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靄儀
1967年1月24日《明報》社評
從小愛看金庸的武俠小說，一直到年長，不知看過凡幾十遍甚至百遍，金庸筆下創造的那個奇幻而又文化色彩濃厚的世界，為我這一代人提供了豐富無比的精神食糧。但我並不崇拜金庸。事實上，談論金庸小說，最令人煩厭的，就是那些排山倒海的吹捧文章，而這些文章，不幸又影響金庸對自己作品的看法和不住的修飾和演繹，以致破壞了原著的真面目。我始終認為，有瑕疵的真，遠勝於完美的假。
文學的金庸
金庸的武俠小說，是每天在報上連載寫成的，初時在《新晚報》、《香港商報》，創辦《明報》之後，就在《明報》連載，主要目標當然是為吸引廣大讀者，內容與風格，也自然需生動有趣而且能製造懸疑，吸引讀者一天一天的追看。這個方式無疑有其限制，但無損真正有天才的作品的質素，許多世界名著都是這樣寫成的。到了結集成書，有機會從頭至尾翻閱，總會修改一番，盡量減少前後矛盾等毛病，令讀者看得暢順一點，但要將原著改頭換面，大肆修改，效果卻未必理想。
一般來說，我認為金庸小說舊版勝於新版，最顯著的例子是改動得最大的《射鵰英雄傳》。金庸以加強結構及刪減枝節為理由，刪掉了南琴的故事，將這個人物與穆念慈合併為一，連帶刪去了血鳥、蛙蛇大戰等離奇場面。我不贊同，不單是因為南琴這個人物和故事寫得極好，刪掉了太可惜，而是從文學角度，南琴的遭遇與黃蓉的對比，加深了小說的層次。將南琴被楊康姦污成孕的故事，移接到穆念慈身上，破壞了穆念慈這個人物的個性完整，破壞了穆念慈與楊康戀情的淒迷，還換掉了楊過的親生媽媽！
修改為了更高雅？
《射鵰》的修改，還有很多我認為是畫蛇添足的地方，例如將黃蓉燒給洪七公吃的菜變得更風雅、添了曲靈風隱居牛家村的楔子等等。但我最大的反感是，金庸要將自己的小說，不只《射鵰》，改寫和包裝得更高深博雅，刻意刪除可能被視為庸俗無聊的部分，將整套金庸小說全集變得更高格調，是為了配合那些吹捧文章力求把金庸小說提升至殿堂文學的地位，令其更符合金庸建立了的文化及社會地位。原本的金庸小說，已能令金庸的地位在創作文學上並世無雙，何必刻意改變自己去追求某些權威的認許?
我無意低估查先生的社會文化地位，事實上他創辦《明報周刊》，特別是在文革時期創辦《明報月刊》，敢言無懼，得到了香港知識分子的尊重推許與認同，是毋庸置疑的，我只是不認為金庸需要改變自己的原著去配合他的與日俱升的社會地位。舉世稱雄的大文豪莎士比亞從來不需要刪掉他的戲劇裏的粗言穢語和低俗笑話。高級知識的口味不限於高深博雅的作品。眾所周知，大哲學家羅素，是雅嘉莎．基利絲汀偵探小說的忠實讀者，誰也不相信這些精采絕倫的偵探小說要爭取文學地位。我認為，一部作品的文學價值在於它的真；雅與俗，任何格式，感動我們的也是真誠，愈是為觀念、品味正確而修改，就愈會削減原著的真，改得多完美也不能彌補。
政治的金庸
1986年，我在《明報》辦事，每天在副刊發表論金庸小說的專欄，後來結集成書，旨在娛樂讀者，也在提出自己對金庸小說的不同體會和批評，寫到後來，漸漸變得認真甚至沉重，那是受了當時香港局勢的影響。1981年至84年，中英談判期間，《明報》發表了多篇由查良鏞親自執筆，很有分量的社評。中英聯合聲明簽署之後，中共正式展開了草擬基本法的工程，而查先生是受委任為起草委員會的港方委員之一，他的參與直接影響到香港九七後的前途以及過渡時期的香港狀況，他的個人觀點和決斷，就成了左右大局的因素，從政治角度分析金庸小說表露的思想，也就變得難以避免了。
從政治角度分析金庸小說，其實十分自然。例如《笑傲江湖》就普遍被認為是隱喻文革的政治小說，其中東方不敗是影射毛澤東。但從廣義的政治，我看的是一個對國家民族有所承擔的人，在亂世之中如何面對自己的個人理想與責任。金庸從1955年開始寫武俠小說，直至1970年左右共十五年，然後從頭修訂，又費了十年工夫，至1980年完工。這個年代，中國內地經歷了重大的變化，旅港的文人大多對政治噤若寒蟬，但他們對中國文化及中華民族的前途，有很深的憂患意識，這種意識，強烈地流露在他們的作品之中。
我在結束整個金庸評論系列的部分，介紹了我挑選的「四大金庸小說」：《射鵰英雄傳》、《天龍八部》、《笑傲江湖》和《鹿鼎記》，從這四大小說，可以看到金庸的政治觀的發展。我認為這個發展，是從單純到複雜，同時也是從樂觀走向悲觀。
《射鵰英雄傳》是以漢人的宋朝為中心，是個外族入侵、朝廷積弱的局面，英雄俠士的責任就是拚死保衞國土百姓，雖然最後犧牲也是值得的。
在《天龍八部》，漢族王朝已不再是中心，天下四分五裂，多民族的局面，忠奸正邪已變得隨身份觀點而異，蓋世英雄如喬峰，也逃避不過這個命運，最後天地之大，無容身處。世間災難無了期，只能在佛法的慈悲裏尋求個人的解脫。
《笑傲江湖》沒有朝代歷史背景，主題是政治鬥爭，再沒有救世的英雄；武林泰斗，不是野心家就是偽君子，真正的性情中人，最後只有拋棄社會一途。但同時值得指出的是，《笑傲江湖》的主角令狐沖，也是金庸小說中最高貴的道德典範，他的道德情操，表現於他在正邪善惡、真誠與虛假之間良知的抉擇。
我的結論是，比起《鹿鼎記》，《笑傲江湖》的政治觀還要顯得單純而天真，因為政治這個骯髒的問題，不會因個人退隱而消失。只要有人統治，這人就要面對複雜的政治問題，他不能靠武功、理想、個人品德去解決問題。
英雄可以殺身成仁，但統治者卻要盡力維持長治久安。
我說：「表面上，《鹿鼎記》表揚了康熙的成功有為，但這部小說的悲觀，是道出世上原無乾淨的成功，理想必須屈服於現實之下，要得到積極的成就，就必須懂得妥協。到此，金庸從政，也差不多是時候了。」
金庸的死結
查良鏞政治的死結，在於他無法接受民主。他推許人權、自由、法治，主張中國收回主權、成立特區、港人治港，但他深信不能在香港實施民主政治。他在1984年1月9 日《明報》的社評說: 因為實施民主政治，會令香港的穩定與繁榮及現存的生活方式難以保存。他所提倡的政治制度，是以協商方式，產生各行各業的議會代表，然後再由議會代表協商，推舉「市長」。
我要討論的不是究竟這個政制行不行得通，而是在這樣的構想之下，有分量的文化人如金庸所扮演的角色。這個角色，不是英雄俠士的角色，而是幕僚、說客、甚至「國師」的角色，向當權者提意見，力求這些意見得到接納、實施，從而對施政有良好的效果。
然而，這個角色的先決條件是要找到一位英明的領導人，然後爭取這位領導人的信任和重用。世上沒有道德完美的統治者，《鹿鼎記》把康熙寫得那麼英明偉大，也不隱瞞他必須用奸詐而殘忍的手段，而要爭取他的信任，可能就難免要做韋小寶那樣的人。跟皇帝做朋友不是那麼容易的，未當權之際可以做朋友，但要懂得分寸，說話要中聽，知道最終也是主子跟奴才的關係，而到了最後，即使機智世故如韋小寶也吃不消，只能認輸：「老子不幹了！」
查良鏞的角色遠遠不是韋小寶，他得的尊敬，和地位的尊崇，是有目共睹的，然而，韋小寶這個角色，勾劃出極權下領導人的諍友最終可能所處的位置，而在過程中，遠遠在抵達最終位置之前，變化已在不知不覺中開始發生。我們可以看到，金庸在修訂新版《鹿鼎記》的過程中，甚至在其後的評論解讀，把韋小寶寫得愈來愈容易接受，甚至可愛，在文學上在政治觀上都令人遺憾。
在政治觀上，美化韋小寶的角色是不道德的，寫實就是寫實，即使出於政治需要有時要作出違反原則的事情，也不必將它說成無傷大雅，甚至值得欣賞。
從文學上，我更加認為美化韋小寶是敗筆。雖然基於主觀理由我最不喜歡《鹿鼎記》，但我認為這是金庸最成熟，寫得最好的作品。這是金庸突破自己之作，初出版的時候引起了「金庸迷」極大的爭議，正因為韋小寶一反金庸主角的常態，是個低俗粗鄙的小人。但金庸俠士已寫到盡頭，《鹿鼎記》是一部諷世小說，所以主人公恰如其分，也是個市井之徒。《鹿鼎記》寫得好，因為它熱鬧、有趣、從反諷的角度看傳統的仁人俠士的世界。它的成功，在於它的疏離、玩世和嬉笑怒罵，視禁地如無物。但一旦對某些人物變得認真甚至認同，小說便不再疏離了，變成宣揚新的道德標準，為之辯護，失去了原來的意義。
結論
金庸在香港文學政治與文化歷史上的重要地位，無人能質疑。無可否認，他的某些政治立場與做法備受爭議，但他的小說為一整代人帶來了無可比擬的啟發和享受，塑造了一整代人的思想與民族文化認同，金庸，或查良鏞在政治或其他方面的缺陷，也不能抹殺這些重要而獨特的貢獻，為此我們應衷心感謝。
（《明周文化》2018年10月31日）
金庸．查良鏞 1924-2018
文︰吳靄儀 編輯︰馮少榮
查良鏞（金庸）一生兩大成就，一是1955至1970年著作15部膾炙人口的武俠小說——「有華人處有金庸」，風靡散居全球各地幾代人；一是1959年創辦了《明報》，在歷史關頭主導輿論。
金庸小說的讀者遍及社會各階層，令「金庸」成為神話，亦增強了《明報》在廣大公眾心目中的地位，在1967年反抗暴動、在文革狂潮席捲大陸時創辦《明報月刊》立意維護中國文化承傳、在中英談判期間發表大量社評投入討論，表達意見，為《明報》贏得「香港知識分子的報紙」的美譽。
查先生抱負宏遠。然而無論在小說領域或政治範疇，他的成就都有不能掩蓋的缺陷，而身後論功過，也就不是三言兩語或一片歌頌讚揚所能道盡。
我從小愛看武俠小說，金庸小說全部看到爛熟。1982年間與查先生相識也是由此起。當時查先生是廉政公署一個社區諮詢委員會的召集人，據他憶述，一次會議上談論盧景文改編自《天龍八部》的一齣舞台劇，我發表了一些意見，令查先生詫異為何我對金庸小說那麼熟悉。後來，我去了劍橋念法律，寒假回港，他就託董橋約會午飯，表示有意邀請我到明報工作。1984年初夏，中英談判接近尾聲，我放下學業告假回港一年，就在明報兼職，中英聯合聲明簽署之後返回劍橋，至1986年完成學業回港，全職在明報工作，至1990年辭職。那段日子，是《明報》改革的重要時期，更是爭奪香港政治前途風起雲湧的重大階段﹕港府展開代議政制改革、民主派政治團體應運而生、北京展開基本法草擬工程，然後八九民運、六四屠城，然後1990年4月全國人大通過基本法——都在這段日子裏發生。我離開明報之後一年，明報上市。再過兩年，查先生出售明報給于品海集團。很多我任職時的同事仍留在明報，但除了有重大事故，我與明報的接觸已經很少，與查先生亦沒有保持聯絡了。
金庸武俠世界的理想主義
金庸的武俠小說令人迷醉，固然因為情節引人入勝而人物多姿多采，金庸的文筆流暢優美，讓讀者如置身現場，但同時金庸小說為懷念及渴慕中國傳統文化的讀者，創造了一個充滿中華民族歷史文化的浪漫理想世界。這個世界充滿英雄俠士，有情有義，為國為民，表達了中國人崇高的道德精神。江湖風波險惡，但江湖規矩秩序鮮明；強權武力不是一切，最終邪不勝正，縱然在鬥爭過程中不幸犧牲，犧牲也有價值。在戰後流徙的中國人族群中，金庸小說大大滿足了不少人超越政治的民族文化認同。
從《書劍恩仇錄》、《碧血劍》，到《射鵰英雄傳》、《神鵰俠侶》、《倚天屠龍記》，金庸小說的理想主義和民族主義是相對清晰而單純的。寫於1963年的《天龍八部》充滿佛家憐憫眾生的出世觀，什麼是對國家民族的忠誠，大英雄喬峰的下場提供了希臘悲劇式的答案。1967年，文革陰影籠罩下寫成的《笑傲江湖》，查先生承認是一部「政治小說」，但其實寫的是權力鬥爭多於政治鬥爭，以東方不敗影射毛澤東、日月神教影射共產黨，並不影響本書的性質。《笑傲江湖》基本上仍是一脈相承的理想主義和浪漫主義。真正有道德原則的君子如令狐沖，不能改變骯髒的派系權鬥，只能飄然退隱，獨善其身。
真正走向「政治小說」的是《鹿鼎記》。金庸自己的解釋是他要求自己的寫作經常創新，這是絕對可信的。英雄俠義寫到盡頭，改變風格改寫歷史諷刺小說，武林百態亦是諷刺對象，韋小寶無疑是精采絕倫的創作。後來查先生不住美化這個角色爭取公眾接受，實在令人遺憾。《鹿鼎記》是一部大英雄與小流氓的故事，只不過其中的大英雄不是什麼武林大俠而是「明君」康熙。書中的大俠縱有高尚情操，都是空添擾攘，無助挽救蒼生苦難，唯有為國為民的明君才能令國泰民安，四海昇平。在這個制度之下，小流氓奉承大明君比大俠士反清復明更有價值。金庸一反過去風格和宣揚的道德倫理，無怪長期讀者即時激烈反對。要過得20多年，社會變化，查先生再三解說，韋小寶終於不但廣為接受，甚至成了香港人的偶像。
其實，骨子裏，《鹿鼎記》仍然是理想主義﹕康熙不無缺陷，但無減他的明君魅力，寄望「明君」，也是傳統中國思想的核心理念。
查良鏞的政治是非常現實
金庸的武俠小說是理想主義的，查良鏞的政治則是非常現實。最直接的矛盾是關於民主制度。1975年金庸寫成《袁崇煥傳》作為《碧血劍》的補篇，因為袁崇煥才是真正的主角，也是民族大英雄。金庸認為袁崇煥被凌遲處死，不是由於崇禎的一時被蒙蔽，而是兩人的性格衝突注定如此，而一天沒有民主制度，赤膽忠肝衛國保民的大英雄就一天會有此下場。但《明報》的查良鏞極力反對香港實行民主，立場從來沒有改變過。
最清楚的論述見於1984年1月9日，題為〈能不能實施民主政治？〉的社評。他反對實施民主的基本理由是，香港如果實行真正的民主，目前的穩定與繁榮及現存的生活方式難以保存。社評指出香港不少講師、專業人士、學生、作家、活動家嚮往民主，以為民主前途大好，但「我們的看法卻頗為現實，認為在可以預見的將來，即今後三四十年之中，香港殊無可能實行真正的民主政治，因為條件不具備……現實是﹕香港不是獨立國家，並無真正的自主權，當對中國能作出重大而積極的貢獻時，中國可以容忍我們保持現有的生活方式；但當我們成為中國的負累時，中國必定不可能長期容忍，勢必會結束香港特別行政區這種『特別而無益』的行政狀態。」因此，社評主張由各行各業互推代表組成立法議會，再由立法會選舉「市長」，相信這種制度才能長期維持香港的穩定繁榮和生活方式。
查先生在1981年獲愛看金庸小說的鄧小平熱情接見，由此對中國共產黨的開明路線信心大增；這是事實。但我對於林林總總「反共」、「投共」、六四之後又「反共」，後來又「投共」的說法很有保留。查先生自始至終不信任民主，真正相信民主政治對香港有害無益，上述社評是他堅決的看法，而這個看法到今天也有很多人認同。他再三強調，民主作為理想是可以的，現實就不可能。現實政治只容許我們盡力以配合當權者的利益的方法爭取生存空間，所以碰上鄧小平這位走開明路線的領導人，就更值得全力支持。查先生曾經說過，共產黨統治之下，中國大陸起碼穩定；推翻了共產黨，誰可保證取而代之的政權會比它做得更好？動盪比專制可怕，這是查先生深信不疑的理念。
從不信民主 查先生有盲點
查先生的盲點是，他在一篇又一篇社評中極力推薦的香港「八大支柱」——自由、法治、穩定、繁榮——作為保持香港人生活方式的必要條件，又在中英聯合聲明簽署後大量印行附錄了國際人權公約的中英聯合聲明雙語文本，以為沒有民主制度，只要遵守人權公約便可以保持自由、法治，這是個根本性的錯誤，今天我們知道，沒有民主，法治難以持久。但聰明如查先生卻沒有認真思考過。
1985年，查先生受委任為基本法起草委員；1988年11月，他與大商家查濟民聯名提出了極其保守的「雙查方案」長期押後行政長官普選，令民主派大大失望，大學生到明報大廈怒焚方案抗議。至少對我來說，最大問題還不在方案是否過分保守，不在於查先生是否忽然「投共」，而在聯名提案的背後原因是查先生以為得到可靠的北京消息，欽點這個模式為符合中央的意願，會得到通過，成功「協調」了保守派和民主派。這種掩人耳目的表面獨立而背後配合，我認為是不榮譽的行為，背棄《明報》應表現的風骨。查先生完全沒有料到公眾會有這麼大的反應，感到他的好意被人誤解，寫了很多篇文章解釋，但畢竟已不能挽回公眾對《明報》的觀感了。
事實上，在那個年代，《明報》的立場已是十分飄忽，查先生極度重視與北京的友好關係，時時提起《明報》是唯一一份可以進入大陸、直達國家領導高層的香港報章，能對他們有影響作用。他十分在意若《明報》立場「過激」，會令我們失去這個特權。這個情况，在八九民運時猝然改變。《明報》支持學生，全天候守着北京的消息，大篇幅報道，並且越過封鎖，將香港各大報章的報道，天天傳真送達大陸各處。6月初的一個午夜，查先生親身到9樓編輯部跟我們商量，要辭去基本法草委的職務，我們可說是如釋重負。他的辭任，得到香港人的敬重，一起辭職的還有李柱銘和司徒華。《明報》又與民主派站在一起。
但正如「雙查方案」並非「投共」，辭去草委職務也非「反共」。六四屠城，證實是鄧小平下令開槍之後，查先生公開表示他不能再信任鄧小平了。但是對於香港不能實行民主、必須尋求與配合中國利益求全的信念沒有改變。1992年2月25日，他在《明報》發表中英對照的特稿，題為〈香港和中國﹕一九九七及其後五年〉，再次警告香港人不要追求民主﹕「任何民主要求都會威脅到那些領導人的權力。要求民主在中國成了瀰天大罪，正如從前有人膽敢挑戰皇帝權力、覬覦皇位一樣。」
如果明報站在民主世代的一邊
所以，說查良鏞努力為香港爭取普選是完全錯誤的。查先生從頭到尾都反對爭取民主，警告人這對香港大大不利。他分析共產黨政權的說話，今日重看，正確之極，令人凛然。幾十年來，中共沒有進步。無論夾雜了多少複雜的動機意圖，可以相信，他的警告是出自真心的。
事實分析儘管如此，但行動策略不是必須如此。歷史固然沒有「如果」，但當年正是香港人決心爭取唯一可以抗拒「兩制」消失、保障自由和法治的民主制度之際，如果查良鏞的《明報》站在民主世代的一邊，共同智取力敵，誰知歷史不會改寫？「知其不可而為之」，不也是歷史偉大的精神嗎？明報人最痛，就是在最激戰的關頭，《明報》不與香港市民大眾站在一起。
我記得，當年大陸要在大亞灣建核電廠，查先生指揮《明報》堅决反對，因為威脅香港安全。他連連親筆寫社評奮力抨擊設廠計劃，有人問他，假如反對不成功怎麼辦？《明報》豈非碰一鼻子灰？查先生即時回應﹕失敗就失敗好了！為香港應要做的就要做，不計成敗。這不也是查良鏞精神麼？
不念江湖豪傑 念點破執迷老僧
見盡歷史變遷，查先生對身後褒貶應看得很淡了，然而他在世之日，令我最迷惑的卻是為何他那麼在意世俗的認可？無論是否列為「文學」，金庸小說已是並世無雙；無論有沒有名學府頒以名譽學位虛銜，他的博學多才已有目共睹；無論有沒有權貴引為知己委以重任，查良鏞的地位已不能從歷史抹去。一切歸於沉寂，我想念的不是笑傲江湖的英雄豪傑，而是那名看守藏經閣等候點破執迷，超度冤孽的無名老僧。
（《明報》2018年11月4日）
笑傲江湖，江湖尚在？
文︰安徒 編輯︰何敏慧
（明報製圖）
查良鏞日前離世，引起熱議。
惋惜者悼香港失去武俠小說奇才，批評者着眼於查氏之保守政見。
評價可謂南轅北轍，恍似有兩位查良鏞。
但其實，查良鏞具有三重身分：一為武俠小說作家、一為報人、一為政治人物。
以武俠小說作家知名的是「金庸」，世界上很多華人首先是透過接觸金庸武俠小說，或者相關的一系列武俠文化產品，包括電視、電影、漫畫等，才知道有金庸這位作者。這些來自大陸、台灣及海外的金庸小說迷，當中有些甚至寫過金庸小說的文學評論，也不一定認識查良鏞這個「政治報人」。只有長居於香港的香港人才會有機會認識這位《明報》社評的長期主筆，以及對香港政治曾經有深遠影響的查良鏞。他以政治人物出現的時候，其實已經封筆不再寫武俠小說，但留下的影響卻一點不亞於身為小說作家的金庸。
其反民主強辯助建制派30年
筆者有幸在中英談判前後讀大學，在還沒有機會成為金庸小說迷之前，首先已是《明報》社評的忠實讀者，對《明報》社評曾經在六七暴動和文革期間堅定的「批判中共」立場印象猶深。不過在八十年代初，《明報》社評已經慢慢修正為擁護鄧小平的改革派。可是當時的大學生，卻更關心魏京生對鄧小平將會成為新獨裁者的批判，並且頗為一廂情願地，期待《基本法》可以給未來的香港特區，可以為她「後殖民」的未來開放民主發展的契機。所以，大學生並不那麼喜歡《明報》，因為《明報》縱然較有編輯水準，也不屬傳統的左右兩派，但隨着香港前途問題的變化，社評已逐漸變成一個保守派言論的平台，矛頭不時直指還在幼芽階段的民主派。
其實，作為政論寫手的查良鏞，一點都不比武俠小說作家的金庸弱。他在強辯「古往今來，從無一個國家曾以普及的直接選舉選出行政長官」（〈沒有一國的行政首長是直選產生〉，1988.11.25）時所用上的歪理，是千言萬語、連篇累牘地來，令人招架不住。三十年來這些論據已經成了「經典」，建制派反覆吟誦，香港支持民主的人士沒有一天不是和這套查氏反民主論的幽靈打架。
他所總結出的「主流方案」，倡議以「大選舉團」方式選出特首，今天已成現實，但公告當日尚會引起全城嘩然，反對者遍及各界人士與團體：當中包括民建聯的程介南、工聯會的鄭耀棠、還在《明報》任職的吳靄儀、港大學生會前會長張家敏，還有人大代表廖瑤珠，以及當時聲色俱厲的譚惠珠。她說：「如果等到九七後三十年才可以普選行政長官，這太保守了，我不能接受。」（見冷夏《金庸傳》）
可見，當天雖然「民主派」動員不了多少羣眾，但搶着要用支持民主訴求來作裝點的各門各派還是不少。能夠用妙筆把江湖描寫得淋漓盡致的查氏，以知識分子報人身分問政，卻扮演了本土最保守一翼的代言人。今日回想起來，還是令人擲筆三嘆。
倡議遭更保守的保守派修訂
這場發生在一九八八年末，香港體制內爭取民主政制最關鍵，影響最深遠的一役，最後演變為數十名大學生在報社前火燒《明報》抗議，民主派的絕食和遊行，以及派代表赴廣州遞交十五萬人要求全民投票的簽名。請願被拒絕是意料中事，等同宣布「民主回歸」提前夭折。以「雙查」為號的主流方案被草委內更保守的保守派再修訂，為政制發展設下重重關卡。查良鏞大選舉團的建議，尚有第二或三屆以「全民投票」決定接着下來如何落實普選的成分，但隨後卻被更保守派拿走。李柱銘今天竟然緬懷查氏也曾扮演「半個民主派」的角色，聽起來還是覺得帶點諷刺。
可是，畢竟方案是以查良鏞帶頭敲定的，他自然也被視為香港保守政制的設計師，一度也盛傳他將會是未來的特首人選。可是未幾，一九八九年初北京就爆發了民主運動，五月李鵬宣布戒嚴，查良鏞立即辭任草委，《明報》社論讚揚學生運動，查良鏞暫時沒有再以「反民主論者」的形象出現。民主派抗議的「雙查」方案只有幾百市民參與遊行，但北京民運一起，卻有數以百萬人計的人上街，焦點從此再也沒有集中在查氏身上。人們只會在武俠小說和電影上記起作者是金庸。隨後的九十年代，也是金庸小說在大陸風行的年代。
查氏政治身分 大陸文化界沒興趣
在那個國度，金庸不單只是作家，也搖身一變為「學者」，甚至在浙江大學當過人文學院院長以及博士導師。他也曾赴牛津大學遊學，但回來後卻向記者聲稱發覺自己不適合學術工作。不過，這一切都不減金庸小說在大陸成為熱議的對象，皆因為金庸武俠小說既非大陸一般所接受的文學正統，也是「香港地區」的文化象徵。所以，無論是褒揚還是劣評金庸小說，都間接成大陸文化界對香港文化表達其不同取態的媒介，但不管是哪一種立場，共通點就是對金庸背後的真身（作為報人、政治人）的查良鏞，沒有興趣。香港方面，文化界雖然少有介入內地這些爭論，但香港的文化工業，也仍樂此不疲地繼續以金庸武俠小說作為「本地的」文化創作資源。當然，經過重重改編和演繹的金庸武俠作品（主要是電影）還有多少是「忠於」金庸「原著」「原意」，乃是另一個問題。
嶺大曾經有一位研究生陳碩以〈經典製造〉為題寫過一篇碩士論文，比較兩岸三地如何對金庸作品加以「典律化」的狀况，發現只有大陸和台灣熱中於把金庸塑造成具「文學地位」的「經典作家」，香港雖然仍是金庸小說的重要市場，但對於把金庸作品學術化和納入文學體制卻不大熱中。只有金庸本人汲汲於修訂自己的作品，不單要讓它們具有文學分量，更加要渴慕要成為地位神聖的「歷史小說」，擺脫它們作為報章連載的通俗文學的出身。
與港人同成長的「化外」文化
武俠小說始源於游俠文化，在法律蕩然、正義稀缺的時代，以想像的方式滿足人們對公道的渴求，夢想「俠客」可以訴諸私人武力來維護某種低度的正義。但一向以服務朝廷為目的的士大夫階層，對武俠文化大都輕視和排斥，甚至施行查禁，以為這些天馬行空，鼓吹神怪與暴力的作品難登大雅之堂，而且危險及不健康。所以，「江湖—武俠」一直是一種帶顛覆性的「化外」文化。武俠小說的讀者能夠享受的其實是一種「化外」想像的愉悅。
可是，擱了筆的金庸，無論是其政治活動還是退出了政治江湖後所展露的，其實都是「回歸」正溯，尋求體制承認其地位，換句話說就是「自願招安」，自然使其粉絲產生失落和尷尬。香港人長期浸浴過在武俠文化，也不自覺地與金庸式政治話語遺產糾纏，今天值得反思的，既是究竟能否區分金庸與查良鏞的問題，也是與香港一同成長的「化外」文化，究竟還可以往何處去？
與金庸的「經典化」一起到來的不是武俠小說的盛世，而是武俠小說自金庸而絕的憂慮。這個又是否一個關於香港的武俠（歷史的？）小說的題材？
（《明報》2018年11月4日）
憶金庸：獨裁乃中國災難根源
劉進圖
查良鏞先生離世，所有金庸迷都痛心懷念，只能藉着重溫他的作品，稍抒胸臆。我從小看金庸小說長大，由此培養出對中文寫作的興趣，後來投身新聞行業，有幸加入查先生創辦的《明報》，一晃眼便20多年，可說與查先生的文字事業結下了不解之緣。得悉查先生仙遊，心情波動不已，唯有重溫他的舊作，從中稍得慰藉。
《袁崇煥評傳》道德境界最高
個人認為，查先生的作品中，道德境界最高、時代氣息最厚的一部，並不是那15部膾炙人口的武俠小說，而是附錄於小說《碧血劍》書末、寫於1975年中的《袁崇煥評傳》。這部短篇著作解開了一個歷史謎團：為何明朝末代皇帝崇禎冤枉忠臣，錯殺大將袁崇煥，自毁長城斷送江山。
金庸指出：「崇禎所以殺袁崇煥，並不只是中了皇太極的反間計那麼簡單……崇禎於十二月初一將袁崇煥下獄，到明年八月十六才處死，中間有八個半月時間深思熟慮。他曾幾次想放了袁崇煥，要他再去守遼，因此有『守遼非蠻子不可』的話，從宮中傳到外朝來。既然有這樣的話，當然已充分明白皇太極的反間計。」
「然而為什麼終於殺了他？顯然，崇禎不肯認錯，不肯承認當時誤中反間計的愚蠢。殺袁崇煥，並不是心中真的懷疑他叛逆，只不過要隱瞞自己的愚蠢。以永遠的卑鄙來掩飾一時的愚蠢！」
「只要專制獨裁的制度存在一天，大家就只好碰運氣。袁崇煥和億萬中國人民運氣不好，遇上了崇禎。崇禎運氣不好，做上了皇帝。他倉皇出宮那一晚，提起劍來向女兒長平公主斬落時，淒然說道：『你為什麼生在我家？』正是說出了自己的心意。他的性格、才能、年齡，都不配做掌握全國軍政大權的皇帝。歸根結底，是專制制度害了他，也害了千千萬萬中國人民。」
「袁崇煥死後二百三十六年，那時清朝也已腐爛得不可收拾了，在離開袁崇煥家鄉不遠的地方，誕生了孫中山先生。他向中國人指明：必須由見識高明、才能卓越、品格高尚的人來管理國家大事。一旦有才幹的人因身居高位而受了權力的腐化，變成專橫獨斷、欺壓人民時，人民立刻就須撤換他。」
「袁崇煥和崇禎的悲劇，明末中國億萬人民的悲劇，不會發生於一個具有真正民主制度的國家中。把決定千千萬萬人民生死禍福的大權交在一個人手裏，是中國數千年歷史中一切災難的基本根源。過去我們不知道如何避免這種災難，只盼望上天生下一位聖主賢君，這願望經常落空……孫中山先生不但說明了這個道理，更畢生為了剷除這個災禍根源而努力。」
「在每一個時代中，我們總見到一些高貴的勇敢的人，為了人羣而獻出自己的一生……從高貴的人性中閃耀出來的瑰麗光彩，那些大大小小的火花，即使在最黑暗的時期之中，也照亮了人類歷史的道路。」
作者是資深傳媒人
（《明報》2018年11月6日）
愛恨金庸的分裂閱讀
洛楓
【寫在前面】感謝《虛詞》上載我的金庸論述。這篇文章，沒有寫進去一個小故事：劉以鬯生前很不喜歡金庸，那是他仍然擔任《香港文學》總編的時候，自此我沒有再在他的面前提及金庸的作品；如今二人都先後仙遊了，一切江湖恩怨自當付諸水流……如果有人問我如何評價兩人的成就，我會說：1）金庸開拓的是類型小說，劉以鬯開拓的是小說類型，兩人的文學版圖比例很清晰！2）金庸作品給予遼闊的想像界面和閱讀快感，而劉以鬯卻建構了小說技法與時代的穿透力，就是這樣！
我是金庸的讀者，但不算書迷，因為我也看古龍和梁羽生的作品；我開過金庸武俠小說的專題課，但不是專家，因為有比我寫得透徹的學者，例如馬國明先生的碩士論文給我許多詮釋的啟發；我見過金庸，但沒有找他簽名或合照，因為書比人好得太多了！對於金庸的理解，是碎片的分裂，無法縫補許多解釋不清的事理！
第一當然是他的武俠小說，我全部看過和儲存，而且收藏的都是明河版，不是後來畫蛇添足的修改版。其實，我是先看TVB 改編的武俠電視劇，慢慢才讀原著，因此沒有太多人物與演員之間的落差——我的年代，黃蓉是翁美玲、郭靖是黃日華、楊過是劉德華、小龍女是陳玉蓮、段譽是湯鎮業、喬峰是梁家仁……相反的，數十年來香港和大陸的改編歷史裏，真正給我震撼的落差來自一代一代演員選角的美學崩壞，由陳玉蓮、李若彤的小龍女變成小籠包的陳妍希，仿若地獄的驚慄版！原著小說的內容比電視劇容納更多，除了愛情、家國，還有更多政治與人性的諷喻，我常常在課堂上跟學生玩「金庸心理測驗遊戲」，要學生選出最喜愛的男女故事人物，便可以窺見自我的認同與欲望的對象，而結果是大部份男學生都潛意識幻想自己是令狐沖或韋小寶，he-he 的同學會喜歡劉正風與曲洋，有自虐傾向的會選擇李莫愁或天山童姥！
第二是關於「金學」問題，我相信金庸是唯一在世時候已經成為一個「系統」的自我創造者，上世紀八、九十年代，金庸投資巨額金錢，在各處大學設立金庸學術講座、金庸學術研討會，甚至開辦「金庸宴」，那是將小說裏面的菜式烹調出來，例如黃蓉煮給洪七公的菜餚「二十四橋明月夜」等等，橫跨香港和大陸各地城市，他自己本人就是「金學」的推動者，要與「紅學」並駕齊驅，自我「造王」的壯舉！上面說我見過他一次，那是他捐助100萬給某大學設立「金庸學術講座」的典禮上，他帶着年輕30年的妻子出席，我是研究生，負責茶水！
第三是作為知識份子一生與政治糾纏不清的分裂人格，金庸以武俠類型諷刺文化大革命及中共權力鬥爭，曾在《明報》社論批評中共政治，上世紀八十年代卻單獨上京跟鄧小平見面，然後擔任基本法的起草委員，曾與查濟民一起推出保守的「雙查方案」，1989年「六四事件」後又辭退職務，九十年代再任特區籌委會委員、領受大紫荊勳章和支持董建華連任。金庸的生平江湖，比他筆下書寫的世界還要波譎雲詭、兩面三刀，時而是義正嚴詞的喬峰或郭靖，時而是投機的岳不群或韋小寶，搖擺不定，體認了那處有風，那處便有草的搖動！
第四是關於電影的爭議，金庸生平最痛恨的導演是徐克與王家衛，當年《笑傲江湖之東方不敗》和《東邪西毒》一出，他曾在《明報月刊》點名批判，徐克日後討論林青霞的演出時，也不避諱提及。金庸的不滿來自兩個導演對他的故事人物做了天馬行空的改動，尤其是將極度厭惡的「東方不敗」搖身一變而成美艷的女人，最令他難以釋懷和深惡痛絕！究其原因，是極度恐同的金庸無法接受「變性人」的銀幕風情，金庸曾說：「在小說的人物描繪中，我把男性與女性的不同特點區分開來，不喜歡男人的女性化，也不喜歡女人的男性化……東方不敗等傾向於女人，不是女性不好，而是說他們不像男人。」他的性別意識相當明確，所以，不要說金庸開創了「東方不敗」的性別易裝，那是徐克的功勞，祗要翻開《笑傲江湖》的原文，細看形容「東方不敗」的字詞，像「不男不女的妖異模樣、老妖怪、男扮女裝的老旦」，便會發現金庸的恐同情結，當然要殺之而後快，怎能像徐克那樣，拍完續集再續集！
馬國明的碩士論文有一個極厲害的逆反思維：假如「欲練寶典，必先自宮」，那麼證明「葵花寶典」不適宜男人修煉，假如給不需自宮的女人來練，是否沒有走火入魔問題呢？！讀到馬國明這個論述，我簡直如雷貫耳、如夢初醒，差點想找一本葵花寶典來修煉一下！
（洛楓臉書2018年11月1日；另見《虛詞》2018年10月31日）
其龍乎！──論金庸武俠小說版本之多變
霍驚覺（岑朗天）
金庸（查良鏞）逝世，友人在臉書上貼文四個大字：「晚節不保。」隨即有留言謂：「前期中期又何嘗保過？」誠哉斯言。
唯死者已矣，此際全城悼念金庸，若再為文討論其文格人格，實屬不當。我們不宜重提他在基本法起草委員會期間的種種言行，不宜重讀他對行政長官產生方法的各各建議，不必記起當年學生為何要火燒《明報》；至於其如何從反共走上親共之路，在政治正確的標準下，即使檢顧回溯，結論也自該歸結為：大大的一個「好」字。
「識時務者為俊傑」，假如要為金庸平生下一輓語，這七個字大抵是我的選擇。《周易》乾卦《彖傳》：「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金庸是很能看準時勢，乘雲氣上天的豪傑，甚至以「龍」喻之，也未必過態。蓋龍是善於變化之物——在陸為虺，在海為蛟，在天為龍。金庸對待其武俠小說和自我形象的態度，直如龍之變化多端。
金庸1955年始於《新晚報》連載其武俠小說處女作《書劍恩仇錄》，至1972年於《明報》連載《鹿鼎記》完畢，歷時十七年，共創作十五部作品（下文稱為一版）。喜歡優雅文化的他後來以一副對聯總結其中十四部作品（減去最短篇的《越女劍》），即那傳誦一時的「飛雪連天射白鹿，笑書神俠倚碧鴛」。1970年金庸開始大規模修訂舊作，至1980年全部修畢並出版，歷時十年。（下文稱為二版）然後到1999年，金庸再次大幅修訂其二版作品，至2006年新修版《鹿鼎記》面世，歷時七年。（下文稱為三版）金庸這不斷「自我修正」的工程橫跨半個世紀有餘，以三十二年時間戮力經營三大版本，修訂增刪的，不只涉及字句文筆之糾正，凡內容情節人物角色以至寄意，出入差別甚多；封其為「最喜歡修改自己作品的作家」，金庸該當之無愧。
如此反覆變更自己作品，部分更幾可說是二度創作，固然可理解為作者創作態度認真，盡量追求完美，但也同時反映了作者對身後評價之重視。無論如何，其舉措已令後人在討論金庸武俠小說時，不得不先旨聲明，講的是哪一個版本才成。而比較不同版本的異同，體會金庸變化之神技及用心，亦打開了「金學研究」一條康莊大路。
《水滸傳》有「水學」，《紅樓夢》有「紅學」，金庸武俠小說為甚麼不可以有「金學」呢？
對此一思路，以及圍繞金庸作品出現的文化情狀和操作，我曾以「金庸現象」稱謂，並研探其機制，寫入《金學大沉澱：金庸武俠小說之另類剖析（總論）》一書。金庸逝世，「金庸現象」不見得會隨之消失，反而會有再掀高潮的可能。不過如果真的出現下一波「金庸現象」，金庸作品版本之變化，肯定須佔據重要研討位置。何以故？下文即約略交代箇中緣由。
老實說，友儕間近年每論及金庸「版本學」，仍時有情緒反應過大者。很多人不滿意《射鵰英雄傳》新版裡黃藥師和梅超風的曖昧關係，更多人對《天龍八部》新版書末王語嫣追求長春不老並離開段譽，最終留在已瘋掉的慕容復身邊大惑不解。一些女性讀者傾向以金庸「仇恨女人」（或起碼歧視女人）作為解釋。例如金庸筆下的男主角都是他的大男人性幻想投射，故此故事裡的主要女角，幾乎都要愛上男主角（由楊過、張無忌、段譽、韋小寶以至胡斐、袁承志），女角的武功不斷被弱化（例如一版《神鵰俠侶》的陸無雙、一版《倚天屠龍記》的殷素素；一版《天龍八部》的王語嫣叫王玉燕，本來武功比慕容復還要高，二版之後變成不懂武功，只能依附男人），且每每要為男角犧牲。後者例子太多不能盡數，但最慘烈的犧牲情景之一正好就是梅超風替黃藥師擋去歐陽鋒的偷襲；《射鵰英雄傳》新版改動只是合理化她的行為。《天龍八部》新版安排王語嫣最後為慕容復「犧牲」，更可能是金庸不喜歡那個令男主角神魂癲倒的角色，於是既把段譽對她的迷戀程度減弱，再令她莫名奇妙地「港女化」起來，自掘墳墓。
過去用女性主義角度批評金庸作品的大不乏人，較著名的如吳靄儀（尤其在《金庸小說的女子》和《金庸小說的情》裡）、黃碧雲等，因為這是最明晰的一面鏡子。金庸不斷修改其作品時沒有在這方面「改善」多少，顯得對這類批評不太介意。
為甚麼這樣說呢？因為金庸在他處是有因應讀者的反應和要求改動內容的。較著名的例子是《神鵰俠侶》的小龍女，根據倪匡說法她本就該在絕情谷跳崖死去，後來可能怕讀者接受不來而續寫為重逢；《倚天屠龍記》的周芷若在一版裡要削髮為尼，太淒涼，所以二版之後改為與趙敏共事張無忌，大團圓結局；第三版更完全倒向張無忌角度，感情不作最終選擇而暗示可同收四女；《神鵰》原本強暴小龍女的尹志平，因為讀者的反對而在最新版改為甄志丙等等。
必須指出，金庸的「自我修正」工程並不向女性主義批評「屈服」，卻每每走向道德主義的窄門。其筆下的男主角，形象往往愈來愈道德。例如《笑傲江湖》的浪子令狐沖，一版原本與藍鳳凰有一段曖昧關係，二版的藍鳯凰往救令狐沖，變了完全是賣任盈盈的人情。一版《鹿鼎記》韋小寶曾掌摑虐待小郡主沐劍屏，二版改為僅捏鼻臉提耳戲弄她，大大減弱其粗野殘暴的流氓性格。
修訂的道德化傾向不止限於個人。有些道德指向更與政治正確靠攏。舊版《書劍恩仇錄》結局是陳家洛在香香公主墓前憑弔，生起一摟香魂化為蝴蝶之慨。然而三版增寫了著名的「魂歸何處」片段，安排香香公主逝後，於雲端示現，對陳家洛大談《可蘭經》以及諸民族一體平等的道理！
至於《倚天屠龍記》六大派圍攻光明頂情節，明教各人面臨失敗，圍座齊頌聖歌，原本的版本是這樣的：「焚我殘軀，熊熊聖火，生亦何歡？死亦何苦，為善除惡，唯光明故。喜樂悲愁，皆歸塵土。憐我世人，憂患實多！憐我世人，憂患實多！憐我世人憂患多，焚我殘軀歸聖火。」
來到三版，金庸先安排張無忌在故教主陽頂天屍身旁發現新教規（三大令五小令），這些新教規規定教眾不能出仕當官，禁制了教民的政治欲望，於是聖歌的內容也得變了，在「喜樂悲愁，皆歸塵土」之後，加入「萬事為民，不圖私我」兩句，表面上是成全大我，利他主義，比之前的明教形象更見聖潔、道德。
確然，金庸刻意在三版增添的，不少是他對道德、哲理的看法，透過角色的「領悟」、「自忖」和對話而表達。前面提到的《天龍八部》新版結尾，王語嫣忽然「港女化」追求保住青春，便觸發了段譽對佛理的「領悟」。人生無常，生老病死不可免，永保青春根本不可能，只是一種妄念；王語嫣既為執念女，乃不能和段譽這佛教帝王匹配，「回到」瘋子身邊便「合情合理」。與此同時，段譽更悟出他對王語嫣的癡迷只是對「神仙姐姐」肖像的移情作用，當下便「清醒」了。相比之下，王語嫣那一聲聲「我不要無常」，固然令她智商大減，也讓金庸借對她的無形判斷，同時彰顯了自己對佛學的權威認識。
與此相類，三版《笑傲江湖》結尾中的令狐沖，也被刻意安排對人生有所啟悟，而且同樣跟佛理有關。金庸如此寫道：
「令狐冲一生但求逍遙自在，笑傲江湖，自與盈盈結褵，雖償了平生宿願，喜樂無已，但不免受到嬌妻的管束，真要逍遙自在，無所拘束，卻做不到了。突然之間，心中響起了〈笑傲江湖之曲〉的曲調，忽想：『我奏這曲子，要高便高，要低便低，只有自己一個人奏琴，才可自由自在，然如和盈盈合奏，便須依照譜子奏曲，不能任意放縱，她高我也高，她低我也低，這才說得上和諧合拍。佛家講求涅槃，首先得做到無欲無求，這才能無拘無束。但人生在世，要吃飯，要穿衣，告顧到別人，豈能真能無欲無求？涅槃是無為境界，我們做人是有為境界。在有為境界中，只要沒有不當的欲求，就不會受不當的束縛，那便是逍遙自在了。』」
逍遙是道家境界，有為無為也是道家概念，姑不論以佛解道是否適當，金庸筆下的令狐沖至此已由浪子走上人生修行者之途。有為亦可逍遙，或幾可與郭象的「大小亦逍遙」相提並論？
不過，相較三版《射雕英雄傳》裏金庸對郭靖思考所得的改動，段譽和令狐沖也不算甚麼。因為在新版中的郭靖，已儼然由原來腦筋有點遲鈍的憨厚青年，搖身一變，成為一個思有所成的潛在哲人。
相關情節同樣來到尾聲，郭靖拒絕幫助成吉思汗攻宋，隻身離開蒙古南下時，金庸加入了他一大段人生思考。
二版裡的郭靖其實也已有思考練武所為何事，人生目標為何，怎辨正邪，公義為何等，但三版卻加多了兩頁篇幅，由郭靖想到自己請求成吉思汗饒恕撒麻爾罕城的百姓開始，想到撒麻爾罕人不是中國人，而是跟自己不同種族的外國人，救了他們是對呢還是錯？是不是親人才該救，不相干的人大可見死不救。這個問題本來不是書中郭靖的智商所能輕易回答的，但三版的他卻幾乎馬上想出了答案——通過憶起洪七公曾在海上救了歐陽鋒，郭靖推出做人要講「義」的結論。注意，金庸寫的是「義」，不是江湖中人慣常掛在口邊的「義氣」，並且隨即作出說明，所謂「義」就是：中國人有危難該救助，外國人有危難也該救，應做就去做，不該以自己的利益多寡，作為衡量是否行動的標準。
看出來了吧，這完全是義務論和功利主義的衝突，三版郭靖進行了一次嚴肅的道德思考，並且作了捨利取義的選擇。
還不止此，三版郭靖的思考竟又觸及古希臘的靈魂概念；他想到黃蓉掉入沼澤，自己要救她卻救不到，但不要緊的，重要的是動機。自己對黃蓉只消出於真愛，即使黃蓉不幸身死，不管之後上天堂還是下地府，靈魂都已脫離肉身，不受障蔽限制，便可擁有全知，自會明瞭自己的愛意。一念及此，心情也就稍為好轉，不致憂鬱症發作了。
金庸不斷「自我修正」，旨在提升作品的「級數」，動機非常明顯。不過這級數不止於語言文字以至文學上的意義。一版《鹿鼎記》的韋小寶，原是廣東人，懂武功（而且不俗），二版改成地道的揚州人（不再是南蠻），武功差強人意，全憑機靈腦袋和耍流氓戲敵致勝。論者評其為「反類型」的傑作，因為武俠小說的主角竟然不太懂武功，而且不是傳統的正人君子，殊堪稱許。然而，金庸其實早在《鹿鼎記》後記明言，鹿鼎記不太像武俠小說，勿寧說是一部歷史小說（當然還有對文化大革命的政治諷喻）。歷史小說一向較武俠小說雅正，換言之，由武俠小說到歷史小說，是一種「升格」。三版大量加入佛學知識、哲理思考，增強角色道德水平、政治正確程度，大抵是再進一步的「升格」，因為哲理小說似乎又比歷史小說更能登上大雅之堂。
金庸武俠小說版本之多變，反映了金庸積極向上的自我經營。如乾卦由初九爻動而上騰，見龍在田，夕惕若，或躍在淵，終望飛龍在天。其如龍乎？能戰於野，亢龍未悔，吾輩豈及之？是為悼。
（《虛詞》2018年11月2日）
金庸求做穩建制派的一生
盧斯達
金庸死了。
也許金庸最大的好處和壞處，都在他會寫東西這一點。金庸一手寫小說，一手辦報寫社評。才子聲名鵲起，又涉身於傳媒，政治自然就會找上門。很多文藝菁英或學術翹楚，最終都無法守住，半推半就或者一心求政治的事功。
一個文人，而且是中國傳統文化薰陶出來的士大夫人格的文人，是不可能一世寫文章，做一個好作家就了事的。因為士大夫人格講儒家，講經世致用。士大夫的基本修行路徑是「致物致知，誠意正心」，然後「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
後來的中國皇帝為了獨攬大權，排斥功臣和貴族集團，創造了科舉制以考試取士，將一部份平民提升為官僚階級。其實事情揭穿了，只是大有為的皇帝要將權力集中，不願再與父祖一輩的功臣和皇族成員分享權力。但這畢竟促成了階級流動，新貴的士大夫，產生了帝制也能夠開明的想像。這便是延續至今的魯迅猛烈批評過的折衷主義。近世新儒家在帝制文化中求開明，金庸也說過中國最好是行「開明的社會主義」。
中國士大夫的救世之心，即由此而起；帝師情結，由此而生。每一個士大夫最終服侍的對象都是皇帝和統治者，希望向統治當局反映意見，甚至分享權力。金庸寫小說受歡迎，旗下的報紙有影響力，所以在主權移交前的談判時期，成為中方其中一個重點拉攏對象。之後的事情成為金庸的污點。然而這並非人在江湖身不由己，金庸出身於江南名門望族，書香世代，恐怕「經世」之心是早就有的。
年輕時金庸考入國民黨的學校打算報效國家，中共建國後又去過外交部求職，都沒有成功。後來逃到香港辦報，因為在議論大力反對文革，成為親共派追殺命令的對象。但大亂過後，國家還是國家，81年鄧小平邀請金庸見面，他就去了，而且日後多次回顧，可見對於士大夫文人來說，接受皇帝召見是多大的榮寵。以前各種陣營變換，也都值得了。
屈原宮怨不受楚王寵幸，但金庸幸運得多，馬上受到統戰，然後在80年代的政制談判，成為當然的玩家，坐落在保守派的一方，88年推出代表中國立場的「雙查方案」，將政制民主化急凍在非常保守的狀態。
一年之後，六四鎮壓，北京的民主運動流血了，而且是鄧小平下的命令。金庸又悲天憫人起來，表示對鄧小平失望，並辭去基本法草案委員的職位。殺人之後，皇帝想必又在某一次呵護他一下，士大夫的臣子病又發作，便是「臨表涕零，不知所言」，又從了。
1999年，金庸在中國的「新聞業機制改革與管理會議」中，發表題為《兩種社會中的新聞工作》的演講，親切的叫着「毛澤東主席」、「如今，中國的政權十分穩固，江澤民主席領導黨與國家，朱熔基總理辦事，堅持改革開放政策，全國人民擁護，團結在中國共產黨的周圍……」跟寫小說的金庸，是兩套話語。才子的文字好，但你永遠不要墮進去全盤相信。
金庸又表示：
「……解放軍負責保衛國家人民，我們新聞工作者的首要任務，同解放軍一樣，也是聽黨與政府的指揮，團結全國人民，負責保衛國家人民。我們跟隨黨的政策，不是甘心作黨的工具，受它利用，喪失作一個誠實的新聞工作者的良心與立場，而是盡一個愛國公民的職責，保衛國家，不受外國的顛覆和侵略。」他的演講在香港也受到不少非議，金庸也因此與發表批評的《蘋果日報》交手。現在找到的演講全稿，也是因為金庸認為《蘋果》斷章取義而自行提供。
但作為後人也得感謝金庸留下文稿，不然我們無法了解現實比小說更離奇。韋小寶在清人面前，也沒有金庸的入戲。金庸自此再沒有和皇帝鬧翻了，自在故國如魚得水。而後《明報》易手，香港政制得出最保守的方案，之後一切都是歷史。
文學和小說，只是文學和小說。作者是存在於實際社會和政治組織中的人，而中國傳統又從來是講求權力的。「書中自有顏如玉」是中國士大夫文化很徹底的披露。金庸那一生，可以用「一世做穩建制派」來概括。他年輕時投向國民黨，因為國民黨是建制派，中國的唯一統治者；後來他從了中國共產黨、從了社會主義，因為這也是中國唯一的統治者。就算文革殺了多少人，六四殘害了一代年輕人，那又如何，國家還要過日子。沒有這國家，他們就沒有國家了。
這並不是隨風擺柳，而是士大夫一向自我定位於權力階層之中。士人、文人、士大夫，生來就應該分享權力。因此我不相信金庸會有甚麼陣營之見的心障，津津回味與統治者的親切見面，大概也是真的。
間或有一些過度簡化的意見，將金庸受到的非議定性為「大中華與本土」之爭，或當年雙查方案是「出賣民主」。不，你得從中國文化的原型和高度去看，才能理解金庸的代表性。在侵華時期長大的人，自然是至死擁抱着富國強兵的中華民族愛國主義，這也不是很壞。很多人都是大中華主義的。但令金庸在談判桌上對香港反戈一擊的，並不是大中華情結，而是士大夫人格。因中華文人對皇帝的召命，毫無抵抗力，很多鬧劇和悲劇都是這樣發生的。
金庸在《笑傲江湖》的後記說：
「……中國人在道德上對人要求很寬，只消不是損害旁人，就算是好人了。《論語》記載了許多隱者，晨門、楚狂接輿、長沮、桀溺、荷丈人、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等等，孔子對他們都很尊敬，雖然，並不同意他們的作風。 」也許我們都可以說，我們仍然能夠尊敬金庸的跨地域甚至跨文化的文學成就，然而，金庸的一生仍是中華士大夫的活化石。在士大夫的系譜中，經世之用，拜倒在統治者腳下成為「建制派」，成為當然的勝利者，才是主流；隱士、流浪者、狂士，崇尚無用之用的，是隱埋的支流。
中國士人或廣義中國人是不做隱士的，他們都有文化基因種下的權力飢渴。而權力只能臣服而問皇上索要。在取得權力和虛榮的過程，旁人他地故鄉或者避難所的事情，自然變得不再重要。在特殊的過渡時勢之中，好人也可以做至大的壞事；何況是集文人商人於一身、靈巧如蛇的金庸？
中國下層人民永遠要做穩奴隸，而士人階層則永遠要做穩建制派，這是中國。相比很多前清遺老、南來文人，想做帝師而終一生沒有得到，金庸算是最成功的了。至少他取得了一些經世致用的幻覺、見過聖上一面、摸過軍機處外面的一塊，在香港也擔過一些權力的虛銜，對士大夫文化的末裔來說，也算是死無遺憾。
（《方格子》2018年10月31日）
金庸與我
李怡
死者為大。一位蜚聲華人世界的名作家之逝，這兩天可說頌揚之聲響徹香江，各類相識的、不相識的或近年才攀關係的，都發聲了。我本不擬再湊熱鬧，但昨天年輕朋友Nora轉來網絡年輕作家盧斯達一篇文章，Nora附言說：「金庸先生和你是好友嗎？希望不要介意我share這篇文章，今天看完後反思良多。我事前都不清楚這些事，如果屬實的話，我覺得他在不同階段選的路，好像是你的完全相反。」
我看了這篇文章，並回覆她：「算是認識很久。盧斯達說的都是事實，我了解更多。你的想法也恰當。」她再覆我：「我覺得真是可惜呢，這麼有才華的人，後世（特別是年輕人）提到他時總避不了要提起這些觀點，他一路寫作遠離政治就好了。」
盧斯達的文章開頭說：「才子聲名鵲起，又涉身於傳媒，政治自然就會找上門。很多文藝菁英或學術翹楚，最終都無法守住，半推半就或者一心求政治的事功。」接下來就講到金庸在1981年與鄧小平見面後的保守言行，其中特別提到他1999年所說的：「新聞工作者的首要任務，同解放軍一樣，也是聽黨與政府的指揮。」
我同金庸認識數十年，雖交往甚少，受他的影響卻甚多。中學時期就讀他以姚馥蘭筆名寫的「影話」專欄，溫馨好看又知識豐厚，其後讀他以姚嘉衣筆名在《大公報》的專欄，追讀他在報上的武俠小說連載，看《明報》社評。我的中文基礎，從他的通俗流暢充滿文字魅力的文章中得益不淺。他的作品改編電影的第一波粵語片熱潮，是我建議我父親李化的峨嵋公司開始的。
60年代在難民潮、「寧要核子，不要褲子」的中共國策，特別是文革和67暴動中，《明報》的報道和金庸的社評，與當時的左派輿論是對立的。我站在他的對立面，稍稍參與論戰，但他的文章顯然更有說服力。我當時與《大公報》有獨立思想的編輯私下談論，也覺得他以一人之筆，可以說是橫掃千軍。
1981年與鄧小平會見，是金庸在政治上向中共回歸，而我正是那一年與中共關係割離。二人走了相反的路。其後他在反對香港回歸中國的問題上，寫的社評還是很有份量的。直到中英簽署了《聯合聲明》。次年，他受邀參加中共的《基本法》起草委員會。記得他第一次去北京開會後回港，寫了「參草漫談」，大意是：香港97後只要維持法治、自由就好，民主非必要且有害。這是否他從北京得到的訊息？我在《信報》回應，大意是：香港的法治自由，是源於宗主國英國的民主的保障；97後換了沒有民主的宗主國，香港的法治自由如何保障？金庸沒有回應，卻突然邀我為《明報》寫專欄。我婉拒。從那時起，到他退出《明報》後的言論，民主都不是他的選項。我的評論一直與他意見相左，但無礙見面仍是朋友。
金庸回歸中國政治後的轉變，太多讓人皺眉的事，「雙查方案」、「解放軍頌」只是其中一二。他的轉變對我後半生的影響也很大。因為我看到，一個寫一手好文章的人，論政就好了，參政真是不適宜，政治醬缸不是給書生們混的。至於辦傳媒，因參政而讓媒體這公器變成私用，亦有違媒體道德。我多次拒絕「政治找上門」的機會，永遠選擇與政治權力保持距離，並永遠採取對權力置疑的理念。這不能不說是從金庸的行事帶來的警覺。
（《蘋果日報》2018年11月2日）
管窺金庸的內心世界
文、圖：蘇賡哲
去年，一位《明報》的退休長者，交託金庸《天龍八部》手稿一張給我拍賣。只不過一張很普通的原稿紙，拍出的成交價連佣金是十九萬五千五百元。這可能是香港在世作家最值錢的單張手稿。拍賣結果雖然有報紙報道，但在社會上沒有引起多少人注意，似乎大家都覺得是理所當然，就是應該值這麼多。
此外，還有友人交來兩套明河社版金庸著作，表示如果請得作者簽名，願付酬金二萬元。以前恭維文人，常用「一字千金」這濫調，對金庸來說倒是看不起他的貶義了，他是一字五千金。
曾聽過一個關於這位富豪一毛不拔的軼事：他小時讀過書的中學，有位學生病急乏醫藥費，同學們想起這位老學長，聯名致信求助。金庸的援手是贈以簽了名著作全套。於是人皆譏其吝嗇。其實，如果是全套小說每一部都簽了名，市值數十萬，可能足以應付醫藥費了。而金庸只不過簽簽名而已，此所謂雙贏也。
金庸處理金錢的方式非普通人所能理解，倘若能理解，人人都是億萬富翁了。
倪家兩兄妹，妹妹苦求加稿費，答覆令人失笑，「吝嗇」、「摳門」、「孤寒」什麼形容詞都適宜； 但金庸一知道她兄長喜歡一張價錢相當駭人的書桌，立即不動聲色送上門。難測歸難測，坐擁巨資總是事實，而且看來絕對保證不會像蓋茨他們那樣裸捐。這就不能不提老掉牙的往 事：李敖當面嘲笑他是偽善者。金庸自稱佛教徒，李敖質問說，佛經講「七財法」等捨棄錢財的佛理，你有這麼多的財產在身邊，你說你是虔誠的佛教徒，你怎麼解釋你的財產？
質問之餘，李敖還說：「金庸所謂信佛， 其實是一種『選擇法』，凡是對他有利的，他就信；對他不利的，他就佯裝不見，其性質與善男信女並無不同。」其實信佛與否、真信或假信、迷信，無所謂善惡，只能說是虔誠或虛偽，而不是真善或偽善。金庸確實是「選擇法」的信。我常覺得，像弘一法師那種捨棄塵世一切的信，在智慧之外，還要有一份傻氣。金庸這種聰明人，則只能做到「佛教為我所用」。他是用佛教來減輕精神上的痛苦。
金庸熟知各大宗教教義，佛教對人世之苦的解釋最能引起他的共鳴。李敖沒有讀過 《天龍八部》，不知道此書是金庸對人世諸種悲苦最淋漓盡致的傾訴。以前，人們常說《金瓶梅》是一部苦書，寫盡人被慾望所苦的眾生相，《天龍八部》一出，論藝術氣魄之宏博精深，堪稱絕然迥出《金瓶梅》之上。
綜觀金庸生平，相信在精神上最大的痛苦，是愛兒在美國自殺。
喪父和喪子都是喪失至親，但喪子的悲痛，素來稱為失明之痛，其苦在喪父之上，因為做父親的會在傷痛中不斷追憶兒子小時何等可愛可親，但對死去的父親之小時，根本不會有，也不可能有任何感覺。我還認為，一個大腦愈發達，想像力愈豐富的人，喪子之痛會特別强烈，因為他會不由自主，不斷去想像孩子辭世前的悲苦絕望。一位同樣有此遭遇的寫作人告訴我，他在兒子輕生後，憶子近狂，走在街道上看到近似兒子背影的年輕人，會苦苦跟在後面，希望前面回過頭來的是自己的兒子，當然最後是一次又一次絕望的醒覺。
臨牀心理學家指出，喪子的父親，經常會非理性地去想像自己在兒子悲劇中的責任，甚至會想像出虛構的責任使自己更痛苦。傳俠如果因失戀而自盡，已足使父親陷入痛苦深淵，假如真的是為了父親要離婚，那種負疚感自更難承擔。所以，金庸利用佛學來減輕痛苦，沒有什麼可嘲笑。未經此苦而質難，可稱涼薄。當然，在真正以虔信要求來衡量，這種佛學的利用有機會主義、實用主義意味，這是金庸性格很重要的一部分。很多人不明白，他為什麼在寫出《天龍八部》這本武俠小說的頂峰之作後，還要以反武俠的《鹿鼎記》作為封筆。
因為他在傾訴盡人世之苦後，必須為自己寫一部心靈自傳、性格自傳。韋小寶就是他性格的投射。
出身海寧世家的金庸，安排韋小寶在妓院長大，是對自己因士大夫身份飽受形象壓抑的倒戈一擊，是一種自我解脫。不過，因身份而來的個性壓抑，有時是不自覺，自己給自己製造壓抑的，韋小寶如是今人，只願和他七個老婆胡天胡帝老去，決不會在風燭之年還要去牛津劍橋讀個博士學位。
金庸以無原則有底線的性格通吃民主和專制兩陣營。在香港和台灣，他有很多茅十八和陳近南這種好朋友，但當他遇上鄧小平， 做了中南海座上賓，就是韋小寶在深宮遇上小玄子。1967年港共反英抗暴，他以天地會堂主的凜然正氣備受左派痛斥為「豺狼鏞」， 1989年辭去基本法草委、諮委，則是他的底線。但小玄子一招手，他膝蓋立即又軟下去， 在「喳」的一聲後，看着小玄子的臉色，重新荒腔走板地頌聖，叫新聞工作者要學解放軍那樣聽黨指揮。韋小寶比較幸運，他對小玄子肉麻到荒唐地步的面諛，傳不到宮外天地會朋友耳中，金庸的謬論，很快就由現代媒體傳遍天下。其實這種兩邊逢迎的人，香港多的是，台灣也不少。很多台商在大陸做生意，滿口統派言論，實際投的是民進黨的票。不過金庸令人嘖嘖稱奇的地方，在於他上了香港富豪榜後， 沒有像韋小寶遠走他方，而是繼續奔走權門和「名門」。當然，韋小寶之遠走是不能見容於朝廷，而北京始終對金庸予以禮遇。
我相信金庸到創作韋小寶的年紀，心中那團對浪漫愛情的憧憬之火已經熄滅了。雖然他喜歡讓人知道他是徐志摩的表弟，但他那表兄的終身浪漫並因而家破人亡，在他眼中應屬愚蠢無可藥救。
他與俱進的「情退慾猶存」，在人世間可以說是正常現象，而這又是韋小寶無愛有慾，樂於和七個老婆大被同眠的靈感由來。
在上文我曾說過，大腦發達，創作力豐富的人遇上喪子不幸，應會比其他更痛苦， 但上帝是公平的，他的補償是讓這種人也因為豐富的想像力在性愛想像方面得到更大的樂趣。
生物學家指出，人最重要的性器官不是下體，而是大腦。下體的性歡樂只是原始本能，大腦發達者對性的想像和敏銳的感應，會替人帶來較強烈的歡愉，尤其在得手與未得手之間，更是性想像自由飛翔的廣闊天地。韋小寶不會寫武俠小說，但他機靈善變，當然也就是大腦發達的人，所以他能從女色得到較大歡悅，歡悅一大，胃口就更好，慾望亦就愈熾熱。
金庸的愛情觀和情愛歷程，很多人談論過。我特別注意他在《天龍八部》中所創作的馬夫人。這使我聯想起「民國第一才女」，梁啟超的兒媳林徽音。這種美女不一定淫蕩，不一定紅杏出牆，但她覺得上天令她降生於世的唯一任務就是令男人流鼻血。所以天生麗質難自棄的她每天的功課是向不同的男人「放電」，用男人的垂涎證實自己的生命價值。金庸曾在美女如雲的電影公司工作過，大有機會碰上這種女明星。不過，金庸其實是男版馬夫人，他放的電是男女老幼通吃的文字電，而且不以武俠小說的文字為滿足，還要加上「博士」、「博士導」這些化妝品。你不難想像， 如果聽見有人說「從不看金庸小說」，他會怎樣想。
蘇賡哲
文學博士，1968年創辦新亞書店，曾任珠海學院文史系副教授，前作家協會秘書長。從事寫 作數十年。單行本著作有《郁達夫研究》，《文學、世態、情》、《百劫蒼茫閱世心》、《聽我說愛憎》、 《嘉芙蓮是一頭貓》、《風流消費 學》及大學預科教科書《中國文學常識》等。
（《明周文化》2018年10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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