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癡」許定銘 為書抱不平
鍾欣琦
看過亦舒、杜紅（蔡炎培）的三毫子小說嗎？或者……戴平萬的《前夜》？
有人看過。人稱書癡的許定銘家中，收藏的正是這些絕版「皮黃紙霉」的書籍；未訪問前，記者一直誤以為「書癡」是形容許定銘家中的藏書量，今次一訪才恍然大悟「癡」之意──與其說是數量，不如說──「口味」。
四、五十年來，從許定銘手上流進流出的書，雖然算不上多壯觀，不過也算見證了香港和內地的圖書發展，許定銘活像兩地當代文學出版史的見證人。
自七十年代開始，他轉而專門收藏鮮為人知的內地文學作品，誓要替那些作者「大平反」──許定銘準備著書，介紹他們。
到「書癡」家中訪問，滿倉滿谷的書是意料中事。但當走進書房時，還是小吃一驚：架上盡是一本本已經「風燭殘年」的發黃書卷，連《創世紀》、《戮象》……這種書都有，太神了吧。
萬元買「霉書」
書癡先生剛從北京「掃貨」回來，看到記者被鎮住，他忍不住笑着透露：「早前在北京私人珍藏家中又買了萬八元的書，盡是二十年代的內地作者著作。」比如曹雪松，是許定銘將為他「大平反」的作家之一。許定銘手上已有他的三本書。
激發起他「打抱不平」之心，全是源於「端木蕻良」當年慘被香港市民誤當日本人所致。
「當年麗的電視有一問答節目，其中一條問題『端木蕻良是日本人、還是中國人？』觀眾答日本人，主持人因不認識端木蕻良，誤以為手持的答案是錯的，判觀眾答『對』。」提起往事，許定銘咬牙切齒。
許定銘憤慨地訴說，「中國經過國共內戰，五十年代清算右派，六十年代文化大革命，書還在嗎？書在亂世還有用嗎？書在文革是毒草。」現在很難找到那些年代的書，而此事正好印證中國有很多素質高的作家，他們的才華被埋沒，更不為讀者所認識。
今天，香港讀者不愁沒書看。大小書店傷透腦筋搶書客，有的走陽光道，有的走獨木橋，熱鬧得不得了。很難想像，四十年前坊間也有過洛陽紙貴的時光。許定銘回憶說：「那時候喜歡看台灣版的書，但沒有人做代理，買書十分艱難。沒多久內地發生文革，全香港也沒有書買，惟有靠朋友互相交換看。久而久之，自己藏書漸多，於是仿效朋友做法，邀請朋友回家然後再賣書給他們，直到最後自己開書店。」
藏書──賣書──交朋友，路子漸漸走熟後，許定銘開設了自己的書室。
大約在一九七四、七五年間，許定銘在旺角開張了第一間閣樓書店，可謂現時二樓書店的「先鋒」，曾在灣仔設立「創作書社」專賣文藝書籍，不脫「書癡」習氣；無奈書社最終敵不過租金昂貴而「關門大吉」。現時許定銘在灣仔另買下一地方雖只作藏書寫作之用，仍給它改了一個名字：「醉書室」。
鎖在後樓梯迫看書
童年時，父親把許定銘鎖在後樓梯，迫他看書。「那時候在後樓不是看書，只是跑上跑落，直到有一次，發現一箱書，還記得內裏有香港作家寫的《中國殺人王》、武俠小說和消閒小說。」許定銘笑着說。
初中讀英文夜校，同班成年同學的英文程度比他還要差。於是他常常走堂，去哪裏？六十年代沒有公共圖書館，所以每晚走到社區圖書館窩上兩小時。
年紀漸長，讀書不再要老父在後面趕着。家裏很窮，住在廉價租屋裏，轉身的地方都沒有，書還放哪裏？他知道了自製書架，不過當時很蠢，不懂把書架釘鎖在牆上，「睡覺時常常害怕書架壓下來。」
「書癡」許定銘的藏書究竟多少？他笑笑：不知道。
（文匯報二ＯＯ六年五月十五日）
鍾欣琦
看過亦舒、杜紅（蔡炎培）的三毫子小說嗎？或者……戴平萬的《前夜》？
有人看過。人稱書癡的許定銘家中，收藏的正是這些絕版「皮黃紙霉」的書籍；未訪問前，記者一直誤以為「書癡」是形容許定銘家中的藏書量，今次一訪才恍然大悟「癡」之意──與其說是數量，不如說──「口味」。
四、五十年來，從許定銘手上流進流出的書，雖然算不上多壯觀，不過也算見證了香港和內地的圖書發展，許定銘活像兩地當代文學出版史的見證人。
自七十年代開始，他轉而專門收藏鮮為人知的內地文學作品，誓要替那些作者「大平反」──許定銘準備著書，介紹他們。
到「書癡」家中訪問，滿倉滿谷的書是意料中事。但當走進書房時，還是小吃一驚：架上盡是一本本已經「風燭殘年」的發黃書卷，連《創世紀》、《戮象》……這種書都有，太神了吧。
萬元買「霉書」
書癡先生剛從北京「掃貨」回來，看到記者被鎮住，他忍不住笑着透露：「早前在北京私人珍藏家中又買了萬八元的書，盡是二十年代的內地作者著作。」比如曹雪松，是許定銘將為他「大平反」的作家之一。許定銘手上已有他的三本書。
激發起他「打抱不平」之心，全是源於「端木蕻良」當年慘被香港市民誤當日本人所致。
「當年麗的電視有一問答節目，其中一條問題『端木蕻良是日本人、還是中國人？』觀眾答日本人，主持人因不認識端木蕻良，誤以為手持的答案是錯的，判觀眾答『對』。」提起往事，許定銘咬牙切齒。
許定銘憤慨地訴說，「中國經過國共內戰，五十年代清算右派，六十年代文化大革命，書還在嗎？書在亂世還有用嗎？書在文革是毒草。」現在很難找到那些年代的書，而此事正好印證中國有很多素質高的作家，他們的才華被埋沒，更不為讀者所認識。
今天，香港讀者不愁沒書看。大小書店傷透腦筋搶書客，有的走陽光道，有的走獨木橋，熱鬧得不得了。很難想像，四十年前坊間也有過洛陽紙貴的時光。許定銘回憶說：「那時候喜歡看台灣版的書，但沒有人做代理，買書十分艱難。沒多久內地發生文革，全香港也沒有書買，惟有靠朋友互相交換看。久而久之，自己藏書漸多，於是仿效朋友做法，邀請朋友回家然後再賣書給他們，直到最後自己開書店。」
藏書──賣書──交朋友，路子漸漸走熟後，許定銘開設了自己的書室。
大約在一九七四、七五年間，許定銘在旺角開張了第一間閣樓書店，可謂現時二樓書店的「先鋒」，曾在灣仔設立「創作書社」專賣文藝書籍，不脫「書癡」習氣；無奈書社最終敵不過租金昂貴而「關門大吉」。現時許定銘在灣仔另買下一地方雖只作藏書寫作之用，仍給它改了一個名字：「醉書室」。
鎖在後樓梯迫看書
童年時，父親把許定銘鎖在後樓梯，迫他看書。「那時候在後樓不是看書，只是跑上跑落，直到有一次，發現一箱書，還記得內裏有香港作家寫的《中國殺人王》、武俠小說和消閒小說。」許定銘笑着說。
初中讀英文夜校，同班成年同學的英文程度比他還要差。於是他常常走堂，去哪裏？六十年代沒有公共圖書館，所以每晚走到社區圖書館窩上兩小時。
年紀漸長，讀書不再要老父在後面趕着。家裏很窮，住在廉價租屋裏，轉身的地方都沒有，書還放哪裏？他知道了自製書架，不過當時很蠢，不懂把書架釘鎖在牆上，「睡覺時常常害怕書架壓下來。」
「書癡」許定銘的藏書究竟多少？他笑笑：不知道。
（文匯報二ＯＯ六年五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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