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我所知窮風流
吳萱人
據我所知窮風流?非也。是兩本書名,先出版《窮風流》,後方見《據我所知》;都是我的七十年代學運知友雷競璇的著作,牛津大學出版社在港好書。年前在書局打書釘,戒買心敵不過書中有文談臨川先生《還魂記》中潦倒打秋豐過日辰,嶺南書生的柳夢梅事,就買下。反正是知友讀書的寶貴心事,且是「據所知」而掬誠相告呢。
前天霜降後,知友電話內恍如隔世,失散重逢般,約了在美孚喝咖啡,為的是面訪六十年代末,全球保釣的第一刊,全球保釣首份風馳電掣的刊物《開放》保釣特刊,由本地一眾社運少俊出版;保釣四十年,2011.3.17旺角倫敦酒樓召開近四十圍的紀念大會,會上,我事先不張揚,把原件帶了去,拍賣得萬四元高價,捐予保釣會。又特地原度底面影印四百份,現場分發有情人,泰多有情人都樂捐四十大元以上,齊助保釣行。坐下咖啡未沾唇,我先把留存的影本呈友尊前,他滿頭飛白的笑臉溫紅漸,看來是大大高興了。
原來,他是舊志再續──終於覓得近年為67事件,頻頻出書見報的家偉幫手;家偉「67情結」大概要告一段落,纔有公餘興致,移情七十年代故事。我遙指廣場另一端,舊日平民平價茶餐廳所在,現已變成銀行分店,說方兄數年前着意為他此著書計劃而約我「借書」,也是奶茶鴛鴦;問他書可到手?他說冇呀,為免傷友誼,即接口說:那麼書留他身旁好了,我帶來另一本。忙把題簽的《香港七十年代青年刊物‧回顧專集》奉上,他說圖書館架上你的三書都被借走,現在見到真好。我特地介紹他先看卓伯棠寫如何在當日台灣的白色恐怖政治氣壓下,展開僑生領導的街頭保釣。競旋兄,不,名片上正字是「璇」,說舊志皆因出版社之前搞了兩部內地《八十年代》,然後《七十年代》的訪談集,算是成功,叫座兼賣錢。因而,想本地也有「火紅年代」,值得來一冊。
我想,論述之出現「霸權」,其一誤區,在過度神話化,有如時下頗有些人,抬了那時的一兩面旗當名牌,招搖於世。問他們成了甚麼,可就不甚了了。我個人是反對英雄,領袖,先鋒等等論調的;西哲有說:等待英雄出現的時代,仍是悲哀時代。希望日後被計劃訪談的人,不扮其時也一方豪傑便好了。
競璇現在港大中大均掛單;中大那邊是「香港亞太研究所」名譽研究員。之前主持了「利希慎基金會」近十年;脫身大學中學化以至小學雞的教職的他,一聽我說也曾在大學夜間課程廁身逾十年,怕了它有如街舖超市,忍不住哈哈大笑了起來!起座前,他抽出《窮風流》回贈,我說,吾兄是真風流種子,仍覺風流不足,欲窮之?又是一陣哈哈暢嘯……
笑聲縈廻腦際,不禁思念現在「頭都大埋」的吔叔競斌;1993年夏與他在台共對官家及同行,一役戰罷,返港得「琉璃火」《信報》專欄主人衷心激讚。圓團行程後不久,離《天天》歸《大公》。吔叔今又主政A電视台,筆名唐文A焦點指點江山,惜一路靠權貴極權至今。這兩兄弟,南轅北轍,喜乎?悲乎?成了一道七十年代學運中所謂「社會派」→←「國粹派」至今的側影。
(吳萱人臉書二O一三年十月廿七日)
2013年10月26日 星期六
漫談望雲
漫談望雲與《黑俠》
許定銘
望雲﹙一九一O~一九五九﹚(1)原名張文炳,二十年代末在《島上》、《鐵馬》發表文學作品時,用筆名張吻冰。「望雲」是抗戰爆發後,開始撰寫章回體小說《黑俠》時才改用的筆名。他早年就讀於聖若瑟書院時已熱愛寫作,是香港第一批新文學作家;同時也是香港第一個新文藝團體「島上社」的主要成員之一。
張吻冰一九二八年間出現於香港文壇,據現存資料顯示,他曾在創刊於一九二八年八月的文藝刊物《伴侶》半月刊第八期發表短篇小說〈重逢〉。黃康顯認為「張吻冰的小說〈重逢〉,敘述已婚的男主角,再會舊情人,但已婚的女主角,其中情慾的交織與內心的矛盾,掌握得還算不錯,他仍未完全掌握的是純粹的白話文,……」(2);一九二九年四月,在《墨花》旬報的增刊專號第十五期的《初戀號》上刊登了〈苦杯的匍匋〉;一九二九年九月,在《鐵馬》(3)發表了小說〈費勒斯神父〉;在一九三零年四月的《島上》(4)第二期發表了過萬字的短篇〈粉臉上的黑痣〉;一九三三年在《小齒輪》上繙譯過美國作家舒活‧安特生﹙Sherwood Anderson﹚的〈異域隨筆〉……,除了寫作,張吻冰也熱愛編輯、出版,他曾任當時《大同日報》副刊,一個同人周刊《島上》的主編;後來又編過上面說過的島上社的文藝雜誌《鐵馬》和獨立出版的《島上》。
侶倫在回憶三十年代的香港文壇時,曾說:
望雲自《黑俠》一舉成名後,在四、五十年代寫了不少同類型的通俗流行小說,袁良駿稱之為「港島傳奇」作品(6)。事隔半個世紀,這些書當然已成絕響;即使「望雲」,在一般香港文學史中,亦僅輕輕掠過。只有袁良駿的《香港小說史》第一卷﹙深圳海天,一九九九﹚談得最多。
袁書中提到望雲的作品有:《黑俠》﹙一九三九連載於《天光報》﹚、《積善之家》﹙一九四九年連載於香港時報,一九五O由該報初版﹚、《一念之差》﹙勝利出版社﹚、《金夢記》﹙長興書局﹚、《天若有情》﹙新聯出版社﹚、《迷離》﹙新聯出版社﹚和《飛上枝頭》﹙新生出版社﹚等。除了《黑俠》和《積善之家》,其餘各書,袁良駿均表明「出版日期皆不詳,筆者所見多為盜版本。」(7)
另一處見提望雲較多的,是胡從經編的《香港近現代文學書目》﹙朝花出版社,一九九八﹚。其第一章小說的〈附一〉「出版年月不詳者」中,具書影載望雲小說四種:
其一:胡從經既能提供書影,當然有原書在手;何以無出版日期?無出版社資料?難道四本書都無版權頁?或者都不列出版社及日期?
其二:袁良駿說他所見多為盜版本,故出版日期不詳。是否這些盜版本沒有出版日期?或因為是「盜版本」,出版日期不可靠而不列?若屬此,則連出版社名稱亦不可靠了。
我手上有一套上中下三冊的《黑俠》,只有中冊的書後有簡單的版權頁﹙好怪!﹚,註明為「南華出版社」出版,沒有出版日期。上冊一零二頁,中冊六十頁,下冊卻是由六十一頁到一二七頁。我這套書的版本,和胡從經的那套上下冊版本可能同版,因封面相同,亦同由陳子多插畫;只是在分冊上出了些「綽頭」,把兩冊變成三冊而已。
我手上還有一套三冊,袁文和胡文都未提過的《小夫妻》(9)。上冊六十四頁,中冊五十六頁,下冊五十五頁,加起來亦不過百來頁的小書,不知是因缺頁失去,或根本不印,我這套書亦不見有版權頁,只從扉頁得知也是南華出版社的產品,也無出版日期。
我所見到的《黑俠》和《小夫妻》,印製非常粗劣。不僅錯漏甚多,正度三十二開本的書,每頁居然排到千字過外,密麻麻看得人眼花撩亂。究竟這些書是否袁良駿筆下的「盜版本」?或者因當時物質缺乏而粗製濫造,趕印出版搶市場;這根本就是原版呢?
《黑俠》是望雲第一本流行小說,也是最暢銷的一本。書出後不久,隨即拍成電影,大受歡迎。可惜書內無出版日期,不能肯定是何時出版的。最近和杜漸(10)閒談,聽到這樣一段有關《黑俠》的故事。
他說:「先母是望雲迷,當年不僅在報上追讀《黑俠》,小說一拍成電影,立即帶我去看。雖然當時我只得幾歲,但六十年後的今天,印象仍非常深刻,是因為演黑俠的吳楚帆。」杜漸續道,「事關看過電影不久,日軍轟炸香港,我們逃到防空洞內避難。剛巧吳楚帆也躲在同一防空洞內,我一見到他,便大叫『黑俠!黑俠!』當時防空洞內有一名孕婦正要分娩,洞內只有家父是醫生,可惜他給炸傷了腿,無法動彈。只好口述指導吳楚帆替那名婦人接生。小孩終於順利出生了!這件事,吳楚帆的自傳裏不知有無記載?」
後來翻查余慕雲的《香港電影史話》,發現有關電影《黑俠》的記載,刊於〈一九四一年賣座的港產片〉一節:
《黑俠》在袁良駿筆下評價不高,他認為「小說的『看官』長、『看官』短的敘述方式以及觸目皆是的陳詞濫調的描寫,則達到了讓人生厭的程度。……使《黑俠》即使從語言上看,也完全退步到了『五四』之前的舊小說。」(12)
我同意《黑俠》中有些描寫不夠細膩且普通,文內的確亦有如舊小說般,以「看官」作引起的語句,不過卻不多,只三幾處而已;但我們不應忘記,《黑俠》只是本通俗的章回體小說,決非純文學作品;那麼,套些流行語句,遷就普羅大眾,有何不可呢?在談到《黑俠》之所以受歡迎時,袁良駿總結成以下三點:
第一,情節的曲折離奇是符合人們的好奇心的,而對看慣了老神怪、老武俠的香港讀者,它則特別容易正中下懷。第二,除暴安良、殺富濟貧的老主題穿上懲罰現代豪富的新衣裳,再加上若干抗日救國的新名詞,足可以征服更多的讀者或觀眾。第三,英雄美人的愛情傳奇更容易對情竇初開的少男少女勾魂攝魄。(13)
想知道袁良駿這段批評是否中肯,得先看看《黑俠》的故事梗概:
李青薇在完成了一件艱巨的任務後,放假一月到香港去,想藉此淡化兩人間的感情;豈料黑俠偷偷隨往,變成近似「蜜月旅行」,情愛更濃了。當他們正甜蜜地嘗愛果之時,組織派人勸走了青薇。黑俠因青薇的突然失蹤,發了狂的在香港和她的祖家廣州兩地尋找她,最後失意地回到上海。
李青薇在某次行動中和黑俠碰個正着,在他苦纏下被迫透露了反間諜身份。而在這次任務中,青薇失手被擒。黑俠則捨命救了她。兩人終成眷屬,但只敘了一夜,青薇即重回組織,赴南京繼續救國工作,而黑俠亦離開了上海,遠走他方;兩人約定不再見面,預算到抗戰勝利後,夫婦才再團敘。
從整個故事來看,作者安排的重點在「愛情」和「抗日救國」這兩點上,李青薇其實是第一主角,她的抗日救國、反間諜工作才是主體,黑俠的劫富濟貧,只是次要的內容。我以為《黑俠》的成功,亦因為上述兩點。一直以來,刻骨銘心的愛情故事都是最受歡迎的題材,《梁山伯與祝英台》如是,《羅密歐與朱莉葉》亦如是。《黑俠》見報於一九三九年,正是展開抗戰如火如荼之際,拍成電影之時,剛碰巧日軍進侵香港,際此同仇敵慨之時,抗日救國,手誅漢奸之小說,怎能不大大暢銷?
其次我覺得作者把故事的舞台安排在上海、香港和廣州,也是明智之舉。上海是中國的大城市,是文化的重鎮,是華洋雜處之地,唯有這樣的地方,才能有如米業大王嚴昌禮,手握兵權的華軍長等漢奸。香港是作者最熟悉的城市,也是小說的出生地;廣州和香港關係密切,把它們拉來寫上一筆,本地讀者更感親切。
回頭談談袁良駿說的《黑俠》之所以受歡迎的三點,第一點「離奇曲折的情節」和第三點「英雄美人的愛情傳奇」這兩點我都同意;至於第二點說他「殺」富濟貧和「再加上若干抗日救國的新名詞」則不敢苟同;故事中,雷君孟曾強調他只是盜取土豪劣紳的財物,而決不殺人的;同時,整個故事都是以「抗日救國」作主線的,怎能稱之為「再加上若干抗日救國的新名詞」哩!袁良駿是戴了「章回體小說」的有色眼鏡來評《黑俠》,是不夠中肯的。
我覺得《黑俠》雖然只是部流行小說,缺乏文學作品的深度,卻是本可讀性頗高消閒小說。
除了流行小說,望雲還寫過兩本散文集《星下談》(14),上官大夫﹙即旁觀者和司馬我﹚說「他的文章有一股清新之氣,談身邊瑣事,靈性奧秘,娓娓動人。文字本身,樸實無華,而且風姿飄逸,摒絕浮俗,所以我認為他的文筆,寫散文比寫小說更為適宜……」(15)可惜天妒英才,望雲於一九五九年五月二十七日因癌症逝世,否則,在生活環境轉好之後,條件許可之下,我相信他一定會變回張吻冰,重投文學的懷抱,寫出更好的作品。
註釋:
(1)一般有關望雲的資料均未見提及其生年,今據生於一九一二年的平可之〈誤闖文壇述憶〉﹙見一九八五年三月《香港文學》第三期‧頁九十八﹚所說:「……張吻冰大概比我大一兩歲……」,設定他生於一九一零年。
(2)見黃康顯的〈從文學期刊看戰前的香港文學〉載《香港文學的發展與評價》﹙一九九六‧秋海棠文化企業﹚頁三十一。
(3)《鐵馬》由島上社策劃出版於一九二九年九月,是本三十二開,僅一百頁的文藝雜誌,可惜只出了一期。
(4)《島上》是島上社同人於《鐵馬》夭折後再起爐灶的另一文藝雜誌,一九三零年四月出版,共出了三期。
(5)見〈寂寞地來去的人〉載侶倫的《向水屋筆語》﹙一九八五‧三聯﹚頁三十一。
(6)見袁良駿《香港小說史》﹙一九九九‧海天﹚第一卷、第三章、第十一節。(7)仝(6),頁一三三
(8)見胡從經編的《香港近現代文學書目》頁二十九。
(9)黃康顯指《小夫妻》寫於一九四一年,也連載於《天光報》。見〈香港的流行小說〉,載《香港文學的發展與評價》頁二五零。
(10)杜漸﹙1935—﹚旅加香港作家,《開卷》的創辦人,曾主編《讀者良友》。
(11)見余慕雲《香港電影史話》第三卷,頁三十八至三十九。
(12)仝(6)之頁九十五。
(13)仝(6)之頁九十六。
(14)一集出於一九四九年七月七日,由東方出版社出版。二集未見,據黃俊東〈讀書隨筆二則〉﹙一九六五年八月十日‧《星島日報》‧《青年園地》﹚指出「第二集則出版於一九五三年十月五日」
(15)仝(14)。
望雲著作編目
〈重逢〉:一九二八年刊於《伴侶》第八期。
〈苦杯的匍匋〉:一九二九年四月刊於《墨花》旬報增刊專號第十五期。〈費勒斯神父〉:一九二九年九月刊於《鐵馬》創刊號。
〈粉臉上的黑痣〉:一九三零年四月刊於《島上》第二期。
〈異域隨筆〉:一九三三年繙譯,刊於《小齒輪》。
《黑俠》:一九三九年連載於《天光報》,後於四零至四一年間出單行本,南華出版社出版。
《小夫妻》:一九四一年連載於《天光報》,南華出版社出版。
《青衫紅淚》:一九四一年由香港小說社出版。
《愛與恨》:新生出版社出版。書一開始,有「大戰結束,已經整整三年」句,估計此書寫於一九四八年。
《星下談》:一九四九年由東方出版社出版。
《積善之家》:一九四九年連載於《香港時報》,五零年由該報出版。
《天若有情》:新聯出版社出版,後曾拍成電影,是望雲第二部搬上銀幕的小說。
《迷離》:新聯出版社出版。
《一念之差》:勝利出版社出版。
《毒艷》:由一九五三年七月二十五日至十二月二十七日,在《星島晚報》連載。
《春夏秋冬》:由一九五三年八月十六日至五四年二月十日,在《星島晚報》連載。
《星下談》二集:一九五三年出版。
《飛上枝頭》:一九五四年七月,新生出版社出版。
《春暉》:曾在《自然日報》連載,一九五四年十一月,新生出版社出版。
《金夢記》:由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至五七年二月八日,在《新晚報》連載,後由長興書局出版。
《小戶人家》:由一九五七年二月十五日至九月一日,在《新晚報》連載。
《情賊》:由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九日至七月十一日,在《文匯報》連載。
《從心所願》:由一九五七年九月二日至五八年二月十日,在《新晚報》連載。
《陋巷斜陽》:由一九五八年二月十九日至五月二十九日,在《新晚報》連載。
《萬世留芳》: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出版。
後記:本編目中有關望雲在報上連載之資料,均引自鄭樹森、黃繼持、盧瑋鑾等編的《香港新文學年表》。
──寫於二OOO年七月
二零零一年一月刊於《鑪峰文藝》
望雲的《星下談》
許定銘
移居澳洲的黃俊東2005年回港探親,我們在沙田促膝長談了整個下午,談到望雲的《星下談》。
作為小說家的望雲﹙1910—1959﹚,1928年以筆名張吻冰出現於香港文壇,是香港第一代新文學作家,一生著作頗多,以長篇小說《黑俠》知名。除了小說,他只寫過《星下談》和《星下談第二輯》兩本散文集。
《星下談》,1949年7月由香港東方出版社出版,32開本,才80頁,收散文69篇,全是一千幾百字的短文。原版本《星下談》的封面極單調,白底綠字,「星下談,望雲」那幾個字,很可能就是望雲自己手寫的。為了遷就紙張頁數以節省成本,版權頁印在封底內頁,書內連目錄都欠奉。
《星下談》不應該是銷書,但不知是否《黑俠》效應,書大概很搶手,故此還出現過製作極粗劣的「翻版本」。我見過一種彩色封面,沒印版權頁的《星下談》,內文因遷就紙張,僅64頁(32開本,一張紙底面印,就是64頁),把原書的65—80頁刪掉。想不到50年代的盜印風那麼厲害!
和俊東閒談中,深以未見過《星下談第二輯》為憾!想不到日前俊東再回來時,竟携來珍藏多年的《星下談第二輯》贈我,使我欣喜若狂!
《星下談第二輯》(香港:東方出版社,1953)的封面,比《星下談》漂亮得多了:書名以美術字靠在左上方,主體是幅藍綠底,星光閃爍下的太平山下的某角,我們的主人翁咬着煙斗,斜躺床上,在吊燈下攤開報紙細讀,陶醉於自我的王國……,一接到書,我已經深深地愛上了它。
我1960年代初,在《星島日報》的學生園地上已讀過俊東寫望雲此二書的文章,這本《星下談第二輯》很可能就是他由當年珍藏至今的,封面書名下蓋了他的私章,內頁還貼了「克亮珍本」、「心如工畫師弘一」的藏書票。最難得的是他還在書內題了字:
《星下談第二輯》是本32開僅100頁的小書,共收〈父親〉、〈孤子之心〉、〈陽光空氣〉、〈玩物不喪志〉……等40篇與生活有關的散文。望雲在代序的〈星下續談〉中說:
第二輯的文章,無論風格與內容,都與第一輯的非常接近,應該是同時期所寫的,但,何以要在《星下談》出了的兩三年後才出第二輯呢?原來《星下談》出版後非常銷,可惜在不足一個月內,已出現了我前面所說的翻印本,因價錢便宜了很多,對正版影響不少,望雲受到打擊,出二輯、三輯的意興闌珊,拖了這麼久才出第二輯,也不見再有第三輯,是讀者的損失!
──2007年2月
劣版《星下談》
許定銘
原名張文炳(一九一O至一九五九)的香港第一代新文學作家張吻冰是侶倫的文友,一九二八年出現於香港文壇,寫過不少文學創作,可惜單靠純文學無法為生,後來改名「望雲」,在一九三O年代的《天光報》上撰章回體抗戰小說《黑俠》,才一舉成名,爭取到極廣大的讀者羣,成為家傳戶曉的流行小說作家。
望雲除了流行小說外,還寫過《星下談》(香港東方出版社,一九四九)和《星下談第二輯》(香港東方出版社,一九五三)兩本散文集。《星下談》是三十二開本,才八十頁,收《讓座之風》、《投石之手》、《人間富貴》、《壁爐的溫暖》、《苦中尋樂》……等與生活有關的散文小品六十九篇,全是一千幾百字的短文。望雲有心於純文學創作,為生活所迫而寫流行小說是無可奈何,但,寫散文卻不必討好讀者,可以坦誠的說心底話,可以很「真」,兩本《星下談》應該是他很珍惜的書。
正版《星下談》的封面極單調,白底綠字,只印了「星下談,望雲」那幾個字。你如今見到的《星下談》書影,色彩斑斕,構圖吸引,卻原來是本質素低劣的盜印本:版權頁欠奉以外,內文因遷就紙張,僅六十四頁(三十二開本,一張紙底面印,就是六十四頁),把原書的六十五至八十頁刪掉。
想不到一九五O年代的盜印風那麼厲害!
(大公報二O一二年五月十一日)
許定銘
望雲﹙一九一O~一九五九﹚(1)原名張文炳,二十年代末在《島上》、《鐵馬》發表文學作品時,用筆名張吻冰。「望雲」是抗戰爆發後,開始撰寫章回體小說《黑俠》時才改用的筆名。他早年就讀於聖若瑟書院時已熱愛寫作,是香港第一批新文學作家;同時也是香港第一個新文藝團體「島上社」的主要成員之一。
張吻冰一九二八年間出現於香港文壇,據現存資料顯示,他曾在創刊於一九二八年八月的文藝刊物《伴侶》半月刊第八期發表短篇小說〈重逢〉。黃康顯認為「張吻冰的小說〈重逢〉,敘述已婚的男主角,再會舊情人,但已婚的女主角,其中情慾的交織與內心的矛盾,掌握得還算不錯,他仍未完全掌握的是純粹的白話文,……」(2);一九二九年四月,在《墨花》旬報的增刊專號第十五期的《初戀號》上刊登了〈苦杯的匍匋〉;一九二九年九月,在《鐵馬》(3)發表了小說〈費勒斯神父〉;在一九三零年四月的《島上》(4)第二期發表了過萬字的短篇〈粉臉上的黑痣〉;一九三三年在《小齒輪》上繙譯過美國作家舒活‧安特生﹙Sherwood Anderson﹚的〈異域隨筆〉……,除了寫作,張吻冰也熱愛編輯、出版,他曾任當時《大同日報》副刊,一個同人周刊《島上》的主編;後來又編過上面說過的島上社的文藝雜誌《鐵馬》和獨立出版的《島上》。
侶倫在回憶三十年代的香港文壇時,曾說:
……在抗日戰爭爆發以後,有部份曾經為新文藝工作致力的作者,卻隨了讀者「口味」的轉變而轉變:離開了新文藝崗位,換了筆名去寫連載的章回體小說。傑克﹙黃天石﹚以《紅巾誤》,望雲﹙張吻冰﹚以《黑俠》,平可﹙岑卓雲﹚以《山長水遠》等單行本,分別為各自的新路向打開了門戶,而且贏得了讀者。(5)其實,張吻冰之棄文藝而改寫章回體小說,絕非單純為了迎合讀者口味,乃係為勢所迫,為口奔馳而已。當時他曾進過電影圈做編導,可惜沒有什麼成就,只好試試改變作風,改寫流行小說看看,否則只好「睇天」了,「望雲」就是這樣來的。可幸一九三九年《黑俠》在《天光報》面世後,大受歡迎,增取到極廣大的讀者羣。
望雲自《黑俠》一舉成名後,在四、五十年代寫了不少同類型的通俗流行小說,袁良駿稱之為「港島傳奇」作品(6)。事隔半個世紀,這些書當然已成絕響;即使「望雲」,在一般香港文學史中,亦僅輕輕掠過。只有袁良駿的《香港小說史》第一卷﹙深圳海天,一九九九﹚談得最多。
袁書中提到望雲的作品有:《黑俠》﹙一九三九連載於《天光報》﹚、《積善之家》﹙一九四九年連載於香港時報,一九五O由該報初版﹚、《一念之差》﹙勝利出版社﹚、《金夢記》﹙長興書局﹚、《天若有情》﹙新聯出版社﹚、《迷離》﹙新聯出版社﹚和《飛上枝頭》﹙新生出版社﹚等。除了《黑俠》和《積善之家》,其餘各書,袁良駿均表明「出版日期皆不詳,筆者所見多為盜版本。」(7)
另一處見提望雲較多的,是胡從經編的《香港近現代文學書目》﹙朝花出版社,一九九八﹚。其第一章小說的〈附一〉「出版年月不詳者」中,具書影載望雲小說四種:
《一念之差》﹙長篇小說,出版處所與年月均不詳,約四十年代出版。﹚根據這兩種資料,我提出以下兩個疑問:
《天若有情》﹙上中下卷,出版處所與年月均不詳,約四十年代下半期出版。﹚
《愛與恨》﹙版權頁署俊人著,中篇小說,新生出版社,具體出版年月不詳。﹚
《黑俠》﹙長篇小說,上下集,陳子多插畫,南華出版社,具體出版年月不詳。﹚(8)
其一:胡從經既能提供書影,當然有原書在手;何以無出版日期?無出版社資料?難道四本書都無版權頁?或者都不列出版社及日期?
其二:袁良駿說他所見多為盜版本,故出版日期不詳。是否這些盜版本沒有出版日期?或因為是「盜版本」,出版日期不可靠而不列?若屬此,則連出版社名稱亦不可靠了。
我手上有一套上中下三冊的《黑俠》,只有中冊的書後有簡單的版權頁﹙好怪!﹚,註明為「南華出版社」出版,沒有出版日期。上冊一零二頁,中冊六十頁,下冊卻是由六十一頁到一二七頁。我這套書的版本,和胡從經的那套上下冊版本可能同版,因封面相同,亦同由陳子多插畫;只是在分冊上出了些「綽頭」,把兩冊變成三冊而已。
我手上還有一套三冊,袁文和胡文都未提過的《小夫妻》(9)。上冊六十四頁,中冊五十六頁,下冊五十五頁,加起來亦不過百來頁的小書,不知是因缺頁失去,或根本不印,我這套書亦不見有版權頁,只從扉頁得知也是南華出版社的產品,也無出版日期。
我所見到的《黑俠》和《小夫妻》,印製非常粗劣。不僅錯漏甚多,正度三十二開本的書,每頁居然排到千字過外,密麻麻看得人眼花撩亂。究竟這些書是否袁良駿筆下的「盜版本」?或者因當時物質缺乏而粗製濫造,趕印出版搶市場;這根本就是原版呢?
《黑俠》是望雲第一本流行小說,也是最暢銷的一本。書出後不久,隨即拍成電影,大受歡迎。可惜書內無出版日期,不能肯定是何時出版的。最近和杜漸(10)閒談,聽到這樣一段有關《黑俠》的故事。
他說:「先母是望雲迷,當年不僅在報上追讀《黑俠》,小說一拍成電影,立即帶我去看。雖然當時我只得幾歲,但六十年後的今天,印象仍非常深刻,是因為演黑俠的吳楚帆。」杜漸續道,「事關看過電影不久,日軍轟炸香港,我們逃到防空洞內避難。剛巧吳楚帆也躲在同一防空洞內,我一見到他,便大叫『黑俠!黑俠!』當時防空洞內有一名孕婦正要分娩,洞內只有家父是醫生,可惜他給炸傷了腿,無法動彈。只好口述指導吳楚帆替那名婦人接生。小孩終於順利出生了!這件事,吳楚帆的自傳裏不知有無記載?」
後來翻查余慕雲的《香港電影史話》,發現有關電影《黑俠》的記載,刊於〈一九四一年賣座的港產片〉一節:
《黑俠》──改編自香港名作家望雲著作的同名小說。它原在香港《天光報》上刊登,讀者有數十萬。「南洋影片公司」邀得望雲親自把它改編搬上銀幕,請得上海名導演陳鏗然執導,並請到吳楚帆和路明﹙這是她第一次主演粵語片﹚出任男女主角。從這段記載,可見《黑俠》的小說和電影都很受歡迎。《黑俠》是一九三九年在《天光報》連載的,到一九四一年聖誕節香港淪陷之前,已拍成電影上演。那麼,書應該是四零或四一年出版的了。
《黑俠》公映時非常受觀眾歡迎,連映十一天,場場滿座。片主「南洋影片公司」因此發表過一篇「鄭重啟事」,內云:「敝公司出品《黑俠》一片,自公映後備承各界人士熱烈推重,賣座之盛獨創空前紀錄,茲為酬謝各界垂護美意,再將該片重在本港各大戲院輪迴獻映,並特敦請該片主角吳楚帆先生登台助慶,並表演其超卓藝術,不僅事屬創舉﹙這是香港電影史上第一次主角隨片登台﹚,抑亦為雙料娛樂之罕有良機也。」(11)
《黑俠》在袁良駿筆下評價不高,他認為「小說的『看官』長、『看官』短的敘述方式以及觸目皆是的陳詞濫調的描寫,則達到了讓人生厭的程度。……使《黑俠》即使從語言上看,也完全退步到了『五四』之前的舊小說。」(12)
我同意《黑俠》中有些描寫不夠細膩且普通,文內的確亦有如舊小說般,以「看官」作引起的語句,不過卻不多,只三幾處而已;但我們不應忘記,《黑俠》只是本通俗的章回體小說,決非純文學作品;那麼,套些流行語句,遷就普羅大眾,有何不可呢?在談到《黑俠》之所以受歡迎時,袁良駿總結成以下三點:
第一,情節的曲折離奇是符合人們的好奇心的,而對看慣了老神怪、老武俠的香港讀者,它則特別容易正中下懷。第二,除暴安良、殺富濟貧的老主題穿上懲罰現代豪富的新衣裳,再加上若干抗日救國的新名詞,足可以征服更多的讀者或觀眾。第三,英雄美人的愛情傳奇更容易對情竇初開的少男少女勾魂攝魄。(13)
想知道袁良駿這段批評是否中肯,得先看看《黑俠》的故事梗概:
《黑俠》其實是一段以「俠盜、間諜」包裝的英雄美人底戀愛故事。主人翁是行俠仗義、劫富濟貧,而又英俊瀟洒的黑俠雷君孟;女主角則是美艷動人,獻身救國的反間諜李青薇。故事的開始是黑俠在盛大的生日晚會中,偷了上海米業大王嚴昌禮的一條珍珠項鏈;其後他到地下賭場金廬消遣時,認識了初抵上海做反間諜工作的李青薇,兩人一見鍾情,互相傾慕。可惜她和他也不能向對方透露自己工作的性質,愛情一波三折;而李青薇更是身不由己,他們的愛戀經常受到來自情報組織的阻撓,和青薇內心「工作在先,戀愛在後」的矛盾衝突。她一方面想與黑俠沉溺於愛河中,一方面又不想用情,以免防礙工作;陷入痛苦的漩渦中。
李青薇在完成了一件艱巨的任務後,放假一月到香港去,想藉此淡化兩人間的感情;豈料黑俠偷偷隨往,變成近似「蜜月旅行」,情愛更濃了。當他們正甜蜜地嘗愛果之時,組織派人勸走了青薇。黑俠因青薇的突然失蹤,發了狂的在香港和她的祖家廣州兩地尋找她,最後失意地回到上海。
李青薇在某次行動中和黑俠碰個正着,在他苦纏下被迫透露了反間諜身份。而在這次任務中,青薇失手被擒。黑俠則捨命救了她。兩人終成眷屬,但只敘了一夜,青薇即重回組織,赴南京繼續救國工作,而黑俠亦離開了上海,遠走他方;兩人約定不再見面,預算到抗戰勝利後,夫婦才再團敘。
從整個故事來看,作者安排的重點在「愛情」和「抗日救國」這兩點上,李青薇其實是第一主角,她的抗日救國、反間諜工作才是主體,黑俠的劫富濟貧,只是次要的內容。我以為《黑俠》的成功,亦因為上述兩點。一直以來,刻骨銘心的愛情故事都是最受歡迎的題材,《梁山伯與祝英台》如是,《羅密歐與朱莉葉》亦如是。《黑俠》見報於一九三九年,正是展開抗戰如火如荼之際,拍成電影之時,剛碰巧日軍進侵香港,際此同仇敵慨之時,抗日救國,手誅漢奸之小說,怎能不大大暢銷?
其次我覺得作者把故事的舞台安排在上海、香港和廣州,也是明智之舉。上海是中國的大城市,是文化的重鎮,是華洋雜處之地,唯有這樣的地方,才能有如米業大王嚴昌禮,手握兵權的華軍長等漢奸。香港是作者最熟悉的城市,也是小說的出生地;廣州和香港關係密切,把它們拉來寫上一筆,本地讀者更感親切。
回頭談談袁良駿說的《黑俠》之所以受歡迎的三點,第一點「離奇曲折的情節」和第三點「英雄美人的愛情傳奇」這兩點我都同意;至於第二點說他「殺」富濟貧和「再加上若干抗日救國的新名詞」則不敢苟同;故事中,雷君孟曾強調他只是盜取土豪劣紳的財物,而決不殺人的;同時,整個故事都是以「抗日救國」作主線的,怎能稱之為「再加上若干抗日救國的新名詞」哩!袁良駿是戴了「章回體小說」的有色眼鏡來評《黑俠》,是不夠中肯的。
我覺得《黑俠》雖然只是部流行小說,缺乏文學作品的深度,卻是本可讀性頗高消閒小說。
除了流行小說,望雲還寫過兩本散文集《星下談》(14),上官大夫﹙即旁觀者和司馬我﹚說「他的文章有一股清新之氣,談身邊瑣事,靈性奧秘,娓娓動人。文字本身,樸實無華,而且風姿飄逸,摒絕浮俗,所以我認為他的文筆,寫散文比寫小說更為適宜……」(15)可惜天妒英才,望雲於一九五九年五月二十七日因癌症逝世,否則,在生活環境轉好之後,條件許可之下,我相信他一定會變回張吻冰,重投文學的懷抱,寫出更好的作品。
註釋:
(1)一般有關望雲的資料均未見提及其生年,今據生於一九一二年的平可之〈誤闖文壇述憶〉﹙見一九八五年三月《香港文學》第三期‧頁九十八﹚所說:「……張吻冰大概比我大一兩歲……」,設定他生於一九一零年。
(2)見黃康顯的〈從文學期刊看戰前的香港文學〉載《香港文學的發展與評價》﹙一九九六‧秋海棠文化企業﹚頁三十一。
(3)《鐵馬》由島上社策劃出版於一九二九年九月,是本三十二開,僅一百頁的文藝雜誌,可惜只出了一期。
(4)《島上》是島上社同人於《鐵馬》夭折後再起爐灶的另一文藝雜誌,一九三零年四月出版,共出了三期。
(5)見〈寂寞地來去的人〉載侶倫的《向水屋筆語》﹙一九八五‧三聯﹚頁三十一。
(6)見袁良駿《香港小說史》﹙一九九九‧海天﹚第一卷、第三章、第十一節。(7)仝(6),頁一三三
(8)見胡從經編的《香港近現代文學書目》頁二十九。
(9)黃康顯指《小夫妻》寫於一九四一年,也連載於《天光報》。見〈香港的流行小說〉,載《香港文學的發展與評價》頁二五零。
(10)杜漸﹙1935—﹚旅加香港作家,《開卷》的創辦人,曾主編《讀者良友》。
(11)見余慕雲《香港電影史話》第三卷,頁三十八至三十九。
(12)仝(6)之頁九十五。
(13)仝(6)之頁九十六。
(14)一集出於一九四九年七月七日,由東方出版社出版。二集未見,據黃俊東〈讀書隨筆二則〉﹙一九六五年八月十日‧《星島日報》‧《青年園地》﹚指出「第二集則出版於一九五三年十月五日」
(15)仝(14)。
望雲著作編目
〈重逢〉:一九二八年刊於《伴侶》第八期。
〈苦杯的匍匋〉:一九二九年四月刊於《墨花》旬報增刊專號第十五期。〈費勒斯神父〉:一九二九年九月刊於《鐵馬》創刊號。
〈粉臉上的黑痣〉:一九三零年四月刊於《島上》第二期。
〈異域隨筆〉:一九三三年繙譯,刊於《小齒輪》。
《黑俠》:一九三九年連載於《天光報》,後於四零至四一年間出單行本,南華出版社出版。
《小夫妻》:一九四一年連載於《天光報》,南華出版社出版。
《青衫紅淚》:一九四一年由香港小說社出版。
《愛與恨》:新生出版社出版。書一開始,有「大戰結束,已經整整三年」句,估計此書寫於一九四八年。
《星下談》:一九四九年由東方出版社出版。
《積善之家》:一九四九年連載於《香港時報》,五零年由該報出版。
《天若有情》:新聯出版社出版,後曾拍成電影,是望雲第二部搬上銀幕的小說。
《迷離》:新聯出版社出版。
《一念之差》:勝利出版社出版。
《毒艷》:由一九五三年七月二十五日至十二月二十七日,在《星島晚報》連載。
《春夏秋冬》:由一九五三年八月十六日至五四年二月十日,在《星島晚報》連載。
《星下談》二集:一九五三年出版。
《飛上枝頭》:一九五四年七月,新生出版社出版。
《春暉》:曾在《自然日報》連載,一九五四年十一月,新生出版社出版。
《金夢記》:由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至五七年二月八日,在《新晚報》連載,後由長興書局出版。
《小戶人家》:由一九五七年二月十五日至九月一日,在《新晚報》連載。
《情賊》:由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九日至七月十一日,在《文匯報》連載。
《從心所願》:由一九五七年九月二日至五八年二月十日,在《新晚報》連載。
《陋巷斜陽》:由一九五八年二月十九日至五月二十九日,在《新晚報》連載。
《萬世留芳》: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出版。
後記:本編目中有關望雲在報上連載之資料,均引自鄭樹森、黃繼持、盧瑋鑾等編的《香港新文學年表》。
──寫於二OOO年七月
二零零一年一月刊於《鑪峰文藝》
望雲的《星下談》
許定銘
移居澳洲的黃俊東2005年回港探親,我們在沙田促膝長談了整個下午,談到望雲的《星下談》。
作為小說家的望雲﹙1910—1959﹚,1928年以筆名張吻冰出現於香港文壇,是香港第一代新文學作家,一生著作頗多,以長篇小說《黑俠》知名。除了小說,他只寫過《星下談》和《星下談第二輯》兩本散文集。
《星下談》,1949年7月由香港東方出版社出版,32開本,才80頁,收散文69篇,全是一千幾百字的短文。原版本《星下談》的封面極單調,白底綠字,「星下談,望雲」那幾個字,很可能就是望雲自己手寫的。為了遷就紙張頁數以節省成本,版權頁印在封底內頁,書內連目錄都欠奉。
《星下談》不應該是銷書,但不知是否《黑俠》效應,書大概很搶手,故此還出現過製作極粗劣的「翻版本」。我見過一種彩色封面,沒印版權頁的《星下談》,內文因遷就紙張,僅64頁(32開本,一張紙底面印,就是64頁),把原書的65—80頁刪掉。想不到50年代的盜印風那麼厲害!
和俊東閒談中,深以未見過《星下談第二輯》為憾!想不到日前俊東再回來時,竟携來珍藏多年的《星下談第二輯》贈我,使我欣喜若狂!
《星下談第二輯》(香港:東方出版社,1953)的封面,比《星下談》漂亮得多了:書名以美術字靠在左上方,主體是幅藍綠底,星光閃爍下的太平山下的某角,我們的主人翁咬着煙斗,斜躺床上,在吊燈下攤開報紙細讀,陶醉於自我的王國……,一接到書,我已經深深地愛上了它。
我1960年代初,在《星島日報》的學生園地上已讀過俊東寫望雲此二書的文章,這本《星下談第二輯》很可能就是他由當年珍藏至今的,封面書名下蓋了他的私章,內頁還貼了「克亮珍本」、「心如工畫師弘一」的藏書票。最難得的是他還在書內題了字:
定銘兄喜歡蒐集絕版書,去年與他說起張望雲早年散文集《星下談》,他見過第一集,我說尚有第二集,他似乎不大相信,蓋他未見過,我因有返港探親之思,特從書架上檢出此冊持贈好友,以釋他的疑心,亦可留個紀念。字體工整而漂亮,在大多數人寫稿已棄筆而用電腦的今天,俊東還慣用毛筆,古意盎然!彌足珍貴!
克亮誌于悉尼
二OO六年十二月
《星下談第二輯》是本32開僅100頁的小書,共收〈父親〉、〈孤子之心〉、〈陽光空氣〉、〈玩物不喪志〉……等40篇與生活有關的散文。望雲在代序的〈星下續談〉中說:
在那一叠文稿裏,我有時寫下我的感想,有時描寫幾個我所認識的人物,他們的言行,我認為有他們的不平凡的地方的;有時我寫下一些難忘的故事,傳聞所得,或由我自己親歷而來,有時我記的是日常生活,也許別人另有見解,我卻以為有一記的價值;有時是感情作用的懷舊;有時說出了心中的一句禱告。(頁1)「散文」之所以「散」,乃係隨手拈來即成文章,就像武俠小說中的高手,摘葉即可傷人的境界。望雲已盡得其精髓矣!
第二輯的文章,無論風格與內容,都與第一輯的非常接近,應該是同時期所寫的,但,何以要在《星下談》出了的兩三年後才出第二輯呢?原來《星下談》出版後非常銷,可惜在不足一個月內,已出現了我前面所說的翻印本,因價錢便宜了很多,對正版影響不少,望雲受到打擊,出二輯、三輯的意興闌珊,拖了這麼久才出第二輯,也不見再有第三輯,是讀者的損失!
──2007年2月
劣版《星下談》
許定銘
原名張文炳(一九一O至一九五九)的香港第一代新文學作家張吻冰是侶倫的文友,一九二八年出現於香港文壇,寫過不少文學創作,可惜單靠純文學無法為生,後來改名「望雲」,在一九三O年代的《天光報》上撰章回體抗戰小說《黑俠》,才一舉成名,爭取到極廣大的讀者羣,成為家傳戶曉的流行小說作家。
望雲除了流行小說外,還寫過《星下談》(香港東方出版社,一九四九)和《星下談第二輯》(香港東方出版社,一九五三)兩本散文集。《星下談》是三十二開本,才八十頁,收《讓座之風》、《投石之手》、《人間富貴》、《壁爐的溫暖》、《苦中尋樂》……等與生活有關的散文小品六十九篇,全是一千幾百字的短文。望雲有心於純文學創作,為生活所迫而寫流行小說是無可奈何,但,寫散文卻不必討好讀者,可以坦誠的說心底話,可以很「真」,兩本《星下談》應該是他很珍惜的書。
正版《星下談》的封面極單調,白底綠字,只印了「星下談,望雲」那幾個字。你如今見到的《星下談》書影,色彩斑斕,構圖吸引,卻原來是本質素低劣的盜印本:版權頁欠奉以外,內文因遷就紙張,僅六十四頁(三十二開本,一張紙底面印,就是六十四頁),把原書的六十五至八十頁刪掉。
想不到一九五O年代的盜印風那麼厲害!
(大公報二O一二年五月十一日)
孟君.劉培基的媽
孟君.劉培基的媽
劉乃濟
《明報週刊》,連續幾期以很多篇幅來刊登著名服裝設計家劉培基的訪問記。劉培基在時裝界確實很有名,國泰航空公司的員工制服,就是請他設計的。不少著名藝人登台表演的服裝,都出於他的心思,其中以已故歌星梅艷芳最為出名。
劉培基在這篇洋洋灑灑數萬字的自傳式的訪問記中,爆炸性地揭露了自己離奇的身世,加上他提供的珍藏照片,真可以說是圖文并茂。看到這篇文章,才知道他是著名女作家孟君的兒子。
時光真是過得很快,認識孟君巳經是六十年前的事了。那時候,我在廣州的《環球報》做經濟版編輯。主編副刊的是陸雁豪,筆名碧侶,是當時頗為著名的小說家。有個叫做溤畹華的女讀者投稿,陸雁豪覺得她的文筆不錯,約她見面,叫她主持一個專欄,專門回答讀者的提問,欄名叫做《浮生女士信箱》。版頭是老友區晴(筆名丁岡)畫的,當時他替環球報畫插圖,如今也住在溫哥華,我們時常見面。
大陸變色後,我來到了香港,在街上遇到溤畹華。她此時已用「孟君」為筆名,寫了幾本小說,又創辦了一本文藝雜誌,叫做《天底下》。她邀請我寫稿,我便以「乃濟」為筆名,替他寫了幾篇稿。她說寫得不錯,請我繼續寫。過了不久,她說自己寫小說,又要編雜誌,實在忙不過來,想請我來幫忙。就是這樣,我便做了《天底下》的編輯,還記得月薪是港幣80元。
前幾年,我從溫哥華回到香港。書藉收藏家許定銘兄竟然藏有當年的《天底下》雜誌,並把我的文章複印給我。「人走過,必會留痕」,這句話很有道理。
那個時候,孟君有個男友,叫做林樹基,是敘香園飯店的太子爺。這間飯店是高級食肆,在香港九龍有幾間分店,以燒鵝最出名,招牌上有一個一筆寫成的「鵞」字。林先生大約卅歲,西裝畢挺,一表人才,和孟君在一起,可以說是「郎才女貎」。《天底下》是林先生出資支持的,看來這位太子爺對出版事業沒有多大興趣,只是對孟君有興趣。有時他來到辦公室等候孟君下班,枯坐多時,郤連自己出資支持的雜誌,也不翻看一下。
當時香港就只有《天底下》這一本文藝雜誌,讀者不多,又沒有廣告,所以長期虧蝕。我做了一段時間之後,轉去《中聲日報》做社會新聞編輯。後來聽說孟君與林先生的感情生變,《天底下》亦因為長期虧蝕而停辦了。平心而論,孟君總算為香港的文化事業出過一分力量。
據劉培基在《明周》的憶述,他曾經有過一個愉快而又短促的童年。在八歲以前,備受母親的寵愛,居住在九龍塘高級住宅區的一間獨立房屋,那時還得到外婆的照顧。雖然從來沒有見過父親,甚至連照片都未見過,但覺得當時真的是很幸福。他至今仍珍藏着和母親在一起時的照片,就都是在那個時候拍下來的。
在劉培基八歲以後,孟君因為遇到一個適合結婚的男人。為了隱瞞自己已有一個八歲兒子的事實,把劉培基放置在寄宿學校,母子不再來往。後來因為避免嫌疑,她更把劉培基送到英國去,過着半工讀半流浪的日子。在以後的日子,孟君從來沒有承認過劉培基是她的兒子,有時人家問起,她郤說這是傭人的兒子。
著名作家馮嘉是文壇神童,十六歲便巳開始寫小說了。我和他做過同事,當年是替崔巍打工。崔巍當時出版多本雜誌和漫畫,黃玉郎初出道時,也曾在這裏賺過稿費。
有人說,馮嘉是孟君的弟弟,也有人說是兒子。這也是聽來的一個故事:馮嘉當時追求崔巍的第二位千金,儲蓄了一筆老婆本,存放在孟君那裏。到了馮嘉要錢辦婚禮時,孟君郤說把錢用光了,害得馮嘉幾乎娶不成老婆。幸好岳父通融,一切從簡,馮嘉終於得償所願,做了崔家女婿。
我不喜歡探聽別人的私隱,這種誑言讕語,聽過就算,雖然和馮嘉很熟,郤沒有當面向他問過這些事。有一次,在馮嘉家裏打啤牌,問起孟君是不是他的姐姐?馮嘉輕描淡寫的說:「她姓馮,我也姓馮,同姓三分親,就認了她做姐姐。」
多年來與孟君沒有聯絡,再見時郤是很不愉快。那時候,她編劇、龍剛導演,拍過幾部影片。其中一部影片是《廣島二八》。電影公司為了宣傳,請傳媒看首映,開座談會。主人家除了編與導的孟君、龍剛之外,還有該片的女主角蕭芳芳。因為都是熟人,在這個所謂討論會上,看來大家都會客客氣氣的說些恭維話。
當時我在《新報》主編娛樂版,被邀參加這個討論會。和孟君認識了那麼久,她又曾經做過我的老闆;龍剛是在邵氏時的同事;我又和蕭芳芳合作過,拍《天山猿女》時,她是女主角,我是編劇兼副導演。可以說,都是熟人了。所以,他們都推舉我首先講話。
我的講話,使到主人家吃了一驚。因為我率直的指出,這部影片的意識很有問題。因為劇情完全偏袒在廣島被轟炸的民眾身上,認為他們很無辜,郤把投擲原子彈的美軍視為魔鬼。我反問他們:「日軍的兇殘舉世皆知,中國人在抗戰八年中,數千萬條人命犠性在日軍的槍口和剌刀下,這條數該怎樣算法?倘若那時候原子彈不丟下廣島去,中國人還要死多少?」
座上有人鼓掌叫好,使到龍剛和孟君十分尷尬,因為他們料不到我這個熟人,會在這個場合說出那麼不合時宜的話。但我認為,在大非大是的前提下,這種話題是不能含糊的。此時,我偶然向蕭芳芳一瞥,只見她滿臉茫然的神色,好像不知道發生了甚麼事。這也難怪,她的年紀輕,不知道當年中國人所遭遇到的災難。但以龍剛和孟君的年紀和經歷,雖不目睹,亦曾耳聞,豈能如此黑白不分,為暴徒歌功頌德?當時,我也不想和他們爭辯,講完話便先行告退。自此以後,便沒有與孟君再見面了。
曾經做過《姊妹》雜誌主編的施盈盈,移民來溫哥華多年,在北美洲《明報》寫一個專欄。她在專欄中說:「當年孟君在《姊妹》寫一個專欄《孟君信箱》,因為工作關係,我們偶然也有聯絡。孟君曾經請我到她家裏吃飯,她的先生姓施,所謂同姓三分親,她要我叫她的先生做大哥。施先生斯斯文文的,任職於政府稅務局,是多少人羡慕的『拿鐵飯碗』公務員。他們還有一個女兒,一家三口看來很溫馨幸福。
「後來,孟君和龍剛合作拍電影,她的女兒還在《珮詩》中演一個角色。在拍《珮詩》時,孟君對外揚言,戲裏的所有服裝都是她設計的。大家都驚奇孟君的多才多藝,除了是成名的作家之外,還有著服裝設計的天才。當時我也在《姊妹》中開了特別的篇幅,刊登她所設計的服裝,還請來多位影星穿着作為示範。
「在若干年後,劉培基的朋友告訴我,當年《珮詩》的服裝,全都是劉培基設計的。那時候,劉培基剛從英國回來,還沒有名氣,母親便佔用了他的設計,郤沒有把他推介給大家。
「他們這一對母子的關係,雖然沒有公開,但圈中許多朋友都知道。後來我移民來溫哥華,她移民去多倫多,彼此便沒有聯絡了。由朋友的口中,獲知她後來回流香港,得了癌症,到發現時巳是晚期。她去世時,她的丈夫也身患重病,在她離世後不久也去世了。
「聽說,不能與母親相認的劉培基,在朋友的安排下,曾經悄悄地在深夜去到殯儀館,終於見到了母親的最後一面。」
在施盈盈的專欄中,只說孟君回流香港,郤沒有講述她回來香港,是為了甚麼緣故。說起來又使大家吃了一驚,原來她這回來香港,是要開辦一間「孟君珠寶店」。大家都只知道孟君會寫文章,郤不知道她還懂得珠寶經營之道。「孟君珠寶店」堂而皇哉的開張了,廣告上如假包換的刊登出孟君的玉照。這是一門投資浩大而又需要專業技術的生意,既然招牌上用上了孟君的名字,即使她不是全資擁有,至少也是個大股東。她那裏來的龐大資金?難道挖到了金山銀山。人家只說狄娜是個奇女子,其實,孟君的身世比她離奇得多。
總結來說,劉培基今天的成就也不差,孟君沒有認他做兒子,他郤無愧於這個寡情薄倖的母親。
後記:
傳上今期文稿「孟君.劉培基的媽」之後,曾把該稿傳給上海文友李劼白(筆名諸葛慕雲,網上有「諸葛慕雲的愽客」)閱覽。因為文中曾提及好友馮嘉與孟君女士的關係,李兄把該文轉傳給馮嘉,立即獲得馮兄的回應。李兄把馮兄的來函刊登在他的愽客中,我則移花接木,把此函連接在今期文稿的後面。增加多些資訊,對於事情的真相,便會得到更進一步的明瞭。
以下是馮嘉寫給李劼白的信:
馬吉按:馮嘉給諸葛慕雲的這封信亦刊於其網誌《當時只道是尋常》二O一二年七月廿三日,題為〈我知道的孟君和劉培基兩三事(馮嘉文)──補充燕青原文〉,篇後有慕雲的按語:
劉培基(Eddie)的人生經歷充滿傳奇。他無父,有母等如無母。他只有小學五年級的學歷,卻憑自身努力、天分,被英國著名學府St. Martin’s School of Art取錄,修讀時裝設計,學成回港創業,繼而名揚國際。他擇友嚴謹,真正的朋友不多,卻都是知交。梅艷芳生前說過,最喜歡聽Eddie哥哥說故事,因為他說來生動、有畫面;從今期開始,她的Eddie哥哥在《明周》說故事,他從不公開談論的身世、感情生活,還有與摯友們不為人知的往事,一幕幕重現讀者眼前。
九年過去了,劉培基依然記得這個約定—梅艷芳離世後,過了一些日子,我邀請他在《明周》寫回憶錄,往後多次舊事重提,他也覺得未是時候。直至最近,想起今年是他踏入時裝界五十周年紀念,再次提出邀請,他終於答應下來。他在給我的便條上寫下這幾句話﹕「過去與時間同逝,感謝還是需要,留下一份眷戀,紀念曾經一起走過的人。」
在別人眼中,劉培基是成功人士:他是香港時裝界的殿堂級設計師,也是形象設計師的鼻祖;但成功以前的漂泊、辛酸,卻甚少人曉得。
跟他相交二十多年,我對他的背景自然知道一些,閒聊時,也知道什麼可以談,什麼不方便問;然而,這是他的自傳,還需要設立禁區嗎?
四月中旬,「浩大工程」開始了,我和他自困密室,第一回合努力了八個多鐘頭。
親解身世謎團
Eddie雙目緊閉,回憶兒時舊事,從備受母親疼愛的日子說起;直至八歲那年,母親把他「流放」,從此居無定所,與母親親近的機會更變得罕有。
淚水從他緊閉的眼睛流出。他從不會在人前落淚,但那天,他落淚不止一次。
他的母親是誰?他在她所寫的書的封面上看到「孟君」這名字,「我只知她姓馮,真名會否是馮孟君?」
孟君是著名作家,她的兒子卻連她的真實姓名也不知道。我跟Eddie說,網上或許有她的資料。他於是上網搜尋,得知孟君原名馮婉儀,在廣州寫了不少言情小說,來港後,創辦了《天底下》周刊;後來被導演龍剛賞識,邀她寫了《昨夜夢魂中》和《珮詩》兩個劇本。其實她也替《明周》寫過不少精采訪問稿,我沒見過她本人,卻通過多次電話。網上資料為Eddie解開了一些心中疑竇,留待自傳中再向讀者交代。
Eddie從前絕口不提他的母親,直至近年,才偶爾告訴我一些他與母親之間的故事,但總是用「那個女人」作代名詞。
「我十一歲那年,她對我說﹕『你不要再叫我媽媽了,我不是你媽媽。』那刻,我真的很震驚,不懂反應。這等於從小都相信月亮有嫦娥,但當地球人上過月球,回來卻說根本沒有嫦娥,實在太過難以置信。我經歷過太多的失落,這不是小孩子所能承受的。從那刻起,我便沒再提及這個人。十六歲以後,從沒有人問過我關於父母的事,就算有人問,我也不會回答。」關於他的父親,就算他願意回答,答案也未必準確,「我不知道他的名字,連他的照片也沒看過。有人說我是遺腹子;也有人說我父親是國民黨軍人。」
他慨嘆﹕「我並不是孤兒,但也許比孤兒還要難受,本來擁有的,忽然間全沒有了。十歲已要養活自己。我很想提醒年輕一輩,如果有機會跟父母一起,就要珍惜,因為不是人人都能擁有這無私的愛。兒時,愛是一種需要;長大後,愛是一種感覺;但,愛其實是相欠。」
為什麼替自傳取名《舉頭望明月》?「辛苦最憐天上月,一昔如環,昔昔成玦。」他背誦出納蘭性德的詞《蝶戀花》開首幾句,並說﹕「月亮陪着我長大,不敢忘記月亮的溫柔。」
把埋藏心底深處的傷痛說了出來,會否感到釋然?「憶述時落淚,是我始料不及的。我以為傷口早已癒合,此刻把傷口再撕開,才發覺依然很痛。我以為已經放下,但那種放下原來只等如脫光衣服,外表赤裸容易,但要把心掏出來,仍是磨滅不了的難過。」
有後悔開始這「工程」嗎?「沒有。只在開始之前猶豫過一下,考慮到將會牽涉一些私隱。但此時此刻,我已經超越了這一切,我一生人從不作假,這次也不例外。感情的事反而是最坦然的,我從不會侮辱香港人的智慧,也不會掩飾什麼。年少輕狂,不懂得收放自如,七情六慾,恩怨愛恨,誰沒有經歷過?假如快樂與開心,要憑着另一個人的情緒賦予你,想想都覺得不可思議,我寧願讓它成為終身失落的遺憾。」他有此感慨,是因為在感情路上受過重大的傷害。
他極愛朋友,「愛情比不上有情有義的朋友可靠。遺憾的是,我愛過的、珍惜過的朋友、情人,都比我先走一步;如今,好友已有點凋零。如果說,人生得一知己死而無憾,那我應該死很多次。」
(明報周刊二O一二年六月九日第二二七四期)
劉乃濟
《明報週刊》,連續幾期以很多篇幅來刊登著名服裝設計家劉培基的訪問記。劉培基在時裝界確實很有名,國泰航空公司的員工制服,就是請他設計的。不少著名藝人登台表演的服裝,都出於他的心思,其中以已故歌星梅艷芳最為出名。
劉培基在這篇洋洋灑灑數萬字的自傳式的訪問記中,爆炸性地揭露了自己離奇的身世,加上他提供的珍藏照片,真可以說是圖文并茂。看到這篇文章,才知道他是著名女作家孟君的兒子。
時光真是過得很快,認識孟君巳經是六十年前的事了。那時候,我在廣州的《環球報》做經濟版編輯。主編副刊的是陸雁豪,筆名碧侶,是當時頗為著名的小說家。有個叫做溤畹華的女讀者投稿,陸雁豪覺得她的文筆不錯,約她見面,叫她主持一個專欄,專門回答讀者的提問,欄名叫做《浮生女士信箱》。版頭是老友區晴(筆名丁岡)畫的,當時他替環球報畫插圖,如今也住在溫哥華,我們時常見面。
大陸變色後,我來到了香港,在街上遇到溤畹華。她此時已用「孟君」為筆名,寫了幾本小說,又創辦了一本文藝雜誌,叫做《天底下》。她邀請我寫稿,我便以「乃濟」為筆名,替他寫了幾篇稿。她說寫得不錯,請我繼續寫。過了不久,她說自己寫小說,又要編雜誌,實在忙不過來,想請我來幫忙。就是這樣,我便做了《天底下》的編輯,還記得月薪是港幣80元。
前幾年,我從溫哥華回到香港。書藉收藏家許定銘兄竟然藏有當年的《天底下》雜誌,並把我的文章複印給我。「人走過,必會留痕」,這句話很有道理。
那個時候,孟君有個男友,叫做林樹基,是敘香園飯店的太子爺。這間飯店是高級食肆,在香港九龍有幾間分店,以燒鵝最出名,招牌上有一個一筆寫成的「鵞」字。林先生大約卅歲,西裝畢挺,一表人才,和孟君在一起,可以說是「郎才女貎」。《天底下》是林先生出資支持的,看來這位太子爺對出版事業沒有多大興趣,只是對孟君有興趣。有時他來到辦公室等候孟君下班,枯坐多時,郤連自己出資支持的雜誌,也不翻看一下。
當時香港就只有《天底下》這一本文藝雜誌,讀者不多,又沒有廣告,所以長期虧蝕。我做了一段時間之後,轉去《中聲日報》做社會新聞編輯。後來聽說孟君與林先生的感情生變,《天底下》亦因為長期虧蝕而停辦了。平心而論,孟君總算為香港的文化事業出過一分力量。
據劉培基在《明周》的憶述,他曾經有過一個愉快而又短促的童年。在八歲以前,備受母親的寵愛,居住在九龍塘高級住宅區的一間獨立房屋,那時還得到外婆的照顧。雖然從來沒有見過父親,甚至連照片都未見過,但覺得當時真的是很幸福。他至今仍珍藏着和母親在一起時的照片,就都是在那個時候拍下來的。
在劉培基八歲以後,孟君因為遇到一個適合結婚的男人。為了隱瞞自己已有一個八歲兒子的事實,把劉培基放置在寄宿學校,母子不再來往。後來因為避免嫌疑,她更把劉培基送到英國去,過着半工讀半流浪的日子。在以後的日子,孟君從來沒有承認過劉培基是她的兒子,有時人家問起,她郤說這是傭人的兒子。
著名作家馮嘉是文壇神童,十六歲便巳開始寫小說了。我和他做過同事,當年是替崔巍打工。崔巍當時出版多本雜誌和漫畫,黃玉郎初出道時,也曾在這裏賺過稿費。
有人說,馮嘉是孟君的弟弟,也有人說是兒子。這也是聽來的一個故事:馮嘉當時追求崔巍的第二位千金,儲蓄了一筆老婆本,存放在孟君那裏。到了馮嘉要錢辦婚禮時,孟君郤說把錢用光了,害得馮嘉幾乎娶不成老婆。幸好岳父通融,一切從簡,馮嘉終於得償所願,做了崔家女婿。
我不喜歡探聽別人的私隱,這種誑言讕語,聽過就算,雖然和馮嘉很熟,郤沒有當面向他問過這些事。有一次,在馮嘉家裏打啤牌,問起孟君是不是他的姐姐?馮嘉輕描淡寫的說:「她姓馮,我也姓馮,同姓三分親,就認了她做姐姐。」
多年來與孟君沒有聯絡,再見時郤是很不愉快。那時候,她編劇、龍剛導演,拍過幾部影片。其中一部影片是《廣島二八》。電影公司為了宣傳,請傳媒看首映,開座談會。主人家除了編與導的孟君、龍剛之外,還有該片的女主角蕭芳芳。因為都是熟人,在這個所謂討論會上,看來大家都會客客氣氣的說些恭維話。
當時我在《新報》主編娛樂版,被邀參加這個討論會。和孟君認識了那麼久,她又曾經做過我的老闆;龍剛是在邵氏時的同事;我又和蕭芳芳合作過,拍《天山猿女》時,她是女主角,我是編劇兼副導演。可以說,都是熟人了。所以,他們都推舉我首先講話。
我的講話,使到主人家吃了一驚。因為我率直的指出,這部影片的意識很有問題。因為劇情完全偏袒在廣島被轟炸的民眾身上,認為他們很無辜,郤把投擲原子彈的美軍視為魔鬼。我反問他們:「日軍的兇殘舉世皆知,中國人在抗戰八年中,數千萬條人命犠性在日軍的槍口和剌刀下,這條數該怎樣算法?倘若那時候原子彈不丟下廣島去,中國人還要死多少?」
座上有人鼓掌叫好,使到龍剛和孟君十分尷尬,因為他們料不到我這個熟人,會在這個場合說出那麼不合時宜的話。但我認為,在大非大是的前提下,這種話題是不能含糊的。此時,我偶然向蕭芳芳一瞥,只見她滿臉茫然的神色,好像不知道發生了甚麼事。這也難怪,她的年紀輕,不知道當年中國人所遭遇到的災難。但以龍剛和孟君的年紀和經歷,雖不目睹,亦曾耳聞,豈能如此黑白不分,為暴徒歌功頌德?當時,我也不想和他們爭辯,講完話便先行告退。自此以後,便沒有與孟君再見面了。
曾經做過《姊妹》雜誌主編的施盈盈,移民來溫哥華多年,在北美洲《明報》寫一個專欄。她在專欄中說:「當年孟君在《姊妹》寫一個專欄《孟君信箱》,因為工作關係,我們偶然也有聯絡。孟君曾經請我到她家裏吃飯,她的先生姓施,所謂同姓三分親,她要我叫她的先生做大哥。施先生斯斯文文的,任職於政府稅務局,是多少人羡慕的『拿鐵飯碗』公務員。他們還有一個女兒,一家三口看來很溫馨幸福。
「後來,孟君和龍剛合作拍電影,她的女兒還在《珮詩》中演一個角色。在拍《珮詩》時,孟君對外揚言,戲裏的所有服裝都是她設計的。大家都驚奇孟君的多才多藝,除了是成名的作家之外,還有著服裝設計的天才。當時我也在《姊妹》中開了特別的篇幅,刊登她所設計的服裝,還請來多位影星穿着作為示範。
「在若干年後,劉培基的朋友告訴我,當年《珮詩》的服裝,全都是劉培基設計的。那時候,劉培基剛從英國回來,還沒有名氣,母親便佔用了他的設計,郤沒有把他推介給大家。
「他們這一對母子的關係,雖然沒有公開,但圈中許多朋友都知道。後來我移民來溫哥華,她移民去多倫多,彼此便沒有聯絡了。由朋友的口中,獲知她後來回流香港,得了癌症,到發現時巳是晚期。她去世時,她的丈夫也身患重病,在她離世後不久也去世了。
「聽說,不能與母親相認的劉培基,在朋友的安排下,曾經悄悄地在深夜去到殯儀館,終於見到了母親的最後一面。」
在施盈盈的專欄中,只說孟君回流香港,郤沒有講述她回來香港,是為了甚麼緣故。說起來又使大家吃了一驚,原來她這回來香港,是要開辦一間「孟君珠寶店」。大家都只知道孟君會寫文章,郤不知道她還懂得珠寶經營之道。「孟君珠寶店」堂而皇哉的開張了,廣告上如假包換的刊登出孟君的玉照。這是一門投資浩大而又需要專業技術的生意,既然招牌上用上了孟君的名字,即使她不是全資擁有,至少也是個大股東。她那裏來的龐大資金?難道挖到了金山銀山。人家只說狄娜是個奇女子,其實,孟君的身世比她離奇得多。
總結來說,劉培基今天的成就也不差,孟君沒有認他做兒子,他郤無愧於這個寡情薄倖的母親。
後記:
傳上今期文稿「孟君.劉培基的媽」之後,曾把該稿傳給上海文友李劼白(筆名諸葛慕雲,網上有「諸葛慕雲的愽客」)閱覽。因為文中曾提及好友馮嘉與孟君女士的關係,李兄把該文轉傳給馮嘉,立即獲得馮兄的回應。李兄把馮兄的來函刊登在他的愽客中,我則移花接木,把此函連接在今期文稿的後面。增加多些資訊,對於事情的真相,便會得到更進一步的明瞭。
以下是馮嘉寫給李劼白的信:
李兄: 謝謝你傳來「孟君」一文。(新玄機二O一二年八月)
劉乃濟兄所言有些部份是穿鑿附會、道聽塗說及夫子自道。
我與孟君及劉培基的關係頗深,在此有些補充。
總的來說,她是一個奇女子,對人對錢都不擇手段,善於利用他人,所以真朋友不多。一個原因是她曾自承很年輕時在廣州受過共產黨的特務訓練。另一原因是她是一個非常美麗的女人。非常美麗的女人一定少真朋友,因為男人多對之有企圖,被拒便成仇敵。女人則一定恨她在競爭。而她無親無故一人在港掙扎求生,也難怪她有如此心態。
我在大約1954年認識孟君,那時她主編一本《知識半月刊》,招聘助理編輯,我去應徵被取錄。她見我能寫能譯,很賞識我,後來還認了我做弟弟。
我在她家工作,那時劉培基四、五歲,稱她媽媽,我也很錯愕,因不見她有丈夫,卻有這個兒子。後來熟絡了,她才告訴我,這是她收養的。他叫謝培基,因那時她的男友姓謝,打算嫁謝先生。她給我看過培基(那時稱他為EDDIE,他稱我為舅父)的出生證,上寫母親為白露,父親為劉啓。我也見過白露來借錢。劉啓則是一個早已不知所蹤的吸毒者。
EDDIE長得罕有地標緻,真的人見人愛,如你見過他童年,你就不難相信孟君會收養他。至於是否她親生,EDDIE很希望是,長大後也向我探問過多次,但我實在不知道,因此前我未見過孟君大肚子。
後來孟君與謝先生分手,她便為EDDIE在小學改報姓馮,變成馮培基。而這時她與一個日本見習外交官戀愛,她曾到日本他家住過,受他的父母招待,她回來對日本文化讚不絕口,這也是她後來拍「廣島二八」的張本。
這時「知識半月刊」已停辦,她的小說亦不暢銷,她的生活陷於拮据,我仍天天到她家為她處理各事,我在別處賺的稿費也有拿來幫助她。並非我「有積蓄存在她處拿不回」。
稍後,她與施先生戀愛,我對她說這人條件不錯,而她已不大有賺錢能力,且青春不再,應找個歸宿,力勸她結婚,她也聽從,便結了婚。但施先生不接受EDDIE,孟君便把他付託給我,但我也沒有家,他便寄居於粉嶺一鄉村小學,我每星期去看他,並負擔費用,那時好像是每月五十元。
到EDDIE十二歲,我帶他去領取身份証,麻煩來了,因他的小學成績表有姓謝有姓劉有姓馮,不合手續,人口登記局不肯辦理。那時居港權不及今日吃香,但到底手續不合,我大發脾氣,吵着要見局長。見了局長,他又指出各種不對。我罵他們不是人,孩子活生生在面前,總得有個身份,難道叫他消失嗎?我又不是要騙什麼好處,我講的資料是真的,雖無文件證明,但真相往往是沒有證明的。局長想想也是道理,便親自簽名批准,並依出生證書的父姓姓劉,於是EDDIE領到了香港身份証,成為劉培基。
幾年後我也要結婚了,便把劉培基交還孟君,她把他安插在鄰居一上海裁縫店當學徒。這時劉已相當大了,他自少有XXX傾向(慕雲刪除三字),交了不少此道友人,其中之一是未成名的lw君(已故)(慕雲刪除原名)。後來他認識了一個英國男子,那人把他帶到英國深造時裝,不知如何,他去時沒有向我道別,回來也沒有找我。再後期他有來找我,還為我的妻子做了一件漂亮的衣服。
我們家人飲宴也有邀他參加,但因他是個XXX者(慕雲刪除三字),我又不擅辭令,不會甜言蜜語,我們與他談話格格不入,不久他便不來了,而我也與他沒有聯絡。我始終懷疑有人中傷,但不能證實。
另一方面,導演龍剛離開電影圈後做了股票經紀,孟君與他合作炒股票,憑她與丈夫(施先生在稅局已升到很高)的人脈得到消息,賺了很多錢,這就是為什麼她有錢開珠寶店。
同時孟君常來與我的妻子打牌,一打就是通宵。我因忙,見到她時也沒有怎樣與她交談。再後來她進了謝瑞麟珠寶店做公關,沒空來了。大概她看到珠寶店利潤高,也開「孟君珠寶店」,但她沒想到人家是大集團,而她祗是小店,因此生意不前。後期我與她通過電話,她說本錢已虧光,還欠下一屁股債。
數年後傳來她死於心臟病的消息。我沒聽過她患癌,我相信她是氣死的。
她一直以香港為基地,並未移民。她赴加大摡是去探望在那邊讀書的女兒施淑文。
寫完上述我頗唏噓,因為許多認識的人都死了,不知何時又輪到我?
馮嘉
馬吉按:馮嘉給諸葛慕雲的這封信亦刊於其網誌《當時只道是尋常》二O一二年七月廿三日,題為〈我知道的孟君和劉培基兩三事(馮嘉文)──補充燕青原文〉,篇後有慕雲的按語:
慕雲註:孟君小姐是香港最早期的女作家和女出版家。劉培基先生是最有名的服裝設計家。馮嘉是香港著名的小說家,也是最早用英文寫作的香港通俗作家。這其實是一份私信,但我知道馮嘉先生不反對我將它放在我的博客上,能讓讀者更瞭解下,當時的情況。孟君小姐生前的無奈,劉先生一生的遺憾,劉培基先生在《明報》連載自傳《舉頭望明月》文筆不俗,特別是寫梅艶芳小姐的最後時光,令人淚下。往事已矣,唯有抱緊眼前人。劉培基自傳(節錄有關孟君的部分)
劉培基(Eddie)的人生經歷充滿傳奇。他無父,有母等如無母。他只有小學五年級的學歷,卻憑自身努力、天分,被英國著名學府St. Martin’s School of Art取錄,修讀時裝設計,學成回港創業,繼而名揚國際。他擇友嚴謹,真正的朋友不多,卻都是知交。梅艷芳生前說過,最喜歡聽Eddie哥哥說故事,因為他說來生動、有畫面;從今期開始,她的Eddie哥哥在《明周》說故事,他從不公開談論的身世、感情生活,還有與摯友們不為人知的往事,一幕幕重現讀者眼前。
九年過去了,劉培基依然記得這個約定—梅艷芳離世後,過了一些日子,我邀請他在《明周》寫回憶錄,往後多次舊事重提,他也覺得未是時候。直至最近,想起今年是他踏入時裝界五十周年紀念,再次提出邀請,他終於答應下來。他在給我的便條上寫下這幾句話﹕「過去與時間同逝,感謝還是需要,留下一份眷戀,紀念曾經一起走過的人。」
在別人眼中,劉培基是成功人士:他是香港時裝界的殿堂級設計師,也是形象設計師的鼻祖;但成功以前的漂泊、辛酸,卻甚少人曉得。
跟他相交二十多年,我對他的背景自然知道一些,閒聊時,也知道什麼可以談,什麼不方便問;然而,這是他的自傳,還需要設立禁區嗎?
四月中旬,「浩大工程」開始了,我和他自困密室,第一回合努力了八個多鐘頭。
親解身世謎團
Eddie雙目緊閉,回憶兒時舊事,從備受母親疼愛的日子說起;直至八歲那年,母親把他「流放」,從此居無定所,與母親親近的機會更變得罕有。
淚水從他緊閉的眼睛流出。他從不會在人前落淚,但那天,他落淚不止一次。
他的母親是誰?他在她所寫的書的封面上看到「孟君」這名字,「我只知她姓馮,真名會否是馮孟君?」
孟君是著名作家,她的兒子卻連她的真實姓名也不知道。我跟Eddie說,網上或許有她的資料。他於是上網搜尋,得知孟君原名馮婉儀,在廣州寫了不少言情小說,來港後,創辦了《天底下》周刊;後來被導演龍剛賞識,邀她寫了《昨夜夢魂中》和《珮詩》兩個劇本。其實她也替《明周》寫過不少精采訪問稿,我沒見過她本人,卻通過多次電話。網上資料為Eddie解開了一些心中疑竇,留待自傳中再向讀者交代。
Eddie從前絕口不提他的母親,直至近年,才偶爾告訴我一些他與母親之間的故事,但總是用「那個女人」作代名詞。
「我十一歲那年,她對我說﹕『你不要再叫我媽媽了,我不是你媽媽。』那刻,我真的很震驚,不懂反應。這等於從小都相信月亮有嫦娥,但當地球人上過月球,回來卻說根本沒有嫦娥,實在太過難以置信。我經歷過太多的失落,這不是小孩子所能承受的。從那刻起,我便沒再提及這個人。十六歲以後,從沒有人問過我關於父母的事,就算有人問,我也不會回答。」關於他的父親,就算他願意回答,答案也未必準確,「我不知道他的名字,連他的照片也沒看過。有人說我是遺腹子;也有人說我父親是國民黨軍人。」
他慨嘆﹕「我並不是孤兒,但也許比孤兒還要難受,本來擁有的,忽然間全沒有了。十歲已要養活自己。我很想提醒年輕一輩,如果有機會跟父母一起,就要珍惜,因為不是人人都能擁有這無私的愛。兒時,愛是一種需要;長大後,愛是一種感覺;但,愛其實是相欠。」
為什麼替自傳取名《舉頭望明月》?「辛苦最憐天上月,一昔如環,昔昔成玦。」他背誦出納蘭性德的詞《蝶戀花》開首幾句,並說﹕「月亮陪着我長大,不敢忘記月亮的溫柔。」
把埋藏心底深處的傷痛說了出來,會否感到釋然?「憶述時落淚,是我始料不及的。我以為傷口早已癒合,此刻把傷口再撕開,才發覺依然很痛。我以為已經放下,但那種放下原來只等如脫光衣服,外表赤裸容易,但要把心掏出來,仍是磨滅不了的難過。」
有後悔開始這「工程」嗎?「沒有。只在開始之前猶豫過一下,考慮到將會牽涉一些私隱。但此時此刻,我已經超越了這一切,我一生人從不作假,這次也不例外。感情的事反而是最坦然的,我從不會侮辱香港人的智慧,也不會掩飾什麼。年少輕狂,不懂得收放自如,七情六慾,恩怨愛恨,誰沒有經歷過?假如快樂與開心,要憑着另一個人的情緒賦予你,想想都覺得不可思議,我寧願讓它成為終身失落的遺憾。」他有此感慨,是因為在感情路上受過重大的傷害。
他極愛朋友,「愛情比不上有情有義的朋友可靠。遺憾的是,我愛過的、珍惜過的朋友、情人,都比我先走一步;如今,好友已有點凋零。如果說,人生得一知己死而無憾,那我應該死很多次。」
(明報周刊二O一二年六月九日第二二七四期)
吳灞陵
吳灞陵
馬吉
讀楊國雄《香港戰前報業》(香港三聯二O一三年十月),其中云吳灞陵十九歳(1923年)加入報界後,已着意收集報業的原始資料,歷時超過五十年,藏家無出其右,他的筆名亦有「萬報樓主人」之稱。
我在FB貼了這幾句,不料引來好些回應。吳灞陵三十年代至七十年代任職華僑日報,最後的職位是港聞版主任。他編報寫稿之餘還推動行山。那時香港行山的風氣頗盛,華僑日報也跟其他報章一樣,闢了專版報導行山消息,頗受歡迎。臉友Christopher Leung便說起吳曾創辦「庸社」,親自開闢路線,每個週末組織集體行山團,並在華僑日報發佈消息,事後又廣作報導,全盛時期參加者超過100人。他又回憶起小時候(60年代)母親經常買華僑日報,他可說是讀此報長大的。斯時「一般報紙賣一毫,出紙一至三張,華僑兩毫,有七八張紙,內容豐富,有『教育版』、『新界版』、『健身版』、『僑樂村』,很多文教消息。」Chris的資料十分珍貴,其記憶力非凡,令人拜服。《香港戰前報業》也提到庸社,說是吳在一九三三年創辦的,華僑日報也替他出版了不少香港旅遊的書,如《香港九龍新界旅遊手冊》、《香港風光》、《九龍風光》、《離島風光》、《新界風光》等等,「當時行山人士都人手一冊」。他最為人樂道的連載,是以鰵洋客為筆名撰寫的「香港掌故」和以馬迴為筆名撰寫的「新界講話」。
另外,秀實也提到吳是他父親詩壇的死黨,「當時還有個專寫迴文詩的,忘冼銘窗,其餘詩人有雷浪六、杜國樑……」吳萱人則說,「灞陵先生在六十年代末曾來信向香港文社聯會索取各小刊物,是真的有情藏家。」這都是很珍貴的資料。
我隨手還將《報業》一書中吳氏的照片貼出,臉友Linda Pun接着貼了吳與夫人合龕的墓碑回應,只見上面的生卒日期,吳生於一九零四年,終於一九七六年;吳夫人張細柳生於一九零九年,終於一九三九年,只活了三十年。今回合龕已是吳夫人去世三十七年之後,這合龕不知是否吳生前的意思,看來是,那麼他可真長情了。
據一個行友網站透露,吳氏夫婦葬於哥連臣角。
後記
吳夫人早逝,吳三十七年後與其合龕,那他這數十年來可有續弦?許定銘先生二O一三年十月廿七日與楊國雄先生茶敘,楊告訴他,楊1980年代曾與吳太見過面(二任?),商討吳書捐圖書館事。她後來移居溫哥華,在彼邦辭世。楊在《香港戰前報業》一書中也提到:「灞陵於一九七六年逝世後,筆者得故友李君毅聯絡觀看並洽購灞陵藏書,得吳太慷慨相讓……」
馬吉
讀楊國雄《香港戰前報業》(香港三聯二O一三年十月),其中云吳灞陵十九歳(1923年)加入報界後,已着意收集報業的原始資料,歷時超過五十年,藏家無出其右,他的筆名亦有「萬報樓主人」之稱。
我在FB貼了這幾句,不料引來好些回應。吳灞陵三十年代至七十年代任職華僑日報,最後的職位是港聞版主任。他編報寫稿之餘還推動行山。那時香港行山的風氣頗盛,華僑日報也跟其他報章一樣,闢了專版報導行山消息,頗受歡迎。臉友Christopher Leung便說起吳曾創辦「庸社」,親自開闢路線,每個週末組織集體行山團,並在華僑日報發佈消息,事後又廣作報導,全盛時期參加者超過100人。他又回憶起小時候(60年代)母親經常買華僑日報,他可說是讀此報長大的。斯時「一般報紙賣一毫,出紙一至三張,華僑兩毫,有七八張紙,內容豐富,有『教育版』、『新界版』、『健身版』、『僑樂村』,很多文教消息。」Chris的資料十分珍貴,其記憶力非凡,令人拜服。《香港戰前報業》也提到庸社,說是吳在一九三三年創辦的,華僑日報也替他出版了不少香港旅遊的書,如《香港九龍新界旅遊手冊》、《香港風光》、《九龍風光》、《離島風光》、《新界風光》等等,「當時行山人士都人手一冊」。他最為人樂道的連載,是以鰵洋客為筆名撰寫的「香港掌故」和以馬迴為筆名撰寫的「新界講話」。
另外,秀實也提到吳是他父親詩壇的死黨,「當時還有個專寫迴文詩的,忘冼銘窗,其餘詩人有雷浪六、杜國樑……」吳萱人則說,「灞陵先生在六十年代末曾來信向香港文社聯會索取各小刊物,是真的有情藏家。」這都是很珍貴的資料。
我隨手還將《報業》一書中吳氏的照片貼出,臉友Linda Pun接着貼了吳與夫人合龕的墓碑回應,只見上面的生卒日期,吳生於一九零四年,終於一九七六年;吳夫人張細柳生於一九零九年,終於一九三九年,只活了三十年。今回合龕已是吳夫人去世三十七年之後,這合龕不知是否吳生前的意思,看來是,那麼他可真長情了。
據一個行友網站透露,吳氏夫婦葬於哥連臣角。
後記
吳夫人早逝,吳三十七年後與其合龕,那他這數十年來可有續弦?許定銘先生二O一三年十月廿七日與楊國雄先生茶敘,楊告訴他,楊1980年代曾與吳太見過面(二任?),商討吳書捐圖書館事。她後來移居溫哥華,在彼邦辭世。楊在《香港戰前報業》一書中也提到:「灞陵於一九七六年逝世後,筆者得故友李君毅聯絡觀看並洽購灞陵藏書,得吳太慷慨相讓……」
吳灞陵敬業樂業
吳灞陵敬業樂業
江山故人
撰寫本文的時候,我把題目寫成「悼報聖吳灞淩」,取其簡潔,及後一想,這「報聖」的稱謂,似乎帶有太濃厚的「入宗廟,受祭祀」的意味,恐怕不是吳先生為人的性格所肯接受的,倒是稱他為「敬業樂業」,點出他對報業的愛護,應當為本港報界同業一致公認的,論吳先生的一生,真個是淡泊自甘,不求聞達,新聞從業員很少是不煙不酒的,且不要說很多還是「芙蓉仙子」,但是吳先生從來不沾煙酒,更難得的是他的敬業精神,投身報界以來,祇做過三家報館,最先是「香江夜報」,繼而「大光報」,四十年前轉入「華僑日報」之後,直到死去,不曾跳槽他社,這種硜硜自守的精神,委實難得,除了服務報社之外,也不曾動過經營別業的腦筋,與人交友,從無錢銀上的來往,也沒有事業上的膠葛糾纏不清,以「敬業樂業」四字贈之,應屬當之無愧的。
遠在太平洋戰爭前兩年,當我在「循環日報」當見習記者,追隨邱永鎏二叔到處跑新聞,一次跟他回到「華僑日報」,聞始認識吳先生,第一個印像是他的陸軍頭髮,穿一對木板屐,牛頭褲背心,在熱天的夜裏汗流浹背的環境下埋頭工作,那個時候不要說報館裏沒有冷氣設備,連風扇也不多,因為開了風扇會吹起紙張亂飛,還不如冒汗工作更好。
吳先生酷愛旅行,那個時候全港各大日報星期天休息,於是糾合一些同好,晨早出發旅行,晚上歸來馬上返回報館工作,由於這種志同道合的聯袂旅行,越聚越眾,演變成今時今日的「庸社」,始終仍然是無形的超然組織,既無會址,也無會籍,不必繳付會費,不受任何拘束,提起「庸社精神」,無人不知,幾十年前,交通沒有現時這麼方便,有時為趕及船期,限時限刻的從山上急行下山,不免顛簸腰腹:幾年前吳先生患了一個罕見的病症,便是大腸的中段一節突出臍孔,在養和醫院施手術,從大腸割一塊肉補窄臍孔,把突出的大腸推回腹內,可能就是過度急行招惹來的毛病,這次還是第二次手術,第一次在較前一年,入院割治攝護腺,也在養和醫院。這兩年來,因為肺癌,歷經七八次的抽肺水,我去過美孚新村探望他,他講述抽取肺水時的痛苦,使人聽來難過!好在精神暢旺,他還開冷氣機,喝汽水,稍覺安心,及後打電話問候他,在電話中再三叮囑不必遠道去看他,閒暇時打一個電話通消息便可以,沒想一次打到他家裏沒人接聽,跟住便傳來耗了!
一九五二年他被文商學院新聞系主任袁昶超先生邀請到院裏演講香港報業史,也在巢坤霖校長赤柱的別墅裏吃過飯,我都有一同參加,及後我帶領新聞系的同學去「華僑日報」實習的時候;一連好幾個晚上和他在一起談天,也從這個時候開始,知道他對於「報業史料」的蒐集異常熱心,我也算是幫他一些小忙,有時發現零零星星的資料時,趕忙送給他看,台灣出版一本「報學」季刊,香港賣的地方不多,每次都是在天星碼頭隧道口那一檔報攤買到,但是很難捉摸它有得賣的時間,雜誌沒寄到當然買不到,寄到後,一時疏忽它又可能賣光了,因為是冷門貨,他們不敢多批,每期祇來三幾本,遇上了同好的,走遲一步便沒得買,那個攤販也真奇怪,曾經一次想放下錢給他預定,他不接受,他解釋沒記性,怕收了錢沒替顧客留下書本對不住,寧願你見到便買,賣完不關他的事,每期我是買兩本的,一本送給吳先生,一本留下自己存起,有時祇買到了一本,先給吳先生,自己也懶得再補了,有時連一本也買不到,那麼便要想辦法去信台北的朋友代買,朋友太忙,有時忘了這回事,要擱延好些時日才買到寄來香港,很難確定是否湊齊全了。
去年九月二十四日開始,香港大學校外課程開辦一個「新聞學文憑班」,分為四十四講,由唐碧川擔任主任講師,另邀胡啟,馬鳴昌,賈納夫,林友蘭,宋郁文,鄭鏡彬和吳先生分擔課程,其中吳先生便是負責講「報業史」那部份,因此他在病中仍然放不下搜集資料,編寫講義的工作,可惜直至他病故了,仍然沒機會把這些教材傳授給後學,在他來說,當是憾事,四月二十九日,當他的遺體奉移到香港殯儀館後,我去看他並跟吳夫人談起「報業史」這一回事,她便激動的說:「就是報業史害死了他!」據說他在病中最關心的便是這一件工作,本來美孚新村是有很多可以散步的地方,吳先生也是喜歡走動的人,偏是住了美孚新村之後,他郤不曾到花園散過步,整天躲在屋裏找這找那的編他的報業史」,坐在沒有靠背的椅子上埋頭工作,有時俯彎了腰背,壓著肺部,他仍不以為苦,勸他改用有靠背的椅子,他總不聽,也不肯靠靠椅背休息,不知他的「報業史」編成怎麼樣了,我也不敢問吳夫人,怕她說起傷心。
正因為我和他臭味相投的緣故,他主編的「香港年鑑」,其中「一年來的香港報業」一文,最初的幾年是他自己寫的,從一九五三年開始,他要我寫,不知不覺間到今年也寫了二十三年了,我為了寫這一篇文字,很費功夫,一年由頭到晚剪報,把一切有關香港報人的動態剪存下來,稿約是四千字,可是搜集的資料,用最簡潔的記述寫來,總在萬字之外,雖然聲明超四千字的沒有稿費,我也不願苦心搜集下來的資料沒處記載,因此每年交的稿,總是比稿約多出四五倍,心想有人為我保存這些資料,雖然沒有代價,也是值得的,一九七三年去加拿大多倫多大學的圖書館裏,去年到過東京國會圖書館裏,看到完整的排,列有歷年的香港年鑑,開心到不得了,竊思心血沒有白費,回香港後也曾告訴吳先生,他亦為之莞爾。
一九六三年至六五年間,維多利亞聯青社舉辦一連串的文化運動:文藝講座,文藝座談,文藝叢展,吳先生自始至終參與活動,第一年每隔一個星期一次的專題演講,他除了擔任一次主講之外,其他每講他都有到場聆聽,結朿後還得到了一個「出席全勤獎」,第二年座談會中,他也主持了「編輯技巧」的座談會,第三,第四年的「文藝叢展」在大會堂展覽的邀請展中,吳先生也拿出過他的書法參展,好些人也是這個時候才知道吳先生的書法也有一手的,因為他的個性使他一向不在人前炫耀他是懂得書法的。
一九六四年,我邀請他到維多利亞聯青社演講「海洋大盜張保仔」。他對於張保仔所搜集的資料不少,從那個時候開始,我對於張保仔的史料發生興趣,及後又再在羅香林教授處和葉靈鳳先生處拼湊了一些資料,寫成一個話劇本「張保仔」,今年六月尾由嶺東劇社在大會堂劇院演出,可惜吳先生經已仙逝,無緣看到這次的演出,葉先生也早登極樂,將來能夠目睹「張保仔」的形象重現,祇有羅香林教授而已,當吳先生初初不返報館,養病在家的時候,我便曾把這消息和劇本送給他過目,還要求他為演出的特刊寫篇文章,現在人已渺矣,此願難償!
吳先生對於香港掌故的資料搜集不少,因為酷愛旅行,足跡遍及全港九龍新界,不論窮鄉僻壤,任何一個角落他都走過,每每有些未曾經人去過的新發現,他都不吝公諸於世,所以他所著述的「九龍風光」,「新界離島風光」,「今日大嶼山」與「今日南丫」旅行小冊子,不知印過多少版,醉心旅行的人仕幾乎沒有不讀過的,售價祇是五毫,直至今日物質這樣昂貴,銀紙不值錢,還是五毫,可以見得吳先生為提倡旅行的苦心,至死不息,而他所編在「華僑日報」發表的「旅行週刊」歷數十年努力不懈,提供無數的資料與理論給旅行者參考,甚至有好些自命為旅行先進的人仕,剽竊他的資料據為己有,自炫是首先發現的權威人物,吳先生知之不以為怪,唯有付之一笑而已,由於志同道合,不拘形式的自由結隊的「庸社」精神,數十年如一日,直至今時今日,仍不變質,難能可貴,但是由於是「庸社行友」而自起爐灶組織其他甚麼社,甚麼團的也屈指難數,不少由旅行而獲取到名利雙收的也所在多有,但吳先生仍然我行我素,貫徹旅行不求牟利的精神,至死不渝,委實難得。
他的筆名很多,最常用的是「鰲洋客」,「土行者」,「行者」,一九七三年三月三十一日他在清華書院演講,以「獨鰲洋方位研究」為題,全體學員都奇怪這「獨鰲洋」的名稱不知是何方神聖﹖及經吳先生的一番解釋,原來是近在眼前的「鯉魚門外」一片海域,考古證今,他的一套理論印證,大開茅塞,他之取「鰲洋客」為筆名,大慨也就是以此為據。
戰前戰後,他都是住在雲咸街的一幢木樓,「華僑日報」在荷理活道,行盡了荷理活道,接住的便是雲咸街,他上下班經常安步當車,其實也祇是走一條直路,公餘閒步,對他也是挺寫意的一回事,幾年前我編兩本小說,好些資料承他借給,因此有一時期我常到他寓所,跑慣那陰暗的樓梯,去年這幢舊樓要拆了,他才搬到美孚新村去,我每天乘坐十三號巴士都要路經他那舊居的門前,房屋早已夷為平地,可是一直還未動工與建,人卻死了,廢墟依然,每次經過這裏時,總要多望一眼,不由得有些感慨湧上心頭!
吳先生苦學練字,好些人不知道他精於此道,其實他的一手北魏,相當到家,「華僑日報」好些版頭與標題都出自他的手筆,黃嗇名先生在一篇懷舊的文字中,便曾提吳先生在四十年前便曾有過鬻字的潤格,反而這幾十年來他沒有從書法中賺錢,直至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十二日至十四日,他在紅寶石酒樓展出他的書法,也賣過了一些錢,展後複定他重寫的人也很多,所以他開過展覽會後,也著實忙過了一陣子,平時他很少跟人家談論書法,也不曾炫耀他的書法,祇有熟知他的人求他墨寶,卻是從不取潤的,我也曾想過要他送我一張,總是不敢開口,所以直至如今也無緣保存他的墨寶。
人老了,終歸要走那一條路,原無足惜,祇是好的人老天應該讓他多活幾年,使他多些貢獻社會;所以吳先生死了,很多人都感到惋惜,看出殯那天的情形,在場的都有同感,感懷故往,衷心的為他寫下一對輓聯,文曰:
(此文原載江山故人(姚漢樑)所著《驀然回首話香江》,由Hong Kong Hiking Web二OO四年一月十九日轉貼,上載者海天。)
江山故人
撰寫本文的時候,我把題目寫成「悼報聖吳灞淩」,取其簡潔,及後一想,這「報聖」的稱謂,似乎帶有太濃厚的「入宗廟,受祭祀」的意味,恐怕不是吳先生為人的性格所肯接受的,倒是稱他為「敬業樂業」,點出他對報業的愛護,應當為本港報界同業一致公認的,論吳先生的一生,真個是淡泊自甘,不求聞達,新聞從業員很少是不煙不酒的,且不要說很多還是「芙蓉仙子」,但是吳先生從來不沾煙酒,更難得的是他的敬業精神,投身報界以來,祇做過三家報館,最先是「香江夜報」,繼而「大光報」,四十年前轉入「華僑日報」之後,直到死去,不曾跳槽他社,這種硜硜自守的精神,委實難得,除了服務報社之外,也不曾動過經營別業的腦筋,與人交友,從無錢銀上的來往,也沒有事業上的膠葛糾纏不清,以「敬業樂業」四字贈之,應屬當之無愧的。
遠在太平洋戰爭前兩年,當我在「循環日報」當見習記者,追隨邱永鎏二叔到處跑新聞,一次跟他回到「華僑日報」,聞始認識吳先生,第一個印像是他的陸軍頭髮,穿一對木板屐,牛頭褲背心,在熱天的夜裏汗流浹背的環境下埋頭工作,那個時候不要說報館裏沒有冷氣設備,連風扇也不多,因為開了風扇會吹起紙張亂飛,還不如冒汗工作更好。
吳先生酷愛旅行,那個時候全港各大日報星期天休息,於是糾合一些同好,晨早出發旅行,晚上歸來馬上返回報館工作,由於這種志同道合的聯袂旅行,越聚越眾,演變成今時今日的「庸社」,始終仍然是無形的超然組織,既無會址,也無會籍,不必繳付會費,不受任何拘束,提起「庸社精神」,無人不知,幾十年前,交通沒有現時這麼方便,有時為趕及船期,限時限刻的從山上急行下山,不免顛簸腰腹:幾年前吳先生患了一個罕見的病症,便是大腸的中段一節突出臍孔,在養和醫院施手術,從大腸割一塊肉補窄臍孔,把突出的大腸推回腹內,可能就是過度急行招惹來的毛病,這次還是第二次手術,第一次在較前一年,入院割治攝護腺,也在養和醫院。這兩年來,因為肺癌,歷經七八次的抽肺水,我去過美孚新村探望他,他講述抽取肺水時的痛苦,使人聽來難過!好在精神暢旺,他還開冷氣機,喝汽水,稍覺安心,及後打電話問候他,在電話中再三叮囑不必遠道去看他,閒暇時打一個電話通消息便可以,沒想一次打到他家裏沒人接聽,跟住便傳來耗了!
一九五二年他被文商學院新聞系主任袁昶超先生邀請到院裏演講香港報業史,也在巢坤霖校長赤柱的別墅裏吃過飯,我都有一同參加,及後我帶領新聞系的同學去「華僑日報」實習的時候;一連好幾個晚上和他在一起談天,也從這個時候開始,知道他對於「報業史料」的蒐集異常熱心,我也算是幫他一些小忙,有時發現零零星星的資料時,趕忙送給他看,台灣出版一本「報學」季刊,香港賣的地方不多,每次都是在天星碼頭隧道口那一檔報攤買到,但是很難捉摸它有得賣的時間,雜誌沒寄到當然買不到,寄到後,一時疏忽它又可能賣光了,因為是冷門貨,他們不敢多批,每期祇來三幾本,遇上了同好的,走遲一步便沒得買,那個攤販也真奇怪,曾經一次想放下錢給他預定,他不接受,他解釋沒記性,怕收了錢沒替顧客留下書本對不住,寧願你見到便買,賣完不關他的事,每期我是買兩本的,一本送給吳先生,一本留下自己存起,有時祇買到了一本,先給吳先生,自己也懶得再補了,有時連一本也買不到,那麼便要想辦法去信台北的朋友代買,朋友太忙,有時忘了這回事,要擱延好些時日才買到寄來香港,很難確定是否湊齊全了。
去年九月二十四日開始,香港大學校外課程開辦一個「新聞學文憑班」,分為四十四講,由唐碧川擔任主任講師,另邀胡啟,馬鳴昌,賈納夫,林友蘭,宋郁文,鄭鏡彬和吳先生分擔課程,其中吳先生便是負責講「報業史」那部份,因此他在病中仍然放不下搜集資料,編寫講義的工作,可惜直至他病故了,仍然沒機會把這些教材傳授給後學,在他來說,當是憾事,四月二十九日,當他的遺體奉移到香港殯儀館後,我去看他並跟吳夫人談起「報業史」這一回事,她便激動的說:「就是報業史害死了他!」據說他在病中最關心的便是這一件工作,本來美孚新村是有很多可以散步的地方,吳先生也是喜歡走動的人,偏是住了美孚新村之後,他郤不曾到花園散過步,整天躲在屋裏找這找那的編他的報業史」,坐在沒有靠背的椅子上埋頭工作,有時俯彎了腰背,壓著肺部,他仍不以為苦,勸他改用有靠背的椅子,他總不聽,也不肯靠靠椅背休息,不知他的「報業史」編成怎麼樣了,我也不敢問吳夫人,怕她說起傷心。
正因為我和他臭味相投的緣故,他主編的「香港年鑑」,其中「一年來的香港報業」一文,最初的幾年是他自己寫的,從一九五三年開始,他要我寫,不知不覺間到今年也寫了二十三年了,我為了寫這一篇文字,很費功夫,一年由頭到晚剪報,把一切有關香港報人的動態剪存下來,稿約是四千字,可是搜集的資料,用最簡潔的記述寫來,總在萬字之外,雖然聲明超四千字的沒有稿費,我也不願苦心搜集下來的資料沒處記載,因此每年交的稿,總是比稿約多出四五倍,心想有人為我保存這些資料,雖然沒有代價,也是值得的,一九七三年去加拿大多倫多大學的圖書館裏,去年到過東京國會圖書館裏,看到完整的排,列有歷年的香港年鑑,開心到不得了,竊思心血沒有白費,回香港後也曾告訴吳先生,他亦為之莞爾。
一九六三年至六五年間,維多利亞聯青社舉辦一連串的文化運動:文藝講座,文藝座談,文藝叢展,吳先生自始至終參與活動,第一年每隔一個星期一次的專題演講,他除了擔任一次主講之外,其他每講他都有到場聆聽,結朿後還得到了一個「出席全勤獎」,第二年座談會中,他也主持了「編輯技巧」的座談會,第三,第四年的「文藝叢展」在大會堂展覽的邀請展中,吳先生也拿出過他的書法參展,好些人也是這個時候才知道吳先生的書法也有一手的,因為他的個性使他一向不在人前炫耀他是懂得書法的。
一九六四年,我邀請他到維多利亞聯青社演講「海洋大盜張保仔」。他對於張保仔所搜集的資料不少,從那個時候開始,我對於張保仔的史料發生興趣,及後又再在羅香林教授處和葉靈鳳先生處拼湊了一些資料,寫成一個話劇本「張保仔」,今年六月尾由嶺東劇社在大會堂劇院演出,可惜吳先生經已仙逝,無緣看到這次的演出,葉先生也早登極樂,將來能夠目睹「張保仔」的形象重現,祇有羅香林教授而已,當吳先生初初不返報館,養病在家的時候,我便曾把這消息和劇本送給他過目,還要求他為演出的特刊寫篇文章,現在人已渺矣,此願難償!
吳先生對於香港掌故的資料搜集不少,因為酷愛旅行,足跡遍及全港九龍新界,不論窮鄉僻壤,任何一個角落他都走過,每每有些未曾經人去過的新發現,他都不吝公諸於世,所以他所著述的「九龍風光」,「新界離島風光」,「今日大嶼山」與「今日南丫」旅行小冊子,不知印過多少版,醉心旅行的人仕幾乎沒有不讀過的,售價祇是五毫,直至今日物質這樣昂貴,銀紙不值錢,還是五毫,可以見得吳先生為提倡旅行的苦心,至死不息,而他所編在「華僑日報」發表的「旅行週刊」歷數十年努力不懈,提供無數的資料與理論給旅行者參考,甚至有好些自命為旅行先進的人仕,剽竊他的資料據為己有,自炫是首先發現的權威人物,吳先生知之不以為怪,唯有付之一笑而已,由於志同道合,不拘形式的自由結隊的「庸社」精神,數十年如一日,直至今時今日,仍不變質,難能可貴,但是由於是「庸社行友」而自起爐灶組織其他甚麼社,甚麼團的也屈指難數,不少由旅行而獲取到名利雙收的也所在多有,但吳先生仍然我行我素,貫徹旅行不求牟利的精神,至死不渝,委實難得。
他的筆名很多,最常用的是「鰲洋客」,「土行者」,「行者」,一九七三年三月三十一日他在清華書院演講,以「獨鰲洋方位研究」為題,全體學員都奇怪這「獨鰲洋」的名稱不知是何方神聖﹖及經吳先生的一番解釋,原來是近在眼前的「鯉魚門外」一片海域,考古證今,他的一套理論印證,大開茅塞,他之取「鰲洋客」為筆名,大慨也就是以此為據。
戰前戰後,他都是住在雲咸街的一幢木樓,「華僑日報」在荷理活道,行盡了荷理活道,接住的便是雲咸街,他上下班經常安步當車,其實也祇是走一條直路,公餘閒步,對他也是挺寫意的一回事,幾年前我編兩本小說,好些資料承他借給,因此有一時期我常到他寓所,跑慣那陰暗的樓梯,去年這幢舊樓要拆了,他才搬到美孚新村去,我每天乘坐十三號巴士都要路經他那舊居的門前,房屋早已夷為平地,可是一直還未動工與建,人卻死了,廢墟依然,每次經過這裏時,總要多望一眼,不由得有些感慨湧上心頭!
吳先生苦學練字,好些人不知道他精於此道,其實他的一手北魏,相當到家,「華僑日報」好些版頭與標題都出自他的手筆,黃嗇名先生在一篇懷舊的文字中,便曾提吳先生在四十年前便曾有過鬻字的潤格,反而這幾十年來他沒有從書法中賺錢,直至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十二日至十四日,他在紅寶石酒樓展出他的書法,也賣過了一些錢,展後複定他重寫的人也很多,所以他開過展覽會後,也著實忙過了一陣子,平時他很少跟人家談論書法,也不曾炫耀他的書法,祇有熟知他的人求他墨寶,卻是從不取潤的,我也曾想過要他送我一張,總是不敢開口,所以直至如今也無緣保存他的墨寶。
人老了,終歸要走那一條路,原無足惜,祇是好的人老天應該讓他多活幾年,使他多些貢獻社會;所以吳先生死了,很多人都感到惋惜,看出殯那天的情形,在場的都有同感,感懷故往,衷心的為他寫下一對輓聯,文曰:
報史待君修,薪火屢思傳後學;不計工拙,但抒鄙懷而已,願吳先生在天之靈,忘記了他那些欲完未完的願望,永獲安息。
華僑珍此鑑,蓽籃誰不念前賢。
(此文原載江山故人(姚漢樑)所著《驀然回首話香江》,由Hong Kong Hiking Web二OO四年一月十九日轉貼,上載者海天。)
2013年10月18日 星期五
太陽出版社
太陽出版社
許定銘
香港太陽出版社是一九六O年代專出文藝作品的小型出版社,它出過梓人的小說集《離情》、《四個夏天》,和主持人幻影的《綠窗文藝叢書》及期刊《小說文藝》。
幻影(1942~),原名陳克寬,讀培英中學時已開始寫作,一九六O年入讀崇基學院化學系時,已在香港文壇初露頭角,辦太陽出版社,透過長興書局發行其少作《永恆的迷夢》和《世紀末的幽情》。一九六五年起,主編《小說文藝》,共出五期,還出版了《落日之歌》、《彩虹上的記憶》、《逝水東流》、《寸草心》、《遲來的鹿車》和《晚鐘》等多部長短篇小說,是香港一九六O年代極負盛名的青年作家。後來赴美升學、謀生,任跨國大公司的重要人物,身負重任才疏於創作,而太陽出版社也就無疾而終了。我見到幻影最後出版的書,是一九八六年長興出版的小說集《別時》,多年沒有他的消息了,不知是否還在寫作?
太陽出版社的書善於利用篇幅,經常因應版位的編排,在書後插入多頁廣告,這些廣告大多圖文並茂,像如今大家見到《永恆的迷夢》的廣告頁,不單有該書的簡介,還有詩和插圖,比一般密麻麻,排滿一行行文字的廣告頁不知要高出多少倍。幻影不單是位作家,如果他入廣告行業,肯定也相當出色!
(大公報二OO九年三月十四日)
許定銘
香港太陽出版社是一九六O年代專出文藝作品的小型出版社,它出過梓人的小說集《離情》、《四個夏天》,和主持人幻影的《綠窗文藝叢書》及期刊《小說文藝》。
幻影(1942~),原名陳克寬,讀培英中學時已開始寫作,一九六O年入讀崇基學院化學系時,已在香港文壇初露頭角,辦太陽出版社,透過長興書局發行其少作《永恆的迷夢》和《世紀末的幽情》。一九六五年起,主編《小說文藝》,共出五期,還出版了《落日之歌》、《彩虹上的記憶》、《逝水東流》、《寸草心》、《遲來的鹿車》和《晚鐘》等多部長短篇小說,是香港一九六O年代極負盛名的青年作家。後來赴美升學、謀生,任跨國大公司的重要人物,身負重任才疏於創作,而太陽出版社也就無疾而終了。我見到幻影最後出版的書,是一九八六年長興出版的小說集《別時》,多年沒有他的消息了,不知是否還在寫作?
太陽出版社的書善於利用篇幅,經常因應版位的編排,在書後插入多頁廣告,這些廣告大多圖文並茂,像如今大家見到《永恆的迷夢》的廣告頁,不單有該書的簡介,還有詩和插圖,比一般密麻麻,排滿一行行文字的廣告頁不知要高出多少倍。幻影不單是位作家,如果他入廣告行業,肯定也相當出色!
(大公報二OO九年三月十四日)
2013年10月17日 星期四
懷念平可
懷念平可
曾敏之
平可是香港早期撰寫章回小說的著名作家。他和侶倫、謝晨光、張吻冰、張弓、易椿年……等是那個時代報紙副刊上發表文章比較活躍的作家。平可的本名岑卓雲,出生於一九一二年的香港,念小學時正是二十年代,學校的課本只限於《論語》、《孟子》、《古文評註》……學生作文的題目是八股式的《論賭博之害》一類文章。但是後來卻受到許地山來到香港傳播「五四」新文學的影響逐漸懂得以白話文滲入文言文之中,在殖民政府統治之下,也以漸進的形式孕育了新文化和新文學,平可在當年是創作了好幾部章回小說的。直到太平洋戰爭爆發,他也從香港輾轉逃難到了桂林,我是在桂林結識他的。
平可在香港的後期受了英文學校的教育能操流利的英語,由於社會關係的協助,他獲得英國一家鋼鐵公司充當翻譯的職位,避難生活還是安全的。到了一九四四年抗日戰爭形勢逆轉,日本軍國主義繼攻陷長沙之後,以精銳的軍團沿湘桂鐵路發動進攻,於是形成湘桂大撤退的局勢,平可也撤退到重慶,寄寓於嘉陵賓館,這家賓館在重慶算是豪華的了,他以英國鋼鐵公司的代表身份,為公司聯繫業務,取得優越的薪酬,當我退到重慶時,我們又相聚了,我擔任大公報軍政新聞的採訪,每當假期,我們相約相聚。他雖然平靜悠閑,多以聽古典音樂和讀書遣興,但民族的危亡,國家的多難,仍繫於赤子之心。他的古典文學修養根底很厚,曾出示入川沿途所見所感的一首七言絕句,詩是這樣寫的:
一九四五年,日本宣告投降了,平可取得英使館的協助,乘飛機離渝回港,我們又分手多年。一九七八年我奉調重到香港重操新聞業務,與平可第三次重聚。但好景不常,隨?國內局勢的變化,平可決定赴美作移民,行前為他餞別,並拍攝一張照片作紀念,他附一信寄給我。他的信保留至今,手?依然,而人亡物在,令我不勝悲念。他信中說的「世情翻覆,故交零落」,如今引來形容我的感受,真是涕泣難抑了!
地老天荒,平可的詩文將會見於香港文學史而不至於泯沒。
(大公報二O一三年五月十日)
曾敏之
平可是香港早期撰寫章回小說的著名作家。他和侶倫、謝晨光、張吻冰、張弓、易椿年……等是那個時代報紙副刊上發表文章比較活躍的作家。平可的本名岑卓雲,出生於一九一二年的香港,念小學時正是二十年代,學校的課本只限於《論語》、《孟子》、《古文評註》……學生作文的題目是八股式的《論賭博之害》一類文章。但是後來卻受到許地山來到香港傳播「五四」新文學的影響逐漸懂得以白話文滲入文言文之中,在殖民政府統治之下,也以漸進的形式孕育了新文化和新文學,平可在當年是創作了好幾部章回小說的。直到太平洋戰爭爆發,他也從香港輾轉逃難到了桂林,我是在桂林結識他的。
平可在香港的後期受了英文學校的教育能操流利的英語,由於社會關係的協助,他獲得英國一家鋼鐵公司充當翻譯的職位,避難生活還是安全的。到了一九四四年抗日戰爭形勢逆轉,日本軍國主義繼攻陷長沙之後,以精銳的軍團沿湘桂鐵路發動進攻,於是形成湘桂大撤退的局勢,平可也撤退到重慶,寄寓於嘉陵賓館,這家賓館在重慶算是豪華的了,他以英國鋼鐵公司的代表身份,為公司聯繫業務,取得優越的薪酬,當我退到重慶時,我們又相聚了,我擔任大公報軍政新聞的採訪,每當假期,我們相約相聚。他雖然平靜悠閑,多以聽古典音樂和讀書遣興,但民族的危亡,國家的多難,仍繫於赤子之心。他的古典文學修養根底很厚,曾出示入川沿途所見所感的一首七言絕句,詩是這樣寫的:
半壁江山血染路 渝州寄命淚模糊我也別了重慶,這是國民黨政府的陪都,前方軍事潰敗,日敵長驅,進逼獨山,可是國民黨的高官貴族依然醉生夢死,歌舞豪宴不輟。我也將悲憤的詩向平可傾訴:
新亭無限艱危嘆 忍說樽前學醉徒
大廈連雲華宴開 終宵歌舞醉金杯可以想見,我和平可當年於患難中的思想感情。
美人脂粉將軍印 都是無邊枯骨來
一九四五年,日本宣告投降了,平可取得英使館的協助,乘飛機離渝回港,我們又分手多年。一九七八年我奉調重到香港重操新聞業務,與平可第三次重聚。但好景不常,隨?國內局勢的變化,平可決定赴美作移民,行前為他餞別,並拍攝一張照片作紀念,他附一信寄給我。他的信保留至今,手?依然,而人亡物在,令我不勝悲念。他信中說的「世情翻覆,故交零落」,如今引來形容我的感受,真是涕泣難抑了!
地老天荒,平可的詩文將會見於香港文學史而不至於泯沒。
(大公報二O一三年五月十日)
平可長篇小說《山長水遠》
平可長篇小說《山長水遠》
平可,原名岑卓雲,1912年生於香港。1930年與侶倫、謝晨光等合辦《島上》和島上社。四十年代初期曾在《工商日報》、《天光報》等報紙副刊發表連載小說。五十年代中後期,平可、望雲、胡春冰等作家經常為早期的《文藝世紀》撰寫小說。羅琅曾撰文提及《文藝世紀》的作者群以左派作家為主,但中立的也有不少,平可就是那「說不上是左派,也說不上是右派」的一位中立作家。四十年代後期至七十年代末期,平可因工作關係、心境轉變和時間所限,只能利用業餘時間撰寫譯文,並曾擔任《讀者文摘》中文版的特約翻譯十多年。晚年定居美國。
《山長水遠》是平可第一部長篇小說。1939年,《工商日報》副刊編輯龍實秀邀請平可創作一篇連載小說在該報刊登。平可在自傳文章裡提到,《山長水遠》是按編輯提出的兩個原則來完成,「第一,以香港一般市民為讀者對象,並以絕對有可能在香港發生的事情為題材。第二,採用語體文,但不要太「歐化」(洋化),因為該報大多數讀者仍祇接受《水滸傳》、《紅樓夢》等章回小說的那類語體文。」《山長水遠》於1939年8月至1940年6月《工商日報》副刊〈市聲〉版連載,1941年出版單行本,一書三冊,列為「工商日報叢書」之一。《山長水遠》出版後一紙風行,廣受讀者歡迎。其後,同屬《工商日報》系統的《天光報》邀請平可創作另一篇以香港女學生生活為題材的連載小說──《錦繡年華》,後因香港淪陷,《天光報》停刊,小說一事只好不了了之。1943年平可到重慶工作,《大公報》編輯徐盈因閱讀過平可的《山長水遠》,故邀請他寫一篇體裁跟《山長水遠》相同的連載小說在重慶的《大公晚報》刊登。《山長水遠》是香港淪陷前的小說,內容描寫主人公關弓和其他人物如陳廣、王委員等為求目標,不擇手段,在香港這個大都會裡力爭上游的故事。《香港小說史》作者袁良駿認為《山長水遠》這部作品,充分展現了人們在商業經濟社會裡那種勾心鬥角、爾虞我詐的人際關係和心理狀況,深具文學、社會和歷史等重要價值。
(香港文學通訊二O一O年二月第七十九期)
平可,原名岑卓雲,1912年生於香港。1930年與侶倫、謝晨光等合辦《島上》和島上社。四十年代初期曾在《工商日報》、《天光報》等報紙副刊發表連載小說。五十年代中後期,平可、望雲、胡春冰等作家經常為早期的《文藝世紀》撰寫小說。羅琅曾撰文提及《文藝世紀》的作者群以左派作家為主,但中立的也有不少,平可就是那「說不上是左派,也說不上是右派」的一位中立作家。四十年代後期至七十年代末期,平可因工作關係、心境轉變和時間所限,只能利用業餘時間撰寫譯文,並曾擔任《讀者文摘》中文版的特約翻譯十多年。晚年定居美國。
《山長水遠》是平可第一部長篇小說。1939年,《工商日報》副刊編輯龍實秀邀請平可創作一篇連載小說在該報刊登。平可在自傳文章裡提到,《山長水遠》是按編輯提出的兩個原則來完成,「第一,以香港一般市民為讀者對象,並以絕對有可能在香港發生的事情為題材。第二,採用語體文,但不要太「歐化」(洋化),因為該報大多數讀者仍祇接受《水滸傳》、《紅樓夢》等章回小說的那類語體文。」《山長水遠》於1939年8月至1940年6月《工商日報》副刊〈市聲〉版連載,1941年出版單行本,一書三冊,列為「工商日報叢書」之一。《山長水遠》出版後一紙風行,廣受讀者歡迎。其後,同屬《工商日報》系統的《天光報》邀請平可創作另一篇以香港女學生生活為題材的連載小說──《錦繡年華》,後因香港淪陷,《天光報》停刊,小說一事只好不了了之。1943年平可到重慶工作,《大公報》編輯徐盈因閱讀過平可的《山長水遠》,故邀請他寫一篇體裁跟《山長水遠》相同的連載小說在重慶的《大公晚報》刊登。《山長水遠》是香港淪陷前的小說,內容描寫主人公關弓和其他人物如陳廣、王委員等為求目標,不擇手段,在香港這個大都會裡力爭上游的故事。《香港小說史》作者袁良駿認為《山長水遠》這部作品,充分展現了人們在商業經濟社會裡那種勾心鬥角、爾虞我詐的人際關係和心理狀況,深具文學、社會和歷史等重要價值。
(香港文學通訊二O一O年二月第七十九期)
2013年10月13日 星期日
張君默與《知識》
張君默與《知識》
許定銘
劉以鬯《香港文學作家傳略》中,張君默(1939~)的條目非常詳細,很可能是他的自傳,說他初中時染上肺結核,被迫停學,十五歲投身社會,做過小工,經過商,主要的經歷都在報館、出版社及寫作中,是半個職業作家。十多歲開始創作,二十歲時已出版長篇小說《江湖客》和《青春的插曲》。我對文中「踏出校門後,當過《智(知)識》半月刊編輯」這句很有興趣,《知識》半月刊是本十六開、四十頁的中學生課餘讀物,一九五六年初創刊,我手上最後的一期,是一九六二年八月的第一四七期,不知出至何時停刊。《知識》出版時間甚長,據知女作家孟君也擔任過此刊的編輯,不知張君默任編輯的是哪個時段?(銘按:據說當年是孟君主編,張君默執行編輯。仍待確定)
很多人研究文學會忽略像《知識》、《青年文友》、《學生時代》、《南燕》這類綜合性的學生刊物,以為與學術無關;需知這些刊物的編者本身多是文人,缺稿時常會邀友好「捱義氣」,從海外報刊轉載高水平的作品,或親自操刀,胡亂改個筆名填空,研究者切勿錯過。我在《知識》一九五八年十月十五日的第五十九期上,發現了來自新嘉坡,署名葛里哥的二千多字短篇〈父與子〉,寫父子兩代同樣愛上年紀比自己大多歲的女人,引起兩代間的矛盾……,非常精彩!
「葛里哥」是誰?劉以鬯是也!
(大公網二O一一年三月四日)
許定銘
劉以鬯《香港文學作家傳略》中,張君默(1939~)的條目非常詳細,很可能是他的自傳,說他初中時染上肺結核,被迫停學,十五歲投身社會,做過小工,經過商,主要的經歷都在報館、出版社及寫作中,是半個職業作家。十多歲開始創作,二十歲時已出版長篇小說《江湖客》和《青春的插曲》。我對文中「踏出校門後,當過《智(知)識》半月刊編輯」這句很有興趣,《知識》半月刊是本十六開、四十頁的中學生課餘讀物,一九五六年初創刊,我手上最後的一期,是一九六二年八月的第一四七期,不知出至何時停刊。《知識》出版時間甚長,據知女作家孟君也擔任過此刊的編輯,不知張君默任編輯的是哪個時段?(銘按:據說當年是孟君主編,張君默執行編輯。仍待確定)
很多人研究文學會忽略像《知識》、《青年文友》、《學生時代》、《南燕》這類綜合性的學生刊物,以為與學術無關;需知這些刊物的編者本身多是文人,缺稿時常會邀友好「捱義氣」,從海外報刊轉載高水平的作品,或親自操刀,胡亂改個筆名填空,研究者切勿錯過。我在《知識》一九五八年十月十五日的第五十九期上,發現了來自新嘉坡,署名葛里哥的二千多字短篇〈父與子〉,寫父子兩代同樣愛上年紀比自己大多歲的女人,引起兩代間的矛盾……,非常精彩!
「葛里哥」是誰?劉以鬯是也!
(大公網二O一一年三月四日)
鄭慧和她的作品
尋找鄭慧
許定銘
讀羅孚《南斗文星高》﹙香港天地圖書,一九九三﹚,書後有篇〈香港的文學和消費文學〉的代後記,在談及香港的流行文學時,他認為在五十年代極受歡迎的女作家鄭慧,就是八十年代的岑凱倫。六十年代初,我曾讀過鄭慧的小說,後來也粗略看過岑凱倫的東西;雖然已事隔多年,但我對羅孚「鄭慧即是岑凱倫」的說法,有不同的見解,因兩者的題材和筆法,都不似是出自同一個作者。在同一篇文章中,羅孚還透露他六十年代中期辦文藝月刊﹙銘按:應該是指《海光文藝》﹚時,曾拉過鄭慧的稿。如此「接近」過鄭慧的羅孚,居然對鄭慧都一無所知,實在令人驚訝!
鄭慧雖然只是個流行作家,談嚴肅的純文學,輪不到她;然而,要談香港文學,就不能忽略流行文學、消費文學之類。因此,在五六十年代,曾擁有大批讀者的鄭慧、依達和孟君等,就不能不涉及了。
讀羅孚此文後,激發起我「尋找鄭慧」的決心。
朋友佘君,若干年前曾語我其母與鄭慧是極要好的同學;於是我先去信美國東部聯絡佘君,再由佘君邀伯母出馬,希望約見鄭慧。豈料竟得壞消息:鄭慧已於九三年因喉癌逝世,其夫鄭維國也於不久後撒手西去。雖然見不到鄭慧,卻見到她的姊姊鄭慧舒,有幸得到不少資料,可惜連她的手稿與簽名都落了空。
鄭慧﹙一九二四~一九九三﹚原名鄭慧嫻,廣東中山人,卻在上海出生及長大。母雖早歿,亦有姊及弟妹共七人;鄭慧在家中排行第二,以下有三弟兩妹,而她與姊姊鄭慧舒感情最好。姊妹倆均畢業位於虹口的「廣東中小學」。很早便投身社會工作,業餘於復旦夜大進修。
鄭慧自小已酷愛文學,四十年代在上海時,因投稿《西點》而踏上文壇。五十年代初移居香港,在醫務所任職並住在所裏,工作較清閒,正好為她提供了閱讀和寫作的機會。其時正值《西點》在港復刊,鄭慧乘勢埋頭創作,很快便擠身流行作家之列。鄭慧的作品甚多,此中以曾拍過電影的《四千金》、《紫薇園的春天》和《紫薇園的秋天》最受歡迎。
其姊鄭慧舒回憶說:「《四千金》拍成電影,由林翠、葛蘭、葉楓和尤敏做主角;四人都是當時的紅星,十分轟動。另一齣《紫薇園的秋天》,是把《春天》和《秋天》兩書合拍,濃縮成的。兩齣戲好像都是由秦劍導演的。」
「對於《紫薇園》兩書,我印象比較深刻。」年近八十的鄭慧舒抬頭望了我一眼,隨即陷入深遠的過去,「那時我們都愛看小說,慧嫻尤其受巴金的影響甚深。她構思《春天》和《秋天》時,其實我也加入了不少意見。此書的內容,大意是說長住『紫薇園』中的一位老太太,她掌握了大家庭的權勢而獨裁治家,結果受到新一代的抗爭,引起兩代間的矛盾衝突。有《家》、《春》、《秋》的影子。」
「其實她還有一本講空姐生活的小說,也是寫得很好的;可惜我記不起書名。」鄭慧舒繼續說,「因我早年在航空公司辦事,對空姐們的生活有深切的了解,便把題材給鄭慧,讓她寫了本往返飛三地的空姐的小說,好像是:香港、台灣、……呀,記不起來啦!是四十多年前的舊事……。」
除了流行小說,鄭慧也試過翻譯,做的卻不多,我只見過一九五六年十月《文藝新潮》一卷六期中,她譯土耳其作家瑪默‧馬高爾的〈在我們的農村〉的一篇報告文學作品。
鄭慧的文學生涯並不長久,六十年代已甚少寫作。根據手邊的資料,鄭慧發表的最後的小說是一九六六年《海光文藝》六期的〈心事〉、九期的〈薔薇和幽蘭〉和十二期的〈走出象牙塔〉。其姊鄭慧舒說鄭慧自覺已「江郎才盡」,故很早封筆。這點筆者不敢苟同,一個作家在最紅時封筆,原因一定不簡單,只是我們不知道而已。
──寫於二OOO年六月
八月刊於《作家》第六期
補記:
〈尋找鄭慧〉刊出後不久,收到盧瑋鑾的電話,她告訴我羅孚早已知道鄭慧不是岑凱倫了。她還寄來一篇羅孚一九九三年八月十四日刊於《明報》《島居新文》專欄內的〈岑凱倫就是岑凱倫〉,說他是受到廣西南寧一家出版社出的,有關港台作家的書所誤導。我當年未讀到這篇文章,十分慚愧。羅老對寫錯了東西,肯立即承認並更正,使人敬佩。希望《南斗文星高》再版時也能更正。
其實不單羅老誤會了「鄭慧就是岑凱倫」,國內的香港文學專家袁良駿也犯了同樣的錯,在他的《香港小說史》第一卷(深圳海天出版社,一九九九)中寫道:
──二零零二年六月補記
鄭慧和她的作品
許定銘
讀創刊號《文學評論》(香港文學評論社,二OO九年二月),有閻純德〈香港女作家筆下的言情小說〉,在談到岑凱倫時,雖仍有「岑凱倫原名鄭慧」(頁七十四)之語,但僅此一句,以下即詳述岑凱倫的作品,而沒有再强調一九八O年代的岑凱倫即是一九五O年代的鄭慧,比之寫《香港小說史》(深圳海天出版社,一九九九)的袁良駿,和編《中國當代通俗文學史論》(北京大學出版社,二OO七)的湯哲聲,强調鄭慧因時代不同,為了爭取讀者的認同而改名岑凱倫,進步得多了!
我對岑凱倫認識不深,如果她真的原名鄭慧,那真是「無巧不成書」了。如果你有興趣,不妨上網去查查,岑凱倫的條目有數萬條,它們會告訴你:岑凱倫原名張慧,香港土生土長,大學畢業後赴國外留學,攻讀建築系,回港後任職於自己家族的建築公司,她是香港八十年代的流行小說家,風格頗受香港六十年代作家依達的影響。
至於鄭慧,你在網上也可能讀到許定銘的《尋找鄭慧》(原載二OOO年八月《作家》第六期,又見於《醉書室談書論人》)或者黃仲鳴的《岑凱倫決非鄭慧》(原載二OO七年五月六日《文匯報》),都會很清楚的告訴你:鄭慧和岑凱倫是兩個完全不同的人。鄭慧一九四O年代開始在上海《西點》發表創作,成名之時,岑凱倫很可能還未出生呢!
鄭慧﹙一九二四~一九九三﹚原名鄭慧嫻,廣東中山人,卻在上海出生及長大。她在家中排行第二,以下有三弟兩妹,而與姊姊鄭慧舒感情最好。姊妹倆均畢業於虹口的「廣東中小學」,很早便投身社會工作,業餘於復旦夜大進修。
鄭慧自小酷愛文學,一九四O年代在上海時,因投稿《西點》而踏上文壇。一九五O年代初移居香港,在醫務所任職並住在診所裏,工作較清閒,正好為她提供了閱讀和寫作的機會。其時正值《西點》在港復刊,鄭慧乘勢埋頭創作,很快便躋身流行作家之列。
鄭慧是一九五O、六O年代的流行小說作家,擁有大量讀者,影響不少。但,時至今日,好像還沒有人研究鄭慧,不過,若要編寫香港文學史,絕對少不了她。鄭慧是環球出版社的當家花旦,她的書甚多,全由「環球」出版,可惜四五十年後的今天難得一見。因此,我覺得很有責任為後來者列一份書目,提供一條研究的線索。鄭慧的書後多有完整而順序表列的書目,我手邊的書中,以《藍戀》書後所列最詳盡,有小說三十二種,錄如下:
鄭慧至一九六O年代已甚少寫作,據其姊鄭慧舒說,鄭慧自覺已「江郎才盡」,故很早封筆。根據手邊的資料,鄭慧發表最後的小說是一九六六年《海光文藝》六期的〈心事〉、九期的〈薔薇和幽蘭〉和十二期的〈走出象牙塔〉。其實,除了流行小說,鄭慧也試過翻譯,做的卻不多,我只見過一九六五年十月《文藝新潮》一卷六期中,她譯土耳其作家瑪默‧馬高爾〈在我們的農村〉的一篇報告文學作品。
鄭慧的作品應以《紫薇園的春天》和《紫薇園的秋天》為代表,此書說姚靈音到大家庭「紫薇園」去當家庭教師,目睹思想守舊的郝老太掌握了大家庭的權勢而獨裁治家,兒孫輩逆來順受,一點志氣也沒有,姚靈音看不過眼,鼓勵新一代起來抗爭,引起兩代間的矛盾衝突……。鄭慧年輕時受巴金的影響不少,這部小說頗有《家》《春》《秋》的影子。「紫薇園」的故事有大量讀者,一九五八年,香港中聯電影企業有限公司把它拍成電影,由秦劍導演。楚原把《春天》和《秋天》兩書合成一冊改編,並由白燕、吳楚帆、張活游等人領銜演出,頗受歡迎。
鄭慧小說拍成電影的,還有《黛綠年華》(一九五七)、《四千金》(一九五七)和《蘭閨風雲》(一九五九),此中以《四千金》成績最好。鄭慧筆下的《四千金》:希達、希倫、希棣和希素四姊妹,自小喪母,性恪各有不同。希達賢良淑德,身兼母職地照顧父親和三名妹妹;希倫具萬種風情,深得男人的愛慕;希棣爽朗好動,,希素嬌俏柔弱。她們的愛情錯綜複雜,細膩動人,很受讀者歡迎。這套由香港 國際電影懋業有限公司製作,陶秦導演 的佳作,由當時的紅星:穆虹 、葉楓、林翠、蘇鳳、陳厚、雷震……等主演,除獲好評外,還勇奪第五屆 (一九五八) 亞洲影展: 最佳編劇、最佳導演、最佳男女主角、最佳攝影……等十一項金禾獎 。因《四千金》成就蜚然,公司在一九五九年還由原班人馬拍了《四千金》的續集《蘭閨風雲》,成績也相當不錯!
鄭慧所寫全是流行小說,印量應該不少,但坊間卻甚少見,不過,她的這幾套電影好像都有DVD,有興趣的讀者不妨找來一看。
──寫於二OO九年五月
六月刊於《文學評論》
許定銘
讀羅孚《南斗文星高》﹙香港天地圖書,一九九三﹚,書後有篇〈香港的文學和消費文學〉的代後記,在談及香港的流行文學時,他認為在五十年代極受歡迎的女作家鄭慧,就是八十年代的岑凱倫。六十年代初,我曾讀過鄭慧的小說,後來也粗略看過岑凱倫的東西;雖然已事隔多年,但我對羅孚「鄭慧即是岑凱倫」的說法,有不同的見解,因兩者的題材和筆法,都不似是出自同一個作者。在同一篇文章中,羅孚還透露他六十年代中期辦文藝月刊﹙銘按:應該是指《海光文藝》﹚時,曾拉過鄭慧的稿。如此「接近」過鄭慧的羅孚,居然對鄭慧都一無所知,實在令人驚訝!
鄭慧雖然只是個流行作家,談嚴肅的純文學,輪不到她;然而,要談香港文學,就不能忽略流行文學、消費文學之類。因此,在五六十年代,曾擁有大批讀者的鄭慧、依達和孟君等,就不能不涉及了。
讀羅孚此文後,激發起我「尋找鄭慧」的決心。
朋友佘君,若干年前曾語我其母與鄭慧是極要好的同學;於是我先去信美國東部聯絡佘君,再由佘君邀伯母出馬,希望約見鄭慧。豈料竟得壞消息:鄭慧已於九三年因喉癌逝世,其夫鄭維國也於不久後撒手西去。雖然見不到鄭慧,卻見到她的姊姊鄭慧舒,有幸得到不少資料,可惜連她的手稿與簽名都落了空。
鄭慧﹙一九二四~一九九三﹚原名鄭慧嫻,廣東中山人,卻在上海出生及長大。母雖早歿,亦有姊及弟妹共七人;鄭慧在家中排行第二,以下有三弟兩妹,而她與姊姊鄭慧舒感情最好。姊妹倆均畢業位於虹口的「廣東中小學」。很早便投身社會工作,業餘於復旦夜大進修。
鄭慧自小已酷愛文學,四十年代在上海時,因投稿《西點》而踏上文壇。五十年代初移居香港,在醫務所任職並住在所裏,工作較清閒,正好為她提供了閱讀和寫作的機會。其時正值《西點》在港復刊,鄭慧乘勢埋頭創作,很快便擠身流行作家之列。鄭慧的作品甚多,此中以曾拍過電影的《四千金》、《紫薇園的春天》和《紫薇園的秋天》最受歡迎。
其姊鄭慧舒回憶說:「《四千金》拍成電影,由林翠、葛蘭、葉楓和尤敏做主角;四人都是當時的紅星,十分轟動。另一齣《紫薇園的秋天》,是把《春天》和《秋天》兩書合拍,濃縮成的。兩齣戲好像都是由秦劍導演的。」
「對於《紫薇園》兩書,我印象比較深刻。」年近八十的鄭慧舒抬頭望了我一眼,隨即陷入深遠的過去,「那時我們都愛看小說,慧嫻尤其受巴金的影響甚深。她構思《春天》和《秋天》時,其實我也加入了不少意見。此書的內容,大意是說長住『紫薇園』中的一位老太太,她掌握了大家庭的權勢而獨裁治家,結果受到新一代的抗爭,引起兩代間的矛盾衝突。有《家》、《春》、《秋》的影子。」
「其實她還有一本講空姐生活的小說,也是寫得很好的;可惜我記不起書名。」鄭慧舒繼續說,「因我早年在航空公司辦事,對空姐們的生活有深切的了解,便把題材給鄭慧,讓她寫了本往返飛三地的空姐的小說,好像是:香港、台灣、……呀,記不起來啦!是四十多年前的舊事……。」
除了流行小說,鄭慧也試過翻譯,做的卻不多,我只見過一九五六年十月《文藝新潮》一卷六期中,她譯土耳其作家瑪默‧馬高爾的〈在我們的農村〉的一篇報告文學作品。
鄭慧的文學生涯並不長久,六十年代已甚少寫作。根據手邊的資料,鄭慧發表的最後的小說是一九六六年《海光文藝》六期的〈心事〉、九期的〈薔薇和幽蘭〉和十二期的〈走出象牙塔〉。其姊鄭慧舒說鄭慧自覺已「江郎才盡」,故很早封筆。這點筆者不敢苟同,一個作家在最紅時封筆,原因一定不簡單,只是我們不知道而已。
──寫於二OOO年六月
八月刊於《作家》第六期
補記:
〈尋找鄭慧〉刊出後不久,收到盧瑋鑾的電話,她告訴我羅孚早已知道鄭慧不是岑凱倫了。她還寄來一篇羅孚一九九三年八月十四日刊於《明報》《島居新文》專欄內的〈岑凱倫就是岑凱倫〉,說他是受到廣西南寧一家出版社出的,有關港台作家的書所誤導。我當年未讀到這篇文章,十分慚愧。羅老對寫錯了東西,肯立即承認並更正,使人敬佩。希望《南斗文星高》再版時也能更正。
其實不單羅老誤會了「鄭慧就是岑凱倫」,國內的香港文學專家袁良駿也犯了同樣的錯,在他的《香港小說史》第一卷(深圳海天出版社,一九九九)中寫道:
尤為有趣的是,八十年代鄭慧不再使用自己這一「響噹噹」的名字發表作品,而另用似男似女的「岑凱倫」之名發表作品。(頁二O五)很明顯,他也未讀到〈岑凱倫就是岑凱倫〉,否則遲了六年才出的書,不應也有此錯。
──二零零二年六月補記
鄭慧和她的作品
許定銘
讀創刊號《文學評論》(香港文學評論社,二OO九年二月),有閻純德〈香港女作家筆下的言情小說〉,在談到岑凱倫時,雖仍有「岑凱倫原名鄭慧」(頁七十四)之語,但僅此一句,以下即詳述岑凱倫的作品,而沒有再强調一九八O年代的岑凱倫即是一九五O年代的鄭慧,比之寫《香港小說史》(深圳海天出版社,一九九九)的袁良駿,和編《中國當代通俗文學史論》(北京大學出版社,二OO七)的湯哲聲,强調鄭慧因時代不同,為了爭取讀者的認同而改名岑凱倫,進步得多了!
我對岑凱倫認識不深,如果她真的原名鄭慧,那真是「無巧不成書」了。如果你有興趣,不妨上網去查查,岑凱倫的條目有數萬條,它們會告訴你:岑凱倫原名張慧,香港土生土長,大學畢業後赴國外留學,攻讀建築系,回港後任職於自己家族的建築公司,她是香港八十年代的流行小說家,風格頗受香港六十年代作家依達的影響。
至於鄭慧,你在網上也可能讀到許定銘的《尋找鄭慧》(原載二OOO年八月《作家》第六期,又見於《醉書室談書論人》)或者黃仲鳴的《岑凱倫決非鄭慧》(原載二OO七年五月六日《文匯報》),都會很清楚的告訴你:鄭慧和岑凱倫是兩個完全不同的人。鄭慧一九四O年代開始在上海《西點》發表創作,成名之時,岑凱倫很可能還未出生呢!
鄭慧﹙一九二四~一九九三﹚原名鄭慧嫻,廣東中山人,卻在上海出生及長大。她在家中排行第二,以下有三弟兩妹,而與姊姊鄭慧舒感情最好。姊妹倆均畢業於虹口的「廣東中小學」,很早便投身社會工作,業餘於復旦夜大進修。
鄭慧自小酷愛文學,一九四O年代在上海時,因投稿《西點》而踏上文壇。一九五O年代初移居香港,在醫務所任職並住在診所裏,工作較清閒,正好為她提供了閱讀和寫作的機會。其時正值《西點》在港復刊,鄭慧乘勢埋頭創作,很快便躋身流行作家之列。
鄭慧是一九五O、六O年代的流行小說作家,擁有大量讀者,影響不少。但,時至今日,好像還沒有人研究鄭慧,不過,若要編寫香港文學史,絕對少不了她。鄭慧是環球出版社的當家花旦,她的書甚多,全由「環球」出版,可惜四五十年後的今天難得一見。因此,我覺得很有責任為後來者列一份書目,提供一條研究的線索。鄭慧的書後多有完整而順序表列的書目,我手邊的書中,以《藍戀》書後所列最詳盡,有小說三十二種,錄如下:
《啟德機場上的傳奇》、《女子公寓》、《四千金》、《愛情的重歸》、《戀人》、《紫薇園的秋天》、《俏寃家》、《黛綠年華》、《月光溪之戀》、《藍天使》、《紫薇園的春天》、《真假千金》、《紳士淑女》、《相思巷》、《市井風情畫》、《琴台雙鳳》、《天涯之戀》、《亂點鴛鴦譜》、《冷暖人生》、《鑄情》、《大廈狂想曲》、《織女痴情》、《陋室明珠》、《芳華怨》、《琴瑟恨》、《煙霧裡的女人》、《情場》、《婚事》、《蘭閨魔影》、《春水東流》、《白領紳士》、《藍戀》等。這些書有長篇也有短篇小說集,全部出版於一九五O及六O年代,可惜早期環球的出版物不習慣列出版日期,難以確定其創作年份。但,到《蘭閨魔影》時卻註明為一九六三年四月出版,最後的《藍戀》,則是出版於一九六五年十二月的。我們不妨假設:之前那些沒有出版日期的,大多是一九五O年代的書。
鄭慧至一九六O年代已甚少寫作,據其姊鄭慧舒說,鄭慧自覺已「江郎才盡」,故很早封筆。根據手邊的資料,鄭慧發表最後的小說是一九六六年《海光文藝》六期的〈心事〉、九期的〈薔薇和幽蘭〉和十二期的〈走出象牙塔〉。其實,除了流行小說,鄭慧也試過翻譯,做的卻不多,我只見過一九六五年十月《文藝新潮》一卷六期中,她譯土耳其作家瑪默‧馬高爾〈在我們的農村〉的一篇報告文學作品。
鄭慧的作品應以《紫薇園的春天》和《紫薇園的秋天》為代表,此書說姚靈音到大家庭「紫薇園」去當家庭教師,目睹思想守舊的郝老太掌握了大家庭的權勢而獨裁治家,兒孫輩逆來順受,一點志氣也沒有,姚靈音看不過眼,鼓勵新一代起來抗爭,引起兩代間的矛盾衝突……。鄭慧年輕時受巴金的影響不少,這部小說頗有《家》《春》《秋》的影子。「紫薇園」的故事有大量讀者,一九五八年,香港中聯電影企業有限公司把它拍成電影,由秦劍導演。楚原把《春天》和《秋天》兩書合成一冊改編,並由白燕、吳楚帆、張活游等人領銜演出,頗受歡迎。
鄭慧小說拍成電影的,還有《黛綠年華》(一九五七)、《四千金》(一九五七)和《蘭閨風雲》(一九五九),此中以《四千金》成績最好。鄭慧筆下的《四千金》:希達、希倫、希棣和希素四姊妹,自小喪母,性恪各有不同。希達賢良淑德,身兼母職地照顧父親和三名妹妹;希倫具萬種風情,深得男人的愛慕;希棣爽朗好動,,希素嬌俏柔弱。她們的愛情錯綜複雜,細膩動人,很受讀者歡迎。這套由香港 國際電影懋業有限公司製作,陶秦導演 的佳作,由當時的紅星:穆虹 、葉楓、林翠、蘇鳳、陳厚、雷震……等主演,除獲好評外,還勇奪第五屆 (一九五八) 亞洲影展: 最佳編劇、最佳導演、最佳男女主角、最佳攝影……等十一項金禾獎 。因《四千金》成就蜚然,公司在一九五九年還由原班人馬拍了《四千金》的續集《蘭閨風雲》,成績也相當不錯!
鄭慧所寫全是流行小說,印量應該不少,但坊間卻甚少見,不過,她的這幾套電影好像都有DVD,有興趣的讀者不妨找來一看。
──寫於二OO九年五月
六月刊於《文學評論》
2013年10月12日 星期六
追思香江文壇一代宗師慕容羽軍
追思香江文壇一代宗師慕容羽軍
盧文敏
慕容羽軍多才多藝,雅俗共賞,共出版小說、散文、詩詞、文學理論等三十餘部。在香港文壇與文學泰斗劉以鬯齊名,堪稱一代宗師。他主編文藝刊物、開設文藝講座,影響周石、蔡炎培、柯振中、胡國燦、朱珺、孟君等媒體人及作家。
慕容羽軍:勤於筆耕(慕容羽軍家屬提供)
慕容羽軍部份作品
慕容羽軍與家人:甘為孺子牛(慕容羽軍家屬提供)
慕容羽軍年輕時:追求創新(慕容羽軍家屬提供)
■一九五六年慕容羽軍(右)頒獎禮致詞、徐速伉儷(左立者)、白韻琴任司儀(中立叉手者)
慕容宗師筆飛為文學永生作證空留島上箋
羽軍清影劍舞奔月桂圓夢修靈永別邊緣情
既多產多面又多才多藝的名作家慕容羽軍「師傅」走了!「一路好走」,我的心中只有永恆的哀思與默禱。
事實上他是安祥離世於九月十日,噩耗急電是來自慕容「師傅」夫人──女作家雲碧琳(原名林碧雲)。據說「師傅」離世並非什麼不治之症,而是任何人都逃不了的老人身體機能退化,導致呼吸困難併發性肺炎而走了!享年八十六歲(依據李洛霞、關夢南編撰《六十年代青年小說作者群像》一書的說法──「師傅」生於一九二七年)。但據書評家也是文藝作家的許定銘近日告訴我,曾訪問「師傅」得悉他確實生年是一九二五年,即享壽八十八年,算是高齡福壽雙全。在我心中他並沒有死去,只不過是去西方極樂世界繼續追尋文學永生之夢,老將如大樹只會凋零,卻永遠不死!
原來他真實姓名叫李維克,籍貫廣東廣州人,曾任職於《大光報》與《環球報》,四九年先到馬來西亞,之後留港發展。我在五十年代中期認識他時名叫李影,他曾主編《大晚報》、《東海畫報》及與雲碧琳出版《中學生》、《學友》與《文藝季》,更協助作家周石登上《東方日報》總編輯的寶座。我是投稿《大晚報》「星期文藝版」結識「師傅」的,以後追隨他數十年結下奇緣。
慕容先生不只是我的「師傅」,也堪稱是「一代宗師」,可與文學泰斗劉以鬯齊名。由於他主編文刊外,也開設文藝講座,桃李滿天下,不少詩人、作家深受「一代宗師」的影響,尤其是得意門生周石。其他還有當代詩人、作家蔡炎培、柯振中、胡國燦(《東方日報》副總,曾出版《遺失梭羅河》)、朱珺(朱璽輝)、梓人(錢梓祥,慕容先生主持「五月出版社」曾有意為梓人出版小說)、凌麥思(司馬雲)、雲碧琳(女作家,也是他夫人)、同輩女作家孟君等人。孟君出版處女作《拂牆花影》,立即接受慕容一代宗師的提點及建議,以後作品偏向都市背景及加強人性衝突,深入描寫上中下階層,寫了上百部小說長篇,由於意趣相投,孟君主編的《天底下》與《知識》雜誌均深受「一代宗師」的影響。
為什麼我要在「師傅」一詞加上括號,並非不敬及不誠,雖然在六一年秋季我畢業於台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曾在彌敦茶樓親自奉上香茗,作挹拜之禮尊稱他做「師傅」,在場有另一多面手名作家司馬長風(一九八零年於美國機場中風逝世,享年六十他的夫人女作家盛紫娟於三十年後出版《司馬長風紀念集》)。「師傅」一直只是微笑,如一尊活佛拈花不語,不過他對我學成歸來熱心文藝寫作,倒是百分百支持,立即向司馬先生推薦。當時司馬長風貴為友聯出版社屬下的《中國學生周報》社長,他十分爽快拈出名片(署名胡欣平),在名片背面寫了幾行字,引薦我到周報社址面見林悅恆(《大學生活》雜誌社長)。但同一時候元朗崇德英文書院卻催召我上任,我做不成文藝編輯的春秋大夢,卻由六一年始,至七七年止,又轉任新蒲崗李求恩紀念中學。雖則我實踐了唸師範的職業志向,但我一生不敢忘師訓,在教書公餘仍熱心追尋文藝之夢,情況一如「師傅」人生的再版,可記者有以下兩項﹕
其一﹕「師傅」五零年代初期協助名女作家孟君主編《天底下》時,也是在銅鑼灣某一中學教書(可能是孔聖堂),之後也曾在大專任教。
文壇多面手
其二﹕慕容羽軍「師傅」一生勤於寫作,但為了生活適應雅俗文化市場需要,不可能全部是純文學作品。試想,「師傅」前後寫出數千萬字,包括名作﹕《為文學作證──親歷的香港文學史》(零五年普文版)、《慕容羽軍中短篇小說選》(零九年科華版)、《對影成三人》中短篇科幻小說(零八年科華版)等。而我愧為一代宗師的「徒弟」,也算是師承先生多面手之遺風,歷年在香港、台灣雜誌報章(大部份是連載小說),少說也有二、三千萬字,除了發表在《中國學生周報》、《蕉風》(星馬刊物)、《文藝月刊》(前身是《華僑文藝》)、《劇與藝》(菲律賓刊物)及台灣各知名報刊,一如「師傅」除了包容文學雅俗成份的愛情小說之外,也涉獵其他題材。據「師傅」在《為文學作證》一書中自述,包括歷史小說(《嫦娥之愛》等)、翻案小說(《太虛奇夢》等)、戰後派創作(《藍A字間諜網》等)、幽冥小說(《獵鬼夜譚》等)、武俠小說(《雌雄劍》等)、科幻小說(《誰是藍武士》等),其他還有多部散文集《我到江南趕上春》、《喬木青青》等;此外「師傅」也精於論評,傑作有《詩僧蘇曼殊評傳》、《論詩》、《大觀園體系研究》。
最令筆者佩服的是﹕零一年他在香港藝術發展局資助下,出版了厚達五百多頁的《島上箋》,通俗的廣東諺語反諷詩詞近二千首。很多人或會奇怪如此異類作品究有多少新文學成分?殊不知現代派詩人蔡炎培(《十項全能》)與崑南(《詩大調》詩集),也曾多次以廣東俗語引入令人回味無窮的現代詩中。由此可見「師傅」的多才多藝多產多面,可謂發揮得淋漓盡至,歎為觀止了。
作為「徒弟」的我,大學期間曾出版《燃燒的荊棘》詩集(縱橫版);《五月花號》(與朱韻成等合著)、《靜靜的流水》(與李海眉等合著);長篇小說在港出版的有《隧道亡魂》、《魔宮怪客》(以上筆名老偈,東方版)、《黑水仙》、《閻王令》、《魔域翡翠》、《變色幽靈》等多部……(以上筆名孟浪,金鞍版),在台出版的還有筆名白水晶的《藍戀》、《落日下的悲情》、《大家樂旋風》等。
筆者由八五年至近年都在台灣發展文化出版事業及從事寫作生涯,文學名家小思(原名盧瑋鑾)以為我「失蹤」二十多年「放棄寫作」,其實我除了主持編務,還替慕容「師傅」及「師太」雲碧琳與名家林蔭、沈西城等推出台版傑作。我比「師傅」幸運是未有活在「剃刀邊緣」(綠背美援文化與左派文化夾攻)的感覺。
不過我未出版的純文藝作品大約仍有數十萬字,其他準備上網或出版的有多部被「師傅」一語中矢的「敢於反叛及挑戰」的恐怖小說、靈幻小說、畸戀小說等長篇連載。「師傅」一度曾醉心寫武俠小說與間諜小說,「徒弟」則為了次層文化市場需求,大量撰述現代武俠《殺手劉浪》連載及《大圈女神》(前者類似倪匡的《浪子高達》與望雲的《黑俠》,後者類似小平的《女飛賊黃鶯》與倪匡的《女黑俠木蘭花》)。此外,我和「師傅」還有一點相似,一度也喜歡評論文學與時事。六十年代初期曾在《天天日報》「天天評論版」,發表論評文章多篇,在「不打不相識」之下,跟其後紅極一時的相學名家林真(筆名李頎,原名李國柱)為胡適是否新文學播種者及連串學術問題展開筆戰,在《新生晚報》跟十三妹筆戰的何水申(原名何永坤)也加入戰圈。我更以神眼、江湖客筆名大量發表時事評論,最終被「師傅」勸止,贈以金石良言如後﹕「文敏,與其浪費在口舌之爭及意氣之爭,不如用心加把勁從事文藝寫作。」在尊敬不如從命下,立即收火休戰,經一番「龍鳳茶敍」一笑泯恩仇情況下,各位文壇新進悍將終結成好友。此時動筆完成了數十萬字的《明珠.魔手.外星人》。
邊教書邊忙於寫作時,筆者有一個解不開的心結,不得不請教「師傅」﹕如大量生產作品,香港、台灣(那時大陸文壇處於「封閉」狀態)沒有這麼多刊物發表。筆者每天可寫五、六千字,最高可達二萬字,除了當時報刊的副刊可同時以不同筆名發表多個專欄外,純文學的出路實在有限。究竟非純文學的作品是否真的毫無保留價值?是否如文學泰斗劉以鬯說的「全是垃圾」?
兼顧高雅與市場需要
記得「師傅」果然精明通達,又前衛過人,答案出乎意料的並非八股與腐朽之見識﹕「你儘管憑着個人的才華與靈機,放心去寫,雖然文學有雅俗之分,但絕不可能只有高雅的曲高和寡,而缺乏俗世的市場文化。文藝作品只有好、壞、優、劣之分,只要不違背良知良能,盡情多方面嘗試建立個人風格,記住﹕創新!永遠的創新!別人不敢碰的題材,你不妨勇於反叛及挑戰,如此才能寫出一個新宇宙,開拓自己的新領域!」
還有令「徒弟」沒齒難忘的是「師傅」除了面授機宜,親自傳授心傳妙法之外,還做有關編輯專業知識的啓蒙老師,由六二年起協助筆者創辦《文藝沙龍》(共出版六期),跟他及其夫人女作家雲碧琳一同主編《學生生活報》(出版約半年),在無心插柳,只問耕耘不問收穫之下,意外發掘近年譽滿文壇的書評家許定銘及小說名家柯振中。
中秋前夕在萬國殯儀館靈堂上,一眾好友包括文化猛將馮兆榮(桑白)、龔森泉(江詩蓓)、吳萱人、朱璽輝(朱珺)、陳灌洪(夕陽)、徐柏雄、馬輝洪(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主任)、林曼叔等,對「一代宗師」圓月追夢而去,不勝惋惜。「徒弟」在文首獻上無限哀思與感恩的對聯,希望「師傅」一生「為文學作證」,留下「島上箋」及「對影成三人」的名着,最終蒙主寵召,永恆安息吧!癡想一代雅俠對月劍舞筆飛,月桂之下打坐靈修,來生再續前緣,「師傅」一路好走!
(盧文敏為香港作家,又名盧澤漢。)
慕容羽軍小檔案
一九二五年出生,廣東廣州人。原名李維克,又名李影。少年時參加對日作戰戰地服務,進出湘桂戰場,戰後從事新聞工作。五十年代南來香港,曾在中學和大專院校執教鞭,歷任《少年雜誌》主編、《文藝新地》執行編輯、《東海畫報》總編輯、《中文星報》總編輯。從事文學研究、創作,先後出版小說、散文、詩詞、文學理論等三十餘部。著名作品有《島上箋》、《為文學作證》、《論詩》、《詩僧蘇曼殊評傳》、《濃濃淡淡港灣情》、《長夏詩葉》、《星心曲》、《山頂一縷雲》、《白雲故鄉》和《瘦了,紅紅》等。■
(亞洲周刊二O一三年十月六日第二十七卷三十九期)
盧文敏
慕容羽軍多才多藝,雅俗共賞,共出版小說、散文、詩詞、文學理論等三十餘部。在香港文壇與文學泰斗劉以鬯齊名,堪稱一代宗師。他主編文藝刊物、開設文藝講座,影響周石、蔡炎培、柯振中、胡國燦、朱珺、孟君等媒體人及作家。
慕容羽軍:勤於筆耕(慕容羽軍家屬提供)
慕容羽軍部份作品
慕容羽軍與家人:甘為孺子牛(慕容羽軍家屬提供)
慕容羽軍年輕時:追求創新(慕容羽軍家屬提供)
■一九五六年慕容羽軍(右)頒獎禮致詞、徐速伉儷(左立者)、白韻琴任司儀(中立叉手者)
慕容宗師筆飛為文學永生作證空留島上箋
羽軍清影劍舞奔月桂圓夢修靈永別邊緣情
既多產多面又多才多藝的名作家慕容羽軍「師傅」走了!「一路好走」,我的心中只有永恆的哀思與默禱。
事實上他是安祥離世於九月十日,噩耗急電是來自慕容「師傅」夫人──女作家雲碧琳(原名林碧雲)。據說「師傅」離世並非什麼不治之症,而是任何人都逃不了的老人身體機能退化,導致呼吸困難併發性肺炎而走了!享年八十六歲(依據李洛霞、關夢南編撰《六十年代青年小說作者群像》一書的說法──「師傅」生於一九二七年)。但據書評家也是文藝作家的許定銘近日告訴我,曾訪問「師傅」得悉他確實生年是一九二五年,即享壽八十八年,算是高齡福壽雙全。在我心中他並沒有死去,只不過是去西方極樂世界繼續追尋文學永生之夢,老將如大樹只會凋零,卻永遠不死!
原來他真實姓名叫李維克,籍貫廣東廣州人,曾任職於《大光報》與《環球報》,四九年先到馬來西亞,之後留港發展。我在五十年代中期認識他時名叫李影,他曾主編《大晚報》、《東海畫報》及與雲碧琳出版《中學生》、《學友》與《文藝季》,更協助作家周石登上《東方日報》總編輯的寶座。我是投稿《大晚報》「星期文藝版」結識「師傅」的,以後追隨他數十年結下奇緣。
慕容先生不只是我的「師傅」,也堪稱是「一代宗師」,可與文學泰斗劉以鬯齊名。由於他主編文刊外,也開設文藝講座,桃李滿天下,不少詩人、作家深受「一代宗師」的影響,尤其是得意門生周石。其他還有當代詩人、作家蔡炎培、柯振中、胡國燦(《東方日報》副總,曾出版《遺失梭羅河》)、朱珺(朱璽輝)、梓人(錢梓祥,慕容先生主持「五月出版社」曾有意為梓人出版小說)、凌麥思(司馬雲)、雲碧琳(女作家,也是他夫人)、同輩女作家孟君等人。孟君出版處女作《拂牆花影》,立即接受慕容一代宗師的提點及建議,以後作品偏向都市背景及加強人性衝突,深入描寫上中下階層,寫了上百部小說長篇,由於意趣相投,孟君主編的《天底下》與《知識》雜誌均深受「一代宗師」的影響。
為什麼我要在「師傅」一詞加上括號,並非不敬及不誠,雖然在六一年秋季我畢業於台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曾在彌敦茶樓親自奉上香茗,作挹拜之禮尊稱他做「師傅」,在場有另一多面手名作家司馬長風(一九八零年於美國機場中風逝世,享年六十他的夫人女作家盛紫娟於三十年後出版《司馬長風紀念集》)。「師傅」一直只是微笑,如一尊活佛拈花不語,不過他對我學成歸來熱心文藝寫作,倒是百分百支持,立即向司馬先生推薦。當時司馬長風貴為友聯出版社屬下的《中國學生周報》社長,他十分爽快拈出名片(署名胡欣平),在名片背面寫了幾行字,引薦我到周報社址面見林悅恆(《大學生活》雜誌社長)。但同一時候元朗崇德英文書院卻催召我上任,我做不成文藝編輯的春秋大夢,卻由六一年始,至七七年止,又轉任新蒲崗李求恩紀念中學。雖則我實踐了唸師範的職業志向,但我一生不敢忘師訓,在教書公餘仍熱心追尋文藝之夢,情況一如「師傅」人生的再版,可記者有以下兩項﹕
其一﹕「師傅」五零年代初期協助名女作家孟君主編《天底下》時,也是在銅鑼灣某一中學教書(可能是孔聖堂),之後也曾在大專任教。
文壇多面手
其二﹕慕容羽軍「師傅」一生勤於寫作,但為了生活適應雅俗文化市場需要,不可能全部是純文學作品。試想,「師傅」前後寫出數千萬字,包括名作﹕《為文學作證──親歷的香港文學史》(零五年普文版)、《慕容羽軍中短篇小說選》(零九年科華版)、《對影成三人》中短篇科幻小說(零八年科華版)等。而我愧為一代宗師的「徒弟」,也算是師承先生多面手之遺風,歷年在香港、台灣雜誌報章(大部份是連載小說),少說也有二、三千萬字,除了發表在《中國學生周報》、《蕉風》(星馬刊物)、《文藝月刊》(前身是《華僑文藝》)、《劇與藝》(菲律賓刊物)及台灣各知名報刊,一如「師傅」除了包容文學雅俗成份的愛情小說之外,也涉獵其他題材。據「師傅」在《為文學作證》一書中自述,包括歷史小說(《嫦娥之愛》等)、翻案小說(《太虛奇夢》等)、戰後派創作(《藍A字間諜網》等)、幽冥小說(《獵鬼夜譚》等)、武俠小說(《雌雄劍》等)、科幻小說(《誰是藍武士》等),其他還有多部散文集《我到江南趕上春》、《喬木青青》等;此外「師傅」也精於論評,傑作有《詩僧蘇曼殊評傳》、《論詩》、《大觀園體系研究》。
最令筆者佩服的是﹕零一年他在香港藝術發展局資助下,出版了厚達五百多頁的《島上箋》,通俗的廣東諺語反諷詩詞近二千首。很多人或會奇怪如此異類作品究有多少新文學成分?殊不知現代派詩人蔡炎培(《十項全能》)與崑南(《詩大調》詩集),也曾多次以廣東俗語引入令人回味無窮的現代詩中。由此可見「師傅」的多才多藝多產多面,可謂發揮得淋漓盡至,歎為觀止了。
作為「徒弟」的我,大學期間曾出版《燃燒的荊棘》詩集(縱橫版);《五月花號》(與朱韻成等合著)、《靜靜的流水》(與李海眉等合著);長篇小說在港出版的有《隧道亡魂》、《魔宮怪客》(以上筆名老偈,東方版)、《黑水仙》、《閻王令》、《魔域翡翠》、《變色幽靈》等多部……(以上筆名孟浪,金鞍版),在台出版的還有筆名白水晶的《藍戀》、《落日下的悲情》、《大家樂旋風》等。
筆者由八五年至近年都在台灣發展文化出版事業及從事寫作生涯,文學名家小思(原名盧瑋鑾)以為我「失蹤」二十多年「放棄寫作」,其實我除了主持編務,還替慕容「師傅」及「師太」雲碧琳與名家林蔭、沈西城等推出台版傑作。我比「師傅」幸運是未有活在「剃刀邊緣」(綠背美援文化與左派文化夾攻)的感覺。
不過我未出版的純文藝作品大約仍有數十萬字,其他準備上網或出版的有多部被「師傅」一語中矢的「敢於反叛及挑戰」的恐怖小說、靈幻小說、畸戀小說等長篇連載。「師傅」一度曾醉心寫武俠小說與間諜小說,「徒弟」則為了次層文化市場需求,大量撰述現代武俠《殺手劉浪》連載及《大圈女神》(前者類似倪匡的《浪子高達》與望雲的《黑俠》,後者類似小平的《女飛賊黃鶯》與倪匡的《女黑俠木蘭花》)。此外,我和「師傅」還有一點相似,一度也喜歡評論文學與時事。六十年代初期曾在《天天日報》「天天評論版」,發表論評文章多篇,在「不打不相識」之下,跟其後紅極一時的相學名家林真(筆名李頎,原名李國柱)為胡適是否新文學播種者及連串學術問題展開筆戰,在《新生晚報》跟十三妹筆戰的何水申(原名何永坤)也加入戰圈。我更以神眼、江湖客筆名大量發表時事評論,最終被「師傅」勸止,贈以金石良言如後﹕「文敏,與其浪費在口舌之爭及意氣之爭,不如用心加把勁從事文藝寫作。」在尊敬不如從命下,立即收火休戰,經一番「龍鳳茶敍」一笑泯恩仇情況下,各位文壇新進悍將終結成好友。此時動筆完成了數十萬字的《明珠.魔手.外星人》。
邊教書邊忙於寫作時,筆者有一個解不開的心結,不得不請教「師傅」﹕如大量生產作品,香港、台灣(那時大陸文壇處於「封閉」狀態)沒有這麼多刊物發表。筆者每天可寫五、六千字,最高可達二萬字,除了當時報刊的副刊可同時以不同筆名發表多個專欄外,純文學的出路實在有限。究竟非純文學的作品是否真的毫無保留價值?是否如文學泰斗劉以鬯說的「全是垃圾」?
兼顧高雅與市場需要
記得「師傅」果然精明通達,又前衛過人,答案出乎意料的並非八股與腐朽之見識﹕「你儘管憑着個人的才華與靈機,放心去寫,雖然文學有雅俗之分,但絕不可能只有高雅的曲高和寡,而缺乏俗世的市場文化。文藝作品只有好、壞、優、劣之分,只要不違背良知良能,盡情多方面嘗試建立個人風格,記住﹕創新!永遠的創新!別人不敢碰的題材,你不妨勇於反叛及挑戰,如此才能寫出一個新宇宙,開拓自己的新領域!」
還有令「徒弟」沒齒難忘的是「師傅」除了面授機宜,親自傳授心傳妙法之外,還做有關編輯專業知識的啓蒙老師,由六二年起協助筆者創辦《文藝沙龍》(共出版六期),跟他及其夫人女作家雲碧琳一同主編《學生生活報》(出版約半年),在無心插柳,只問耕耘不問收穫之下,意外發掘近年譽滿文壇的書評家許定銘及小說名家柯振中。
中秋前夕在萬國殯儀館靈堂上,一眾好友包括文化猛將馮兆榮(桑白)、龔森泉(江詩蓓)、吳萱人、朱璽輝(朱珺)、陳灌洪(夕陽)、徐柏雄、馬輝洪(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主任)、林曼叔等,對「一代宗師」圓月追夢而去,不勝惋惜。「徒弟」在文首獻上無限哀思與感恩的對聯,希望「師傅」一生「為文學作證」,留下「島上箋」及「對影成三人」的名着,最終蒙主寵召,永恆安息吧!癡想一代雅俠對月劍舞筆飛,月桂之下打坐靈修,來生再續前緣,「師傅」一路好走!
(盧文敏為香港作家,又名盧澤漢。)
慕容羽軍小檔案
一九二五年出生,廣東廣州人。原名李維克,又名李影。少年時參加對日作戰戰地服務,進出湘桂戰場,戰後從事新聞工作。五十年代南來香港,曾在中學和大專院校執教鞭,歷任《少年雜誌》主編、《文藝新地》執行編輯、《東海畫報》總編輯、《中文星報》總編輯。從事文學研究、創作,先後出版小說、散文、詩詞、文學理論等三十餘部。著名作品有《島上箋》、《為文學作證》、《論詩》、《詩僧蘇曼殊評傳》、《濃濃淡淡港灣情》、《長夏詩葉》、《星心曲》、《山頂一縷雲》、《白雲故鄉》和《瘦了,紅紅》等。■
(亞洲周刊二O一三年十月六日第二十七卷三十九期)
2013年10月9日 星期三
老照片
老照片
許定銘
這張老照片是拍於1960年代初的,後排左起:盧文敏、謝世清、錢梓祥(梓人)、蔡浩泉(雨季、方三、RS)、馮兆榮(桑白、慕娜桑);前排左起:雲碧琳、蔡炎培(杜紅)。
以輩份算,當然是慕容羽軍夫人雲碧琳最老資格,她一九五O年代開始寫小說,以《燕子崖》(香港五月出版社,1958)、《歸寧》(香港五月出版社,1959)、《椰林月》(香港現代出版公司,1962)享譽香港文壇,幾十年來投身香港文壇,創辦及編輯《學友》、《中學生》、《文藝季》等期刊,曾任《學生周報》編輯,與夫婿慕容羽軍創辦「五月出版社」,出版文藝書刊多種,貢獻良多!
此中梓人與蔡浩泉均已作古。梓人1950及60年代相當活躍,所有可投稿的園地:《六十年代》、《學生周報》、《淺水灣》、《好望角》、《文藝季》、《文壇》、《文藝沙龍》……都有他的踪迹。蔡浩泉和桑白編的《星期小說文庫》也出了他的《我不再哭泣》、《姊妹情》、《盜面的人》、《變幻》等好幾種,可惜均未曾得見,能見到的梓人作品只有短篇《四個夏天》(香港太陽出版社,1965)。在雲碧琳的《文藝季》裡,她曾為梓人《沉落的情箋》寫過序,說梓人的小說有淡遠的散文味,屬於藝術創造的範圍。可惜一直未見此書,最近問雲碧琳,才知此書一切已準備妥當,卻因財政問題未出,可惜!
蔡浩泉(1939~2000)即是方三、雨季、王兌……,他寫詩、寫小說、繪畫、插圖、封面設計、畫版頭……,提起「蔡頭」,香港文化界無人不識。他在《星期小說文庫》的小說,我讀過《啡或茶》、《天邊一朵雲》和《丁香結》,從書目中知道還有《成年人的神話》和《三月暮》,不知是否曾出?
盧文敏一九六O年代初台灣師大畢業回港,全情投入文藝事業,得慕容羽軍協助組稿,出版過《學生生活報》、《文藝沙龍》並参與《文藝》月刊的編輯工作,個人創作甚勤,以短篇小說〈陸沉〉奪《中國學生周報》一九六六年徵文比賽青年組第二名。他後來以創作流行小說為業,以老偈及孟浪等筆名,寫過千萬字的消閑小說。消聲匿跡近三十年後,近日活動頻繁,似有重新出發的意圖。
桑白又叫慕娜桑,在香港活躍超過五十年,都是社長及總編輯級人馬,他是1950年代的詩人,與RS(蔡浩泉)詩畫合作發表圖文並茂的作品,甚受歡迎。至於超過六十年詩齡的飄逸詩人杜紅蔡炎培,愛的化身及事跡眾人皆知,不必我在此喋喋!
拍這張老照時,一眾文友均青春少艾,半世紀過去,大家都七老八十了,逝去的時光多美好!
(2013/10/9)
回應
崑南:蔡頭其實是大家少年時代的街坊。我住大道西,他住鹹魚欄附近。一段時間,我在星島寫的短篇,都是他插圖的。相隔了一大段時間,因工作關係,又在新報聚首了。
(崑南臉書二O一三年十月十日)
許定銘
這張老照片是拍於1960年代初的,後排左起:盧文敏、謝世清、錢梓祥(梓人)、蔡浩泉(雨季、方三、RS)、馮兆榮(桑白、慕娜桑);前排左起:雲碧琳、蔡炎培(杜紅)。
以輩份算,當然是慕容羽軍夫人雲碧琳最老資格,她一九五O年代開始寫小說,以《燕子崖》(香港五月出版社,1958)、《歸寧》(香港五月出版社,1959)、《椰林月》(香港現代出版公司,1962)享譽香港文壇,幾十年來投身香港文壇,創辦及編輯《學友》、《中學生》、《文藝季》等期刊,曾任《學生周報》編輯,與夫婿慕容羽軍創辦「五月出版社」,出版文藝書刊多種,貢獻良多!
此中梓人與蔡浩泉均已作古。梓人1950及60年代相當活躍,所有可投稿的園地:《六十年代》、《學生周報》、《淺水灣》、《好望角》、《文藝季》、《文壇》、《文藝沙龍》……都有他的踪迹。蔡浩泉和桑白編的《星期小說文庫》也出了他的《我不再哭泣》、《姊妹情》、《盜面的人》、《變幻》等好幾種,可惜均未曾得見,能見到的梓人作品只有短篇《四個夏天》(香港太陽出版社,1965)。在雲碧琳的《文藝季》裡,她曾為梓人《沉落的情箋》寫過序,說梓人的小說有淡遠的散文味,屬於藝術創造的範圍。可惜一直未見此書,最近問雲碧琳,才知此書一切已準備妥當,卻因財政問題未出,可惜!
蔡浩泉(1939~2000)即是方三、雨季、王兌……,他寫詩、寫小說、繪畫、插圖、封面設計、畫版頭……,提起「蔡頭」,香港文化界無人不識。他在《星期小說文庫》的小說,我讀過《啡或茶》、《天邊一朵雲》和《丁香結》,從書目中知道還有《成年人的神話》和《三月暮》,不知是否曾出?
盧文敏一九六O年代初台灣師大畢業回港,全情投入文藝事業,得慕容羽軍協助組稿,出版過《學生生活報》、《文藝沙龍》並参與《文藝》月刊的編輯工作,個人創作甚勤,以短篇小說〈陸沉〉奪《中國學生周報》一九六六年徵文比賽青年組第二名。他後來以創作流行小說為業,以老偈及孟浪等筆名,寫過千萬字的消閑小說。消聲匿跡近三十年後,近日活動頻繁,似有重新出發的意圖。
桑白又叫慕娜桑,在香港活躍超過五十年,都是社長及總編輯級人馬,他是1950年代的詩人,與RS(蔡浩泉)詩畫合作發表圖文並茂的作品,甚受歡迎。至於超過六十年詩齡的飄逸詩人杜紅蔡炎培,愛的化身及事跡眾人皆知,不必我在此喋喋!
拍這張老照時,一眾文友均青春少艾,半世紀過去,大家都七老八十了,逝去的時光多美好!
(2013/10/9)
回應
崑南:蔡頭其實是大家少年時代的街坊。我住大道西,他住鹹魚欄附近。一段時間,我在星島寫的短篇,都是他插圖的。相隔了一大段時間,因工作關係,又在新報聚首了。
(崑南臉書二O一三年十月十日)
另類小書《論愛國》
另類小書《論愛國》
許定銘
一九六O年代的文社刊物,不外乎油印與鉛印兩種。如今見到的這本《論愛國》(春蕊文社,1967)雖然也是鉛印的,但卻很特別:竟然是用舊式手控印卡片機所製作的。
印卡片的小機也用執字粒排印法,但因為印盤極細小,印出來的這本書也就「小巧玲瓏」,僅11x17cm,比四十開的袋裝書還要細本,全書僅24頁,刊〈論愛國〉、〈一年來的信念〉、〈我們對文社的概念〉、〈踏上寫作的第一步〉……等八篇文章。
這本小冊子是「春蕊文社」成立三周年的紀念集,社友們多是十來二十歲的青少年,出版這樣一本刊物相當吃力,奇怪的是書內〈論愛國〉一文的四周空白處竟塗上了不少粗線條,細看之下,原來前書主利用了文外空白的地方寫了不少「眉批」,後來覺得有問題,便用墨畫上粗線條,把「眉批」全塗掉。為甚麼要把自己寫的東西塗掉?它們見不得人嗎?
我一看再看,不論如何細讀,都看不到「眉批」,卻讀到文末的一句話:
(2013/10/9)
許定銘
一九六O年代的文社刊物,不外乎油印與鉛印兩種。如今見到的這本《論愛國》(春蕊文社,1967)雖然也是鉛印的,但卻很特別:竟然是用舊式手控印卡片機所製作的。
印卡片的小機也用執字粒排印法,但因為印盤極細小,印出來的這本書也就「小巧玲瓏」,僅11x17cm,比四十開的袋裝書還要細本,全書僅24頁,刊〈論愛國〉、〈一年來的信念〉、〈我們對文社的概念〉、〈踏上寫作的第一步〉……等八篇文章。
這本小冊子是「春蕊文社」成立三周年的紀念集,社友們多是十來二十歲的青少年,出版這樣一本刊物相當吃力,奇怪的是書內〈論愛國〉一文的四周空白處竟塗上了不少粗線條,細看之下,原來前書主利用了文外空白的地方寫了不少「眉批」,後來覺得有問題,便用墨畫上粗線條,把「眉批」全塗掉。為甚麼要把自己寫的東西塗掉?它們見不得人嗎?
我一看再看,不論如何細讀,都看不到「眉批」,卻讀到文末的一句話:
假使兩艘都是賊船,必要時即使落下江中也不向誰靠攏!這篇值得深思的〈論愛國〉寫於一九六六年。
(2013/10/9)
2013年10月5日 星期六
《掛滿獸皮的小屋》──王敬羲的第一本散文集
《掛滿獸皮的小屋》──王敬羲的第一本散文集
許定銘
王敬羲(1933~2008)是香港著名的小說家,整個一九五O年代,他在港台兩地出過九本書,順序列如下:
最近有幸從舊書拍賣網站上成功拍得王敬羲的《掛滿獸皮的小屋》,此為三十二開約一百頁的小書,收散文二十二篇,書前有恩師梁實秋為他寫序,說王敬羲是天真而不失赤子之心的人。其實當年的王敬羲何止天真,簡直是調皮搗蛋之極,據說余光中、夏菁和王敬羲號稱梁門的「三劍俠」,他們每次探恩師後,王敬羲總愛在梁府門側撒一泡尿才肯離開,此事後來傳到梁實秋耳中,他便取笑王敬羲,說如果他不在門前撒尿,下次便尋不着梁府了,大小不良兩師徒以幽默唇槍舌劍已成文壇佳話。
《掛滿獸皮的小屋》是書中的重點篇,有副題說是「替一個女孩子寫的」,此所以文中的「我」是個純潔的少女,而那間「掛滿獸皮的小屋」則是她當獵人的舅舅底家。約二千字的散文,寫的是她回憶小時在舅舅小屋內度過的甜蜜歲月。她的舅舅是學紡織的大學畢業生,受父母之命結了婚,卻獨自離家住到深山裡,過農獵的生活,她則每逢放假都來探舅父,兩甥舅過着不食人間煙火的生活。可惜的是她假期後便到城中升學,輾轉遠涉重洋,而舅父也因戰事而他往,甜美的生活只留在記憶裡……。
其他的如〈海上〉、〈鏡子〉、〈枯樹底下〉、〈旅中〉、〈給亡友〉、〈呻吟〉……等,寫的多為生活的記錄及感受,梁實秋認為他這些以天真本性寫成的作品,具可貴的品質,是與生俱來的神聖秉賦!
我則特別留意書中最後一篇,屬「童年雜憶」的〈懺悔〉。此文約六千字,是本書最長的一篇,寫他小時因調皮所作而後悔的事,最嚴重的,莫過於初一的時候,因操行劣等而被踢出校,父母責難他,兄弟妹也離棄他,幸好後來母親及家庭教師沒放棄他,經多番努力才揪出他的劣根,把他拯救過來。
讀〈懺悔〉,令我想起王敬羲的一個中篇《久違陽光的人》(新加坡蕉風出版社,1964)。此書薄薄的,僅三十頁,約二萬字,時代背景是戰後的一九四五年,寫十四歲的中學生江家瑞,因給老師取渾號「狗腿子」而被趕出校。他在家中停學一年,冷眼觀察身邊家人的生活,深感缺乏家庭温暖。後來得二叔之助,轉讀另一中學,家人又因他成績跟不上而替他請補習老師,江家瑞像「久違陽光的人」重見光明一樣,深深感受到家庭的温暖。
當時我即感到「久違陽光的人」江家瑞的年紀與王敬羲相若,故事題材可能即來自他本人的童年往事,或同學的遭遇,埋藏心底十多年後寫成小說,注入了深厚的情感,寫得相當不錯(見拙著《舊書刊摭拾》中〈《提燈的人》王敬羲〉)。原來當年我的推想一點沒錯,〈懺悔〉就是《久違陽光的人》的雛型,很多小說或許都是作家自己的故事,要埋在心底,經過多年的醞釀、琢磨,才能宣之於筆墨,流傳後世!
王敬羲在《掛滿獸皮的小屋》後記中,說書中大部分文章均是發表於已停刊的香港《人人文學》。《人人文學》是香港一九五O年代一份重要的文學期刊,由黃思騁創辦於一九五二年五月二十日,至一九五四年八月一日停刊,共出三十六期。王敬羲當年約二十歲,《人人文學》時期的作品,是中學畢業未升讀大學時的文章,都是他未滿意的少作。
一九五七年,對王敬羲來說,那是既歡樂且憂愁的一年:他因修讀的學分未夠畢業,卻因戀愛成熟,與師妹劉秉松結了婚。失業且無工作,只好拼命寫稿賺稿費,希望出版社替他出書賺版稅,自稱「文丐」以自嘲的他,即使如此,還得經常出入當鋪,生活艱苦。所謂「人窮思舊債」,「文丐」生活拮据,只好翻出未滿意的舊稿謀出版,這大概就是《掛滿獸皮的小屋》結集的原因。他在後記卷末說:
《掛滿獸皮的小屋》書前不單有梁實秋的序,書後還有他好友何凡的〈文章道苦〉代跋。一本小書要請兩位名家撐腰,可見王敬羲對此書寄與厚望,盼賣個滿堂紅,幸好書要付梓時,即接得金陵女中的聘約,得解燃眉之急,大概不需再做「文丐」了!
──2013年6月
刊於2013年9月《香港文學》
許定銘
王敬羲(1933~2008)是香港著名的小說家,整個一九五O年代,他在港台兩地出過九本書,順序列如下:
《薏美》(台北自由中國出版社,1954)此中大部份為小說集。王景山在他的《台港澳暨海外華文作家辭典》(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3)中指出,此時期王敬羲的散文集僅有《聖誕禮物》和《掛滿獸皮的小屋》兩種。但劉以鬯的《香港文學作家傳略》(香港市政局公共圖書館,1996)則把《聖誕禮物》列為小說集,我未見此書,不知誰是誰非。
《多彩的黃昏》(香港友聯出版社,1954)
《七星寮》(高雄大業書店,1955)
《聖誕禮物》(台北明華書局,1955)
《選手》(香港友聯出版社,1955)
《憐與恨》(香港友聯出版社,1956)
《掛滿獸皮的小屋》(台中光啟出版社,1957)
《雨季》(台北明華書局,1957)
《青蛙的樂隊》(台中光啟出版社,1958)
最近有幸從舊書拍賣網站上成功拍得王敬羲的《掛滿獸皮的小屋》,此為三十二開約一百頁的小書,收散文二十二篇,書前有恩師梁實秋為他寫序,說王敬羲是天真而不失赤子之心的人。其實當年的王敬羲何止天真,簡直是調皮搗蛋之極,據說余光中、夏菁和王敬羲號稱梁門的「三劍俠」,他們每次探恩師後,王敬羲總愛在梁府門側撒一泡尿才肯離開,此事後來傳到梁實秋耳中,他便取笑王敬羲,說如果他不在門前撒尿,下次便尋不着梁府了,大小不良兩師徒以幽默唇槍舌劍已成文壇佳話。
《掛滿獸皮的小屋》是書中的重點篇,有副題說是「替一個女孩子寫的」,此所以文中的「我」是個純潔的少女,而那間「掛滿獸皮的小屋」則是她當獵人的舅舅底家。約二千字的散文,寫的是她回憶小時在舅舅小屋內度過的甜蜜歲月。她的舅舅是學紡織的大學畢業生,受父母之命結了婚,卻獨自離家住到深山裡,過農獵的生活,她則每逢放假都來探舅父,兩甥舅過着不食人間煙火的生活。可惜的是她假期後便到城中升學,輾轉遠涉重洋,而舅父也因戰事而他往,甜美的生活只留在記憶裡……。
其他的如〈海上〉、〈鏡子〉、〈枯樹底下〉、〈旅中〉、〈給亡友〉、〈呻吟〉……等,寫的多為生活的記錄及感受,梁實秋認為他這些以天真本性寫成的作品,具可貴的品質,是與生俱來的神聖秉賦!
我則特別留意書中最後一篇,屬「童年雜憶」的〈懺悔〉。此文約六千字,是本書最長的一篇,寫他小時因調皮所作而後悔的事,最嚴重的,莫過於初一的時候,因操行劣等而被踢出校,父母責難他,兄弟妹也離棄他,幸好後來母親及家庭教師沒放棄他,經多番努力才揪出他的劣根,把他拯救過來。
讀〈懺悔〉,令我想起王敬羲的一個中篇《久違陽光的人》(新加坡蕉風出版社,1964)。此書薄薄的,僅三十頁,約二萬字,時代背景是戰後的一九四五年,寫十四歲的中學生江家瑞,因給老師取渾號「狗腿子」而被趕出校。他在家中停學一年,冷眼觀察身邊家人的生活,深感缺乏家庭温暖。後來得二叔之助,轉讀另一中學,家人又因他成績跟不上而替他請補習老師,江家瑞像「久違陽光的人」重見光明一樣,深深感受到家庭的温暖。
當時我即感到「久違陽光的人」江家瑞的年紀與王敬羲相若,故事題材可能即來自他本人的童年往事,或同學的遭遇,埋藏心底十多年後寫成小說,注入了深厚的情感,寫得相當不錯(見拙著《舊書刊摭拾》中〈《提燈的人》王敬羲〉)。原來當年我的推想一點沒錯,〈懺悔〉就是《久違陽光的人》的雛型,很多小說或許都是作家自己的故事,要埋在心底,經過多年的醞釀、琢磨,才能宣之於筆墨,流傳後世!
王敬羲在《掛滿獸皮的小屋》後記中,說書中大部分文章均是發表於已停刊的香港《人人文學》。《人人文學》是香港一九五O年代一份重要的文學期刊,由黃思騁創辦於一九五二年五月二十日,至一九五四年八月一日停刊,共出三十六期。王敬羲當年約二十歲,《人人文學》時期的作品,是中學畢業未升讀大學時的文章,都是他未滿意的少作。
一九五七年,對王敬羲來說,那是既歡樂且憂愁的一年:他因修讀的學分未夠畢業,卻因戀愛成熟,與師妹劉秉松結了婚。失業且無工作,只好拼命寫稿賺稿費,希望出版社替他出書賺版稅,自稱「文丐」以自嘲的他,即使如此,還得經常出入當鋪,生活艱苦。所謂「人窮思舊債」,「文丐」生活拮据,只好翻出未滿意的舊稿謀出版,這大概就是《掛滿獸皮的小屋》結集的原因。他在後記卷末說:
如果有人看過這本小書而認為我能寫散文,那就等於又一次的將我的靈魂送進當鋪。(頁99)可見他對寫散文而結集,一點信心也沒有,《掛滿獸皮的小屋》只是謀生過程中的應急之舉,此書的出版是無可奈何的,他的第一本散文集就是這樣面世的。雖然王敬羲對自己的散文無信心,事實上他這時期的散文一點不弱,絕對不遜於一般的散文家,頗有可觀之道,只是他自己要求高,缺乏信心而已!
《掛滿獸皮的小屋》書前不單有梁實秋的序,書後還有他好友何凡的〈文章道苦〉代跋。一本小書要請兩位名家撐腰,可見王敬羲對此書寄與厚望,盼賣個滿堂紅,幸好書要付梓時,即接得金陵女中的聘約,得解燃眉之急,大概不需再做「文丐」了!
──2013年6月
刊於2013年9月《香港文學》
2013年10月1日 星期二
高人生賺酬文
高人生賺酬文
吳萱人
高人已乘黄鶴,九月五日西天去,可能還拎着一摞書冊。
人豈不自知,卻又貴在自知。隔江飛傳刊於報端幾乎整版的身後文,搵食教授快搵稿費,真有他的一手!文友看後嘟說:淨是抄刊两封長信,已填得篇幅過半啦。不是說笑,高人泉下得閱,定必要二一分作五。嘿,以他小算盤隨身掛的手勢和共知的作風,教授宜聽吾勸。
生時唱酬,逝則悼念;文界現象也。而返轉慣性,古來稀之後,日賺月賺年賺,相見總不忘互表:活到今時,賺啦賺啦!
也有奇想,再賺它天大一筆──遍請能文四方交換過名片者,惠下「在生悼文」,豈不妙哉快哉。話到做到,想到,便廣發通函手書,一人一影件,莫說事忙,莫云無帖請。到頭來,心願是否可遂,心思是否得逞,則暫無最終消息。
我則在友人主理的詩刊上拜讀了「英雄帖」邀生悼信,雖曾與之共桌,卻未可說「正式建交」。那次他得見從未睹過實件的《文藝季》,連忙起身離座,過來放下小片薄紙,算是最後一張名片咭的影印剪件罷,算是動了心意,不理你是誰,有貨在手,與你「建交」。不旋踵又來電話,問:筆名伊藥,怎解?原來他的專書,材料是如此硬得的。真直接,真方便。
高人素喜密交廣交高交,交得不亦樂乎。行囊常備正貨,見對象即示之;反過來,見生面初入席,君子欺之以方,約定入屋搜珍,理出佳品,要借走!主人得大名書家光臨,蓬篳生輝,好,您不介意寫借單的吧?應該應該,打白條子,乃易事一樁──結果,凡人皆知,書入高人手,想追回?追到有氣冇得透。我的新識五十年代文青,何老先生,便如此這般,硬失了八冊絕版;他請我代說項求回,也曾施盡渾身解數,遍請有地位有面子的說客,但都不果。今詩刊巧見邀函,靈機一觸,何不短文布公,請他在生時期,自顧全些許顏面。何老先生三地走動,不易知人在何方。我的善良願望,是珍寶終討回,不全數也罷。但假如願望落空,西行人空空再無物,唯書債未清,自搞業隨身而已。
他某年於得知老報人寂殞,二話不說,不待七忌,便直搗老報人的蘇屋邨獨蝸,向其家後云幫手搬書走。在他角度,算是在做好事罷。其實,高人妙事多籮籮,毋庸在這裡饒舌。正所謂,講都嘥氣。而他的生前奇想,其實又不新鮮,招數抄襲古人,今人實牙實齒做過一趟的,是卜少夫。《卜少夫這個人!》愈出愈多集,卻欲罷不能;他老纔是真正的朋友遍天下,人人笑着來應卯,把他老逗得自拔氣管,含笑夢赴皎皎明月寒宮人。
生之時,得來的難免是「酬文」;而生也如寄,逝後有可悼之念者,不在乎「教父」或「宗師」大名。人如留名,留的肯定不會是虛名的名;如不名墓主,迨百年後,大名重光,方云實在。
(吳萱人臉書二O一三年十一月日)
吳萱人
高人已乘黄鶴,九月五日西天去,可能還拎着一摞書冊。
人豈不自知,卻又貴在自知。隔江飛傳刊於報端幾乎整版的身後文,搵食教授快搵稿費,真有他的一手!文友看後嘟說:淨是抄刊两封長信,已填得篇幅過半啦。不是說笑,高人泉下得閱,定必要二一分作五。嘿,以他小算盤隨身掛的手勢和共知的作風,教授宜聽吾勸。
生時唱酬,逝則悼念;文界現象也。而返轉慣性,古來稀之後,日賺月賺年賺,相見總不忘互表:活到今時,賺啦賺啦!
也有奇想,再賺它天大一筆──遍請能文四方交換過名片者,惠下「在生悼文」,豈不妙哉快哉。話到做到,想到,便廣發通函手書,一人一影件,莫說事忙,莫云無帖請。到頭來,心願是否可遂,心思是否得逞,則暫無最終消息。
我則在友人主理的詩刊上拜讀了「英雄帖」邀生悼信,雖曾與之共桌,卻未可說「正式建交」。那次他得見從未睹過實件的《文藝季》,連忙起身離座,過來放下小片薄紙,算是最後一張名片咭的影印剪件罷,算是動了心意,不理你是誰,有貨在手,與你「建交」。不旋踵又來電話,問:筆名伊藥,怎解?原來他的專書,材料是如此硬得的。真直接,真方便。
高人素喜密交廣交高交,交得不亦樂乎。行囊常備正貨,見對象即示之;反過來,見生面初入席,君子欺之以方,約定入屋搜珍,理出佳品,要借走!主人得大名書家光臨,蓬篳生輝,好,您不介意寫借單的吧?應該應該,打白條子,乃易事一樁──結果,凡人皆知,書入高人手,想追回?追到有氣冇得透。我的新識五十年代文青,何老先生,便如此這般,硬失了八冊絕版;他請我代說項求回,也曾施盡渾身解數,遍請有地位有面子的說客,但都不果。今詩刊巧見邀函,靈機一觸,何不短文布公,請他在生時期,自顧全些許顏面。何老先生三地走動,不易知人在何方。我的善良願望,是珍寶終討回,不全數也罷。但假如願望落空,西行人空空再無物,唯書債未清,自搞業隨身而已。
他某年於得知老報人寂殞,二話不說,不待七忌,便直搗老報人的蘇屋邨獨蝸,向其家後云幫手搬書走。在他角度,算是在做好事罷。其實,高人妙事多籮籮,毋庸在這裡饒舌。正所謂,講都嘥氣。而他的生前奇想,其實又不新鮮,招數抄襲古人,今人實牙實齒做過一趟的,是卜少夫。《卜少夫這個人!》愈出愈多集,卻欲罷不能;他老纔是真正的朋友遍天下,人人笑着來應卯,把他老逗得自拔氣管,含笑夢赴皎皎明月寒宮人。
生之時,得來的難免是「酬文」;而生也如寄,逝後有可悼之念者,不在乎「教父」或「宗師」大名。人如留名,留的肯定不會是虛名的名;如不名墓主,迨百年後,大名重光,方云實在。
(吳萱人臉書二O一三年十一月日)
夢入雲山第幾重
夢入雲山第幾重
沈西城
十三號遇星期五,西洋人稱為黑色星期五,是為不祥。早上伏案,林曼叔兄來電告以方詩人寬烈已於本月五日完成遺作《文壇回憶錄》後仙逝,脫離苦海,升登極樂。聞言不覺悲痛,反感釋然。詩人惡疾纏身逾兩年,二O一一年秋後得病,進出醫院,不知凡幾,即躭家中,仍係纏綿病榻,精神頹靡,風流漸失。我於一一年始,輒與詩人過從,主要是談文論藝,卻少涉詩詞,原因之一是我不善詩,年輕時,曾隨余少飄先師遊,性耽享樂,痛失學習機會,及長又遇報界前輩賴本能,授我平仄之學,我腦進水,進度甚慢,終致放棄。詩人異於常人,出口成詩,且多妙句,人之天聰,各有不同,我只有欣羨的份兒。
詩人之病乃世紀頑疾,其疾在肺,發現時已屬末期,不能動刀,僅靠服藥延命。初時,精神尚佳,可以坐在他家客廳裏,跟我聊個下午,後來健康出現變化,兩臉刀削,發聲困難,詩人自知命不久矣,遂予我一信云「近者健康日差,深知人壽有限,盛筵易散,因此盼望好友輩在我有生之時不客氣地為文悼念,俾得先睹為快。」詞懇情切,我雖不欲為活人生前寫文誌哀,亦不敵詩人之再三催促,寫了一文《一路走好》刊於「蘋果樹下」欄目。詩人閱後,又來信說「兄乃解人也。」
今年六月中旬,我寫一信與詩人託其代向加國王亭之索字,越一日,詩人來電,聲音顫抖斷續:「西城!我……我會……寫一……一信與阿談(王亭之),你……你放心!」我見他說得吃力,勸他不要多說。詩人談興未盡,還是說了五分鐘。原來他正在鼓其餘力,撰寫最後一本書──《文壇回憶錄》。詩人說:「這本書我得要完成,不然死不瞑目,尤其係董橋先生題了字,未能竟事,太對不起先生了!」我勸他不要勉強,即使書未能成,董橋諒不怪責。
那趟電話後,隔了十多天,詩人來一信着我改天到他家,說王亭之已題好字,怕寄失,最好親自去取。我知道詩人想跟我見面,也就不辭辛勞,拾級攀斜坡,拜候方詩人。七月上旬,太陽很猛,直奔二十八樓方宅,頗感吃力。方詩人有點不好意思,連聲道歉,跟住出示王亭之墨寶「戲劇人生」四字,並附亭老一信云「沈西城乃我故友,囑題字,當樂為之!」我捧着題字,心情激動,三十多年前跟亭老相與酬唱的情景又現眼前,心裏喊:亭老!何時有緣,咱倆再來寫俳句!七十年代中,我迻譯俳句,王亭之潤飾,刊於《星晚》「綜合版」,廣受歡迎。詩人又讓我看王亭之為他預先寫的悼文──「寬烈兄的溘逝,王亭之不傷之而難自傷,這悲情來自寂寞,揮手而去的人可以去得灑脫,而留者則實在情難自已。唯其倜儻,是增懷想;唯其風岸,是添惆悵。」末附一詩,曰「雲敲山額樹敲風,夢入雲山第幾重,及至夢回休自惜,合當憐取夕陽紅。」結語謂——「我悼寬烈,我亦情深。」此即我如今之心境。我不善詩,心情動盪洶湧,凑合一首──「寄席塵間九十年,不事繁華只好書,今日駕鶴西歸去,他界猶吟風流詩。」方詩人!聚散匆匆,終告一別,他界再晤!
(蘋果日報二O一三年九月二十日)
沈西城
十三號遇星期五,西洋人稱為黑色星期五,是為不祥。早上伏案,林曼叔兄來電告以方詩人寬烈已於本月五日完成遺作《文壇回憶錄》後仙逝,脫離苦海,升登極樂。聞言不覺悲痛,反感釋然。詩人惡疾纏身逾兩年,二O一一年秋後得病,進出醫院,不知凡幾,即躭家中,仍係纏綿病榻,精神頹靡,風流漸失。我於一一年始,輒與詩人過從,主要是談文論藝,卻少涉詩詞,原因之一是我不善詩,年輕時,曾隨余少飄先師遊,性耽享樂,痛失學習機會,及長又遇報界前輩賴本能,授我平仄之學,我腦進水,進度甚慢,終致放棄。詩人異於常人,出口成詩,且多妙句,人之天聰,各有不同,我只有欣羨的份兒。
詩人之病乃世紀頑疾,其疾在肺,發現時已屬末期,不能動刀,僅靠服藥延命。初時,精神尚佳,可以坐在他家客廳裏,跟我聊個下午,後來健康出現變化,兩臉刀削,發聲困難,詩人自知命不久矣,遂予我一信云「近者健康日差,深知人壽有限,盛筵易散,因此盼望好友輩在我有生之時不客氣地為文悼念,俾得先睹為快。」詞懇情切,我雖不欲為活人生前寫文誌哀,亦不敵詩人之再三催促,寫了一文《一路走好》刊於「蘋果樹下」欄目。詩人閱後,又來信說「兄乃解人也。」
今年六月中旬,我寫一信與詩人託其代向加國王亭之索字,越一日,詩人來電,聲音顫抖斷續:「西城!我……我會……寫一……一信與阿談(王亭之),你……你放心!」我見他說得吃力,勸他不要多說。詩人談興未盡,還是說了五分鐘。原來他正在鼓其餘力,撰寫最後一本書──《文壇回憶錄》。詩人說:「這本書我得要完成,不然死不瞑目,尤其係董橋先生題了字,未能竟事,太對不起先生了!」我勸他不要勉強,即使書未能成,董橋諒不怪責。
那趟電話後,隔了十多天,詩人來一信着我改天到他家,說王亭之已題好字,怕寄失,最好親自去取。我知道詩人想跟我見面,也就不辭辛勞,拾級攀斜坡,拜候方詩人。七月上旬,太陽很猛,直奔二十八樓方宅,頗感吃力。方詩人有點不好意思,連聲道歉,跟住出示王亭之墨寶「戲劇人生」四字,並附亭老一信云「沈西城乃我故友,囑題字,當樂為之!」我捧着題字,心情激動,三十多年前跟亭老相與酬唱的情景又現眼前,心裏喊:亭老!何時有緣,咱倆再來寫俳句!七十年代中,我迻譯俳句,王亭之潤飾,刊於《星晚》「綜合版」,廣受歡迎。詩人又讓我看王亭之為他預先寫的悼文──「寬烈兄的溘逝,王亭之不傷之而難自傷,這悲情來自寂寞,揮手而去的人可以去得灑脫,而留者則實在情難自已。唯其倜儻,是增懷想;唯其風岸,是添惆悵。」末附一詩,曰「雲敲山額樹敲風,夢入雲山第幾重,及至夢回休自惜,合當憐取夕陽紅。」結語謂——「我悼寬烈,我亦情深。」此即我如今之心境。我不善詩,心情動盪洶湧,凑合一首──「寄席塵間九十年,不事繁華只好書,今日駕鶴西歸去,他界猶吟風流詩。」方詩人!聚散匆匆,終告一別,他界再晤!
(蘋果日報二O一三年九月二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