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偉棠
讀西西的書十多年了，沒想到今年才第一次見到西西，更沒想到是在尖沙咀海邊一個搖滾音樂會上見到她。初秋的海風稍有點蕭瑟，西西坐在我前面，隨着樂聲小小點頭。台上是台灣的樂手巴奈，她在唱原住民反對國光石化的抗議歌曲，說是抗議歌曲，卻優美溫柔得很。這種溫柔，也是我十多年前剛剛讀西西的《我城》和詩集《石磬》所感覺到的，十年後也有我城的青年在抗爭中援引《我城》作為戰鬥的依傍，十年後我重讀《我城》就是與他們一起重新反思建構香港—香港，是經由西西和她一代的理想主義者命名為「我城」的，而他們的後後一代的年輕行動者，以自己的態度和行為確證了這一命名，現在，我城早已不只是一本小說的名字，而是一種信念，由新的阿果和麥快樂演繹着，甚至感染了內地和台灣的年輕人—這是我在2010年的讀後感。
但這樣想西西，未免太沉重，西西更喜歡卡爾維諾的「輕逸」與「迅捷」，正如她自己的詩，她不是沉重的大提琴而只是一枚石磬：「只有磬／你聽／你甚至可以看到／它即興時候／樸素的文舞／這天地的風鈴／長歌它自己／朗朗鬱穆的南音／湮遠而又古老／通過戰國的隧道／仍然那麼／年輕」，她的文字永遠年輕，但又有她自己的重量：她曾經把自己比喻為一頭袋鼠，無論走到什麼地方無論睡着醒着，袋裏總累累地滿載許多東西，而不像蝴蝶的輕，因為蝴蝶沒有心。蝴蝶可以飛，但袋鼠可以跳，跳，正是西西的節奏。
西西是生於上海的廣東人，《飛氈》的前半部其實寫的就是上海的童年，不過很多人以為寫的是香港，那不是虛構而是她的真實故事。「媽媽家裏開汽水鋪，爸爸真的是消防員──不是專業的而是義工，廣東人都住在虹口，火災的話很難期待政府的消防，廣東人就組織自救，火災的時候就敲起鑼和鐘，大家去救火。他們被稱為斧頭黨，用斧頭劈開門窗救人，人人一把斧頭，就擺在家。」
西西很小就上小學，自云記憶從三年級開始，之前的已經不記得，記得的和書有關，「那時有一個大商場，其中有賣書的店鋪，可以去打書釘，記得最早買的書就是《白雪公主》，還有三毛等漫畫。小學在上海，還有一個兒童圖書館，每個小朋友都能去看，有很多童話，但我只記得白雪公主。兒童節它不借書，打開門，進去就送一份禮物，有鉛筆有包書紙，包書紙是我最喜歡的，上面印着小鹿斑比。」
戰爭時代的上海給西西留下的印象，只有《候鳥》中特別寫到解放軍進入上海的事情，她從窗子眺望這一切。「最記得的是當時媽媽生下一個女兒，爸爸就叫我去通知我的叔叔，我一直走一直走碰見叔叔，叔叔問我什麼事，我說：爸爸讓我告訴你家裏多了一塊瓦片！」其實西西爸爸的意思是「弄瓦」。
西西全家遷港，原來並非因為戰爭。她的爸爸在太古工作，負責在碼頭管理搬運工人的賬務，結果解放前後因為打仗沒有船來上海，工人們因此沒有工開沒法生活，「他們發起工潮要求太古發工資，但工運無法觸及高層，像我爸爸這種中低層管理人員卻首當其衝被工人追打，爸爸覺得很危險、也沒辦法解決問題，只好離開上海投靠嫁來香港的兩個姑姑。」
西西來香港的時候只背了一個書包，大人說要背上自己最重要的東西，她背的一包全部是越劇的「戲橋」（戲劇的場刊），沒有其他書。「當時媽媽她們有一個太太團，一起去看越劇，我也跟着去看，我很喜歡這些明星，原來在上海就聽收音機聽越劇，我拿着歌本跟着唱。」她當時最喜歡徐玉蘭、王文娟，來到香港之後西西就給徐玉蘭寫信，卻引出另一個故事，「我寫信到劇社給徐玉蘭：我來到香港了，很想念你，你能否給我一張照片呢？結果收到回信，不是徐玉蘭寫的，是他們劇團的一位負責人，我還記得他的名字叫王虎成，他給我寄了兩張照片！是徐玉蘭和王文娟穿解放裝的生活照，非常罕有。同時他還附了一封信，托我轉寄到台灣，從此我就充當了中間人，為他和台灣的親人傳遞了許多次信件，所以我至今記得他的名字。」詩人往往有做郵差的潛質。
初中時代西西最喜歡看一本《人人文學》，裏面有力匡的詩、齊桓的小說，他們還歡迎讀者上來編輯部玩，「力匡和齊桓常常在那裏，像大哥哥一樣和我聊天。所以，我的處女作就是在《人人文學》發表，這首詩真是作出來的，從力匡的詩左學一句右學一句拼貼而成，是十四行詩，全部押韻，名叫《湖上》寫什麼划艇啊、陽光啊故鄉啊之類，連想像都說不上只有押韻。」
以詩開始的西西，還在《羅盤詩刊》創刊號接受過關於詩的專訪。但她現在已經沒有寫詩，反而其他文體可以繼續，「詩很難寫，而且是一陣陣的，寫開了可以連續幾個星期地寫，一停可能就停幾年不寫。」可能她把詩都用在小說隨筆裏了。「現在覺得很多詩都看不懂，早期詩也有點實驗，自己也不知道為何。當時編中國學生週報詩之頁就是這樣，覺得看不懂投稿來的詩就索性不編了。」
「我們大家都在《星島日報》學生園地投稿，當時沒有電視也沒有遊戲，大家以投稿為樂，版面上整天見到的都是那些名字。」那豈不就像現在上facebook一樣？「崑南、王無邪、葉維廉等都是這裏認識的。這些人中王無邪對我啓迪最大，他是我交筆友交到的，另外星島學生園地常常辦旅行，在旅行中認識了崑南。我和無邪通信一年討論文學，卻從未見面，他號稱要創辦新的詩派『蜻蜓體』—寫幾行又隔一行，好像蜻蜓點水一樣。」
《交河》是西西的第一本小說集，素葉出版社當時尚未有，「素葉其實是數頁的意思，當時香港沒有肯出香港作者的出版社，只好自己來。」上世紀80年代中西西從任教的小學提早退休，專職寫作，拿一千多元退休金拿到90年代才調整。70年代時她就參與過爭取教師權益的運動，爭取的是男女教師同工同酬，「這是我參加的唯一一場社會運動。」西西補充說：「政治不要管文學，文學可以管政治。」
對於她最著名的作品《我城》現在獲得的諸多附加意義，她說：「寫《我城》我只是寫當時人的一種生活，阿果其實是我的弟弟，寫他畢業、找工作、在電話公司修理電話，這些都是現實一樣的，很多人物都是他的朋友，旅行也是我參與過的旅行。完全是寫實的，比如當時我住的土瓜灣火車站旁邊有個永別亭，火車都停在那裏，火車是運屍體的，但不遠處是一個鐵路小學，兩個車廂改裝成課堂，與死亡相鄰。凡是寫着『有』字的車廂，裏面就是有屍體的。」現實就是這麼魔幻。
西西早期的實驗詩歌很有電影感，和她愛看前衛電影有關。「那時有一個大影會，我作了會員整天去看電影，是洋人開的只放歐洲和日本的小眾文藝電影。」她第一次寫劇本是改編了《瑪利亞》去參加一個叫「十八般武藝」的文藝比賽，除了寫作的還有武術的跳舞的參加，最終當然沒有獲獎。「我把劇本取回來，陸離知道就拿去看，結果她給了鄒文懷──從此不知所蹤。」西西也有十八般武藝，比如她竟然寫過明星稿，「朱郁華編《香港映畫》，找了陸離、亦舒和我寫稿，亦舒還做衫給明星穿（作為演出道具），agogo衫。因為我寫娛樂稿，當時的明星淩波、何莉莉都成了很熟的朋友。」
西西還「拍」過一部實驗電影，其實根本不是拍的，「我是把別人不要的片頭撿來拼貼而成的，因為我哥哥在麗的呼聲新聞部工作，不要的新聞片扔得遍地都是，他就撿回來給我玩。什麼明星、教皇都被我拼在一起，現在收藏在電影博物館裏，這部片叫做《銀河系》，因為裏面太多明星了。」之所以這樣「拍電影」，還有一個原因是小個子的西西扛不動攝影機，只能操作剪接機。
小說才是她半生最重視的行當。「我寫小說一般都會寫兩種，一種是很寫實的，如《白髮阿娥》系列那種；另一種是我要創造的、與別人完全不同的。因為我只寫後者，會有人說我不會寫小說，所以我寫一些前者來證明我會寫傳統意義的小說。一般我並不喜歡寫寫實的小說，覺得太悶了、太容易寫。我一定要想一個新的寫法才能開始我新的小說。這也是鍛煉我自己的寫作技巧。寫小說和畫畫一樣，關鍵不在寫什麼，而在寫的方法。」
「我的理想讀者是，他要看過很多好小說，假如我那麼下功夫看這麼多小說自己再比心機寫出來，你要看我的小說也要勤奮一點，懶惰是不知道我的好處的。你隨便翻翻當故事看，但一本小說哪裏好呢？你就看不出來。你看那麼多垃圾小說是沒有用的。我對讀者要求很高，如果你什麼都不懂你就看《白髮阿娥》吧。」不同的讀者看西西各有所得也各有所失──這是她的最理想讀者何福仁先生在旁邊補充的。
現在大家的焦點集中在西西的「手藝」如玩具屋、縫公仔上，其實我好奇這種手藝對她原本的手藝：寫作有什麼影響。「縫熊縫猴令我懶惰於寫小說（笑），因為我的興趣去了前者，這種滿足感可以取代我寫作的滿足。公仔不只是公仔，我每做一個動物就要知道它所有的特性、知識，比如靈長目，它的生活圈與我自己有什麼關聯，我從中可以認識整個生物的進化，人與動物相處之道。」何福仁插話：創作可以用文字，也可以用布匹。西西說：「我寫小說會集中只寫一點，但做公仔會帶我去很多地方去看很多東西，因為我要看很多東西讀好多書才熟悉它。我每做一件事我都會思考這件事是否能讓我學到更多的東西。」
這時西西透露了一個正在進行的神秘計畫，「我現在做的另一個系列—我不能說是什麼，是熊、猿猴之後的縫製第三部曲，我也要讀很多書。「這就像她喜歡的阿根廷作家博爾赫斯的百科全書癖，「總之找出一個新題目，就有無限廣闊的新天地在你面前打開，這是很開心的。」西西的暗示令人對這未來的造物充滿好奇。
《我城》的結尾，阿果接通了未來的電話，問了一句：世界會更好嗎？我最後也問西西這句話，問她我城到底有沒有變好。西西沒有正面回答，卻講了另一個近乎科幻的故事：「最近看到新聞，在我們的宇宙發現另一個地球，真是開心—《我城》最後不也想像有這麼一個星球我們可以去嗎？雖說600光年外，但到時我們就有新的辦法前往，未來世界的人不像我們現在這樣了，可能只要送一個腦子、靈魂前往就可以，不需要這個臭皮囊。它令我覺得人類還有希望，這個地球已經無可救藥了。」我想告訴她，即使沒有美國太空總署，她的寫作，已經發明了另一個地球，可以讓憤怒的靈魂安靜地棲居。
（時代周報第一六二期二０一二年一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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