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暮黃昏話金庸
張五常
金庸謝世，追悼、評論的文字無數。是應該的。十八年前，為了回應北京寫手王朔對金庸的批評，我發表《我也看金庸》，提到「說金庸作品暢銷，不大正確。金庸是一個現象……總銷量達一億，看來毛語錄的世界紀錄將來可能被老查破了。」今天看真的是破了：一個英語電台報道，查先生小說的總銷量達三億！
一位廣州的同學說她沒有看過金庸。我促她趕緊買些看。過了一天，她說新版有售，但舊版被搶購一空，問我何解。我說自己喜歡舊的，認為新的有些地方改得不好。我歷來認為可能自己以先入為主，看到新版有異，就看不慣，但今天的市場搶舊棄新，可能真的是改差了。不能說最原始的完全不要改。例如《碧血劍》初出現時，袁承志的大師兄名為林大可，到後來卻變作黃真。
一九五四年，《書劍恩仇錄》在《新晚報》出現，我和西灣河太寧街的朋友就開始跟進了。查老對我們這一代的影響深遠。約十年前一位朋友要求我替他的馬匹起個名字，我問他該馬是怎麼樣子的。他說有灰白色的毛，我就建議用「雪山飛狐」這個名。不久前該友買了新馬，再要求起名，指定要與航空有關，我想兩分鐘就建議用「天池怪俠」。建議與接受皆容易，可見查老小說的普及，自成一家。
說起來，我算不上是個受過正規中文教育的人。皇仁書院最低的第三級也沒有過關。八二年回港任教職後，林山木邀請我寫專欄，我勉為其難地嘗試，雖然初時有朋友代為修改一下，但過了不久就寫成今天這個樣子。來得那麼容易，有三個原因。其一是抗日戰爭在廣西逃難時，有一位跟着一起逃的是國文老師。他帶着幾本詩詞古文的書，在夜間要我給他用樹枝生火，他就着火光朗誦，我在聽。年幼時過耳不忘是母親傳給我的。其二是開始用中文動筆時，先有林山木後有舒巷城替我修改一下文字。其三，最重要的，是當年多讀金庸的武俠小說。我是從香港讀到加拿大讀到美國那邊去。
說金庸的中語文字上佳當然沒有疑問。但他是浙江人，對平仄的音律處理得不夠好。例如在《碧血劍》中有一個回目，起為「懷舊鬥五老，仗義奪千金。」二四六分明，上下聯的第二個字皆仄音，違反了中國的文字規格。不單是對聯回目，文章內也往往有平仄規格的要求。這方面，浙江、上海一帶的人是比不上廣東或四川的了。
我見過金庸三次。第一次是一九九Ｏ年的春夏之交，凌晨二時多，我正在睡，收到梁鳳儀的電話，說查先生要見我。起初我以為是查濟民，但聽下去卻是從來沒有見過的查良鏞。我當然樂意，叫梁鳳儀替我安排時間。殊不知鳳儀說：「查先生要你現在去，在山頂道一號，他在家等你。」
那麼奇怪。約凌晨三時我駕車到查宅，是一間獨立房子，進門後見到一排一排的線裝書，在書架上放得很整齊，彷彿沒有人翻過。有女傭款待上佳的茶。我遊目四顧，什麼都很整齊，一塵不染，跟我自己的書桌歷來亂七八糟，只餘約兩平方呎的空位寫文章，要找什麼則大聲求救，差太遠了。
查先生出現，給我看一封英文信，記得是《南華早報》的信箋，內容是說要購買《明報》，出價可觀。查先生說，他老了，要退下來，因為見到我的中語文章寫得生動可讀，希望我能轉到《明報》去替代他。這麼突如其來，我不知怎樣回應。他知道我是港大的經濟系主任，不容易離職。大家傾談了約一個小時，約好日後再談。
大約過了兩個月，我收到他的一封信，說他在比利時看牙醫，回港後會再跟我討論過檔《明報》的事。後來遇到一位熟知比利時的人，問他該國是否精於牙術，他說不知道。
再過幾個月，我邀請了剛來香港的劉詩昆到港大的一間音樂室演奏琴技，請了數十位知音人，查老也來了。詩昆演奏後我見到查老小心地扶着胡菊人下梯級，心想，外間傳說查、胡兩人有過節，應該不嚴重。前幾天查老謝世後，想起故交，我掛個電話給蔣芸，問她菊人與戴天怎樣了。蔣芸說，兩位皆在加拿大，生活寫意。我囑蔣小姐向胡、戴二兄問好，也要說我常想念他們。
詩昆演奏後，在香港大學特別為我們安排的自助餐晚宴中，我見不到查老，想來他是先行離去了。跟我同桌的當然有詩昆，也有我第一次見面的林燕妮。我這個人永遠是本性難移，美人一定記得，何況燕妮是個才女。香港的確是奇人雲集，以人口的比例算，內地輸了幾條街。才女是一回事，她的弟弟林振強是另一回事的天才了。若干年前在台灣跟振強同桌晚宴，我直對他說他是個天才。
查先生再沒有跟我聯絡關於任職《明報》的事，而過了不久大家知道于品海接手了該報。二ＯＯＯ年一月，為了回應北京作家王朔寫《我看金庸》對查先生的嚴厲文字批評，我發表了《我也看金庸》。《明報》的朋友說，查老當時在英國，讀到我的文章很高興。
大約二ＯＯ二年，在杭州的一次晚宴中，查老跟我坐在一起。他提到我寫的《也看金庸》，要求我讓他放進一本文章結集中。我當然同意。該文結尾時我寫道：
我認為在多類小說中，新派武俠最難寫得好。作者的學問不僅要博，而更重要的是要雜──博易雜難也。歷史背景不可以亂來，但正史往往不夠生動，秘史要補加一點情趣；五行八卦要說得頭頭是道；奇經穴道、神藥怪症，要選名字古雅而又過癮的；武術招數、風土人情，下筆要像個專家；詩詞歌賦，作不出就要背他一千幾百首。
雜學不容易，要加起來更困難。風馬牛不相關的事，要有超凡的想像力才能合併得順理成章。武功本身多是虛構，併之以雜學是另一重虛構了。一般小說的虛構可信，但武俠小說是不可信的。事實上，可信的武俠不好看。但太離譜的─取人首級於千里之外的─也不好看。新派武俠小說的成功之處，就是讀者明知是假，但被吸引着而用自己的想像力，暫作為真地讀下去。
打打殺殺的故事，像美國的牛仔片那樣，是不容易有變化的。引進旁門左道的雜學，加之以想像力，而又把故事人物放在一個有經典為憑的歷史背景中，從而增加變化，是一項重要的小說發展。然而，能如此這般地寫得可以一讀再讀的作者不多。梁羽生在《白髮魔女傳》之後的變化就越來越少了。
金庸舞罷歌臺；我自己日暮黃昏。回想二十八年前跟他的簡短交談，感受上是在跟他對弈，因為他感染着我要推敲他是在想什麼。不是舒適的感受。我平生遇到過的學問高人無數，查先生是其中一個。只他一個給我那樣要推敲的不舒適的奇異感。從我的視名頭如糞土的個性選擇，查先生是個不容易交為朋友的人。
（《信報》臉書專頁2018年11月6日）
金庸就是金庸
沈西城
金庸逝世，萬眾同哀，我忝為其一，惟哀者非其年老去世，而係文豪不再。人人說金庸了不起，怎的了不起？一句話，雅俗共賞，達官貴人，林下名士，販夫走卒，讀之皆不忍釋卷。世上有華人之處，必有金庸小說，流傳至廣，柳永不逮也。年來，分析金庸小說專著亦復不少，倪匡、陳墨、嚴家炎，楊興安等，各陳其說，卓然成家。珠玉在前，不敢掠美，毋妨說說身邊瑣事以饗讀者。金庸三段婚姻，前二段均以失敗告終，獨有中年後的那一段，維繫至今情不變，因兩人年齡差距頗大，事前無人看好，倪老爺一瓢冷水澆頭淋，呱呱大叫：「老查格段婚姻我弗看好，老夫少妻難長久。」天下事，無絕對，慧黠如倪匡，也有漏眼時。查太阿May十六歲遇金庸，今逾花甲，恩愛逾恒。倪老爺子今回眼鏡砸爛，滿地碎片矣。芸芸諸友中，《明報》大掌櫃戴茂生慧眼別具：「我覺得查先生跟阿May會長遠，他倆的關係很有趣，既是夫妻，亦似父女。夫勤妻賢，父慈女嬌，打風不掉。」當時無人信服，如今戴公墓木已拱，不得不佩服他看人測事之明。阿May未識金庸前，是北角金舫酒店七樓蜜月酒吧的女侍應，芳齡十六，攢錢留學而當臨時工。某夕金庸上酒吧寫稿，阿May上前招呼，日久，成了忘年戀（註：有關阿May出身，傳言頗多，大多係穿鑿杜撰，伊非風塵中人而係兼職求學的乖乖女）。今年十月一日，我重遇老同學陳冠生，他是七十年代阿May的同事。在WhatsApp裏這樣說：「金庸現任妻子Julia是我七十年代的同事。老闆是美國人，他擁有Jeans East、假髮廠、泛亞電影公司、廣告公司等等。那時我們一班同事經常出來玩，很開心。她在公司是出名靚女，很多人追她，唯獨她只喜歡金庸。她說金庸很細心，品格高。」重品格，輕金錢，幾十年來阿May都緊守。貴為查夫人，她低調自處，從不揄揚，傳媒邀訪，都會以金庸所創凌波微步，偷偷溜掉。陶傑見她勞碌，勸她旅行散散心，婉聲推拒，並說：「目前最重要的工作便是一心一意照顧金庸。」以金著喻之，活脫脫便是小龍女。
有人以為金庸拙於辭令，實則非也，江浙人土，粵語多不靈光，一講，準吃螺絲；若然易以上海話，當會口若懸河，滔滔不絕。我可沒亂說，實有明證。七十年代初訪渣甸山查宅，用滬語採訪，說話順溜，沒半點兒拖沓。上海老大哥周清霖早年來港訪金庸於山頂道大宅，滬語交談。回憶道：「人家講金庸閑話弗靈光，啥格事體，流利得弗得了格哉！」非獨不拙於辭令，還口舌便給哪！七十年代《明報》獨樹一幟，作家爭為副刊撰稿而不得。蔡瀾亦係其一，結果由倪匡施計賺得查先生青睞，得償所願。可明報稿費其實不高，以我為例，一千字六百五十，他報八百字，一千大元，可見差距。男作家心寬皮薄，不便作聲。女作家不同了，亦舒、林燕妮不服，雙雙要求加價不果，寫文章怒責金庸刻薄吝嗇、編輯大驚，請示查老闆。金庸回道：「罵由他們罵，稿子照登。惟稿費一個子兒都不加。」二姝不服，口誅筆伐。查大俠嘻嘻笑：「林姑娘，你有了錢亂花，加了也花掉，加啥！」又對倪小妹說「呀！倪小姐，你工作忙，沒時間花錢，加了不用，加啥！」兩大辣妹子啞言無語，乖乖，稿子照寫。金庸一生喜讀書，求學問。董橋悼他云：「金庸先生一生讀書，晚年還去英國讀博士，那是他的抱負他的心願。其實，金庸坐在那裏不說一句話依然是金庸，不必任何光環的護持。」正合我意。查老一去，文壇寂然，萬丈光芒何時重現，我問誰去！
（《蘋果日報》2018年11月4日）
誰為獨立傳媒呼號
何良懋
查良鏞（金庸）先生上周逝世，香港文人辦報的「教主」大去，從此載入史冊，只是蓋棺尚難論定，尤其他對香港新聞傳播界的貢獻，誰能定奪？他在傳媒行業表現並非沒有可詬病之處。
金庸上世紀80年代末擔任《基本法》草委所提出「雙查方案」爭議不休，就是他的報社編輯部同事也不齊心，非指編採人員的政治取態，而係報業主被抨擊沒有把編輯自主落實。
金庸似忘了新聞行規中，最不欲業者也成為報道對象。那表示報界不能既是班主又是球員，甚至兼做球證。根據行業準則，新聞從業人員須釐清角色衝突和利益衝突。金庸以報業主身分包攬「雙查方案」在自己報紙的報道手法，那是明顯掉進「家族報紙」盲點，純粹倚靠有錢（出錢辦報）的話事，未放權予前線人員按傳媒規律處理。
歷史真弔詭。金庸沒有履行他曾服務《大公報》主筆張季鸞所揭櫫「四不」原則：不黨、不賣、不私、不盲。不私者，不可公器私用也。金庸在80年代末或急於爭取北京讓香港享有「高度自治」，在所辦的報紙推廣他那套香港前途設想，以時間換取直選。連老闆也來「阿王賣瓜」，就引發大學生走到明報大廈火燒報紙。
新聞傳媒與權力中心的對弈是個永恆習題。金庸以文人辦報，取得香港在左右派政治對立下的獨立聲音，難能可貴。或許金庸報國心太強烈，當年以為中國大陸明君當世，亟待外力「勤王」，堅信「明教一出誰與爭鋒」，卻在傳媒操守上滑一跤。與強權「行得太埋」絕非書生辦報的終極關懷所在，傳媒天職正是要監察權貴！
結果，一場八九六四的轟天血雷，驚醒多少傳媒人，在淚影中不斷沉思，今天中國何時才有真正的獨立媒體，恆以守護公眾利益為己任？
（加拿大《星島日報》2018年11月5日）
憶查良鏞
古德明
十月三十日，《明報》創辦人查良鏞去世，社會響起一片頌揚聲，我無以加焉，不妨談談當年在他手下任職的經歷。
我加入《明報月刊》，任總編輯，是一九八九年五月中旬事。上任第一天，查良鏞召我到他辦公室短敍，說創辦月刊，旨在發揚中華文化，促進中國民主，而要促進民主，與其對中共不留情面大張撻伐，不如多進諍言，善加獎借，誘其走上正道。這方針我當時絕對贊同。當時正值天安門廣場民主運動風起雲湧，人人都滿懷希望。
但是，六四槍聲響起，希望一時都變成絕望。查良鏞親撰《明報》社評，說對中共不必再存幻想，什麼諍言獎借，都不會有用，這些話我當然也贊同，隨即廣邀健筆，對中共口誅筆伐，略無顧忌。這樣過了將近半年，其間我工作非常用心，讀者反應也很不錯。到了年底，卻傳來風聲，說查良鏞要恢復諍言獎借的方針。我最初不大相信，認為他在六四之後既然說得那麼清楚，立場不可能幾個月就改變。我繼續打鼓罵曹。
於是，一九九零年初，一年一度加薪的時候，我是月刊同事之中唯一不獲加薪者。查良鏞向下屬傳達意旨，習慣不落言筌。雖然他從來不炒人魷魚，我也不能逆其意行事。
一九九一年初，我辭職他去，在《明報月刊》前後只工作了二十個月。
（《蘋果日報》2018年11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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