀過邱剛健的一些詩作，但從來沒有如此密集地捧讀，對於邱剛健的情色書寫的大膽、凌厲與前衞，實在驚為天人，也就刺激了我創作出像「詩淫窟」那樣「重口味」的作品。

「詩淫窟」中共九首詩，寫得相當含蓄，如〈平安夜〉：

平安夜
貓睡在牀的一邊
記起了另一邊的自己

僅三句足以令人尋味：在平安夜與貓共眠，此貓是真正的貓？此貓是指温純如貓的女性？或者此是可作女伴的貓？你不妨細心推敲、深思，以至代入！
又如〈佛〉

菩提樹下

默然無聲
他把自己抹走
再抹走抹走自己的手

他怎樣「把自己抹走 」？怎樣「再抹走抹走自己的手 」？你細心想想，自己當然不能抹走自己，抹走的只不過是自己製造出來的東西。這些詩句含蓄得令你以為無意義，實際是一些不欲宣之於口的私密動態。所謂「情色」，不過是人類延續生命的過程，跟人類日常生活中所有的動態無異，根本無需隱晦，用詩意去表達，其實是把美感矇矓了，使讀者在不知不覺中溶入，其意境益增趣味！

除了情色，我喜愛的還有第三輯：當這城市的腹地餓了 。詩人和一般人同樣，在個體的獨立生活以外，還有情色和社會運動，像從「反世貿到反送中」，詩人可以是到前線奔走，在人群中默唸詩句，或是在家中對着電視咆哮、呻吟、流淚……，他都在參與，而且，很可能比其他人更投入，他投入的不是人人可見的行動，他送出的是他生命的的詩篇。

作為一個有數十年詩齡的詩人小西，雖然至今才交出了第二部詩集《琉璃脆》是比較少，但，我們衡量詩的水平，一直都在質而不在量，請你細細欣賞這串串脆了的琉璃！

小西最後在〈不動如海〉中說，他「過去十多年的詩作……其實是一齣又一齣的恐怖片」，事實上，世情如此，恐怖片還有甚麼可怕呢？
現實比恐怖片更可怕！

──2020年7月

許定銘：看李洛霞如何談《兒女經》

《兒女經》（香港初文出版社，二零二零）是一部親子閱讀性質的散文集，作者李洛霞是本港著名的文化人，她當過報刊編輯數十年，擅寫散文、小說，出過好幾本著述，在香港文壇上有一定的地位。

《兒女經》内的百多篇文章，均寫於一九九六至九七年，是她在《星島日報》專欄上連載的作品，她在〈後記〉裡說：

……該版編輯期望我與讀者分享養兒育女的心得，但是我並無高見，每日的吟吟噚噚，瑣碎家常，恐怕是撞板的經驗多些……

其實這是她自謙之詞。看一位母親照顧教育兒女，你希望得到些甚麼呢？當然是經驗之談！而經驗正是從日常生活中瑣事累積而來的，她下筆之始已步入正途，一點也没錯。況且，孩子在生活上的小故事，和他們異於成人的想法和行動，正是讀者之所需，和作為父母與孩子享受家庭樂的重要元素。更難得的是李洛霞行文優美，娓娓道来，很能以文字渗入父母的心窩，指導父母們如何欣赏生活，如何從多方面教育孩子，怎樣以身教去感染下一代，而深受讀者歡迎。

其實，李洛霞在《兒女經》中，不單寫了她們生活上的瑣事，還經常把無形之手伸進了歷史和社會，反映實際生活上的不當，讓大家思考。如〈陶淵明駡兒子〉、〈辛棄疾駡兒子〉、〈廿四孝〉等，就跟大家討論了歷史上兩代之間的隔閡；〈模擬試驗〉透過讓兒童扮演老師在上課時的行為，批評了教育失敗的現象；〈我家菲傭〉則寫了傭工熱心於假日的娛樂，而不肯花心思做家庭中正常工作的弊端；〈爸爸，我想哭〉借遊樂場之突然被停止租約來諷剌社會的不公；以〈遺棄BB〉寫人心的醜惡……，都是讀者在享受家庭樂以外，值得深思的問題。

每個讀者看書，必然有其個人特別深刻的感受，我個人讀《兒女經》後，感到惶恐不安的是〈女兒不見了〉、 〈守得雲開〉和〈失而復得〉那幾篇。九十年代中期，經常都讀到有兒童被拐帶到內地去虐待成殘疾者，然後丟在街邊行乞以搏人同情而多付施捨的新聞。當時香港大部分家長都很擔心，出入都會很小心照顧子女，出街都是緊緊拉着孩子的，這三篇短文寫的就是被拐帶的兒童底不同的遭遇。

我個人讀後之所以心有戚戚然，是因為我也幾乎丟失了女兒：

那時候是女兒僅六七歲的七十年代，我和她一起搭巴士從旺角去尖沙咀，車內人很擠，我坐近車頭，而她則坐近車尾處。一路上我已很留意的透過人叢望着她的了，豈料過了兩個巴士站，竟然發覺不見了她。立即走到車尾尋找的時候，其他乘客才告訴我，她在上一個站已自己下車了。我連忙落車，奔跑到上一個站去，一面跑，一面留意在路上會不會見到她……。

最後是到旺角警署報案時，才見到她鎮定地坐在報案室等我，那種惶恐與失落，畢生難忘。如今女兒年近半百，已是三個孩子的母親了，可我每次見到她時，不期然都會想起這件可怕的舊事，幸好當年還未流行拐帶孩子，否則……。

幾年前李洛霞曾就香港一九六零年代的青年小說家的問題訪問過我，當時她帶着正讀預科的女兒作助手。她的女兒何雍怡身材健碩，似運動員，比李洛霞要高出一個頭。我們傾談間，她左右迅速躍動，鎂光燈和鏡頭不停卡嚓卡嚓閃動，是個相當稱職的記者。

這就是李洛霞筆下那個出生時只有五磅十二安士的早產兒？把一個未足月的嬰孩培養成如今活潑好動的年青記者，那分心血絕對非過來人所能領略的！

《兒女經》除了李洛霞百多篇精采的散文，還有她女兒何雍怡的序〈成長的軌跡〉，兩母女一齊走上回憶之途，懷想逝去的美好時光，都惦記着她童年的玩伴小狗「壽頭」，都惦記着人狗未了的情緣。更難得的是她丈夫何禮傑先生也認真的作了校對，這本全家總動員的結晶品，不讀，肯定是你的損失！

我唯一感到可惜的是，本書只寫了一九九六至九七年何雍怡兒童時期一段日子的記錄，我可以肯定的說一句：她青少年讀中學的那段應該更精釆，且看李洛霞何時續寫這一段！

──2020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