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看》出版始末
陳子善
一九七六年三月,香港「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了張愛玲的小說散文集《張看》,列為該社所出的「現代中國文學叢書」之五。筆者見到的「叢書」第三種,是余光中「展示其左手的掌紋縱橫」的《余光中散文選》(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初版),這是余光中的第一本散文自選集。
「文化‧生活出版社」的社名有點特別,「文化」和「生活」之間用圓點分隔。上個世紀三、四十年代上海有家巴金主持的赫赫有名的「文化生活出版社」,也許「文化‧生活出版社」的宗旨是想繼承文化生活出版社的道統,但在名稱上又要有所區別?不管怎樣說,「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文學書的眼界很高,選擇很嚴,無論張愛玲還是余光中,現在都是公認的文學大家了。
「文化‧生活出版社」主持人是何方神聖?《張看》問世三年後,責任編輯黃俊東的回憶披露該社主持人之一正是時居香港、現已移居加拿大的詩人戴天。黃俊東在〈張看〉一文(收入一九七九年十二月香港明窗出版社初版《獵書小記》,又編入一九九五年十一月浙江文藝出版社初版《私語張愛玲》)中追述《張看》出版經過時寫道:
「《張看》這書是由香港文化‧生活出版社印行,促成這書的出版卻是宋淇先生和戴天先生,當張愛玲答應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這書之後,稿件也就發排,在排印期間,張愛玲的舊作,陸續又出土,所以她又加以編入這集子中,特別是〈論寫作〉和〈天才夢〉。由於書已排好了,所以只能編在書的最後,她特別為此寫了〈附記〉,甚至覺得不好意思,怕麻煩編輯人員,寫了一封短簡,吩咐若太麻煩,可不必印上那篇〈附記〉,其實短短的〈附記〉,附印上去,何麻煩之有!這可見她做人仔細的地方。」
這就明確地顯示,「促成」《張看》這本小說散文集面世的,是張愛玲的好友宋淇和代表出版社方的戴天,兩方是缺一不可的。《張看》問世二十四年之後,戴天自己也在於二000年十二月在香港「張愛玲與現代中文文學國際研討會」上「現身說法」,證實了黃俊東的回憶。他的發言題為〈無題有感〉,他說:
「我覺得我沒資格去談張愛玲,雖然我跟張愛玲見過一面。大概是五、六十年代之交,她到台北,美國新聞處請吃飯,和殷張蘭熙、白先勇、王禎和吃過一頓飯。她在台北走了兩下就這樣了,說不上什麼印象。後來她的《張看》在香港首先出版,也是我跟幾個朋友辦的一個出版社替她出版的。後來就由宋淇把版權拿去跟台灣接洽去了。我也跟她通了幾次信,這些信也不知到什麼地方去了。有人認為這些信很珍貴,我認為也沒什麼,信而已。」
戴天到底是見過世面的大詩人,談到《張看》的出版經過,風輕雲淡。張愛玲給他的已經不知去向的幾封信,別人認為「很珍貴」,但在他看來「也沒什麼,信而已」。他大概沒有想到,又過了九年,其中的一通於去年十二月奇跡般地出現在香港新亞圖書中心「第二屆舊書字畫拍賣會」上。這是張愛玲的手跡首次進入拍賣,引起了轟動(馬吉按:此信在二00九年十二月六日拍賣,成交價港幣五萬四千元)。此信僅一頁,寫在一張小三十二開薄如蟬翼的英文打字紙上,信封已不存。全信僅七十五字(不含標點),也許因為並非深交的緣故,張愛玲寫得客氣、端正。全信如下:
「戴天先生:
收到十五日的信,希望新春度假愉快。又要麻煩您了——就《張看》而言,絕對最後一次——如果還來得及的話,請在書末「附記」裏再加一段,附在這裏寄上。匆此即頌
大安
張愛玲
一月廿五日」
這封張愛玲信劄當寫於一九七六年一月二十五日,兩個月後,《張看》就出版了。而在一月二十八日,也就是寄出致戴天此信之後第三天,張愛玲又給責任編輯黃俊東寫了一信,這封同樣很客氣的信作為黃俊東〈張看〉一文的「附錄」也保存下來了,照錄如下:
「C.T.先生:
多謝寄來兩篇短文的清樣來。前兩天我又補寄給戴天先生的『附記』第二段,請不要再加上了。太費事,倒不是為了出版遲早。一切費心,此頌
大安
張愛玲(EILEEN CHANG)
一月二十八」
張愛玲與出版社方圍繞《張看》編輯出版的通信當然不止這兩封,但這兩封無疑是重要的,把它們聯繫起來釋讀更有意思。兩封信其實說的是一件事,那就是關於《張看》的選文及相關「附記」的討論。
《張看》除了〈自序〉,依次收入〈連環套〉、〈創世紀〉、〈姑姑語錄〉、〈憶胡適之〉、〈談看書〉、〈談看書後記〉、〈論寫作〉和〈天才夢〉八篇作品,前兩篇為小說,後六篇為散文。所以,此書是一部小說散文集,開了張愛玲作品單行本不同體裁混收的先例。八篇之中,〈連環套〉、〈創世紀〉、〈姑姑語錄〉、〈論寫作〉和〈天才夢〉五篇是「古墓裏掘出的東西」(引自〈《張看》自序〉),只有〈憶胡適之〉、〈談看書〉、〈談看書後記〉三篇是張愛玲到美國後的新作。所以,此書又開了張愛玲作品單行本新舊之作混編的先例。之所以這樣不同體裁不同時期作品混雜編集付梓,固然有張愛玲到美國後致力於英文著述以至於中文「近著」不多而出於篇幅方面的考慮,更大的原因恐怕是張愛玲有不得已的苦衷。
作於上世紀四十年代的〈連環套〉和〈創世紀〉等文是時在美國加州大學沙加緬度分校執教的唐文標發掘的。唐文標「愛張愛玲至極」,以「搜集張愛玲的斷簡殘篇」(引自南方朔〈注解唐文標〉,載一九九五年十二月北京三聯書店初版《我永遠年輕:唐文標紀念集》)為己任。〈連環套〉和〈創世紀〉這兩篇未完成的小說出土後,在唐文標自是歡喜雀躍,「認為生命很充實了。」(引自唐文標〈張愛玲可口可樂〉)但張愛玲卻認為這是「兩件破爛」,「只知道壞,非常頭痛」。她與唐文標通了幾次信,「聽口氣絕對不可能先寄這些影印的材料」給她過目,她只能退而求其次,「最關心的是那兩個半截小說當作完整的近著發表,不如表示同意,還可以有機會解釋一下。」。於是,張愛玲被迫「同意」唐文標把這兩篇小說寄往台灣重新發表,她則「寫了一段簡短的前言」,「說明這兩篇小說未完的原因。」(以上引自張愛玲〈《張看》自序〉)這篇〈前言〉是張愛玲的一篇小佚文,剛剛以〈連環套創世紀前言〉為題收入《惘然記:張愛玲散文集二(一九五0——八0年代)》(二0一0年四月台灣皇冠出版社出版):
「──水晶先生與他的朋友唐文標教授來信說,文標先生在加州一個圖書館裏找到我三十年前幾篇舊作,建議重新發表。〈姑姑語錄〉是我忘了收到散文集裏面,小說〈連環套〉、〈創世紀〉未完,是自己感到不滿,沒寫下去,〈殷寶灩送花樓會〉更不滿意,因此一直沒有收到小說集裏,這一點需要說明。對於他們二位的熱忱,也應當再在這裏致謝。
一九七四年四月」
〈前言〉刊於一九七四年六月台北《幼獅文藝》第三十九卷第六期重新發表的〈連環套〉之前,手跡製版,頗為鄭重。張愛玲在文末不忘對唐、水兩位「致謝」,但讀過〈《張看》自序〉的,兩相對照,想必會發現張愛玲只是禮節性的稱謝而已,她其實是言不由衷,無可奈何。但是,張愛玲畢竟堅持了一點自主權,對這兩篇「半截小說」的未能完成和不得不在臺灣重新發表作了必要的解釋。
遺憾的是,〈創世紀〉交台北《文季》重刊時,雖然也在文前刊有這篇〈前言〉,卻是「刪節了的」,以至於張愛玲在〈《張看》自序〉中抱怨不迭。不過,這兩篇「半截小說」既然都已重刊,編入書中不會再成問題,於是順理成章成為《張看》的頭兩篇。同時,張愛玲利用寫〈自序〉的機會,以將近一半的篇幅進一步對這兩篇自己早期的「半截小說」進行分析,〈連環套〉「沒想到這樣惡劣,通篇胡扯,不禁駭笑」,而〈創世紀〉「只記得比〈連環套〉更壞」!她還「探測」其中的原因:「當時也是因為編輯拉稿,前一時期又多產。各人情形不同,不敢說是多產的教訓,不過對於我是個教訓。」這些自我批判應該是由衷的。
《張看》已經付排,不料〈論寫作〉和〈天才夢〉兩篇「少作」又由唐文標相繼挖掘出土,如要及時收入《張看》,只能置於書末,這樣《張看》首尾全是「少作」和舊作,中間才是「近著」,而且時序也不對,編排顯得不倫不類,於是張愛玲決定在書末再增加一篇說明性的〈附記〉。
〈附記〉寄出後,張愛玲意猶未盡,又補寫了一段寄給戴天,這就是她一九七六年一月二十五日致戴天信中所說的「請在書末〈附記〉裏再加一段,附在這裏寄上」。三天之後,張愛玲擔心增加的這一段已來不及補入,又致信責編黃俊東表示:「補寄給戴天先生的〈附記〉第二段,請不要再加上了。太費事」。值得慶幸的是,黃俊東是一位眼光敏銳而又負責的編輯,他知道張愛玲文字的價值,沒有按張愛玲的要求抽出她原擬補入的〈附記〉第二段,使我們今天能夠讀到完整的〈論寫作〉和〈天才夢〉重刊〈附記〉:
「以上兩篇『少作』近來又陸續出土了。因為有些讀者沒有看見過,覺得應當收入這本集子,但是已經排印,只好贅在後面。原是按時序排列的,這一來秩序大亂。好在本來是個雜拌。
又,〈我的天才夢〉獲西風雜誌徵文第十三名名譽獎。徵文限定字數,所以這篇文字極力壓縮,剛在這數目內,但是第一名長好幾倍。並不是我幾十年後還在斤斤較量,不過因為影響這篇東西的內容與可信性,不得不提一聲。」
〈附記〉的第二段是針對〈天才夢〉而言的。寫於一九四0年的徵文〈天才夢〉是張愛玲自己承認的「處女作」,她很看重這篇「少作」,對其僅獲上海《西風》月刊三週年紀念徵文「名譽獎」第三名一直耿耿於懷。《西風》這次徵文評獎,共取十名,「另外定出三個名譽獎」,其實帶有安慰性質。〈天才夢〉未能進入前十名,「名譽獎」也只是第三名。張愛玲在〈附記〉中說「第十三名名譽獎」,嚴格來說是她記錯的,但最後一名卻是事實。她雖然表白「並不是我幾十年後還在斤斤較量」,但增寫這段〈附記〉,恰恰說明她仍在「斤斤較量」。
平心而論,如果唐文標沒有找到〈連環套〉和〈創世紀〉等佚作,張愛玲的《張看》能否或以怎樣的面貌問世,都是未知數。《張看》之所以特別和重要,在於張愛玲晚年在台灣出版的《惘然記》(短篇小說、電影劇本集)、《餘韻》(散文、中短篇小說集)和《續集》(散文、電影劇本、中英對照短篇小說集),直至她去世前出版的最後一部作品《對照記》(照片文字對照、散文集),都不同程度沿襲了《張看》的編選模式,用張愛玲自己的話說就是都是「雜拌」!這在張愛玲書目學上是頗值得注意卻還未引起注意的現象。
早在七十七年前,文學史家阿英就已指出:「一個作家的作品,往往有雖已發表而不愜意,或因其他關係,在輯集時刪棄的;這樣的例子是很多,如果我們詳加考察的話。可是,無論那作品被刪棄的理由何在,對於讀者,終竟是極寶貴的。富有歷史癖或專門的文學研究者,尤其重視,因為這是增加了他們對於作家研究的材料。」(引自〈《孤山的梅花》全文〉,載於一九三三年六月上海南強書局出版《中國新文壇秘錄》)從《張看》起,作家張愛玲和「富有歷史癖或專門的文學研究者」唐文標們的「博弈」就開始了。張愛玲很不願意唐文標們挖掘那些她自認為不成功的「少作」和「舊作」,甚至公開表示不滿。但她無法阻止唐文標們的發掘,無法否認這些「少作」和「舊作」確實出自她的手筆,也明白它們「一經出土,遲早會面世」。因此,又不得不一次又一次作出讓步,作出妥協,「雜拌」的《張看》是如此,同樣「雜拌」的《餘韻》、《對照記》等也莫不如此。即便在她身後,《小團圓》的重見天日,乃至這次張愛玲一九七六年一月二十五日致戴天信和〈連環套〉、〈創世紀〉重刊〈前言〉的發現,也再次證明了這一點。
二0一0年二月十日初稿,四月三十日改定
(原刊二0一0年四月廿五日《錢江晚報》C0007《深讀》版、二0一0年五月上海《書城》新第四十八期;並收錄於陳子善《研讀張愛玲長短錄》頁130─140,台灣九歌出版社二0一0年八月初版。此文據九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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