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城兄說，「要尊敬金庸」，我本來不想談，但網絡上已有人談及，我也不妨談談自己的看法。面書本來就是讓人們閒聊臧否人物的平台。
談到查先生，我認為必須分開前後，一個是獲鄧小平接見之前的查先生，另一個是獲鄧小平接見之後的查先生。
前一個查先生我是非常尊敬的，甚至是非常敬佩的。他的《明報》和《明報月刊》是我重要的精神糧食。查先生獲鄧小平接見後我對他的敬佩打了折扣，特別是他風塵撲撲跑到深圳覲見許家屯，提出《雙查方案》後，我對他的尊敬大幅削減。俟後，他出任浙江大學文學院院長歷史系博士導師之後，他的多番言行，令我對他的尊敬蕩然無存。因為後一個查先生完全否定了令我所敬佩的前一個查先生。
西城兄對查先生是近觀，或許有發現查先生未為人知的優點，我對查先生是遠望，我所望見的也是大家所望見的，故不妨公諸於眾。下文是我記述與查先生唯一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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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請鐵凝吃飯我作陪
我不記得是那一天，反正是鐵凝在港短短這幾天內，我忽然接潘耀明電話，說金庸先生邀請鐵凝和我吃晚飯，我只考慮片刻便答應了。我當然知道，查良鏞老闆要宴請的是鐵凝主席不是我，只因為鐵凝是我的客人，潘耀明又得通過我去邀請鐵凝，不好意思把我甩開吧？也順便邀請了我。我與金庸雖然有點芥蒂，曾著文批評過他， 但君子坦蕩蕩，沒有甚麼是需要迴避的。
我與《明報》及查良鏞先生欠點緣份，在開辦自己文化公司之前我是一個自由投稿者，可是卻從未向《明報》投稿，而《明報》〈自由談〉卻是最多大陸仔投稿的園地。等到我自己創辦《東西方》之後卻與《明報》發生些許磨擦，前面已有述及，在此不贅。而2003年，我又寫了一篇談論金庸的小文──《譽之極至，謗必隨之──冷眼看金庸小說的爭論》，這篇小文是編者力邀下才產生的。我在文首說：「本文題目，原是三年前席間的閒談。1999年12月我在大陸參加陳序經（前嶺南大學校長、暨南大學校長、中山大學副校長、南開大學副校長，全盤西化的提倡者）學術研討會。宴會上一位來自北京的學者端木正教授（前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的女兒端木美（中國社科院世界史研究所研究員），突然問我，作為一個香港人，對北京近日關於金庸小說的爭論有何看法？我當時說：『這是沒有必要的爭論，譽之極至，謗必隨之』，並簡略談了我的觀點。原無意訴之文字，但《香江文壇》主編漢聞兄一再邀約，衹好應命。」
我在這篇小文裡說：「《金庸傳》的作者譽他為寫『寫武俠小說的『世界第一俠筆，寫社論的香江第一健筆』有沒有問題呢？絕對沒有問題……《信報》老闆林行止先生，雖然也有『香港第一健筆』之稱，但兩人沒有太大矛盾。……查、林兩君只是一前一後，互相輝映，並且相信林君也無意與『查大俠』於香江論筆，爭第一。金庸小說爭論的由來，不是出於他的小說，而是出自小說之外的因素。……金庸被抬舉已久從八十年代起……溢美之聲從未間斷，有沒有問題呢？絕對沒有問題……金庸的武俠小說被吹捧為『文學革命』，金庸也被吹捧成『文學大師』……而且高踞中國現代文學第四把交椅，把茅盾等都壓下去。……甚至有人建議提名金庸參選諾貝爾文學獎。……一波又一波的吹捧抬舉，金庸已儼然成為國際級『文學大師』了……這一來令文學界頓然省悟，他們可不是鬧着玩的，是來真的的了。於是再也不敢掉以輕心，這才出現鄢烈山的《拒絕金庸》和王朔的《我看金庸》等『批金』文章，一場金庸小說爭論也由此而起。』」
至於我自己的觀點毋須贅言，只須看小標題可知。文章的小標題是：〈武俠小說終歸祇是武俠小說〉，〈金庸所獲得的尊榮是單純由武俠小說帶來的嗎？〉〈大陸的文學批評的墮落與進步〉」。武俠小說的人物和故事情節有很大隨意性，無論甚麼事情都可以突然而來，毋須鋪墊，讀過文學系，遍讀世界名著的人，很難接受武俠小說是嚴肅的文學，金庸是頂級的「文學大師」這種說法。故我在最後一節說：「聖人曰：『大位不以智取』，我認為大名也不可智取，像『文學大師』之類大名如以智謀取之，往往適得其反，即使得逞於一時，往往也為日後帶來罵名。此即譽之極至，謗必隨之也！……十年後，大陸的文學界有人對金庸『文學大師』表示『拒絕』，把武俠小說從文學的神龕上搬下來，放回坊間通俗的攤檔上，顯示大陸的文學批評已有長足的進步，我感到欣然。」
2005年江蘇的電視台訪問我的朋友原南京大學副校長董健先生，就大陸把金庸的武俠小說編入中學教科書的問題問他的看法，董健不僅公開表示反對，而且還引述我跟他在閒談時說過的批評大陸過度捧承金庸的話。事後他還打長途電話給我詳述其事，談了將近一個小時。董健與我同齡，是中國極少數敢言的知識份子之一，我們有不少共同的觀點。
我上述言行，相信金庸是清楚的，金庸想宴請鐵凝順便請了我，可能是他的大度，我的應邀自然不是為了吃一餐，而是顯示我的坦蕩。我不記得晚宴是在那間酒樓，只記得我得我到酒店去接鐵凝，聯袂赴約。進入席間才知道晚宴只有查先生、查夫人、潘耀明、鐵凝和我。席間的談話內容我已不記得了，只記得大家都盡量避開談小說和武俠小說，我是盡量低調，不亢不卑，那次也是我第一次見查先生。鐵凝離港前雖然她的秘書跟我交換電話和電郵地址，但她返京後我再也沒有跟她聯繫，所以我跟鐵凝不能算朋友，只是工作關係。
（寒山碧臉書2021年2月19日）
讀者回應：
Sk Cheung：
竊以為對金庸不必苛責，人在江湖，身不由己！雙查方案作為一家之言，後來成為不少草委的共識，對其中是非也無需較真。整個《基本法》就是一道緊箍咒，港人就算是孫悟空再生也無法逃脫。現在的《國安法》更加直截了當！再者，金庸應張浚生之邀出任浙江大學人文學院院長並擔任博士生導師，其間發表媒體應像解放軍那樣聽黨指揮的宏論，使本港輿論界為之譁然，董橋表示驚詫及難以認同。此舉固然不足為訓，但他畢竟沒有出任過政協委員或人大代表，對此不可略過。至於其武俠小說作品，能否列入嚴肅文學，愚意以為見仁見智，無需深究。但不能不承認其文字功夫一流！
寒山碧：我只是不贊成對金庸過度吹捧而已。
Sk Cheung：實際上連吹捧也不應該。過度當然更不妥。但金庸本人也不見得開心度日--其長子自殺，續娶者出身灣仔杜老誌，頗有竊竊私議者。原不能跟梁羽生琴瑟和諧家庭幸福相比！
MauChiWang 繆熾宏：https://gbcode.rthk.hk/TuniS/app3.rthk.hk/mediadigest/content.php?aid=1692&fbclid=IwAR3OqI56pJLh7nN-WKMSi6RFTQxxf-UmAUtD-10pKi--3hsPbplnWPd92Cc
寒山碧：謝謝繆兄分享。
MauChiWang 繆熾宏：寒老：20多年前，我曾用曲筆寫了對查良鏞的看法。
譚志強：查良鏞學長有很多不同面目，主要的有三個，首先是作為報紙老闆的查良鏞，基本上是一個孤寒利獨的文化商人，和香港其他老闆無異。其次是在親共反共之間反覆橫跳，最後舐共至死的典型政客豺狼庸。再次才是曾經寫成14部暢銷武俠小說的作家金庸，但是，這個金庸在寫完"鹿鼎記"停筆之後就已經死亡了。
寒山碧：同意所論。
MauChiWang 繆熾宏：
在我內文中，曾引逑這一段：“ 台灣資深新聞工作者司馬文武在《陸鏗回憶與懺悔錄》的序言中，有一段這樣說話：「近代中國大陸出現不少傑出記者，尤其在對日戰爭前後。不過，他們在戰亂政治漩渦中，逐一淹沒了。任何一位有良心的記者，都無法對不義的社會，長期保持超然與客觀的態度，因此早晚必定被捲入去他們在國共鬥爭的夾縫中，根本無法找到新聞記者的生存空間，他們被迫選擇立場，結果他們的命運可想而知。」
事實上，在《明報》與查良鏞報人成長生涯中，香港是最有機會可以置身於國共鬥爭夾縫外，也是最有可能辦一份真正「有容乃大，無欲則剛」報章的。大抵上，筆者認為查良鏞在創造、鞏固與令《明報》成長上，他的確是中外傑出報人，但是，也許這亦是人性的本質或弱點。在八十年代查良鏞參與草委一役上，間接令到《明報》踏上政治「不歸路」，同時他也揚言《明報》是他個人私器，這種種言論及政治行為是令人惋惜的。在《金庸與報業》一書中，張圭陽假如加上上述更尖銳及批判的分析，相信會令其作品更有說服力。 ” ……由這角度去看，林行止的成就比查良鏞更高了，因林懂得運用香港曾幾何時有的政治中立之優勢去獨立评論兩岸四地的政局，雖然到今天，一切均已經不復存在了。
寒山碧：林行止有大陸生活經驗，對老共沒有幻想。
譚志強：寒山碧 老查幫紅媒打工多年，老爸被共產黨無罪槍決，後來咪一樣對共產黨有幻想，舐共至死，人之不同，各如其面，和有無在大陸生活經驗，關係不大。
譚志強：寒山碧 現在海外不少小粉紅、五毛黨、 側翼、第五緃隊，還有台灣的“紅統份子”，亦是如此。
寒山碧：譚志強 曾在大陸生活必知老共本性。其餘則是選擇不同。
（寒山碧臉書2023年2月19日）
从《金庸与报业》看报人与政治互动微妙关系
缪炽宏 新观点顾问公司董事总经理 ／ 市场研究及资讯科经理
资深新闻工作者张圭阳，最近出版其在香港大学毕业哲学博士（历史学）论文改编后的作品，名为《金庸与报业》，该书可算是在近十年香港新闻界内尚佳之作。
《金庸与报业》是张圭阳以近代史之方法，去叙述、评估与分析《明报》，自一九五九年创刊后，在查良镛领导下发展史实，从而综合查良镛在香港过去半个世纪中，如何在转变中的动荡政局，香港九七回归所呈现的政治与经济现象、分治的海峡两岸现实，以及香港民主发展中，《明报》与查良镛在这些大是大非问题上的立场及取舍。
本文重点是透过该书去看上一代报人与当时政治气候互动的微妙关系，藉此检视一个核心问题：作为一个知识份子的报人，能否有一个独立于政权以外的人格与报格？香港又是否有这些土壤？未来的前景又是如何？
报纸是老板的私器
《明报》的诞生与成长，可算是标志香港在过去五十年的种种宏观与微观的社会，经济与政治变化，推而广之，也概栝了整个中国的变化。张圭阳在《金庸与报业》一书中，清楚交代了查良镛透过《明报》所呈现的四种精神，分别为（一）高举儒家思想、（二）强烈民族意识、（三）崇尚自由及（四）反战。在查良镛一代报人身涯中，以下事迹可以说是有其极代表性意义：
第一，在一九六二年四月期间，因国内难民涌入，《明报》在报导与评论难民问题上，与本港左派立场南辕北辙，在一九六四年十二月，查良镛展开与《大公报》的笔战，当时查良镛是这样写着：「金庸出身自《大公报》，自然深知你们对付异己的态度。我们决定刊登『五月人潮』消息，金庸内心难道不怕么？......知道这是一条充满荆棘的艰难道路......」
第二，一九六四年十月，随着中国在新疆试爆核子弹成功，查良镛以反核及赞成全面毁灭核弹，遭新华社以「反共反华，亲英崇美，背叛民族立场」回应。
第三，在文革期间，《明报》及查良镛以大量来自国内「原始资料」（即红卫兵的编印小报），去分析国内局势，彭真何时下台，以及在一九六七年五月《明报》发表多篇由查良镛撰写社评，如《中共是否即要收回香港》（五月十八日）、《英国的香港政策》（五月十九日）等去分析当时中国政局。
第四，在整个八十年代，当香港面对前途问题，在香港回归中国道路与进程上，查良镛更扮演举足轻重角色，他分别出任香港基本法草委会及其中甚吃重的政制小组港方组长。其间，香港进行了广泛而激烈的政制辩论。此外，在广东省内大亚湾兴建核电厂也引起社会及中港关系强烈分化。其时，《明报》及查良镛均积极参与其内。曾任《明报》督印人的吴霭仪有这样体会：「社评涉及中英、中港的事情，永远不是一个社评主笔的事情，而是查良镛许可的立场。如香港的直选，民主建设的速度等问题，都要与他讨论后才执笔，要经过潘粤生（总编辑）修改，或是经徐东滨（主笔）修改，才能见刊。」
由此可见，在八十年代期间，查良镛对《明报》立场控制，在上述问题上，非常严格，也难怪他表示「报纸是老板的私器」，他有权表达他的看法。「新闻自由，是报社员工向外争取的，而不是向报社内争取的。报社内只有雇主与雇员的关系，并没有谁向谁争取自由的关系。」
政治立场与取舍
在上述所阵列四个时期中，我们可以清楚看到，在年仅三十五岁的查良镛于一九五九年创立《明报》之际，从一开始，正如张圭阳分析，查良镛希望《明报》最初是一份小报，走偏锋，并利用一些小市民感兴趣的话题，再配上他的武侠小说去吸引读者。随着岁月的冲击，中国政局转变，也在查良镛早年敢于与左派划清界线，因而成为中港台及全球华人尊崇对象与报刊。《明报》因而被视为一份拥有独立报格知识份子的报刊，也赢得很高的清誉。笔者认为，这是早年查良镛的成就，也藉此奠定查良镛成为全球华人地区报界典范。
但是，早年查良镛的成就，也是间接成为晚年查良镛失误或晚节不保的潜藏原因。查良镛曾说：「我的立场，就像一双笔直筷子，从来没有改变。改变的，只是桌上摆设食物的圆盘」。《明报》与查良镛在有关中国问题上，他常被讥笑批评为机会主义者，也有人说他是左摇右摆的墙头草。笔者认为，除了八九年六四事件期间查良镛可歌可泣的表现，查良镛最大失误便是未能在八十年代中期，拒绝中国政府邀请加入基本法草委会及其后一连串中方为收回香港所设置的委员会或担任其智囊。假使在这期间，查良镛能断然拒绝这些被统战的机会，他往后成就或留给后世作榜样，可能会有更高的评价。这即是说，查良镛作为上一代知识份子报人，最终未能成为一个独立于政权以外的独立个体，实属有点可惜，这个观点，也一直是笔者详细阅读《金庸与报业》一书时，一直在脑海中徘徊思考的课题。当然，像这样「主观」的结论，查良镛也未会认同。
新闻界独立政权以外
台湾资深新闻工作者司马文武在《陆铿回忆与忏悔录》的序言中，有一段这样说话：「近代中国大陆出现不少杰出记者，尤其在对日战争前后。不过，他们在战乱政治漩涡中，逐一淹没了。任何一位有良心的记者，都无法对不义的社会，长期保持超然与客观的态度，因此早晚必定被卷入去他们在国共斗争的夹缝中，根本无法找到新闻记者的生存空间，他们被迫选择立场，结果他们的命运可想而知。」
事实上，在《明报》与查良镛报人成长生涯中，香港是最有机会可以置身于国共斗争夹缝外，也是最有可能办一份真正「有容乃大，无欲则刚」报章的。大抵上，笔者认为查良镛在创造、巩固与令《明报》成长上，他的确是中外杰出报人，但是，也许这亦是人性的本质或弱点。在八十年代查良镛参与草委一役上，间接令到《明报》踏上政治「不归路」，同时他也扬言《明报》是他个人私器，这种种言论及政治行为是令人惋惜的。在《金庸与报业》一书中，张圭阳假如加上上述更尖锐及批判的分析，相信会令其作品更有说服力。
当前香港正充满着无数的市民怨气与不满，在发生香港大学「钟庭耀事件」后，特区首长或透过其高级私人助理干预学术自由，香港知识份子的腰骨有多硬，新闻界能否独立政权以外而去监察政府，这些大是大非问题，都是与本文主题有着密切关系，也值得新闻界及每一位港人所深思反省的。此时此刻，香港更需要有一个独立于政权、敢于批判政权的声音。
（《香港電台網站‧傳媒透視》2000年8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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