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6月27日 星期四
張漢清:友聯人/學友/生活營
前排左三為燕歸來博士(邱然,當年友聯人都公認她才貌雙全)。右一為已故《學報》《蕉風》編輯周喚,後排左五劉哥(白垚),照片時約1960年,當時白垚不及30歲,照片是友聯導師和早期學友,其中8人已作古。
己亥農曆新年期間從美國傳來消息,旅居瑞土的燕歸來博士於2018年10月病逝,享年90餘。燕歸來原名邱然(友聯人都稱呼燕雲,學友則尊稱燕姐)上世紀40年代末北京大學南進文青,1951年與陳思明、余德寬、古梅、奚會章、司馬長風等眾多中國南進文青共組香港友聯社,後創辦友聯出版社,出版刊物有《兒童樂園》,《中國學生週報》,《大學生活》等,並曾出任友聯出版社秘書。
《中國學生週報》是一份很有品質和影響力的學生週刊,社評主筆者大多為南下青年學者如《學報》顧問司馬長風,首任社長余德寬等,連同海外其發刊量每週達五萬多份,其中印尼、新馬、緬甸為主要市場。1954年間社長余德寬親自南進東南亞建立基地,當時同是英國殖民地的新馬提供了很多方便的條件,新加坡就是首選地點,而後幾個月內在馬來半島從南到北建立了十多個學生週報通訊辦事處(後更名為學生週報學友會)。
出版了新馬版《學生週報》後,余德寬先生於1955年更聯同星洲好幾位文人作家共同創立《蕉風》半月刊,同年11月創刊號正式出版。後友聯出版社總部在吉隆玻成立,1958年8月後《學生週報》與《蕉風》遷往吉隆玻印刷出版,兩刊重任交由新馬版社長姚拓守護直到停刊。
於1955年從香港到馬來亞的燕歸來首開風氣創辦兩刊通訊員作者生活營,在古梅,奚會章等多位友聯人合作下於1956年8月19日舉辦了第一屆生活營,同時唱響了第一聲〈生活營歌〉(燕歸來作詞、奚會章作曲)。社長姚拓認為學生週報的最大用處就是成立了學友會,實際上也是一個名副其實的青少年學生組織。每年學校假期中從北部阿羅士打到南部新加坡學友會都派出代表參加兩到三個星期文化生活營培訓。(新加坡學友會於1959年因故關閉,但遲至1961/1962年波德申第9屆24天跨年生活營仍有代表參加。)通過導師們的多元化課程,各項才藝比賽等,這種啓發性的活動對參與者都會有潛移默化的作用。
從一開始燕歸來作詞的〈生活營歌〉其內涵就表述着友聯社的意願與精神,也是生活營培訓計畫的精神主題,隨後〈生活營歌〉也成了學友會承載的精神信仰。接近60年代燕歸來等好幾位友聯導師開始將生活營主導工作交給了原是掌管新馬學友會事務的劉哥(白垚),但仍是後來幾屆生活營主要講師。60年代中期的我們雖已無緣上燕歸來等幾位導師的課,但在生活營歌中我們認識了這些導師,因這裏面有他們的情誼有他們的理想,同樣也有學友們的情誼與理想。
正好半世紀前學友會解散了,學友們帶着這份情誼與理想各散東西,默默向所處的環境散發責任,無論在社團的文學的教育的舞台演藝的,但從不作任何旗幟標榜,全在個人意願行事。因為友聯人留給學友的只有文化傳承。2009年在前輩學長建議下,較有規律聯繫學友的「前緣再續生活營」計畫總算在山城怡保開始產生,同時接到多位海外友聯導師寄來祝語感言。其中旅居美國休士頓的劉哥(白垚)在其一段感言寫着「夜來幽夢忽還鄉,夢到的不是中國南方的巷陌,不是兒時的燈前舊事,卻是《蕉風》,《學生週報》的編輯室,是八打靈再也的早晨,是麻河靜靜的水流,是麻六甲中國山上的夕陽,是怡保街頭的<黃昏,是析城沙灘上的明月,是歌樂節的混聲四部大合唱,是舞台上飄忽的歌聲,是學友會中年輕的笑語,是金馬侖高原的山中夜雨、淚影燭光。……」這裏面同樣代表着學友們難忘的心聲,回首年少不知愁走向白頭,走過人生五味俱全數十年後,我心依舊情牽學友共聚一堂,真的不容易。
2019年7月19日至21日「前緣再續生活營」第三度重回怡保,迎來了170名海內外回歸學友。〈生活營歌〉在山城再度激昂響起,歌聲裏有我們緬懷的燕歸來、姚拓、白垚等好些友聯導師,有我們緬懷的已故好些《學報》學友。
因為〈生活營歌〉我們相遇了,因為〈生活營歌〉我們有着追求的理想,有着此生永不變的情誼……。
(《星洲網》2019年7月26日)
2024年6月18日 星期二
沈西城:董夢妮與《香港週刊》
一九七九年某月, 我在TVB創作組工作,某天挨近傍晚,接到一個陌生男人電話:「我是董夢妮──阿夢!」有點不敢相信,跟阿夢素無往來,找我幹嗎?阿夢的語調帶點沙啞:「我想請你寫稿,你可願意?」有稿費賺,當然好,也得問所需。接着往下說:「今天晚上有沒有空?我想請你在新都城二樓吃飯,好不好?咱們見面聊!」問得直爽,答得痛快,便說「好」。可我們沒見過面呀!阿夢笑起來:「問題不大,你上來找李先生好了!」晚上七點鐘,我跟一位同事,一道去了新都城。在二樓角落的一張圓桌上,看到兩位穿着挺括西裝的青年紳士,旁邊還有一位非常漂亮的Fairlady。我走過去,還未開腔,其中一位穿着灰色西裝,一身瀟灑的男士已站起來,伸手一握,客氣地說道:「我是阿夢,你是沈西城?」我點點頭,臉上立是浮現起錯愕的神情:「原來你這麼年輕呀!」跟着替我介紹了身邊的那位先生:「我的partner,柯先生。」我坐了下來,柯先生替我倒了杯白蘭地:「沈先生,我跟阿夢合辦了一個週刊叫做《香港週刊》,你看過沒?」我回道:「聽說過,未看過。」阿夢點點頭:「沈兄,你真坦白,我喜歡同坦白的人交朋友。」接着從公文袋裏面拿出一本剛出版的《香港週刊》,雙手遞到我面前:「請沈兄指教!」匆匆看完三、兩頁:「夢兄,你不是一向在《明週》的嗎?」我有點狐疑。阿夢張手托了一下大半跌在鼻梁上的眼鏡,有些感觸:「是呀!不過──在一間公司躭得久了,沒啥意思,都不如出來闖一闖!搞一點生意,賺蝕都是自己的,對嗎?」「坡叔不介意嗎?」我想到他是雷坡(明週老總)的得力助手,有點兒擔心。「怕會有些不高興──」淡淡地回說:「可他應該體諒我的苦衷!」「我支持阿夢!」坐在他身邊那位Fairlady,新晉歌星麥潔文突然說話了。我舉起酒杯:「祝你們成功!」轉臉向着麥潔文:「得靠你幫忙了!」麥潔文忙搖手:「我……我可不行!」(姑娘,客氣了!)阿夢接上口:「一份好的刊物,光靠編輯,那可不行,而是要作家們的鼎力幫忙。我們《香港週刋》網絡了全港精英,有倪匡、過來人、古龍……務求把它搞好。沈兄幫我們寫點日本東西吧!」什麼日本東西?「隨便你,新的東西便行!歌星、明星、模特兒都可以!」小菜上枱了,喝酒喝酒,起筷起筷!杯籌交錯,樂在其中。酒過數巡,菜進數碟,阿夢氣派來了,向我派定心丸:「我們稿費不會比《明週》少,而且會寄給你! 希望早日收到你的大作!」於是拱手作別。
我真的把稿子交上《香週》編輯部。編輯部設在北角春秧街的一幢大廈裏。春秧街是一條菜市街,烏煙瘴氣,人馬沓雜,根本不適宜用作辦公室。大廈真簡陋得可以,走廊骯髒陰暗,電梯更是老太爺時代的產物,上升時,格勒有聲,降落時,搖擺不停,彷彿隨時會掉鍊子似的。我走進去,提心吊膽,只好合十懇求佛祖庇佑,千萬別墮下來。本小人缺,《香週》要闖出萬兒,得靠手法。不妨看看阿夢的機靈戰術吧!初創遇TVB舉辦香港小姐選舉,重頭戲,萬萬不可怠慢。可阿夢得面對《明週》、《香週》、《清新》等各方強敵環伺,不敢怠慢,指揮手下四出撲新聞,甚至不惜駕駛自己的平治房車,跟蹤候選佳麗,覷準空隙,即衝前訪問。為求穩操勝券,爭取第一手資料,阿夢特別推薦幾位年輕貌美的女性報名參加香港小姐選舉,順利入圍。有「細妹臥底」,往往獲得獨家消息,在採訪上,佔盡優勢。其人之靈活,不僅於此。傅聲、甄妮鬧婚變,傳媒都在找傅聲,避而不見。阿夢靈機一觸,找到向華強,不就事半功倍了嗎?安排在新同樂酒家採訪,獨家新聞,《香週》不火才怪!
傅聲撞車身亡,阿夢一聽到消息,立即起床,駕車港趕赴醫院,名為探訪,實則採訪,一石二鳥,又勝一仗,肯拼肯鑽,是阿夢成功的主要關鍵。很多人不明白為什麼阿夢要取過個女性化名字。一個冷夜,阿夢表心聲「董夢妮是老婆的名字。寫藝員,起個比較女性化的筆名,會佔一點便宜。」臨別時,還堅稱一定要把《香週》辦得更好。不到兩個月,忽地離開,帶走幾片雲彩,另起爐灶創《城市週刊》,順勢把一手創辦的《香週》打個稀巴爛,從此一蹶不振。《城週》空前成功,阿夢團團做富翁,腰纏萬貫,享受退休,打波(哥爾夫)自娛。去年跟阿夢喝午茶,告訴我倪匡生前曾在他面前兩度誇我聰明。小老頭受寵若驚,這天晚上,睡不着,又想起倪匡來了。
讀者留言:
Calvin Hobb:柯長根,出身亞洲電視,人稱麻張枱上六指琴魔。
沈西城:Calvin Hobb,謝賜示。
Calvin Hobb:柯長根賭運極佳。和鄭裕彤銼大弟,贏多輸少,動輒百萬。轉戰高級音響和頂級跑車。鄭等一眾‘弟友’出席開幕典禮。柯,李(李文庸)分手,源於有人報銷交際費過高。
Andy Trend:城周創辦人慕容公子(李文庸)的太太叫董夢妮、有一女兒筆名小董、是中醫曉飛。
鍾必勝:我記憶董夢妮即李文庸,又係慕容公子。
(沈西城臉書2024年6月15日)
我真的把稿子交上《香週》編輯部。編輯部設在北角春秧街的一幢大廈裏。春秧街是一條菜市街,烏煙瘴氣,人馬沓雜,根本不適宜用作辦公室。大廈真簡陋得可以,走廊骯髒陰暗,電梯更是老太爺時代的產物,上升時,格勒有聲,降落時,搖擺不停,彷彿隨時會掉鍊子似的。我走進去,提心吊膽,只好合十懇求佛祖庇佑,千萬別墮下來。本小人缺,《香週》要闖出萬兒,得靠手法。不妨看看阿夢的機靈戰術吧!初創遇TVB舉辦香港小姐選舉,重頭戲,萬萬不可怠慢。可阿夢得面對《明週》、《香週》、《清新》等各方強敵環伺,不敢怠慢,指揮手下四出撲新聞,甚至不惜駕駛自己的平治房車,跟蹤候選佳麗,覷準空隙,即衝前訪問。為求穩操勝券,爭取第一手資料,阿夢特別推薦幾位年輕貌美的女性報名參加香港小姐選舉,順利入圍。有「細妹臥底」,往往獲得獨家消息,在採訪上,佔盡優勢。其人之靈活,不僅於此。傅聲、甄妮鬧婚變,傳媒都在找傅聲,避而不見。阿夢靈機一觸,找到向華強,不就事半功倍了嗎?安排在新同樂酒家採訪,獨家新聞,《香週》不火才怪!
傅聲撞車身亡,阿夢一聽到消息,立即起床,駕車港趕赴醫院,名為探訪,實則採訪,一石二鳥,又勝一仗,肯拼肯鑽,是阿夢成功的主要關鍵。很多人不明白為什麼阿夢要取過個女性化名字。一個冷夜,阿夢表心聲「董夢妮是老婆的名字。寫藝員,起個比較女性化的筆名,會佔一點便宜。」臨別時,還堅稱一定要把《香週》辦得更好。不到兩個月,忽地離開,帶走幾片雲彩,另起爐灶創《城市週刊》,順勢把一手創辦的《香週》打個稀巴爛,從此一蹶不振。《城週》空前成功,阿夢團團做富翁,腰纏萬貫,享受退休,打波(哥爾夫)自娛。去年跟阿夢喝午茶,告訴我倪匡生前曾在他面前兩度誇我聰明。小老頭受寵若驚,這天晚上,睡不着,又想起倪匡來了。
讀者留言:
Calvin Hobb:柯長根,出身亞洲電視,人稱麻張枱上六指琴魔。
沈西城:Calvin Hobb,謝賜示。
Calvin Hobb:柯長根賭運極佳。和鄭裕彤銼大弟,贏多輸少,動輒百萬。轉戰高級音響和頂級跑車。鄭等一眾‘弟友’出席開幕典禮。柯,李(李文庸)分手,源於有人報銷交際費過高。
Andy Trend:城周創辦人慕容公子(李文庸)的太太叫董夢妮、有一女兒筆名小董、是中醫曉飛。
鍾必勝:我記憶董夢妮即李文庸,又係慕容公子。
(沈西城臉書2024年6月15日)
2024年6月14日 星期五
曾慧燕:悼古劍(辜健)而勾起的往事
在《香港日報》時期唯一的照片。
曾慧燕:悼古劍(辜健)而勾起的往事
日前在王璞姐的臉書上看到古劍(本名辜健)先生病逝的消息,內心五味雜陳,勾起一段難忘往事。
因為古劍曾在我人生道路上無私伸過援手,而我卻因年輕無知為了「避嫌」,居然與他從此不相往來,如今想對他說聲「對不起」已來不及了!
說來話長。1981年4月,我任職的《香港日報》突然倒閉,當時我在该報「鄉情版」(相當於後來的「中國新聞版」)負責「外流人材」專欄的採訪工作,正是我幹巧勁衝天、嶄露頭角的時候,並為這份新創刊的報紙,爭取到不少新移民讀者。我的主編、詩人劉濟昆先生,對我讚賞有關(加)。
說來劉濟昆主編也是我生命中的貴人之一。他文革時曾遭迫害,以「牛鬼」自居。他才華橫溢,尤好散文及詩歌寫作。其散文情中有景,景中有情,行文清新流暢,自然率真,文氣鋒芒。 他在《東方日報》副刊《龍門陣》有個專欄《濟世狂言》,每多佳作,縱然你不同意他的觀點,也不得不折服其學識與文采。
當時《香港日報》的老闆是以漫畫起家的《天天日報》老闆黃玉郎,《天天日報》1960年創刊,開創香港報業先河,用柯式彩色印刷,是香港開埠以來第一份彩色日報,走小巿民路線。在報業競爭激烈的1980年代,《天天日報》一度走情色路線,雖然銷路不錯,但由於格調不高,缺乏社會地位。於是,他於1980年8月創辦《香港日報》,欲以新移民為主要對象,走高尚路線,意欲提升自己的形象。
劉濟昆來港後,曾任職《星島日報》、《新報》、《天天日報》等報社,黃玉郎賞識其才華,請他來主持剛創刊的《香港日報》。我之前只是香港《中報》一個被譽為「零錯字」的校對,由於獲得陸鏗先生賞識,偶爾會讓我發表一下文章。當時的中報副總編輯被《香港日報》挖角出任總編輯,就問我是否願意跟他一起跳槽?我當然求之不得,否則以我一個無學歷、 無背景的來港不久的「大陸妹」,怎麼有可能獲報社聘任記者!
就這樣,我順利地躋身香港新聞界,成為採訪記者一分子。
當時中國改革開放不久,大批在「十年浩劫」中受盡迫害的知識精英心有餘悸,紛紛去國離鄉。劉濟昆也是其中一員,感同身受。他敏銳地抓住了這一特殊現象,在他主編的「鄉情版」開闢《外流人材》專欄,似乎為我度身訂造。
我不負所望,還記得第一天交稿,看着一臉嚴肅、不苟言笑的他,我心中忐忑,因為這是我平生的第一篇採訪稿,不知是否符合要求?
沒想到他很快露出笑容,大筆一揮馬上發稿。我大喜過望,沒想到第一篇採訪稿就順利過關,給了我極大的信心和鼓舞。
我充分發揮了自己的寫作潛力和與人溝通的技巧,很多採訪對象對自己過去的經歷本來諱莫如深,但奇怪的是,他們很願意打開心扉,和我一吐衷腸。所以不大會誇人的劉濟昆,稱贊我的文章有血有肉,容易让讀者產生共鳴。
1980年代的香港報業,正是百花競放的「戰國时代」,競爭激烈。當時我充满使命感和旺盛精力。隨著一篇篇採訪稿的刊登,一個個「外流人才」的面世曝光,大家開始關注「林下風」(我的筆名)何許人也?大家公認「文筆非常細膩、流暢,而且有很好的古典文學修養」(見1982年4月號《鏡報》),成為《香港日報》吸引讀者一個重要的「票房保證」,不少人好奇打聽作者是誰?有人猜我是一個四五十歲歷盡滄桑的中年人。後來好事者知道我只是一個高中畢業來港不久的年輕女子,居然不相信文章出自我手,一口咬定是劉濟昆捉刀,否則不會寫得這麼好,有人甚至以小人之心, 度君子之腹,中傷我們的關係。
當時身為香港《鏡報》創辦人的徐四民發現「外流人材」後,非常激動,他說:「這個『林下風』是誰?我們《鏡報》想做沒有做到的事,居然被這個人做到了。」後來他得知我一度被謠言所困時,也對我說:「你應該高興才對呀!別人不相信是你寫的文章,證明你寫作水準高於一般人,那有什麼不好!你應該覺得驕傲自豪。」
由於「外流人材」當時在香港名噪一時,香港百靈出版社老闆林春華先生主動找上門來,希望出版《外流人材列傳》,我當然沒有馬上答應,說待我採訪更多有份量的人材再出版不遲。何況當時我每天都忙得不可開交,根本沒有多餘時間整理出書文稿和相關圖片。就在我忙着繼續採訪「外流人材」時,晴天霹靂!《香港日報》突然宣布停刊了。
福兮禍所依, 禍兮福所伏。這時,我終於答應林春華出版《外流人材列传》了,那是我平生出版的第一本處女作,封面和封底都採用了我的設計,其中封底設計是用多名外流人材的照片,組成一個大大的問號。一語雙關。
據徐四民先生轉告,此書後來引起中國國務院僑務辦公室主任廖承志重視。這是後話,暫且不表。
回頭再說古劍先生原本與我並不相識,但他一直在默默關注「外流人材」的採訪文章,得知《香港日報》停刊,我處於失業狀態後,他透過香港《明報》中國版編輯李國成(曾在《香港日報》任職日文翻譯)和我聯絡,說他當時任職的香港《新報》,其經濟版正在聘請一名記者,希望推薦我去應徵。我雖然沒有任何經濟金融地產的知識和背景,但我背負大陸家人巨大的經濟壓力,不能失業沒有經濟來源,也就硬著頭皮去應徵,蒙經濟版衛主編錄用。
我在《新報》的經歷,又是人生戰場另一個長長的故事,在此不贅言。大家有興趣,可以讀讀我的《寬恕》一文。
言歸正傳。我任職《新報》經濟版記者不久,有天接到某作家電話,居然說圈中人八卦,說古劍主動介紹我入《新報》,是垂涎我的美色,……
我那时深受「四書五經」影響,把名聲看得比生命還重要,著急分辯,辜先生對我從來沒有不軌之心,人前人後都以禮相待….
可是,對方卻嗤笑說,外面大家都是這麼傳的。
我氣得大哭一場,一方面是為辜先生覺得不平,另一方面也為自己的清白蒙冤覺得委屈。
後來,我為了那該死的「避嫌」,從此沒有再與熱心助人的辜先生聯繫。今天,就以此文敬獻在他靈前,致以深深的悼念和歉意!可惜世間只有後悔無「前悔」。
(寫於2024/06/08)
(曾慧燕臉書2024年6月9日)
關於新發現張愛玲致林玉手劄(之一):陳子善的意見
陳子善:新發現張愛玲致林玉手劄初探
張愛玲是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上獨立特行且影響深遠的作家。她的作品今天已經膾炙人口,她的書信同樣為文學史研究者和廣大張愛玲愛好者所喜愛。多年來,只要張愛玲的手劄出現,哪怕只有三言兩語,也會引起讀書界和收藏界的密切關注。我自己就曾先後介紹過張愛玲致姑母張茂淵的兩通家書和她逝世十四年之後才送達收信人的一通短簡。日前,有幸讀到我們以前根本不知道的張愛玲1980年代初致林玉的三通手劄,它們對研究張愛玲的生平和創作頗有參考價值,內容也有所連貫,驚喜之餘,特作此文初步考釋。
這三通張愛玲手劄均書於信封和信紙合而為一的國際航空郵簡,張愛玲致宋淇、鄺文美夫婦較短的信件,也常使用這種航空郵簡。當時張愛玲已定居美國洛杉磯,手劄寄出地址為:
1825 N. Kingsley Dr., #305
Los Angeles, CA 90027
USA
這幢張愛玲當時租住的漂亮的公寓現在仍在,已成為張愛玲研究者和愛好者的「打卡」地,有最新的照片為證。張愛玲這三通手劄的收信人林玉,我們現在所知道的,她是台灣林子佩的三女,文物鑒賞家、收藏家王世襄的遠房後輩,生於海南,畢業於台中中興大學,1980年代初留學法國巴黎(參見《西清王氏家譜》,王世威等篆修,1993年台灣續刊本)。林玉留學期間與張愛玲通信,這也有張愛玲航空郵簡上她的巴黎居住地址為證。林玉致張愛玲的信應已不存,但從張愛玲的回信可知,她不斷地向張愛玲請教,張愛玲是有求必應,不斷地耐心解答。
一
張愛玲回覆林玉的第一通手劄照錄如下:
林玉小姐:
多謝來信。用作論文題材,恐怕法國人太感到陌生了,不易接受。巴金是留法的,當然又更親切些。我手邊僅有的幾張剪報,除了余光中的一篇,都是香港的專欄作家的,複印寄來,不知道可合用。水晶著《張愛玲的小說藝術》如果需要的話可函購(大地出版社,台北安東街309巷8號之一)。此間報刊上《秧歌》英文本的書評不在手邊。未收入小說集的一篇《五四遺事》載《文學雜誌》,最近將在《聯副》重刊──原用英文寫,題作Stale Mates,刊在The Reporter Magazine 9/20/’56──也寄個副本給你。Edward M. Gunn著The Unwelcome Muse(Columbia U. Press)巴黎的圖書館也許有,但是也複印了幾十頁,一併另包寄上,可能要晚兩天到。Prof. Gunn也出席這次巴黎的抗戰文學討論會。會議日程已在報上看到,你一定非常忙,千萬不要再抽出工夫來譯給我看。又,我的名字是EILEEN。
祝
成功!
張愛玲 六月廿九
從信的內容看,似是林玉對以哪位現代作家為題撰寫學位論文猶豫不決,張愛玲卻認為「巴金是留法的,當然又更親切些」,法國人或不會對巴金感到太陌生。儘管如此,張愛玲還是樂意提供自己的作品和關於自己創作的評論資料,供林玉參考。其中,她在美國創作的短篇《五四遺事》(英文題Stale Mates,張愛玲自己譯作《老搭子》),英文本刊於1956年9月20日紐約《通訊者》雙週刊,中文本刊於夏濟安主編的台灣《文學雜誌》1957年1月第1卷第5期。二十多年後,張愛玲在信中告訴林玉,此篇「最近將在《聯副》重刊」。這是宋淇的主意,宋淇1980年6月15日致張愛玲信中特別提到,可惜未能實現。宋淇後來於1980年8月29日致張愛玲的信中又寫道:「最可氣的就是《聯副》已經拿《五四遺事》排好,忽然之間有一個小雜誌拿它先轉載了,他們不得不忍痛將版拆了。」
水晶著《張愛玲的小說藝術》(1973年台北大地出版社初版)是1970年代海外研究張愛玲的代表作。耿德華(Edward M. Gunn)著《被冷落的繆斯:上海北京的中國文學,1937-1945》,1980年由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初版。耿德華寫作此書曾向張愛玲請教,他在此書《前言》中對張愛玲表示了感謝,張愛玲1980年6月9日致宋淇夫婦的信中也寫到:「Edward Gunn的書Unwelcome Muse送了一本給我」,這也是張愛玲把書中關於她的章節複印給林玉的緣由。值得注意的是,信中又說到Prof. Gunn「也出席這次巴黎的抗戰文學討論會」,係指1980年6月16日至19日在法國巴黎舉行的中國抗戰文學國際研討會,這是中國改革開放以後,海外首次討論中國現代文學。中國內地作家艾青、劉白羽、孔羅蓀等應邀出席,孔羅蓀還與香港學者梁錫華在會上就梁實秋的「與抗戰無關論」展開論爭。張愛玲此信落款「六月廿九」,時間上正好與之銜接,由此可以確定張愛玲致林玉的第一通手劄寫於1980年6月29日。
二
張愛玲致林玉的第二通手劄,落款「八月十三」,當寫於1980年8月13日無疑,也照錄如下:
林玉小姐:
收到第二封信(沒日期)。你的論文題材中途變更,所以限期特別緊迫,我當然儘早回信,不然白寫了,毫無用處。因此匆匆作覆,忘了提起「桂花蒸」與lndian summer同是秋暑。《色,戒》後還有兩個短篇小說在《皇冠》293、298期發表,我沒寄來,因為沒書評可引。《色,戒》倒引起一場筆戰,太controversial的東西恐怕你不能用。我不懂法文,但是你引的一段也有點看得懂,不用譯了。長跑進入最後兩圈,自己多保重,千萬不要再回這封信了,我絕對不會覺得欠周到。真的,趕時間要緊。祝好
張愛玲 八月十三
附簡歷
1920年生於上海。
1923遷天津。
’27遷滬。
’39入港大英文文學系。
’42港戰後返滬。
’52赴港。
’55赴美。
’57與Ferdinand Reyher(/67逝世)結婚。
根據張愛玲此信開頭的回覆推測,林玉的論文似以討論張愛玲的小說為題了。張愛玲在此信中進一步向林玉提供自己小說創作的第一手史料。《桂花蒸:阿小悲秋》題目中的「桂花蒸」指農曆八月桂花綻放之時出現異常悶熱的天氣,張愛玲用英文的「印第安夏」和中文的「秋暑」作了扼要的解釋。《色,戒》之後還有短篇小說在台北《皇冠》發表,則指《相見歡》和《浮花浪蕊》兩篇。而《色,戒》引起的一場「筆戰」,當指《色,戒》於1978年1月在台北《皇冠》第12卷第2期發表後,人在美國的域外人(張系國)在同年10月1日台北《中國時報·人間》發表《不吃辣的怎麼胡的出辣子?──評〈色,戒〉》提出批評,張愛玲於是在同年11月27日《中國時報·人間》發表《羊毛出在羊身上──談〈色,戒〉》做出回應。
更出人意外的是,此信還附錄了張愛玲自撰的《簡歷》。提供這份《簡歷》,應該是林玉的請求,雖然僅五六十字,真的很簡略,也沒有我們所未知的內容,但畢竟是張愛玲自己寫的。張愛玲在十五年前,為美國紐約威爾遜公司出版的《世界作家簡介》補冊寫過一篇英文《自白》,但親撰《簡歷》供年青的朋友參考,這應是唯一的一次。
三
張愛玲致林玉的第三通手劄,篇幅最長,內容也最為豐富,當寫於1980年8月31日,仍照錄如下:
林玉小姐:
信收到。《金鎖記》裏叔嫂的關係完全明寫,想必你太敏感,疑心有曖昧。用同一材料寫《怨女》,是因為隔的年數多了,看法不同了。女兒一角後來很是個人物,即使不提,也無法不意識到,有喧賓奪主之感,因此刪去。我對自己的作品向來都是剛寫的時候非常喜歡,過些時就看出毛病來。沒有寫自傳的計畫。一般書上對作者的介紹都極簡短,我認為是對的。我在美國英國出書都只有我上次信上提供的一點data,《怨女》英文本只多一項:我祖母是李鴻章的女兒,我祖父張佩綸是中法戰事的一個political casualty──提起家庭背景也是為了使作品的內容多一點可信性。《金鎖記》出單行本不夠長,我建議:(一)附錄自傳性的《私語》,或是(二)等有人想出版《金鎖記》與《秧歌》的時候,《秧歌》作為長篇小說極短,兩篇正好一本。Unauthorized傳記雖然我無權干涉,在我自己書上的傳記總應當是經本人同意的。你這樣忙,千萬不要白費工夫搜集傳記資料寄給我看。非常抱歉,近影沒有,老照片也都只保存一張,寄來寄去往往會遺失。等法譯《金鎖記》有了確定的出版消息,如果必需的話再掛號寄張寫《金鎖記》後不久的相片給出版公司負責人,請他們用過後立即掛號寄還,這些囉唆事不便麻煩你這忙人。我近來也忙,在可預見的將來不會有時間旅行。祝
暑祺
張愛玲 八月卅一
張愛玲是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上獨立特行且影響深遠的作家。她的作品今天已經膾炙人口,她的書信同樣為文學史研究者和廣大張愛玲愛好者所喜愛。多年來,只要張愛玲的手劄出現,哪怕只有三言兩語,也會引起讀書界和收藏界的密切關注。我自己就曾先後介紹過張愛玲致姑母張茂淵的兩通家書和她逝世十四年之後才送達收信人的一通短簡。日前,有幸讀到我們以前根本不知道的張愛玲1980年代初致林玉的三通手劄,它們對研究張愛玲的生平和創作頗有參考價值,內容也有所連貫,驚喜之餘,特作此文初步考釋。
這三通張愛玲手劄均書於信封和信紙合而為一的國際航空郵簡,張愛玲致宋淇、鄺文美夫婦較短的信件,也常使用這種航空郵簡。當時張愛玲已定居美國洛杉磯,手劄寄出地址為:
1825 N. Kingsley Dr., #305
Los Angeles, CA 90027
USA
這幢張愛玲當時租住的漂亮的公寓現在仍在,已成為張愛玲研究者和愛好者的「打卡」地,有最新的照片為證。張愛玲這三通手劄的收信人林玉,我們現在所知道的,她是台灣林子佩的三女,文物鑒賞家、收藏家王世襄的遠房後輩,生於海南,畢業於台中中興大學,1980年代初留學法國巴黎(參見《西清王氏家譜》,王世威等篆修,1993年台灣續刊本)。林玉留學期間與張愛玲通信,這也有張愛玲航空郵簡上她的巴黎居住地址為證。林玉致張愛玲的信應已不存,但從張愛玲的回信可知,她不斷地向張愛玲請教,張愛玲是有求必應,不斷地耐心解答。
一
張愛玲回覆林玉的第一通手劄照錄如下:
林玉小姐:
多謝來信。用作論文題材,恐怕法國人太感到陌生了,不易接受。巴金是留法的,當然又更親切些。我手邊僅有的幾張剪報,除了余光中的一篇,都是香港的專欄作家的,複印寄來,不知道可合用。水晶著《張愛玲的小說藝術》如果需要的話可函購(大地出版社,台北安東街309巷8號之一)。此間報刊上《秧歌》英文本的書評不在手邊。未收入小說集的一篇《五四遺事》載《文學雜誌》,最近將在《聯副》重刊──原用英文寫,題作Stale Mates,刊在The Reporter Magazine 9/20/’56──也寄個副本給你。Edward M. Gunn著The Unwelcome Muse(Columbia U. Press)巴黎的圖書館也許有,但是也複印了幾十頁,一併另包寄上,可能要晚兩天到。Prof. Gunn也出席這次巴黎的抗戰文學討論會。會議日程已在報上看到,你一定非常忙,千萬不要再抽出工夫來譯給我看。又,我的名字是EILEEN。
祝
成功!
張愛玲 六月廿九
張愛玲致林玉的第一封郵簡
從信的內容看,似是林玉對以哪位現代作家為題撰寫學位論文猶豫不決,張愛玲卻認為「巴金是留法的,當然又更親切些」,法國人或不會對巴金感到太陌生。儘管如此,張愛玲還是樂意提供自己的作品和關於自己創作的評論資料,供林玉參考。其中,她在美國創作的短篇《五四遺事》(英文題Stale Mates,張愛玲自己譯作《老搭子》),英文本刊於1956年9月20日紐約《通訊者》雙週刊,中文本刊於夏濟安主編的台灣《文學雜誌》1957年1月第1卷第5期。二十多年後,張愛玲在信中告訴林玉,此篇「最近將在《聯副》重刊」。這是宋淇的主意,宋淇1980年6月15日致張愛玲信中特別提到,可惜未能實現。宋淇後來於1980年8月29日致張愛玲的信中又寫道:「最可氣的就是《聯副》已經拿《五四遺事》排好,忽然之間有一個小雜誌拿它先轉載了,他們不得不忍痛將版拆了。」
水晶著《張愛玲的小說藝術》(1973年台北大地出版社初版)是1970年代海外研究張愛玲的代表作。耿德華(Edward M. Gunn)著《被冷落的繆斯:上海北京的中國文學,1937-1945》,1980年由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初版。耿德華寫作此書曾向張愛玲請教,他在此書《前言》中對張愛玲表示了感謝,張愛玲1980年6月9日致宋淇夫婦的信中也寫到:「Edward Gunn的書Unwelcome Muse送了一本給我」,這也是張愛玲把書中關於她的章節複印給林玉的緣由。值得注意的是,信中又說到Prof. Gunn「也出席這次巴黎的抗戰文學討論會」,係指1980年6月16日至19日在法國巴黎舉行的中國抗戰文學國際研討會,這是中國改革開放以後,海外首次討論中國現代文學。中國內地作家艾青、劉白羽、孔羅蓀等應邀出席,孔羅蓀還與香港學者梁錫華在會上就梁實秋的「與抗戰無關論」展開論爭。張愛玲此信落款「六月廿九」,時間上正好與之銜接,由此可以確定張愛玲致林玉的第一通手劄寫於1980年6月29日。
二
張愛玲致林玉的第二通手劄,落款「八月十三」,當寫於1980年8月13日無疑,也照錄如下:
林玉小姐:
收到第二封信(沒日期)。你的論文題材中途變更,所以限期特別緊迫,我當然儘早回信,不然白寫了,毫無用處。因此匆匆作覆,忘了提起「桂花蒸」與lndian summer同是秋暑。《色,戒》後還有兩個短篇小說在《皇冠》293、298期發表,我沒寄來,因為沒書評可引。《色,戒》倒引起一場筆戰,太controversial的東西恐怕你不能用。我不懂法文,但是你引的一段也有點看得懂,不用譯了。長跑進入最後兩圈,自己多保重,千萬不要再回這封信了,我絕對不會覺得欠周到。真的,趕時間要緊。祝好
張愛玲 八月十三
附簡歷
1920年生於上海。
1923遷天津。
’27遷滬。
’39入港大英文文學系。
’42港戰後返滬。
’52赴港。
’55赴美。
’57與Ferdinand Reyher(/67逝世)結婚。
張愛玲致林玉的第二封郵簡
根據張愛玲此信開頭的回覆推測,林玉的論文似以討論張愛玲的小說為題了。張愛玲在此信中進一步向林玉提供自己小說創作的第一手史料。《桂花蒸:阿小悲秋》題目中的「桂花蒸」指農曆八月桂花綻放之時出現異常悶熱的天氣,張愛玲用英文的「印第安夏」和中文的「秋暑」作了扼要的解釋。《色,戒》之後還有短篇小說在台北《皇冠》發表,則指《相見歡》和《浮花浪蕊》兩篇。而《色,戒》引起的一場「筆戰」,當指《色,戒》於1978年1月在台北《皇冠》第12卷第2期發表後,人在美國的域外人(張系國)在同年10月1日台北《中國時報·人間》發表《不吃辣的怎麼胡的出辣子?──評〈色,戒〉》提出批評,張愛玲於是在同年11月27日《中國時報·人間》發表《羊毛出在羊身上──談〈色,戒〉》做出回應。
更出人意外的是,此信還附錄了張愛玲自撰的《簡歷》。提供這份《簡歷》,應該是林玉的請求,雖然僅五六十字,真的很簡略,也沒有我們所未知的內容,但畢竟是張愛玲自己寫的。張愛玲在十五年前,為美國紐約威爾遜公司出版的《世界作家簡介》補冊寫過一篇英文《自白》,但親撰《簡歷》供年青的朋友參考,這應是唯一的一次。
三
張愛玲致林玉的第三通手劄,篇幅最長,內容也最為豐富,當寫於1980年8月31日,仍照錄如下:
林玉小姐:
信收到。《金鎖記》裏叔嫂的關係完全明寫,想必你太敏感,疑心有曖昧。用同一材料寫《怨女》,是因為隔的年數多了,看法不同了。女兒一角後來很是個人物,即使不提,也無法不意識到,有喧賓奪主之感,因此刪去。我對自己的作品向來都是剛寫的時候非常喜歡,過些時就看出毛病來。沒有寫自傳的計畫。一般書上對作者的介紹都極簡短,我認為是對的。我在美國英國出書都只有我上次信上提供的一點data,《怨女》英文本只多一項:我祖母是李鴻章的女兒,我祖父張佩綸是中法戰事的一個political casualty──提起家庭背景也是為了使作品的內容多一點可信性。《金鎖記》出單行本不夠長,我建議:(一)附錄自傳性的《私語》,或是(二)等有人想出版《金鎖記》與《秧歌》的時候,《秧歌》作為長篇小說極短,兩篇正好一本。Unauthorized傳記雖然我無權干涉,在我自己書上的傳記總應當是經本人同意的。你這樣忙,千萬不要白費工夫搜集傳記資料寄給我看。非常抱歉,近影沒有,老照片也都只保存一張,寄來寄去往往會遺失。等法譯《金鎖記》有了確定的出版消息,如果必需的話再掛號寄張寫《金鎖記》後不久的相片給出版公司負責人,請他們用過後立即掛號寄還,這些囉唆事不便麻煩你這忙人。我近來也忙,在可預見的將來不會有時間旅行。祝
暑祺
張愛玲 八月卅一
張愛玲致林玉的第三封郵簡
對自己早期的代表作中篇《金鎖記》,以及《金鎖記》與後來用「同一材料」寫的長篇《怨女》的關係,張愛玲以前似一直未作過解釋,倒是對《傾城之戀》乃至《小艾》,她後來都曾有過自認為是必要的說明。不料在這通手劄中,張愛玲對林玉提出的如何理解《金鎖記》中的「叔嫂關係」、《怨女》中為何刪去女兒一角等,都作了簡明扼要的解釋,很難得,也很重要。而她強調的「我對自己的作品向來都是剛寫的時候非常喜歡,過些時就看出毛病來」,同樣很值得注意,這句話顯示了張愛玲在文學創作上的不懈追求。張愛玲又明確告訴林玉,不打算寫自傳,這是耐人尋味的。當然,她也明白,別人寫的未經她許可的「傳記」,她「無權干涉」。她又連帶提到了自己的家庭背景,認為祖父張佩綸是中法戰爭的一個「政治受害者」,這正可與《對照記》中所寫的加以比對。
大概是林玉有意推動法譯張愛玲的小說,此信中還披露了張愛玲對自己小說出版法譯本的若干設想。張愛玲覺得如果法譯《金鎖記》,為了增加篇幅,可以「附錄自傳性的《私語》」,這說明了她對這兩篇作品是很看重的;或者條件成熟時,把《金鎖記》與《秧歌》合成一冊法譯。她似乎不知道早在1958年,法國巴黎的Calmann-Lévy就出版了《秧歌》的法譯本。然而,法譯《金鎖記》的計劃也未能及時實現,直到1999年,巴黎Bleu de Chine才出版了《金鎖記》法譯本,張愛玲已不及親見,這是十分遺憾的。
張愛玲致林玉的信劄,除了這三通,還有沒有更多的,目前尚不清楚。但這三通保存完好,字跡清楚,而且都是一氣呵成,幾乎沒有什麼修改,充分說明1980年代初張愛玲精力尚好,也樂於回答並不相識的青年學子的請益。這與她後來精力不濟,幾乎與外界斷絕往來,形成了鮮明的對照,足以改變至少是部分改變人們對張愛玲後期不願與外界接觸的片面看法。
張愛玲致宋淇、鄺文美夫婦以及致夏志清、莊信正、劉紹銘、蘇偉貞等位的大量手劄,都已由收信人本人或後人整理,公開發表或出版,也早就引起了海內外張愛玲研究者的重視和不斷探討。而今,張愛玲四十多年前致林玉的這三通手劄,也終於浮出歷史地表了。雖然只有三通,它們卻是最近八九年來張愛玲手劄發掘的最大收穫,而且同樣具有頗高的研究、鑒賞和收藏價值,同樣彌足珍貴。
(《中國作家網》2024年5月28日)
陳子善
喬風隨筆第459篇 : 張愛玲百萬郵簡
今早於內地某一拍賣行舉行的拍賣會中,富有爭議的拍賣品 :「張愛玲致林玉信札三通」,由起拍價30萬人民幣,經過32輪競價,終以人民幣100萬成交,連15%佣金,合共人民幣115萬,即約港幣125萬,打破張愛玲書信以往拍賣紀錄。
這三封航空郵簡由張愛玲於1980年由美國洛杉磯寄往法國巴黎居住的林玉,並得到上海陳子善教授撰文考釋,其中寫有「張愛玲致宋淇、鄺文美夫婦以及致夏志清、莊信正、劉紹銘、蘇偉貞等位的大量手札,都已由收信人本人或後人整理,公開發表或出版,也早就引起了海內外張愛玲研究者的重視與不斷探討。而今,張愛玲四十多年前致林玉的這三通手札,也終於浮出歷史地表了。雖然只有三通,它們卻是最近八九年來張愛玲手札發掘的最大收穫,而且同樣具有頗高的研究、鑑賞和收藏價值,同樣彌足珍貴。」
至於這三封郵簡孰真孰假,只有留待你們辨别!
(吳邦謀臉書2024年6月12日)
香港研究張愛玲的吳邦謀兄在臉書中說:今早於內地某一拍賣行舉行的拍賣會中,富有爭議的拍賣品 :「張愛玲致林玉信札三通」,由起拍價30萬人民幣,經過32輪競價,終以人民幣100萬成交,連15%佣金,合共人民幣115萬,即約港幣125萬,打破張愛玲書信以往拍賣紀錄。
上海陳子善兄曾在上海《澎湃新聞》5月27日發表〈新發現張愛玲致林玉手札初探〉一文,談及三封信的內容,也簡單提及林玉此人,是根據《西清王氏族譜》而來。我手上剛好有此書,特檢出,加以說明。林玉的母親王敦惠(1918-1952)是西清王氏家族,嫁給林子佩(1910-1992),也就是林玉的父親,林子佩生於海南島,上海復旦大學畢業,1992年在台北逝世,有子女六人,林玉是其四女,1949年8月20日生於海南,台中中興大學畢業,獲法國巴黎大學碩士,後來嫁給德國人彭彬格。據吳邦謀說林玉現還在,若她能就此三封信加以說明,則當可確鑿無誤。
(TingShan Tsai臉書2024年6月13日)
大概是林玉有意推動法譯張愛玲的小說,此信中還披露了張愛玲對自己小說出版法譯本的若干設想。張愛玲覺得如果法譯《金鎖記》,為了增加篇幅,可以「附錄自傳性的《私語》」,這說明了她對這兩篇作品是很看重的;或者條件成熟時,把《金鎖記》與《秧歌》合成一冊法譯。她似乎不知道早在1958年,法國巴黎的Calmann-Lévy就出版了《秧歌》的法譯本。然而,法譯《金鎖記》的計劃也未能及時實現,直到1999年,巴黎Bleu de Chine才出版了《金鎖記》法譯本,張愛玲已不及親見,這是十分遺憾的。
張愛玲致林玉的信劄,除了這三通,還有沒有更多的,目前尚不清楚。但這三通保存完好,字跡清楚,而且都是一氣呵成,幾乎沒有什麼修改,充分說明1980年代初張愛玲精力尚好,也樂於回答並不相識的青年學子的請益。這與她後來精力不濟,幾乎與外界斷絕往來,形成了鮮明的對照,足以改變至少是部分改變人們對張愛玲後期不願與外界接觸的片面看法。
張愛玲致宋淇、鄺文美夫婦以及致夏志清、莊信正、劉紹銘、蘇偉貞等位的大量手劄,都已由收信人本人或後人整理,公開發表或出版,也早就引起了海內外張愛玲研究者的重視和不斷探討。而今,張愛玲四十多年前致林玉的這三通手劄,也終於浮出歷史地表了。雖然只有三通,它們卻是最近八九年來張愛玲手劄發掘的最大收穫,而且同樣具有頗高的研究、鑒賞和收藏價值,同樣彌足珍貴。
(《中國作家網》2024年5月28日)
陳子善
喬風隨筆第459篇 : 張愛玲百萬郵簡
今早於內地某一拍賣行舉行的拍賣會中,富有爭議的拍賣品 :「張愛玲致林玉信札三通」,由起拍價30萬人民幣,經過32輪競價,終以人民幣100萬成交,連15%佣金,合共人民幣115萬,即約港幣125萬,打破張愛玲書信以往拍賣紀錄。
這三封航空郵簡由張愛玲於1980年由美國洛杉磯寄往法國巴黎居住的林玉,並得到上海陳子善教授撰文考釋,其中寫有「張愛玲致宋淇、鄺文美夫婦以及致夏志清、莊信正、劉紹銘、蘇偉貞等位的大量手札,都已由收信人本人或後人整理,公開發表或出版,也早就引起了海內外張愛玲研究者的重視與不斷探討。而今,張愛玲四十多年前致林玉的這三通手札,也終於浮出歷史地表了。雖然只有三通,它們卻是最近八九年來張愛玲手札發掘的最大收穫,而且同樣具有頗高的研究、鑑賞和收藏價值,同樣彌足珍貴。」
至於這三封郵簡孰真孰假,只有留待你們辨别!
(吳邦謀臉書2024年6月12日)
香港研究張愛玲的吳邦謀兄在臉書中說:今早於內地某一拍賣行舉行的拍賣會中,富有爭議的拍賣品 :「張愛玲致林玉信札三通」,由起拍價30萬人民幣,經過32輪競價,終以人民幣100萬成交,連15%佣金,合共人民幣115萬,即約港幣125萬,打破張愛玲書信以往拍賣紀錄。
上海陳子善兄曾在上海《澎湃新聞》5月27日發表〈新發現張愛玲致林玉手札初探〉一文,談及三封信的內容,也簡單提及林玉此人,是根據《西清王氏族譜》而來。我手上剛好有此書,特檢出,加以說明。林玉的母親王敦惠(1918-1952)是西清王氏家族,嫁給林子佩(1910-1992),也就是林玉的父親,林子佩生於海南島,上海復旦大學畢業,1992年在台北逝世,有子女六人,林玉是其四女,1949年8月20日生於海南,台中中興大學畢業,獲法國巴黎大學碩士,後來嫁給德國人彭彬格。據吳邦謀說林玉現還在,若她能就此三封信加以說明,則當可確鑿無誤。
(TingShan Tsai臉書2024年6月13日)
2024年6月8日 星期六
沈西城、王璞談梁小中(石人)
沈西城:梁小中──敢與老闆對抗的文化人
這幾天,心緒不寧,總是想起梁小中,那就做一篇文章說說他吧!六十年代末,香港報界出現了一項奇蹟,一張銷路本來二、三千份的小報,不到半年,飆升至十二萬份,這張報紙叫做《中文星報》,他的總編輯便是梁小中。初期的《中文星報》只是翻譯母公司的《英文星報》,枯燥乏味,並未獲得大眾認知,老闆真健士改革,請了梁小中當總編輯,交以大權,自由發揮,銷路由是大好。為什麼《中文星報》會一下子暢銷起來?主要的關鍵是新聞不但搞得快而準,而且清晰翔實,人們一紙在手,盡知香港事。一雷天下響,洛陽紙貴,梁小中成為報界傳奇人物,有關他的傳聞,接連而至,什麼恃才傲物、放蕩不羈、桀傲不馴、難以相處……說個不停。那時候,我剛出道,還未去日本,在《中文星報》寫影評。編輯李文耀偶然也對我提起梁小中說:「我們的老總很有脾氣,要我們準時上班,不準時下班。你知道,幹我們這行,很難守時。」「你們的老總真有那麼兇?」我有點不相信。「騙你是烏龜!」李文耀十分的認真:「媽的,上班下班還要打卡呢!」原本還想託李大哥在《中文星報》謀個差事,一想,還是罷了。後來梁小中發火打真健士,離開了,另辦《先驅報》,先甜後苦,關門大吉。而《中文星報》在梁小中離開後,銷路跌穿谷底,終至賣盤與《星島報業》,由胡仙接手經營。
八十年代某天,倪匡帶我去見梁小中,地點是灣仔史釗域道同興樓。梁小中,只看外表,絕不像一個作家,大塊頭,起碼一百七十磅,加上個平頂頭,看來更像生意人。我坐下後,出乎意料之外的客氣,頻說「久聞大名」,這反而令我有點不好意思。他似乎知道我的來意,率先說:「你大概聽人說我脾氣很壞,對嗎?」我不答,反問:「是真的嗎?」「是!」爽快地點點頭:「對工作,我一向如此,朋友嘛,和藹非常。」梁小中廣西人,在桂林時候,已經在報館工作,二十歲,便當上總編輯。閒談中,扯到《中文星報》,搞得那麼好,為什麼會離開?梁小中虎眼一睜,骨碌的圓:「他媽的,我跟洋老闆打架!」我幾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香港打工的,一向順從老闆,哪有打老闆的!「我打的是鬼佬真健士,」梁小中臉上流露出得意的神色:「我跟他意見不合,吵起來,越吵越烈,一時火起,順手抓起枱面上的報紙,迎面向他擲過去,把那混蛋嚇了一大跳。」我問:「你不後悔?」「我這個人做事從不後悔,我告訴真健士我離開《星報》,是他的損失,絕對不是我的損失。」梁小中追憶往事,猶有餘怒。果如其言,《中文星報》很快就由十二萬跌至二萬。我問他:「離開《星報》,不是辦了《先驅報》嗎?」「對對對!」梁小中一聽《先驅報》,立馬興奮起來:「那份報紙是我個人辦的,銷路不錯,有四萬份。」那為什麼要結束?苦笑一下,道:「辦報我有門道,說到理財,我是一點概念都沒有。學人開印刷廠,結果變成兩頭不到岸。虧大本,只好破產。」人家破產睡不著,咱的小中哥,回到家裏,蒙頭大睡,天塌也不管。
面對報界天王,我下馬求道:「辦報紙創奇蹟,可有什麼秘訣?」「有!」梁小中蔽帚不自珍:「秘訣在於一個『盡』字,你有沒有新聞觸覺?遇到好新聞,你得去搶,人家做一版,你做夠三版,圖片、文字都要多,然後是起標題,要醒目吸引人,這樣三、四趟後,人家便會來買你的報紙!」問得興起,談到辦公室政治:「小中哥,如果在一個機構裏,有個上司處處制肘你,那該如何辦?」回答得非常妙:辦法只有兩個,一個請他走;一個是自己走。要請人走,自然自己要加倍努力做好工作,人家做四小時,我做八小時,這不是拍上司馬屁,而是要做好自己的聲譽。」我唯唯否否,反正成不了什麼老總,也就不放在心上。後來幸運地當上了《翡翠週刊》的老總,碰巧遇到周潤發自殺,我漏夜抽板,改寫新稿,配上圖片。翌日一個上午,十萬本售罄,這不是我的功勞,而是我傳承了小中哥的教誨。這時,我才領略到小中哥的厲害,他給我袋口裏,塞了鈔票。有麝自然香,小中哥不做老總、老闆,卻當上香港稿王,每天寫十七個專欄(倪匡遠不如他),一個專欄每月七千,一個月進帳近近十二萬,那年代,不得了。那夜,我們三人喝得盡興,最後,還來一罎紹興酒。臨別,說了一個有趣的故事,梁小中的死對頭,入人皆知是真健士,一夜,兩個冤家又遇上了。「在酒店coffee shop碰到他,向我深深一鞠躬,中英並用,大意如此:『Mr Leung, You are right,你走了後,是我的損失 !』」擠眉弄眼,狀甚得意,可惜,小中哥獨有的這種鬼馬之態,如今已經看不到了。
(沈西城臉書2024年6月7日)
王璞回應
驚喜地讀到沈西城先生回憶梁小中先生的大作。梁先生是我的恩師,我一直懷念他,曾在一篇談香港專欄作家的論文中寫了他的傳奇,又寫過一篇回憶,試圖在逝水流年裡留下他卓犖不覊的蹤跡。現在把那篇文章貼在下面,再努力一次。
紅梅谷
直到今天我也沒去過紅梅谷。我知道它在香港新界,沙田與大圍之間的某個地方,如我在<紅梅谷>那篇小說裡提到的。我曾經乘車經過那個標有紅梅谷路標的路口,還曾從在一篇散文裡看到過有關它的描寫,卻從不曾在那裡下車。
人們總是下意識地要在心中保留一塊想像空間吧,要不,夢從哪裡來呢?
一九九零年,我在位於九龍灣的出租屋寫下<紅梅谷>那篇小說。那間房子一百三十呎。是我移民香港之後租住的第二間屋。房東是一對年輕夫婦。四百多呎的兩房一廳,他們自已住那間大點的,我住那間小點的。房間裡放一張單人床、一個簡易布衣櫥、和一張小方桌,就再沒走路的空間了,床到衣櫥和桌子之間的距離等於零。不過這比先前我在北角租的那間小屋已經大多了。而且它竟有兩面小窗,小方桌放到窗前,翻身起坐就可以直接坐在床邊寫稿。這種「坐息」方式是如此便利,以至於後來我有了大些的房子,臥室還是按這種模式裝修。
我工作的那間報社以五元錢的優惠價給僱員提供中餐和晚餐,這在牛腩河七元一碗的當時,要算相當實惠的福利了。何況每餐都有十來個菜供選擇,每天都有一個令人驚喜的主菜:油燜大蝦、烤乳鴿、咖喱炒蟹......我的上班時間是下午一點至晚上九點。我一直懷疑是我那位好心的頂頭上司特意給我排了這個班,以便我兩餐都可在公司解決。那位看上去冷口冷面的老作家,其實非常善解人意,我上班第一天到他面前領取了工作指示正待告退時,他從身上摸出張千元大鈔叫住我道:「報館月底才出糧,你先拿這錢去用著。」
我謝絕了他的好意,雖然囊中的確羞澀,不過我算了算,堅持到月底沒問題。因為除了花十多元買一瓶即溶咖啡(一瓶可衝二十五杯),和每天一支香蕉充當早餐外,我再沒其他消費了。從家裡到公司的路上有個區域圖書館,雖然小,裡面的藏書已令剛從內地來的我雀躍。有很多內地看不到的港臺出版物,以及在國內聞所末聞的翻譯小說和文史資料。我一到香港就上班,沒時間到處去逛,所以我對香港的瞭解,很多出自於圖書館裡那些介紹香港的書。葉靈鳳的《香江舊事》、龍飛立(高潔)的《創業奇才:蜚聲國際27人》,盧國沾的《話說填詞》等等,是我印象較深刻的。我幾乎天天去,圍著那幾個文化歷史、社會、文學的書櫃「掃櫃」。每天可借三本書。這樣,我連買書的錢也省下了。
當然,如此得來的香港印象,畢竟流於「書面」。我進報館後大約十多天,有一天主管副刊的副社長周石突然想考一下我的日語,弄來了一篇日語新聞要我當場譯出。那是一篇報導香港越南船民暴亂的長篇特寫,我倒是順當地譯好了交給他,但第二天他把我叫去,拿著那篇譯文對我道:「嗯,還可以。不過你對香港太不瞭解了。竟把『鴨俐洲』譯成『鴨舌島』,把『難民營』譯成『集中營』。在香港作報社這樣不行。以後你每天看一份英文報和一份中文報,這樣才能儘快瞭解香港。」
周先生是該報的創社功臣,早年寫詩也寫散文,後來輔佐老闆一拳一腳創立這份香港銷量第一的大報,所有的時間都在為報社忙,就再不寫東西了。他這人可算是「食人之祿忠人之事」的典範。他的策劃、組稿、版面編排和題目製作才能,在香港報界有口皆碑,尤善發現與培養作者,香港不少著名專欄作家都從他手下起步。如今活躍於兩岸三地的李碧華便是其中之一,聽說當年李碧華投稿副刊,周先生覺得她有才氣有潛質,便鼓勵她努力寫,她的第一個專欄就是周先生給她開的。
周先生不僅文字功夫好,有才,還特別勤力。他主持報紙,事事親力親為。新開的版面他往往親自編,編得上了軌道才交給下麵的編輯。我就是被聘來給他新開的旅遊版當助手的。有才的人脾氣大概都不好,先前的那個助手被他罵走了。所以介紹我來的朋友古劍先生為我捏一把汗,先打預防針道:「要是老頭子發脾氣,你別跟他計較哦!他人其實蠻好的。」但周先生只是不苟言笑,倒從沒罵過我,盡管不斷有人向他投訴我不慬廣東話、不慬劃版、不慬起題,據說都被他一句話擋了回去:「肯學就好。」
我進報社的的頭一個月只負責翻譯我這一版的稿件,把稿子弄齊了交給周先生劃版起題。有一天我把稿子交給他正要走,他卻叫住我道:「來,我教你劃版。」
說著便拿出張劃版紙,把我剛交他的稿子翻兩翻,撿定頭條,拿起筆就在劃版紙上劃了起來,口中唸唸有詞:「從上至下劃,先定頭條,再定二條,依其重要性一篇篇劃下去,每篇根據字數定出文字位元,留出插圖和題目位,因為正文一般動不了,題目和插圖較靈活,佔置大小可以依文字和調節而調節。所以報紙的題目要最後起啦。」
如此這般,不到十分鐘一個版面就劃好了。他抬起頭來問我:「會了嗎?」「會了。」的確,我後來到大學教傳媒寫作,教到編輯劃版,便是將周先生教我的那套程式如此這般地教學生的。
可惜我沒機會跟他學更多東西,幾個月之後的某日,他上著上著班突然倒了下來,送到醫院便一去不返。去世時只有五十多歲。
教我起題的是副刊主任梁小中先生, 亦即我上文提到的頂頭上司。
梁小中筆名石人,如今人們可能己經不熟悉這兩個名字了,可在五十至八十年代的香港報界, 這兩個名字都如雷貫耳,是一個報人傳奇,也是一個寫作人傳奇。我到報社那年他大約已年過六十了吧?出身內地某大學外文系的他,早年在廣西辨報,四九年來香港。在香港報界摸爬滾打了大半輩子,輔佐過不止一個老闆,救活過不止一張報紙。可惜他也跟周先生一樣,脾氣不好,尤其不肯受老闆的氣,一言不合,拔腿就走。據說他也曾自已創社辨報,但他的才是沃茲之才,不是喬布斯之才,搞不了商業經營,自已主持辨報就不成。某次自己辨報失敗後,他一賭氣索性回家單幹,靠寫專欄養活一家九口,竟將六個孩子都送到美國培養成了碩士博士。這在稿酬低物價高的香港,簡直是超人行徑。
據說張恨水當年一天寫八個小說專欄。梁先生每天要寫八到十個專欄,而且他不僅中英文底子深厚,三教九流也無所不通。因應不同報紙的不同風格和不同要求,他寫的專欄五花八門,從小說到雜文,從詩詞到食經。總之副刊的版他個個可以寫。此番《東方日報》老闆請他出山,就是讓他來擔綱主筆振興副刊,他每日上午九時便來上班,坐班十小時主持副刊編務之餘,還每日寫一篇社論,撰寫五六個專欄,分別是:小說、雜文、志異、歷史傳奇、食經,居然還有一個測字專欄,每天讓讀者報一個字來解析其命相運程。這欄目特別受歡迎,每天都收到一大堆讀者來信。
每天下午三點鐘,我們總會看到周先生走到梁先生的大班桌旁,在他對面坐下商談今日社論題目,兩個脾氣醜的人,卻是惺惺相惜,相敬如賓,他們聚談的光景使我想起一句古詩: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輕言細語的十來分鐘之後,周先生靜靜走了,梁先生靜靜拿張紙鋪在面前,奮筆疾書。大約十五到三十分鐘之後,他便招手叫傳稿員珍姐:「把這稿送給周生。」我們便知道,今天的社論出爐了。我們又見證了一次倚馬可待的寫作傳奇。
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我也步梁先生後塵成了爬格子動物。我沒他的才,奮發圖強的決心卻不比他小。梁先生是過來人,最是體恤民心,他知道我們大家都想掙外快,對編輯寫內稿取鼓勵政策。我編的旅遊版在我沒來之前,稿件基本上來自於編譯國外報刊的旅遊文章,譯者都是外面約的,水準參差,且時有脫稿現象。我來之後他便要我把這活全包下來,「一版兩三千字而已,稿費照算。」他說,「你有時間還可給其他版補稿。」
那時我們那張報紙號稱每日發行六十萬份,副刊陣容強大,共有十個版面:婦女、雜文、旅遊、世趣、小說、校園、兒童、食經……風水版,還有個美其名曰「開心樂園」的黃段子版。編輯稍稍能動筆者都在這些版面舞文弄墨。稿費自然要打點折扣,不過大家有時上班也開寫,梁先生對此睜隻眼閉隻眼,只要把自已的版編好了,他便放任自流。
那些稿子固然份屬通俗,檔次不高,但總歸是一種寫作,既能練筆又能來錢,對於愛好寫作、多年投稿無門的我,正所謂柳暗花明又一村。第一個月下來,我一看領到手的那張稿費支票,哇,四位數!相當於我月薪的三份之一哦!於是我一不作二不休,把世趣版的活也攪下一半。其他各版只要需稿救場,我便召之即來。
周先生教我劃版的第二天,我把劃好的版交給他起題。他剛作好頭條題,就有人十萬火急地請他去處理甚麼問題,他便匆匆把版往我手裡一塞道:「你請梁生教你起題吧,他起的題全港第一。我剛起的這個題還有不妥之處,你請他改改。」
我還記得周先生起題的頭條是一篇學童在泰國海灘練游泳的文章,我留了個通欄題位,他起了一主一副兩個題,副題我忘了,主題卻記得是:「今朝水中失黑旋,他年浪裡誇白條。」 我把周先生這話對梁先生說了,梁先生便接過我手裡的版道:「他起的題還用改?全香港他認了第二無人敢認第一啦。」
但他的目光還是聚焦在周先生那條題目上,沉吟著道:「典是用得好的,但上聯的確有點不妥。我們是草根報紙,要讓讀者一眼就看明白, 『失黑旋』失之穿鑿。起題還是盡量利用文章中的字句比較好,既省力,又易於切題。你看這篇文中有『只見孩子們一個個都象砰砣,下水就往下沉。』,不如改作『今日水中笑砰砣』,『朝』改作『日』,平仄就對了,但這也還是不太好,最好用個典跟下句的典對上,等下你再去想想。我們先來看看下面幾篇。」
於是,我又有幸親眼見識了一次起題的傳奇。只見梁先生拿起稿紙一張張翻過去,信手拿起旁邊一張紙,就在上面一二三四寫下它們的題目,口中象周先生般唸唸有詞:
「這篇是寫女警的,本港最近流行的一齣電影裡管女警叫警花,『警花出更日』就比『女警出更日』喜聞樂見對不?所以我們作老編的應當甚麼都慬,甚麼都關心;我喜歡對句,但這是作報紙不是作詩,要講究多姿多彩,那下面這一題就大白話一點吧:『我們去看紅嘴鴉』;哦,這一篇是講拉斯維加斯治安特好的,我們可以搞點怪,上面一條眉題:『這裡是拉斯維加斯』。下面主題:『老大在此,老千止步!』要讓人即使不看內文只看題也明白此文講甚麼。香港人管騙子叫老千, 老大一般指黑社會頭目,所以大家一看題就知道拉斯維加斯井然的社會秩序是怎麼回事。」
他突然停下來,把手中最後那張稿朝我一遞:「這篇你試試。」
「我?我不行我不行!」
「不行也得行,醜媳婦總要見公婆。」
我只好硬著頭皮拿起稿來看,他則在旁邊看錶:「兩分鐘,報紙是要搶時間的啦。」
那是一篇五百來字的短稿,因這天實在找不出甚麼好稿,時間又急,只好拿這篇講九華山一個道觀的來稿濫竽充數。文字和內容都找不出甚麼亮點。版面上留的題位卻有一大塊。我想了想,在紙上寫下一行題:「九華山上一道觀」。
梁先生拿起來湊到他那戴了老花鏡的眼睛底下一看,往桌上一扔,冷笑道:「這題和這文倒是棋鼓相當,廢話!」
但他立即又把那稿撈起來掃了兩眼,拿起筆來嗖嗖幾下,寫了八個字:「松下聽雨,山中聞道」。
「如何?」他天真而得意地一笑,「文中不是講他跟老道士聊了幾句嗎?又講是下雨天,所以這樣寫也不算太誇張啦。」
梁先生真是有大才的人,我總覺得他要是生逢其時,不需賣文養家活口,不把才能浪費在應付各種雜務專欄上,會出大作品,會成大氣候。有時我在編稿寫稿之餘,朝他那邊望過去,總能看到那個碩大的身軀偃伏在桌子上,花白的大頭突現於堆積如山的稿件和典藉之中。這時我本來就沉鬱的心,就變得更其沉重。不止是為他,也為自己。我想,他這麼大才尚且如此,以我這般平庸之才弱小之軀,這輩子一定連那張大班桌也走不到,就會倒斃在為稻粱謀的途中。
但梁先生畢竟是智者。周先生去世沒多久,有一天我們上班,看見那張大班桌後面的位置空著。我們被告知,梁先生請假去旅行了。又過了十幾天,我們被告知:他不會回來了。他移民加拿大了。他沒給任何人留下聯絡地址,只給報社留下了一個傳真號,每日傳送他還沒來得及收尾的連載小說,其他專欄都退了。
那個大班位空了好多天,每逢我朝那邊望去,恍惚中便好象看到一個決絕的背影,一種高貴的轉身。
前年某日,從香港某報驚聞梁先生仙逝。電告古劍兄時,他黯然片刻,突問我:「梁先生一本古詩集中有首詩是給你的,你知道嗎?」他跟著就把那首詩找出來傳給了我,是一首七言古詩:「贈阿璞:北地萍飄來異土,花容似見霜雪侵,憐才偶共年餘事,愈感紅顏有赤心。」
我一直竟不知他去了加拿大甚麼地方,冥冥中總覺得那地方叫紅梅谷,而將來某日,我也要去到那麼一個地方,自由地呼吸,讀書,寫作,找到自己的歸宿。
(王璞臉書2024年6月7日)
王璞:口頭禪 昨日談到梁小中先生,還有件事也應提一提。
梁先生脾氣不好,但他跟某些人正好相反,脾氣對上不對下,恃強不凌弱。至少他作我們上司時是這樣的。對我們工作也時有不滿,但最多就是冷嘲熱諷幾句。
有次他倒是對大家集體發過一次脾氣。那天我正好輪休,他召開編輯部會議,說近日副刊收到很多投訴,接着就氣呼呼把各版編輯一一數落一遍。我剛來一個月,還沒有獨立編版,只給周石社長編的旅遊版打下手,翻譯稿件。就信口問傳這事給我聽的同事:「還好我沒有版,沒罵我吧?」
「罵了。」她說,「罵得好搞笑。」
「甚麼?!」
「說你不思進取,到現在還只能翻譯,旅遊版還要靠周生劃版起題。還說你傲慢,不管他跟你說甚麼你都說『是嗎是嗎?』他學你的國語腔講這句話,像極了你,把大家都笑翻了。」
我一聽,頓時氣紅了臉。「是嗎」是我的口頭禪,並沒有質疑對方的意思。誰知竟會惹火了他,還把我當成笑柄。但同事下一段話卻讓我感動。
「他說好幾次他都氣得要拍枱:豈有此理!當然是啦!我會瞎講?但他怕你新來乍到受不了,只好忍住條氣。」
之後沒幾天,周先生和梁先生就教我劃版起題,讓我接下了旅遊版。而我從此也漸漸戒掉了「是嗎是嗎」的口頭禪,因為每次話到嘴邊就想起梁先生,趕緊打住。
(王璞臉書2024年6月8日)
這幾天,心緒不寧,總是想起梁小中,那就做一篇文章說說他吧!六十年代末,香港報界出現了一項奇蹟,一張銷路本來二、三千份的小報,不到半年,飆升至十二萬份,這張報紙叫做《中文星報》,他的總編輯便是梁小中。初期的《中文星報》只是翻譯母公司的《英文星報》,枯燥乏味,並未獲得大眾認知,老闆真健士改革,請了梁小中當總編輯,交以大權,自由發揮,銷路由是大好。為什麼《中文星報》會一下子暢銷起來?主要的關鍵是新聞不但搞得快而準,而且清晰翔實,人們一紙在手,盡知香港事。一雷天下響,洛陽紙貴,梁小中成為報界傳奇人物,有關他的傳聞,接連而至,什麼恃才傲物、放蕩不羈、桀傲不馴、難以相處……說個不停。那時候,我剛出道,還未去日本,在《中文星報》寫影評。編輯李文耀偶然也對我提起梁小中說:「我們的老總很有脾氣,要我們準時上班,不準時下班。你知道,幹我們這行,很難守時。」「你們的老總真有那麼兇?」我有點不相信。「騙你是烏龜!」李文耀十分的認真:「媽的,上班下班還要打卡呢!」原本還想託李大哥在《中文星報》謀個差事,一想,還是罷了。後來梁小中發火打真健士,離開了,另辦《先驅報》,先甜後苦,關門大吉。而《中文星報》在梁小中離開後,銷路跌穿谷底,終至賣盤與《星島報業》,由胡仙接手經營。
八十年代某天,倪匡帶我去見梁小中,地點是灣仔史釗域道同興樓。梁小中,只看外表,絕不像一個作家,大塊頭,起碼一百七十磅,加上個平頂頭,看來更像生意人。我坐下後,出乎意料之外的客氣,頻說「久聞大名」,這反而令我有點不好意思。他似乎知道我的來意,率先說:「你大概聽人說我脾氣很壞,對嗎?」我不答,反問:「是真的嗎?」「是!」爽快地點點頭:「對工作,我一向如此,朋友嘛,和藹非常。」梁小中廣西人,在桂林時候,已經在報館工作,二十歲,便當上總編輯。閒談中,扯到《中文星報》,搞得那麼好,為什麼會離開?梁小中虎眼一睜,骨碌的圓:「他媽的,我跟洋老闆打架!」我幾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香港打工的,一向順從老闆,哪有打老闆的!「我打的是鬼佬真健士,」梁小中臉上流露出得意的神色:「我跟他意見不合,吵起來,越吵越烈,一時火起,順手抓起枱面上的報紙,迎面向他擲過去,把那混蛋嚇了一大跳。」我問:「你不後悔?」「我這個人做事從不後悔,我告訴真健士我離開《星報》,是他的損失,絕對不是我的損失。」梁小中追憶往事,猶有餘怒。果如其言,《中文星報》很快就由十二萬跌至二萬。我問他:「離開《星報》,不是辦了《先驅報》嗎?」「對對對!」梁小中一聽《先驅報》,立馬興奮起來:「那份報紙是我個人辦的,銷路不錯,有四萬份。」那為什麼要結束?苦笑一下,道:「辦報我有門道,說到理財,我是一點概念都沒有。學人開印刷廠,結果變成兩頭不到岸。虧大本,只好破產。」人家破產睡不著,咱的小中哥,回到家裏,蒙頭大睡,天塌也不管。
面對報界天王,我下馬求道:「辦報紙創奇蹟,可有什麼秘訣?」「有!」梁小中蔽帚不自珍:「秘訣在於一個『盡』字,你有沒有新聞觸覺?遇到好新聞,你得去搶,人家做一版,你做夠三版,圖片、文字都要多,然後是起標題,要醒目吸引人,這樣三、四趟後,人家便會來買你的報紙!」問得興起,談到辦公室政治:「小中哥,如果在一個機構裏,有個上司處處制肘你,那該如何辦?」回答得非常妙:辦法只有兩個,一個請他走;一個是自己走。要請人走,自然自己要加倍努力做好工作,人家做四小時,我做八小時,這不是拍上司馬屁,而是要做好自己的聲譽。」我唯唯否否,反正成不了什麼老總,也就不放在心上。後來幸運地當上了《翡翠週刊》的老總,碰巧遇到周潤發自殺,我漏夜抽板,改寫新稿,配上圖片。翌日一個上午,十萬本售罄,這不是我的功勞,而是我傳承了小中哥的教誨。這時,我才領略到小中哥的厲害,他給我袋口裏,塞了鈔票。有麝自然香,小中哥不做老總、老闆,卻當上香港稿王,每天寫十七個專欄(倪匡遠不如他),一個專欄每月七千,一個月進帳近近十二萬,那年代,不得了。那夜,我們三人喝得盡興,最後,還來一罎紹興酒。臨別,說了一個有趣的故事,梁小中的死對頭,入人皆知是真健士,一夜,兩個冤家又遇上了。「在酒店coffee shop碰到他,向我深深一鞠躬,中英並用,大意如此:『Mr Leung, You are right,你走了後,是我的損失 !』」擠眉弄眼,狀甚得意,可惜,小中哥獨有的這種鬼馬之態,如今已經看不到了。
(沈西城臉書2024年6月7日)
王璞回應
驚喜地讀到沈西城先生回憶梁小中先生的大作。梁先生是我的恩師,我一直懷念他,曾在一篇談香港專欄作家的論文中寫了他的傳奇,又寫過一篇回憶,試圖在逝水流年裡留下他卓犖不覊的蹤跡。現在把那篇文章貼在下面,再努力一次。
紅梅谷
直到今天我也沒去過紅梅谷。我知道它在香港新界,沙田與大圍之間的某個地方,如我在<紅梅谷>那篇小說裡提到的。我曾經乘車經過那個標有紅梅谷路標的路口,還曾從在一篇散文裡看到過有關它的描寫,卻從不曾在那裡下車。
人們總是下意識地要在心中保留一塊想像空間吧,要不,夢從哪裡來呢?
一九九零年,我在位於九龍灣的出租屋寫下<紅梅谷>那篇小說。那間房子一百三十呎。是我移民香港之後租住的第二間屋。房東是一對年輕夫婦。四百多呎的兩房一廳,他們自已住那間大點的,我住那間小點的。房間裡放一張單人床、一個簡易布衣櫥、和一張小方桌,就再沒走路的空間了,床到衣櫥和桌子之間的距離等於零。不過這比先前我在北角租的那間小屋已經大多了。而且它竟有兩面小窗,小方桌放到窗前,翻身起坐就可以直接坐在床邊寫稿。這種「坐息」方式是如此便利,以至於後來我有了大些的房子,臥室還是按這種模式裝修。
我工作的那間報社以五元錢的優惠價給僱員提供中餐和晚餐,這在牛腩河七元一碗的當時,要算相當實惠的福利了。何況每餐都有十來個菜供選擇,每天都有一個令人驚喜的主菜:油燜大蝦、烤乳鴿、咖喱炒蟹......我的上班時間是下午一點至晚上九點。我一直懷疑是我那位好心的頂頭上司特意給我排了這個班,以便我兩餐都可在公司解決。那位看上去冷口冷面的老作家,其實非常善解人意,我上班第一天到他面前領取了工作指示正待告退時,他從身上摸出張千元大鈔叫住我道:「報館月底才出糧,你先拿這錢去用著。」
我謝絕了他的好意,雖然囊中的確羞澀,不過我算了算,堅持到月底沒問題。因為除了花十多元買一瓶即溶咖啡(一瓶可衝二十五杯),和每天一支香蕉充當早餐外,我再沒其他消費了。從家裡到公司的路上有個區域圖書館,雖然小,裡面的藏書已令剛從內地來的我雀躍。有很多內地看不到的港臺出版物,以及在國內聞所末聞的翻譯小說和文史資料。我一到香港就上班,沒時間到處去逛,所以我對香港的瞭解,很多出自於圖書館裡那些介紹香港的書。葉靈鳳的《香江舊事》、龍飛立(高潔)的《創業奇才:蜚聲國際27人》,盧國沾的《話說填詞》等等,是我印象較深刻的。我幾乎天天去,圍著那幾個文化歷史、社會、文學的書櫃「掃櫃」。每天可借三本書。這樣,我連買書的錢也省下了。
當然,如此得來的香港印象,畢竟流於「書面」。我進報館後大約十多天,有一天主管副刊的副社長周石突然想考一下我的日語,弄來了一篇日語新聞要我當場譯出。那是一篇報導香港越南船民暴亂的長篇特寫,我倒是順當地譯好了交給他,但第二天他把我叫去,拿著那篇譯文對我道:「嗯,還可以。不過你對香港太不瞭解了。竟把『鴨俐洲』譯成『鴨舌島』,把『難民營』譯成『集中營』。在香港作報社這樣不行。以後你每天看一份英文報和一份中文報,這樣才能儘快瞭解香港。」
周先生是該報的創社功臣,早年寫詩也寫散文,後來輔佐老闆一拳一腳創立這份香港銷量第一的大報,所有的時間都在為報社忙,就再不寫東西了。他這人可算是「食人之祿忠人之事」的典範。他的策劃、組稿、版面編排和題目製作才能,在香港報界有口皆碑,尤善發現與培養作者,香港不少著名專欄作家都從他手下起步。如今活躍於兩岸三地的李碧華便是其中之一,聽說當年李碧華投稿副刊,周先生覺得她有才氣有潛質,便鼓勵她努力寫,她的第一個專欄就是周先生給她開的。
周先生不僅文字功夫好,有才,還特別勤力。他主持報紙,事事親力親為。新開的版面他往往親自編,編得上了軌道才交給下麵的編輯。我就是被聘來給他新開的旅遊版當助手的。有才的人脾氣大概都不好,先前的那個助手被他罵走了。所以介紹我來的朋友古劍先生為我捏一把汗,先打預防針道:「要是老頭子發脾氣,你別跟他計較哦!他人其實蠻好的。」但周先生只是不苟言笑,倒從沒罵過我,盡管不斷有人向他投訴我不慬廣東話、不慬劃版、不慬起題,據說都被他一句話擋了回去:「肯學就好。」
我進報社的的頭一個月只負責翻譯我這一版的稿件,把稿子弄齊了交給周先生劃版起題。有一天我把稿子交給他正要走,他卻叫住我道:「來,我教你劃版。」
說著便拿出張劃版紙,把我剛交他的稿子翻兩翻,撿定頭條,拿起筆就在劃版紙上劃了起來,口中唸唸有詞:「從上至下劃,先定頭條,再定二條,依其重要性一篇篇劃下去,每篇根據字數定出文字位元,留出插圖和題目位,因為正文一般動不了,題目和插圖較靈活,佔置大小可以依文字和調節而調節。所以報紙的題目要最後起啦。」
如此這般,不到十分鐘一個版面就劃好了。他抬起頭來問我:「會了嗎?」「會了。」的確,我後來到大學教傳媒寫作,教到編輯劃版,便是將周先生教我的那套程式如此這般地教學生的。
可惜我沒機會跟他學更多東西,幾個月之後的某日,他上著上著班突然倒了下來,送到醫院便一去不返。去世時只有五十多歲。
教我起題的是副刊主任梁小中先生, 亦即我上文提到的頂頭上司。
梁小中筆名石人,如今人們可能己經不熟悉這兩個名字了,可在五十至八十年代的香港報界, 這兩個名字都如雷貫耳,是一個報人傳奇,也是一個寫作人傳奇。我到報社那年他大約已年過六十了吧?出身內地某大學外文系的他,早年在廣西辨報,四九年來香港。在香港報界摸爬滾打了大半輩子,輔佐過不止一個老闆,救活過不止一張報紙。可惜他也跟周先生一樣,脾氣不好,尤其不肯受老闆的氣,一言不合,拔腿就走。據說他也曾自已創社辨報,但他的才是沃茲之才,不是喬布斯之才,搞不了商業經營,自已主持辨報就不成。某次自己辨報失敗後,他一賭氣索性回家單幹,靠寫專欄養活一家九口,竟將六個孩子都送到美國培養成了碩士博士。這在稿酬低物價高的香港,簡直是超人行徑。
據說張恨水當年一天寫八個小說專欄。梁先生每天要寫八到十個專欄,而且他不僅中英文底子深厚,三教九流也無所不通。因應不同報紙的不同風格和不同要求,他寫的專欄五花八門,從小說到雜文,從詩詞到食經。總之副刊的版他個個可以寫。此番《東方日報》老闆請他出山,就是讓他來擔綱主筆振興副刊,他每日上午九時便來上班,坐班十小時主持副刊編務之餘,還每日寫一篇社論,撰寫五六個專欄,分別是:小說、雜文、志異、歷史傳奇、食經,居然還有一個測字專欄,每天讓讀者報一個字來解析其命相運程。這欄目特別受歡迎,每天都收到一大堆讀者來信。
每天下午三點鐘,我們總會看到周先生走到梁先生的大班桌旁,在他對面坐下商談今日社論題目,兩個脾氣醜的人,卻是惺惺相惜,相敬如賓,他們聚談的光景使我想起一句古詩: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輕言細語的十來分鐘之後,周先生靜靜走了,梁先生靜靜拿張紙鋪在面前,奮筆疾書。大約十五到三十分鐘之後,他便招手叫傳稿員珍姐:「把這稿送給周生。」我們便知道,今天的社論出爐了。我們又見證了一次倚馬可待的寫作傳奇。
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我也步梁先生後塵成了爬格子動物。我沒他的才,奮發圖強的決心卻不比他小。梁先生是過來人,最是體恤民心,他知道我們大家都想掙外快,對編輯寫內稿取鼓勵政策。我編的旅遊版在我沒來之前,稿件基本上來自於編譯國外報刊的旅遊文章,譯者都是外面約的,水準參差,且時有脫稿現象。我來之後他便要我把這活全包下來,「一版兩三千字而已,稿費照算。」他說,「你有時間還可給其他版補稿。」
那時我們那張報紙號稱每日發行六十萬份,副刊陣容強大,共有十個版面:婦女、雜文、旅遊、世趣、小說、校園、兒童、食經……風水版,還有個美其名曰「開心樂園」的黃段子版。編輯稍稍能動筆者都在這些版面舞文弄墨。稿費自然要打點折扣,不過大家有時上班也開寫,梁先生對此睜隻眼閉隻眼,只要把自已的版編好了,他便放任自流。
那些稿子固然份屬通俗,檔次不高,但總歸是一種寫作,既能練筆又能來錢,對於愛好寫作、多年投稿無門的我,正所謂柳暗花明又一村。第一個月下來,我一看領到手的那張稿費支票,哇,四位數!相當於我月薪的三份之一哦!於是我一不作二不休,把世趣版的活也攪下一半。其他各版只要需稿救場,我便召之即來。
周先生教我劃版的第二天,我把劃好的版交給他起題。他剛作好頭條題,就有人十萬火急地請他去處理甚麼問題,他便匆匆把版往我手裡一塞道:「你請梁生教你起題吧,他起的題全港第一。我剛起的這個題還有不妥之處,你請他改改。」
我還記得周先生起題的頭條是一篇學童在泰國海灘練游泳的文章,我留了個通欄題位,他起了一主一副兩個題,副題我忘了,主題卻記得是:「今朝水中失黑旋,他年浪裡誇白條。」 我把周先生這話對梁先生說了,梁先生便接過我手裡的版道:「他起的題還用改?全香港他認了第二無人敢認第一啦。」
但他的目光還是聚焦在周先生那條題目上,沉吟著道:「典是用得好的,但上聯的確有點不妥。我們是草根報紙,要讓讀者一眼就看明白, 『失黑旋』失之穿鑿。起題還是盡量利用文章中的字句比較好,既省力,又易於切題。你看這篇文中有『只見孩子們一個個都象砰砣,下水就往下沉。』,不如改作『今日水中笑砰砣』,『朝』改作『日』,平仄就對了,但這也還是不太好,最好用個典跟下句的典對上,等下你再去想想。我們先來看看下面幾篇。」
於是,我又有幸親眼見識了一次起題的傳奇。只見梁先生拿起稿紙一張張翻過去,信手拿起旁邊一張紙,就在上面一二三四寫下它們的題目,口中象周先生般唸唸有詞:
「這篇是寫女警的,本港最近流行的一齣電影裡管女警叫警花,『警花出更日』就比『女警出更日』喜聞樂見對不?所以我們作老編的應當甚麼都慬,甚麼都關心;我喜歡對句,但這是作報紙不是作詩,要講究多姿多彩,那下面這一題就大白話一點吧:『我們去看紅嘴鴉』;哦,這一篇是講拉斯維加斯治安特好的,我們可以搞點怪,上面一條眉題:『這裡是拉斯維加斯』。下面主題:『老大在此,老千止步!』要讓人即使不看內文只看題也明白此文講甚麼。香港人管騙子叫老千, 老大一般指黑社會頭目,所以大家一看題就知道拉斯維加斯井然的社會秩序是怎麼回事。」
他突然停下來,把手中最後那張稿朝我一遞:「這篇你試試。」
「我?我不行我不行!」
「不行也得行,醜媳婦總要見公婆。」
我只好硬著頭皮拿起稿來看,他則在旁邊看錶:「兩分鐘,報紙是要搶時間的啦。」
那是一篇五百來字的短稿,因這天實在找不出甚麼好稿,時間又急,只好拿這篇講九華山一個道觀的來稿濫竽充數。文字和內容都找不出甚麼亮點。版面上留的題位卻有一大塊。我想了想,在紙上寫下一行題:「九華山上一道觀」。
梁先生拿起來湊到他那戴了老花鏡的眼睛底下一看,往桌上一扔,冷笑道:「這題和這文倒是棋鼓相當,廢話!」
但他立即又把那稿撈起來掃了兩眼,拿起筆來嗖嗖幾下,寫了八個字:「松下聽雨,山中聞道」。
「如何?」他天真而得意地一笑,「文中不是講他跟老道士聊了幾句嗎?又講是下雨天,所以這樣寫也不算太誇張啦。」
梁先生真是有大才的人,我總覺得他要是生逢其時,不需賣文養家活口,不把才能浪費在應付各種雜務專欄上,會出大作品,會成大氣候。有時我在編稿寫稿之餘,朝他那邊望過去,總能看到那個碩大的身軀偃伏在桌子上,花白的大頭突現於堆積如山的稿件和典藉之中。這時我本來就沉鬱的心,就變得更其沉重。不止是為他,也為自己。我想,他這麼大才尚且如此,以我這般平庸之才弱小之軀,這輩子一定連那張大班桌也走不到,就會倒斃在為稻粱謀的途中。
但梁先生畢竟是智者。周先生去世沒多久,有一天我們上班,看見那張大班桌後面的位置空著。我們被告知,梁先生請假去旅行了。又過了十幾天,我們被告知:他不會回來了。他移民加拿大了。他沒給任何人留下聯絡地址,只給報社留下了一個傳真號,每日傳送他還沒來得及收尾的連載小說,其他專欄都退了。
那個大班位空了好多天,每逢我朝那邊望去,恍惚中便好象看到一個決絕的背影,一種高貴的轉身。
前年某日,從香港某報驚聞梁先生仙逝。電告古劍兄時,他黯然片刻,突問我:「梁先生一本古詩集中有首詩是給你的,你知道嗎?」他跟著就把那首詩找出來傳給了我,是一首七言古詩:「贈阿璞:北地萍飄來異土,花容似見霜雪侵,憐才偶共年餘事,愈感紅顏有赤心。」
我一直竟不知他去了加拿大甚麼地方,冥冥中總覺得那地方叫紅梅谷,而將來某日,我也要去到那麼一個地方,自由地呼吸,讀書,寫作,找到自己的歸宿。
(王璞臉書2024年6月7日)
王璞:口頭禪 昨日談到梁小中先生,還有件事也應提一提。
梁先生脾氣不好,但他跟某些人正好相反,脾氣對上不對下,恃強不凌弱。至少他作我們上司時是這樣的。對我們工作也時有不滿,但最多就是冷嘲熱諷幾句。
有次他倒是對大家集體發過一次脾氣。那天我正好輪休,他召開編輯部會議,說近日副刊收到很多投訴,接着就氣呼呼把各版編輯一一數落一遍。我剛來一個月,還沒有獨立編版,只給周石社長編的旅遊版打下手,翻譯稿件。就信口問傳這事給我聽的同事:「還好我沒有版,沒罵我吧?」
「罵了。」她說,「罵得好搞笑。」
「甚麼?!」
「說你不思進取,到現在還只能翻譯,旅遊版還要靠周生劃版起題。還說你傲慢,不管他跟你說甚麼你都說『是嗎是嗎?』他學你的國語腔講這句話,像極了你,把大家都笑翻了。」
我一聽,頓時氣紅了臉。「是嗎」是我的口頭禪,並沒有質疑對方的意思。誰知竟會惹火了他,還把我當成笑柄。但同事下一段話卻讓我感動。
「他說好幾次他都氣得要拍枱:豈有此理!當然是啦!我會瞎講?但他怕你新來乍到受不了,只好忍住條氣。」
之後沒幾天,周先生和梁先生就教我劃版起題,讓我接下了旅遊版。而我從此也漸漸戒掉了「是嗎是嗎」的口頭禪,因為每次話到嘴邊就想起梁先生,趕緊打住。
(王璞臉書2024年6月8日)
2024年6月2日 星期日
汪威廉:「五字今無敵」 憶伍俶先生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初期,台灣出版「部定大學用書」中的《大學國文選》,署名「伍俶、朱自清合編」。
與朱自清合編大學國文選
朱自清是早已過世的學者。伍俶到了台灣就任台灣大學教授,乃是胡適所說北京大學「可怕的學生」之一。伍先生的名氣雖然不及他的同學傅斯年、羅家倫等人,但也許在當時台大傅校長的心目中,他的文學修養,可與朱自清等量齊觀。事實上,以「叔儻」為字的伍先生,瀟灑倜儻,人與名同。他的政治色彩淡薄,也是個優點。而且,朱自清以散文見長,《背影》一文已達到「多一字太長、少一字太短」,可謂爐火純青(雖然最近有人認為此文違反交通規則,內容不算完美),詩人伍先生跟他配合,誠然相得益彰。
當年在台大講授詩詞還有戴君仁和鄭騫兩位先生。戴先生的著作《戴靜山先生全集》三冊,身後還有《戴君仁靜山先生年譜及學術思想之流變》專書。鄭先生的《清晝堂詩集》錄有一千一百十七首。二OO五年台大舉辦過「鄭因百先生百歲冥誕國際學術研討會」。也許伍先生離開台灣和去世的時間比較早,跟他們比較,資料少多了。他不但沒有「全集」,連一篇比較完整的傳記亦付缺如。怪不得初、增兩版的《民國人物大辭典》(河北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二OO七)都把他一九六六年謝世寫成一九六八年。因而,內地出版物都跟着錯下去。
伍先生的著作,只有一九六八年崇基學院中文系師生校友所組成的「華國學會」編印的《暮遠樓自選詩》線裝一卷,流傳不廣。此書收集五言及七言詩一百一十四首,又附《談五言詩》長文一篇,創作與詩話兼而有之。薄薄一冊,卻包羅了詩人畢生研究與寫作,尤其是五言詩的最佳成績。這對後世學子而言,不啻是一個小小的慰藉。
詩文別集錄有序跋是常事。只因伍先生跟鍾應梅先生有約,將來他的集子,「決不讓任何人……寫上任何一句話。」《自選詩》既用伍先生壬寅(一九六二年)舊稿《窮照錄自序》作序,鍾先生只能在卷末附加「出版說明」一頁。可見崇基人對伍先生的守信與敬重。
口占偶成 可吟可誦
我早就耳聞伍先生有「一日一詩」的習慣,是一位多產作家。《自選詩》所錄的數量實在太少了。其中以「雜詩」為題者有二十二首,約佔全書百分之二十。他為什麼喜用「雜詩」作題呢?原來詩與樂是互相配合的。因為文人五言詩跟音樂脫節,被歸入非正音之列而稱為「雜詩」。這個「雜」字說的是形式,不是內容,是五言詩的專用名詞。我們甚至可以說,魏晉詩人用「雜詩」為題者,多是五言,幾無例外。不過,現代人的看法,伍先生的「雜詩」,實乃無題。日常生活中,他一有感觸,立即記下,捕捉那瞬息即逝的實感與真情。依我個人的淺見,這些口占偶成可吟可誦的作品,正是他詩中的珠玉。在此選錄數首《雜詩》,以見一斑:
伍先生一方面有陶淵明那般淡泊豁達的心胸與氣度,另一方面又耿耿於懷,似乎對某些事有所執着:「細思數年來,賦詠不令缺。取視無佳篇,費神近自伐。」(《雜詩》)「在予且懷私,以此驗衰世。豈敢譏他人,賦罷深自愧。」(《雜詩》)「今來思一字,既得亦嫌謬;苦慮已費神,頭重心疑覆。」(《作詩思苦而未就賦此紀之》)以及「命筆以寫心,因深情轉匿;未能盡百一,遺恨終遙夕。」(《夜聞簫聲》)一輩子勤奮讀詩與教詩的他,當然對自己所寫的詩要求極高。難怪胡適要說:「叔儻的詩,是用氣力寫成的。他的詩印出來沒有?你請他寄一本給我。」(胡頌平語)遺憾的是,《自選詩》出版時,胡、伍兩先生已歸道山矣。
雖說自己是一個「簡陋空疏」的人,絕不熱中酬酢之事。不過,伍先生跟當時台灣詩壇名人如成惕軒、彭醇士、周棄子諸先生,倒有些「翰墨因緣」。在此錄出弔喪與題畫各一首,也許可說是廣義的「酬酢」之作:
再者,以懷舊與念情為主題的詩,也是少不了的:
這幾首代表作,雖不屬於纏綿哀痛一類,卻有一股淒清惋惜的氣息。三題是按照《自選詩》目次的先後而摘錄的。從內容上看,我想它們的時間與地點的排列是逆序而非順序。《團扇》有富士山與「靜子」的芳名,必是旅日時作。《舊事》中提到檳榔花,符合台灣氣候。最後那首,很像是從大陸渡海至台灣的語氣。可知生命中大陸、台灣、日本三個階段,至少有三個人乃詩人所縈繫於懷的。
有人說伍先生的詩有「隔句對」的特色。「逆序」排列與「隔句」語法是否可說是一種文學上的「邏輯」思維呢?
五言與楚辭血體相連
《談五言詩》文中,除了評論《古詩十九首》、蘇武、李陵詩、《孔雀東南飛》、王粲、劉楨,以及曹氏父子等名作及大家之外,最重要的,是他對五言詩起源的主張,以及將騷體賦譯成五言詩的「再創作」。
劉大杰《中國文學發展史》指出:「關於五言詩的起源,是文學史中一件最難解決的問題。而這問題的本身,在中國詩歌的發展史上,又極其重要。」「五言詩起源」這個問題,我們可以從兩方面來討論:一、五言詩在文學史上最早出現於什麼年代;二、五言詩的形式跟「四言」的《詩經》及「多言」的《楚辭》有什麼淵源關係?
關於五言詩最早出現的時間,歷代爭論從未停過。五四時期,梁啟超、陸侃如、馮沅君、羅根澤、徐中舒、朱偰,及日本鈴木虎雄諸人都加入辯論。當時「疑古派」佔了上風,結果認定漢初枚乘、李陵等人五言詩都是贋品,文人五言詩代表作《古詩十九首》的產生時間則遲至東漢末期。大多數上世紀編印的教科書就是這樣說的。
到了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有些人開始質疑「疑古派」的結論。趙敏俐、譚家健編《中國古代文學通論.先秦兩漢卷》(遼寧人民出版社,二OO五)一書,做了比較完整的報告。他們提出證據之犖犖大端者有:秦始皇時的《長城謠》可算是成熟的五言詩,漢初戚夫人的《舂歌》,除首句外,也是工整的五言詩,可見西漢文人已用五言形式寫詩了。東漢桓帝時秦嘉《贈婦詩》三首有模仿《古詩十九首》的影子,證明《古詩十九首》完成時期絕不會遲於桓帝在位。再者,《詩品》評說班固《詠史》五言詩「質木無文」乃不成熟作品,是後人的誤解。此處「文」字乃文風、文采之意,跟五言詩形式的成熟與否無關。同理,《詩品》另談兩晉的五言作品,有「理過其詞,淡乎寡味」及「皆平典似道德論」的句子,是針對內容而言,並非指魏晉時代五言詩還沒成熟。將來如果有新文獻、新材料的發現,我相信五言成詩時間愈推愈早是可預卜的。
至於第二點,即五言句式與《詩經》、《楚辭》的「血緣」關係,才是伍先生的關注所在。他寫道:「《離騷》怎樣產生的呢?要照詩人的句法,應該是:『曰若高陽,有苗裔兮。於皇皇考,維伯庸兮。』屈原覺得,這不免有點『文繁意寡』,就提起筆來,開頭就把他四句併成兩句,寫成:『帝高陽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我以為五言,亦是由同樣的道理產生的。一天,五言作者,忽然感到離騷實在太浮華了,何必加上這麼多空字眼,同時又比曹操早些發現出『兮』字的累贅,也提起筆來,專門取他中間重要的幾個字,寫成像下列的句子來:『帝高陽苗裔,朕皇考伯庸,攝提貞孟陬,庚寅我以降。』」
帶着輕鬆幽默的口吻,伍先生說出屈原創作動機只是為了避免「文繁意寡」之嫌。依此原則,他自己這段話,可謂文簡意深。固定於四言的《詩經》,篇幅短簡,着重反覆迴環的「旋律」。屈原的作品,字句長短不拘,結構複雜,擺脫一切約束與限制,實乃詩歌形式發展過程中的一個里程碑。蘇慧霜《騷體的發展與衍變:從漢到唐的觀察》(台北文津出版社,二〇〇七)指出:「騷體」乃「具備發展成為三言、五言、六言、七言,甚或樂府歌行的三三七言等句式的雛形」。但是,提到在形式上直接受到騷體影響的,她列舉一大堆:三言與樂府詩 、七言詩、以『九』名篇之作,其中獨缺五言詩。她的意見是,《詩經.召南.行露》中「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一連八句的五言,確有五言詩的雛形,不過,究竟《詩》或《騷》是五言詩的「直系親屬」,尚待進一步研究。
跟伍先生相差半個世紀,韓國學者申柱錫在《五言詩起源小考》寫道:「五言詩與《詩經》有關係,不但古人承認,今人也採如是觀……《詩經》對於五言詩的起源並無功勞,反倒阻止了漢代文人學習五言詩的進程。楚歌對於五言詩成長起了催化劑的作用。楚歌之辭基本上奇偶相間,以五言為基礎,加『兮』字,這就促進了詩由四言向五言發(展)。」(見《中國文化研究》第六輯,二OO五,韓國出版)可見伍先生還是有「知音」的。
五言詩與《楚辭》的淵源,是伍先生讀詩寫詩親身所領略與體會到的。不止於此,根據自己的理論,他曾經把漢、魏、六朝的騷體賦,譯成五言,作為實驗。最成功的例子,就是王粲《登樓賦》(刊於《自選詩》)。他下了結論:「五言實為騷體之本榦……楚辭不獨在思想上風調上與五言有密切關係,論修辭造句,學五言的,也不可不在楚辭上用功。楚辭,便是五言之經典。」如此看來,我們的詩人對這兩種韻文體裁確是情有獨鍾,見地獨特。他所深信不疑的是,五言與楚辭,非但血體相連,而且神貌酷似。
盼伍氏文集出版
有關伍先生的資料本來就少,拖延的時間愈久,整理就越加困難。近年來,我一直在留意收集。據我所知,他的作品,除了《自選詩》外,還有:《謝朓年譜》、《沈約年譜》、《憶孟真》、《敬悼胡適之先生》、《八代詩論》、《窮照錄》、《日本之漢詩》等文章、《國民讜論》(一九三八年主編雜誌)、《伍叔儻教授講義概要》(文心雕龍、蘇東坡、古詩十九首等札記,一九五四年東京印本),以及各類詩文散見於港、台、日與東南亞地區報章雜誌。最近網絡消息:有人編輯《伍叔儻集》一冊,將請錢谷融先生(他是伍先生在中央大學的學生)作序,尚無具體出版計劃。
至於伍先生的生平資料,大抵可分為下列幾類:甲、台灣出版的《傳記文學》在他去世那年刊登胡頌平《追憶伍叔儻先生》一文,內容頗豐。譬如說,在聖約翰那段日子,他跟錢基博「最為契合」,政界人物嚴家淦曾是他「班上的學生」,「他三十歲以後,每天規定要看西文的詩歌小說,四十年來,沒有間斷過」,和「很少人知道他的白話文寫得很美」等等,都是難得的資料。另有《朱家驊年譜》、《慕廬憶往:王叔岷回憶錄》等書只有間接提及;乙、家鄉溫州地方報刊有些紀念文章;丙、美國《世界日報》在二〇〇七年五月底三天連載金湘泉《懷念國學大師伍叔儻》記述他在日本的生活瑣事;丁、香港是他的最後講學之處,寫的人多一點,如《客座隨筆》、《香港作家懷舊》、《念人憶事:徐訏遺文選》,以及中文大學的刊物《綠水青山盡是詩:崇基的詩.詩的崇基》與《歲華:香港中文大學三十五年中國語言及文學系教師文藝作品集》都有第一手資料,但全是零散篇章。
伍先生離開大陸以後,到過的地方很多。香港是他晚年長期居住和長眠之地,朋友學生們不少。崇基學院設有伍先生紀念獎學金。但是,目前崇基或中文大學並沒有編纂出版伍先生全集或專書的計劃。香港人對伍先生的評價很高,說他「一生所表現的,徹頭徹尾是個詩人的真性……具有文學的靈魂,是一位純粹、夠格的『詩人學者』。」(容逋《客座隨筆.伍俶先生》語)尤其是五言詩,他是:「五字今無敵,孤行亦可傷。」(鍾應梅《伍叔儻先生謝世七年矣念之愴然有作》句)目下香港文風甚盛,人才輩出,如能登高一呼,發起兩岸四地甚至廣泛的華人世界共同編纂出版的合作計劃,將是文壇美事一樁了。
(作者是美國伊利諾大學退休教授。)
(《明報周刊》2011年3月號)
與朱自清合編大學國文選
朱自清是早已過世的學者。伍俶到了台灣就任台灣大學教授,乃是胡適所說北京大學「可怕的學生」之一。伍先生的名氣雖然不及他的同學傅斯年、羅家倫等人,但也許在當時台大傅校長的心目中,他的文學修養,可與朱自清等量齊觀。事實上,以「叔儻」為字的伍先生,瀟灑倜儻,人與名同。他的政治色彩淡薄,也是個優點。而且,朱自清以散文見長,《背影》一文已達到「多一字太長、少一字太短」,可謂爐火純青(雖然最近有人認為此文違反交通規則,內容不算完美),詩人伍先生跟他配合,誠然相得益彰。
當年在台大講授詩詞還有戴君仁和鄭騫兩位先生。戴先生的著作《戴靜山先生全集》三冊,身後還有《戴君仁靜山先生年譜及學術思想之流變》專書。鄭先生的《清晝堂詩集》錄有一千一百十七首。二OO五年台大舉辦過「鄭因百先生百歲冥誕國際學術研討會」。也許伍先生離開台灣和去世的時間比較早,跟他們比較,資料少多了。他不但沒有「全集」,連一篇比較完整的傳記亦付缺如。怪不得初、增兩版的《民國人物大辭典》(河北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二OO七)都把他一九六六年謝世寫成一九六八年。因而,內地出版物都跟着錯下去。
伍先生的著作,只有一九六八年崇基學院中文系師生校友所組成的「華國學會」編印的《暮遠樓自選詩》線裝一卷,流傳不廣。此書收集五言及七言詩一百一十四首,又附《談五言詩》長文一篇,創作與詩話兼而有之。薄薄一冊,卻包羅了詩人畢生研究與寫作,尤其是五言詩的最佳成績。這對後世學子而言,不啻是一個小小的慰藉。
詩文別集錄有序跋是常事。只因伍先生跟鍾應梅先生有約,將來他的集子,「決不讓任何人……寫上任何一句話。」《自選詩》既用伍先生壬寅(一九六二年)舊稿《窮照錄自序》作序,鍾先生只能在卷末附加「出版說明」一頁。可見崇基人對伍先生的守信與敬重。
口占偶成 可吟可誦
我早就耳聞伍先生有「一日一詩」的習慣,是一位多產作家。《自選詩》所錄的數量實在太少了。其中以「雜詩」為題者有二十二首,約佔全書百分之二十。他為什麼喜用「雜詩」作題呢?原來詩與樂是互相配合的。因為文人五言詩跟音樂脫節,被歸入非正音之列而稱為「雜詩」。這個「雜」字說的是形式,不是內容,是五言詩的專用名詞。我們甚至可以說,魏晉詩人用「雜詩」為題者,多是五言,幾無例外。不過,現代人的看法,伍先生的「雜詩」,實乃無題。日常生活中,他一有感觸,立即記下,捕捉那瞬息即逝的實感與真情。依我個人的淺見,這些口占偶成可吟可誦的作品,正是他詩中的珠玉。在此選錄數首《雜詩》,以見一斑:
誰謂生世短,不眠夜何長?誰謂生世長,又覺去日短……園林秋氣佳,無花亦無損。花落易感心,葉落感為淺。況乃蝶未知,時來慰晼晚。雙飛幸不留,過牆去已遠。上面這些五言詩看似散文,無一奇字奇句,卻無字無句不奇,任何增減非過即不及。他用最平淺質樸的文字,來表達深厚的感情與內涵。這便是文學藝術上成功的關鍵所在。
終日無所營,飲茶未嘗歇。徒使便溲多,何曾清思發。……
……浮雲四面來,忽忽日云暮。室黯易生思,起坐豈得住。暫安且賦詩,字留神已去。
夜倦思早眠,又恐未明起。日中已遼寂,四鄰況如死。在靜心益煩,車音轉可喜。正如食西瓜,最宜入沸水。外熱中若冰,始識玆味美。但覺世士愚,誰與語此理。此理亦尋常,作詩示來紀。
伍先生一方面有陶淵明那般淡泊豁達的心胸與氣度,另一方面又耿耿於懷,似乎對某些事有所執着:「細思數年來,賦詠不令缺。取視無佳篇,費神近自伐。」(《雜詩》)「在予且懷私,以此驗衰世。豈敢譏他人,賦罷深自愧。」(《雜詩》)「今來思一字,既得亦嫌謬;苦慮已費神,頭重心疑覆。」(《作詩思苦而未就賦此紀之》)以及「命筆以寫心,因深情轉匿;未能盡百一,遺恨終遙夕。」(《夜聞簫聲》)一輩子勤奮讀詩與教詩的他,當然對自己所寫的詩要求極高。難怪胡適要說:「叔儻的詩,是用氣力寫成的。他的詩印出來沒有?你請他寄一本給我。」(胡頌平語)遺憾的是,《自選詩》出版時,胡、伍兩先生已歸道山矣。
雖說自己是一個「簡陋空疏」的人,絕不熱中酬酢之事。不過,伍先生跟當時台灣詩壇名人如成惕軒、彭醇士、周棄子諸先生,倒有些「翰墨因緣」。在此錄出弔喪與題畫各一首,也許可說是廣義的「酬酢」之作:
鳴鐘動角不勝哀,我為當時惜此才。蝴蝶豈知人事改,又隨弔客獻花來。(《孟真之喪會者千人是日書所見》)
春晴旁清川,白日麗遠岫。方愛景氣佳,又厭暄寒驟。迴視壁上懸,令憶江南秀。湖雨水自生,山烟嶺如覆。動覺帆影飄,靜愛竹林茂。黃生信善畫,下筆天所授。居然移人情,妙能變物候。戶外與室中,使各異宇宙。……(《題黃君璧湖山烟雨圖》)
再者,以懷舊與念情為主題的詩,也是少不了的:
美人當秋立,贈我團團間。在初學圓月,月今扇上見。照此富士山,峰雪明於練。握翫不能已,夜熱且在面。揮之無暫停,因之增深戀。涼風縱搖枝,我心誓不變。……(《團扇詩酬靜子》)
舊事從頭我自知,大都不與夢相宜。覺來香氣清於麝,又是檳榔花發時。(《舊事一首》)
論情譬涉海,漸遠漸益深。常恐從玆去,回旋遂自沉……別離防永隔,相期重來尋。行當一年歸,敍此相思忱。萬一不我顧,永歎豈能禁?(《情詩》)
這幾首代表作,雖不屬於纏綿哀痛一類,卻有一股淒清惋惜的氣息。三題是按照《自選詩》目次的先後而摘錄的。從內容上看,我想它們的時間與地點的排列是逆序而非順序。《團扇》有富士山與「靜子」的芳名,必是旅日時作。《舊事》中提到檳榔花,符合台灣氣候。最後那首,很像是從大陸渡海至台灣的語氣。可知生命中大陸、台灣、日本三個階段,至少有三個人乃詩人所縈繫於懷的。
有人說伍先生的詩有「隔句對」的特色。「逆序」排列與「隔句」語法是否可說是一種文學上的「邏輯」思維呢?
五言與楚辭血體相連
《談五言詩》文中,除了評論《古詩十九首》、蘇武、李陵詩、《孔雀東南飛》、王粲、劉楨,以及曹氏父子等名作及大家之外,最重要的,是他對五言詩起源的主張,以及將騷體賦譯成五言詩的「再創作」。
劉大杰《中國文學發展史》指出:「關於五言詩的起源,是文學史中一件最難解決的問題。而這問題的本身,在中國詩歌的發展史上,又極其重要。」「五言詩起源」這個問題,我們可以從兩方面來討論:一、五言詩在文學史上最早出現於什麼年代;二、五言詩的形式跟「四言」的《詩經》及「多言」的《楚辭》有什麼淵源關係?
關於五言詩最早出現的時間,歷代爭論從未停過。五四時期,梁啟超、陸侃如、馮沅君、羅根澤、徐中舒、朱偰,及日本鈴木虎雄諸人都加入辯論。當時「疑古派」佔了上風,結果認定漢初枚乘、李陵等人五言詩都是贋品,文人五言詩代表作《古詩十九首》的產生時間則遲至東漢末期。大多數上世紀編印的教科書就是這樣說的。
到了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有些人開始質疑「疑古派」的結論。趙敏俐、譚家健編《中國古代文學通論.先秦兩漢卷》(遼寧人民出版社,二OO五)一書,做了比較完整的報告。他們提出證據之犖犖大端者有:秦始皇時的《長城謠》可算是成熟的五言詩,漢初戚夫人的《舂歌》,除首句外,也是工整的五言詩,可見西漢文人已用五言形式寫詩了。東漢桓帝時秦嘉《贈婦詩》三首有模仿《古詩十九首》的影子,證明《古詩十九首》完成時期絕不會遲於桓帝在位。再者,《詩品》評說班固《詠史》五言詩「質木無文」乃不成熟作品,是後人的誤解。此處「文」字乃文風、文采之意,跟五言詩形式的成熟與否無關。同理,《詩品》另談兩晉的五言作品,有「理過其詞,淡乎寡味」及「皆平典似道德論」的句子,是針對內容而言,並非指魏晉時代五言詩還沒成熟。將來如果有新文獻、新材料的發現,我相信五言成詩時間愈推愈早是可預卜的。
至於第二點,即五言句式與《詩經》、《楚辭》的「血緣」關係,才是伍先生的關注所在。他寫道:「《離騷》怎樣產生的呢?要照詩人的句法,應該是:『曰若高陽,有苗裔兮。於皇皇考,維伯庸兮。』屈原覺得,這不免有點『文繁意寡』,就提起筆來,開頭就把他四句併成兩句,寫成:『帝高陽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我以為五言,亦是由同樣的道理產生的。一天,五言作者,忽然感到離騷實在太浮華了,何必加上這麼多空字眼,同時又比曹操早些發現出『兮』字的累贅,也提起筆來,專門取他中間重要的幾個字,寫成像下列的句子來:『帝高陽苗裔,朕皇考伯庸,攝提貞孟陬,庚寅我以降。』」
帶着輕鬆幽默的口吻,伍先生說出屈原創作動機只是為了避免「文繁意寡」之嫌。依此原則,他自己這段話,可謂文簡意深。固定於四言的《詩經》,篇幅短簡,着重反覆迴環的「旋律」。屈原的作品,字句長短不拘,結構複雜,擺脫一切約束與限制,實乃詩歌形式發展過程中的一個里程碑。蘇慧霜《騷體的發展與衍變:從漢到唐的觀察》(台北文津出版社,二〇〇七)指出:「騷體」乃「具備發展成為三言、五言、六言、七言,甚或樂府歌行的三三七言等句式的雛形」。但是,提到在形式上直接受到騷體影響的,她列舉一大堆:三言與樂府詩 、七言詩、以『九』名篇之作,其中獨缺五言詩。她的意見是,《詩經.召南.行露》中「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一連八句的五言,確有五言詩的雛形,不過,究竟《詩》或《騷》是五言詩的「直系親屬」,尚待進一步研究。
跟伍先生相差半個世紀,韓國學者申柱錫在《五言詩起源小考》寫道:「五言詩與《詩經》有關係,不但古人承認,今人也採如是觀……《詩經》對於五言詩的起源並無功勞,反倒阻止了漢代文人學習五言詩的進程。楚歌對於五言詩成長起了催化劑的作用。楚歌之辭基本上奇偶相間,以五言為基礎,加『兮』字,這就促進了詩由四言向五言發(展)。」(見《中國文化研究》第六輯,二OO五,韓國出版)可見伍先生還是有「知音」的。
五言詩與《楚辭》的淵源,是伍先生讀詩寫詩親身所領略與體會到的。不止於此,根據自己的理論,他曾經把漢、魏、六朝的騷體賦,譯成五言,作為實驗。最成功的例子,就是王粲《登樓賦》(刊於《自選詩》)。他下了結論:「五言實為騷體之本榦……楚辭不獨在思想上風調上與五言有密切關係,論修辭造句,學五言的,也不可不在楚辭上用功。楚辭,便是五言之經典。」如此看來,我們的詩人對這兩種韻文體裁確是情有獨鍾,見地獨特。他所深信不疑的是,五言與楚辭,非但血體相連,而且神貌酷似。
盼伍氏文集出版
有關伍先生的資料本來就少,拖延的時間愈久,整理就越加困難。近年來,我一直在留意收集。據我所知,他的作品,除了《自選詩》外,還有:《謝朓年譜》、《沈約年譜》、《憶孟真》、《敬悼胡適之先生》、《八代詩論》、《窮照錄》、《日本之漢詩》等文章、《國民讜論》(一九三八年主編雜誌)、《伍叔儻教授講義概要》(文心雕龍、蘇東坡、古詩十九首等札記,一九五四年東京印本),以及各類詩文散見於港、台、日與東南亞地區報章雜誌。最近網絡消息:有人編輯《伍叔儻集》一冊,將請錢谷融先生(他是伍先生在中央大學的學生)作序,尚無具體出版計劃。
至於伍先生的生平資料,大抵可分為下列幾類:甲、台灣出版的《傳記文學》在他去世那年刊登胡頌平《追憶伍叔儻先生》一文,內容頗豐。譬如說,在聖約翰那段日子,他跟錢基博「最為契合」,政界人物嚴家淦曾是他「班上的學生」,「他三十歲以後,每天規定要看西文的詩歌小說,四十年來,沒有間斷過」,和「很少人知道他的白話文寫得很美」等等,都是難得的資料。另有《朱家驊年譜》、《慕廬憶往:王叔岷回憶錄》等書只有間接提及;乙、家鄉溫州地方報刊有些紀念文章;丙、美國《世界日報》在二〇〇七年五月底三天連載金湘泉《懷念國學大師伍叔儻》記述他在日本的生活瑣事;丁、香港是他的最後講學之處,寫的人多一點,如《客座隨筆》、《香港作家懷舊》、《念人憶事:徐訏遺文選》,以及中文大學的刊物《綠水青山盡是詩:崇基的詩.詩的崇基》與《歲華:香港中文大學三十五年中國語言及文學系教師文藝作品集》都有第一手資料,但全是零散篇章。
伍先生離開大陸以後,到過的地方很多。香港是他晚年長期居住和長眠之地,朋友學生們不少。崇基學院設有伍先生紀念獎學金。但是,目前崇基或中文大學並沒有編纂出版伍先生全集或專書的計劃。香港人對伍先生的評價很高,說他「一生所表現的,徹頭徹尾是個詩人的真性……具有文學的靈魂,是一位純粹、夠格的『詩人學者』。」(容逋《客座隨筆.伍俶先生》語)尤其是五言詩,他是:「五字今無敵,孤行亦可傷。」(鍾應梅《伍叔儻先生謝世七年矣念之愴然有作》句)目下香港文風甚盛,人才輩出,如能登高一呼,發起兩岸四地甚至廣泛的華人世界共同編纂出版的合作計劃,將是文壇美事一樁了。
(作者是美國伊利諾大學退休教授。)
(《明報周刊》2011年3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