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4月27日 星期二

路雅:信任

除了關懷,真誠與信任;無需演出的必要

猶太人教仔的故事,把兒子放在高高的火爐頭上,然後對他說:撲過來啦!兒子說:爸爸,好高呀,我怕。父親說:不用害怕,你撲過來爸爸會抱緊你。我怕掉在地上啊。不用怕!爸爸你也不相信嗎?於是那孩子便撲過去,做父親的立即撓手,讓他掉在地上,跟着便對擦着涙的兒子說:「孩子,記着了!甚麼人也不可以信,即使是你的父親!」

與老胡在新都戲院商場開藍馬音樂書屋,曾發生過一段很有趣的被騙小插曲。我們租了個二百呎也不夠的小店,兩面牆壁都是上手留下的貨架,正好要來放書,中央放了個地櫃,上面做了個放唱片的貨架,插放着兩排黑膠碟,還有兩部錄音機,那個年代為客人錄歌可以無本生利;我喜歡做這樣的生意。

那時正值夏天,我們忙於開箱把書分類上架,有個踏單車的送貨工人,肩膀搭着條「祝君康健」的汗巾走進來,放下包用報紙裹着的東西,拿送貨單叫我們簽收,三十六元六個用銻片做的包伙食用的碟蓋。我和老胡面面相覷,不知老趙買這東西幹麼?但還是付錢把它收下來。

老趙回來,知道我們買了這包東西,劈頭第一句:「發神經!」

我和老胡啞口無言,回想又真的愚蠢絕頂,單據上只印公司名,連地址電話都沒有,哈哈哈⋯⋯

兩人乾笑兩聲,自我解嘲地散開了。

三十六元買六個銻蓋,沒有懷疑被騙,因為不是甚麼大數目,但當趙友信對我們說他怎會買這東西時,不用查證,都應該想到幾個碟蓋的價值一定少於三十六塊,那麼他不是只為騙取十元八塊?

從這件事情的發生,令我想起猶太人教兒子的故事,不要輕信別人,即使是親父!我只是不明白為甚麼人與人的交往,要利用別人的信任去換取那麼微薄的利益?

多年之後,在一個偶然場合與林永鴻閒談,說起我與胡玉庭在新都商場,開設藍馬音樂書屋被騙的事,他笑着對我說:

「我在灣仔開精品店,也遇過同樣的事,說出來更攪笑,我的情況比你荒謬,上午同事在場視察裝修,收到一包這樣的東西沒機會告訴我,下午我睇地盤又收到一包,哈哈哈⋯⋯」

男人和女人買東西最大的區分是如果沒需要,男人不會去跑店,買了付錢便離開,女人買東西是一種樂趣,東挑西揀,看完再看,講完價,還會叫售貨員拿件新的才肯付錢。

八十年代香港很多名牌都沒專門店,我有一商會朋友,開了間小店在銅鑼灣利園山道,專賣名牌手袋。他告訴我那年代在灣仔唐樓有些老師傅專做A貨,手藝好到真假難分,他店內展賣全部都是正貨。那年代日本經濟起飛,他主力做日本人生意,無怪他識兩句日語,有客人看中的手袋,議好價錢便跟客人說,窗廚上的手袋展銷了段日子,不好賣給你,往店內拿個新的,結果又一個A貨出了門。買了手袋的人可能一輩子都不知道她的是A貨,那麼真與假又有甚麼關係呢?

老婆最大的享受是假日往超市買日用品,還有便是逛百貨公司。買洗衣機和風扇是重點項目,跑完這家跑那家⋯⋯

「拿着地拖談心半句鐘!不然又對着瓶面霜冥想。」女兒有時也沒耐性陪她。她說母親習慣交淺言深,所以永遠不會買到過期的食品。

超市的價錢此起彼落,女人心水清,知道甚麼時候出擊。人老了慢慢就覺得沒有誰騙誰,騙與被騙,也不一定被騙者吃虧。

記得聖經曾這樣說過:「在你們的地收割莊稼,不可割盡田角,也不可拾取所遺落的,要留給窮人及寄居的,我是耶和華你們的神。(出埃及記 23章22節)

一般女人都貪小便宜,特別是上了年紀更喜歡討價還價。我就曾經向老伴表示,我們不是甚麼有錢人,但也不憂柴米,她喜歡在小檔買生果,囑她別跟哪些公公婆婆講價,開價便買不好麼?最好是買貴了十元八塊,能夠讓他們背後開心,不是比減價更有意義嗎?

當然知道說這番話會被罵,但仍然是說了。

我們不是呃呃騙騙過了大半世麼?原來幸福不僅來自樂施,多留點尊嚴給有需要的窮人,別露出刻意的痕跡,因為除了關懷,真誠與信任;無需演出的必要。

2021年4月25日


「給愛德琳的詩」是理查德·克萊德曼 的一首很出色的鋼琴音樂,旋律優美輕快,充滿感情。

2021年4月26日 星期一

許定銘:胡馬依北風

今晨出門散步時,是華氏五十度左右,閂了木栅,頂着北風穿過馬路直入木獨公園。不知何故忽地想起〈胡馬依北風〉,胡馬就是這樣依着北風走的嗎?讓北風刮着臉,讓北風捲起鬃毛,讓北風穿透全身,讓北風吹來故鄉的風物……,我緊緊的摟抱着外衣,唉,我是胡馬嗎?我是胡馬嗎?

〈胡馬依北風〉出自兩漢時佚名文人的《行行重行行》,原文:

行行重行行,與君生別離。
相去萬餘里,各在天一涯。
道路阻且長,會面安可知?
胡馬依北風,越鳥巢南枝。
相去日已遠,衣帶日已緩。
浮雲蔽白日、遊子不顧返。
思君令人老,歲月忽已晚。
棄捐勿復道,努力加餐飯。

此詩淺白,作者思鄉愁緒濃郁,尤其思念某君,情深化不開。父母早已不在,我倆連兒孫三代共九人均居於此,存亂世而闔家平安,夫復何求?還有甚麼需要掂記的?是甚麼一直鬱結於心不去?是甚麼惹人愁思?或許就是那一點,就是那一點……。

我讀《行行重行行》是一九五七至五八年的小五時,應該是老師選教的課外讀物。老師姓鄧,忘其名,是位三十歲左右的年輕人,很用心教學,戴金絲眼鏡,外貌端正,可惜曾患天花,輪廊完美的臉上留下點點豆皮。

他教〈樑上有雙燕〉、〈慈烏失其母〉……等淺易的詩歌,我們還琅琅上口,唸得搖頭晃腦。可是,讀到《行行重行行》的思鄉念君,就無法領略。鄧老師吟哦之時眼泛淚光,而我們則是無意義的隨口跟。於是,有創作慾特强的人來了:……胡馬依北風,鄧雞食檸檬,食到滿臉豆皮窿……。

給老師改花名,似乎是學生的專利,但,何以會是「鄧雞」呢?事隔六十多年,鄧老師這匹胡馬是否已依北風回去了?還是像我一樣,孤獨地在木獨公園裡,讓北風狂刮……。

──2021年4月

2021年4月22日 星期四

路雅:債務重組

如果戰爭已經結束,那一紙債劵還有什麼意思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香港的印刷業得以逐漸恢復。據《中華印刷通史》記載,一九四七年香港有印刷廠一百六十五家,我剛巧是該年出生。

當年香港印刷從業員二千三百一十四人。在這些不多的印刷厰中,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是活版印刷,平張印刷主要是石印;這種用石版的印刷方式可算是柯式的前身,我出道的時候已經消失,據一些老行尊對我說,那個年代搵食艱難,人浮於事,不容易找工作,即使得到店鋪僱用,很多都要擔保,做掌櫃的還要交按金。

「這是甚麼道理?光顧你們買紙,沒有回扣,卻要加1%的店佣。」七十年代初我們由經營中文打字發展到印刷,第一次買紙的時候,拿着張發票呆了會兒,問那洋紙經紀。

「這是行規,公司員工的下欄。」他施施然地答。

入行日子久了,慢慢知道從前不同行業有不同的規則,印刷業也存在它獨有的特色,當年的洋紙業沒有固定送貨員工,每日有一群人聚在紙行外,伺機替店鋪送貨,他們送洋紙的方法,是兩個工人一起用擔挑,把洋紙像布匹那樣搭在上面,掆着兩端送去印刷廠,加零一店佣是給兩個工人的送貨費。

從昌業大廈遷去登龍街之後,生意做大了,我們根本就不夠錢營運,這天紙行的行街上來追債,我們正在接見當年的中大學生報總編黎廷瑤,洽談下年度的中大學生報。

「胡先生!你們好,支票準備好了沒有?」紙行行街問胡玉庭,見我正在送客,朝我加了句:「別又叫我白行啊!」

公司的大門一向長開,我待黎廷瑤的身影消失在梯間的轉角後⋯⋯

「你老闆!」我忍不住咕嘟了一句,接下來是老胡擘大喉嚨,我與他相識多年,從未見他駡人駡得那麼兇:

「無錯!是我們欠你錢,我們唔啱,你沒見我有客人在麽?你這算甚麼態度,跑上來吵吵鬧鬧,我們接不成生意,怎找數給你!」

那行街目定口呆地看着他,沒有作聲。

我理直氣壯地說:「剛才不是在電話裏告訴你我們在見客!叫你改天上來又不聽。算啦,我會和你老闆交代。」

他像隻喪家犬一樣,夾着尾巴走了。

我和老胡相視而笑,欠人錢還駡人,這是甚麼道理?回心想想,六十天的帳期,結果是欠了人家八個月的債,道理上怎也說不過去。

當年公司在兩間紙行都有戶口,一間是老字號的裕福,另一間是啟生。選啟生做主要供應商,直到與麥釗往見劉啟良商談還款,才証明沒有揀錯供應商。

「你們的藍馬印務欠了我們紙行八個月數,不可能再供紙給你。」他頓了會兒,繼續說:「如果沒紙,你們就不可能繼續做生意。」

「是呀。」麥釗與我異口同聲。做不到生意,就不可能還到錢。

「繼續賒數給你們,是害死你,」劉啟良是個五、六十歲的老闆,頭頂微禿,他皺了下眉頭說:「這樣啦,以後現金買紙,欠我的錢分期還給我。」

劉啟良沒有去法庭告我們,欠債還錢乃理所當然,他甘願再冒一次險;因為時間拖長,很容易變成資不抵債。

一九七五年,藍馬搬去灣景樓,業務已漸上軌道,我準備結婚不久便離開藍馬,另起爐灶創立特快印務,做碎件和速印,多年後我轉做有限公司的時候改名特藝印務,順理成章啟生紙行做了我公司的主要供應商,直到它結業!每次與行家和客人提起啟生我就豎起大拇指,劉啟良是個好老闆!

當年我還在藍馬的時候與他達成的協議,按照計劃一年內完成。

我們信守諾言,提前五個月還清欠債,原因是生意好的日子賺多了錢,除了每月定額還欵,還悉數拿去繳債,超乎劉老闆的要求。

印刷以石去數算印張,原來是來自石印,所以直到今天我們仍源用三千石表示印三千張,可是,我還是不明一拎紙為甚麼是五百張?

我依稀記得劉啟良送我們走時那幕,溫純的目光,老一輩都是這樣教導我們,做生意信用很重要!

2012年3月22日


我們信守諾言,堅持理念!

2021年4月21日 星期三

許定銘:幾間一九七零年代開在快富街附近的書店

許定銘:幾間一九七零年代開在快富街附近的書店

昨日重貼我二零一二年寫的〈二樓書店〉,有讀者留言:

新亞書店曾於87~88年在彌敦道近弼街開二樓書店,不知有否記錯?

我與新亞蘇兄認識六十年,對新亞書店歷史知之甚詳,隨手即答那位讀者「那不是新亞」。其後阿蘇卻答我說「是新亞,在中華書局樓上」。

我十分驚訝!一向對記憶很自負的我受到打擊:開始老人痴呆了!其實,是否痴呆一點不重要,因為新世代的人會患上此病的機率不低,只能「煮到嚟就食的無可奈何」;我常常掛在口邊的話「記憶是最不可靠的,一定要講史實」才重要,趁如今還清醒,就談談一九七零年代,開在弼街鄰近「快富街」附近的幾間書店。

大約是一九七五年前後,那兒最大的書店是「馬健記圖書公司」,它開在亞皆老街與快富街之間的通菜街上,靠彌敦道那面的一零九號左右,近千呎的鋪面,賣的多是台灣出版,香港重印的通行書,以驚險、奇情、神怪的內容為主,頗受一般讀者歡迎,其門如市,生意相當好。

我之所以知道得那麼清楚,是因為創作書社就開在它對面的閣樓。我這人很隨便,對日子總記不牢,但地點卻錯不了,那是通菜街一一四號的利民大厦,在先施公司的背面。是間雜貨鋪存貨的自由閣,不從店內上樓,得利用大厦的大樓梯上十幾級,在升降機口即可見到。整個空間約二三百呎,有一排小窗向街,能清楚看到通菜街往來的人車,可以對窗羨慕馬健記的客似雲來。

此店有一整面的大門,有一兩呎高的巨石屎門檻,門檻兩邊要各放兩級活動的樓梯,出入十分不便,這樣的小「豆腐店」,當年也要六佰元月租,賣的是本地純文學創作外,還直接批訂台版冷門出版社的文學書。每次有人客來,木樓梯響兩聲上的,再來兩聲下的,除了聽「音樂」,認為它也有個保險,覺得偷書贼會嫌離開時太麻煩,不肯來。錯了,有次訂來了大批台灣「普天」的文學書,剛整理好,進來一個守規守矩的年輕人,把他帶來的書包放在新書堆上,看了一回書,沒買,跟我點頭微笑,禮貌地取回書包走了……事後我才發現他書包壓着的那疊新書,少了十幾本!這間創作書社只開了幾個月,後來就搬到灣仔的軒尼詩道去。

陳溢晃的正心書店當時在快富街和西洋菜街的轉角處,距創作書社是一箭之遙,也開在閣樓,不過它有自由梯上落,百呎左右的小店,賣的以舊書及旅行書為主,因為溢晃以逢星期日帶隊旅行謀生,書店只是聯絡站,旅行券則多交到友店代售。他的這間舊書店歷史悠久,就是現在的「香山學社」。

那段日子我住在洗衣街近太子道,伊利沙伯中學對面的伊利沙伯大厦。每日收店,會沿快富街走到洗衣街左轉回家。忽一日,見轉角處的閣樓開了間一兩百呎的小舊書店,上去看看,見店是新開的,書種相當不錯,但不是香港文學和新文學的,與我個人關係不大。於是搖電話給與我亦師亦友的匯文閣阿黃,那年代舊書貨源短缺,阿黃聞訊,立即從中環飛來,三幾下手勢搶書幾盒,花掉幾千塊,還留下名片,叫店主以後收到新貨,立即跟他聯絡。

這間只開了短時間的舊書店叫甚麼寶號,完全記不起來,他與匯文閣阿黃後來有没有再交易也不知道,只記得那晚我賺了一餐豐富的「食為先海鮮」,算是有點小收穫!

──2021年4月

附錄:

許定銘:「二樓」書店

灣仔創作書社(約1976~80)

一九八O年代北角七海商場中的「創作書社」驟眼看來鋪面很窄,其實裡面打通兩單位,各兩層,有六百多呎實用。許定銘‧小思 ‧陳子善

老編約寫有關「二樓」書店的文章,勾起不少回憶,前塵往事湧上心頭,害我一夜沒睡好。

跟大家談「二樓」書店之前,我想先談「二樓書店」這個稱號。如果單從字面上去解釋,是:開在二樓的書店。不過,從近年讀有關「二樓書店」的文章看,大家似乎把但凡在樓上經營,不管它是「二樓」,還是「二十樓」,只要是小本經營,賣書打折,對讀者有利的「樓上」書店,均稱之為「二樓書店」。 不過,我認為這樣的劃分,還是不夠全面,因為有不少「小本經營,賣書打折」的書店,像「波文」卻是開在地面鋪的;況且,有些「二樓」書店則是本錢豐厚,鋪面逾千呎的大店,「南天」便是。至於怎樣定名,留待專家們慢慢討論,本文僅就個人經歷,談談一些一九六O至八O年代較少人知道的「樓上」書店。

「樓上」書店的最大特色是無論何時何刻都打折扣,以歷史最悠久的上海印書館為例,老行尊告訴我,這間出現於一九六O年代初,位於中環租庇利街與干諾道中交界的二樓書店店主姓錢,他是第一間看準形勢自置物業的樓上書店,由於它全年八折,總有一批固定的老主顧,在特定的時刻摸上去光顧,收入有保障,又不怕業主加租,儘管外間租金倍升,同行執完又開,開完又執,它依然故我屹立不倒,能支持超過半世紀實屬異藪,據說如今的「揸弗人」已是第二代了。上海印書館是老牌書店,不重裝修而重質素,今天你摸上去,雖然燈光不足,書們老舊,你不僅能以八折買到最新版的文史哲政經書,只要你有耐性,不怕在書堆與書架中慢慢摸索翻尋,很可能還會找到半世紀前依達、孟君和俊人的流行小說,運氣好的,更能買到已成「傳說中」的三毫子小說哩!

說到規模較大的二樓書店當數「南天」,據說它早期開在中環,而我最初摸上去時也是一九六O年代,當時它開在灣仔電車路莊士敦道與譚臣道交界的二樓,面對「龍記餐廳」而與軒尼詩官小隔街毗鄰,過千呎的二樓以賣台版書為主,最大量的是台灣商務印書館的《人人文庫》。那時候我喜歡讀現代文學作品,司馬中原、朱西寧、白先勇、陳映真、鄭愁予、周夢蝶、覃子豪等都是我的摯愛,可惜早期的《人人文庫》以政經及古文學書種為主,「南天」也就少去。

後來「南天」搬去軒尼詩道修頓球場對面的二樓,打通幾個單位,面積更大,應有二三千呎鋪面,書種更齊,而且兼賣舊書,應該是我輩書蟲的「書竇」。可惜店主人索價甚高,像我這樣的窮書呆子,見到好書心癢難耐,卻又礙於天價,每每在掏錢前,總湧起家中妻女的容顏,只好忍痛不買,店主人的面色自然不好看。如此忍痛不買,忍了多次,自然卻步,而「南天」也自我的意念中消失了。

說到樓上的大書店,似乎不該遺忘旺角奶路臣街與通菜街交界三樓的「寰球」。它的書種與「南天」近似,但新文學類書比較多,頗合我意。其實書店也只有一層樓幾百呎,不能算大。不過,店主李先生人已過中年,生活無憂,生意好不好沒關係,開書店志在過日辰,不怕虧本關門,故把它當作大書店。李先生很愛書,讀者不小心擺亂了他的書,他會嘀咕着埋怨你,並隨即把書放回原處,態度不好。買書人常說他惡,其實李先生人不錯,有次我去看書,把剛謄寫好的學校試卷油印本遺在店裡,其後匆匆趕回去尋,李先生笑笑口掏出來,說「要是你留在另一間書店裡,很可能要再出一次卷了」!

類似上海印書館、南天和寰球這樣的文史哲書店,值得一提的,還有開在廣華街地面鋪的「廣華」,和奶路臣街與西洋菜街交界三樓的學津書店,店主馬先生由一九七O年代開店至今,已經歷近四十寒暑,路遙知「馬」力,老馬的毅力令我佩服!

要數專售文藝書的樓上書店,尖沙咀漢口道的文藝書屋是老大哥。一九六O年代初,王敬羲從台灣回來,把書店開到「六樓」,那真是破天荒。不過,他利用書店的地點,既辦「正文出版社」,又編《南北極》、《純文學》期刊,更得台灣「文星」大力支持,運來大量文學新書之外,還允許他在本港重印暢銷的品種;即使普通讀者嫌六樓高,那些交稿或取稿費的作者們,往來的學者們,總要追上時勢多看、多買點書,生意也就有了保障。何況當年專賣台版文學書的書店甚少,除了旺角「友聯」的門市部,「文藝書屋」像得獨市之利,要看台版書的愛書人自然不怕高爬上去,也就興旺了一段不短的時日,開了總有一二十年,究竟「文藝書屋」是何時結束的,一時想不起來。

除了「文藝書屋」,當然要提一九七O年代開在銅鑼灣禮頓道和黃泥涌道口,CCC木球會對面二樓的傳達書屋。「傳達」的主持人是畫家嚴以敬(阿虫)夫婦,當然知道怎樣把書店佈置得優雅而吸引。五百呎左右的一層樓,除了三面牆和中間的長書枱放滿台版文學、藝術書外,書們的世界裡,還會有些小擺設和掛畫點綴,讓人知道這裡不單是書海,還是藝術的天地。

「傳達」的最大特色是向外街的那面不是「書牆」,是一面透光的大玻璃,讓自然光灑進室內,在陽光下讀書,比在燈光下讀書多了種人在大地上享受自由自在的舒適意。如果你站得倦了,這裡還備有「咕」,你可以倚坐着看書,或透過玻璃遠望「三C會」中人在草地上滾球的閑適,或靜聽電車叮叮的從窗下游過……。

一九七O年代的樓上書店多的是,旺角有西洋菜街賣台版書為主的「田園」;洗衣街有賣舊書的「新亞」,和高高的,要爬三層樓上去,以哲學書為主的「南山書屋」;還有搬了幾次,搬來搬去搬不出旺角的「正心書局」,此店以舊書為主,店主人陳正剛是本港著名的旅行家,對香港的「山卡啦」瞭如指掌,每星期均組織旅行隊探山五十年,他的店是了解香港地理歷史的寶庫,現在改名為「香山學社」,還開在亞皆老街的旺地三樓上。

那年代的港島樓上文史哲書店,有灣仔道的「波文書店」、譚臣道的「一山書屋」、莊士敦道的「青文」、史釗域道的「陶齋」……,當然,要詳談的,是我的「創作書社」。

「創作書社」是「創作類書」加「出版社」的結合,一九七O年代初期出現於旺角通菜街上,亞皆老街與快富街中間,馬健記圖書公司對面的大厦閣樓,那是樓下鋪的自由閣仔,二百餘呎實用,門口有一兩呎高的巨石屎門檻,門檻兩邊要各放兩級樓梯,出入十分不便,這樣的小「豆腐店」,當年也要六佰元月租,賣的是本地純文學創作外,還直接批訂台版冷門出版社的文學書。後來「創作書社」搬到灣仔軒尼詩道去,這和「新亞」有莫大關係,且聽我慢慢道來。

如今還屹立於旺角好望角大厦十幾樓,每年辦三次舊書拍賣會,每次成交過百萬的「新亞書店」,原本是開在洗衣街上的舊書店。不知何故,「新亞蘇」一九七O年代初期,跑到灣仔軒尼詩道《大公報》對面開了間二樓的「新亞書店」分店。其後,不知是誰的主意,我們一班「書店友」:神州歐陽、匯文閣黃、新亞蘇、百靈林、賣布方(方寬烈)、創作許……(還有兩個記不起了)八個人把「新亞書店」分店承租下來,改名「聯合書店」合營,可惜我們各有自己的店,無暇兼顧這間「聯合國」,幾個月下來已無法支持,最後我結束了旺角的書店,把「創作書社」搬到灣仔來。

那時候是一九七O年代中後期,內地改革開放,大批文史哲書湧港,被「餓」了十多年的香港讀書人見書就搶,每逢星期二、四新書到的日子,港大、中大的學子,每來總捧着盈呎厚的新書滿載而歸,印象最深刻的,是錢鍾書的新書《舊文四篇》抵港,我要了四百本,不用一星期即賣光;我為司馬長風出版的《中國近代史輯要》,初版二千冊,半個月已要再版,那真是書業的黃金時代……。

由於書店地點適中,全部書七折或八折,不單書賣得多,還因為很近香港歷史最悠久的舊書店「三益」,我每日可以去進貨,「創作書社」自然賣起舊書來。這就吸引了更多搜尋絕版書刊的專家,學者高伯雨、王亭之、林真、盧瑋鑾,港大的趙令揚、單周堯、黎活仁,中大的黃繼持、王晉光,孔安道圖書館的楊國雄,作家舒巷城、杜漸、海辛、林蔭、許禮平、劉健威……都是到我處買書認識的常客。可惜好景不常,一九八O年初業主忽然說要賣樓,不跟我續約,多年的奮鬥最後以一萬二千元,叫「收買佬」領五條大漢花了一個上午,用兩輛密斗貨車搬走了。

灣仔「創作書社」關門的幾年後,我心有不甘,在北角「七海商場」覓得兩個打通的鋪位,一九八O年代中再展旗鼓,賣的同樣是文史哲和舊書,但,一九七O年代的搶書熱潮已冷卻了,生意也就變成僅可維持,終於到一九九二年我的生活起了大變化,「創作書社」又一次關門大吉。至此,我以為書店與我的緣份已盡,豈料到二OO五年,想到兩年後即會從學校退休,無事可幹之餘,又興起了開書店的念頭。不久,即在軒尼詩道與馬師道交界,老「創作」附近的一幢商業大厦,覓得一「十八樓C座」的四百餘呎單位,裝修間隔成書店形式,想在退休後再以「創作書社」名號與愛書人結盟交友。可惜,如今退休五年,閑來讀書寫稿,疏懶成性,開書店之事不知不覺拋諸腦後,那間本來要開在十八樓的樓上書店,現在變成我的書房別館,取名「醉書室」,成了我個人的「私書店」。

談過了一般的樓上書店,再跟大家談談一些因特殊環境形成的另類樓上書店。

一九五O至七O年代,中國大地上風雲變色,閉關自守,全部訊息不得外傳。因此,中國的政治、社會、文化結構均成為世界各地學人求知的目標,所有一九四九年以前出版的書刊,均成了各地學者及圖書館搜求的對象。香港是最接近中國的國際大城市,各類的書刊秘藏甚多,自然成了他們搜尋資料的寶庫。而這些外國機構或學者資金雄厚,不怕貴,只要有。於是,一些專門報價到外地,以美金訂價的出口書店乘時而興,其中較為知名的是:實用、神州、匯文閣、萬有、遠東、交流、文華……等,此中除了開在西洋菜街的實用書局和中環士丹利街的神州舊書店是地鋪外,其餘的都是樓上書店。

這些書店雖然說是寫字樓形式,幹報價出口的工作,通常你摸到上去,說要買書,只要你不妨礙他們工作,總會讓你慢慢的從架上選書。這類出口書店雖然早已收購了大量絕版舊書藏在貨倉裡,但還是要不停進貨的,隔一段時日再去,每次都有新鮮感,每次都會有「斬穫」。

我最熟的是匯文閣和神州。匯文閣開在中環永吉街的寫字樓裡,主持人阿黃是與葉維廉、崑南、蔡炎培同輩的文學發燒友,此人熱愛現代詩,藏老詩刊、詩集甚多,我書房裡的《創世紀》、《藍星》、《詩朶》、葉維廉的《賦格》……均來自此公。一九七O年代初有次我跟匯文閣黃去荷里活道「康記」入貨,他左翻右揀的,只花了五分鐘,即選得一橙盒線裝及洋裝老書,「康記」索價二千,他隨即摸出銀包,出手闊綽,幾分鐘即花掉我通菜街「創作」的三個月租!又一次我發現一間新開在旺角閣樓的小書店,給他掛了電話,匯文閣黃迅即飛車而來,兩三下手勢即掃貨幾箱,而我也贏得一頓豐富的魚蝦海鮮宴。

時移世易,轉瞬三十幾年過去,這些出口樓上書店多已式微,所餘無幾。據說匯文閣黃已易了名號,不再匆忙,只為幾名還在海外圖書館任職的老友服務;實用書局已搬上油麻地彌敦道的樓上,神州也已搬到柴灣工廠大厦三千多呎的貨倉去,專心在孔夫子網上搞拍賣……。

一九七O年代那些美好的時光一去不返了!

──2012年10月刊於《百家》

2021年4月20日 星期二

路雅:「施梅華」

名字是假的

得得失失,如何數算?

五十年代初,香港印刷廠的業務還是以活版印刷為主,所以檢字仍然是佔着重要的位置,書刊、雜誌、以致報紙都是印刷業的主流。從事信封信紙,咭片單據印刷的,我們都叫它做碎件。

六十年代末柯式印刷開始出現,中文打字應運而生。

中文打字服務社成立第二年,還記得年尾臨近時,按中國人做生意的習慣,各行各業都趁此時清理舊帳,我們流動資金不足,勉強夠錢還債,但手足就沒錢過年,收數不理想,我和胡玉庭生活沒困難,其餘的兄弟都是屋村仔,能夠拿少少錢回家裝模作樣,算是對父母的一點交代。

於是我打電話給一個行船的朋友,問他借了兩千塊,跟着便去銀行提取現金。

去到銀行的櫃檯,拿出紅簿仔放進窗口,裏面的服務員一臉霜白地向着我,冷冷的臉孔。

「兩千元,謝謝。」

她把存摺放進打印機打記錄,跟着拿出疊簇新的百元紙幣數給我,看見她清清楚楚地數了二十張才交到我手。她應該沒聽過印度人的故事,見她二十張紙幣翻到底;便知這是專業訓練。

我接過存摺與鈔票,在櫃檯前點算,發現竟多了一張,望望她襟頭上扣着的名牌,「施梅華」不禁口裏喃喃自語,會不會是華梅施?突然腦間閃過中國主席華國鋒⋯⋯姓施的很陌生。 「施小姐,對不起!請你數多一次。」我把那疊錢從窗口送回去。

她接過鈔票,霜白的臉孔蹦得更緊,跟着用敵意的目光盯着我,好像說:你這個登徒子,別找我的麻煩。

早料到她點完錢會立即改變態度,有時覺得自己有點「虐待狂」,喜歡看別人用歉意的目光望着我。這還不夠荒謬。默黙地向她表示乃意料中事。

「謝謝!」滿臉不介懷地接過她的錢,輕輕鬆鬆離開銀行,心裏有說不出的快慰,本來可以多收一百塊,我相信我真的有點神經質。

吳萱人在他編的「香港六七十年代文社運動」一書裏曾經記錄過香港有一人文社,他以為潮聲現代文學社只得我一人,其實並不正確,潮聲應該是兩人文社。一個是路雅,另一人是施君培(蹉跎)。這事我一直沒澄清。

我這個人記憶力差,以前的事僅餘零零碎碎的片段。我沒有問許定銘,記否我們是怎樣認識的?事隔多年,我相信他也答不出。

其實我是透過施君培認識許定銘,當年施與許是同學。

施君培會不會是施梅華的哥哥?施君培由我認識他,到柴娃娃地成立潮聲現代文學社,只是驚鴻一瞥,我們已經有幾十年沒交往。

得人恩果千年記;沒忘記借兩千塊錢給我的朋友,母親在生的時候,常常聽到我和他煲電話粥,她會問電話裏的是不是行船仔?

行船仔是我給他的花名,那個年代很多人從事海員,這是分寂寞的工,但搵錢多!

那個年代沒有社交互聯網。互通消息靠書信,有一次在信裏告訴他,有好友因賭錢踏上歧途,知道他在船上寂寞,告誡他別賭錢。只是隨意的一句話。

後來他上岸,不再行船了,告訴我有我這朋很幸福,他收到我的信正是他在船上沉迷於賭博的日子。我的信救了他。

能夠懸崖勒馬不容易,他不賭了。

我這個朋友沒行船後,幫家族打理飲食生意,彼此工作都忙,慢慢疏於往來,現在想起來已是幾十年前的事。

我一直沒有還那兩千塊,不是沒錢,也沒賴賬的念頭;到我想聯絡他,才發現已失去了他的電話,最白痴是連他的名字現在也忘記了。

註:施梅華是假名,但裏面記述的事都是真的。

2012年4月10日


古琴是一樣很有趣的樂器,古琴曲譜聽來很有詩意,有節奏而無拍子。

2021年4月14日 星期三

悼譚福基

胡國賢:悼半紀詩友福基

拱門初遇憶青衿
半紀詩詞共賦吟
五綵旗飄開陌徑1
十人選集序清音
書成蝴蝶生花筆
劇著揚州藉錦心
未試管弦誰惜顧
鳳溪葉落復何尋2

──2021.04.13

(下平十二侵韻)

註1 :當年《詩風》五子第一次約談聚集地點,為尖沙咀五枝旗桿下。
註2:福基早年筆名為「葉鳳溪」。

附記:

與福基初識於港大,其後一同創辦《詩風》、《詩雙月刊》及《詩網絡》。年前,他應邀為《十人詩選》寫序;去年更出版《蝴蝶一生花裏》一書,藉姜夔詞作,重塑其情史,並囑余可據此編寫新劇。如今《揚州慢》初稿完成,福基竟遽然離世,寧不既哀且憾!

胡國賢臉書2020年4月13日)

譚福基:花朝日遊香港花園

二月十五日,俗謂花朝節,眾花生日。是日惠風和暢,遊園佳勝也。獨思崇學翁改曼殊僧之淚痕為抓痕,新意轉出,愛恨交迸,不能釋手,乃益成一律。

淺夢寥寥第幾番?天涯芳草望山園。
長條惹客忽思舊,春意撩人莫說冤。
一瞬相逢猶覺恨,薄情分隔見無門。
當年月下收櫻瓣,半是脂痕半抓㾗。

譚福基臉書2021年3月27日。)

黃維樑:詞人姜白石的最愛──讀譚福基《蝴蝶一生花裏》

世間有情,包括愛情。帝王將相或總統高官,販夫走卒或文員勞工,深淺長短不同,一般都有愛情,有其情史。各種文學藝術,愛情是極重要的題材,如排名,愛情認了第二,不知道什麼題材可認第一。最近幾個月,新冠肺炎肆虐,我深居簡出,在家多看了電視。內地劇集《安家》中幾個年輕白領的婚戀,是分量極重的情節;接下來熱播的劇集《清平樂》,以宋仁宗為男主角,講的是他治理天下的國史,也是他和皇后妃嬪的情史。

學者作家擅長議論抒情,如果對其愛情加以記錄,則無論烈如地震海嘯,或淡如平湖秋月,如果握的是彩筆,就都會燦然可觀。學者作家的粉絲,對其偶像的綿綿情史,不論是情絲已盡或未盡,更會耽讀不休。徐志摩的情詩可成情史,郁達夫的情詩簡直就是情史。郁達夫是自剖自爆情史的顯豁達人--誰會像他那樣與王映霞婚變後發表《毀家詩紀》呢?學者作家的情史也有非常隱秘的。新文學健將胡適的情史,是眾多研究者辛勞尋幽探微後才有的艷聞。英美現代詩宗艾略特(T.S. Eliot)的情史更為隱秘,西方多個學者查探之不足,華裔的夏志清研究有得,窺到了端倪。莎士比亞的十四行詩聚訟紛紜,詩集裏的黑美人和詩人到底有何曖昧關係?詩人和詩中的俊男有沒有斷袖分桃的雅癖?電影《莎翁情史》探討了,可是莎翁情史的探討未了。

情詩、情詞、情史,在有情世間我們有無盡的興趣。最近香港有一位譚校長,通過研讀姜夔的詞作,對他的情史加以探尋。譚校長在香港大學讀書時,陳耀南教授是他的老師。耀南教授本人的學術論著豐富且精湛,散文(或者說雜文)量多質優,別具風采;對對聯、詩詞等體裁,更是雅緻琳琅。詩樂相連,他的高足阿Sam和譚校長,正是詩樂爭鳴。阿Sam即許冠傑,他從1960年代的「蓮花樂隊」直到今年四月的「戰疫」網上演唱,風靡港人無數。這裏說的譚校長則不是歌星譚詠麟,而是當過中學校長現已退休的譚福基。他既能詩也能詞,早年還寫過小說《老金的巴士》,我當年讀後叫好而評賞之,此篇後來還獲納入一本重要的香港小說選集。

譚校長退休後鑽研姜白石,白石詞最著名的無過於《揚州慢》,其愛情秘史隱隱也盈盈可見的,應該就是這首詞。以下是《揚州慢》:

淮左名都,竹西佳處,解鞍少駐初程。過春風十里,盡薺麥青青。
自胡馬、窺江去後,廢池喬木,猶厭言兵。漸黃昏、清角吹寒,都在空城。
杜郎俊賞,算而今、重到須驚。縱豆蔻詞工,青樓夢好,難賦深情。
二十四橋仍在,波心蕩、冷月無聲。念橋邊紅藥,年年知為誰生。

詞中的杜郎,即是風流的杜牧,寫過「十年一覺揚州夢,贏得青樓薄倖名」,和「二十四橋明月夜,玉人何處教吹簫」,和「娉娉裊裊十三餘,豆蔻梢頭二月初」等雋句。姜白石真會「文本互涉」(intertextuality),大家看,杜牧的「青樓」、「豆蔻」、「二十四橋」等和愛情與美女密不可分也蜜不可分的辭彙都用了。

譚福基把《揚州慢》當作白石情史的「花魁」,把它當作本書論述的開宗明義,註而釋之,賞而析之,後來才引出了白石一生的四個女子,其中他最愛戀的梅娘。梅娘也隱藏在白石的《 暗香 》與《 疏影 》兩首詞中。讀中國詩詞,大家都知道姜夔的「疏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近黃昏」是名句中的名句。

福基兄在這本書中,福爾摩斯是他擔當的角色,偵探出八百年前白石道人的情史,讓我們「清晰地看到白石背後的四個女人」。啊,出色的詞人,背後不只有一個女人。福基兄發現姜夔「儼然化身為一個超級的遊戲設計師,在白石詞中布下一套猜謎遊戲,挑戰讀者的智商而自得其樂」。既然如此,我們讀此書,應該有讀《福爾摩斯探案》的樂趣。本書當然不只是偵探故事,書中別費心機努力致之的白石詞註釋,用心編撰的白石年譜,都饒具學術價值。從前我的同事梁錫華教授,研究李商隱的情史,以小說的方式寫成《李商隱哀傳》;不知道福基兄會不會也寫一本小說《姜白石情史》。

白石不像東坡、稼軒那樣,是宋代的一級大詞人;但其詞「清空騷雅」,的確迷倒了歷代老少男女的讀者。二十世紀以來,他的迷人、他的影響仍在。余光中年輕時寫情詩,自信至少可以做「半個姜白石」,可見「暗香疏影」、「豆蔻詞工」的恒久魅力。月來我「煲」《清平樂》電視劇,巧的是此劇女主角皇后曹丹姝,飾演者的名字就叫江疏影。更巧的是,我亮燈敲鍵趕寫這篇小文,明天一早就出發前往揚州探親兼旅遊。啊,「二十四橋」;啊,「豆蔻詞工,青樓夢……」;啊,《揚州慢》!

《文匯報》2020年8月17日)

2021年4月13日 星期二

鍾偉民:《花渡》的人名和花語



   尾生,姓池。「《莊子.盜跖》:『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千百年前,他就跟一個女子有約,他在橋下等她,等得萬念俱灰。」取「尾生」為名,除了要他「薪火相傳,接續上游漂下來的癡妄」,姓,也有深意。初會小苦瓜,他自報:「姓池,『池中物』的池。」當時,「德蓮娜不管池中住了何物」;實在,大家同在池中。

  趙小瀾,是池中小瀾;江若鰈,是池中鰈;阿鰜,是池中鰜;德蓮娜,免不了是池中蓮;還有姚溟、湖姬、江鯤、水秀……暴龍本姓沈,同樣離不開水。   

       若鰈,在池中生鰜。《爾雅.釋地》:「東方有比目魚,不成雙不行,其名叫鰈。」鰈,字典說:是兩眼長在身體右側的魚;而鰜目,生在身體的左面。「這兩種魚,成雙,才變得完整。」



  佛說人有七苦:生、老、病、死、怨憎會、生別離、求不得。後三苦,是精神上的,要緩解,只能調心。

  「『這個池塘,家父遷出之前,用來養鯉魚,魚的數目,實在數不清,死一條,撈一條,大概還有一兩百條在那裡熬日子。』姚溟問尾生:『你知不知道,鯉魚可以活一百年?一百年,漚在這潭渾水裡,是怎麼樣的心情?』『魚,一定也有不想見的魚,不想相見,但朝夕相見,真是一池的怨憎會苦!』尾生無意中為池塘點了題。」

  池,既名「會苦」;池中尾生、池中小瀾……自然難有「甘來」之日。

  角色一輩子泡在池中,意象,自離不開水。

  尾生有夢:「他和趙小瀾躺在『病房』裡,各睡一床,中間隔着床頭小櫃,櫃上瓷瓶養着一大簇水草,熱帶魚在水草裡迴游。『你倆病得好重,臉色發青。』醫生,頭戴潛水罩,話,像從銅鐘裡傳出來……」醫生直肚腸,揭出真相:「『你一直漚在這裡,一直沒離開過這貯滿苦水的房間。』」然後,他「轉身摘下銅罩,咕嚕咕嚕喝了幾口苦水,隨即化為烏有」。

        尾生覺得醫生眼熟,那可能是姚溟,姚溟也是「咕嚕咕嚕喝了幾口苦水,隨即化為烏有」的。



  「『接受自己的懦弱,世上,有好多無腳的人,無翼的鳥,的確比我們堅強;而且,你看!』反嘴鷸招呼他到會苦池邊,要他垂注一鏡靜水:『你看到什麼?』『藍天白雲。』『你走了,這藍天和白雲,就是她的。』」姚溟受到鳥話蠱惑,最後,也投身池中。臨終,他看見自家那扇方窗,「儼然一口枯井,池水灌進去的時候,那幫比他活得長久的鯉魚,金鱗忽閃忽閃,從身邊游過去,搶在他前頭,剎那間,成群竄向井口」。

  離不開水,因為都是魚。

  尾生還夢見:「海像熬了上億年的一碗茶;茶湯裡,氣泡汩汩冒起,裡頭還好像有一條魚在說話,『你怎麼會在這裡?』魚問。『我……我不在這裡,還可以在哪裡?』他反問魚。『你可以離開。』魚勸他:『這水好苦,我浸漚了上百年,習慣了,但常人不能承受,你還是離開吧。』」要離開,到底不容易。

  阿鰜告訴尾生,她腦海裡,總浮着這樣的畫面:「我看到你穿着藍色的制服,扛着一個大鼓在路上走,人好多,每一個,都長着一張魚的臉,我晃晃悠悠的,在魚群裡看你,跟着你走過大街小巷。你每次擂鼓,我都會摀着耳朵,怕一下子就讓你震聾了,怕長大了,聽不到你說愛我,說你一生一世愛我……」

  可惜,她沒有「長大」。醫院樓下,「花壇那幾盆黃薔薇早謝了,午後陽光,卻照得滿園衰草添了顏色」。「『看不看得見那片海?』她問。尾生點點頭。小路盡頭,有一行矮樹,樹後,浮光閃爍。『那片海,看起來好溫暖,我希望跟魚兒們一起,住在那裡。』他明白她意思,心下黯然。」鰜,也是魚,這樣交代後事,不失身份。



  妒恨,讓人狂,狂則種禍;禍起之前,一個陰雨天,尾生遇上葉薔。

  葉薔,是旁枝,名字,不帶「水性」,但「葉」和「業」同音;尾生遇上的,其實不是人,是業報。就像暴龍愛上的「秦玉」,用國語唸,是「情欲」;秦玉和他同住的「玉廬」,高牆四面,國語是「欲奴」;粵語,更明白了,那叫「欲牢」。在姚家大宅,我同樣伏下一個「豫嫂」;豫,國語也讀成「欲」,解作「歡樂」,變成反諷。

  「雨,沒有停下來的意思,腳底的黑和白,那樣含糊。」因為葉薔「身上幽淡的花香」,尾生傍着她,再走一程。「『我再用不着了。』她把傘遞給尾生,輕淺地一笑,轉身開門進屋……」回家路上,「雨,沿斜路沖下,他是魚,負着一朵逆流的玫瑰。」這句「他是魚」,說得白。 

  「尾生在廊簷下擱了紅傘,仍舊讓傘水溶溶地開着……雨聲淅瀝,這天,他總是神馳物外,難以專注,抬頭隔窗往外一看,簷下那點紅,竟像替這幢陰沉的老屋點睛。」取名取得講究,不外想題旨鮮明,那是替小說「點睛」。



        這書香港皇冠推出一年,讀戲劇的羅菁博士寫了篇《談鍾偉民花渡》,二零零八年四月,分四天刊在《文匯報》,評論足本後來貼在「新詩.com」網頁。二零一三年北京燕山出的大陸版《花渡》也端雅,當時沒去改動。離初版推出眨眼十幾年,對舞台效果多了考量,這回情節琢磨得又細密了些。想起陳年舊友,想起這麼一個解人,想討來文章,成篇載錄,幾年沒連繫,人不知哪裡找去。說權宜,說耍無賴,我是擅自砍頭截腳,大幅徵用了。從來知音稀,《花渡》這書,就由一個羅菁說。



        羅菁說:鍾偉民的《花渡》選擇了順敘式,加上插敘的回憶與夢境。地點是澳門,夾了一點葡國,時間則是上一世紀的四十至八十年代。這個時空設定,反映了兩重的價值意義:一是史詩式的美好與穩定,二是人物的命運轇轕相繫,排除了其他人物介入的可能。兩者都指向一個密封的、宿命的時空。

  作者緬懷童年的澳門,以詩一般的語言,將這個「傷心城市」抹上彩虹。雖然它以墳場為核心,但墳場中心又有教堂,哀樂相連,色相繽紛。雖然那個時空也有打劫金舖的罪案,又有無欲與有容兩大茶會的爭鬥;但打劫金舖的主角最後遁入佛門,茶會的爭鬥只是插科打諢,相較於現時的澳門,那時,墳頭上沒有堆上滿滿的籌碼,作者仍然心嚮往之。

  書中盡寫半島的風情:尾生與姚溟懷舊,與小瀾私會處,看天地枯成熟黃色,都是山頂燈塔;女主角若鰈的藍房子,門前種着剌桐,都既美麗、又哀愁。釋囚暴龍住的房子,門紅草綠,春意倒是熱鬧。那時,半島因為小,人情味勝於法規:神父讓小學生坐登陸艇旅行,消防隊和警察隊每年比足球;德蓮娜修女視養女如己出;電燈局長為迷路的小孤女,讓全島的路燈閃動五分鐘。美麗如此,溫藹如斯,這是給水手依皈的水岸,旅人回歸的故鄉。

        這個世界,隔着距離,不可能把過去全面呈現,精挑細選下,總帶點烏托邦的況味。因着懷念,作者把其中的人物,變成了不同程度的思想家,與當今時空的讀者,距離拉遠。



        我註釋了人名;她心細,還替眾香解畫。

        羅菁說:在內為意,在外為象,情感和意象都是抽象的,寄生在外在的,是具體的五色貝殼。因此只要外在五個感官接觸到的,又帶着感情的,就可以是意象。

  例如「花」,這意象夠陳舊了吧;但由一個多愁多病的天才少女來埋葬,便勾起讀者對稍縱即逝的青春興起驚慄與感嘆,提升為一場莊嚴的儀式,這葬花的意象就成了文學的經典。

        《紅樓夢》和花草相關的,不止於此,如象徵着寶玉、黛玉前世姻緣的絳珠草;大觀園眾女子命運的千紅一窟和群芳髓;她們群花環抱的住所如蘅蕪院、藕香榭、紫菱洲、荇葉渚、含芳閣……。曹雪芹不惜調動姹紫嫣紅的意象群,開遍整個大觀園,堆金砌玉,來打造一個理想浪漫的國度,給這些少男少女寄托短促的人生。

        意象,也可以是佈局,鍾偉民的《花渡》繼承了這個傳統。

  《花渡》的引子「變奏一」,也是一場莊嚴的儀式,意象綿密,已為整部小說的情節發展、人物關係、作者的微言大義,舖下了縱橫交錯的伏線。這場水上安魂曲,和〈葬花〉相同的是主題都涉及生死。比黛玉更小的趙小瀾,在這場安魂儀式上獻花。這花,是白瓣黃蕊的鷄蛋花,象徵她純潔的身子與感情,小時候,小瀾打從心裡已把它獻給了青梅竹馬的尾生。

        可尾生不敢接受,連口頭表白也不敢,只敢送她鷄蛋花。因為好友姚溟早把變種鷄蛋花送給了她。那花,長得瓣緣緋紅,長在他那門高宅大的家,叫尾生錯覺小瀾嫁給好友,將得到幸福的依托。兩種不同的鷄蛋花,代表了他們欲斷還連的三角關係。



  羅菁說:一次,小瀾偷拆丈夫寄給尾生的信,夾了一瓣白瓣黃蕊的鷄蛋花,算是她含蓄的落款。待她寄信回來,姚溟已然自殺,以示他托妻的決心。孀寡的小瀾本來心如槁木,一天,她為窗台前開得坦露的百合,清除雄蕊時,欲望卻騷動起來了。鍾偉民寫百合,其實寫情欲的復活,典故轉出新奇:

  淨了身的百合,花芯貞潔,然而,一截掉下來的雄蕊,無意間,陷入了花瓣的縫隙;她看走了眼,忽略了,驀地,那毛蟲(比喻雄蕊)活起來,騷動起來,撓着嫩瓣,搔得她心亂……

  然而,當小瀾回澳門與尾生相見時,尾生與另一女子江若鰈的感情,已開花結果。代表若鰈的是開在刺桐上的紅花,像串串火紅的辣椒,開在她住的藍屋前。



        羅菁說:其他各人物都有代表的花,照顧阿鰜。成長的德蓮娜修女是鳶尾花,那本是代表上帝的信使,花色多如彩紅,但看在尾生眼中,就是袍子掩不住的絕色,後者顯然加上了一點鍾偉民式的調侃。

        玉蘭樹是若鰈的母親水秀,白色花瓣看在她眼中,是野獸的牙,會把她和兒女吃光。她精神病癒後,心繫兒女,卻玉蘭吐香,展現的是她高潔的一面,她對兒女最後的警語,好像完全來自另外一個境界。

        香蘭是紅杏出牆的秦玉,夜來吐出的,才是幽香,渡她的丈夫的罪孽。葉薔是薔薇,撐一朵紅傘而來,帶着淒迷的豔麗,卻被尾生誤殺掉,成了他罪孽的包袱。這朵薔薇,後來轉化為愛情的標記,成就了湖姬的姻緣,也化解了一段恩仇。這朵豔紅在書中,在斷瓦頹垣的人生風景中,是最能結出善果的花了。

  只有若鰈的女兒阿鰜沒有任何花作代表,她只是「小苦瓜」,緣自成人種下的苦種子,包括遭受母親離棄之苦,後又救母犧牲,以致瓜落而亡,她向養父尾生的獻身,也沒開出情花,因為她只是瓜。她雖不是花,但寫她的意象,代之以一盞小小的燈,她寄生在塵蟎之中,生生世世地漂流,更是哀怨,筆力一點不輸給有花的人物。

  和《紅樓夢》一樣,姹紫嫣紅,開遍一個欲望噪動的季節,待繁華落盡,卻仍是「花」渡無期。人生,看在鍾偉民眼裡,只是一場共業。



        羅菁說:寫小說,首章便寫夢境,那是險筆。尤其作為故事的解碼;而非引子,那就更險上加險。作家不敢,因為夢境會讓讀者閱讀失重,試想連自己的夢境都尚不可解,何況人家的?鍾偉民不怕,一如曹雪芹不怕。

  《花渡》首章,稱為「變奏一」,開始的場景是霧迷津渡,船上人:尾生、女人、眾黑袍修女、與小女孩,迷失在岸與岸之間。這場景已勾勒出全書的題旨:「Fado」是葡國民謠,鍾偉民音譯為「花渡」。十八世紀,水手上船之後,大多不知道目的地,他們飄泊無着,歸鄉無期。

  到第五段小瀾捧住花環如音符,修女唱祭文時,熟悉鍾偉民的讀者,便意識眼前的渡頭舟子,是他早期《蝴蝶結》的詩境重現。我翻到下一章「主調1」,準備看完了全書後,回頭再看這夢。熟悉《紅樓夢》的讀者都知道,第一回的「甄士隱夢幻識通靈」的夢境,是用來詮釋書中現實的部分。看了,豈非等於看了謎底。

  但《花渡》的夢比《紅樓夢》多得多。五十三章「主調」的實筆,夾以十一章「變奏」的虛筆........(註:到這舞台版,是「主調」五十三章,「變奏」十五章,平添了四個變奏;夜長,夢果然多了。)

鍾偉民Patron 2021年4月12日)

2021年4月12日 星期一

《知堂回想錄》手稿本:衣沾不足惜,但使願無違 一個甲子的出版故事

圖4之1 - 當年周作人寄給曹聚仁的手稿,可見右上題為「藥堂談往」,下有署名「豈明」,稿紙左下則印有「知堂自用」。(牛津大學出版社)

圖4之2 - 二二一年《知堂回想錄》手稿本(上)和二一九年排校本(下),封面都有周作人親繪的小圖。(牛津大學出版社)

圖4之3 - 首次公開的周作人致曹聚仁信原件圖(左)和一九七年的三育初版圖(右),可見後者紕漏。(牛津大學出版社)

圖4之4 - 一九五二年(按:當為一九三二年)的周作人(牛津大學出版社)

【明報專訊】知堂老人——周作人(一八八五至一九六七)在晚年時,應身處香港的曹聚仁之邀,寫成三十八萬字的回憶錄——《知堂回想錄》。貴為散文大家,周作人的回憶錄應為文壇瑰寶,但卻礙於周作人的歷史問題,導致《回想錄》的出版、刊載,一波幾折。即使等到周作人逝世之後、一九七年在香港首次出版,同樣惹來不少問題,是否貼近周作人當初動筆之本意也成疑問。

一九年,香港的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了《回想錄》的排印版本,根據周作人三十八萬字的手稿重新修訂,屬周作人研究以至是現代中國文學史上的一大進程。今年牛津再隆重出版《知堂回想錄》的手稿本,完整刊印全書手稿。周作人在戰後因「漢奸」罪名入獄,但自出獄後都留在北京,雖然如此,《知堂回想錄》從當初的約稿、後來的出版,到現在牛津版的排印本和手稿本,這書都跟香港密不可分。本版有幸邀得牛津大學出版社學術及普及出版部總編輯林道群先生,詳談《知堂回想錄》的出版故事。


林:林道群 然:亞然

然:一般讀者對於周作人這個名字,知道的可能只有幾件事。第一個認識,大概知道周作人就是魯迅周樹人的弟弟,而周作人和魯迅的關係後來破裂了;第二個認識是周作人「漢奸」的罪名,因為周作人曾經在抗戰期間參加華北偽政府,抗戰結束後給國民政府以「漢奸」罪名拘捕判刑;第三個認識,周作人是現代散文大家,像胡適就說過「到現在值得一看的,只有周作人的東西了」,又或是讀董橋的文章,董生也常常提到周作人,對周作人的文章推崇備至。這幾件事,對周作人的生命和寫作,帶來什麼影響、什麼限制?

林:時至今日,一般讀者還愛讀周作人散文,可見他的確非同一般。他散文寫得好,早見於一九二幾年的《自己的園地》、《雨天的書》等散文集,畢竟周氏兄弟成名於一百年前了,新文學時期魯迅周作人一出手已是數一數二的人物,當年郁達夫就說中國現代散文的成績,魯迅周作人最豐富最偉大。

到了一九四九年後,人在美國的胡適還一再跟陳之藩說,值得一看的只有周作人了。你說的沒錯,一九二三年兩兄弟失和、抗日時期一九三九年周作人加入汪政權成為落水文人,的確至今仍然未有公論。比其兄長,知堂老人長壽得多,壽則多辱,一九六七年終究沒能熬過「文革」。而今作者過身逾五十年,著作版權開放,這幾年他的書有各種各樣的版本,說周作人是現代散文大家,一點都不為過,他近三十本散文集至今讀來仍津津有味。差不多十年前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過《周作人譯文全集》十一卷,洋洋大觀,他翻譯希臘日本文學,成就非凡,不遜色於他的創作。牛津前年先整理出版《知堂回想錄》排校本,現在又印行手稿本,卻是因為特別的因緣。

連載出版一波三折

然:牛津大學出版社在二一九年出版了七百多頁的排印本,到最近再出版了完整的手稿本。實際上,《知堂回想錄》在一九六二年寫完,而周作人亦在一九六七年文革的時候逝世。在周作人去世之後,《回想錄》要等到一九七年的時候,才在香港由三育圖書公司出版。周作人寫回憶錄,最初是由香港的曹聚仁約稿所促成,亦曾經希望在羅孚所編、香港的《新晚報》上連載,以為周作人提供稿費。但無論是《回想錄》的連載、出版等,都好像一波三折,最大的原因是什麼?

林:《知堂回想錄》是周作人最後也可以說最重要的一部書,成書和出版的確是一個傳奇,尤其這是一個前前後後都發生在香港的故事,甚至時至今天,在我們今次的訪談中,依然有重要的新材料可以一說。

出版《回想錄》手稿本肯定有助周作人研究。事實上,書剛剛印好,我已接到研究周氏兄弟幾十年的中大榮休教授陳勝長老師短訊說,「藥堂談往」手稿的出版解決了困擾他多年的問題。手稿原題「藥堂談往」,全稿用毛筆一直寫到最後第五六三頁,仍然叫「藥堂談往」,署名「豈明」,分四卷二百零七篇。牛津這次封面上特別保留了「藥堂談往」這個原題。

說起來《回想錄》的傳奇故事,最早披露出來應該是一九八七年香港出版的朱魯大《近代名人逸聞》一書,有關《回想錄》在《新晚報》連載一個月被腰斬、《南洋商報》連載十個月、《海光文藝》連載未成、《朝日新聞》日譯出版未果、三育初版一面世隨即全面回收、聽濤初版、三育再版等等,多年來經各方面的補充和發酵,最翔實的,可參見牛津版所附曹景行根據父輩曹聚仁留存材料整理的文章,這次手稿本所附周作人長孫周吉宜提供的材料也同樣彌足珍貴。

「藥堂談往」到「知堂回想錄」

然:從手稿本裏看到,周作人的書名是「藥堂談往」,為何最後卻不以此作書名?

林:書名「知堂回想錄」而不用「藥堂談往」,的確需要說明一下,牛津手稿本所附周吉宜文章,作了很詳細的解說。知堂老人在「藥堂談往」這個書名下寫了兩年,每寫幾頁,便給香港寄去。與至今未公開的周作人日記對照可知,著者在手稿右上角寫有書名「藥堂談往」的,便是每次郵寄稿件去香港時的首頁。

其間曹聚仁一再建議改書名為「回憶錄」,直到就要完成全稿時,老人才說:「此稿擬或易名『知堂回想錄』,抑或仍舊,請代一酌定之。」意思是說未來書名可以改為「知堂回想錄」,但保持原名「藥堂談往」仍是自己的意願,現存資料中未見曹聚仁關於書名的直接答覆,但此後雙方信件中,知堂老人的確不再用「藥堂談往」而改稱「回想錄」,而曹先生仍一直稱以「回憶錄」——周吉宜認為僅剩的這一字之差,對雙方似乎仍然很重要。牛津手稿版可以做的是,把「藥堂談往」作為小題,用作者同意的「知堂回想錄」作為正式書名。

然:當時無論是報紙上連載的計劃,抑或是在三育出版社出版,稿件的目的地都是香港。這些手稿,當年從北京是如何寄到香港?

林:這個問題有點意思。如前所說,知堂老人寫作時以為香港報紙急於連載,隨寫隨寄便於報社發稿,這樣也可及時得到稿費。每寄新稿都會在新稿右上角題寫一次「藥堂談往」,改用新稿紙(全書用了五種不同的稿紙),每頁字數有變也會簡單說明。我數了,總共寄了八十八次稿。我說的香港因緣見效,這些送稿都藉當年《大公報》駐北京的辦事處轉送,否則怕沒那麼幸運稿件能全部順利寄到香港。

周作人無緣見證付梓

然:周作人從完稿到逝世的一刻,文章是否都未曾以任何形式出版過?

林:人在香港的曹聚仁跟知堂老人約寫回憶錄,寫了很多信,一九六年老人終於同意動筆,你看到這部毛筆手稿不能不驚訝,三十八萬字的蠅頭小楷啊,寫足兩年到一九六二年底,的確仍然一字也發表不出來。一九六四年《新晚報》終於開始連載,也只維持一個月即被腰斬中止,羅孚寫過一篇〈回想《知堂回想錄》〉記述與此相關的事。那時文革已愈來愈近,老人應該無緣見過鉛字印刷版報紙。到了一九七年《回想錄》終於在香港出版,是時知堂老人已辭世三年,意料不及的是書一面世,又受到北京的壓力。

《知堂回想錄》上下兩冊一九七年五月由香港三育圖書文具公司初版,因為書前「原件複製」了一封四頁紙的周作人致曹聚仁的信札,觸犯了政治禁忌,書一面世被迫全面回收,撕下該信後重新裝訂,後來分別有三育單卷本、聽濤出版社兩卷本流傳於世。後來《周曹通信集》重新編入被撕毁的信,前年牛津排校本也據此重新刊出該信。

今天我受周吉宜所託在此要糾正說明的是:曹聚仁當年的「原件複製」信札並非原件複製。事關早年的影相製版技術有限,其中第三頁第一行還不幸的被製版手民把「也想不出有這樣的人。」裁成「也想不出有這樣的,」,因為標點符號留着,只裁去逗號前面的一個字,研究者一直都未注意到。

(來源:林道群臉書2021年4月11日)

手稿三遇貴人保管六十年

然:二一九年出版的牛津排印本,和早期三育版有什麼分別?重要性在哪裏?

林:牛津版《回想錄》和三育版的區別,可參見書中附錄曹景行、周吉宜、校勘者五度諸位幾篇說明文章。長話短說,曹聚仁當年收到《回想錄》手稿後,從一開始就想保留手稿的完整乾淨,每一頁都花錢找人抄寫才送去排版。雖然曹先生親自承擔校對,但因年事已大,「年老衰殘,精神不濟,伏案校對,腹痛如割」。也就是說,主要是校勘者校訂了不少排校的錯別字。當然畢竟過了幾十年,周作人研究在這些年的確有不少新的發現,牛津版書前附錄的幾十張圖片、書末附錄周作人寫於一九四九年的一封長信、許寶騤的題詞等等,這些都是當年三育版不可能有的重要文獻資料。

然:《回想錄》由寫成到現在二二一年,手稿本才能出版。整部書三十幾萬字,這麼大部頭能夠有完整的手稿,是否很罕見?當初能夠保留下來的原因是什麼?即然保留了,為何中間又要隔這麼長的時間才能面世?

林:《知堂回想錄》不止是一部文學作品,更是一部很有歷史價值的文獻。六十年來,三遇貴人的悉心呵護,無驚無險。相比於《回想錄》於一九七年五月由香港三育圖書公司初版的艱辛曲折,而今得以回到香港得以原貌面世,算是功德圓滿。

當年《回想錄》既已面世,曹聚仁得以放下十年牽掛後,把手稿交託給《新晚報》老總羅孚保存,其後羅孚被羈留北京十年,劫後餘生,回到香港,保存手稿二十五年後,一九九三年決定把手稿捐贈給中國現代文學館。時光荏苒,而今又過了三十個寒暑,在周吉宜和中國現代文學館的協助下,《回想錄》全部手稿,現在都回到香港,完整無缺的原色刊印出來了。

曹、羅兩位老先生,悉心保存手稿,可以看作是老一輩人的互相信任和愛護,相信直至到羅先生捐出手稿,他們都沒有想過手稿有公開出版的今日。九十年代後,既然手稿已歸中國現代文學館館藏,周作人研究始終因為「落水」這個歷史問題,跟魯迅研究的待遇差天共地,若不是周作人後人的努力,以及香港這一塊特別行政區,也許還要再等更長的時間。

然:最後,想問一下牛津版的手稿本和排印本,兩本書的封面,都有一幅小畫,你為什麼偏愛這幅小畫?

林:這好像是一個小秘密,或者說是隱藏的一個語碼。這幅小畫三育版已經印在封面上,我一直覺得好奇,有回讀《周曹通信集》,忘了是一集還是二集,發現這畫原來是知堂老人自己畫在信箋上的,如獲至寶,遂沿用印在牛津排校版和手稿本封面上。周吉宜說牛津的版本最貼近著者的本意,除了正體字豎排,盡量保存了曹聚仁羅孚等先生的努力,也許也包括了這些微小的執著。

整理•亞然
圖•牛津大學出版社
美術•劉若基
編輯•關曉陽

《明報》2021年4月11日)

2021年4月10日 星期六

路雅:義氣

「你從哪兒認識林查理的?」有一次公幹後,與易牧去了銅鑼灣林永鴻的聯誼會吃晚飯,他這樣問。

「很久以前的事啦。」我答他說。

「他是江湖中人,你知道嗎?」

「我知道呀!」

⋯⋯⋯⋯⋯⋯⋯

自從那次在馬會重聚後,不夠半年易牧上來公司找我。

「我不想再走回頭路,」易牧對我說:「江湖中的是是非非,早已放下了。」

「好啊!」我望着他說:「在馬會那晚,不是告訴我們了?你正在出入口公司工作嘛!」

「對,但有時事與願違。」

「為甚麼?」我問。

「老闆最近在生意上遇到麻煩要我處理,如果正當商業糾紛沒問題。但今次要去處理一些不當行為,我不想再犯法⋯⋯」

「哦!」

「過得這關,又會有下一次,我不想繼續做這份工。」他頓了會兒:「不知道你可不可以給我一份工?」

「好,讓我想想。」

九十年代初,香港各行各業非常蓬勃,我的生意仍有很多發展空間,出賀咭是我既有業務,售賣賀咭給保險公司應該大有可為,易牧就是這樣和我一齊開始發展這條新的銷售線。 「話又說回來,你是怎樣認識查理的?」易牧問我。

早於七十年代已認識他,他與麥釗都是翻印高手,不見一段時間,才知他沒做翻版,去了出漫畫,更沾手娛樂事業,搞演唱會,代理小歌星,可能因為這樣,後來做了江湖大佬吧!

他這個人頭腦靈活,甚麼行業只要搵到錢,他都會做,親力親為,而且很快上手,可惜就是沒耐性,這個連他自己都知道。

「我喜歡做些從未做過的東西。」記得林永鴻曾這樣對我說。

他在近紐約戲院的街口開聯誼會,設代客泊車,小菜做得好,辣蟹撚手,較橋底避風塘辣蟹還要香,而且通宵營業。

我和幾個麻雀友打完牌,三更半夜,都喜歡到那裏宵夜,聯誼會開通宵。

每次去都會見他和拍檔開張小方桌,坐在不當眼的一角。


「總而言之,」易牧頓了一會:「少交往為妙。」

有一次公司的電燈壞了,朋友介紹個電器師傅替我維修,那時香港的公司三兩年就搬一次,裝修工程此起彼落,我和幾個商會朋友,因此幹起裝修。

電器師傅是水上人,我們都叫他做「哎喲」,小胖子有個嬌滴滴像姑娘的花名是個諷剌,我們接到的裝修有關電工都交給他;那晚他修好了我公司的電燈,順帶請他一塊兒去林查理聯誼會吃飯。

沒多久,我與朋友又往聯誼會宵夜,林查理走來向我打招呼,跟着就問:「你怎樣認識那肥仔哎喲的?」

「你是說那個電燈仔嗎?」

「對啊,不要跟他一起,他是出來行的古惑仔,免得過別招惹這些人。」

想不到易牧現在又用同一口吻囑我,普通人對黑社會有戒心,偏偏卻遇上他們俩。

易牧上來公司找我,在房間脫下上衣,展示背脊給我看,上面是一條長長的刀疤⋯⋯

「那段日子換來的代價!」易牧說。

香港與荷里活的警匪片,除了製作難以相比,最大不同,荷李活電影倡議的是正邪對立,中國人的電影,除此還有江湖義氣,這是外國人所沒有的。

生命中很多橋段,不是我們可以寫,但可以夢;做燙金的叉燒雄曾經這樣說,看完午夜場的史泰龍「第一滴血」散場出來,忽然覺得身材魁吾,走起來步伐也大了!旁邊的人別來惹怒我⋯⋯

神經病!

交深了的朋友,會忍不住問,你雙腳為甚麼弄成這樣?

本來告訴別人患小兒痳痺症沒甚麼不可,卻謔笑地說:

當年打越戰,一個炮彈飛來,推開了身邊的戰友,自己走避不及⋯⋯哈哈!


我不是江湖中人,但從未後悔交了林永鴻和易牧這兩個朋友。正如易牧走來搵我,為的是要一分工。我給了他,不是因為他打得,是因為我了解他不再打!

註:林查理即林永鴻


每棵樹都是為自己的影子而站

2021年4月5日 星期一

路雅:歧途

少年風姿,易牧年青的舊照

我認識易牧是源於藍馬現代文學社,應該是六十年代尾,最後一次見他是在家中,他來電話向我江湖救急,不知可不可以幫到忙?

那時我還未出來工作,沒有收入,只有幾十塊零用全數給了他,沒有問因由,在身邊最貴重的東西是一部135雙鏡舊相機,拿出來對他說:

「拿去吧!不知可以當到多少塊錢?」

過了一段日子,遇到許定銘說起這事,原來易牧也曾找過他,他們在街上見面,許定銘把身上的錢都掏出來悉數給他,離開的時候才發覺沒錢搭車,回頭問易牧要兩塊錢搭巴士返蘇屋邨。

文社時代過去,我們各奔前程,之後再沒有他的音信。許定銘教書,開書局,編教科書,我專心印刷工作。

事隔十幾年;沒料許定銘忽然打電話來,告訴我有易牧的消息,有讀者看到他的文章,欲透過報館聯絡許先生。

幾天後約了我和覊魂,在跑馬地山光道的馬會與阿易見面。

「離開你們我踏上黑社會的路,十幾年來,黃賭毒只是沒有掂過毒品,甚麼壞事也做過了。」易牧對我們說。

他還是從前的樣子,穿着一件短袖夏威夷恤,身體少許發胖。大家已經不再是當年的文藝青年,年紀越大就明白很多事物都不是我們可以選擇,也沒有甚麼所謂得與失。

「你們都好嗎?」

「我還是一面教書,寫專欄、寫馬經。」許定銘淡然地說。

「我當了校長。」覊魂說:「路雅做了印刷廠老闆。」

那段日子我開魚蛋檔,經常要找新血,見到穿着校服的女孩上來,一邊心裏不忍,一邊又不能沒新血⋯⋯

「經營印刷生意後,工作越來越繁重,沒有再寫了,不像阿銘,」我呷了口檸檬茶,朝許定銘繼續說:「他身兼數職,據說最精彩的那段日子,竟然同時應付六分工。」

雖然離開你們,仍常懷念文社那段日子,知道路雅出版了他的散文集,深感彼此間的距離,結果差了同居的女友往藍馬音樂書屋買了他的「但雲是沈默的」。

「想不到路雅出了此散文集不久就開始休眠,」許定銘說:「相反我與覊魂從未停止過在文字中打滾。」

「是啊,我教書之餘,一直也有寫詩。」覊魂說。

我每晚都有兩張長枱在新同樂,那些做細的會來交數,除了經營魚蛋檔,還有賭檔,每晚都會收到過萬元。

跟着就去別人的鐵竇賭,必定輸清光才回家,但沒關係,因為第二晚我又有一、二萬元的數收回來。

香港的夏天濕度高,座落跑馬地小山坡上的馬會會所,入夜後人跡稀少,懊熱的空氣吹拂着模糊往事。幀幀可觸的零落舊照,像翻牆那樣不隱定。

「我有一子一女,九零年舉家移民溫哥華,他們現在去了美國讀大學。」我頓了會說:「女人都回流了。」

帶着班兄弟搵食,刀光劍影的日子,雖然也有針在差館,收風遲了試過從七樓爬水渠逃跑!

「寫馬經是我部分收入,嚴格來說我沒有輸過錢給馬會。」許定銘說。

寫馬經寫到拿了馬會會籍,這是個甚麼馬迷?

涼夜的燈光下,蕩漾着搖晃的微黃,我手握綴滿水珠的檸檬茶。傳來微涼的前額。

「在溫哥華的時候,有點事辦要往多倫多,趁機想與海曼會面,沒想到被商會的朋友拉去看Table Dance。」其實我和她在香港曾有一面之緣,而往多倫多那次只是個過客。

人生到處知何似?
應似飛鴻踏雪泥。
泥上偶然留指爪,
鴻飛那復計東西。

與易牧那晚聚舊後,又回復各自各忙碌,直到有一天他來電,想來我公司會晤,就預計到會不會又是另一個故事的開始⋯⋯

2021年3月24日


那次往多倫多沒與海曼遇上,不經不覺已是30年前的事矣!

2021年4月2日 星期五

馮珍今:月亮背面的風景,是永遠無法窺見的──專訪林琵琶女士

林琵琶文學根底深厚,亦具備淵博的藝術修養,她將自身的學識巧妙地融入小說《月亮的背面》之中,詩詞小說的典故、書畫文物的知識,信手拈來俱天成。

林琵琶拍賣展覽中介紹張大千畫的扇。

「五四」前一天,友人來電,告知我林琵琶最近復出,她的新作《月亮的背面》剛出版了。

林琵琶原名龐志英,是六十年代的才女,我在中學時代,是《中國學生周報》(下稱《周報》)的讀者,早已看過她的作品。可是,自七十年代初開始,她像人間蒸發似的,再沒見過她的新作發表。

冬眠了半個世紀之後,才推出的作品,總有她想表達的東西,許是別的作家寫不出來的。

那天中午,我正好約了朋友,在中環碰面。茶聚後,我立即跑到灣仔去購書,回家後,手不釋卷,一口氣看到凌晨兩點……

林琵琶早期的小說,已寫得不錯,50年後,重出江湖,筆調仍有昔日的影子,古雅清新兼而有之,至於內容,那倒是離奇曲折,虛實相生,引人入勝。

得到友人的牽線,我輾轉聯絡到林琵琶。她好爽快,二話沒說,便答應了邀約。

訪問那天,我依時到達她在跑馬地的家,傭人開啟大門後,她精神奕奕,神清氣朗的迎上來,把我招呼到書房去。

呷一口香茶,我們便從多年前聊起……

她中學時,在培道女子中學念書,比我早好幾屆。

想不到,她竟然是我的學長,世事多奇妙!

2019年林琵琶攝於家中茶室

自小愛書勤寫作

林琵琶成長於佛山的一個大家庭,有十兄弟姊妹,她排行最小。父親在香港開醬園,也釀酒,還有曬場,生意經營得不錯,可惜,日本侵略香港時,炸了那條街,連店舖也炸毀了。

她出生之時,父親已經63歲,抗日戰爭已到尾聲。「我在解放後才入讀小學,在佛山念書,從沒見過『青天白日』旗,後來到香港才看到……」她在家鄉的時候,五星紅旗正隨風飄揚。

她坦言,「我自小很喜歡看書,當時住在鄉下,家中有不少藏書。」小時候,她最愛看故事書,什麼《薛剛反唐》、《薛仁貴征西》、《薛仁貴征東》呀……還有《三國演義》、《西遊記》、《水滸傳》和《紅樓夢》等,統統都看。

「我在小學四年班的時候,開始看《紅樓夢》,不懂的部分便跳過,慢慢便看懂了。」白先勇在小五時,開始看《紅樓夢》,林琵琶比他還早一年。

「我記得哥哥曾說過:『你這樣小,看這本書不太好。』我才不理他哩!」她露出「鬼馬」的笑容。

「當時在鄉下地方,街頭巷尾都有租書小店,花幾分錢,便可以租來一大疊『公仔書』,即是連環圖,捎回家便可以看好幾天。」噢,小時候,我也愛看這種「小人書」,說起來,大家都回味不已。

「四哥很喜歡詩詞,他主要是自學為主,五哥是聾啞的……」談到她的哥哥,我的腦海浮現她曾寫過的一篇「無題」之作(1966年6月14日),刊在《周報》新苗版的「四人專欄」,文中道出四哥、五哥的事,也談到披頭四、五石散……抒寫自己的不快樂。

林琵琶小學時的學生相

「我寫第一篇小故事,是在小學五年級或六年級的時候,總之是小學畢業之前,寫了什麼完全記不起來了。」兩年後,她來了香港,在培道念初中二。

當時,她覺得「舒舍予」(老舍)這個名字很有趣,便以「舒鷹」為筆名寫作,開始投稿,發表在《青年樂園》。

「我寫作,完全是自發的,在培道念書時,中文老師名叫蔡德銓,他完全不知道我喜歡寫作。我一直喜歡寫寫寫,有空便寫,也不斷投稿。」她還參加了「青松文社」,跟很多文友都相熟。

念中學時,除了中文科,她數理的成績亦相當好。「會考時,『甲數』得到優良,我也曾想過讀數學。不過,後來想深一層,如果讀數學,我只能做到二流的數學家;如果念中文,可能會成為一流的文學家……多自負!」她邊笑邊說。

我念的是理科,需要讀兩科數學,成績也不錯,「新數」拿「優」;「高數」取得「良」,我跟她都是黎敏洵老師教出來的。談到黎老師,我們不約而同地,將他的花名「泥頭」嚷出來,然後笑作一團。

中學畢業晚會,林琵琶自編舞劇《海逝》。

想當作家豈是夢

她申請大學時,三個志願都是填上「中文系」,大有非中文系不入的氣概。「當時大概是8月,我先收到崇基學院的通知信,冒着大風雨,前往馬料水面試。」她終於進了崇基的中文系。

林琵琶就在崇基學院念中文系時,認識了黃君實先生,她的另一半。

1964年,她升上大學後,覺得「林琵琶」三個字好記,於是以此為筆名,「當時投稿《周報》,原因有兩個,一是香港政府視《青年樂園》為左傾刊物,勒令停刊;另一是因為黃君實,他在羅富國師範學院念書時,跟陸離是同窗,曾為《周報》撰寫文章介紹藝術,所以把我拉進來,當時新苗版設有「四人專欄」,作者包括亦舒、綠騎士和我,還有一位,我已忘記是誰,但我從未見過她們。」談及往事,她臉上隱約露出一點惋惜之情。

讀中文系時,除了創作散文和小說,她也喜歡寫古典詩,「我寫得還不錯,尤其是七古,當時教寫詩的老師是伍俶教授,非常欣賞我的作品。」伍教授是著名學者,他的詩寫得非常好,五古極有名。據說錢鍾書申請到外國念書前參加考試,他是主考官。

伍教授在1966年去世,只有60多歲,「他上廁所時摔倒,結果腦充血走了……」說起這位離世多年的老師,她有點黯然。我倒想起她在《周報》寫的《寂寞竟何待》(1968年4月26日),傷逝懷人,懷人有二,其中之一,寫的正是「吳」教授,她帶着S「傷心的信」上墳,抒發心中的念與痛,哀而不傷。

1997年出版的《香港散文選1948-1969》選取了林琵琶三篇作品,此乃第一篇。

她的短篇小說〈褪色的雲〉(1966年4月29日),寫得極好,入選友聯出版社《新人小說選》,此書收錄了17位作者的小說各一篇,選自1965-67年間《周報》文藝版發表的作品,其中有西西、亦舒、綠騎士、崑南等。

至於她早年在《青年樂園》發表的作品,已散迭不存。「那批少作,我完全沒有留下稿子,聽說當年有一位文友,將所有文章剪存下來,但我已跟他們失去聯絡,畢竟已好幾十年了。」林琵琶淡淡道來,前塵,彷彿在眼前閃現。

黃君實、龐志英夫婦1969年攝於日本京都。

改習電腦謀轉變

黃君實在中大畢業後,留校當了4年助教。1966年秋天,他申請到日本外務省的研究獎金,往京都大學研究六朝文學,而林琵琶於1968年畢業後,亦隨夫君往京都去,在日本仍然繼續寫作。

「我甚少與人來往,也沒參加過當時的文化活動,在這群『文化人』中,我只見過胡菊人。他曾主動聯絡我,叫我寫稿。在日本的時候,他也曾來探訪過我們。」怪不得,她後來在《明報月刊》發表文章,其中一篇就是《京都隨筆》(1969年3月),她寫來纖巧細緻、委婉深情……筆下的銀杏楓竹、三千院、比叡山,還有除夕,令人好難忘!

「當時在京都大學,很多教授都懂得中文,亦寫得一手好文章。林文月當時也在京都,我曾見過她,但跟她不相熟。」日近長安遠,古老的京都,吸引了不少文人學者。

到了1970年底,黃君實完成碩士論文《謝脁研究》後,他們就搬往東京。不久,女兒出世,她忙得一頭煙,於是從此輟筆。

直至1972年1月,黃君實獲得美國堪薩斯大學的獎學金,修讀東方美術史。他們又匆匆離開日本,前往美國。

子女年幼,她忙於照顧家人孩子,「直到兒子三歲,我才重返校園,在堪薩斯大學讀東方美術史。」兩年後,修畢碩士課程,因為難於找工作,她轉讀電腦,念Programming,當時在美國,開始流行電腦程式設計。

「程式設計與邏輯有關,我對數學有興趣,受過邏輯訓練,所以好易上手。課程未讀完,我已被揀中,找到工作了。」那是1976年,她開始在當地一間運輸公司做電腦工作,學會使用一種新的軟件,做了差不多五、六年。

黃君實獲碩士學位後,則進了納爾遜藝術博物館東方部工作,當研究助理。直到1982年,受聘於佳士得拍賣行,他們舉家才遷往紐約居住。

電腦程式設計這個行業很吃香,她先在紐約Citibank工作,其後被Chase Manhattan Bank挖角,輾轉又回到Citibank,曾任職電腦程式部助理副總裁。

在拍賣行時,向傳媒介紹陳逸飛油畫罌粟花。

埋首藝術研書畫

「生活重複又重複,一年又一年的過去了……」時光易逝,長溝流月去無聲,子女已念完大學,林琵琶在1993年回流香港,在香港佳士得拍賣行當書畫部主管,工作了好幾年。

「移居外國之後,幾乎有長達20多年的時間,完全不用中文,有時連簡單的一個字也忘記了筆畫。遷回香港,我重新用中文撰寫一些藝術史研究的文章……」在佳士得退下來之後,她繼續開展藝術研究的工作,發表書畫方面的文章,則署原名龐志英。

她最初研究任熊,他是清末著名畫家,善於畫人物、花鳥、山水,且兼長工筆、寫意,尤以人物畫著稱。任熊的畫,先是由於姚燮的讚賞而得負盛名,成為南派畫家的宗師。

姚燮是晚清文學家,博學多才,不僅精通詩詞、戲曲,擅寫駢文,且工於繪畫。姚家收藏甚豐,曾延請任熊,使他得以飽賞宋元明清名家的書畫佳作。任熊有一段時間,居於姚燮的大梅山館,據姚燮的詩句繪畫了120幅《姚燮詩意圖》,以詩意入畫,以畫傳詩意,幅幅獨具意趣,是南派畫的珍品。

「我將《姚燮詩意圖》每幅畫中姚燮的原詩找出來,而且撰文作簡介……」她做了大量研究考證的工夫,在2010年出版了《姚大梅詩意圖冊》。

《姚大梅詩意圖冊》書影

此外,對於江戶時代的黃檗文化及來舶書畫,她亦有所研究。

話說旅居日本之時,「黃君實研究六朝文學,暇時喜穿梭於京都新門前一帶的古董店,流連於卷軸與古籍之中,間或能買到幾件自己喜歡的書畫。」他注意到江戶時代的黃檗僧侶及來舶畫人,而且對來舶書畫的興趣越益加深,收藏的數量亦日漸增加。

至2008年3月,因緣際會,他們夫婦倆與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的鄭培凱教授合作,舉辦展覽,把百多件珍藏的書畫作品公諸於世,同時出版《東渡奇葩:日本江戶時代中國旅日書畫家》一書。為此,她亦撰文著述《江戶時代的黃檗文化及來舶書畫》,介紹這批當年負笈東遊的書畫家。

《沃雪齋藏古代繪畫選集》,則出版於2018年。選集共兩大冊,包括唐宋畫19幅、元代繪畫35幅,全是自家收藏的名作,如韓幹、巨然、蘇軾、趙佶、范寬、馬遠、夏圭、趙孟頫、元四大家、方從義……俱屬名家。

這是竭盡心力之作,「多方蒐集資料,前後做了兩年多,完成這本選集之後,我覺得很累,感到有點burn out,暫時不想再做美術研究。」她皺起眉頭,輕輕嘆了一口氣。

《沃雪齋藏古代繪畫選集》書影

而今邁步從頭越

早年的作家夢雖然破滅了,然而,經歷了這些年的山山水水,驀然回首,她發覺,「有些夢雖然飄去了,卻依然在,影影綽綽地浮盪着,於不遠之處盤迴,耐心地等待着我。」

2019年初,林琵琶開始重拾彩筆,創作小說《月亮的背面》。

「我想在小說中,多談一點有關藝術的東西,故此,人物的家庭背景比較特別。男主角邵青霜的外公是愛新覺羅的後人,而女主角林素安的外公則是大收藏家。」如此家世,實在令人眼前一亮。

她原來構想的,並不是這樣的故事,「我確實認識一個男孩子,初戀女友突然變心,令他傷得很深,此後十多年,不再交女朋友。在這個濫情的年代,這般脆弱的心靈,令人憐惜,想寫小說的念頭剛起,便想到了他。」她帶着微笑,娓娓道來。

「我刻意地將青霜塑造成是一個理想化的人物,他是個醫生,單純而深情,而且學養不凡,好像什麼都懂。前幾年,外子因病不斷進出醫院,我遇上很多醫生,也大概了解他們的工作。有一位追隨黃先生學習書法的朋友,本身是個醫生,他的兒子也是,廿多歲已成為劍橋最年輕的院士。」事實上,世上不是沒有天才型的人,雖然比較罕見。
龐志英精於行草,其書法作品 。

「至於素安,則過分孤潔,愛鑽牛角尖,個性不太討好。全書之中,我最喜歡『太虛幻境 天崩地裂』那一章,將李煜也寫進去,多有趣!」也許,素安正是黛玉和可卿的混合體。

「書中部分情節,有的取材於社會知名人士的故事,當然經過藝術加工……我寫到1958年的逃亡潮,而身邊亦有朋友,真是游水偷渡來香港的。」創作植根於現實生活,沒有實際的生活體驗,就不可能有真實生動的描寫。

「這部小說,我斷斷續續的,寫了接近一年,邊寫邊改……」林琵琶文學根底深厚,亦具備淵博的藝術修養,她將自身的學識巧妙地融入小說之中,詩詞小說的典故、書畫文物的知識,信手拈來俱天成。對文學藝術感興趣的朋友,一定會看得很「過癮」,易生共鳴。

《月亮的背面》在今年4月出版後,有一位廿來歲的年輕人很喜歡這本書,跟她說:「小說高潮迭起,出人意表。」

正如她在序中所言:「喜歡寫,又能寫自己喜歡的,純屬享受。我的夢總算回來了,晚了些,但足以讓我感到自己活着。這也是我的快樂。」活着,便是快樂。

我想,寫的人快樂,看的人也快樂,那便皆大歡喜矣!

作者與林琵琶合照。

《灼見名家》2020年5月15日)

小思談林琵琶

我終於等到看見月亮的背面了。

如果不是60年代末《中國學生周報》、《明報月刊》的讀者,一定不知道林琵琶這個名字。

我曾說過因為林琵琶寫過〈京都隨筆〉,我每次忍不住要寫京都時,都很膽怯。而你更說過因讀了林琵琶的〈三千院〉,才下定決心,必須去一次三千院。

我記住她除夕在京都真如堂聽除人間煩惱一百零八下鐘聲時說:「請為我多敲一下,恐怕我的煩憂不在一百零八之內。」

60年代後,林琵琶這名字竟然消失了。

我常隱約知道她走在另一條路上。我也常隱約惦念她。

真沒預計在風雨飄搖的2019年,林琵琶用她最愛的文字,告訴曾深愛她的讀者:「我的夢總算回來了,晚了些,但足以讓我感到自己活著。」

事隔幾十年!

讀完她寫的小說《月亮的背面》,我明白全書題詞早已給我預警:「月亮背面的風景/肉眼凡胎的我和你/是永遠無法窺見的」。

不過,正因如此,才惹來千萬光年外的遙望者,殷殷求索。

也許,讀者總能各取所需。

而我讀罷,卻仍記起〈三千院〉中「當北風吹盡了落霞,那時就只剩下這嬌小的月亮,冷冷地在空中懸掛吧?」

多說兩句:如看完《月亮的背面》,不妨細讀龐志英寫的《任熊繪  姚大梅詩意圖册》。

──小思

《大拇指》臉書專頁2020年5月13日)

許迪鏘談林琵琶

這是小思老師和我分享的讀後感。文中那個為了林琵琶一篇文章而決定一訪三千院的,是我和妻。小思老師的序跋和讀後感,背後可以有不同的身份,有盧瑋鑾的,是正兒八經的書介或引論,有小思的,是比較個人的感性的,當然,最令讀者神往的,是寫豐子愷漫畫的明川。這篇讀後感,我發到大拇指面書,大膽加了一句通俗的話:小思返咗嚟喇。這肯定就是感性的小思再加一點點明川,令人對《月亮的背面》也不期然心嚮往之,近來很少見老師寫得這麼富於感情,以至帶一種激情。我並不是《中國學生周報》和《明報月刊》的慣性讀者,聽聞林琵琶之名是很後的事,讀她的文章,就是靠黃繼持、盧瑋鑾、鄭樹森編的《香港散文選》,在那裡,我讀到《三千院》。去了三千院,覺得確是個好地方。林琵琶的文字固是好文字,雖帶點「文藝腔」,但不至於「傷他悶透」,敏感而細緻,有種帶夢幻似的吸引力。老師還提到要一讀龐志英寫的《任熊繪  姚大梅詩意圖册》,龐志英就是林琵琶的本名,這部書老師多年前應在專欄中提過,我趕緊買了一部,林琵琶分析任伯年的畫,眼光獨到,識力不凡,單看這部,沒有人會猜到作者的文字會有那麼柔情的另一面。(許迪鏘)

《大拇指》臉書專頁2020年5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