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學生周報》點滴

《中國學生周報》點滴
盛紫娟



林曼叔先生勸我寫一些《中國學生周報》的往事，這個任務說大不大，說小不小。這塵封了五十年的過去，我已年逾七十，雖然還沒有得「老人癡呆症」，但回憶起來也不容易。我找出了那已變色的舊照相本，細看那些變黃了的舊照，我那半饑餓的少女時代，也是我最快樂的少女時代。

《中國學生周報》的讀者多是中學生，有人寫成《中學生周報》，也未嘗不可。不明白我的老友陸離為什麼會這樣生氣，我勸他，我們倆都已步入古稀，凡事不要太認真，平心靜氣，小心你的血壓升得太高會中風的，如果一下子死了倒省事，中風可不是好玩的。像胡菊人第二次中風後，什麼都不記得，什麼都不知道。我想向他打聽《學生周報》的事，他也無能為力了。

一九五八年，我還是《中國學生周報》的讀者，一九五九年春我就做了《中國學生周報》種籽版的編輯，可以說是「一步登天」。那時的顧問是秋貞理，社長是李金曄，總編輯是黃崖，副總編輯是楊啓樵（後來去了中文大學任助教，現在一定已做了教授）。編輯有曾一鳴（後來有幸去打皇家工）、黃碩儒（後來移民美國）、劉貽恢（失去聯絡）、陸慶珍（陸離，英文版編輯），區區在下是中文版編輯。事務處的職員有楊弘（移民美國）、高偉覺（已逝）、高佬（失去聯絡）、肥仔麥洪利（後來做了專業的士司機），陳淑蓮（後來遠嫁南美富商），李桂娣（有迷人的歌喉，不去做歌唱家，嫁人生孩子，失去聯絡）。

《中國學生周報》的地址，那時是九龍彌敦道666號六樓，一進門，左手邊擺了一套廉價沙發，一個書架，一架鋼琴，一張不大的茶几。右手邊是兩小間，前面一間是《大學生活》，後面一間是《中國學生周報》的社長、總編輯室，隔着大廳與兩小間辦公室相對的是編輯室，隔着一道木板牆就是事務室、廁所、廚房。工人房的後面，有一間很大的房間，放着兩排帆布牀，那是男職員的宿舍，中國人的重男輕女在這裏也看出來了。女子如陸離、陳淑蓮是土生土長的香港人，她們有家有父母，而我的家在澳門，有父母等於沒有，那時我是住在九龍又一村葛慕蓮女青年會宿舍，月租二十四元，是最便宜的一種。

開始為《中國學生周報》工作之前，我無處可去，一天到晚坐在「友聯圖書館」的地根上看書，那些大頭一個個跑來看我，有何正雅、史誠之、秋貞理等。我當時賣文為生，每天只吃一頓飯，所以非常苗條。有一天，秋貞理問我：「想不想去《中國學生周報》做編輯？」我立即跳起大喊：「願意，願意。」起薪是一百七十元，因為我沒有任何經驗，除了寫點不成熟的文章賣了換飯吃，什麼都不會，所以我是助理編輯。對我來說，已經是太好了。第二天一早就開始上班，我向社長李金曄報到之後，就由總編輯黃崖領我到編輯室，介紹給各位仝人之後，指定中間一張書桌（我坐了五整年），在桌上放了一大堆稿件，說第一步是選稿，這是程度最低的「種籽」，以初中生為對象，只要錯字不多，文句通順，言之有物即可。每版不得超過六千字。開始時，我一個一個字來數，數到頭暈眼花，黃崖半笑不笑的教我，稿紙有五百字、二百五十字、四百字的，每張稿紙的左下角寫着呢。我選的太多，遠遠超過六千字，黃崖說：「好的可以留待下期用。」然後給了我版樣紙，教我畫版樣，又教我一些竅門，怎樣用插圖，怎樣寫補白，怎樣挑字體。我興致勃勃的學，才知道我們看書、看報，是多少編輯的心血灌成的。

稿件送到排字房，下一步就是校對，黃崖說：「你只看初校、二校？大樣我看。」教了我一些符號，加字、減字、顛倒、更正。我牢記在心，當黃崖看我的大樣時，我很緊張，沒想到他看完之後笑了，說：「可以，從下期起你自己看大樣。」過了三個月，我由助理編輯，轉成正式編輯，加了三十元人工，加多一版《耕耘》。

看完大樣之後，這一期的工作並沒有結束，下一個節目是每個星期三午飯之前，新出的《中國學生周報》到了，全體職員包括社長、總編輯、全體編輯（陸離不在內），及事務室的職員，排排坐疊報紙（不是排排坐吃果果），疊完之後，由麥洪利寄給通訊員。

下一個節目就是開編輯會（陸離從不參加），互相批評，挑別人的錯（並不像我經過的批門大會），顧問、社長、總編輯、編輯們，坐在靠大門的沙發上，像是一家人坐在一起聊天，一連幾次有人說王篆雅的文章不錯，但也有人不服氣，說：「王篆雅是說國語的，想說什麼，寫出來就是文章，我們廣東人，先要把廣東話翻譯成國語，然後才能寫。」那時的我年輕氣盛，我就反問那位仁兄：「說國語，如果不識字的呢。」引得哄堂大笑。我洋洋得意的看着那人，多年後那個廣東人居然也寫出名來了，所以只要有恆心就會成功。



小思不久前，在電話中告訴我：《中國學生周報》的掃描工作已完成，我可以在電腦中閱讀舊的《中國學生周報》，她當然是一片好意，我已年過七十，不想浪費我這殘餘的精力、眼力，用這方式去度我的餘年，我有我的傻計劃，只希望能在向閰羅王報告之前完成，不虛度這殘餘歲月。

我的生活一直是緊張的，每日一早去九龍界限街聖羅撒女子英文書院唸英文商科，十時半下課後去彌敦道《中國學生周報》上班，中午及晚上在報社吃飯，回到住處後，做功課。我將不認識的英文單字寫在自製的識字卡上，一面寫中文，另一面寫英文，不論去什麼地方，我都是搭十一號巴士，一面坐車，一面記單字，加上我的近視眼，給人一種印象「自視甚高」（黃國超在五十年後才坦白出來）。

為了獎勵我們努力工作，每個月由社長帶領去郊遊。這當然包括免費的車船，及豐富的午餐。我細看那些郊遊的舊照片，發現什麼都不參加的陸離居然在內，因為是太久之前的事，我曾打電話問過胡菊人，中風後的他，告訴我：「我什麼都不記得，什麼都不知道。」我打電話給越來越生猛的陸離，她說：「有吃，有玩，管他什麼地方。」打電話給黃國超，他說：「你們這些老前輩都不知道，我怎麼會知道。」所以，林曼叔先生，抱歉了，只能寄上數張郊遊的照片，去過什麼地方，無可奉告，你自己去猜吧！

我和同事之間，常常發生口角。有一次，一位男同事對我說：「你住在女青年宿舍，說來好聽，事實上是住牀位。」我立即反唇相譏：「我住牀位還是自己付錢的，還是碌架牀；你住牀位是免費的，是帆布牀。」沒想到他居然有膽去報告我。我雖然只有八十四磅，高不滿五尺，不要太少看了我，現在這時代男女平等，他可以踩我，我也可以踩他，當黃碩儒打抱不平，問我：「你一個新來的，為什麼你要侮辱他？ 」我的回答更是理直氣壯：「我從來不惹是逗非，也不主動攻擊人，大家都是流亡在外的可憐人，何必互相傷害，誰也不要想欺侮誰？和平共處不好嗎？如果誰要我屈服，就來試試老娘的手段。」（這是從武俠小說中學來的）黃碩儒是一忠厚老實人，他大概從小到大也沒遇到過像我這樣的女孩子。

台灣大學有三名高材生來了。我只是管自己，做我的事，唸我的書，吃我的飯，他們到底做什麼，我連問都費事去問。只記得有一位叫譚松壽（後來得了高薪工作，就遠走高飛），一位叫林樹勳（來美國學政治，大概想做政客），一位外號四眼仔（我連他姓什麼都不記得了，抱歉），他們三人一起來，一起走。他們之後來了劉耀權和張浚華，那時我已另租了房間，離排字房很近，這樣周末去校對，不必走太遠。張浚華的家也在紅磡，我們常一起漫步，一路聊天，她雖然只做了一年多，不久就一路高升，做到《兒童樂園》的監督，誰說「女人是弱者」？

劉耀權是一沉默寡言的人，坐在我後面，自從他來上班之後，詩人戴天就常來訪，見了張浚華及我，頭也不點，目不斜視，好像我們是隱形人。

劉耀權的座位雖然離我座位很近，但我們從不交談，有一天他突然遞給我一張小紙，上面寫着一篇短文，紅着臉輕輕的說：「看看能不能用，我的一個好朋友寫的。」

那時我已主編全部文藝版，《種籽》、《耕耘》、《新苗》、《穗華》。現在紅透半邊天的瓊瑤、段彩華、童貞、朱西甯、司馬中原、郭衣洞（柏楊），都是我的作者。因為《中國學生周報》園地絕對公開，來者不拒，目的是培養未來的作家。有一次，我讀到一篇文章，佩服到五體投地，五十多年後的今天，每逢我看到「利害」、
「厲害」就想到他的那篇妙文。他也七十多了，還在寫，真是寶刀未老，這人就是自稱「愚兄」的黃國超。

五十年，半個世紀，秋貞理、黃崖、高偉覺已魂歸天國，胡菊人已什麼都不記得，彭熾已封筆十五年，劉耀權已成了名人（連老友黃國超都不想見），我的那些小讀者、小作者現在已大大有名，我呢，不知「老之將至」，仍喜舞文弄墨。



（原刊二０一一年二月號《文學評論》第十二期）

書友留言

Patrickming Tam：譚松壽先生是我中學的中史老師，堂堂講笑話，臨落堂才講15分鐘書…記得他經常說，書不用太認真讀，他的兒子天天打機，一樣可以去英國讀書拿工程師牌…又說當年在台大，經常跟同學打賭，用雙腿架住部單車（不落地架），不搖不倒，雙手捧住碗麵，大口大口地吃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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