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子善
羅孚先生是香港報人、作家，但我認識他卻在北京，時在一九八七年十月間，也即他蟄居北京的第五年。
那年北京魯迅博物館舉辦「魯迅周作人比較研究學術研討會」，大概因為我已輯印了《知堂雜詩抄》（一九八七年一月岳麓書社初版），又在編選《知堂集外文．〈亦報〉隨筆》，因此應邀參加。這是改革開放以後首次周氏兄弟學術研討會，也是迄今為止唯一的一次。正是在這個研討會上，我出乎意料地發現與會者中有羅孚先生，一位目光炯炯、笑容可掬的和藹老人。
羅先生在會上作了《回想〈知堂回想錄〉》的長篇發言，引起與會者的關注。散會時我冒昧地提出能否會後拜訪他，能否與他通信，因為我有許多關於周作人的問題要向他請教。他一口答允，並當場寫下他的住址，只是告訴我，如果去信，收信人必須寫「史林安」而不是「羅孚」。
其實，羅孚也好，史林安也好，對我而言，都是十分陌生而又神秘的。我對他的輝煌的過去只略知一丁點兒，或者說一丁點兒也沒有，不能說不感興趣，但我深知，不該問的就不要問，不該說的也不必說。老人家已答應我可以寫信也可以拜訪請益，夫復何求？
於是，我第二天就出現在他寓所的客廳裏，也即他在《北京十年》開頭幾章中詳細描寫過的雙榆樹南里寓所。如果不是這次重讀《北京十年》，當時室內的情景真的已不復記憶了，只記得我們一老一少，談得很隨意，也很盡興，談周作人、談曹聚仁、談葉靈鳳、談香港文壇的人和事，……總之，有說不完的話題。我如沐春風，受益真的是匪淺。記得在離京返滬前，我還拜訪過他一次，得到了一個十分重要的信息，他還保存着不少周作人一九六０年代的手稿，這對我編選《知堂集外文．四九年以後》不啻是個福音。但是手稿在香港，他人卻在北京，不知何時可南返，我想看到這些珍貴手稿的話，只能耐心等待。
從那時起直到一九九二年他返回香港，前後五年多時間裏，我與羅先生魚雁不斷。我每次進京，只要時間允許，一定去拜訪他，我們的話題越來越廣泛，越來越不受拘束。當然，他為何在京蟄居，我始終不觸及一字。他離京南返前夕，特地到上海訪友敍舊，先在萬航渡路原汪偽七十六號特務機關樓前新建的賓館下榻，後又移至柯靈先生的「工作室」小住。這段時間裏，我也曾多次陪同他。
羅先生知道我愛書如命，不斷贈我他在北京三聯以「柳蘇」筆名出版的《香港，香港……》等書，尤其是他送我三大卷葉靈鳳的《讀書隨筆》毛邊本，在第一集扉頁上題字：「借故友著作送子善先生羅孚一九八八、四」，令我如獲至寶。羅先生離京前一個月，我恰巧有事到京，剛走進他家門，他就埋怨說你怎麼這麼晚才來，我的書已有不少被別人捷足先取了，你趕快挑選需要的，再不拿就來不及了。記得我當時捧走了幾乎全套的香港《博益月刊》等一大堆書刊，那晚羅先生特地在他住所附近那家《北京十年》中提到的頗有「來頭」的飯店裏請我吃飯，羅先生在席間談笑風生。雖然後來在香港我還多次受到他盛情款待，但這頓飯至今還彷彿齒頰留香。
我一九九三年二月到香港中文大學訪學，羅先生結束「北京十年」蟄居返港剛滿一年，我們在港再次重逢，倍感親切。根據我的訪學日記，在旅港三個月的時間裏，與羅先生見面竟達十三、四次之多，不妨摘錄數則如下：
二月十四日上午訪羅孚，暢談文藝，中午羅孚宴請。日記中提到的吳其敏先生、羅海星兄、常宗豪先生和柯靈先生夫婦都已經不在了。吳先生也是香港前輩作家，正是羅先生的引見，我與他有此一面之緣。特別應該提到的是，羅先生一諾千金，我終於見到了他珍藏的周作人《知堂回想錄》（即《藥堂談往》）手稿和一九六０年代的著譯手稿多份。《知堂回想錄》手稿厚達一尺餘，他沉甸甸地親自拎到茶餐廳，讓我仔細翻閱。後來他把這部珍貴的手稿捐贈給中國現代文學館了。周作人六０年代的其他著譯手稿則全部複印贈我。其時拙編《知堂集外文．四九年以後》早已問世，我就把手稿中還沒有發表過的十餘篇提供給鍾叔河先生編入他的《周作人散文分類全編》了。當時我寫了一篇《知堂晚年佚稿》記其事，我認為羅先生精心保存周作人手稿為中國現代文學史研究做了一件大好事，對周作人研究更是「功莫大焉」。
二月二十七日上午與羅孚、馮偉才見面，觀羅孚所藏《藥堂談往》手稿和周氏佚文二十一篇（小品和譯作），大部份未發表，為意想不到之大收穫。
三月二十日上午訪羅孚，拍蘇曼殊手迹照片，中午與吳其敏、羅孚、羅琅茶敍，與吳其敏筆談。
四月八日晚出席新亞書院雲起軒的敍餐，並聽羅孚演講。
四月十七日晚鮑耀明兄妹宴請，羅孚、羅海星夫婦、陳勝長等同席。
五月二日下午訪羅孚，欣賞羅孚藏畫（張善孖等）。
五月十一日晚羅孚宴請，見曹景行談知堂致曹聚仁書信事。
五月二十八日晚常宗豪宴請，同席柯靈夫婦、羅孚等。
自一九五０年代初開始，羅先生一直活躍於香港報界和文壇，他是半個多世紀香港文學和文化發展的見證人和忠實的記錄者。這位「能文之士」（用羅先生自己在《〈香港人和事〉編者的話》中的話）蟄居北京十年，仍然筆耕不輟，成果累累，這些成果從兩個方向展開：一是寫他熟悉的香港，《香港，香港……》、《香港作家剪影》等一系列膾炙人口的著作就是明證；二是寫北京，貢獻了同樣膾炙人口的《燕山詩話》和這部《北京十年》。
我九三年在香港訪學時就知道《北京十年》在香港《聯合報》上連載，頗受歡迎，也拜讀過其中的部份章節。以後每次到港見羅先生，都會問起《北京十年》，建議早日結集出版。而今，翹首等待多年的《北京十年》經過整理終於付梓，我由衷地感到高興。
《北京十年》是一部回憶文集，雖然還未寫完，但已自成系統。羅先生以連載隨筆的形式記下了他在北京十年的所見所聞，所思所感，同時不斷穿插他自己以往的經歷、交遊和他對中國現代史、文化史的若干思考，因此具有相當的歷史厚度和思想深度。更重要的是，他在北京的十年，正是改革開放的起步期，作為一位外來的、特殊的觀察者、體驗者，羅先生在《北京十年》中從獨特的視角真實記錄了其間的複雜曲折，儘管只是局部，只是某個側面。現在「重返八十年代」的回憶錄和論述已出現不少，《北京十年》是當時情景的一份難得的實錄，如要研究八十年代，羅先生這部回憶錄是很值得一讀的。
羅先生交遊廣闊，《北京十年》中記錄最多最吸引人的就是他與文壇前輩的往來，包括訪談、敍會、酬酢和唱和等等。他寫夏衍、聶紺弩、常任俠、楊憲益戴乃迭夫婦、吳祖光新鳳霞夫婦、黃苗子郁風夫婦、丁聰沈峻夫婦、樓適夷、舒蕪、范用、蕭乾、周而復、啟功、黃永玉等等，哪怕只有聊聊數筆，都是栩栩如生，音容笑貌呼之欲出。這些文壇前輩八十年代的思想、情感、個性、言談，乃至種種有趣的細節，通過他的妙筆得到了相當程度的保存，很有研究價值。至於他以較多篇幅敍寫中共秘密情報戰線的傳奇人物袁殊其人其事，在我看來，也是大有深意在矣。
羅先生的散文是別具一格的，他是香港眾多散文家中引人注目的一家，早在十多年前就有論者指出：羅先生散文「以史料的豐富和準確，見識的精當和新穎，敍述的曉暢和有趣為特點，在可讀性和知識性相結合的路數上進行了嘗試」（引自劉登翰主編《香港文學史》，一九九九年四月人民文學出版社初版）。對《北京十年》，我以為也應作如是觀，而且鋒芒更為犀利，文筆更為老到了。純淨如行雲流水，平實中見機智幽默，本是羅先生散文的一大特色，在《北京十年》中也得到了進一步的加強。我一個晚上就一口氣把整本書讀完，那些熟悉的或不熟悉的人、書、事一一生動地浮現眼前，真有愛不釋手之感。
值此羅孚先生九十大壽之際，隨着《北京十年》的問世，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版《羅孚文集》出齊了，厚厚七大卷，集中展示了羅先生在文學長途上努力精進，不斷反思所取得的多方面的成就，不僅為研究香港文學史，也為研究中國當代文學史提供了寶貴的資料。我拉拉雜雜，寫下了以上這些「北京十年」期間與他直接或間接有關的往事以為賀，並祝羅先生長壽頤年，身筆雙健！
二０一一年四月十八日急就於海上梅川書舍
（蘋果日報二０一一年五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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