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悔的烈火青春
陳文發
我們依然約在初次見面的紫藤廬門口碰頭，十點前我先抵達巷口旁的騎樓下躲雨，我的頭像是來回轉動的監視器，以半圓形弧度左顧右盼，不知他會從哪個方向出現，紫藤廬已陸續有幾位外國訪客，在門外以手掌遮擋眼前的雨滴，眼巴巴地等待鐵雕鏤空的大門被推開。
記得那年與劉大任見面，我們坐在紫藤廬庭院中紫藤下的石桌石椅上，閒聊他寫作的近況，他談起正在寫「枯山水」系列作品，預計要寫二十二篇可以成書，我說：上禮拜在人間副刊看到您發表的散文〈孤鴻影〉，他說：那篇不是散文，是「枯山水」短篇小說系列中的一篇，當時我相當尷尬的拿起相機，將眼睛遮掩於相機鏡頭後方，他解釋的說：開始寫作因受秀陶、商禽等朋友的影響，基本採用散文詩形式，不久就發現自己跟他們不同，他們包餃子，最好吃的裹在最裏層，而我生性像攤餅，核心越攤越大，小說散文化，從一開始便決定了。我邊聽邊透過鏡頭捕捉他當下神情，突然有一位女侍在我後方叫着：先生，先生你不知道紫藤廬未經申請不得拍照嗎？我轉頭回她說：我真不知市定古蹟不能拍照？紫藤廬不消費不是也能免費參觀嗎？何況我們是在屋外庭院裏，為什麼不能拍照？劉大任起身緩頰對她說：我同你們老闆是老朋友，我們拍幾張照片就走人，那女侍才塌卸臉上猙獰的線條，轉身離開。
監視器鏡頭偵查了好一會兒，終於鎖定左前方那人，一隻手撐傘另隻手叼根香菸裊裊，在雨中邊走邊吃菸朝紫藤廬走來。淡紫毛衣、淺咖啡絨質長褲，顏色愈走來愈清晰，走近前他已將手上的菸捻熄，我向他走來灰黑天然挑染的頭髮、金邊的鏡框、灰黑的短鬍，揮手。雙方招呼微笑握手後，他說：文發好久不見，我們找間咖啡店坐坐聊聊。
我帶他走向泰順街和平東路口的咖啡店，沿途一縷香菸游離氣息散發於空氣中緊緊跟隨。一路上我告訴他，駱以軍就住那條巷子裏、羅門蓉子住對街路口、王渝的老家就是這條巷子裏那塊正蓋起高樓的工地，他邊走也邊憶起，年輕時也到過王渝老家。
他折開奶精球封口，緩緩沁入黑咖啡中，我說起邱剛健在北京病逝的消息，他說：接到你的訊息之前，邱的太太已從北京給我發信告知噩耗，幾個月前還與邱聯繫，知道他近來心臟不好，沒想到他走得那麼快。
邱剛健病逝的消息在網路上流竄同時，直覺「邱剛健」這名字好熟悉，想了許久，才記起劉大任曾說過，因邱剛健的一句話，讓他決定從香港返臺，投入《劇場》的行列。劉大任談起邱剛健，想到他幾個月前在人間副刊上發表的〈《劇場》那兩年〉，他說原與邱在臺灣並不相識，1962年他們兩人都獲得美國國務院獎學金，先後抵達夏威夷大學東西文化中心就讀，他讀哲學而邱讀戲劇，剛好邱的課程作業需要製作一齣戲劇，他便被邱拉去幫忙而成為莫逆之交。
1964年劉大任離開夏大回臺前夕，經同學介紹轉往香港，在熊式一創辦的「清華書院」任職註冊主任並兼文學批評教師，劉大任的外祖父胡浩與熊式一是年輕時的朋友，而得以在香港受到熊式一的照顧，借宿其辦公室中。有一天邱剛健忽然來到香港敲他辦公室大門，邱見到劉大任就說：你們這裏怎會有人說標準的京片子？原來是邱找錯樓層，按錯了門鈴，出來應門的正是左翼長城電影公司老闆的女兒夏夢。他與邱在香港相聚幾天，邱提出回臺計畫，邱說：臺灣實在太落後了，落後國外幾十年都不止，正準備回臺招兵買馬，為臺灣引進西方思潮，創辦《劇場》。邱問他說：你留在香港幹甚麼呢？不如回臺灣加入《劇場》。劉大任說：我後來因無法忘情臺灣文藝圈的朋友，而放棄香港的工作決定回臺，也辜負了熊式一的栽培。
回臺後，邱拿了貝克特在1953年轟動整個巴黎戲劇界的成名之作《WAITING FOR GODOT》給劉大任翻譯，他動筆翻譯時也將自己內心對臺灣當時的感覺以及兩岸冷戰對峙的情境給譯進劇裏，他舉例說，比如「GODOT」按音譯的話是「戈多」，他仿「佛陀」推敲譯成「果陀」，最後他將劇名譯成《等待果陀》。《WAITING FOR GODOT》幾十年來在臺灣陸續出現各種中譯本，劇名《等待果陀》仍被沿用至今。劉大任說：當時為了把自己的理念譯進劇裏，使得翻譯進度緩慢，邱急着將《等待果陀》推上《劇場》，邱遂決定自己動手翻譯第二幕。
《等待果陀》刊出後，由邱剛健導演、黃華城舞臺設計、李至善策畫，莊靈攝影、劉大任負責前臺事務。劉大任說：《等待果陀》上演之前，先由黃華成的《先知》一劇開場，那位將銅鑼敲得粉碎的人就是陳映真。演出前後，他寫了〈演出之前〉、〈演出之後〉，而陳映真寫了〈現代主義底再開發—演出《等待果陀》底隨想〉，這三篇文章反映了當時同仁間的意見紛爭。《果陀》一劇演出後，《劇場》成員間形成對立，各持己見最後決裂。邱剛健與黃華成主張全盤西化、顛覆傳統，而陳映真與劉大任則認為臺灣的現實環境上有其關懷存在的必要性。劉大任記起黃華成為自己在中華商場展出而寫的〈大臺北畫會宣言〉，宣言中有一條：反對共產黨、更反對假共產黨，他說：「假共產黨」，暗指的就是陳映真和我。
1966年劉大任與陳映真離開《劇場》，加入尉天驄與姚一葦籌劃的《文學季刊》。劉大任記得陳映真在《文季》創刊號上發表的〈最後的夏日〉，是陳發展現實主義創作的第一篇。他離開臺灣之前，也交出了一篇反映社會現實的小說〈落日照大旗〉。
劉大任談起最早接觸到所謂的現代主義，是五零年代後期，小圈圈中互相傳閱，馬朗主編的《文藝新潮》，可能是香港僑生帶進來的，他約看過七、八本。《文藝新潮》推崇現代主義，以小說與詩創作為主，期刊中大量使用現代主義畫家布拉克、馬諦斯、畢卡索、克利等畫作來配文章。他透過閱讀《文藝新潮》，才自己去找書來讀。之前他讀的多是舊俄小說、日本小說、紀德、約翰•克里斯多夫、托爾斯泰等人的作品，中國三十年代作品以茅盾、魯迅讀的最多，他至今都還能感受當時讀到吳組緗的幾篇短篇小說的震撼。他說：《現代文學》譯介卡夫卡作品，就比《文藝新潮》晚了兩年。
劉大任談起《現文》，我問：您當年認識白先勇、陳若曦嗎？他說：我比他們大一屆，我讀哲學系、他們讀外文系，我知道他們但不熟識也沒接觸，我始終是《文季》的成員，當時《文季》小集團與《現文》小集團是不太往來的，雙方之間幾乎是有點不太尊重的感覺，但我也曾將第一篇散文式小說〈大落袋〉投稿給《現文》。我說：兩個小集團不太相往來，為何還投稿給《現文》？他回說：當時天驄說下一期交一篇小說，我就交一篇給《文季》，有多寫的小說稿就投給外刊，當時倒是沒有那麼清楚的界限。
劉大任於1966年離開臺灣，前往柏克萊就讀政治研究所，1968年陳映真等人因『民主臺灣同盟案』被捕入獄七年。劉大任談到這段黨政高壓控制思想年代的往事，他說：讀書會事件我也牽涉在內，要不是我早兩年去了美國，可能也跟陳映真等人一起被捕入獄，那時我已上了黑名單。劉大任當時並非讀書會核心成員，只參與外圍活動，他仍清晰地記得，很早就在讀書會中，親眼目睹彭明敏的〈臺灣人民自救宣言〉。
我問：陳映真出獄後您們有聯繫嗎？他說：有地。陳映真1975年被釋放後，劉大任在美聽說陳映真比從前更左、更黨派化，他認為可能是陳映真在獄中與難友間的患難之交，覺得應對他們有所責任，所以出獄後繼續搞政治這條路，以統派的面目出現。他說：我對陳映真為人了解，他搞文學絕對是第一流人才，搞政治絕對是末流，他不適合搞政治，政治把他給毀掉了。
劉大任為了勸陳映真冷靜下來，寫了〈長廊三號〉，故事開頭由陳映真的〈我的弟弟康雄〉結尾接起，當時他因黑名單的關係無法在臺發表，而間接請張系國將文章帶回臺交給白先勇，以筆名「屠藤」在《現文》復刊第四期上發表，發表時加了副題「獻給一別十年的然而君」，他解釋的說：陳映真發表〈康雄〉是以筆名「然而」發表，現應少有人知。他說：「長廊」與「蟑螂」當時在海外的英語拼音都是「Chang Lang」，他希望陳映真了解，「外表看上去很漂亮的東西，也有它骯髒的一面」。我問：陳映真有看到嗎？他回說：有地，陳映真看到了，還託人帶給我一張便條紙，上寫「你的思想太灰色了」，發表〈長廊三號〉後，海外的左派，很多人對我很不諒解，李黎甚至還寫文章公開罵我。
三年前在臺大旁的7-11喝咖啡，我問他是否有寫作回憶錄的計畫，尤其是七零年代全球華人響應的保釣運動，當時他回應說：保釣運動的確是有很多值得寫的，但有些事情現階段還不好公開，但曾在《蜉蝣羣落》中，以小說形式處理了一小部分。這次我再度詢問他是那些內容還不能公開呢？他說：很多人都還在世，不好寫。他記憶起那個年頭，全美的校園反越戰氣氛濃厚，天天都有人示威遊行，各種各樣的團體，互相討論與辯論，簡直是熱火朝天，那時候不只是海外華人連美國大學生也都認為美國是邪惡帝國，根據當時的訊息，美國在越南投下的子彈、炸彈不說，光使用水泥數量就足以將整個越南糊成一個巨大的籃球場，你看有多厲害，臺灣就是當時水泥工業發展起來的。
劉大任說：保釣現在看來有它的正面與負面，他認為正面的影響很大，歸納為三點，一，保持釣魚臺在國際上的地位與它的爭議性，七零年代如不吵的話，美國將釣魚臺交給日本就變成定論，二、至少先從海外的知識份子做起，不要怕威權統治，要打破白色恐怖對人類的威脅。敢站出來示威，反對不合理現象，保釣也有其貢獻。三、正面提醒，不管海峽兩岸哪一個政權，只要是執政的領導人都不可在主權與領土的問題上，軟弱、掉以輕心。
但也有它的負面，劉大任說：知識份子只要牽扯到一點權力，就會形成小圈圈，意見不合就互相排斥、攻擊，有時還採取不光明的手段來達到自己的目地，特別是在保釣後期，左派與右派，大家都好像要與某一個政權認同，分成兩邊水不容火，彼此污衊了，就像今天臺灣的藍綠對立一樣，因為在海外沒人管，可能更過之而無不及。我問：您那時是靠左？他說我們是最早被扣上紅帽子的人，保釣當時我們出了油印刊物《戰報》，主張：不管釣魚臺是屬於臺灣、中國或宜蘭的，就是要爭主權、要打破白色恐怖，這點就得罪了臺灣的執政黨，所以那時壓力非常大，但我們的立場是中間偏左的知識份子活動，成員中沒有任何一個人是國民黨或共產黨黨員。
他回想當年保釣運動，還是相當純潔的學生運動，全都是自掏腰包，有的人搞到失業、失學，像他在校外搞了一年多，最後連工作都丟了，博士學位也沒拿到，保釣改變了很多人一生的命運。
我問：您年輕時有左的思想，沒想過也跟陳若曦段世堯一樣回中國？他說：我年輕時認為中國是代表正義的一方，雖然有左的思想，但我的家人、朋友都在臺灣，我對臺灣有深厚情感，從沒想過要回中國，那時的想法，如果要搞革命、要搞社會活動、搞文化事業，我也是要回到臺灣，但我卻整整十七年被流放海外有家歸不得。談到陳若曦他記起，1966年剛到美國就聽說段氏夫婦從法國回到了中國，那時他在地下讀書會的組織中看到陳若曦從上海、北京寄來美國的兩封信，信中夫妻倆還相當興奮，後來就再沒有消息出來了。
十多年後，劉大任在美國見到了陳若曦，從陳的口中得知，他們抵達北京後住在外交部的華僑大廈，文化大革命正如火如荼展開，外交部也正鬧革命內鬥中，老早把他們倆給忘了，談到這段我聽的正盡興時，劉大任的手機響起，前一通接起就斷了，他回臺有很多老朋友要見，怕漏接訊息，他猜想可能是初安民方面打來的，這次他接通了手機：是地、是地，麥可，好不容易都在臺北，我們約個時間，你說，老張牛肉麵，是永康街公園旁那家嗎？好地，他從上衣口袋抽出一張排得滿滿的行程表，我看一下，明天不行，我太太同學會，禮拜四可以，那就中午一點見，好地、好地。
通話結束，他看了手錶說：已十二點半，得離開了。最後我再提出臺灣目前吵得火熱的散文真實與虛構的議題，他說：我覺得散文必要時可以虛構，否則《桃花源記》豈不是變成小說了。當然，目前臺灣的討論涉及「文學獎」的問題，我覺得，辦理這種活動的單位，應該先宣布遊戲規則以減少糾紛。我中午還跟親戚有約，下回再聊吧！
離開咖啡店，在巷口轉彎處與他道別，見他背後再度燃起菸霧，隨他漸行漸遠的背影，灰黑、淡紫、淺咖啡、折進巷裏深處，只剩一縷菸霧在空中等待退散。
（中華日報副刊二Ｏ一四年一月廿七日；陳文發臉書二Ｏ一四年一月廿七日）
陳文發
我們依然約在初次見面的紫藤廬門口碰頭，十點前我先抵達巷口旁的騎樓下躲雨，我的頭像是來回轉動的監視器，以半圓形弧度左顧右盼，不知他會從哪個方向出現，紫藤廬已陸續有幾位外國訪客，在門外以手掌遮擋眼前的雨滴，眼巴巴地等待鐵雕鏤空的大門被推開。
記得那年與劉大任見面，我們坐在紫藤廬庭院中紫藤下的石桌石椅上，閒聊他寫作的近況，他談起正在寫「枯山水」系列作品，預計要寫二十二篇可以成書，我說：上禮拜在人間副刊看到您發表的散文〈孤鴻影〉，他說：那篇不是散文，是「枯山水」短篇小說系列中的一篇，當時我相當尷尬的拿起相機，將眼睛遮掩於相機鏡頭後方，他解釋的說：開始寫作因受秀陶、商禽等朋友的影響，基本採用散文詩形式，不久就發現自己跟他們不同，他們包餃子，最好吃的裹在最裏層，而我生性像攤餅，核心越攤越大，小說散文化，從一開始便決定了。我邊聽邊透過鏡頭捕捉他當下神情，突然有一位女侍在我後方叫着：先生，先生你不知道紫藤廬未經申請不得拍照嗎？我轉頭回她說：我真不知市定古蹟不能拍照？紫藤廬不消費不是也能免費參觀嗎？何況我們是在屋外庭院裏，為什麼不能拍照？劉大任起身緩頰對她說：我同你們老闆是老朋友，我們拍幾張照片就走人，那女侍才塌卸臉上猙獰的線條，轉身離開。
監視器鏡頭偵查了好一會兒，終於鎖定左前方那人，一隻手撐傘另隻手叼根香菸裊裊，在雨中邊走邊吃菸朝紫藤廬走來。淡紫毛衣、淺咖啡絨質長褲，顏色愈走來愈清晰，走近前他已將手上的菸捻熄，我向他走來灰黑天然挑染的頭髮、金邊的鏡框、灰黑的短鬍，揮手。雙方招呼微笑握手後，他說：文發好久不見，我們找間咖啡店坐坐聊聊。
我帶他走向泰順街和平東路口的咖啡店，沿途一縷香菸游離氣息散發於空氣中緊緊跟隨。一路上我告訴他，駱以軍就住那條巷子裏、羅門蓉子住對街路口、王渝的老家就是這條巷子裏那塊正蓋起高樓的工地，他邊走也邊憶起，年輕時也到過王渝老家。
他折開奶精球封口，緩緩沁入黑咖啡中，我說起邱剛健在北京病逝的消息，他說：接到你的訊息之前，邱的太太已從北京給我發信告知噩耗，幾個月前還與邱聯繫，知道他近來心臟不好，沒想到他走得那麼快。
邱剛健病逝的消息在網路上流竄同時，直覺「邱剛健」這名字好熟悉，想了許久，才記起劉大任曾說過，因邱剛健的一句話，讓他決定從香港返臺，投入《劇場》的行列。劉大任談起邱剛健，想到他幾個月前在人間副刊上發表的〈《劇場》那兩年〉，他說原與邱在臺灣並不相識，1962年他們兩人都獲得美國國務院獎學金，先後抵達夏威夷大學東西文化中心就讀，他讀哲學而邱讀戲劇，剛好邱的課程作業需要製作一齣戲劇，他便被邱拉去幫忙而成為莫逆之交。
1964年劉大任離開夏大回臺前夕，經同學介紹轉往香港，在熊式一創辦的「清華書院」任職註冊主任並兼文學批評教師，劉大任的外祖父胡浩與熊式一是年輕時的朋友，而得以在香港受到熊式一的照顧，借宿其辦公室中。有一天邱剛健忽然來到香港敲他辦公室大門，邱見到劉大任就說：你們這裏怎會有人說標準的京片子？原來是邱找錯樓層，按錯了門鈴，出來應門的正是左翼長城電影公司老闆的女兒夏夢。他與邱在香港相聚幾天，邱提出回臺計畫，邱說：臺灣實在太落後了，落後國外幾十年都不止，正準備回臺招兵買馬，為臺灣引進西方思潮，創辦《劇場》。邱問他說：你留在香港幹甚麼呢？不如回臺灣加入《劇場》。劉大任說：我後來因無法忘情臺灣文藝圈的朋友，而放棄香港的工作決定回臺，也辜負了熊式一的栽培。
回臺後，邱拿了貝克特在1953年轟動整個巴黎戲劇界的成名之作《WAITING FOR GODOT》給劉大任翻譯，他動筆翻譯時也將自己內心對臺灣當時的感覺以及兩岸冷戰對峙的情境給譯進劇裏，他舉例說，比如「GODOT」按音譯的話是「戈多」，他仿「佛陀」推敲譯成「果陀」，最後他將劇名譯成《等待果陀》。《WAITING FOR GODOT》幾十年來在臺灣陸續出現各種中譯本，劇名《等待果陀》仍被沿用至今。劉大任說：當時為了把自己的理念譯進劇裏，使得翻譯進度緩慢，邱急着將《等待果陀》推上《劇場》，邱遂決定自己動手翻譯第二幕。
《等待果陀》刊出後，由邱剛健導演、黃華城舞臺設計、李至善策畫，莊靈攝影、劉大任負責前臺事務。劉大任說：《等待果陀》上演之前，先由黃華成的《先知》一劇開場，那位將銅鑼敲得粉碎的人就是陳映真。演出前後，他寫了〈演出之前〉、〈演出之後〉，而陳映真寫了〈現代主義底再開發—演出《等待果陀》底隨想〉，這三篇文章反映了當時同仁間的意見紛爭。《果陀》一劇演出後，《劇場》成員間形成對立，各持己見最後決裂。邱剛健與黃華成主張全盤西化、顛覆傳統，而陳映真與劉大任則認為臺灣的現實環境上有其關懷存在的必要性。劉大任記起黃華成為自己在中華商場展出而寫的〈大臺北畫會宣言〉，宣言中有一條：反對共產黨、更反對假共產黨，他說：「假共產黨」，暗指的就是陳映真和我。
1966年劉大任與陳映真離開《劇場》，加入尉天驄與姚一葦籌劃的《文學季刊》。劉大任記得陳映真在《文季》創刊號上發表的〈最後的夏日〉，是陳發展現實主義創作的第一篇。他離開臺灣之前，也交出了一篇反映社會現實的小說〈落日照大旗〉。
劉大任談起最早接觸到所謂的現代主義，是五零年代後期，小圈圈中互相傳閱，馬朗主編的《文藝新潮》，可能是香港僑生帶進來的，他約看過七、八本。《文藝新潮》推崇現代主義，以小說與詩創作為主，期刊中大量使用現代主義畫家布拉克、馬諦斯、畢卡索、克利等畫作來配文章。他透過閱讀《文藝新潮》，才自己去找書來讀。之前他讀的多是舊俄小說、日本小說、紀德、約翰•克里斯多夫、托爾斯泰等人的作品，中國三十年代作品以茅盾、魯迅讀的最多，他至今都還能感受當時讀到吳組緗的幾篇短篇小說的震撼。他說：《現代文學》譯介卡夫卡作品，就比《文藝新潮》晚了兩年。
劉大任談起《現文》，我問：您當年認識白先勇、陳若曦嗎？他說：我比他們大一屆，我讀哲學系、他們讀外文系，我知道他們但不熟識也沒接觸，我始終是《文季》的成員，當時《文季》小集團與《現文》小集團是不太往來的，雙方之間幾乎是有點不太尊重的感覺，但我也曾將第一篇散文式小說〈大落袋〉投稿給《現文》。我說：兩個小集團不太相往來，為何還投稿給《現文》？他回說：當時天驄說下一期交一篇小說，我就交一篇給《文季》，有多寫的小說稿就投給外刊，當時倒是沒有那麼清楚的界限。
劉大任於1966年離開臺灣，前往柏克萊就讀政治研究所，1968年陳映真等人因『民主臺灣同盟案』被捕入獄七年。劉大任談到這段黨政高壓控制思想年代的往事，他說：讀書會事件我也牽涉在內，要不是我早兩年去了美國，可能也跟陳映真等人一起被捕入獄，那時我已上了黑名單。劉大任當時並非讀書會核心成員，只參與外圍活動，他仍清晰地記得，很早就在讀書會中，親眼目睹彭明敏的〈臺灣人民自救宣言〉。
我問：陳映真出獄後您們有聯繫嗎？他說：有地。陳映真1975年被釋放後，劉大任在美聽說陳映真比從前更左、更黨派化，他認為可能是陳映真在獄中與難友間的患難之交，覺得應對他們有所責任，所以出獄後繼續搞政治這條路，以統派的面目出現。他說：我對陳映真為人了解，他搞文學絕對是第一流人才，搞政治絕對是末流，他不適合搞政治，政治把他給毀掉了。
劉大任為了勸陳映真冷靜下來，寫了〈長廊三號〉，故事開頭由陳映真的〈我的弟弟康雄〉結尾接起，當時他因黑名單的關係無法在臺發表，而間接請張系國將文章帶回臺交給白先勇，以筆名「屠藤」在《現文》復刊第四期上發表，發表時加了副題「獻給一別十年的然而君」，他解釋的說：陳映真發表〈康雄〉是以筆名「然而」發表，現應少有人知。他說：「長廊」與「蟑螂」當時在海外的英語拼音都是「Chang Lang」，他希望陳映真了解，「外表看上去很漂亮的東西，也有它骯髒的一面」。我問：陳映真有看到嗎？他回說：有地，陳映真看到了，還託人帶給我一張便條紙，上寫「你的思想太灰色了」，發表〈長廊三號〉後，海外的左派，很多人對我很不諒解，李黎甚至還寫文章公開罵我。
三年前在臺大旁的7-11喝咖啡，我問他是否有寫作回憶錄的計畫，尤其是七零年代全球華人響應的保釣運動，當時他回應說：保釣運動的確是有很多值得寫的，但有些事情現階段還不好公開，但曾在《蜉蝣羣落》中，以小說形式處理了一小部分。這次我再度詢問他是那些內容還不能公開呢？他說：很多人都還在世，不好寫。他記憶起那個年頭，全美的校園反越戰氣氛濃厚，天天都有人示威遊行，各種各樣的團體，互相討論與辯論，簡直是熱火朝天，那時候不只是海外華人連美國大學生也都認為美國是邪惡帝國，根據當時的訊息，美國在越南投下的子彈、炸彈不說，光使用水泥數量就足以將整個越南糊成一個巨大的籃球場，你看有多厲害，臺灣就是當時水泥工業發展起來的。
劉大任說：保釣現在看來有它的正面與負面，他認為正面的影響很大，歸納為三點，一，保持釣魚臺在國際上的地位與它的爭議性，七零年代如不吵的話，美國將釣魚臺交給日本就變成定論，二、至少先從海外的知識份子做起，不要怕威權統治，要打破白色恐怖對人類的威脅。敢站出來示威，反對不合理現象，保釣也有其貢獻。三、正面提醒，不管海峽兩岸哪一個政權，只要是執政的領導人都不可在主權與領土的問題上，軟弱、掉以輕心。
但也有它的負面，劉大任說：知識份子只要牽扯到一點權力，就會形成小圈圈，意見不合就互相排斥、攻擊，有時還採取不光明的手段來達到自己的目地，特別是在保釣後期，左派與右派，大家都好像要與某一個政權認同，分成兩邊水不容火，彼此污衊了，就像今天臺灣的藍綠對立一樣，因為在海外沒人管，可能更過之而無不及。我問：您那時是靠左？他說我們是最早被扣上紅帽子的人，保釣當時我們出了油印刊物《戰報》，主張：不管釣魚臺是屬於臺灣、中國或宜蘭的，就是要爭主權、要打破白色恐怖，這點就得罪了臺灣的執政黨，所以那時壓力非常大，但我們的立場是中間偏左的知識份子活動，成員中沒有任何一個人是國民黨或共產黨黨員。
他回想當年保釣運動，還是相當純潔的學生運動，全都是自掏腰包，有的人搞到失業、失學，像他在校外搞了一年多，最後連工作都丟了，博士學位也沒拿到，保釣改變了很多人一生的命運。
我問：您年輕時有左的思想，沒想過也跟陳若曦段世堯一樣回中國？他說：我年輕時認為中國是代表正義的一方，雖然有左的思想，但我的家人、朋友都在臺灣，我對臺灣有深厚情感，從沒想過要回中國，那時的想法，如果要搞革命、要搞社會活動、搞文化事業，我也是要回到臺灣，但我卻整整十七年被流放海外有家歸不得。談到陳若曦他記起，1966年剛到美國就聽說段氏夫婦從法國回到了中國，那時他在地下讀書會的組織中看到陳若曦從上海、北京寄來美國的兩封信，信中夫妻倆還相當興奮，後來就再沒有消息出來了。
十多年後，劉大任在美國見到了陳若曦，從陳的口中得知，他們抵達北京後住在外交部的華僑大廈，文化大革命正如火如荼展開，外交部也正鬧革命內鬥中，老早把他們倆給忘了，談到這段我聽的正盡興時，劉大任的手機響起，前一通接起就斷了，他回臺有很多老朋友要見，怕漏接訊息，他猜想可能是初安民方面打來的，這次他接通了手機：是地、是地，麥可，好不容易都在臺北，我們約個時間，你說，老張牛肉麵，是永康街公園旁那家嗎？好地，他從上衣口袋抽出一張排得滿滿的行程表，我看一下，明天不行，我太太同學會，禮拜四可以，那就中午一點見，好地、好地。
通話結束，他看了手錶說：已十二點半，得離開了。最後我再提出臺灣目前吵得火熱的散文真實與虛構的議題，他說：我覺得散文必要時可以虛構，否則《桃花源記》豈不是變成小說了。當然，目前臺灣的討論涉及「文學獎」的問題，我覺得，辦理這種活動的單位，應該先宣布遊戲規則以減少糾紛。我中午還跟親戚有約，下回再聊吧！
離開咖啡店，在巷口轉彎處與他道別，見他背後再度燃起菸霧，隨他漸行漸遠的背影，灰黑、淡紫、淺咖啡、折進巷裏深處，只剩一縷菸霧在空中等待退散。
（中華日報副刊二Ｏ一四年一月廿七日；陳文發臉書二Ｏ一四年一月廿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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