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思心繫香港文學
文:洪捷 圖:蔡文豪
今天人均壽命延長了,人到七十也平常,但畢竟已屆退休年齡,弄孫為樂、優遊林下,對許多人來說是自然不過的晚年生活。小思卻不這樣,她忙於訪問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文化人,忙着為後世留下口述歷史,忙着整理着作出版。只要是香港的文學愛好者,即使未上過她的課,也許已把她視為心中的老師,這位香港文學研究者,一直讓讀者們有所期待。
訪問那天,見到精神奕奕的小思,和記者十多年前跟隨着她「文學散步」時相比,樣子沒有什麼改變,不會察覺她已退休多年。
為文學史 累積資料
教學生涯的結束,不代表工作的結束,反而是重大任務的開始。小思要訪問上世紀五、六十年代香港文化人,為當時的文化環境作口述歷史。她啜一口凍檸茶,淡定從容地說:「在採訪的過程,規模越做越龐大,開始有人『肯』接受我訪問,為何說『肯』?因我要訪問的對象包括左派右派甚至沒派別。有些人不樂意表達自己過去的歷史,我要運用交情、自己的工作態度去感動對方。這是一種學術性口述歷史訪問,在事前搜集被訪者無數資料,有些不敢接受訪問的人,看到我為他們專門搜集的資料,甚至他們本人也忘記曾做過的事,非常感動。」
小思這個工作也是為了將來的香港文學史累積資料,因此發揮她一向嚴謹認真的特質,確保資料不容有錯。有些被訪者年事已高,記憶上有誤差,小思的後期工作,就是查核被訪者所提的資料,涉及年份、人物、姓名、事件,重新由文獻材料中找出證明,甚至要訪問被訪者所提及的人,形成網狀式的研究範圍。
別以為小思這項浩瀚繁重的工作,是受到學術機構的委約,手下有一支團隊同心協力,原來她不僅單打獨鬥,更連助手也請不起。小思慨嘆說:「想不到現在『洗濕了頭』,一做便是近十年,最初幾年還有些研究費,可聘請一名助手,但退休後便沒有任何資助;向外邊申請要填表之餘,最不適合是要限定兩年內完成,這並非我研究的方法與方向。這幾年都是靠一位學生『捱義氣』,工作之餘幫我,他答應一直幫我直到完成。證明世界上有好多有心人,其實他也『洗濕了頭』,上了癮,沒法離開。」
孤軍作戰 不存偏見
樂觀積極的小思儘管孤軍作戰,憑着對香港文學的使命感,說做就做,她更懂得享受孤獨中所包含的自由:「其他地方是大學或一個團隊負責,我卻孤軍作戰。但好處是自由度大。當然,如果存有偏心偏見,這是很危險的事,我信自己不偏心,提醒自己必須抽離。同一件事,有時我會分別訪問不同人,得到不同版本的答案,讓資料說話,讓不同口供留給後代人參詳,我無權改變。所以當錄音變成文字後,我讓受訪者自行檢查,有些人講的時候好興奮,看到記錄後會有改變,我也尊重他的意欲;也有人看完口述文字,甚至拒絕出版,不過對方在訪問前已簽了授權書,有見證人。被訪者不喜歡公開,我也答應,將資料凍結三十年,便可為後代保留資料。」
數十年香港文學研究的經驗,小思心中早已有了一個客觀全面的展示藍圖,她希望這些口述歷史,可讓人們看到左、右及無派別人士的活動,怎樣建構起整個文化氛圍。歷史,是一面鏡子,不僅照出當時的面貌,亦能與當下作出對照,若在歷史中懂得反省深思,更能體驗小思的工作價值。
她若有所思地說:「五、六十年代香港,英國對這管治地的文化領域,騰出一定的自由度,讓本來對立的兩種思想,或游離的人,都有空間做想做的事,讓你自生自滅,只要做得別太過分,不是太激進,只會暗地監視。我心中有個大場景,知道左中右的關係。當時最影響中學生、年輕人的,是友聯體系,包括《中國學生周報》,及與之對着幹的《青年樂園》,兩張報紙外觀都差不多,報頭、顏色一樣,但內容有分別。」
在那個年代的熱血青年當中,有許多極端又有趣的人物,例如文化人古兆申,現在人們了解他推廣中國戲曲如崑劇,不遺餘力,卻不知他是參與保衛釣魚台的第一批人。小思娓娓道來:「我看着他成長,看着他的變化。他由一個愛飲紅酒的浪漫巴黎青年,忽然變成激進左派,有右派想聘請他,他卻說:『你用中華民國作紀年,我唔打你份工!』後來卻往台灣推廣民間工藝,然後又回內地推廣民間工藝,通過他這個人,便能知五、六十年代年輕人的變化。」
學術趣味 同時兼備
小思早前出版為古兆申而寫的《雙程路》,書中的資料本屬「口述歷史」的工作,因古兆申有重病,他想在世時看到屬於自己的傳記,央小思抽出來成為獨立的一本書。當《雙程路》出版後,古兆申卻奇跡地痊愈了。
對於小思來說,這意外的着作亦帶給她意外收穫:「這本書給好多人更大信心,書中的表現手法亦是將來出版的模式,註釋詳細清楚,既學術性又有趣味,通過個人生活帶讀者進入五、六十年代社會。我不是為被訪者樹碑立傳,而是呈現一個近乎真實的文化背景。一問一答形式。相信內地讀者也會有興趣,他們會發覺原來香港是這樣的。」
小思的公信力令不少人自動獻身接受訪問,有一位老前輩,看不過眼一些不忠於事實的報道,主動接受小思的訪問:「每個星期要去一次他的家,一問便是三四小時,由於那個年代我經歷過,提及的出版社、書店我都去過,他一提起,我的反應很快,馬上追問。」小思補充說,她的工作可說是一種搶救歷史,現在書未出版,有些被訪者已去世了,因此六十歲以上的率先採訪,「真的可以不停做下去,一直做,做到死。」她說。
本來是敬政治而遠之的小思,這三、四十年來對香港文化、文學的研究,過程中迴避不了政治,由無知到深知,小思的領悟是:「不識政治的微妙,不識文化怎樣發展。原來自己無法擺脫那麼大的網,便覺非知不可。了解幾個年代不同環境變遷,令我對長我育我的香港有更多了解,多了解就更關懷。英國人好聰明,香港靠近中國內地,又近台灣,以微妙方法處理這百分之九十九又不知其立場的中國人。我這土生土長的香港人,當時不知,回頭一看,原來英國統治者是用巧妙方法令你不知歷史,令你以為好好地活着,就不需要關心社會政治。英國統治者的聰明處在於:『你玩啊,任你玩』。你大力反抗,他又放鬆些。」從港英政府的策畧,小思認為不必要把年輕人有點激進的事看得太緊張,要有一些疏導的方法。
回歸後因取得了香港特區護照而感動流淚的小思,希望人們珍惜香港能為國家做事的機會,她語重心長地說:「我們小時候沒有廉政公署,我也目睹貪污事件,我們也窮過,但香港慢慢的進步了,這進步祖國也需要的,如有機會將我們學到的好概念、思想如做事認真,公正廉明,法治精神,系統工作態度等,帶給自己國家,相信香港會是好的通風口、南風窗。但願這過程不要拖得太長。否則真的好危險,現在國家強大了,全世界都在緊盯,美歐日齊齊畫了一個圈包圍中國,就算沒錯處也會找藉口針對,稍有錯處更不放過了。」
關懷諒解 學懂寬容
生於斯長於斯的小思,一直心繫祖國,她愛看巴金、冰心,尤其豐子愷的着作,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改革開放,她即到內地與「文革」後第一批北京大學研究生交流,亦見證了內地學者的成長:「看着他們由朦朧初醒,接觸外面的世界,出來、回去。他們經歷了『文革』,知道怎樣朝目標努力,不像香港的年輕人,總是隨便、無所謂。」
因為關懷,所以了解,因為了解,所以諒解,小思對事物的深入研究精神令她胸襟更廣闊、洞察更透徹,她看胡風回憶「文革」、巴金《懷念蕭珊》、楊絳《幹校六記》等文章,發現:「明明大家曾互相批鬥,為何最後『攬頭攬頸』?他們答道:『別人在我面上吐口水,我也在別人面上吐口水』,那是為了生存。這羣與我血脈相連的人,卻過着一些我們不可想像的生活。」
小思覺得有機會與內地文學界及學者們交往,學懂了寬容:「接收別人信息,不要偏激。例如以前見到來中大上課的內地幹部,在課室外?地抽煙,本來感到很不雅。他們慣了?地,原因是舊時下放農村,在野外工作沒地方可坐,只能用這姿式。我們覺得難看,假若一直不問,他亦不講,便不知諒解。不斷有機會發問,並將得到的資料融進思維,作出調整,就會更易理解人,而不致出現憎恨或偏激的憤怒。」
閱歷豐富 擬寫自傳
小思慶幸活到今日,看到科技進步,也看到世間變化,接觸面擴大,生命的過程好豐富,可說是不枉此生。通過小思的眼睛、思維與筆觸,她生命中的閱歷一定很精彩、很具啟發性,作為後輩,真渴望看到她寫的自傳。原來她正有此意:「本來不想寫,因沒有什麼可寫,但這幾年有這想法,不是寫我,而是我閱歷過的生活,尤其是八十年代改革開放以後,香港成為一個重要的中介角色,我想把曾參與過的香港與內地文化活動作一個紀錄,讓資料來說話,也證明香港為祖國亦盡過力。而非像現在那樣等待救援。原來我們不是邊緣,但不爭氣就變成邊緣。」
七十二歲的小思,可說是香港文學的代言人,在她的筆下,香港文學、文化人一代又一代的蹤跡與脈絡,在時代的演進過程中清晰地得以保留、傳承。
「小思」筆名有來歷
小思,原名盧瑋鑾,一九三九年生於香港。小思這個筆名,是她在學生時期投稿時所改,本來她想用「夏颸」這名字,意即「夏天的微風」,但當時的印刷沒有「颸」這個鉛字,只好取「小思」而代之。
未上小學,小思已在媽媽的「強迫」下背誦唐詩,否則便不許吃飯,加上家裏藏書豐厚,她就在母親的薰陶下、一屋的書香裏種下了愛好中文、文學的種子。中學就讀於金文泰中學,一九六四年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七三年曾往日本,任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研究員,並於一九七九年起任教於中文大學中文系,八一年獲香港大學哲學碩士。0一年起在中大兼任文學研究中心主任,0二年退休,0三年獲傑出教育家獎。
小思把多年來蒐集的文學史料送贈中大圖書館,成立香港研究中心,建立香港文學網上資料庫,她於0九年轉而擔任該研究中心顧問。小思着作豐富,出版的作品有《承教小記》、《香港故事》、《香港家書》、《香港文學散步》、《豐子愷漫畫選譯》等近五十本。
獨來獨往 喜愛收藏
小思在工作上獨力承擔重任,生活上亦是獨來獨往,至今尚未組織自己的家庭,記者提問時,她率先作出澄清:「我沒有任何意圖去表達女性主義,或刻意獨身,純粹是緣分問題,有時我欣賞他他不愛我,他欣賞我我不愛他。」
她還很神氣地說:「你不讓我七十歲還結識一個伴侶嗎?我不拒絕的。彼此情感好自然進入生命中,想逃避也躲不過,想忘記也不行,以為忘記其實還在心裏。」
難道小思老師心中還有刻骨銘心的愛未能忘懷?她沒好氣地說:「多着呢!沒有是騙你。可是,無辦法忘記這杯檸檬茶,但遇到另一杯好喝的檸檬可樂,也會喝的。我只信一個人愛上了,是沒理由可言,沒解釋可說,便一生一世。」說着說着,語氣瀟灑的小思,臉上卻泛起了淡淡的紅暈。
不用記者說,很多人也知道,小思興趣多多、收藏多多,因此她覺得自己幸好沒有家庭,令她除了工作以外,還有一項「職業」,就是:「不務正業!」她笑言現在終可不必因備課而看書,而是以興趣為先,建築、藝術、美術、博物館等題材都是她鍾愛的書籍。
剛退休時春秋佳日她都去旅行,近兩年腳痛少出外,卻依然活躍於本地:「我喜歡逛街,不是逛商場,而是上半山的橫街、深水埗等舊區,帶着相機,腳痛也愛逛。」說着她拿出袋中的相機,與我們分享她的街頭「抓拍」。談攝影,小思與攝影師同事聊得不亦樂乎,由攝影談到她的收藏,「相信我是香港收藏舊版書唯一女性,好寂寞,通常是男孩子的嗜好。」說的時候亦顯現出她那男孩子般的豪氣爽直。
因以前從事教學,小思收藏香港學生成績表、學生手冊,她自豪地說:「一九二0年香港學生成績表我都有。」
她還收集車票,還有舊商店貨單收據、睡着的貓貓公仔等。無論多忙,小思覺得生活一定要有樂趣,否則「好易老到動不了。」
(大公報二0一一年四月廿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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