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作、翻譯中游走──專訪黃燦然
李浩榮
【編按：黃燦然是香港詩人、翻譯家。近年提早從《大公報》國際新聞翻譯員之職退下，遷居深圳，潛心創作。對這位矢志文學翻譯與創作的詩人，本版派出特約記者作一次深入的專訪。】
問：最近您翻譯約瑟夫‧布羅茨基的《小於一》在內地出版，銷量火紅，可以談談那本譯作嗎？下一本會翻譯什麼？
黃燦然（下稱「黃」）：約瑟夫‧布羅茨基名氣大，在內地影響也大，但過去沒有充分翻譯過來，所以最近《小於一》甫出版，便引起轟動，銷量甚佳，已經印了五萬多冊，打入內地好幾個好書榜。《小於一》是一本評論集，十八篇文章，原版五百多頁，中文版四百多頁。以前零零星星地有人翻譯過，這是首次全譯，由一個譯者負責，風格會比較統一。最初怕沒有銷路，只印了三四千冊，一推出即斷貨，至今已是第六、七刷。現在內地高級文化的書籍，銷量顯著提高，我發現新興的中產階級相當有品味，他們買得起書，又愛看書。像我深圳住的那棟房子，周鄰都是相熟的朋友，中產階級小社區，他們的談吐舉止均斯文得體。他們的品味比詩界的人還要好，很多號稱寫詩的人，都不讀書的，談吐無聊至極。翻譯《小於一》時，我同時向出版社推薦希尼的Finders Keepers，中文書名暫定為《希尼三十年詩選》。
問：曾經聽您講過，您的翻譯觀跟傅雷很接近，但方法有別，可以闡述一下嗎？
黃：讀傅雷的任何譯本，像「巴爾扎克」系列，你會發現他的節奏緩慢，根本無法快讀，要很用心，跟讀一般的流行小說不同。傅雷講究用字，不贊成太淺白的白話文，反對官腔，時或以僻字、方言入文，文字結實不虛。儘管他也用上不少成語，我不太贊成，但還過得去。在好的翻譯家手裏，沒有什麼會是壞的。至於我呢，如果那一個句子可以，我會盡量直接移植過來。最近有位編輯跟我講，不同意我的直譯觀，說我自己這樣子弄可以，但不要提倡。我說那可不是我責任，像有人提倡意譯一樣嘛。我不是不講究文字，但一般的直述句，我傾向直譯，讓它變得複雜。如果句子真的長得無法移植過來，那只好把它重組打碎，把最難的稍為淡化。我可以寫出一句百多字的句子來，但可能連自己都讀不來，只要我自己可以接受，我便直譯。我相信讀者比譯者聰明，既然我自己讀得懂，那麼讀者就一定能懂。你總不能把讀者想像成一個白癡，那是不負責任。太難的地方，我把它簡單化；淺白的地方，我盡量一字一句移植，增加一點難度，那就取得一個平衡。有的譯者提倡「好的中文」，其實他們的中文一點都不好。簡單的地方，他們用成語來代替，複雜的地方，他們卻譯得非常歐化，根本不通，風格上形成了很大的落差。
問：詩集《我的靈魂》中，您的詩歌很多都是四行詩節、五行詩節等等，格式化的處理是押韻等的需要嗎？
黃：在寫第一節的時候，詩可能會自然成段，那就一生二、二生三，經常會這樣。有時候寫自由詩，不單是句末押韻，也可在句中押韻，譬如第一行的結尾與第二行的句中押韻。古詩都是句末押韻，而我們現在可在句中押。押韻可以是無意識的，跟隨語感，隔一兩行不知不覺間押韻。另一種是有意識的，盡可能地去押韻，但也不勉強。如果我想在那押一個韻，但真的無法做到，便放棄算了，不要那麼執着。為了押韻，會隨時改動內容，背後的一個條件，是要改得比原來的好。可能長話短說、壓縮、或刪減。如果沒有形式限制，原來可以刪掉的內容便都保留下來，其實是在積藏糟粕。
問：您對巴赫等人的古典音樂非常熱愛，那是否影響到您詩歌中的音樂性處理呢？
黃：我現在也會採用「讓散文來反對散文」，一般詩的形式已經無法容納音樂了，我乾脆不用詩的形式，而用上很長的、散文式的句子，那其實有着很強的音樂感。一般的詩雖然押韻，但在我眼中，還是散文，包括自己的詩，所以我想寫一種更具音樂感的詩。聽交響樂，有時候你很想把一種很特別的音樂拿出來，但現有詩的形式很難做到。聽古典音樂的人，有兩種傾向：初聽者，喜歡輕快的，到了慢板，會很不耐煩；另一種聽慣了慢板的，到了聽輕快的樂章時，也會很不耐煩。讀詩也類似，一般的讀者讀節奏平緩的詩歌，會較容易接受，但突然讀到一首節奏很慢的，也許會覺得不耐煩。然而，當你讀過大量詩歌以後，會發現節奏正常的，喜愛，但只有慢板的那首，特別鍾愛。這需要靠氣氛的烘托，細節的經營，主旋律才可以出來。《斜陽下》我寫給多多的，詩本身包含着一種深沉雄厚的音樂在裏面，很慢的，需要耐性，慢慢鋪排。詩一開始，我只寫自己行山見到的景物，最後才提一下多多，其餘皆是點綴。我自己很喜歡這首詩，個別幾位朋友也很喜歡。
問：如果要您選二十世紀最偉大的詩人，您會選哪一位？
黃：我會選葉慈。相比艾略特，葉慈的詩藝更高一籌。葉慈的詩歌，語言極為精煉，寫得很玄，愈深挖下去，愈覺得奧妙無窮。「大詩人」中也有等級之分的，像杜甫，等級最高，韓愈、蘇東坡都比不上他。葉慈作品的多樣性、複雜性，皆比艾略特豐富，整體氣派勝於艾略特。艾略特屬於革新者，葉慈是英詩傳統的集大成者。革新者或發明家不一定成最偉大的，像電腦界，比爾‧蓋茲才最了不起。但另一方面，葉慈寫的詩評，見解也許更高明，但在系統論述方面，便不如艾略特的了。這說明一個問題，詩評寫得好的人，詩歌也一定寫得好，無庸置疑的。未有二流的詩人能寫出一流的詩論，三流的就更不消說了。然而，這不表示最偉大的詩人可以寫出偉大的詩評。恰恰相反，他們都把理論融入進詩歌中去了，密不可分。
問：內地詩人中，您特別推崇多多，可以講一下你們的交往嗎？
黃：上世紀八十年代，多多開始寫詩，出手已然不俗。他為人孤僻，高傲，脾氣暴躁，但天真如小孩，是中國少見的天才型詩人。一九八九年，他碰到一個機會，出國朗誦詩歌，好像是去倫敦。六四翌日，他立即就逃亡出去了。最早讀到多多的詩，想是八六、八七年，在朋友家裏，灕江出版社詩選系列，《行禮：詩三十八首》，很薄的一本，讀時頓覺驚歎。那時候我很喜欣賞狄蘭‧托馬斯，在節奏上，發現多多跟狄蘭‧托馬斯很像，也許多多有受他的影響。八九以後，我一直留意着多多，他在《今天》發表詩作，凡是有他的期數，我都必買。我的好朋友呂德安，福州詩人，知道我喜歡多多，有回他在紐約碰見多多，就把多多的地址抄給我。九二、九三年我們開始通信。九七年，我在編《聲音》詩刊的最後一期，那期主要是收錄多多過往在《今天》發表過的詩作，封面還弄了張他的個人照。那時我剛買了台電腦、打印機，就自己動手編輯，出了二十多本而已。其中給了凌越，他正要去海南島探望哥哥，順便帶了一本給《天涯》雜誌詩歌編輯。編輯讀完，嘖嘖稱奇。從八九到九八，多多流亡的十年，大陸全面商業化，文人下海，中國文化進入荒涼期。儘管這只是一層表象，我們同代的人仍默默地寫作，但大陸幾乎沒有人知道多多是誰了。知道和喜歡多多的詩人就那麼一兩個，其中一位是黑大春，北京詩人，我們當時在廣州見面，都在聊多多的詩，他是唯一能跟我談多多的朋友。九八年以後，中國當代詩歌研究肯定有一個非常明顯的轉折點，以前是沒有人提多多的。《天涯》雜誌九十年代有一個詩歌專欄，九八年那一期，編輯想辦一個多多的詩歌專輯，約我寫了篇評論文章——《多多：直取詩歌的核心》。一輯詩歌加上一篇評論，就像炸彈，影響很大。九七年，我去德國朗誦詩歌，特地飛去荷蘭探望多多。二ＯＯＯ年，海外的高希均劉麗安夫婦，創立一個「安高（Anne Kao）詩歌獎」，獎勵中國詩人。我是第一屆的評委之一。那一屆我們評委決定把獎項頒給多多和張棗，所以我跟多多很有緣分。平常我們通電話，一聊便是兩個小時，那時電話費很貴，要幾百塊。現在，多多在海南大學當教授，半年教書，半年休假，很輕鬆的。
問：香港的詩人裏，您最欣賞哪幾位？上世紀九十年代，陳智德和劉偉成找您，為「青年詩人」編詩選，可以談談您的原則嗎？
黃：當我認真研讀香港詩人的作品以前，我已經有系統地讀過古今中外大家的作品，所以對香港詩人的作品，沒有太大的驚訝。但整體上，香港幾代詩人都在努力寫香港本土，使我印象特別深刻，這也是香港詩歌相異於台灣、大陸和其他華人漢語詩歌的獨特之處。至於我欣賞的香港詩人，都已編進《從本土出發：香港青年詩人十五家》、《香港新詩名篇》和《香港當代作家作品合集選──詩歌卷》。同代人的很難看出同代人的好處，所以同輩的我不會去比較，我會把眼光放在前人身上，那才能有更大的進步空間。至於編《從本土出發：香港青年詩人十五家》，完全是由作品的質素來決定，我那時候還不認識那批「青年詩人」。陳智德和劉偉成負責蒐集詩作，而我則作挑選。我可以告訴你，他們也是很公正的，甚至把我內地詩友的作品也蒐集過來，可以看出他們是以作品的質素來衡量，而非因人而論。
問：平常多看小說嗎？現在還有寫散文？
黃：現在我都不太讀小說，因為小說的語言跟詩歌比起來，實在太囉嗦了，而我追求的是一種簡約的語言風格。好像莫言得了諾貝爾文學獎以後，我也沒有特別去翻讀他的小說，以前讀過他的《紅高粱》，寫得還可以，但後來讀他的《酒國》，就完全讀不下去了。散文我最近也不太寫，因為一旦進入了寫詩的狀態，我就不想被其他的文體中斷那種很精粹的思維。散文畢竟需要依賴邏輯的鋪展，那是另一種的思維模式了。
問：這次您選來了三首詩歌，《桑丘睡眠頌》、《加謬說佛》和《女侍應》，可以跟讀者談談它們的創作過程嗎？
黃：《桑丘睡眠頌》與《加謬說佛》，是我看了英譯本後，改編過來的。第一步是翻譯，第二步是散文的剪貼。很多人在讀這些散文的時候，不知道自己在讀詩。所以，我說這不是創作詩，而是發現詩。《女侍應》這首詩的原型是我公司附近一家西餐廳的女侍應。顯然我遇過不少很好的女侍應，但這個女侍應引發我寫詩，表明她也許給我留下更深刻的印象。我後來因為那家餐廳第二次給我變質的牛扒而從此不再去，但是有一次在鰂魚涌地鐵站，我看見遠遠有人跟我打招呼──向我揮手微笑，走近覺得她很面熟，過後才想起她就是那位西餐廳女侍應。這首詩一方面說樣貌普通的女侍應，另一方面說漂亮女人，她們的微笑不溢出自身，大概是說她們只會在對自己有利的情況下才微笑，例如人家讚美她們，人家寵愛她們，或她們自戀地談起自己的漂亮之類。當然，一首詩之所以是詩，就是用散文一解釋，其豐富性就立減。我這個解釋也不例外。
（採訪及整理者是本版特約記者。）
黃燦然簡介
生於福建泉州，一九七八年移居香港，詩人、翻譯家，曾於香港《大公報》任職國際版翻譯工作。著有詩集《十年詩選》、《世界的隱喻》、《游泳池畔的冥想》、《奇迹集》；評論集《必要的角度》、《在兩大傳統的陰影下》；譯文集《見證與愉悅——當代外國作家文選》。並獲得第六屆及第九屆香港中文文學雙年獎評論組推薦獎、二Ｏ一一年華語文學傳媒大獎年度詩人獎。
（原刊明報二Ｏ一五年二月十四日，轉貼自《評台》二Ｏ一五年二月十六日）
李浩榮
【編按：黃燦然是香港詩人、翻譯家。近年提早從《大公報》國際新聞翻譯員之職退下，遷居深圳，潛心創作。對這位矢志文學翻譯與創作的詩人，本版派出特約記者作一次深入的專訪。】
問：最近您翻譯約瑟夫‧布羅茨基的《小於一》在內地出版，銷量火紅，可以談談那本譯作嗎？下一本會翻譯什麼？
黃燦然（下稱「黃」）：約瑟夫‧布羅茨基名氣大，在內地影響也大，但過去沒有充分翻譯過來，所以最近《小於一》甫出版，便引起轟動，銷量甚佳，已經印了五萬多冊，打入內地好幾個好書榜。《小於一》是一本評論集，十八篇文章，原版五百多頁，中文版四百多頁。以前零零星星地有人翻譯過，這是首次全譯，由一個譯者負責，風格會比較統一。最初怕沒有銷路，只印了三四千冊，一推出即斷貨，至今已是第六、七刷。現在內地高級文化的書籍，銷量顯著提高，我發現新興的中產階級相當有品味，他們買得起書，又愛看書。像我深圳住的那棟房子，周鄰都是相熟的朋友，中產階級小社區，他們的談吐舉止均斯文得體。他們的品味比詩界的人還要好，很多號稱寫詩的人，都不讀書的，談吐無聊至極。翻譯《小於一》時，我同時向出版社推薦希尼的Finders Keepers，中文書名暫定為《希尼三十年詩選》。
問：曾經聽您講過，您的翻譯觀跟傅雷很接近，但方法有別，可以闡述一下嗎？
黃：讀傅雷的任何譯本，像「巴爾扎克」系列，你會發現他的節奏緩慢，根本無法快讀，要很用心，跟讀一般的流行小說不同。傅雷講究用字，不贊成太淺白的白話文，反對官腔，時或以僻字、方言入文，文字結實不虛。儘管他也用上不少成語，我不太贊成，但還過得去。在好的翻譯家手裏，沒有什麼會是壞的。至於我呢，如果那一個句子可以，我會盡量直接移植過來。最近有位編輯跟我講，不同意我的直譯觀，說我自己這樣子弄可以，但不要提倡。我說那可不是我責任，像有人提倡意譯一樣嘛。我不是不講究文字，但一般的直述句，我傾向直譯，讓它變得複雜。如果句子真的長得無法移植過來，那只好把它重組打碎，把最難的稍為淡化。我可以寫出一句百多字的句子來，但可能連自己都讀不來，只要我自己可以接受，我便直譯。我相信讀者比譯者聰明，既然我自己讀得懂，那麼讀者就一定能懂。你總不能把讀者想像成一個白癡，那是不負責任。太難的地方，我把它簡單化；淺白的地方，我盡量一字一句移植，增加一點難度，那就取得一個平衡。有的譯者提倡「好的中文」，其實他們的中文一點都不好。簡單的地方，他們用成語來代替，複雜的地方，他們卻譯得非常歐化，根本不通，風格上形成了很大的落差。
我的靈魂
問：詩集《我的靈魂》中，您的詩歌很多都是四行詩節、五行詩節等等，格式化的處理是押韻等的需要嗎？
黃：在寫第一節的時候，詩可能會自然成段，那就一生二、二生三，經常會這樣。有時候寫自由詩，不單是句末押韻，也可在句中押韻，譬如第一行的結尾與第二行的句中押韻。古詩都是句末押韻，而我們現在可在句中押。押韻可以是無意識的，跟隨語感，隔一兩行不知不覺間押韻。另一種是有意識的，盡可能地去押韻，但也不勉強。如果我想在那押一個韻，但真的無法做到，便放棄算了，不要那麼執着。為了押韻，會隨時改動內容，背後的一個條件，是要改得比原來的好。可能長話短說、壓縮、或刪減。如果沒有形式限制，原來可以刪掉的內容便都保留下來，其實是在積藏糟粕。
問：您對巴赫等人的古典音樂非常熱愛，那是否影響到您詩歌中的音樂性處理呢？
黃：我現在也會採用「讓散文來反對散文」，一般詩的形式已經無法容納音樂了，我乾脆不用詩的形式，而用上很長的、散文式的句子，那其實有着很強的音樂感。一般的詩雖然押韻，但在我眼中，還是散文，包括自己的詩，所以我想寫一種更具音樂感的詩。聽交響樂，有時候你很想把一種很特別的音樂拿出來，但現有詩的形式很難做到。聽古典音樂的人，有兩種傾向：初聽者，喜歡輕快的，到了慢板，會很不耐煩；另一種聽慣了慢板的，到了聽輕快的樂章時，也會很不耐煩。讀詩也類似，一般的讀者讀節奏平緩的詩歌，會較容易接受，但突然讀到一首節奏很慢的，也許會覺得不耐煩。然而，當你讀過大量詩歌以後，會發現節奏正常的，喜愛，但只有慢板的那首，特別鍾愛。這需要靠氣氛的烘托，細節的經營，主旋律才可以出來。《斜陽下》我寫給多多的，詩本身包含着一種深沉雄厚的音樂在裏面，很慢的，需要耐性，慢慢鋪排。詩一開始，我只寫自己行山見到的景物，最後才提一下多多，其餘皆是點綴。我自己很喜歡這首詩，個別幾位朋友也很喜歡。
問：如果要您選二十世紀最偉大的詩人，您會選哪一位？
黃：我會選葉慈。相比艾略特，葉慈的詩藝更高一籌。葉慈的詩歌，語言極為精煉，寫得很玄，愈深挖下去，愈覺得奧妙無窮。「大詩人」中也有等級之分的，像杜甫，等級最高，韓愈、蘇東坡都比不上他。葉慈作品的多樣性、複雜性，皆比艾略特豐富，整體氣派勝於艾略特。艾略特屬於革新者，葉慈是英詩傳統的集大成者。革新者或發明家不一定成最偉大的，像電腦界，比爾‧蓋茲才最了不起。但另一方面，葉慈寫的詩評，見解也許更高明，但在系統論述方面，便不如艾略特的了。這說明一個問題，詩評寫得好的人，詩歌也一定寫得好，無庸置疑的。未有二流的詩人能寫出一流的詩論，三流的就更不消說了。然而，這不表示最偉大的詩人可以寫出偉大的詩評。恰恰相反，他們都把理論融入進詩歌中去了，密不可分。
問：內地詩人中，您特別推崇多多，可以講一下你們的交往嗎？
黃：上世紀八十年代，多多開始寫詩，出手已然不俗。他為人孤僻，高傲，脾氣暴躁，但天真如小孩，是中國少見的天才型詩人。一九八九年，他碰到一個機會，出國朗誦詩歌，好像是去倫敦。六四翌日，他立即就逃亡出去了。最早讀到多多的詩，想是八六、八七年，在朋友家裏，灕江出版社詩選系列，《行禮：詩三十八首》，很薄的一本，讀時頓覺驚歎。那時候我很喜欣賞狄蘭‧托馬斯，在節奏上，發現多多跟狄蘭‧托馬斯很像，也許多多有受他的影響。八九以後，我一直留意着多多，他在《今天》發表詩作，凡是有他的期數，我都必買。我的好朋友呂德安，福州詩人，知道我喜歡多多，有回他在紐約碰見多多，就把多多的地址抄給我。九二、九三年我們開始通信。九七年，我在編《聲音》詩刊的最後一期，那期主要是收錄多多過往在《今天》發表過的詩作，封面還弄了張他的個人照。那時我剛買了台電腦、打印機，就自己動手編輯，出了二十多本而已。其中給了凌越，他正要去海南島探望哥哥，順便帶了一本給《天涯》雜誌詩歌編輯。編輯讀完，嘖嘖稱奇。從八九到九八，多多流亡的十年，大陸全面商業化，文人下海，中國文化進入荒涼期。儘管這只是一層表象，我們同代的人仍默默地寫作，但大陸幾乎沒有人知道多多是誰了。知道和喜歡多多的詩人就那麼一兩個，其中一位是黑大春，北京詩人，我們當時在廣州見面，都在聊多多的詩，他是唯一能跟我談多多的朋友。九八年以後，中國當代詩歌研究肯定有一個非常明顯的轉折點，以前是沒有人提多多的。《天涯》雜誌九十年代有一個詩歌專欄，九八年那一期，編輯想辦一個多多的詩歌專輯，約我寫了篇評論文章——《多多：直取詩歌的核心》。一輯詩歌加上一篇評論，就像炸彈，影響很大。九七年，我去德國朗誦詩歌，特地飛去荷蘭探望多多。二ＯＯＯ年，海外的高希均劉麗安夫婦，創立一個「安高（Anne Kao）詩歌獎」，獎勵中國詩人。我是第一屆的評委之一。那一屆我們評委決定把獎項頒給多多和張棗，所以我跟多多很有緣分。平常我們通電話，一聊便是兩個小時，那時電話費很貴，要幾百塊。現在，多多在海南大學當教授，半年教書，半年休假，很輕鬆的。
問：香港的詩人裏，您最欣賞哪幾位？上世紀九十年代，陳智德和劉偉成找您，為「青年詩人」編詩選，可以談談您的原則嗎？
黃：當我認真研讀香港詩人的作品以前，我已經有系統地讀過古今中外大家的作品，所以對香港詩人的作品，沒有太大的驚訝。但整體上，香港幾代詩人都在努力寫香港本土，使我印象特別深刻，這也是香港詩歌相異於台灣、大陸和其他華人漢語詩歌的獨特之處。至於我欣賞的香港詩人，都已編進《從本土出發：香港青年詩人十五家》、《香港新詩名篇》和《香港當代作家作品合集選──詩歌卷》。同代人的很難看出同代人的好處，所以同輩的我不會去比較，我會把眼光放在前人身上，那才能有更大的進步空間。至於編《從本土出發：香港青年詩人十五家》，完全是由作品的質素來決定，我那時候還不認識那批「青年詩人」。陳智德和劉偉成負責蒐集詩作，而我則作挑選。我可以告訴你，他們也是很公正的，甚至把我內地詩友的作品也蒐集過來，可以看出他們是以作品的質素來衡量，而非因人而論。
問：平常多看小說嗎？現在還有寫散文？
黃：現在我都不太讀小說，因為小說的語言跟詩歌比起來，實在太囉嗦了，而我追求的是一種簡約的語言風格。好像莫言得了諾貝爾文學獎以後，我也沒有特別去翻讀他的小說，以前讀過他的《紅高粱》，寫得還可以，但後來讀他的《酒國》，就完全讀不下去了。散文我最近也不太寫，因為一旦進入了寫詩的狀態，我就不想被其他的文體中斷那種很精粹的思維。散文畢竟需要依賴邏輯的鋪展，那是另一種的思維模式了。
問：這次您選來了三首詩歌，《桑丘睡眠頌》、《加謬說佛》和《女侍應》，可以跟讀者談談它們的創作過程嗎？
黃：《桑丘睡眠頌》與《加謬說佛》，是我看了英譯本後，改編過來的。第一步是翻譯，第二步是散文的剪貼。很多人在讀這些散文的時候，不知道自己在讀詩。所以，我說這不是創作詩，而是發現詩。《女侍應》這首詩的原型是我公司附近一家西餐廳的女侍應。顯然我遇過不少很好的女侍應，但這個女侍應引發我寫詩，表明她也許給我留下更深刻的印象。我後來因為那家餐廳第二次給我變質的牛扒而從此不再去，但是有一次在鰂魚涌地鐵站，我看見遠遠有人跟我打招呼──向我揮手微笑，走近覺得她很面熟，過後才想起她就是那位西餐廳女侍應。這首詩一方面說樣貌普通的女侍應，另一方面說漂亮女人，她們的微笑不溢出自身，大概是說她們只會在對自己有利的情況下才微笑，例如人家讚美她們，人家寵愛她們，或她們自戀地談起自己的漂亮之類。當然，一首詩之所以是詩，就是用散文一解釋，其豐富性就立減。我這個解釋也不例外。
（採訪及整理者是本版特約記者。）
黃燦然簡介
生於福建泉州，一九七八年移居香港，詩人、翻譯家，曾於香港《大公報》任職國際版翻譯工作。著有詩集《十年詩選》、《世界的隱喻》、《游泳池畔的冥想》、《奇迹集》；評論集《必要的角度》、《在兩大傳統的陰影下》；譯文集《見證與愉悅——當代外國作家文選》。並獲得第六屆及第九屆香港中文文學雙年獎評論組推薦獎、二Ｏ一一年華語文學傳媒大獎年度詩人獎。
（原刊明報二Ｏ一五年二月十四日，轉貼自《評台》二Ｏ一五年二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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