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詩羣的消逝與崛起

香港詩羣的消逝與崛起
關夢南

最近完成了二０００至二００九年的香港新詩資料整理，發現二０００年未嘗不是一條模糊的分水線。前此，由五六十年代至八十年代，是一個詩羣；九十年中或以後，又是另一個詩羣，其間的交替，當然不是一清二楚的。况且我們仍在局中，作這樣的長河檢視，一定要在局外，方能相對周全。觸發我這樣感慨，皆為編書時看到以下這樣一張詩羣逐漸消失的名單：

溫健騮（一九四四──一九七六）、覃權（一九四五──一九七八）、徐訏（一九０八──一九八０）、徐速（一九二四──一九八一）、夏果（一九一五──一九八五）、李素（一九一０──一九八六）、易金（一九一三──一九九一）、黃崖（一九三二──一九九二）、李國威（一九四八──一九九三）、何達（一九一五──一九九四）、徐東濱（一九二七──一九九五）、鷗外鷗（一九一一──一九九五）、林以亮（一九一九──一九九六）、舒巷城（一九二一──一九九八）、柳木下（一九一四──一九九八）、陳炳元（一九一八──一九九九）、力匡（一九二七──一九九九）、楊際光（一九二五──二０００）、張徹（一九二四──二００二）、丁岸（──二００三）、周國偉（一九五二──二００六）、紅葉（一九三四──二００七）……

這張名單還可以加倍伸延，向前或向後。他們有些是名詩人，如徐訏、徐速、力匡……有些不以詩鳴，很早就興趣轉移，如徐東濱、林以亮、張徹……更多的詩人不為人知，比如周國偉與紅葉。前者是《羅盤》詩刊的骨幹，後者一九五二年開始在《中國學生周報》寫詩，半世紀不斷，死而無聞。已列或未列上述詩人，大部分都羣聚於五六十年代至八十年代。這些詩人或不在、或在而不寫，都隱隱然標誌着那一個時代的結束。

都說六七十年代是寫詩的好年華，詩人風起雲湧，風格各顯春秋，詩人雖然貧寒，卻不以為恥。相反，創作不懈，承傳的文化使命感特強，只要有命，很多詩人就會寫下去，如溫健騮、李國威、何達、馬覺……馬覺，他昨夜突然給我電話，不見十四年了，精神分裂病稍為好轉，他馬上就找羊城，找我，找其他寫詩的朋友，有的不在幾年了，有的仍在……電話放下後，我不禁重翻故友一九六七年出版的《馬覺詩選》，輕輕地念着他以下的句子：

很久很久我們才發現
我們是病了
……
雖然這個時代並不如理想
雖然有許多許多的理由使我們感到不如意
但每當月夜
此地的月夜
啊，教我怎樣向他們言說
……

詩人，上世代的詩人，也許就是這樣傻、這樣不識時務。但他們對文學藝術的執着，有時又使我們不由得不肅然起敬。路不是白走的，他們各自留下了詩集與名篇，如李國威的《爭吵之後》與《曇花》、柳木下的《大衣》與《鳩鳴》、易椿年的《金屬風—防空演習印象》、鷗外鷗的《和平的礎石──香港的照相冊》……他們，皆不以去而去，而另有一種永恆的聲音存留。

一個世代的過去，往往暗喻另一個世代的到來。如果要我畫一條界線，我大概可以從九十年代中畫起。這時有兩個詩刊出現：一個是《我們》，另一個是《呼吸》。這兩個詩刊及以後接連的詩浪，一直延續到二０一０年。這個詩羣有以下幾個特點：一是土生土長，亦即八十年代前輩詩人戴天所言的—「我們的香港仔」；二是詩人以大學生為多（前此詩羣多社會青年：飲江、葉輝、鍾玲玲、鄧亞藍、李家昇、李國威及我，都與高等學府無緣），故新世代若稱為大學生詩羣並無不可；三是他們不再有創作的使命、文化感，更面向完全的香港城市化。因為遊戲心態，故出現了不少有趣的嘗試，如其中一位叫G367883的詩人，他寫了一首《Day 041196》：

大清早起來時便覺得今天有點3259
趕快梳洗之後便走到7256吃一個5321
看看報紙嚇了一跳
原來今天的頭條是6937
返到公司同事都在討論着6937
原來6937是我一個同事的8241
世事難料我也不禁有點7321
…………

再讀另一首葉英傑的小詩──《好友Ｔ的生活》：

婚前和婚後有什麼不同？

晚上回到不同的家：
與他見面的時間多了：
不再一個人睡

對不起　想不到其他了

新世代詩人，九十年代中湧現了一大批，到二千年後，其羣起更數以百計。除了著名的：杜家祁、樊善標、陳麗娟、廖偉棠、陳智德、黃茂林、鄭政恆、雨希外，還有：袁兆昌、麥榮浩、璇筠、彭礪青、小襪子、邱心、劉嘉寧、陸穎魚……面對後浪滔天，從上世紀寫到二０一０年的資深詩人，如果再不放棄傳統的所謂「優雅」、田園山林的美學，與乎僵化的現實主義書寫，其必然無法融入換代的大氛圍中。

我這樣劃分兩個世代，很多人未必同意。不同意是對的，因為其間犬齒交錯，互為包容。尤其是部分上世代的不少重要詩人仍在，如馬朗、崑南、西西、戴天、梁秉鈞、蔡炎培、黃國彬、飲江、阿藍、葉輝、禾廸……中生代詩人就更多了，如何福仁、鍾國強、王良和、胡燕青、黃燦然、洛楓、陳汗、游靜……他們不少人在二０００年還出版了個人重要的詩集。介乎兩個詩羣之中，某些前輩詩人的身份雖然曖昧、尷尬，但又實在地、他們用作品說出了自己的存在。也許，正因為二十一世紀混雜了三個世代的不同詩風，香港新詩才得以在中華漢詩版圖中，並不厚着臉皮佔上一個位置。

（原刊二０一０年十一月廿七日《信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