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望角》

1963年3月在香港創刊的《好望角》，是由李英豪、崑南、文樓等人合辦的文藝半月刊，合共出版十三期，由崑南和李英豪輪流擔任雜誌執行編輯，麥泉記書報發行社發行。據李英豪回憶，當時從台灣回來的金炳興後來也加入成為雜誌的中堅份子，直至雜誌因經濟不支停刊之前幾期，仍一直堅持與他參與編校、寫稿、約稿、跑印刷廠等事宜。

《好望角》的出版緣於李英豪當時認為「香港須要有一本像五十年代馬朗主編的《文藝新潮》，和六十年代初期崑南、無邪、維廉主編的《新思潮》《詩朵》等類嚴肅刊物，介紹現代最新的思潮，推展一個新的現代文學運動」，他又認為他們絕非要西化，只是希望多吸收世界文藝思潮，彼此可以進行交流。本着這個宗旨，《好望角》推介過西方存在主義文學與哲學，刊載多篇存在主義小說。此外，《好望角》亦引介了大量西方現代主義文學藝術作品和理論，使現代主義創作包括現代詩和現代畫的實驗，得以在香港廣泛展開和進行探索。

《好望角》刊登的作品類型包括詩歌、小說、散文和評論等。詩歌方面，分別刊登了季紅的詩論，商禽、洛夫、張默、葉珊、鄭愁予、辛鬱等台灣詩人的現代詩，香港方面有葉維廉、王無邪、戴天、金炳興、蔡炎培、馬覺和尚木等。譯詩方面，包括英國、法國、美國等著名詩選，大部分來自李英豪手筆，只是用不同筆名。評論方面包括文藝評論、影評、畫論等。小說方面，第一期《好望角》已刊登了台灣陳映真的短篇小說〈噢，蘇珊娜〉。李英豪表示「在香港文壇，《好望角》可以說是最先對陳映真的小說推崇備至，介紹出來」。《好望角》最初是以《中國學生周報》的報紙形式出版，第十一期開始改為袖珍本的雜誌樣式；然而，《好望角》每期的銷售數量，不到一千份，最終因經費問題出版至第十三期便告停刊。

（《香港文學通訊》二０一一年五月第94期）

漏網之魚《縫熊志》

漏網之魚《縫熊志》
雷淑容

西西的《縫熊志》於2009年8月由香港三聯出版社出版，責編蔡嘉蘋女士在編後感言中稱之為「漏網之魚」。因為西西的書，從來都是由台灣洪範公司出版──「西西是個念舊的人，只要跟『洪範』合作順利，她就別無所求了。「為此，她經常被人誤為台灣作家。也因為如此，香港的出版人都怪不是滋味。而《縫熊志》之所以例外，是因為「洪範」只知道西西縫熊，並不知道她同時也在為熊書寫，於是香港三聯得到了機會。

基於同樣的理由，西西幾乎所有作品的簡體字版權都由北京的貝貝特從洪範公司購得，而獨獨漏掉了《縫熊志》。而我與它的遇見，亦純屬緣分。2009年的9月，我在北京圖書博覽會香港三聯出版社的展台看到一本書，16開，封面上站着兩隻藍色的小熊。布藝的熊。但不是我們常看見的那種泰迪熊，而是身穿漢服，頭頂花飾的熊。這就是西西的《縫熊志》。我站在角落裡，用了近一個小時的時間，細細地在熊與熊之間流連，比較。我實在是太喜歡這些熊傢伙了，以至於想立即把它買下來帶走。西西的小說我讀過，覺得氣象萬千，格局與大陸作家大相徑庭，曾經想出她的書，但是找不到能夠得上的聯繫方式，也就不了了之。可是這些熊仔實在太讓人愛不釋手了。我幾乎一點也沒猶豫，趕緊跟香港三聯出版社的版權部門簽下了合同。我那時還不知道自己撿到了一條「漏網之魚」──直到半年後，貝貝特相繼推出西西的《我城》、《我這樣的女子》、《哀悼乳房》、《看房子》之後，我才意識到自己的運氣有多好。欣喜之餘，我唯一能做的就是盡最大努力，將這部獨特的作品做成一本獨一無二的圖書。

說到獨特。在華語文學的視野裡，西西的獨特性是顯而易見的。她是香港作家，多年來一直以風格魔幻多變著稱。她已經面世的三十多部作品，無論是小說、隨筆、詩歌、回憶錄，都千變萬化，絕不雷同。她的創作沒有定法，通常是由着自己的興趣和人生經歷，根據創作物件的特點，自由決定創作形式和風格，於是內容新，手法新，題材新，部部卓爾不群。西西有一個本事，能夠從一物切入，看出萬象。我印象最深的是她的紀實作品《哀悼乳房》。1989年的夏天，西西查出乳癌，兩年後她把這段化療的經歷寫成書。在這部作品中，你讀不到抱怨恐懼慌亂的沉重現實，相反卻是從容、坦然、有序與充滿希望和生機的旅程，西西乾脆把治療乳癌的過程當成了一次文本遊戲，天真的擬人與戲仿，古典與現代，中國與西方，拼貼互文，在西西筆下交匯在一起，形成一種非常微妙的美感與創造性的力量。我曾經在一篇書評裡寫道：「失去乳房的西西並不悲哀，相反卻超然泰然，獲得全新的生命力。她哀悼的與其說是乳房，不如說是我們日益萎縮的生命力。」《縫熊志》便是這種全新生命力的展示。

西西縫熊，是在2005年，為輔助日漸失靈的右手的物理治療。自然而然，熊激發了她全新的創造性。幾乎可以說，西西創造了一個中國服飾熊的世界，她用針線、衣料為原料，以想像與情意為血肉，重塑了一部中國人物服飾史。人物自然都是以西西的喜愛，一系列有個性有風情傳奇十足的歷史人物。在她的巧手妙思下，後羿穿着皮草，嫦娥系着百褶裙，深情款款；黃帝披了三星堆的大披肩、嫘祖提着桑籃，範蠡、西施鶼鰈情深，司馬相如與卓文君當壚賣酒，屈原披着長髮，吟着長詩，與纏着絲蘿的山鬼亦步亦趨，洛神、曹植執塵尾相看淚眼，張騫、忽迷節杖走天涯，都是傳奇的夫妻或者情侶；還有白衣飄飄的兄弟荊軻與高漸離，席地而坐的知音嵇康與阮咸，以及英雄美女組合風塵三俠，當然更少不了高潔的才子如莊子、王羲之、陶潛、曹雪芹。西西縫的是熊，縫進去卻是自己獨樹一幟的歷史觀與美學情懷。香港評論家小思把《縫熊志》稱為一本很好的通識書籍，她說這本看似簡單的熊藝圖文集，卻涵蓋了縫熊技術、中國古代服裝史、外國服裝史、中國古代文學和歷史、中國神話傳說、外國故事、戲曲、哲學、人物、繪畫、地理等等諸多學問。西西在七十歲高齡之際，再一次顯示了她雜糅古今融合中西的創造性實力。

（深圳晚報二０一一年三月六日）

發不出去的詩集──《離鳩譜》

發不出去的詩集──《離鳩譜》
關夢南



讀蔡炎培的詩，必須拋棄傳统詩觀的某些美學觀念。他的詩作有些作得正經，但大部分都是隨心所欲，用他自己的講法是「靈光一閃」。

香港這幾年，出詩集出得最多的是哪一位詩人？我看是蔡炎培。如果由2009年至今計算，他合共出了五本：《芙蓉》（2009年10月）、《水調歌頭》（2009年12月）、《代寫情書》（2010年1月）、《小說．隨筆．詩》（2011年2月），以及剛剛出版的《離鳩譜》。除了《芙蓉》，其他四本都是他交給我出版的。

關關睢鳩，在河之洲

出版前，我照例說說我的看法：其一，詩集賣不出去，最多二、三十本，何必賠錢？其二，發行也很困難，某出版社發行，還要收額外3000元行政費。但老蔡詩癡，擇善而固執──非要出夠10本詩集不罷休。

最新出版的詩集《離鳩譜》，部分應是2006年的舊作。那一年遞上香港藝術發展局申請資助，結果遭否决。不資助沒有提理由，我猜想與詩集名《離鳩譜》有關，就像當年《字花》的遭遇一樣：「字花」，文字開花，多麼美好的張望，為何被扭曲成「賭博」的名詞？同樣，「鳩」是情鳥，最早見於詩經──「關關睢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蔡詩人是性情中人，2006年6月母親離去，他寫了三首詩以誌：〈死亡冊上〉、〈山中傳奇〉與〈大河源〉。大哀無痛，老蔡說：「醫院的死亡冊上／我默默把她領了出去。」以鳩聲點題，為何被解讀為「不雅」？「山中七日／我已買棹歸來／老母親死去了千年／芙蓉如面／柳如眉下一具白皚皚的骷髏」。俗語云：「子不嫌母醜」，更何况是詩人之母？縱然是「一具白皚皚的骷髏」，在子的心上，她還是那麼「芙蓉如面／柳如眉……」致哀，沒有比這更另闢蹊徑的句子了。又：問天為何奪我母？那是難以伸舒的不解與悲涼，故不得不借「鳩」鳥的諧音，以澆心中的愁壘。如前如後，我看命題語帶相關——成絕唱。

海耳聽着

《離鳩譜》除了主題詩外，還有不少佳作，其中一首必然是〈耳聽〉：

上元燈後小寒天
給女人拿去洗的衣服
未回

獨坐康田苑的廊椅上
乾着
風前展書讀
小友來信兩葉
抽一根菸
抽出日來小小的咳嗽
海耳聽着

夫妻情濃，早已淡化成晚年生活彼此關顧的小節，故有：「給女人拿去洗的衣服／未回」之語。此語落在「上元燈後小寒天」之後，觸感尤佳。「獨坐康田苑的廊椅上／乾着」，比對前句—「給女人拿去洗的衣服」，這「乾着」兩字，無疑另有人生秋涼之含意。涼而不至於獨，因有小友來信，因有「一根菸」可寄託寂寥。既如此，「小小的咳嗽」在這裏就令人感我生仍在。最後一句—「海耳聽着」，結得甚好。海是自然，不求人聽，一如詩集，有海耳聽就夠。這是對身外世界的「微言」，也是詩人自足之語。

讀蔡炎培的詩，必須拋棄傳统詩觀的某些美學觀念。他的詩作有些作得正經，但大部分都是隨心所欲，用他自己的講法是「靈光一閃」。這一閃有時是邏輯的，有時是非邏輯的，比如〈丐〉：「香港重光了／咱吃的木薯粉／給他／他全倒進溝渠去／丐？／親愛的夏丏尊先生／我的金融老板／約略提過一下洪七公」。從「丐」想到「夏丏尊」，又從「夏丏尊」聯想到金融（金庸）與「洪七公」，一般人是難以理解的。這，也造成了作者與讀者一些小小的隔膜。不過，只要我們多讀，進入了詩人獨特的情狀，費解，又會變成一種愉悅。比如前詩，題目是丐，洪七公也是丐；丐即貧窮，這樣一聯繫，第一節與夏丏尊、金融，又可包容其中了。類似這樣的詩，多不勝數，如：「燭之武退秦師／燭下亡魂／接受献花／白骨無由拒絕」。

我們海上擺個渡

讀詩各有所好，我喜歡的是〈耳聽〉一類的作品。這類作品，往往是連人帶詩一齊來—所謂詩中有畫、畫中有人，如春霧：「歲月神偷果然回來了／牆壁漏水／整個藍田濕漉漉／隣里看不得真／最真還是無影舊時人／舊時人語我／霧起了／我們海上擺個渡」。

這樣的詩明朗、透明，寫生活，卻又不以活為苦；懷舊，又不至於沉溺。「霧起了／我們海上擺個渡」，如果翻看目錄，不難發現，與詩友在紙上神交，是蔡炎培不少寄贈作品的亮點。

《離鳩譜》不獲資助，詩人頂住條氣。五年後，飲少餐茶也要把作品印出來。印出來，不外想讓大家看看，《離鳩譜》是否真的「離鳩譜」。我細讀下，不無感慨。對非詩、荒謬的社會說「不」，有時最好還是讓詩本身去說話。蔡炎培選擇了這種表態，與很多人不謀而合。當大家都覺得文學可笑時，老蔡偏偏唔信邪。因為書名《離鳩譜》，我說發不出市面，老蔡亦一笑置之。

（原刊信報二０一一年五月十四日）

《華僑文藝》與《文藝》

《華僑文藝》與《文藝》

1962年6月在香港創刊的《華僑文藝》，是一份每月出版的純文藝雜誌，由丁平和韋陀合辦和主編，碧原、北野和方羊擔任編委。1963年7月，《華僑文藝》改名《文藝》，繼續以月刊形式出版至第十二期，由第十三期開始，《文藝》改為雙月刊，1965年1月出版了第十四期，也是最後一期後便告停刊。

據丁平表示，《華僑文藝》改名為《文藝》是因為「華僑文藝每期印三千本，南洋方面銷去二千本，是主要的出路。一九六三年，南洋很多地方排華，認為《華僑文藝》有煽動華僑之嫌，故此，最後一期《華僑文藝》全部不准入口，退了回來。我們不能不被迫改名了。」其後，《文藝》加入了一批新作家，例如江葦、盧文敏、陳其滔、方蘆狄（按：荻）、張牧和馬漢等任雜誌編委。

內容方面，《華僑文藝》刊登的作品以創作為主，包括長篇連載小說、短篇小說、詩歌、散文，其中以小說佔最多篇幅。許定銘認為《華僑文藝》「是個肯給大量篇幅刊登詩作和年輕作者作品的刊物」，丁平曾告訴他：「我們每期都刊出三分一名家的作品，其餘的則撥給年輕新人，盡量給他們發表作品的機會。」《華僑文藝》的作者大多來自海外地區，例如星洲的黃崖、美國的李金髮、澳門的方羊、台灣的鄭愁予、洛夫、覃子豪等，都在此發表過作品。《華僑文藝》創刊時，主編之一的韋陀是古兆申的中文老師，古兆申曾在訪問裏談及他對這位老師和《華僑文藝》的印象：「當時我的中文老師和台灣的軍中作家很熟，老師筆名叫韋陀，他和他的朋友丁平一起搞了本雜誌叫《華僑文藝》，出來的樣子很專業」；「老師的刊物中最多是台灣軍中詩人的現代詩」，「《華僑文藝》上有很多逃難到台灣的軍中詩人的作品。」另外，許定銘也提到「由於編者與台灣藍星詩社創辦人覃子豪深交，故此藍星諸人大力供稿」，由此可見，六十年代的《華僑文藝》與台灣現代派詩人的關係十分密切。

另外，許定銘認為《華僑文藝》最值得一提的特色是每期都設有「作家動態」和「讀者．作者．編者」兩個專欄。前者主要「報道港台、東南亞各地作家們的動態」，後者「代替了一般編後話，介紹該期的文章，下期的重要作品以外，更作了三方面的聯絡站」。

（轉貼自《香港文學通訊》二０一一年四月第93期）

羅先生和他的《北京十年》

羅先生和他的《北京十年》
陳子善



羅孚先生是香港報人、作家，但我認識他卻在北京，時在一九八七年十月間，也即他蟄居北京的第五年。

那年北京魯迅博物館舉辦「魯迅周作人比較研究學術研討會」，大概因為我已輯印了《知堂雜詩抄》（一九八七年一月岳麓書社初版），又在編選《知堂集外文．〈亦報〉隨筆》，因此應邀參加。這是改革開放以後首次周氏兄弟學術研討會，也是迄今為止唯一的一次。正是在這個研討會上，我出乎意料地發現與會者中有羅孚先生，一位目光炯炯、笑容可掬的和藹老人。

羅先生在會上作了《回想〈知堂回想錄〉》的長篇發言，引起與會者的關注。散會時我冒昧地提出能否會後拜訪他，能否與他通信，因為我有許多關於周作人的問題要向他請教。他一口答允，並當場寫下他的住址，只是告訴我，如果去信，收信人必須寫「史林安」而不是「羅孚」。

其實，羅孚也好，史林安也好，對我而言，都是十分陌生而又神秘的。我對他的輝煌的過去只略知一丁點兒，或者說一丁點兒也沒有，不能說不感興趣，但我深知，不該問的就不要問，不該說的也不必說。老人家已答應我可以寫信也可以拜訪請益，夫復何求？

於是，我第二天就出現在他寓所的客廳裏，也即他在《北京十年》開頭幾章中詳細描寫過的雙榆樹南里寓所。如果不是這次重讀《北京十年》，當時室內的情景真的已不復記憶了，只記得我們一老一少，談得很隨意，也很盡興，談周作人、談曹聚仁、談葉靈鳳、談香港文壇的人和事，……總之，有說不完的話題。我如沐春風，受益真的是匪淺。記得在離京返滬前，我還拜訪過他一次，得到了一個十分重要的信息，他還保存着不少周作人一九六０年代的手稿，這對我編選《知堂集外文．四九年以後》不啻是個福音。但是手稿在香港，他人卻在北京，不知何時可南返，我想看到這些珍貴手稿的話，只能耐心等待。

從那時起直到一九九二年他返回香港，前後五年多時間裏，我與羅先生魚雁不斷。我每次進京，只要時間允許，一定去拜訪他，我們的話題越來越廣泛，越來越不受拘束。當然，他為何在京蟄居，我始終不觸及一字。他離京南返前夕，特地到上海訪友敍舊，先在萬航渡路原汪偽七十六號特務機關樓前新建的賓館下榻，後又移至柯靈先生的「工作室」小住。這段時間裏，我也曾多次陪同他。

羅先生知道我愛書如命，不斷贈我他在北京三聯以「柳蘇」筆名出版的《香港，香港……》等書，尤其是他送我三大卷葉靈鳳的《讀書隨筆》毛邊本，在第一集扉頁上題字：「借故友著作送子善先生羅孚一九八八、四」，令我如獲至寶。羅先生離京前一個月，我恰巧有事到京，剛走進他家門，他就埋怨說你怎麼這麼晚才來，我的書已有不少被別人捷足先取了，你趕快挑選需要的，再不拿就來不及了。記得我當時捧走了幾乎全套的香港《博益月刊》等一大堆書刊，那晚羅先生特地在他住所附近那家《北京十年》中提到的頗有「來頭」的飯店裏請我吃飯，羅先生在席間談笑風生。雖然後來在香港我還多次受到他盛情款待，但這頓飯至今還彷彿齒頰留香。

我一九九三年二月到香港中文大學訪學，羅先生結束「北京十年」蟄居返港剛滿一年，我們在港再次重逢，倍感親切。根據我的訪學日記，在旅港三個月的時間裏，與羅先生見面竟達十三、四次之多，不妨摘錄數則如下：

二月十四日上午訪羅孚，暢談文藝，中午羅孚宴請。

二月二十七日上午與羅孚、馮偉才見面，觀羅孚所藏《藥堂談往》手稿和周氏佚文二十一篇（小品和譯作），大部份未發表，為意想不到之大收穫。

三月二十日上午訪羅孚，拍蘇曼殊手迹照片，中午與吳其敏、羅孚、羅琅茶敍，與吳其敏筆談。

四月八日晚出席新亞書院雲起軒的敍餐，並聽羅孚演講。

四月十七日晚鮑耀明兄妹宴請，羅孚、羅海星夫婦、陳勝長等同席。

五月二日下午訪羅孚，欣賞羅孚藏畫（張善孖等）。

五月十一日晚羅孚宴請，見曹景行談知堂致曹聚仁書信事。

五月二十八日晚常宗豪宴請，同席柯靈夫婦、羅孚等。

日記中提到的吳其敏先生、羅海星兄、常宗豪先生和柯靈先生夫婦都已經不在了。吳先生也是香港前輩作家，正是羅先生的引見，我與他有此一面之緣。特別應該提到的是，羅先生一諾千金，我終於見到了他珍藏的周作人《知堂回想錄》（即《藥堂談往》）手稿和一九六０年代的著譯手稿多份。《知堂回想錄》手稿厚達一尺餘，他沉甸甸地親自拎到茶餐廳，讓我仔細翻閱。後來他把這部珍貴的手稿捐贈給中國現代文學館了。周作人六０年代的其他著譯手稿則全部複印贈我。其時拙編《知堂集外文．四九年以後》早已問世，我就把手稿中還沒有發表過的十餘篇提供給鍾叔河先生編入他的《周作人散文分類全編》了。當時我寫了一篇《知堂晚年佚稿》記其事，我認為羅先生精心保存周作人手稿為中國現代文學史研究做了一件大好事，對周作人研究更是「功莫大焉」。

自一九五０年代初開始，羅先生一直活躍於香港報界和文壇，他是半個多世紀香港文學和文化發展的見證人和忠實的記錄者。這位「能文之士」（用羅先生自己在《〈香港人和事〉編者的話》中的話）蟄居北京十年，仍然筆耕不輟，成果累累，這些成果從兩個方向展開：一是寫他熟悉的香港，《香港，香港……》、《香港作家剪影》等一系列膾炙人口的著作就是明證；二是寫北京，貢獻了同樣膾炙人口的《燕山詩話》和這部《北京十年》。

我九三年在香港訪學時就知道《北京十年》在香港《聯合報》上連載，頗受歡迎，也拜讀過其中的部份章節。以後每次到港見羅先生，都會問起《北京十年》，建議早日結集出版。而今，翹首等待多年的《北京十年》經過整理終於付梓，我由衷地感到高興。

《北京十年》是一部回憶文集，雖然還未寫完，但已自成系統。羅先生以連載隨筆的形式記下了他在北京十年的所見所聞，所思所感，同時不斷穿插他自己以往的經歷、交遊和他對中國現代史、文化史的若干思考，因此具有相當的歷史厚度和思想深度。更重要的是，他在北京的十年，正是改革開放的起步期，作為一位外來的、特殊的觀察者、體驗者，羅先生在《北京十年》中從獨特的視角真實記錄了其間的複雜曲折，儘管只是局部，只是某個側面。現在「重返八十年代」的回憶錄和論述已出現不少，《北京十年》是當時情景的一份難得的實錄，如要研究八十年代，羅先生這部回憶錄是很值得一讀的。

羅先生交遊廣闊，《北京十年》中記錄最多最吸引人的就是他與文壇前輩的往來，包括訪談、敍會、酬酢和唱和等等。他寫夏衍、聶紺弩、常任俠、楊憲益戴乃迭夫婦、吳祖光新鳳霞夫婦、黃苗子郁風夫婦、丁聰沈峻夫婦、樓適夷、舒蕪、范用、蕭乾、周而復、啟功、黃永玉等等，哪怕只有聊聊數筆，都是栩栩如生，音容笑貌呼之欲出。這些文壇前輩八十年代的思想、情感、個性、言談，乃至種種有趣的細節，通過他的妙筆得到了相當程度的保存，很有研究價值。至於他以較多篇幅敍寫中共秘密情報戰線的傳奇人物袁殊其人其事，在我看來，也是大有深意在矣。

羅先生的散文是別具一格的，他是香港眾多散文家中引人注目的一家，早在十多年前就有論者指出：羅先生散文「以史料的豐富和準確，見識的精當和新穎，敍述的曉暢和有趣為特點，在可讀性和知識性相結合的路數上進行了嘗試」（引自劉登翰主編《香港文學史》，一九九九年四月人民文學出版社初版）。對《北京十年》，我以為也應作如是觀，而且鋒芒更為犀利，文筆更為老到了。純淨如行雲流水，平實中見機智幽默，本是羅先生散文的一大特色，在《北京十年》中也得到了進一步的加強。我一個晚上就一口氣把整本書讀完，那些熟悉的或不熟悉的人、書、事一一生動地浮現眼前，真有愛不釋手之感。

值此羅孚先生九十大壽之際，隨着《北京十年》的問世，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版《羅孚文集》出齊了，厚厚七大卷，集中展示了羅先生在文學長途上努力精進，不斷反思所取得的多方面的成就，不僅為研究香港文學史，也為研究中國當代文學史提供了寶貴的資料。我拉拉雜雜，寫下了以上這些「北京十年」期間與他直接或間接有關的往事以為賀，並祝羅先生長壽頤年，身筆雙健！

二０一一年四月十八日急就於海上梅川書舍

（蘋果日報二０一一年五月一日）

說故事的人：海辛

說故事的人：海辛
也斯



聽說海辛和林蔭去世了，你知道他們是香港的作者，卻奇怪傳媒沒人提起。在世界閱讀日，傳媒頌揚奇怪的書本，彷彿那是大家早該熟悉的，而在香港寫了幾十本書的作者，在本地卻成了異鄉人。

在雄仔叔叔講故事的場合，來了教師、社工、傳媒和城市策劃的有心人。想說社區的故事，像九龍城──好像沒有人寫過？我說：「林蔭寫過《九龍城寨煙雲》！」（其實，連《記憶的城市、虛構的城市》也寫過！）

海辛寫過廟街、寫過香港仔鴨洲，他寫塘西三代名花、李碧華寫過胭脂扣。歷史，不是今天開始；社區的故事，當然不是今天才開始的！

其實，我印象深刻的，是海辛筆下漁民逐漸上岸的漁港；是農田逐漸荒廢的新界。

生活經驗厚舊式說書人

海辛愛寫市井人生，他的確夠資格做個舊式說書人。跟當前流行的書齋裏的小說家形象相反，海辛的生活經驗毫不匱乏：他當過酒店侍者、理髮學徒、學做麵包西餅、在工廠當工人，下田裏耕種。他能寫的人物和背景特多，故事特別多姿多采。他寫甘草演員、裁縫、園丁、撈海沙的人、賣水果的人、養鴿人、戲棚的戲子、鎖匙王、鴨司令、啞姑，他寫小市民持鳥籠去喝早茶、在公園裏下棋、在海邊閒談，彷彿為我們繪就一幅幅風俗圖。

海辛多年來的作品，不少發表在《大公報》和《文匯報》，又或者由藝美、中流、上海書局、海洋文藝出版，一向大家把這歸於左派陣營。事實上在國內改革開放之初，八０年代初廣東人民、花城、友誼出版社還謹慎地挑選同路的香港作家時，海辛亦是被挑選的少數作者之一。

但當然廣義的左派陣營亦包括參差不同的聲音，有關心貧苦大眾的人文立場、亦有狹隘排他的教條思想。海辛這些熱愛寫作的作家介乎兩者之間，受後者影響，但自發開朗的寫作更偏向前者。

今日回看，海辛的寫作既有砂石也有珍珠。比方〈騎腳踏車的人〉，接近中聯電影那種小人物相濡以沫的故事，寫來自然，還是非常感人的，又如〈再來一次航海〉寫爺孫感情，那種天真開朗，也非常動人。

但有時整體的把握也不容易，如〈染色的鴿子〉一篇，前面五節對鴿園也對戲棚後台具體描寫栩栩如生：「那些頭紮黑布、身披厚棉夾子，對鏡塗顏抹彩的老倌們；那些把長髮結成高髻，插上閃光珠飾的花旦；那些搬搬椅，扯畫幅襯景的後台工作者；那些手拿刀劍的兵卒；那些分佈太戲台旁邊的音樂班……構成了一個我眼中的現實的童話世界。」

寫年輕人的愛情也寫得自然，但到了第六節，為了要寫城市社會的染缸如何「把一個鄉村孩子的生活面貌塗改了」，女主角長大變成樣版的貪慕繁華的花旦，完全沒有心理的發展，描寫也沒上文細緻。男主角突然撕掉支票不受收買，站到道德的高地去了！本來前面廿四頁裏人物均衡發展、背景細緻舖陳，可被最後四頁簡陋的對資本主義批判破壞了！

但在當時國內的評論者眼中，〈染色的鴿子〉卻代表了突破，被認為是他的代表作。這也可以看到當時主流的評論風氣了。

創作力旺盛對生活好奇

幸好海辛本身是一位創作力非常旺盛的作家，而且對生活有好奇，對文學有廣闊的口味，所以也沒有完全被意識形態所規限。當豐富的人物和細節像粗獷的樹木抽長掙開了框框，我們也就有更多可讀的故事了。像〈鴨司令與啞姑〉、〈撈海沙的漢子〉，好似是通俗的愛情故事，甚至不乏向民間仙話傳說致意的地方，但讀來生氣盎然，活潑感人，正是海辛迷人之處。〈最後的古俗迎親〉更是把一個可以傷感懷舊的題材，寫成一闋舊俗的輓歌。海辛不光是寫實，他有開朗的視野，新奇的想像。〈搬船上山〉是德國導演荷索式奇想的一個街坊版本，〈鴨司令與啞姑〉不是拘謹的《養鴨人家》，把鴨隊伍浩浩蕩蕩趕過中區的大街，是元氣淋漓的反叛手筆。這些較好的短篇，大都收入三聯「香港文叢」海辛自選的《海辛卷》裏。

廣義的香港左派文學，當然亦有它的優點和貢獻。海辛最好的兩個集子，一是《染色的鴿子》（1979），是世界出版社經銷香港文學研究社出版的「海外文叢」其中一本，由梅子主編，叢書還包括舒巷城《太陽下山了》、劉以鬯《陶瓷》、陶然《強者的力量》、彥火的《大地馳筆》、譚秀牧的短篇集，是當時同陣營中水準比較整齊、編輯認真的叢書。

後來更成熟的選集《海辛卷》（1988）所屬的「香港文叢」則是來自北京的董秀玉主政時香港三聯的創舉。在三、中、商系統中三聯分工本是出版文學的，但過去只出版過「海外文叢」和「台灣文叢」，到這時才首次推出「香港文叢」，可見不同的視野和膽識。可惜出版不到十本，89 後董秀玉離去，這叢書就沒有出下去了。現在這套書在書店裏不見影蹤，其他如雙年小說選等文學書也不見出版，真是叫人懷念。

少了一位別有特色的小說家

海辛去世這麼寂寞，我惋惜香港少了一位別有特色的小說家。但為什麼這麼寂寞，也令我想到廣義的左派陣營，連它的優點和缺點，也在我們不知不覺中猛烈移位了！再沒有人在我們頭上鼓吹批判資本主義的黑幕，好像大家都輕鬆世故了，但又好似有些看不見的東西在那裏運作。

我早上讀報，看到談中港台出版現的標題，細讀才發覺原來寫的是最近在台灣幾所出版社的新書。在這樣的視野底下，像海辛、林蔭這類作者，不管寫得好寫得壞，又在另一種極端的標準中消失無蹤了！

我這是在宣揚本土主義以否定外來標準嗎？不是的，我記得2002 年法國來的兩位朋友想了解當代香港小說，我跟他們介紹各種各樣的寫作，他們又看了各種選集，其中也對海辛和林蔭的小說感興趣，後來在《鐘與龍》這選集的十二人中也選了他們兩位。我記得帶他們到香港仔跟海辛喝茶。小說家弗朗西斯．密西奧（Francis Mizio）後來在一篇印象記中寫到：海辛在華富石屎樓前站起來拍照時，突然收斂了他閒談的歡快笑容，露出凝重嚴肅的神色。我想：這會不會也是我在他小說中所見的兩面呢？

至於當日翻譯的是那幾篇小說？我怕記錯，連夜借來許旭筠新鮮出爐的新書《香港文學外譯書目》一看：海辛的是〈沙灘彩樓〉；林蔭的是〈這一天〉、〈車站〉和〈晚晴〉。在普遍的冷漠中、在政治或商業權勢形成的新舊偏側底下，有時外來的意見也未嘗不可以為我們打開另一扇空間，帶來另外的看法。

（明報二０一一年五月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