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大成》雅集

記《大成》雅集
沈西城

四十年前，我在父親書房的書架上，看到了一本雜誌，素白封面，嫣紅刊名，配上淡淡數筆花鳥蟲魚，雅淡清逸，吐發着一縷書卷氣，忍不住揭開閱讀，這一讀就讀了二十五年。

這本雜誌就是沈葦窗先生主編的《大人》（後來易名《大成》）。

《大人》月刊的老闆是當年「大人」百貨公司的老闆楊撫生先生（他是粵劇名伶陳寶珠的家翁），當年為了拓展「大人」百貨公司的業務，決定辦一本雜誌，以廣宣傳。

楊撫生本身喜歡骨董字畫掌故，因此《大人》除了負有宣傳業務的任務外，還肩負弘揚中華文化藝術的目的。他找來熟悉中華文化的上海文壇名宿沈葦窗當總編輯，可謂深慶得人。

《大人》雜誌走的是傳記文學的道路，內容側重民國名人事蹟的介紹，旁及當年生活風貌的描述，對老一輩的人來說，聊資懷舊，於年青一代而言，足可當為歷史重溫，因而在當年，銷路有一定的保証。

《大人》雜誌辦了四十二期（一九七Ｏ年五月十五日至七三年十月十五日）後，因楊、沈兩先生在編務和廣告業務上出現了一些分歧，終致停刊。

沈葦窗為了不使傳記文學落幕，自家籌資於一九七三年十二月重新出版同類型月刊，改名曰《大成》。

《大成》的編輯路線，跟《大人》了無異致，同樣是以傳記掌故為主、文化藝術為副，可能積聚了前頭《大人》的編輯經驗，《大成》無論在版面和內容上都遠較《大人》悅目豐富，尤其是每期封面，統由大畫家大千居士出手，寥寥數筆山水人物，已教讀者愛不釋手。至於作家陣容，那就更勝《大人》。那時的名家，屈指數來，就有陳存仁、陳蝶衣、范基平、陳定山和林熙諸先生。

我跟《大成》拉上關係，純得自翁靈文世伯之力，他是我父親的老朋友，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前，他們同在一個話劇團工作，翁靈文當主角，父親負責佈景設計，當時劇團的團長就是後來當了中共外交部長的喬冠華。

七三年秋，我從日本回來，求職不獲，月無分文進賬，翁伯伯就介紹我為《大成》寫稿。我聽了，嚇了一大跳，《大成》名家如林，且都是飽學之士，我這個黃毛小子，肚子裏倒吊無半滴墨水，緣何能列門牆呢！翁伯伯說「論文筆，你當然未能追得上那些老前輩，但你可以從日本書籍雜誌，找一些有關中國傳記掌故的資料，把它改寫成中文，沈社長（朋友們都這樣稱呼沈葦窗）一定會樂意採用。」

一為興趣，二為餬口，我從日本書籍上找到山口淑子（李香蘭）的傳記資料，動筆編譯，寫成了〈一代奇女子──李香蘭〉，交由翁伯伯送呈沈葦窗達覽。本不存任何奢望，一個星期後的星期天，翁伯伯邀我到九龍佐敦彌敦道上的「北京酒樓」午飯。

到埗後，房間裏已聚擁了十多人，我一眼就認出了沈葦窗，他穿了一襲深灰西服，脖子上結了棗紅領帶，溫文爾雅，舉止瀟灑。經翁伯伯作介紹後，他用上海話對我說：「沈先生！你那篇講李香蘭的文章我拜讀過了，寫得不錯，我們下期刊出，以後希望你多多來稿支持！」
我聽了，真是受寵若驚，當下竟然不知如何作答。

那天坐在我旁邊的是陳存仁，他是名中醫，遠在民國時代，他已跟費子彬、朱鶴皋和丁濟萬並稱滬上四大名醫。大陸變色後，這四大名醫同時來了香港，陳存仁醫術湛深，被韓國一家大學授與醫學博士學位，因此同寅都叫他「陳博士」。他雅好筆耕，診症之餘，嘗在《星島晚報》綜合版撰寫「津津有味譚」，教人養生修身之道，他應該是香港第一位醫師在報章上向人們灌輸健康知識。

不過，陳博士令我深折的，並非是他的醫學常識著作，而是他那兩部震鑠古今的巨著《銀元時代生活史》（連載於《大人》雜誌由第十四期至三十一期）和《抗戰時代生活史》（連載於《大人》雜誌第三十五期至《大成》雜誌第九期），這兩部傳記作品忠實地記錄了民國時代的種種社會情況，至今仍為研究民國歷史者奉為圭臬。

《大成》雜誌每月第一個星期日有一個午間雅集，席設「北京酒樓」。

名為雅集，卻非吟詩作對，目的只有兩個，一是作家們碰頭「吹吹牛皮」，大家天南地北地閒談，話題不拘；二則是作家們最最期待的事──沈社長發稿費。

《大成》的稿費並不高，可它體現了沈葦窗的一番情誼，誰都知道沈社長並非巨富大賈，他辦的是「一人」雜誌，選稿、排校、送印刷，統由他一人經辦，從不假手他人。辦雜誌，可是辛苦事兒，朋友們大多是幫閒性質，哪會苛求稿費的多少。

《大成》雅集有個明文規定，每人科款十元，不足者，由沈社長包底。每次集會，人數總有八九人，川菜矜貴，幾乎每趟都要勞煩沈社長「大出血」。

《大成》作家群像中，陳存仁以外，最令我敬重的有兩位，其一是陳蝶衣，他師承鴛鴦蝴蝶派，在上海已有藉藉名，南來香港，順摯友作曲家姚敏之請，着手填詞，一曲《情人的眼淚》，膾炙人口。「為什麼要對你掉眼淚，你難道不明白是為了愛！」有一回飯局，蝶老興致來了，親自向我哼了兩句《情人的眼淚》歌詞，滿臉自得，神情怡然，看得出他老人家也深為這首歌詞而驕傲。其二是高伯雨（林熙），高翁偶爾也會列席，他是雅集唯一一位廣東作家，他的名作《聽雨樓隨筆》跟陳定山的《春申舊聞》是近代傳記文學的瑰寶，在文壇裏向有「南高北陳」之稱。

我在《大成》最重要的工作，是編了一部《中日電影發展史》，稿由翁靈文伯伯審訂，連續登了許多期……直至我七八年轉業電視，這才終止。
回想起來，那已是三十多年前的事了，沈社長一九九三年遽歸道山，我並不知情，日昨拜讀了蔡登山先生的雜文，這才知道故人已矣，謹以此文遙祝沈社長安息。

（原刊二０一０年十一月廿一日《蘋果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