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里哥就是劉以鬯
林湘
3月5日,蔡家茂在〈商餘〉發表的〈筆名趣談〉中,最後他說︰「至於我和弟弟最常追看的〈商余〉散文作者葛里哥,我找來找去都找不到,無法知道他的生平和廬山面目。」
我翻閱馬侖的《新馬文壇人物掃描》(書輝出版社,1991年8月),查不到葛里哥是何許人。我再參考他過後出版的《新馬華文作者風采》(彩虹出版有限公司,2000年5月),也得不到我們所想要曉得的答案。於是,我只好去找我多年收集的文學資料,才知道葛里哥原來就是我們文學界所熟悉的香港文壇耆宿劉以鬯。《新馬文壇人物掃描》提到了劉以鬯,然而沒有說明他曾經在新馬期間使用葛里哥的筆名。
現年93高齡的劉以鬯曾在新馬旅居五年。1952年6月7日,《益世報》在新加坡創刊,他擔任主筆兼副刊編輯。
升任總編輯
1953年7月,他改任吉隆玻《聯邦日報》代總編輯,不久升為總編輯兼副刊編輯,過後出任《中興日報》編輯主任、《鐵報》主筆、《鋼報》主編。他也先後在《新力報》和《鋒報》任職過。1957年,他離開新加坡,返回香港。
在這段期間,他在各報副刊發表了大量的短篇小說、散文、影評等類作品。由姚紫主編的《南方晚報》副刊《綠洲》以及《南洋商報》副刊《世紀路》,就常有劉以鬯的文章發表。此外,例如《益世報》副刊《別墅》和《語林》以及《鐵報》副刊《鐵報副葉》也都有他以葛里哥和令狐玲等等筆名所發表的作品。
1952年,劉以鬯在新加坡期間出版的兩本中篇小說,分別是《雪晴》和《龍女》,前者是於10月由《南方晚報》出版,後者則於12月由星洲桐葉書屋出版,問世之前曾在《南方晚報》連載。不過,這兩部著作並不是描寫新馬的人、事、物。
去年6月,他出版新書《甘榜》。顧名思義,書中有幾篇作品是以新馬作為背景和題材的。不久之前,他又推出另外一部內容有關新馬的短篇小說集《熱帶風雨》。書中大部分以上的作品是他於1958年6月至1959年7月之間,應李微塵之邀,以葛里哥作為筆名在《南洋商報》發表,其中包括〈瞬息吉隆玻〉和〈過番謀生記〉。
(南洋網二0一一年三月廿五日)
劉以鬯《圍牆》
《圍牆》是劉以鬯於1964年出版的長篇小說,由香港海濱圖書公司出版。小說最早在《星島晚報》刊登,當時的題目為《側坐者》。劉以鬯曾在訪問中表示,這個小說講述他鄉下的一個有錢人。小說最初取名《側坐者》是因為「那時候的姨太太,吃飯不能正面坐,一定要側著身子坐,因為她不是髮妻。」後來出版商認為「這個題目沒有人會懂,印出來可能沒有人買」,於是建議他更改題目。小說最後改名《圍牆》,因為作者堅持題目要與內容彼此配合,他表示:「那時我鄉下有錢人家的牆壁很高,……外面看不到裡面,那是另一個天地,於是我把書名改作《圍牆》」,因為「一個女孩嫁入有錢人家之後便成奴隸,牆外的人不知道裡面的事,牆內的人也不知道外面的事。」
劉以鬯談及《側坐者》在報紙連載時表示:「那時我每天寫一千字,寫完便送去報館,第二天拿起《側坐者》,上面一句是之前寫的,第二天憑這一句繼續寫下去。所以絕對會有錯誤。」當時,劉以鬯每天要寫十多個連載小說,其窘逼和壓力可想而知。《圍牆》雖然並非以香港為故事背景,但卻在香港報章上連載,最後在香港結集出版,是香港文學的重要作品之一。本館所藏的《圍牆》乃盧瑋鑾教授所捐贈的珍品,內附劉以鬯親筆簽名,彌足珍貴。
(香港文學資料庫二0一0年一月第七十八期)
劉以鬯談及《側坐者》在報紙連載時表示:「那時我每天寫一千字,寫完便送去報館,第二天拿起《側坐者》,上面一句是之前寫的,第二天憑這一句繼續寫下去。所以絕對會有錯誤。」當時,劉以鬯每天要寫十多個連載小說,其窘逼和壓力可想而知。《圍牆》雖然並非以香港為故事背景,但卻在香港報章上連載,最後在香港結集出版,是香港文學的重要作品之一。本館所藏的《圍牆》乃盧瑋鑾教授所捐贈的珍品,內附劉以鬯親筆簽名,彌足珍貴。
(香港文學資料庫二0一0年一月第七十八期)
2011年11月10日 星期四
鄭慧書中的張愛玲
鄭慧書中的張愛玲
黃仲鳴
■鄭慧可遇不可求的珍本。作者提供圖片
吾友歐錫文,任職於中大圖書館,平時搜書不遺餘力。一日,途經東頭,忽見一阿婆擺地攤,蹲而看之、淘而翻之,不禁狂喜。蓋其中有不少竟是「珍寶」也。問價,竟低至兩元至五元一本。真真便宜透頂也。
歐錫文淘了一疊,可憐阿婆,擲下一百大元毋須找錢而去。隨電於吾,相約賞書。遂在中大飯廳而觀,中有侶倫、秦西寧、鄭慧、司馬文森等。我撿起秦西寧的《曲巷思仇》、鄭慧的《大廈狂想曲》,笑道:「你執到寶了,拿去新亞書店蘇教授那裡拍賣,準拍得三、四百元一本。」
秦西寧者,舒巷城也。可惜那部《曲巷恩仇》,甩皮甩骨,需好好釘裝;鄭慧的《大廈狂想曲》,「樣貌」雖殘,又沒了版權頁,但封面和內文,仍完好無缺。
這批書,全有「陳雲藏書」四字題簽。這個「陳雲」是誰?應當非今日著作多多的香港作家陳雲,也非中共已亡故的陳雲,當另有其人。這位陳雲先生,應是「民間讀書人」,而且還是頗有學問的陳雲。他在某君著的一部推理小說的首頁,標明是森林誠一原著。換言之,這位作家諳日文,譯之寫之而充己作,逃過很多人的目光,卻躲不過這位陳雲的銳目。
鄭慧近年在內地頗「紅」,無他,自從羅孚將她說成是岑凱倫後,內地一些研究者,不經考證,便紛紛「指鹿為馬」,盲從此說,先後有袁良駿、湯哲聲、閻純德等等,鬧出大笑話。
許定銘曾訪問鄭慧的姐姐鄭慧舒,指鄭慧(一九二四至一九九三)原名鄭慧嫻,五、六十年代以《紫薇園的秋天》、《紫薇園的春天》而紅於香港文壇,其時,岑凱倫可能尚未出世,她的作品在八十年代才「蜂擁」而出。鄭慧則已收山了。
鄭慧這部《大廈狂想曲》,彌足珍貴。〈楔子〉有云:
「有人批評我的小說,盡是些都市男女的生活縮影,洋場紳士的眾生相。有人問我:『為什麼不寫些以農村生活為背景的小說?或是勞苦群眾及無產階級間發生的故事?』我坦白的告訴他們:我對這些人物背景都不熟悉。不熟悉的東西就不敢寫……」
由此可見,鄭慧是個頗認真、嚴肅的作家。岑凱倫同寫都市男女,但格調比鄭慧為低。書中有段說及張愛玲:
「……君鈺……是一個小說迷,年青時看過張愛玲著的一本名叫『流言』的散文集,裡面有一篇是描寫在公寓頂層即景的,她把電車返廠的景象稱為『電車回家』,將它們當作一群有生命的動物……」
鄭慧是廣東人,在上海出生及長大,一九五○年代初才移居香港,對四十年代揚威上海的張愛玲當較熟悉。其時,張愛玲還未竄紅港台,夏志清還沒專文推介,鄭慧已率先寫進小說裡了。
鄭慧是個不可忽視的香港作家,值得我們研究。
(文匯報二0一一年十月四日)
黃仲鳴
■鄭慧可遇不可求的珍本。作者提供圖片
吾友歐錫文,任職於中大圖書館,平時搜書不遺餘力。一日,途經東頭,忽見一阿婆擺地攤,蹲而看之、淘而翻之,不禁狂喜。蓋其中有不少竟是「珍寶」也。問價,竟低至兩元至五元一本。真真便宜透頂也。
歐錫文淘了一疊,可憐阿婆,擲下一百大元毋須找錢而去。隨電於吾,相約賞書。遂在中大飯廳而觀,中有侶倫、秦西寧、鄭慧、司馬文森等。我撿起秦西寧的《曲巷思仇》、鄭慧的《大廈狂想曲》,笑道:「你執到寶了,拿去新亞書店蘇教授那裡拍賣,準拍得三、四百元一本。」
秦西寧者,舒巷城也。可惜那部《曲巷恩仇》,甩皮甩骨,需好好釘裝;鄭慧的《大廈狂想曲》,「樣貌」雖殘,又沒了版權頁,但封面和內文,仍完好無缺。
這批書,全有「陳雲藏書」四字題簽。這個「陳雲」是誰?應當非今日著作多多的香港作家陳雲,也非中共已亡故的陳雲,當另有其人。這位陳雲先生,應是「民間讀書人」,而且還是頗有學問的陳雲。他在某君著的一部推理小說的首頁,標明是森林誠一原著。換言之,這位作家諳日文,譯之寫之而充己作,逃過很多人的目光,卻躲不過這位陳雲的銳目。
鄭慧近年在內地頗「紅」,無他,自從羅孚將她說成是岑凱倫後,內地一些研究者,不經考證,便紛紛「指鹿為馬」,盲從此說,先後有袁良駿、湯哲聲、閻純德等等,鬧出大笑話。
許定銘曾訪問鄭慧的姐姐鄭慧舒,指鄭慧(一九二四至一九九三)原名鄭慧嫻,五、六十年代以《紫薇園的秋天》、《紫薇園的春天》而紅於香港文壇,其時,岑凱倫可能尚未出世,她的作品在八十年代才「蜂擁」而出。鄭慧則已收山了。
鄭慧這部《大廈狂想曲》,彌足珍貴。〈楔子〉有云:
「有人批評我的小說,盡是些都市男女的生活縮影,洋場紳士的眾生相。有人問我:『為什麼不寫些以農村生活為背景的小說?或是勞苦群眾及無產階級間發生的故事?』我坦白的告訴他們:我對這些人物背景都不熟悉。不熟悉的東西就不敢寫……」
由此可見,鄭慧是個頗認真、嚴肅的作家。岑凱倫同寫都市男女,但格調比鄭慧為低。書中有段說及張愛玲:
「……君鈺……是一個小說迷,年青時看過張愛玲著的一本名叫『流言』的散文集,裡面有一篇是描寫在公寓頂層即景的,她把電車返廠的景象稱為『電車回家』,將它們當作一群有生命的動物……」
鄭慧是廣東人,在上海出生及長大,一九五○年代初才移居香港,對四十年代揚威上海的張愛玲當較熟悉。其時,張愛玲還未竄紅港台,夏志清還沒專文推介,鄭慧已率先寫進小說裡了。
鄭慧是個不可忽視的香港作家,值得我們研究。
(文匯報二0一一年十月四日)
2011年11月6日 星期日
張浚華:我們且行偷天換日──悼《兒童樂園》台柱畫家李成法
七十年代《兒童樂園》在新蒲崗四美街辦事處。(左起︰羅冠樵、李成法)
這個李成法,不吭一聲就走了,完全不顧人家感受。
《兒童樂園》主編羅冠樵不過住進護老院,第一任社長閻起白也好端端的,我也在這裏,你、你憑什麼就這樣走了。
這幾年研究《兒童樂園》的人非常欣賞你的作品,年輕畫家拜師跟你填色,還未開課。請你接受訪問,你又拖延。跟你學中國畫的一班學生還未學成,你何必走得那麼匆匆。
有讀者寫了一篇大家都讚好的出色文章悼念你,既客觀又真實,說你是《兒童樂園》的無名英雄。無名英雄這四個字怎麼那麼熟悉,對了,2003年也有人這樣稱呼我:《兒童樂園》的無名英雄,文章現在還在網上。
讀者:無名英雄
《兒童樂園》出版了四十二年,是香港最暢銷和最長壽的兒童刊物。我倆做足了後面的三十二年,種瓜得瓜,求仁得仁,我們從來沒有求名。我們不求是另一回事,但名分終究是我們的,不得轉移,這是道理。今天我作一個解構,好讓其他《兒童樂園》的讀者也悼念你。
1963年,《兒童樂園》第二任社長戚鈞傑請我到《兒童樂園》當執行編輯,希望我加強內容,增加銷路並提前出版。我履新時翻着《兒童樂園》在想,這是本畫刊,假如我會畫畫,那該多好,我不懂畫畫,來這裏可以做什麼呢?
羅冠樵是《兒童樂園》的主編,由創刊就開始畫,是基石、靈魂,也是命脈、動力,畫什麼就是什麼。畫得好,還不斷進步。我往後一直看,他的熱忱與畫功,環顧香港兒童文藝領域,無人能出其右,所以他是香港兒童文藝宗師。他畫《兒童樂園》的封面、兒歌,洋溢着鄉土濃情,全部在讀者的腦海和心坎裏。他又畫〈小圓圓〉、歷史故事、民間故事等,三十多頁的篇幅,每頁都有插圖和連圖,他負責的不到三分之一。他的兩個大弟子郭禮明和李成法分擔其他繪畫。我後來才知道, 李成法不過早我幾個月上任。
《兒童樂園》1953年創刊,因為第一任社長閻起白在前日本殖民地旅順長大,第一語言是日文,又知道日本注重兒童教育,兒童文學發達,所以《兒童樂園》一直訂閱了日本《小學生》雜誌作參考。他認為翻譯後的改寫也是創作,所以《兒童樂園》刊登了很多他翻譯的作品。郭禮明的筆觸細緻,所以由他繪畫高橋真琴的〈人魚公主〉、〈賣火柴的女孩〉,李成法則描繪〈火箭人〉、〈小泰山〉。
強悍的編輯
原來寫東西給小孩子看和寫文章給成年人看是不同的。我初來乍到,學習寫故事,沿用前人的筆名西蒙寫名人故事,青山寫歷史故事,方伯寫民間故事,也寫些生活故事和兒童文藝故事,一頁一個大圖,請羅冠樵幫我畫插圖,最多還是李成法畫插圖。當時《兒童樂園》還是長文字居多,所以那個時期我們最輕鬆了,以後就沒有那麼悠閑的日子了。
一年多後,我寫故事寫膩了。指導性明顯、教育味濃,如何吸引讀者看?這樣下去,我和這本小書恐怕會一同淡出,更談不上增加銷路了。如何把這本小書出版得豐富精采吸引呢?我們人手就只幾個了,時間是半個月一期。羅冠樵,我只能要求他多畫幾個圖,漸漸把大圖改為連圖和把圖畫漫化。漫化的圖畫會生動吸引一點。中國文學歷史的創作只有靠他了。日本的材料已經在用了,歐美有各式各樣精采的圖畫故事書,我何不挑選一些編在《兒童樂園》作為書摘部分。英國的Children’s Digest是全文字的,我連圖畫也登出來,豈不更好。圖畫比文字吸引。好,我就做一個強悍的編輯,把我搜羅到喜歡的、出色的圖畫和故事都登出來,每期都把最好的呈獻給讀者看。
如果我會畫畫,又畫得好,我會一手一腳去做這件事。但我不會畫畫,只好夥同李成法,人盡其才。我選圖畫故事書、翻譯、設計安排或共同安排,李成法去畫。
我是有點任性,既然我嫌自己寫故事平淡,又嫌悶,何不另謀高就,為什麼非要在《兒童樂園》安身立命不可?仔細想想這個問題,然後發覺我愛上了這些圖畫故事書,不分地域,全部好看的,既愛那些故事,又愛那些圖畫。例如〈叮噹〉,愛煞了,一定要讓很多很多小孩子看,和他們分享。
老實勤勞牛脾氣
先說一下李成法這個人,他老實、勤勞、牛脾氣。年少便出來做事,對畫畫有興趣,沉默寡言。有時半天不說一句話,回到辦公室坐下來便畫畫。在家裏他是舵手。 我入《兒童樂園》這個以圖畫為主的園地,要畫家接受我的領導,是有一段經歷的。我1975年當了社長。在這個出版社,外人當社長是絕無僅有的事。我催稿可以和羅冠樵吵昏天,對李成法,我沒有講過一句語氣重的說話。每每只問他什麼時候可以完稿, 他的答案只是千篇一律:「盡量啦。」我不敢挑戰他的忍耐力,怕輸不起。萬一他翻臉說不幹了,我不知道如何收拾殘局。
描畫人人都會,問題是畫出來三分像、五分像,還是七分真、八分好。我要的是十分真十分好。我不能破壞原著,拿人家的好東西來糟蹋。為了達成這嚴苛的要求, 我很將就李成法,還撥出一頁篇幅補償、嘉許他,讓他創作〈老與小〉。除了錯字我什麼都不改,讓他自由發揮。〈老與小〉也有很多讀者讚好。
漫畫〈老與小〉
把人家一本大書放進我們小書的幾頁裏,過程殊不簡單。我們左量右度,挪上挪下,放大縮小,有時縮了再縮。文字譯得最精簡,找個不礙大局的地方放。做得不好,就是失敗了,再嘗試。漸漸摸索到門路了,然後得心應手。例如〈爸爸請摘月亮給我〉,爸爸拿着一把登天長梯,走路時拿着長梯原書有左右摺頁,爸爸登梯爬上天空時原書上下又有對摺。但我們沒有摺頁,刊登出來表達了長梯的長,沒有失真。
每次找到好書,我決定用就去做,愈難做,愈有興趣去解決,我們每次克服了困難,會格外高興。李成法終於得到了樂趣,因為到手的盡是好書好圖畫,看了也心情愉快。出版社結束了一個部門、遣散了一些人後問我要不要獨立的房間辦公,我說不要了,我和畫家坐在一起看着進度,也看着稿件,一起趕,方便得多。
我和李成法做這樣吃力的工作是有回報的,《兒童樂園》的銷量一直增加,六十年代初銷量是二萬,到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是五萬多六萬,該是最高峰了。除了數字的支持還有文字的鼓勵,我才會這樣勇往直前。
亦舒最愛〈叮噹〉
亦舒在她的專欄「舒服集」一篇題為〈兒童書〉裏說:「沒有看《兒童樂園》很久了,這次是航頭推薦的,他說:全本書最好看的是〈叮噹〉……其實最好看的不是叮噹,一些翻譯的童話,因為非常溫柔浪漫,譯得又清楚明瞭,更有趣。」
在她的專欄「衣莎貝」題為〈希臘神話〉上寫:「第一次接觸奧林匹斯山上諸神,是在《兒童樂園》……簡單透明的文字,配美麗精致的七彩插圖,《兒童樂園》的故事使原著失色乏味。」
亦舒早就是《兒童樂園》的讀者。她想見見《兒童樂園》的老總,我已忘記了第一次是在什麼場合見面,成為朋友後情誼濃時天天通電話。我喚她大作家。她在專欄裏對我有嘉許,有暗示,亦有教誨。我銘感五中。大作家崖岸甚高,她才不屑說些違心話敷衍我。對她的讚美我欣然接受,暗示和教誨呢,奈何我冥頑不靈,今日才猛然醒覺,但往者已矣。現在拿她來炫耀,一是她名氣大,想叨她的光。二是大家批評我太低調、潛藏,連累畫家也得不到表彰,現在回光返照。
林在山小姐一定讀過這段文字。
大約1994年張敏儀小姐打電話來說:「林在山學成回港,她想到《兒童樂園》當編輯。」我莞爾,立刻明白什麼回事。我真的謝謝你們這樣關愛我。
研究《兒童樂園》的學者幫我統計,這些年來我翻譯的圖畫故事書超過一千本。找到好書又改了個好名字我最開心不過。1966 年我遇到H. A. Rey的Elizabite,我改名為〈食虫草張口兒〉。然後P. D. Eastman 的Sam and the Firefly,我改名〈螢火虫閃閃〉。讀者談論得最多的是Maurice Sendak的Where the Wild Things Are,我改名〈我是犽猢〉。推得最廣的是藤本和安孫子、後來只一個藤子.F.不二雄的ドラえもん,我改名〈叮噹〉,1996 年正名為〈多啦A夢〉。
「叮噹」是個好故事,我希望中國的小孩子都看得到。我原先只想是《兒童樂園》的讀者,就是香港、台灣、東南亞和歐美唐人街的中國小孩,沒想到能進大陸。我的願望是百分之一千實現了。原來是同是有心人黃慶雲做的好事。
吾道不孤
1980年香港中文運動聯合委員會主辦了一個座談會,主席是司徒華,黃慶雲從廣州來港參加。我是第一次參加這種座談會,有二三十人出席,原來是反暴力色情刊物的, 我只坐着沒有發言。最後司徒華問起〈叮噹〉,大家起哄,原來看的人很多。事後黃慶雲着人找了一套《兒童樂園》出版的〈叮噹〉單行本,登在她編的報上。
我隱約聽過這件事,沒有上心。去年回顧熱,我打了個電話問黃慶雲查證一下這件事。黃慶雲告訴我,她把〈叮噹〉登在廣東作協出版、她編的《少年文藝報》,因為要行銷其他的省,她改掉了一些廣東話。
真是吾道不孤!我們是兩代的兒童雜誌編輯,一個在香港,一個在中國,不必認識,不必溝通,不必交代,大家有同一的做法,就是不顧一切把最好的給自己的讀者看。兩個人都鍾情這個日本機械貓的漫畫故事,着意推廣,怪不得〈叮噹〉紅遍全世界。
最先畫〈叮噹〉的是李成法。單行本的八十六個封面全是他畫的。他的畫藝去不到最高,但敬業樂業,他所做的已超越他的本分。他遽然離世,我有椎心之痛。三幾個人編繪出一本熱鬧多彩的兒童刊物又可以行銷幾萬本多年,根本是天方夜譚。而兩個主力畫家羅冠樵和李成法晚上還要接外稿賺外快才能養家令我耿耿於懷。《兒童樂園》是不斷請新畫家的,但工資太低留不住人。畫家要走我居然暗暗為他們高興,因為留下來可說是前途無「亮」。
《兒童樂園》所屬原是個大出版社,五十年代初創辦的幾份刊物到七十年代初都停刊了。《兒童樂園》因為暢銷才辦下去。但暢銷仍要我們胼手胝足,也真是奇怪。而奇怪的事又不只一樁,出版社要調借羅冠樵到星馬畫教科書,也不事先給我時間安排,完全不理《兒童樂園》的死活。我只好開出條件要羅冠樵寄封面和〈小圓圓〉的鉛筆稿回來,由李成法鈎黑線和填彩色。李成法是百搭和萬用的,送讀者的玩具獎品也是由他拍照。1983年羅冠樵離開《兒童樂園》後,李成法更是一柱擎天的台柱畫家了。最後的幾年直至1994年底,只剩一又四分三個畫家,他就是那一個。沒有李成法,我們這本小書支撑不到四十二年。
李成法,你一路好走,早登極樂。我們成長的讀者一個個冒出來了,他們一個比一個可愛。他們都懷念你。
作者為前《兒童樂園》社長
八十年代《兒童樂園》全體同仁遊海洋公園,左起﹕李成法、羅冠樵、潘麗珊、李子倫、張浚華
(信報二O一一年十一月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