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君行
1990年支聯會「民主愛心寄秦城監獄」心意咭簽名運動，收集香港市民簽名寄北京秦城監獄，慰問獄中民運人士。右二為陶君行。
《明報‧世紀版》編按：大家仍會記得去年516公投運動中，司徒華與陶君行，這對多年師徒、民主運動同路人曾有一席爭持。從八十年代學運時代發始的「革命同志」關係，在跌宕的政局和意識形態流轉中經歷重重考驗。陶君行分四階段述寫與華叔的廿三年情，更側寫出民主鬥士百味紛陳的路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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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度過中華民國的百年元旦，司徒華便離世了。12月30日，他的助手在面書平台寫上他喜愛的《聖經》章節︰「我實實在在告訴你們：一粒麥子如果不落在地裏死了，仍只是一粒；如果死了，才結出許多子粒來」（《若望福音》十二章24節）。的而且確，他的猝逝象徵了一個時代的結束……
去年深秋，我正猶豫應否前赴探病，擔心我的出現會否教他不快。他卻不計前嫌，主動透過朋友傳來邀請。最後一次探望他是去年12月。病榻前，他緩緩唱出昔日的革命歌曲，激動得再三流淚。我不懂那些老歌，只能唯唯諾諾，誠敬傾聽。一時間，恩仇俱泯。他說今年必須為辛亥革命百年紀念大事慶祝，多辦活動，編印秋瑾等烈士的文集。人生走到盡頭了，他跟我熱切談論的仍是中國民主。壯志未酬，想不到這就是最後一回見面。與他認識23年，足有半生。
歲月流逝，廿年輾轉，他成為了我的「政敵」。但自始至終，他是我其中一位恩師，香港民主運動的標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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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夏天，我還是個二十出頭的青年人，參與嶺南學生會的工作。學生會舉辦迎新營，我邀約司徒華出席，討論中國民主。學生事務處說這人太政治化，大加打壓，我和同學自然聽若不聞。司徒華欣然赴會。在前往烏溪沙青年營的渡輪上，我們交談，他提到對中港關係的想法。他說，如果中國是條狗，香港只是牠的尾巴；即使尾巴健康，狗仍舊會「生（外[]，內[茲]）」，所以中國民主才是關鍵。這是我們第一次近距離接觸。對中國民主的關注亦從此成為了我們的默契，下啔了往後二十年在支聯會共事之誼。
到了1989年，神州風雲色變，我正任學聯秘書長。支聯會還未正式成立之前，他鼓勵學聯北上作聲援運動的先鋒。結果，那年夏天，我到了北京，見證了中國民主的時代分水嶺。香港亦一再發起過百萬人的遊行，而司徒華的不屈爭鳴從此深入民心，成為了民主鬥士的標記，香港人支援民運的集體記憶。
有人近年開始批評支聯會，指其只停留於「支援」角色，放棄香港的民主主體營建工程。且別爭論這些批評是否恰當，但農曆新年有揮春檔攤，4月有復活傳訊，6月舉辦燭光晚會，歲末寄聖誕卡給在囚民運人士，再加上連結天安門母親，與長期聲援國內維權運動志士，花開花落二十一年，支聯會的成績，司徒華的堅持與毅力，未嘗不是難能可貴。
至於組織理念，司徒華未必是創始型的抗爭先驅，但思考一樣紮實。回想1988年，我加入當時民促會的運動，與華叔一起爭取八八直選。同年，創辦《明報》的查良鏞為小圈子選舉辯護，我與一眾大專同學火燒明報報章抗議，燃起街頭抗爭之火。事後他寄語支持︰「你平日為同學爭取權益（要求嶺南學院升格運動），有群眾基礎，抗爭自然事半功倍。」對他來說，學生確是運動的希望，群眾路線更是運動的基石。這種合理而平實的組織理念一直啔導我的政治方向。
1990年，我加入了港同盟。當選區議員後，更會邀請他來黃大仙出席地區活動。天南地北，由民主發展、基層生活，到閱讀與運動，在細碎的生活中，我們無所不談。
司徒華給我最深的印象，是行動的紀律。他邀約的會議，大家無不準時。因為他認為，這是「為人謀而不忠乎？」的最大測試。大家看到的司徒華，往往是聲嘶力竭叫喊口號的一面。我有幸接觸的司徒華，則由最瑣碎的小事開始律己以嚴，將認真的做事態度以身作則，感染他人。而這種執著，其實才是一浪又一浪民主運動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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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正如大家所知，我和他究竟心懷不同的政治志向。政治立場上，他是務實派，我則是抗爭型。政治上分歧，情誼亦漸見風浪。
1998年，我和部分民主黨黨友互不咬弦的情開始浮面，其時他正部署退休。在一對一的飯敘中，他跟我說︰「你的路向是甚麼呢？想清楚吧，我可以幫你安排。」但我沒有領情，反而和今天已退黨的鄭家富、剛成立新民主同盟的范國威，還有我的多年戰友陳國樑等，組成了強調基層立場與街頭運動的「少壯派」，嘗試活化黨內民主。可惜事與願違，2002年我正式退出民主黨。華叔嘗試挽留，但我不願彼此勉強，只好婉拒。而華叔亦因此被迫擱後退休計劃，2000年亦有參選。事過境遷，他亦無責備之意，只對我說︰「你還記得飯局上我叫你想清楚嗎？你得罪咁多人，我如何能夠幫你？」在政治理想面前，我選擇了出走，但他對我的知遇之恩，一直未敢或忘。
2009年底，五區公投運動剛剛起步，其時民主黨尚未議決是否參與，商台邀請司徒華和社民連於直播節目中即場辯論。對手雖然是司徒華，我還是忐忑地接受了這次考驗。我還記得我在節目中質疑五區公投是司徒華提出總辭名單後，才把話題炒熱的，華叔竟指我歪曲事實，批評社民連只求搶佔道德高地，推說他提出名單不過希望引起討論。華叔更問︰「你記得我對你的教訓嗎？君子絕交，不出惡言。」而我回答︰「我還記得你的教訓︰對民主運動，可以沒有貢獻，但也不要搞破壞。」
這樣的師徒對壘，在公在私，還是我和華叔的頭一次。頃刻間，我的心頭掠過無數氣話，不斷考慮應否施展那些但求擾亂對方情緒的「辯論技巧」。但我還是擱下了任性。從事後輿論看來，論觀點，我的內容還有一定說服力。但如果辯論有所勝負的話，是我輸了，因為氣勢是給他壓下去了。然而，從後輩對恩師的態度來說，我對他的忍讓是恰當的。
及至去年初，我出任社民連主席，策劃政治生涯中最關鍵的五區公投運動，他卻發現患上了末期肺癌。人生既是巧合，亦復殘酷。五區公投運動中民主黨大潑冷水，反對政改方案一事上他們又臨門變節，司徒華更是反對五區公投和支持政改方案的主要推動者。我與他已然各為其主，可謂道不同不相為謀。至於去年7月就收起「結束一黨專政」示威牌引發的筆戰，更是我倆之間的一場鬧劇。然而，無論我對支聯會的質詢是否合理，經過媒體的炒作與放大，就被矮化為我和司徒華之間的私人恩怨。是是非非，非我所願，亦是我與他的一個終身遺憾。
其實，政改表決前後，他先在民主黨的會員大會上漠視跪求的網民，再炮轟他的多年戰友李柱銘「有人跳樓，你唔跟住跳？」。七一遊行當日，更以侮辱選民的「豬狗論」反駁民主黨出賣港人之說。必須承認，有過這麼一刻，我簡直覺得眼前的長者十分陌生，已不再是我所認識的司徒華。我甚至曾激動地說過︰「同志，我跟你在此分手！」
不過，痛定思痛，歸根究柢，對民主中國的胸懷，我從未有因民主黨的區選妥協方案，而對他有所懷疑。其實在六四之前，他一直相信溝通路線。可是六四屠城，非我們所能逆料，連譚耀宗曾鈺成當時也痛批中共。隨時間過去，親建制的政客，今天已紛紛露出狐狸尾巴，為屠夫隱瞞事件真相。而置身大是大非之前，司徒華選擇恆久而固執的堅持，浩氣頂天立地。在他與所有參與者的努力下，89年的記憶從沒有流逝，無名的死者得以在年復一年的燭光中長存。六四紀念，把香港刻進了民主中國的版圖。平反六四，成為了一代香港人的終身理想。瑕不掩瑜，司徒華功不可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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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叔身故，既有人悲慟地歌頌，也有把他視作老頑固、敵視民主黨的朋友不以為然。我百感交集，體會在彼此之間。司徒華作為政治人物，晚年的觀點我確實無法苟同，民主黨的妥協，白白浪費了五十萬巿民的一票，糟蹋了公社兩黨與公民社會朋友半年來在公投運動的奔走，斷送了回歸以來政制改革最最重要的契機。但作為生老病死、有血有肉的人，陶君行仍是司徒華提攜訓勉的後輩，他仍是我感念如昔的啔蒙恩師。愛中有恨，你中有我。如此掙扎，到了最後一次見面，已變成笑中有淚的歌聲。就算對華叔有多大成見，說到底，在民主中國的路上，華叔與我們都是同路人，風雨無改。
我想起三年前他寄來的聖誕卡上蘇軾的名句。「回首向來蕭瑟處，歸去，也無風雨也無晴。」如今，他的骨灰將灑進大海，隨流水漂回神州大地。爭取民主，讓流亡四方的中國人好好回家，這是華叔留給我們的使命。
【明報資料】
陶君行──社民連主席、黃大仙區議員。1989年任學聯秘書長，並參與支聯會。翌年加入港同盟，世紀末組織「少壯派」，2002年終退出民主黨。其後加入前，因反領匯而離開。2006年與長毛等創立社民連。
（原刊二０一一年一月七日《明報》世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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