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治下刀筆難展光芒 版畫家黃新波的局限與坎坷

中共治下刀筆難展光芒　版畫家黃新波的局限與坎坷

水橫舟

黃新波作品：《怒吼》

香港文化博物館近期舉辦了題為「深刻人間」的黃新波（1916-1980）藝術歷程展覽，展出這位已故左翼版畫家不同階段的作品，但對於黃新波的中共地下黨員身份，於四十年代在香港開展的秘密任務，就語焉不詳。他像當時眾多左傾的文化人一樣，天真地以為中共會帶領人民走向烏托邦，四九年回去大陸後，只能跟隨中共的指揮捧，創作迎合中共需求的作品，完全失去了原有的批判精神，即使如此，他在文革時亦難逃迫害，曾經深刻人間的刀和筆都無法再現光芒！

黃新波原名黃裕祥，廣東台山人。一九三三年由家鄉轉往上海升讀高中，先後在新亞學藝傳習所繪畫木刻系和上海美術專科學校進修，參加中國左翼作家聯盟、中國左翼美術家聯盟，並與劉峴組織未名木刻社，在魯迅指導下推動新興木刻運動。一九三五年他東渡日本留學，致力美術和文學創作。翌年回上海參與「全國第二回木刻流動展覽會」，出版第一本木刻作品集《路碑》。

左二為黃新波

他於一九三八年加入共產黨，輾轉到過桂林、香港、昆明等地工作。一九四六年，他奉黨命到香港親共的《華商報》任記者，並與一批左翼畫家發起「人間畫會」。他在香港的地下工作，公開的資料不多，另一位同是中共地下黨員，從大陸到香港的廣東左翼畫家譚雪生在回憶錄中有以下記載──

譚雪生夫婦

四七年到港後，「父親介紹我到深水埗一間中學教美術。黨組織派喬冠華親自來找我，單線聯繫，我當時也不知道他是誰，是陳明寫信來告訴我，說會有人到中學宿舍來找我。他晚上來找我的，瞭解我的情況和家庭，我就告訴他，我父親以前是友邦人壽保險公司，後來在永安人壽任職，他知道我父親在香港有些人事關係，認識司徒美堂。就叫我説明統戰。我和父親去看過司徒美堂，也向組織彙報。他們也知道我認識新波（通過在重慶認識的王崎去見新波），就叫我去參加人間畫會。

畫會是邵荃麟、夏衍等香港文委領導的周邊組織。我也不能講我已經入黨的事。後來組織上告訴新波，新波就叫我從工委（喬冠華領導的）轉過來到文委。喬還來找過我幾次，後來我轉到文委就沒有和喬聯繫了。但是我和工委還有些關係：組織上讓我做一個國民黨海軍馮某（因為他認識越南華僑李根祥，而李是我舊日同學）的統戰工作，他想離開海軍到香港商船工作，我就讓他不要離開海軍，後來他還是上了商船。我要去廣州之前，還把他的關係轉到別人哪里去繼續統戰。上海組織還要我幫來港買藥的人，我上課沒空，就讓姐夫洪哥帶著。組織上來香港辦事的人被安排在筲箕灣我家住，因為偏僻。有一次一來幾個人住在家裡，父親就問，我就跟組織上說，我父親對共產黨不是很好感的，組織上馬上就把這些人叫走了。

我那時的任務很雜，什麼都做。後來關山月到香港，我也招呼他，他知道我和新波和人間畫會的關係，所以對我很好，還有楊秋人，陽太陽在廣州都待不住，因為他們參加要「和平不要內戰」的遊行和支持學生，被國民黨懷疑威脅，所以他們都到香港來了。我又介紹了我的同學陳隆田，他參加過國民黨軍隊，也住在關山月他們住的文委。領導批評我警惕性不高，也不讓他參加人間畫會。陳後來到武昌藝專去了。

我父親覺察出我的政治傾向，跟我說，『你加入第三國際要慎重考慮，毛澤東是歧視排斥知識份子的。』我聽了很不以為然，因為我的黨員朋友都是知識份子，他們就沒有這些顧慮。何況我已經決定獻身革命，還怕什麼歧視排斥？就如當年母親責備我不應該背叛耶穌，我不屈服，我也不把父親的話當回事。現在回想父親的話，他從政出身，到退出第一屆民國政府，可能更懂得中國人的政治和黨派。但是因為他不喜歡共產黨，我和他沒有交流，我的活動和思想都不讓他知道。」

譚雪生和他的畫家太太徐堅白回到大陸後，同樣命運坎坷，那是又一個令人傷感的故事。譚雪生去年在美國逝世前，由女兒譚加東寫下他的口述回憶，收錄在譚加東早前在香港出版的新書《我的美術世界：私人記憶中的嶺南美術家》中，對中共上台前後如何利用和打擊文化人有頗細緻的描述。

回說黃新波在香港期間，創作了大批反映民間痴苦的作品，在他筆下，香港是腐敗不堪的資本主義殖民地，人民都生活在水深火熱中。對專制政權了解不深的黃新波當時並未體會到香港的自由可貴，懵然不知香港成就了他另一個藝術高峰，待他一九四九年回到大陸後，才領略到在中共治下，「自由不是多少的問題，而是有沒有的問題」！

五零年起，黃新波歷任廣東省美術工作室主任、中國美術家協會廣東分會主席、廣東省文聯副主席、廣東畫院院長。中國文聯第四屆全國委員會委員等要職。可是作品就淪為歌頌黨國偉光正的宣傳工具，即使在一九五七年反右期間，大批知識分子和文化人被迫害。他的美術界朋友如陽太陽、徐堅白、王道源、王益倫、羅展新、梁錫鴻、周大集、廖冰兄等都被打成右派，黃新波仍沒有反省過來，站穩官方場組織《反右漫畫展覽》及編製《反右漫畫集》。

到了六十年代初，大躍進等連串錯誤政策導致大饑荒和廣東人民逃港潮，身處廣州的黃新波對此應有深刻體會，然而他在這期間的作品，竟是有關香港人生活貧困，面臨制水之苦，意在勸止大陸人民不要逃往香港這個「人間地獄」。已變得順服的黃新波，在文革爆發後同樣難逃審查和批鬥，他因抗日期間曾在英國東南亞盟軍心理作戰部工作，被指為「帝國主義文化特務」，遭關進「牛棚」，其後又下放到三水農場勞改。至七一年因身體狀況欠佳而被安排返回廣州。

七二至七五年間，黃新波創作了《魯迅詩意》組畫九幅，看得出他經歷文革的慘痛教訓後，已對政治和人生有了較多的反思，希望重拾年青時的抗爭精神，尋找思想的出路，但此時他的精神和健康已受到嚴重摧殘，一九八零年三月，黃新波溘然長逝，終年六十四歲。

假如他能多活十多年，會否如他的畫家朋友廖冰兄一樣，敢於創作一些自我反思和反映社會黑暗面的作品？又假如他能活到今天，看到他一生痛恨的「舊社會」貪腐歪風在中國大地變本加厲，惡勢力盤根錯結，這位版畫大師不知有何感想？

2012/03

（水橫舟二Ｏ一三年五月四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