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鄧鍵一、馬傑偉、梁款
圖：葉漢華
編輯：蔡曉彤
【明報專訊】黃洋達（阿達）是編劇，也是財經小說《金融刺客》和《金錢師》的作者。財經小說四個字，在這個國際金融中心，十分陌生，粗略回顧，梁鳳儀已經是上一個耳熟能詳的財經小說作者。當年自信爆棚的香港本位、北進想像，幻想香港的商界翹楚可以在神州大地呼風喚雨。演進至今日，變成了阿達筆下小說角色葉森口中「所有廢話都可以偽裝成真理」的地產金融霸權故事，目標再不是揮軍北上，而是要整治本地財閥。
阿達1979年出世，六四、移民潮，他都有印象，依稀知道在大陸上街遊行會搞出人命，班上會有同學退學移民。2001年浸會大學電影系畢業那年頭，電影業日漸萎縮、電視台不思進取，他仍然大膽投身編劇創作，一直工作至今。電影《72家租客》、《Laughing Gor之變節》；電視劇《衝上雲霄》他都有份參與。
香港新聲「文化代言人」的銜頭，阿達愧不敢當。但是，對世代這回事，他有自覺﹕「我們這個年紀的人，八十年代出世的人，走不了的。離開（移民）這回事，我們覺得很陌生。上一輩人跟我們不同，他們在香港土生土長，卻曾經放棄這個地方，或萌生過離開的念頭，後來又突然一一回來，繼續霸住個位。我們經歷過這個時期，看他們走了又回來，對香港的看法，應該跟他們不一樣。」
跪拜中國
雖然大學主修電影，是所謂的「學院派」，但阿達知道要入行，紅褲子系統才算正路。還未畢業，他已經參與製作陳果的《細路祥》，幫手執頭執尾，只收車馬費。但是，畢業碰911，電影業界沉淪，他不得不另覓出路。在杜國威的引薦下，他加入了TVB訓練班，開始了編劇事業。兩年後，重投電影界，繼續做編劇。如是者，不斷在電視和電影之間的旋轉門來來往往。
阿達於後九七初期入行，那時合拍劇、合拍片的苗頭初現。初來到，他已經要學習與時並進，跟中國的審查制度周旋﹕「我創作過一個關於吳越爭霸，講越王臥薪嘗膽的故事，審批回覆卻指故事中的越王機心太重。我很疑惑，越王怎樣可以光明磊落地臥薪嘗膽呢？又或者，一個無關痛癢的鏡頭，無意間拍攝到很遠處某位幹部的大廈單位，原來是泄漏國家機密。」
無論中國的審批制度如何光怪陸離，龐大的市場總叫人垂涎三尺。以往討論的北進想像，是強勢輸出香港文化，今天現實卻是，香港的電影創作者紛紛朝北看，迎合內地市場，變得愈來愈沒有自信﹕「以前新藝城的年代，香港戲根本沒有考慮過拍畀咩人睇，我們自己覺得好睇就去拍。以前的香港戲也賣到東南亞，以至全球的華人市場，但我們也沒有考慮過他們的品味喜好是什麼。以前我們覺得什麼好笑好睇，就去教其他人什麼是好笑什麼是好睇。一直以來，香港都行得好前。
「現在，我們時時刻刻都在猜度中國眾觀的品味，例如，以前有人認為如果要將香港2005年的潮流放到大陸，可能稍為退到2004年的品味水平，他們已經接受或者追趕得到，但現在的情是，我們一下子退到了九十年代的品味水平來迎合他們。」
「如果說這是面向中國，實在面向得滯，有少少跪拜中國。」
「現在的人常常說上海會在文化上超越香港，我經常來往上海，很奇怪，人行街唔會讓路、搭地鐵唔會排隊，這個社會，居然會在文化上超越香港？簡直是不可思議。」阿達認為香港仍有優勢，只是自信心動搖了。
香港有沒有前進過？
阿達不止一次強調，他根本擔當不了什麼文化代言人。二十年前，是徐克、曾志偉；二十年後，仍然是徐克、曾志偉。縱然有新人進進出出，但擔大旗的人，分別不大，都是以前的大佬。港產片的黃金時期，把阿達招攬進入了電影電視行業。在他心目中，九七前的九十年代，是香港電影最燦爛最精緻的日子。那個時候，徐克踏入了高峰、關錦鵬大熟大勇、王家衛鋒芒嶄露，是港產片的收成期。香港電影，曾經有很多可能性。
回看以前，對照今天，阿達慨嘆，香港的創作很久沒有前進過﹕「北望神州後，香港就是跟隨大陸的品味，香港本身沒有行前過。現在的中國需要那個時候香港的品味，香港電影人就把八十年代那一套創作方式複製到中國，只是由粵語變為國語。」
當然，近年不少合拍片資金較強、製作規範較大；此外，以香港口味為本的港片產量減少，但劇本、製作較精緻，亦有小量的創新嘗試。但整體而言，多元性、本土性、文化活力不及八十年代中後期及九十年代初。
「本地市場也差不多，《學警狙擊》跑出了Laughing哥，其實謝天華只是演繹九十年代他飾演蠱惑仔那種戲味，讓大家發覺，原來我們已經很久沒有睇過蠱惑仔戲。所以，當時邱禮濤跟我和一眾編劇構思《Laughing Gor之變節》的時候，已經很有意識地把九十年代的蠱惑仔戲、爛仔戲，再拍一次。到構思《72家租客》的時候，我們把香港久違的新藝城式胡鬧、喧嘩、大堆頭的喜劇，放膽複製一次，又work！」
《72家租客》大收，卻令阿達感到一點困惑﹕「我自己八十年代都是看這些，其實係咪真係咁好笑？」現在的中國需要以前的港產片，老橋段老點子在當下香港翻炒再翻炒，又仍然有味。阿達認為，所謂文化代言人，仍然是「佢」，不是「我」。
阿達口中的「佢」，曾經開創了香港流行文化的黃金時代，也給今天的香港流行文化設下了各種規限。今天的創作，「佢」會認為，有很多題材「唔做得」﹕「香港很缺乏關於社會議題的電視電影作品，即使有，例如《天水圍的日與夜》，也很低budget。佢認為香港market接受不了社會議題的作品，唔好搞。但是，為什麼《告白》會在香港大收？難道香港人關心日本的教育問題多於香港的教育問題嗎？其實，佢不是沒有做過社會議題，新浪潮做過、甘國亮做過、電視做過、電影做過。但是，佢不做的時候，整個行業好似冇人做，也很難做。」
同樣，阿達嘗試創作財經犯罪的故事，也吃過閉門羹﹕「他們覺得，財經犯罪咁複雜，唔好搞。拍財經犯罪不如拍番警匪片，槍殺人，搶黃金，觀眾一睇就明。」因此，他只能在《明報》默默耕耘，寫成了《金融刺客》和《金錢師》。以銷量而言，說不上大收旺場，但小說一印再印，至少證明了，這個題材在香港有market。他希望先在流行小說打開新路。畢竟一代有一代的聲音。沒理由在九七後影視低潮時放棄本土文化創新。
阿達在電視圈工作，卻不諱言今天本地電視劇脫離生活，缺乏精工。由於產量高、成本控制嚴，罐頭情節大派用埸，舊橋用完再用，但求過骨，不求甚解。例如大結局經常出現「燒食」之類的場面，為的是方便多位角式出場；又例如親朋戚友多住隔籬左右，方便偷聽、撞破。今日的無劇集，被網民稱為「膠劇」，更在香港網絡大典羅列出無線劇集常用情節，例如「阻止敵人的最後一招是抱腿，而抱腿的結果一般都是壯烈犧牲」、「一班人逃走時，總有一人會拗柴，然後說﹕我唔得喇」、「閉關練功的時候一般會出事」、「老爺之角色死亡率為100%，老太/奶奶之角色則長命百歲」。訪問前，我們互相傳閱一篇TVB追擊報道，《南方都市報》的特稿，叫「TVB電視人的生存狀態」，力指無電視故步自封，機構運作愈來愈工業化、工資低、工時長、員工士氣低落，創作劇集流水作業，成本受限，製作條件拮据，已失去舊日與港人同呼吸的感應。我們問阿達這篇文章有否誇張；他說文章所指，他不感到陌生。
香港有沒有Woody Allen？
九十年代有一段時間，不少香港導演義無反顧「勇闖荷李活」。今時今日，同一批人，義無反顧擁抱中國。九七前，他們嘗試投入跨國體系的懷抱；九七後，他們嘗試討好龐大的國內潛在市場。相對於年輕一輩，他們其實很少花心思細味自己親手打造的香港流行文化。阿達在香港電影充滿自信的時期成長，在香港電影開始放棄自我的時間入行，對香港文化，他憂心，正因為憂心，他覺得更應該認清自己，拿出自信﹕「Woody Allen是一個很好的例子，Woody Allen不會諗人點睇，不會考慮觀眾是否睇得明。他覺得自己係New Yorker，覺得New York好正，就拍New York，觀眾自然會睇。我覺得香港人現在欠缺的正正是這種文化自信。」尤其是，當市場上充斥《全城戒備》、《摘星之旅》之類的偽港產片、偽香港劇的時候，阿達這番「回歸港產、提升港產」的說話，特別啱聽。
香港流行文化，唔好死！
李惠銘（中大文化研究三年級生）
【明報專訊】在訪問過程中，我感受到阿達對香港流行文化的信心，他認為這個圈子仍有實力和創意，只是參與者不夠自信。我聽有點驚訝，因為一個親身經驗到內行限制的insider，竟然如此樂觀，顯然不相信「港產片已／會死」。
我等「八五後」青年，在流行文化質素和影響不斷下滑的處境中成長。上一代說的什麼電視經濟很強勢、樂壇百花齊放、港產片充滿活力，我們統統沒有經驗過。我甚至懷疑，那個時代是真的金光璀璨，還是純屬上一代的懷舊。
誰能跑出，擔當他們的角色？
今天，馬傑偉、吳俊雄說香港有新的文化代言人，彭麗君說後九七港產片不斷掙扎，但黃昏未晚。我們卻不敢樂觀﹕曾志偉、劉德華提攜了多少新人，但誰人能跑出，擔當他們的角色？亞視股權和管理層變了又變，每次學者都說「帶來新氣象」，但換來的只是一次又一次的鬧劇和失望。唱片公司挑戰電視台和K場霸權，我們拍手叫好，拍到累了仍未見進展。工業體制和文化政策五十年不變（或變得更糟），政府（以及不少業內人士和觀眾）仍然信奉積極不干預，只提供小恩小惠式的資助和貸款，致獨立景觀幾乎只有學者和主事者才尋找得到。面向中國市場，創作人又怎樣自處……
說着說着，好像新的舊的也無法給人希望。然而，每當我憶起很多港產電影和流行曲對我成長的影響和箇中共鳴，我仍會很阿Q的想﹕香港流行文化，唔好死！
（原刊二０一０年十一月十四日《明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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