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後一位掌故大家

最後一位掌故大家
蔡登山

此次來港，除參加張愛玲研討會外，最主要是與高伯雨的後人見面。近來涉獵晚清及民國史料，看了數百篇高伯雨發表在香港雜誌的文章，或長篇大論，或雋永隨筆，筆底波瀾，令人嘆服！難怪香港老報人羅孚（柳蘇）稱讚高氏說：「對晚清及民國史事掌故甚熟，在南天不作第二人想。」而編輯家林道群也讚曰：「高伯雨一生為文自成一家，他的『隨筆』偏偏不如英國的 essay，承繼的是中國的傳統，溶文史於一，人情練達，信筆寫人記事，俱是文學，文筆之中史識俯拾皆是。」這是高伯雨的高妙處，也是他獨步前人之處。

一般說起「掌故」，無非是「名流之燕談，稗官之記錄」。但掌故大家瞿兌之對掌故學卻這麼認為：「通掌故之學者是能透徹歷史上各時期之政治內容，與夫政治社會各種制度之原委因果，以及其實際運用情狀。」而一個對掌故深有研究者，「則必須對於各時期之活動人物熟知其世襲淵源師友親族的各族關係與其活動之事實經過，而又有最重要之先決條件，就是對於許多重複參錯之瑣屑資料具有綜核之能力，存真去偽，由偽得真……」。能符合這個條件的掌故大家，可說是寥寥無幾，而高伯雨卻可當之無愧。

高伯雨（ 1906-1992）原名秉蔭，又名貞白，筆名有林熙、秦仲龢、溫大雅等二十五個之多。廣東澄海人，祖父高滿華在清道光年間南渡暹羅（泰國）經商辦企業，在新、馬、泰和廣州、汕頭都有商舖分號，富甲一方。父親高學能（舜琴）是清末戊子（ 1888年）舉人，和丘逢甲同科，後無意仕途，隻身前往日本經商，幾經奮鬥，遂成日本關東地區舉足輕重的華僑巨賈。高伯雨是高學能的第六子，出生於香港文咸西街高家經營的元發行，四歲喪父，長兄高繩之（秉貞）只顧着發展自己的自來水公司和電話等業務，無暇打理父親的生意，一九一三高繩之又病逝，高家事業後繼無人便日走下坡。一九一三年高伯雨在廣州公益中學的附小讀書，後又轉德才女子學校，再轉覺覺小學。（高伯雨於一九七四年寫《聽雨樓回想錄》在《波文月刊》連載五期，後因雜誌停刊，文章亦告歇筆。三萬餘字才寫到小學尚未畢業，若能完成，其內容豐富當可期也。）一九二三年高伯雨入澄海中學，一九二六年六月中學畢業，到日本東京打算投考早稻田大學，九月遭逢母喪，即返廣州奔喪。一九二八年冬，他赴英國讀書，攻讀英國文學，一九三二年未修完學業而回國。先後任職於上海中國銀行及南京外交部。抗戰爆發後抵香港，直至逝世。在港期間，他編過晚報副刊，為報紙寫過稿，也開過畫展（因他曾隨溥心畬習畫，從楊千里習篆刻），更辦過文史刊物《大華》雜誌。但終其一生，可說寫稿為生，一寫就是五十多年，他曾自嘲為「稿匠」。據保守估計他一生所寫文字當有千萬字之多。

然而令人遺憾的是，如此龐大的著作，最後結集出版的只有以「聽雨樓」命名的文集五種（一九九八年遼寧教育出版社出版的《聽雨樓隨筆》，還在高氏去世之後），及以秦仲龢為名翻譯的《紫禁城的黃昏》和《英使謁見乾隆紀實》。其他還有幾種雜著，如《乾隆慈禧陵墓被盜記》、《中國歷史文物趣談》、《春風廬聯話》、《歐美文壇逸話》等，但都是戔戔小冊。高伯雨自己曾說，他曾先後三次編選隨筆，都因為出版社解散或稿件遺失而未能出版，「三次受厄，可謂奇遇」。一九九一年，在香港作家小思的幫助下，他的子女自費幫他出版了新版的《聽雨樓隨筆》，這也是他生前的最後一部文集。次年一月二十四日，他遽歸道山了。

高伯雨由於他特殊的經歷，他寫的許多事，都是自己親耳聽聞，或親身感受的，再加上他獨特的文筆思路，雖舊人舊事卻寫得意興飛揚，靈動異常。而他腹笥極廣，檔案筆記無所不讀，可說是無一字無來歷，無一事無根據。過人的才情和過人的史識，構成了高伯雨文字氣度嫻雅的底色，信而有徵，讀來有味。難怪瞿兌之說高伯雨的書「必定是讀者所熱烈歡迎的」，「讀之唯恐其易盡，恨不得一部接一部迅速問世，才能滿足我們的貪欲。」同為寫掌故和隨筆，高伯雨與徐珂、黃秋岳、鄭逸梅、劉成禺、汪東、徐一士、瞿兌之、高拜石和後來的高陽等人相比，無疑是最好的之一。而時代的劇變，也使得他成為「最後一位掌故大家」，後無來者了。

記得高伯雨在辦《大華》雜誌時，催生包天笑寫《釧影樓回憶錄》，逐期在《大華》連載，最後並為他出單行本。這為包天笑耄耋多病的晚年，贏得不少慰安；而《釧影樓回憶錄》正續兩大冊，也為文壇留下珍貴的史料。高伯雨的高情厚誼，誠屬不可多得。如今斯人已逝多年，面對他珍貴的遺稿，實應有人來加以整理出版，這或許是懷念他最好的一個方式。

（原刊二０一０年十月三十一日《蘋果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