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歷史檔案館數以萬計藏品之中，「羅旭龢爵士檔案」堪稱研究香港史的上佳材料。羅旭龢乃上世紀港英年代和日佔時期的傳奇人物，在政壇上，他經歷了由天堂跌落地獄的不歸路；在個人名聲上，他從港英政府最信賴的盟友，變成英國政府眼中的「殖民地叛徒」。因為他在香港淪陷期間充當了首席華人代表，積極和日本軍政府合作，成為頭號附敵者，英國政府於香港重光後把他打入地獄，一度要以「賣國」罪名起訴他，羅最終可能被問吊；羅旭龢在危急關頭亮出「免死金牌」，證明他是獲港英高層授意跟日本人合作，英國政府最後決定不起訴他，但要他絕迹官場，永不錄用。本文是筆者根據英國政府開立的羅旭龢爵士檔案，重構英政府如何清算羅旭龢，而羅旭龢如何替自己辯護的經過。
羅旭龢（Sir Robert Hormus Kotewall, 1880-1949）雖然是歐亞混血兒，但以華人自居，在官府任職時因表現出色而獲英國殖民地部賞識，官至布政司署首席文案。羅旭龢離開官場後擔任多間公司董事，他因居中斡旋協助港英政府解決1925年省港大罷工，成為港英政府寵兒，以後很多涉及華人的重大事務，他都參與決策，很快便躍居首席華人代表。日軍侵港前，他曾一度與國民政府駐港代表商討聯手保衛香港的可能性。香港淪陷後，以羅旭龢為首的百多位華人領袖很快便被日軍控制起來，指使他們組成華民代表會協助日本軍政府「以華制華」，自此，羅旭龢便經常以首席代表身分出席官方場合帶領會眾高呼「天皇萬歲」，且帶頭聯署通電催促重慶蔣介石政府盡快和日本議和，實際是叫蔣介石投降。羅旭龢在日佔期間的所作所為，當時的報章都有詳細記載，風頭一時無兩，然而，這亦埋伏了戰後英人對他的殺機。戰後英國重新接管香港，不少曾經「落水」的華人領袖紛紛返回港英政府身邊，當時正值用人之際，政府也就寬待他們，沒有作出大範圍的秋後算帳。不過，英國政府指身為首席華人的羅旭龢身懷「通敵賣國」重大嫌疑而要接受調查。
遠東區殖民地叛徒？
英國殖民地部於香港重光之始便特別為羅旭龢開設了一個專檔（CO968/120/1），名為Colonial Renegades in the Far East Individual Cases : Hong Kong Sir Robert Kotewall（遠東區殖民地叛徒。個案：香港，羅旭龢爵士），這個機密檔案長達163頁，內容包括殖民地部與港英政府交換對戰後處置羅旭龢的進展、羅旭龢提交的自辯書等等。這個檔案給人的印象是，戰後殖民地部亟欲以「賣國」罪名將羅旭龢繩之於法，數次催促港英政府答覆如何處置羅旭龢。其中，殖民地部於1945年11月21日向港英政府拍發電報：「殖民地部希望知道是否已對羅旭龢爵士採取了任何行動，及有何建議……」而在此之前的10月4 日，英國「欽差大臣」麥道高向殖民地部助理次官Gerald Gent提交的報告中，指出羅旭龢在淪陷期間的所作所為，確已激怒了很多人，建議殖民地部根據英國法律處理。不過，在更早之前的9月15日，麥道高已去信Gerald Gent，表示暫時沒有證據可以對付羅旭龢，只能讓他慢慢消失，而麥已告知羅必須解除所有公職等候進一步調查。
麥道高（D.M. MacDougall）在戰後出任華民政務司，並曾署任輔政司，他在處理羅旭龢事件上扮演舉足輕重角色。1945年8月，日本投降後，英國夏愨少將搶先回港接管政權，而早在1944年英國殖民地部已成立「香港計劃小組」（Hong Kong Planning Unit）為收復香港後重建民政鋪路，麥道高被委任為小組主任負責安排和統籌光復香港後的補給和政務事宜。1945年10月，麥道高向Gerald Gent 提交了一份「香港整體狀况報告」（General Report on Hong Kong），就香港各方面情况作出報告和評估。麥道高在報告中特別撰述「內奸與附敵者」（Quislings and Collaborators）一章，他在附件中開宗明義說：「表面證據顯示，幾乎所有社會領袖都和日本人有這樣那樣的同謀合作，只有一個人雙手是完完全全乾淨的，他就是周峻年，因為他在香港淪陷後很快便逃離香港前往澳門。」麥道高在報告書中特別點名羅旭龢指他在淪陷時期的行為事後招來很多非議和指控。
律政司與「叛徒」會面？
殖民地部把羅旭龢列為第一號打擊對象，因為他是整個淪陷期間和日本人最積極合作的一位。羅旭龢自知大禍臨頭，早於重光後一個月的9月12日向港英政府呈交了長達66頁的自白書，細述早於1920年代已協助政府化解省港大罷工困局，證明自己忠於英國、有功於英國，最重要的是他在自白書公開了他為何被迫和日本人合作的秘密，原來他和周壽臣、羅文錦、羅文惠等華人領袖在香港淪陷後很快便被日軍軟禁起來，羅旭龢憶述，1942年年1月1日，他們在華人行李忠甫的辦公室討論日方提出的合作建議時，有人走進來說North先生（那魯麟，淪陷前港英華民政務司）想見羅旭龢，羅旭龢走出房間，見到North、Alabaster（魏伯達，港英律政司）、Fraser（傅瑞，港英防務主任）在一起，之後，大家進入一個擠滿人的房間。羅旭龢憶述，North低聲向他和周壽臣說：「為着香港市民的利益，我們必須照着日本當局的要求去做。」North並表示日方會邀請羅旭龢等人合作，這對社會有好處。羅旭龢向North出示一份草擬稿，這份草稿的內容是根據日本人較早前提出的建議所寫成的。內容大致是：「過去5年我們親眼目睹同胞經歷戰爭的慘况，我們很痛心，我們渴求和平到來，因此，任何能促進日本與中國的和平友好的事，我們都誠意盡力協助。同時，我們願意盡力協助香港日本政府去維持治安，保護市民的生命和財產。」
在Alabaster和Fraser面前，羅旭龢向North讀出這份草稿，North同意內容「無害」，大家應該簽名作實。Fraser插嘴道：「為了香港社會的利益，他們（日本人）叫你們做什麼就做什麼。」「間中還可以跟日本人玩一玩詭計。」並揚言：「不用怕，我們幾個月就會回來。」
「叛徒」與日本合作
羅旭龢等人的合作方案很快便被日本軍政府接納，沒有任何修改。1月2日，合作方案在羅旭龢等7位華人領袖下簽署生效，簽署儀式後，日本人表示從今以後大家合作做事，大家是朋友了。翌日羅旭龢與周壽臣再次談起和那魯麟等三位港英高官會面經過，羅、周都相信這三位最高級官員是代表英國政府說話的。之後，這批社會領袖便按着這些指示去跟日本人合作了。但英國人並未能像想像般「幾個月就會回來」，羅旭龢坦言沒想到這樣一合作竟然持續了近4年。羅旭龢在自白書裏用了不少篇幅訴說他「寄人籬下」、不時受到日本人奚落的苦况，但仍竭力為華人請命。他用了這段話作為自白書的結語："And now, I have told my story - not in defence of my actions, but in hope that truth and justice may prevail."（現在，我講完我的故事，我不是要為自己過去所做的辯護，而是希望事實與公正得到彰顯）。
死後再成為新聞人物
有份授意羅旭龢跟日本人合作的那魯麟於戰後離開集中營，復任華民政務司，他於1945年10月離任，在返英前夕分別會見了中西傳媒，發表聲明正式替羅旭龢及周壽臣平反，《華僑日報》當時是這樣報道那魯麟的聲明：「余（那魯麟）當時（遭日本人扣押時）曾希望日當局許以自由，俾可稍竭綿薄，負責折衝，冀為華人稍減其痛苦。無如事與願違，最後亦須被押於集中營。不得已於未押之先，與前防務主任傅瑞先生，前律政司魏伯達爵士，一同往晤羅旭龢和周壽臣兩爵士及其當日諸同事，代余肩其責任，羅周諸君子，因此而忍辱出任艱鉅，受盡日人無數壓迫與凌辱……不知者非徒不表同情，反因是而發生誤會，諸多譭謗，加以不堪入耳之言，令余對於羅周兩爵士，暨其當日諸同事中心抱歉之深，實非褚墨所能形容，誠以此中誤會，是不應有也，今此中真相已水落石出，此種誤會當能煥然冰釋，茲當臨別贈言，謹籲請全港民眾努力合作，以克復當前困難，共謀本港之復興，『與中英之親善，進而保持世界之和平』。是則余深切之期望。」那魯麟一錘定音，英國政府認為不應對羅旭龢再窮追猛打，決定不起訴他，條件是要他從此絕迹江湖，羅旭龢案就此了結。根據檔案披露，英國政府其實早已知道羅旭龢等人是獲港英高官授意和日本人合作，為何於重光不久仍要追殺羅旭龢？筆者認為這是英國政府「棄車保帥」策略，旨在迫使這位頭號附敵分子下馬，好讓其他附敵代表過關，對從日佔時期走過來的平民百姓也好交代。1945年10月開始，日佔時期排名第二位的華人代表周壽臣便取代羅旭龢成為首席華人，羅旭龢從此退隱山林，直至1949年5月23日心臟病發死亡，才再度成為新聞人物，5月25日出殯當天，致祭的中外名流官紳及親友達二千餘人，港督葛量洪特派代表送殯，對羅旭龢作最後敬意，也算是對其生前為殖民地服務的肯定。
1945年英國政府為了清算羅旭龢，特別為他開立「殖民地叛徒」檔案，此照片為該檔案封面。
■後記：香港歷史檔案館所存的羅旭龢檔案乃英國檔案局原件副本，英方一直列為機密文件，至1996年始解密。筆者獲嶺南大學劉智鵬博士的提示，得睹檔案的全文，特此鳴謝。
作者簡介：資深傳媒人。1977年畢業於香港浸會學院傳理系，先後任職電台及報館記者、採訪主任、總編輯、副社長。退休後研究歷史，並攻讀北京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課程，2015年獲頒授碩士學位。
（明報二Ｏ一五年九月十八日）
羅旭龢（Sir Robert Hormus Kotewall, 1880-1949）雖然是歐亞混血兒，但以華人自居，在官府任職時因表現出色而獲英國殖民地部賞識，官至布政司署首席文案。羅旭龢離開官場後擔任多間公司董事，他因居中斡旋協助港英政府解決1925年省港大罷工，成為港英政府寵兒，以後很多涉及華人的重大事務，他都參與決策，很快便躍居首席華人代表。日軍侵港前，他曾一度與國民政府駐港代表商討聯手保衛香港的可能性。香港淪陷後，以羅旭龢為首的百多位華人領袖很快便被日軍控制起來，指使他們組成華民代表會協助日本軍政府「以華制華」，自此，羅旭龢便經常以首席代表身分出席官方場合帶領會眾高呼「天皇萬歲」，且帶頭聯署通電催促重慶蔣介石政府盡快和日本議和，實際是叫蔣介石投降。羅旭龢在日佔期間的所作所為，當時的報章都有詳細記載，風頭一時無兩，然而，這亦埋伏了戰後英人對他的殺機。戰後英國重新接管香港，不少曾經「落水」的華人領袖紛紛返回港英政府身邊，當時正值用人之際，政府也就寬待他們，沒有作出大範圍的秋後算帳。不過，英國政府指身為首席華人的羅旭龢身懷「通敵賣國」重大嫌疑而要接受調查。
遠東區殖民地叛徒？
英國殖民地部於香港重光之始便特別為羅旭龢開設了一個專檔（CO968/120/1），名為Colonial Renegades in the Far East Individual Cases : Hong Kong Sir Robert Kotewall（遠東區殖民地叛徒。個案：香港，羅旭龢爵士），這個機密檔案長達163頁，內容包括殖民地部與港英政府交換對戰後處置羅旭龢的進展、羅旭龢提交的自辯書等等。這個檔案給人的印象是，戰後殖民地部亟欲以「賣國」罪名將羅旭龢繩之於法，數次催促港英政府答覆如何處置羅旭龢。其中，殖民地部於1945年11月21日向港英政府拍發電報：「殖民地部希望知道是否已對羅旭龢爵士採取了任何行動，及有何建議……」而在此之前的10月4 日，英國「欽差大臣」麥道高向殖民地部助理次官Gerald Gent提交的報告中，指出羅旭龢在淪陷期間的所作所為，確已激怒了很多人，建議殖民地部根據英國法律處理。不過，在更早之前的9月15日，麥道高已去信Gerald Gent，表示暫時沒有證據可以對付羅旭龢，只能讓他慢慢消失，而麥已告知羅必須解除所有公職等候進一步調查。
麥道高（D.M. MacDougall）在戰後出任華民政務司，並曾署任輔政司，他在處理羅旭龢事件上扮演舉足輕重角色。1945年8月，日本投降後，英國夏愨少將搶先回港接管政權，而早在1944年英國殖民地部已成立「香港計劃小組」（Hong Kong Planning Unit）為收復香港後重建民政鋪路，麥道高被委任為小組主任負責安排和統籌光復香港後的補給和政務事宜。1945年10月，麥道高向Gerald Gent 提交了一份「香港整體狀况報告」（General Report on Hong Kong），就香港各方面情况作出報告和評估。麥道高在報告中特別撰述「內奸與附敵者」（Quislings and Collaborators）一章，他在附件中開宗明義說：「表面證據顯示，幾乎所有社會領袖都和日本人有這樣那樣的同謀合作，只有一個人雙手是完完全全乾淨的，他就是周峻年，因為他在香港淪陷後很快便逃離香港前往澳門。」麥道高在報告書中特別點名羅旭龢指他在淪陷時期的行為事後招來很多非議和指控。
律政司與「叛徒」會面？
殖民地部把羅旭龢列為第一號打擊對象，因為他是整個淪陷期間和日本人最積極合作的一位。羅旭龢自知大禍臨頭，早於重光後一個月的9月12日向港英政府呈交了長達66頁的自白書，細述早於1920年代已協助政府化解省港大罷工困局，證明自己忠於英國、有功於英國，最重要的是他在自白書公開了他為何被迫和日本人合作的秘密，原來他和周壽臣、羅文錦、羅文惠等華人領袖在香港淪陷後很快便被日軍軟禁起來，羅旭龢憶述，1942年年1月1日，他們在華人行李忠甫的辦公室討論日方提出的合作建議時，有人走進來說North先生（那魯麟，淪陷前港英華民政務司）想見羅旭龢，羅旭龢走出房間，見到North、Alabaster（魏伯達，港英律政司）、Fraser（傅瑞，港英防務主任）在一起，之後，大家進入一個擠滿人的房間。羅旭龢憶述，North低聲向他和周壽臣說：「為着香港市民的利益，我們必須照着日本當局的要求去做。」North並表示日方會邀請羅旭龢等人合作，這對社會有好處。羅旭龢向North出示一份草擬稿，這份草稿的內容是根據日本人較早前提出的建議所寫成的。內容大致是：「過去5年我們親眼目睹同胞經歷戰爭的慘况，我們很痛心，我們渴求和平到來，因此，任何能促進日本與中國的和平友好的事，我們都誠意盡力協助。同時，我們願意盡力協助香港日本政府去維持治安，保護市民的生命和財產。」
在Alabaster和Fraser面前，羅旭龢向North讀出這份草稿，North同意內容「無害」，大家應該簽名作實。Fraser插嘴道：「為了香港社會的利益，他們（日本人）叫你們做什麼就做什麼。」「間中還可以跟日本人玩一玩詭計。」並揚言：「不用怕，我們幾個月就會回來。」
「叛徒」與日本合作
羅旭龢等人的合作方案很快便被日本軍政府接納，沒有任何修改。1月2日，合作方案在羅旭龢等7位華人領袖下簽署生效，簽署儀式後，日本人表示從今以後大家合作做事，大家是朋友了。翌日羅旭龢與周壽臣再次談起和那魯麟等三位港英高官會面經過，羅、周都相信這三位最高級官員是代表英國政府說話的。之後，這批社會領袖便按着這些指示去跟日本人合作了。但英國人並未能像想像般「幾個月就會回來」，羅旭龢坦言沒想到這樣一合作竟然持續了近4年。羅旭龢在自白書裏用了不少篇幅訴說他「寄人籬下」、不時受到日本人奚落的苦况，但仍竭力為華人請命。他用了這段話作為自白書的結語："And now, I have told my story - not in defence of my actions, but in hope that truth and justice may prevail."（現在，我講完我的故事，我不是要為自己過去所做的辯護，而是希望事實與公正得到彰顯）。
死後再成為新聞人物
有份授意羅旭龢跟日本人合作的那魯麟於戰後離開集中營，復任華民政務司，他於1945年10月離任，在返英前夕分別會見了中西傳媒，發表聲明正式替羅旭龢及周壽臣平反，《華僑日報》當時是這樣報道那魯麟的聲明：「余（那魯麟）當時（遭日本人扣押時）曾希望日當局許以自由，俾可稍竭綿薄，負責折衝，冀為華人稍減其痛苦。無如事與願違，最後亦須被押於集中營。不得已於未押之先，與前防務主任傅瑞先生，前律政司魏伯達爵士，一同往晤羅旭龢和周壽臣兩爵士及其當日諸同事，代余肩其責任，羅周諸君子，因此而忍辱出任艱鉅，受盡日人無數壓迫與凌辱……不知者非徒不表同情，反因是而發生誤會，諸多譭謗，加以不堪入耳之言，令余對於羅周兩爵士，暨其當日諸同事中心抱歉之深，實非褚墨所能形容，誠以此中誤會，是不應有也，今此中真相已水落石出，此種誤會當能煥然冰釋，茲當臨別贈言，謹籲請全港民眾努力合作，以克復當前困難，共謀本港之復興，『與中英之親善，進而保持世界之和平』。是則余深切之期望。」那魯麟一錘定音，英國政府認為不應對羅旭龢再窮追猛打，決定不起訴他，條件是要他從此絕迹江湖，羅旭龢案就此了結。根據檔案披露，英國政府其實早已知道羅旭龢等人是獲港英高官授意和日本人合作，為何於重光不久仍要追殺羅旭龢？筆者認為這是英國政府「棄車保帥」策略，旨在迫使這位頭號附敵分子下馬，好讓其他附敵代表過關，對從日佔時期走過來的平民百姓也好交代。1945年10月開始，日佔時期排名第二位的華人代表周壽臣便取代羅旭龢成為首席華人，羅旭龢從此退隱山林，直至1949年5月23日心臟病發死亡，才再度成為新聞人物，5月25日出殯當天，致祭的中外名流官紳及親友達二千餘人，港督葛量洪特派代表送殯，對羅旭龢作最後敬意，也算是對其生前為殖民地服務的肯定。
■後記：香港歷史檔案館所存的羅旭龢檔案乃英國檔案局原件副本，英方一直列為機密文件，至1996年始解密。筆者獲嶺南大學劉智鵬博士的提示，得睹檔案的全文，特此鳴謝。
作者簡介：資深傳媒人。1977年畢業於香港浸會學院傳理系，先後任職電台及報館記者、採訪主任、總編輯、副社長。退休後研究歷史，並攻讀北京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課程，2015年獲頒授碩士學位。
（明報二Ｏ一五年九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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