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藝雜誌的力量——從《中國學生周報》談起
文：三角志編輯部
《中國學生周報》編輯群像，左：張浚華、陸離、王篆雅、黃碩儒、楊啓樵、羅卡（1962年）
我們對《中國學生周報》（以下簡稱《周報》）的好奇，源於每當訪問一些資深本地藝術家、創作人，談他們對文藝的啓蒙，他們就會不經意提到《周報》。生於52年的它究竟有何魅力？為何上一輩文藝青年都是它的粉絲？翻閱有關資料，始發現《周報》真是文藝雜誌一個傳奇──出版了22年，至1974年停刊，對比現今許多文藝雜誌難以長久經營，它，是一個奇蹟。據說《周報》當年最高峯、每周銷量多達兩萬份，每逢周四就有很多讀者到報攤詢問「《周報》出左未」？
是《周報》囊括了太多文壇裏閃閃發亮的名字？*當中有太多膾炙人口的版面？還是它的新思維，引進很多新事物？抑或，它已成了一個培育藝術家、作家的搖籃？
雖然不是生於那個年代，本刊卻有幸邀得羅卡和陸離，分享在《周報》工作的點滴，從而了解文藝雜誌，其實可以併發怎樣的力量。
（*61年後，曾任社長──胡菊人、陳特、林悅恆等；曾任總編輯──黃碩儒、姚拓、羅卡等；編輯──陸離、張浚華、吳平、何法端、蔡廣等；寫作者──唐君毅、崑南、余光中、柏楊、朱西寧、戴天、金炳興、小思、西西、石琪、譚家明、許鞍華、亦舒、李國威、杜杜、綠騎士、劉天賜等。）
羅：羅卡
陸：陸離
可否談談當日加入《周報》的原因？當時的工作情況又是怎樣的？
羅：我加入《周報》時，原沒甚麼抱負，繼續做下去才走出一條路來。我記得我在1961年加入友聯（出版社），那時已出版一系列刊物，比如《兒童樂園》、《中國學生周報》、《大學生活》，還有一個「友聯研究所」，是一個頗大的文化機構。我在當中認識一些人，比如是林悅恆，我在崇基唸書時已認識他。不過我進入《周報》前，還未看過《周報》，可說是很臨時的情況下找工作，才進去做見習編輯，因我本來打算崇基畢業後去做老師，教書卻臨時沒得教，八月底才知，九月卻已經開課了。於是找林悅恆暫時找份工作來做。
不比現時，很多後生仔可以揀工作，但我們那時不可能不工作，家中居住環境是那樣擠逼，我要為屋企分擔。我於是找跟我亦師亦友的林悅恆，他當時是《大學生活》的社長和主編，他給我一張咭片，叫我嘗試去《中國學生周報》見社長胡菊人。當時《大學生活》只得他和另一個人做，《周報》有四五個人，若我進去或可嘗試做見習編輯，兼做記者。我於是帶張咭片去見胡菊人，然後就這樣上班了，第二日已經要出去做採訪。其實我唸數理的，只不過那時我喜歡電影，喜歡寫作。當時我第一份差使是去香港大學一個醫學conference做採訪，可以想像我是如何『踢腳』了，但我終於寫了篇稿來交差。
當時《周報》有幾個版本，有印尼、星馬版本，我當日幫手編〈讀書研究〉、〈科學版〉、也為〈電影版〉寫短稿。當時電影版是總編輯黃碩儒編的，我也幫他改稿。我每星期也要出去做一些採訪，無論用不用也好。在這裏工作了第二年，因為總編輯移民，自62年開始，我接替他編〈電影版〉，然後開始聚集多一些人。總之入《周報》工作，對我來說是一件很偶然的事。當然進去之後，慢慢改變了。
這個機構充滿文化，有很多撰稿人、編輯，都跟大陸的文化人一脈相承，比如陸離就是唐君毅、牟宗三的學生；林悅恆是台灣殷海光的弟子，還有兩三個都是殷海光的弟子，有些搞邏輯，有些搞社會學。一班人喜歡講傳統、中國心性哲學，一班人講西方文化、民主自由科學，要將中國文化推進。我比較喜歡科學、哲學等題目，比較接近林悅恆，但卻也去聽唐君毅、牟宗三講課。很少有一個出版社，這麼有文化氣息，去聽大師的課，做記者卻同時又可去進修。
我們也不停看台灣和大陸的出版物，以一個批判性的角度來看。比如台灣出版的《自由中國》，發現一樣有冤案冤獄，殷海光、雷震入獄。為了留意台灣的動向，我們也看《文星雜誌》，因為友聯也有做代理。
《周報》會為讀者提供課餘活動，有學術講座、文藝創作班、戲劇和音樂小組、體育、旅行等，這些都會邀請編者和作者一同參加。另一方面，我們也做些小事情，比如每星期摺報紙、接訂戶，跟你們一樣要做很多雜務，然後校對，要出去做很多採訪，向別人借東西，開編輯會議。慶幸我們不需返夜班，只上日班，一星期裏只有校對即出版前一兩日要開夜班。
我認識到很多前輩，和很多有名的文化學者和教育界的人。當時友聯創辦人都是從國內出來的大學生，他們來到香港後，有些繼續唸大學，有些卻只能做低下工作，在鑽石山打石仔。有些人偷渡出來，很窮的。後來他們成立了友聯，不過友聯是成立了一、兩年，才得到美國基金會資助，而《周報》是友聯出版社第一份期刊。雖然友聯得到他們的資助，但又不至於是做美國的喉舌，《周報》宣揚的仍是中國文化、中國的民主自由，也不傾向於台灣，跟美國又保持一個距離。總之沒有很強的政治立場，主要是推廣文化，不過它是反共的。除了友聯研究所，友聯出版物都是宣揚文化。比如《兒童樂園》重視文化和教育；《大學生活》也着重文化，談論哲學、文學和藝術，間中也有一些政論。《中國學生周報》主要為中學生提供思想和文化上的啓蒙。
我因為《周報》認識了許多前輩，胡菊人、司馬長風等，他們每星期會主持編輯會議，當中很多行政人員，比如做印刷廠廠長的都是文化人，有些甚至太重文化而不懂生意方面的問題。
那時一星期的銷量多達兩萬多份，有些可能是一份幾個人一起看，所以這個銷量數字可算非常高，當時的日報也只銷數千份。但廣告還是不理想，如果廣告部建立得好，做下去應該有錢賺，尤其1966、67年是《周報》的高峯期，那時如果建立到廣告，71、72年就不會這麼慘，當時因為沒有補助，便維持不下去了。
你們眼中的《周報》是一份怎樣的刊物？
陸：開始時替《周報》做兼職，當時我還在讀書。我一星期返出版社一次，後來全職變得更投入。那段經歷現在談起也相隔多年了。如果要說現在的感覺，譬如像不斷有人提及《周報》，這個我們是想像不到的。我們在《周報》時，只是每星期不斷寫不斷趕，當時也沒甚麼經驗。我一邊讀書一邊做《周報》也有四年的時間。後來我到羅富國唸一年，當我畢業的時候，羅卡、張浚華也剛好畢業，一起入《周報》，彷彿有一種新力量。當時三個人剛好是比較年輕，和舊編輯們完全不同，所以羅卡的〈電影版〉，像忽然改頭換面，也不是刻意去改，只是不經不覺加了新元素進去。1962年可算是巧合，就是大會堂誕生、第一映室誕生，而羅卡是61年進去的。
大會堂的誕生，表示有很多演出和電影可看啦。那時有很多外國雜誌，比如《Sight and Sound》，都在1963年出版，他們都被法國新浪潮影響。卡叔和我們一起逛書局，那時候有很多新事物吸收。使〈電影版〉有些新鮮的東西出現，跟十幾年前的前輩所創辦的《周報》是有些改變。我們作為編輯，會嘗試俾很多自由，最初自由也沒有這麼大，但後來林悅恆老師來到，那份自由大得無法想像。而我最初進去時，左派的《紅樓夢》是不可以提的。記得我曾大膽地寫過一篇關於越劇電影《紅樓夢》，最後被總編輯在排字房抽稿，我當時哭得很厲害。這次之後開始懂得避忌，因為那段時間左派右派鬥爭得很厲害。總之最初其實有限制，就是左派的事情不准提，無論他們的藝術有多出色。不過當林悅恆來到的時候，就真是你想編甚麼也可以。
羅：談《周報》也不止是談〈電影版〉吧。其實我覺得〈快活谷〉、〈藝叢〉、〈英文版〉、〈生活與思想〉也很好看。當中有很多出色的作者，比如〈英文版〉內崑南寫的專欄，寫得真好。〈生活與思想──大孩子信箱〉用親切的文字與讀者談生活上的思想和問題，很有啓發性。甚至那些書院女生男生投稿的文章也寫得很好，《周報》整體的文字水準非常高。
〈快活谷〉是以小品和漫畫為主，以比較嘻笑怒罵的形式來發聲，後來卻慢慢成了代表民間發聲的平台。劉天賜是核心作者，他以後寫了很多喜劇，都是受到〈快活谷〉的啓發。陳冠中也說〈快活谷〉對他的啓發很大，那種風格，是由張浚華樹立的。《周報》的文藝版也很有影響力，當中的詩、散文、小說，還有全版登的短篇小說，是由名家帶領去寫。名字是星光熠熠的，有司馬中原、余光中、柏楊、朱西寧……。〈詩之頁〉有不少當年的詩壇名家投稿，也斯、蔡炎培、西西也有編過。當你閱讀當中的詩，你會發現有很多好詩，包括有戴天、崑南、金炳興，台灣周夢蝶等的詩作。
我估計整個文藝風氣，由六十年代、嬰兒潮那一代，他們喜歡現代化、現代主義的東西，所以帶來了很多新力量、新念頭，年輕人有一顆跳躍的心，《周報》介紹的新事物能刺激到他們，看完以後可以買書看，和老師談論，《周報》確實成了這樣的橋樑。也不是灌輸，只是起了刺激或啓發作用，最大的作為是帶讀者們走上現代的道路。
以往都有前人將中國文化現代化，藉科學、民主，和參考西方的東西，嘗試將中國豐富的文化現代化，注入新的活力，其實五四已開始這樣做。也有很多人努力在海外建立所謂海外中華，這當然是最高的理想，《周報》未去到這種高度，但希望做到基礎的工作。
我也是加入《周報》才真正認識多點中國文化，被他們感染。因為我本來喜愛西方事物，不喜舊文化。我在大學唸殷海光、羅素的哲學，本來對中國的文化了解很少，自從入友聯後慢慢被感染。
具體一點，我做得很開心啦，做得不錯啦，坦白說做過不同工作，還是第一份工作最有滿足感，最具啓發性，甚至比在無線電視台受更多啓發。我覺得在《周報》工作，能幫我把根基紮穩，在《周報》認識了中國的傳統，同時也認識宏觀的事物。跟一班朋友看電影，看有關文化的書和雜誌，總是很興奮，看完後又可以一起談一起編。這份工作，上司不會跟你說，這些賣不到紙，拍電影也要顧市場，做《周報》就沒有這方面的壓力。你更發覺行這條路不會有錯，因為很多人也是一路走來，並且越來越多人去研究。這些年來我們一直互相砥礪，一起傾一起發表，有感性也有理性。我們受人啓發，同時也啓發人，經歷這樣一個學習階段，我覺得是很滿足的，這是一個比讀大學更有趣的園地。
陸：其實我當時只是做做做，有甚麼放甚麼，當然有時也預先想一想，也有即興的，因為《周報》也講時間性。公司為何准我們可晚一點返工，因為夜晚經常要看話劇、聽音樂、看電影，於是我們的上班時間很自由，只要你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我試過看西班牙舞蹈團，連續看五晚，我會捉住羅冠樵看一晚，然後請他畫一些速寫，這些是不能預先計劃的。比如那星期在第一映室看了甚麼，就寫出來。
我在新亞和羅富國唸書時，都是幫手做一版〈英文版〉。當有人辭職，他們也不怎麼請新人，就找我編多一版，又一版。當卡叔去意大利，我和吳平捱了兩年，每人要編六版，甚麼也不用想了，就只有做做做。事隔多年每當有人提起《周報》，我的感覺是很安慰、很開心也很奇怪，因為感覺已經像前世的事。
有一件事也很開心，就是日本東京有一位學者，增田真結子，她寫了一篇很長的論文關於《周報》，說這是香港第一份有很強本土意識的刊物，這個是李念慈告訴我的。我們做的時候完全不知，做了多年後才慢慢知道。其實也不是我們做了些甚麼，比如說劉天賜或其他作者，不一定受我們的影響，《周報》只是一個平台，他們在這裏往往磨鍊過自己。卡叔也說得對，我們也是受別人啓發，或不自覺地啓發了別人。
我在這裏做了十四年，卡叔做了七年，不過我有五年是兼職，但這是完全不自覺的。等於你現在寫稿，一路忙着，雖然有稿來，但有三份一要自己寫，並且你要報道一些新聞。剛才卡叔也說，我們都是記者、編輯兼校對，所以到現在，我年紀大了，還是有一個癮，就是校對癮，我看報紙時，還是拎住支筆，每當看見一個錯字，我直情病態地，好開心，嘩有錯字，這是很不應該，但我校對了幾十年，我是不想有一隻錯字。但你問我是否自己就沒有錯字呢，當然不是。因為有時是看五次也看不到，印出來才特別清醒。
《周報》的內容題材怎樣構思？編輯之間會否因為意見不合有爭執，後來又怎樣達成共識？
羅：這個可分幾個情況來說。比如我們分版來編輯，一個總編輯下面有四、五個編輯。編輯除了有我、還有陸離、吳平，何法端、張浚華（後來去了兒童樂園任主編）和蔡廣，每人負責編兩、三版，比如，吳平之前是王篆雅編〈文藝版〉，其實不同編輯有不同特色，總之是各版不同，每一個時期也不同，有些編輯揸得緊，有些揸得鬆，也有一些互通聲氣，前期後期也不同。我自己會一早安排稿件，也限了多少字，如果我向你約稿是五百字、六百字、八百字，超過二三百字我會刪減你的字數，然後跟你說原因，也不能像月刊或學術刊物般，改完後可給你看，這是不可能的。那時大家都是年輕人，沒有甚麼大問題，不會有甚麼落唔到台。吳平也很有系統，印所有稿又留下些空位，給人畫插圖。有人喜歡即興的，總之我們之間是有交流的，看〈電影版〉或〈文藝版〉也好，我們有交流，有不同意見和作風，卻很少爭執。
陸：我們早期的總編輯，只是說不准提左派。後來京劇《楊門女將》上映，那時已可以整版去寫。只是說剛才那位總編輯，雖然嚴格但人很好。我記得有一次吳平刊登了人民公社的評論和插圖，也被抽出來，因為發行公司，友聯有很多部門，他們十分忠貞。我們出《周報》也是計中華民國曆法。後期由也斯、劉天賜他們接手編年幾，他們有沒有用公曆，我也忘記了。我記得我離開周報時，都是用中華民國的。發行公司當時看到這些圖片是很嬲的，以為點解要報道人民公社，直頭整份報紙抽起，不准出街。那天是沒有報紙的。後來我們在第二期交待整件事，並將兩期編作一期出版。因為當時1971、72年，中共加入聯合國前夕，還有很多人是很忠貞的。到中共入了聯合國，很多事情便一直變。1976年文革方才完結，當時點解文革，主要整個竹幕我們不知，是奪權還是文化的大革命？看到有很多死屍從內地漂下來，我們才知。我記得《明報月刊》有一個座談會是談論究竟奪權還是文化大革命，有人估是毛澤東奪權要打倒劉少奇。當時是竹幕，而蘇聯是鐵幕。中共1949年立國，一群知識份子走難來香港，然後錢穆先生、唐君毅先生成立新亞書院（新亞書院跟《周報》的關係很密切），《周報》1952年創刊時唐君毅先生有為它題字，恭賀創刊。
我自己也是讀新亞的。我也像一個目擊者，看它一直在變。我自己的深刻印象，當中共入聯合國之後，很多事情都變了。1976年毛澤東去世，和你們談起，也勾起一些回憶。中共立國頭三十年，是很亂的，死了很多人，大躍進、大飢荒，不斷鬥爭。《周報》受時代影響當然很厲害。
羅：我這樣想，時代對我們一定有影響，但不是友聯的政策直接影響我們。我們能夠在那段時期，搞了這麼多現代派、現代主義，是因為1963、64年前後，友聯行政上比較亂。《周報》又換社長，又換總編輯，有一段時期也沒有社長，司馬長風和胡菊人也離開友聯。
我覺得當時友聯給我們這班新人搞那麼多，是因為1964、65、66年，他們已經變身，一派着重文化理想，一派着重業務，比如推廣發行銷路，要自給自足。我在66年當了總編輯，中間並沒有人跟我們談政策。65、66年之間，林悅恆來了當社長，開始有明確的編輯方向，給了編輯很大的自由度。我在67年，下半年的時候離開周報，便看到它的資源越來越少，以前一個人編兩至三版，現在是四版，真的很辛苦。
陸：那時候開始，香港有示威，有社會運動，我們跟不上了，我們只能報道，有讀者怨我們為何只報道，而不去做些甚麼？但我們有甚麼可以做？加上我們編的，有些人會幾喜歡，有人會很不喜歡，所以那個壓力也很大，後來1972年我就離開《周報》了。
羅：我覺得周報跟得上時代，1967年後《周報》更多關注香港社會、關心公民權益，也有更多文化教育的篇幅，報道學運，講新思潮、哲古華拉，甚至是馬克思的思想，因為年輕人要了解這些。現在你看香港也沒有這些刊物，會為你解釋甚麼是左甚麼是右。
1968年後岑逸飛寫甚麼是新馬克思主義，甚至人民公社。我覺得《周報》了解時潮，不是有心去煽動人，我覺得一份刊物應該如此，立場應該是解釋給人知，我們現在的形勢如何，是給人知識，開導人，而不是煽動。《周報》的內容到後期還是好的，它還是着重報道和啓發，啓發人做一個關心香港社會的公民。
《周報》介紹這麼多新的電影、音樂、文藝，當時從哪裏得到這些資料？
羅：這主要是編輯允許你，上頭開放一個平台，自然就有人會寫，除非說這份刊物一定要談比如是宋明理學，不給你機會說其他事物。而且我們是開放的，最難得是這份雜誌可以由哲學大師唐君毅至中學生也可以為《周報》寫稿。《周報》接受各式各樣的投稿，研究生、大學生、中學生、職業青年也可投稿。
除了開放一個平台，還有甚麼路線這些？
羅：至於路線，我們還是堅持中國的傳統文化，跟西方文化與科學民主自由的結合，推動中國走上現代化的路，跟中國文化的復興。後期嘗試變成音樂流行雜誌那種，發現此路不可行。即使到後期，《周報》還是沒有脫離這種路線。香港出現暴動，內地有文化大革命，一方面它批評國內文革，揭發香港社會的不合理性，批評港英的教育制度，探討青少年問題。它也支持中文運動，不以煽動的態度去做。
陸：後來友聯似乎有兩條路線，說我們要自立，不要再倚賴美金。他們有一部份是對的，我們應該商業一點。但商業一點又弊，直情是另一條路線。剛剛卡叔說政治跟文化一起，對我來說文藝就是文藝，不要政治。雖然那時暴動我也有寫一點東西，但那是很直接、很直覺的反應，我不是太喜歡真正政治的東西。
當時司馬長風先生的影響力是很大的，讀者會仰望一個作者，但那個作者，不見了，而他本來是磐石來的。他的〈生活與思想版〉教我們很多東西、人生道理，有時我看看，這些是我寫不出的。他忽然不見了，然後知道一路在換人，但我又不理，因為這個不出奇，一間機構，有些鬥爭是很正常的。但你知道有些東西忽然不見了，剩下你在這兒，剩下卡叔、我和吳平。最後剩下我和吳平兩個人……真的是越來越有種孤兒的感覺。
或者我會縮窄了在文藝上，好像鴕鳥一樣。但現在回頭望，原來我不是很積極去投入社會、沒甚麼社會性，仍然是很安慰滿足。特別是久不久又有人提起，又看見《影評十年》（《60風尚─中國學生周報影評十年》）那兒，陳冠中會說……嘩，原來《號外》早期，是很受《周報》影響，他們最初那幾期直情是《周報》的大小……感到很安慰，有一種抽象的滿足，一種悲與喜的滿足，因為回頭望，《周報》其實也很慘──但當時整個香港都很慘，當然香港現在也很慘。
《周報》內哪一版是你最喜歡的？
羅：你這個問題應該問讀者，不是問我。編者當然喜歡自己編的那一版，會關注多一點，好不好也要。我們編者本身很難說的，做總編輯更加每一版也要看，看它的內容平不平衡。我覺得看得多你便不覺得「喜不喜歡」，等於一個導演，你拍完一套戲，可能因為剪片，已經看了幾十次，感覺已經很麻木，沒甚麼喜不喜歡的。可能幾十年後重看，便覺得：啊，喜歡這個多一點，這部份落多一點心力，這個特別辛苦，這個出來效果特別好……你問我，我當然特別關注〈電影版〉，因為是我自己編的，自然特別注意，比如〈快活谷〉，經常看的，覺得它是很生動有趣的，跟現實很接近的。或者〈生活與思想〉我也看的，看它在說甚麼，有些前輩用很精簡的言語去寫出來。〈文藝版〉，遇到好的文藝小說、新人寫的東西，我也有看，也喜歡。很難說哪一欄或哪一版特別喜歡，除了我自己編的之外。
陸：其實真的差不多，但卡叔你不要謙虛，你的〈大特寫〉專欄其實寫得很好，一期一個明星，有一些詩的感覺，以及這麼短又寫到那個明星出來，無論是資料還是感覺，真的很不錯。
也想問一下，為甚麼那麼多種藝術形式，你們會如此喜歡電影？
羅：六十年代成長、當時十來廿歲的人，喜歡文藝也會喜歡電影。因為當時青年人的文藝風氣相當勁，而電影是一項比較新的媒體，剛好是文字過渡到電影的年代，所以那時我們同時會喜歡文藝，也喜歡電影。那時所謂的文藝青年便是這樣，喜歡文學和藝術。當時年輕人受到很多壓抑，家裏又壓抑，縱使對社會、政權有很多不滿，卻也不像現時的人罵政府，罵當權者，只能用一種婉轉方式去表現，這也成就了很多文藝和創作。
面對文化大革命，面對香港一個大暴動，文藝青年起初很徬徨，對港英或港左不滿，也不能take side。於是我們在電影裏找一些論題來講，我們反覆討論《春光乍洩》（Blow Up），因為它便是說藝術和現實，一個人如何面對一個新的環境，他的徬徨與虛無，我們看到這一點便不停討論…然後便被人罵了「大暴動了，你還在說《春光乍洩》！？你應該有政治立場。」面對這樣的環境，我也難以抉擇，但有很多自省和自我懷疑。67年後，我和一班朋友開始用8米厘機，開始拍些短片，表達內心的徬徨與無助。文藝青年的苦悶，終可在藝術世界找到寄托。
陸：補充一句，卡叔說：「因為喜歡文藝，所以喜歡電影。」這是對的，但我也要強調，第一映室有着時間上的影響，因為它提供了很多市面上看不到的好電影，那段時間是歐洲——其實日本和美國也是——特別多電影文藝創作。一向喜歡文藝的，便自然會被電影吸引，因為電影這個媒介，是可以用攝影機去寫小說。現在也是，拿個手機便可以拍，現在很多人也拿手機去拍短片和微電影，去寫詩也可以的，現在年輕一輩拍的電影，有不少真的拍得很好，好像詩一樣。那時法國新浪潮和英國的新導演（德國便遲了十年）他們真的是用電影去創作，不止是拍商業電影。但是商業電影本身，甚至是荷里活電影，拍得好的時候，即使出發點是商業，其實也是藝術品來的，不是說你拍藝術片、創作文藝才是藝術品。如果你出發點是創作文藝，但拍得不好，它也不是藝術品，而只是一個很糟糕的文藝創作。
羅卡，香港著名電影學者、影評人。61年-67年在《中國學生周報》先後擔任「電影版」編輯以及整份刊物的總編輯。1971年到意大利遊學，後返香港在電視界做編導、創作。80年代中期在香港演藝學院任教，1991-2000年任香港國際電影節節目策劃、編輯，2001-2005年任職香港電影資料館節目策劃，並從事香港和中國電影歷史的研究。合著有《香港電影類型論》(1997)，Hong Kong Cinema- A Cross Cultural View (2004), From Artform to Platform, Hong Kong Plays and Performances 1900-1941(1999)；著有《香港電影點與線》(2006),《黎民偉--人.時代.電影》（1999),《電影之旅》（1986）等。
陸離，香港著名文化人。畢業於中大前身新亞書院中文系，大學一年班（約1958年）已開始參與《中國學生周報》的編輯工作，一待十四年。後來加入文化雜誌《文林》，亦在《星島日報》專欄「七好文集」筆耕多年，近年撰寫雜文、劇評、影評。她鍾愛花生漫畫、杜魯福、艾倫圖靈，故大力推介、翻譯和撰寫有關文章至人人認識。她熱愛電影，曾自掏腰包讓杜魯福電影有機會在香港上映，參與創辦香港國際電影節，並大力支持中文「反減邊運動」。
圖片提供：羅卡
鳴謝：羅卡、陸離、香港電影評論學會
（AMCNN二Ｏ一三年三月一日）
文：三角志編輯部
我們對《中國學生周報》（以下簡稱《周報》）的好奇，源於每當訪問一些資深本地藝術家、創作人，談他們對文藝的啓蒙，他們就會不經意提到《周報》。生於52年的它究竟有何魅力？為何上一輩文藝青年都是它的粉絲？翻閱有關資料，始發現《周報》真是文藝雜誌一個傳奇──出版了22年，至1974年停刊，對比現今許多文藝雜誌難以長久經營，它，是一個奇蹟。據說《周報》當年最高峯、每周銷量多達兩萬份，每逢周四就有很多讀者到報攤詢問「《周報》出左未」？
是《周報》囊括了太多文壇裏閃閃發亮的名字？*當中有太多膾炙人口的版面？還是它的新思維，引進很多新事物？抑或，它已成了一個培育藝術家、作家的搖籃？
雖然不是生於那個年代，本刊卻有幸邀得羅卡和陸離，分享在《周報》工作的點滴，從而了解文藝雜誌，其實可以併發怎樣的力量。
（*61年後，曾任社長──胡菊人、陳特、林悅恆等；曾任總編輯──黃碩儒、姚拓、羅卡等；編輯──陸離、張浚華、吳平、何法端、蔡廣等；寫作者──唐君毅、崑南、余光中、柏楊、朱西寧、戴天、金炳興、小思、西西、石琪、譚家明、許鞍華、亦舒、李國威、杜杜、綠騎士、劉天賜等。）
羅：羅卡
陸：陸離
可否談談當日加入《周報》的原因？當時的工作情況又是怎樣的？
羅：我加入《周報》時，原沒甚麼抱負，繼續做下去才走出一條路來。我記得我在1961年加入友聯（出版社），那時已出版一系列刊物，比如《兒童樂園》、《中國學生周報》、《大學生活》，還有一個「友聯研究所」，是一個頗大的文化機構。我在當中認識一些人，比如是林悅恆，我在崇基唸書時已認識他。不過我進入《周報》前，還未看過《周報》，可說是很臨時的情況下找工作，才進去做見習編輯，因我本來打算崇基畢業後去做老師，教書卻臨時沒得教，八月底才知，九月卻已經開課了。於是找林悅恆暫時找份工作來做。
不比現時，很多後生仔可以揀工作，但我們那時不可能不工作，家中居住環境是那樣擠逼，我要為屋企分擔。我於是找跟我亦師亦友的林悅恆，他當時是《大學生活》的社長和主編，他給我一張咭片，叫我嘗試去《中國學生周報》見社長胡菊人。當時《大學生活》只得他和另一個人做，《周報》有四五個人，若我進去或可嘗試做見習編輯，兼做記者。我於是帶張咭片去見胡菊人，然後就這樣上班了，第二日已經要出去做採訪。其實我唸數理的，只不過那時我喜歡電影，喜歡寫作。當時我第一份差使是去香港大學一個醫學conference做採訪，可以想像我是如何『踢腳』了，但我終於寫了篇稿來交差。
當時《周報》有幾個版本，有印尼、星馬版本，我當日幫手編〈讀書研究〉、〈科學版〉、也為〈電影版〉寫短稿。當時電影版是總編輯黃碩儒編的，我也幫他改稿。我每星期也要出去做一些採訪，無論用不用也好。在這裏工作了第二年，因為總編輯移民，自62年開始，我接替他編〈電影版〉，然後開始聚集多一些人。總之入《周報》工作，對我來說是一件很偶然的事。當然進去之後，慢慢改變了。
這個機構充滿文化，有很多撰稿人、編輯，都跟大陸的文化人一脈相承，比如陸離就是唐君毅、牟宗三的學生；林悅恆是台灣殷海光的弟子，還有兩三個都是殷海光的弟子，有些搞邏輯，有些搞社會學。一班人喜歡講傳統、中國心性哲學，一班人講西方文化、民主自由科學，要將中國文化推進。我比較喜歡科學、哲學等題目，比較接近林悅恆，但卻也去聽唐君毅、牟宗三講課。很少有一個出版社，這麼有文化氣息，去聽大師的課，做記者卻同時又可去進修。
我們也不停看台灣和大陸的出版物，以一個批判性的角度來看。比如台灣出版的《自由中國》，發現一樣有冤案冤獄，殷海光、雷震入獄。為了留意台灣的動向，我們也看《文星雜誌》，因為友聯也有做代理。
《周報》會為讀者提供課餘活動，有學術講座、文藝創作班、戲劇和音樂小組、體育、旅行等，這些都會邀請編者和作者一同參加。另一方面，我們也做些小事情，比如每星期摺報紙、接訂戶，跟你們一樣要做很多雜務，然後校對，要出去做很多採訪，向別人借東西，開編輯會議。慶幸我們不需返夜班，只上日班，一星期裏只有校對即出版前一兩日要開夜班。
我認識到很多前輩，和很多有名的文化學者和教育界的人。當時友聯創辦人都是從國內出來的大學生，他們來到香港後，有些繼續唸大學，有些卻只能做低下工作，在鑽石山打石仔。有些人偷渡出來，很窮的。後來他們成立了友聯，不過友聯是成立了一、兩年，才得到美國基金會資助，而《周報》是友聯出版社第一份期刊。雖然友聯得到他們的資助，但又不至於是做美國的喉舌，《周報》宣揚的仍是中國文化、中國的民主自由，也不傾向於台灣，跟美國又保持一個距離。總之沒有很強的政治立場，主要是推廣文化，不過它是反共的。除了友聯研究所，友聯出版物都是宣揚文化。比如《兒童樂園》重視文化和教育；《大學生活》也着重文化，談論哲學、文學和藝術，間中也有一些政論。《中國學生周報》主要為中學生提供思想和文化上的啓蒙。
我因為《周報》認識了許多前輩，胡菊人、司馬長風等，他們每星期會主持編輯會議，當中很多行政人員，比如做印刷廠廠長的都是文化人，有些甚至太重文化而不懂生意方面的問題。
那時一星期的銷量多達兩萬多份，有些可能是一份幾個人一起看，所以這個銷量數字可算非常高，當時的日報也只銷數千份。但廣告還是不理想，如果廣告部建立得好，做下去應該有錢賺，尤其1966、67年是《周報》的高峯期，那時如果建立到廣告，71、72年就不會這麼慘，當時因為沒有補助，便維持不下去了。
你們眼中的《周報》是一份怎樣的刊物？
陸：開始時替《周報》做兼職，當時我還在讀書。我一星期返出版社一次，後來全職變得更投入。那段經歷現在談起也相隔多年了。如果要說現在的感覺，譬如像不斷有人提及《周報》，這個我們是想像不到的。我們在《周報》時，只是每星期不斷寫不斷趕，當時也沒甚麼經驗。我一邊讀書一邊做《周報》也有四年的時間。後來我到羅富國唸一年，當我畢業的時候，羅卡、張浚華也剛好畢業，一起入《周報》，彷彿有一種新力量。當時三個人剛好是比較年輕，和舊編輯們完全不同，所以羅卡的〈電影版〉，像忽然改頭換面，也不是刻意去改，只是不經不覺加了新元素進去。1962年可算是巧合，就是大會堂誕生、第一映室誕生，而羅卡是61年進去的。
大會堂的誕生，表示有很多演出和電影可看啦。那時有很多外國雜誌，比如《Sight and Sound》，都在1963年出版，他們都被法國新浪潮影響。卡叔和我們一起逛書局，那時候有很多新事物吸收。使〈電影版〉有些新鮮的東西出現，跟十幾年前的前輩所創辦的《周報》是有些改變。我們作為編輯，會嘗試俾很多自由，最初自由也沒有這麼大，但後來林悅恆老師來到，那份自由大得無法想像。而我最初進去時，左派的《紅樓夢》是不可以提的。記得我曾大膽地寫過一篇關於越劇電影《紅樓夢》，最後被總編輯在排字房抽稿，我當時哭得很厲害。這次之後開始懂得避忌，因為那段時間左派右派鬥爭得很厲害。總之最初其實有限制，就是左派的事情不准提，無論他們的藝術有多出色。不過當林悅恆來到的時候，就真是你想編甚麼也可以。
羅：談《周報》也不止是談〈電影版〉吧。其實我覺得〈快活谷〉、〈藝叢〉、〈英文版〉、〈生活與思想〉也很好看。當中有很多出色的作者，比如〈英文版〉內崑南寫的專欄，寫得真好。〈生活與思想──大孩子信箱〉用親切的文字與讀者談生活上的思想和問題，很有啓發性。甚至那些書院女生男生投稿的文章也寫得很好，《周報》整體的文字水準非常高。
〈快活谷〉是以小品和漫畫為主，以比較嘻笑怒罵的形式來發聲，後來卻慢慢成了代表民間發聲的平台。劉天賜是核心作者，他以後寫了很多喜劇，都是受到〈快活谷〉的啓發。陳冠中也說〈快活谷〉對他的啓發很大，那種風格，是由張浚華樹立的。《周報》的文藝版也很有影響力，當中的詩、散文、小說，還有全版登的短篇小說，是由名家帶領去寫。名字是星光熠熠的，有司馬中原、余光中、柏楊、朱西寧……。〈詩之頁〉有不少當年的詩壇名家投稿，也斯、蔡炎培、西西也有編過。當你閱讀當中的詩，你會發現有很多好詩，包括有戴天、崑南、金炳興，台灣周夢蝶等的詩作。
我估計整個文藝風氣，由六十年代、嬰兒潮那一代，他們喜歡現代化、現代主義的東西，所以帶來了很多新力量、新念頭，年輕人有一顆跳躍的心，《周報》介紹的新事物能刺激到他們，看完以後可以買書看，和老師談論，《周報》確實成了這樣的橋樑。也不是灌輸，只是起了刺激或啓發作用，最大的作為是帶讀者們走上現代的道路。
以往都有前人將中國文化現代化，藉科學、民主，和參考西方的東西，嘗試將中國豐富的文化現代化，注入新的活力，其實五四已開始這樣做。也有很多人努力在海外建立所謂海外中華，這當然是最高的理想，《周報》未去到這種高度，但希望做到基礎的工作。
我也是加入《周報》才真正認識多點中國文化，被他們感染。因為我本來喜愛西方事物，不喜舊文化。我在大學唸殷海光、羅素的哲學，本來對中國的文化了解很少，自從入友聯後慢慢被感染。
具體一點，我做得很開心啦，做得不錯啦，坦白說做過不同工作，還是第一份工作最有滿足感，最具啓發性，甚至比在無線電視台受更多啓發。我覺得在《周報》工作，能幫我把根基紮穩，在《周報》認識了中國的傳統，同時也認識宏觀的事物。跟一班朋友看電影，看有關文化的書和雜誌，總是很興奮，看完後又可以一起談一起編。這份工作，上司不會跟你說，這些賣不到紙，拍電影也要顧市場，做《周報》就沒有這方面的壓力。你更發覺行這條路不會有錯，因為很多人也是一路走來，並且越來越多人去研究。這些年來我們一直互相砥礪，一起傾一起發表，有感性也有理性。我們受人啓發，同時也啓發人，經歷這樣一個學習階段，我覺得是很滿足的，這是一個比讀大學更有趣的園地。
陸：其實我當時只是做做做，有甚麼放甚麼，當然有時也預先想一想，也有即興的，因為《周報》也講時間性。公司為何准我們可晚一點返工，因為夜晚經常要看話劇、聽音樂、看電影，於是我們的上班時間很自由，只要你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我試過看西班牙舞蹈團，連續看五晚，我會捉住羅冠樵看一晚，然後請他畫一些速寫，這些是不能預先計劃的。比如那星期在第一映室看了甚麼，就寫出來。
我在新亞和羅富國唸書時，都是幫手做一版〈英文版〉。當有人辭職，他們也不怎麼請新人，就找我編多一版，又一版。當卡叔去意大利，我和吳平捱了兩年，每人要編六版，甚麼也不用想了，就只有做做做。事隔多年每當有人提起《周報》，我的感覺是很安慰、很開心也很奇怪，因為感覺已經像前世的事。
有一件事也很開心，就是日本東京有一位學者，增田真結子，她寫了一篇很長的論文關於《周報》，說這是香港第一份有很強本土意識的刊物，這個是李念慈告訴我的。我們做的時候完全不知，做了多年後才慢慢知道。其實也不是我們做了些甚麼，比如說劉天賜或其他作者，不一定受我們的影響，《周報》只是一個平台，他們在這裏往往磨鍊過自己。卡叔也說得對，我們也是受別人啓發，或不自覺地啓發了別人。
我在這裏做了十四年，卡叔做了七年，不過我有五年是兼職，但這是完全不自覺的。等於你現在寫稿，一路忙着，雖然有稿來，但有三份一要自己寫，並且你要報道一些新聞。剛才卡叔也說，我們都是記者、編輯兼校對，所以到現在，我年紀大了，還是有一個癮，就是校對癮，我看報紙時，還是拎住支筆，每當看見一個錯字，我直情病態地，好開心，嘩有錯字，這是很不應該，但我校對了幾十年，我是不想有一隻錯字。但你問我是否自己就沒有錯字呢，當然不是。因為有時是看五次也看不到，印出來才特別清醒。
《周報》的內容題材怎樣構思？編輯之間會否因為意見不合有爭執，後來又怎樣達成共識？
羅：這個可分幾個情況來說。比如我們分版來編輯，一個總編輯下面有四、五個編輯。編輯除了有我、還有陸離、吳平，何法端、張浚華（後來去了兒童樂園任主編）和蔡廣，每人負責編兩、三版，比如，吳平之前是王篆雅編〈文藝版〉，其實不同編輯有不同特色，總之是各版不同，每一個時期也不同，有些編輯揸得緊，有些揸得鬆，也有一些互通聲氣，前期後期也不同。我自己會一早安排稿件，也限了多少字，如果我向你約稿是五百字、六百字、八百字，超過二三百字我會刪減你的字數，然後跟你說原因，也不能像月刊或學術刊物般，改完後可給你看，這是不可能的。那時大家都是年輕人，沒有甚麼大問題，不會有甚麼落唔到台。吳平也很有系統，印所有稿又留下些空位，給人畫插圖。有人喜歡即興的，總之我們之間是有交流的，看〈電影版〉或〈文藝版〉也好，我們有交流，有不同意見和作風，卻很少爭執。
陸：我們早期的總編輯，只是說不准提左派。後來京劇《楊門女將》上映，那時已可以整版去寫。只是說剛才那位總編輯，雖然嚴格但人很好。我記得有一次吳平刊登了人民公社的評論和插圖，也被抽出來，因為發行公司，友聯有很多部門，他們十分忠貞。我們出《周報》也是計中華民國曆法。後期由也斯、劉天賜他們接手編年幾，他們有沒有用公曆，我也忘記了。我記得我離開周報時，都是用中華民國的。發行公司當時看到這些圖片是很嬲的，以為點解要報道人民公社，直頭整份報紙抽起，不准出街。那天是沒有報紙的。後來我們在第二期交待整件事，並將兩期編作一期出版。因為當時1971、72年，中共加入聯合國前夕，還有很多人是很忠貞的。到中共入了聯合國，很多事情便一直變。1976年文革方才完結，當時點解文革，主要整個竹幕我們不知，是奪權還是文化的大革命？看到有很多死屍從內地漂下來，我們才知。我記得《明報月刊》有一個座談會是談論究竟奪權還是文化大革命，有人估是毛澤東奪權要打倒劉少奇。當時是竹幕，而蘇聯是鐵幕。中共1949年立國，一群知識份子走難來香港，然後錢穆先生、唐君毅先生成立新亞書院（新亞書院跟《周報》的關係很密切），《周報》1952年創刊時唐君毅先生有為它題字，恭賀創刊。
我自己也是讀新亞的。我也像一個目擊者，看它一直在變。我自己的深刻印象，當中共入聯合國之後，很多事情都變了。1976年毛澤東去世，和你們談起，也勾起一些回憶。中共立國頭三十年，是很亂的，死了很多人，大躍進、大飢荒，不斷鬥爭。《周報》受時代影響當然很厲害。
羅：我這樣想，時代對我們一定有影響，但不是友聯的政策直接影響我們。我們能夠在那段時期，搞了這麼多現代派、現代主義，是因為1963、64年前後，友聯行政上比較亂。《周報》又換社長，又換總編輯，有一段時期也沒有社長，司馬長風和胡菊人也離開友聯。
我覺得當時友聯給我們這班新人搞那麼多，是因為1964、65、66年，他們已經變身，一派着重文化理想，一派着重業務，比如推廣發行銷路，要自給自足。我在66年當了總編輯，中間並沒有人跟我們談政策。65、66年之間，林悅恆來了當社長，開始有明確的編輯方向，給了編輯很大的自由度。我在67年，下半年的時候離開周報，便看到它的資源越來越少，以前一個人編兩至三版，現在是四版，真的很辛苦。
陸：那時候開始，香港有示威，有社會運動，我們跟不上了，我們只能報道，有讀者怨我們為何只報道，而不去做些甚麼？但我們有甚麼可以做？加上我們編的，有些人會幾喜歡，有人會很不喜歡，所以那個壓力也很大，後來1972年我就離開《周報》了。
羅：我覺得周報跟得上時代，1967年後《周報》更多關注香港社會、關心公民權益，也有更多文化教育的篇幅，報道學運，講新思潮、哲古華拉，甚至是馬克思的思想，因為年輕人要了解這些。現在你看香港也沒有這些刊物，會為你解釋甚麼是左甚麼是右。
1968年後岑逸飛寫甚麼是新馬克思主義，甚至人民公社。我覺得《周報》了解時潮，不是有心去煽動人，我覺得一份刊物應該如此，立場應該是解釋給人知，我們現在的形勢如何，是給人知識，開導人，而不是煽動。《周報》的內容到後期還是好的，它還是着重報道和啓發，啓發人做一個關心香港社會的公民。
《周報》介紹這麼多新的電影、音樂、文藝，當時從哪裏得到這些資料？
羅：這主要是編輯允許你，上頭開放一個平台，自然就有人會寫，除非說這份刊物一定要談比如是宋明理學，不給你機會說其他事物。而且我們是開放的，最難得是這份雜誌可以由哲學大師唐君毅至中學生也可以為《周報》寫稿。《周報》接受各式各樣的投稿，研究生、大學生、中學生、職業青年也可投稿。
除了開放一個平台，還有甚麼路線這些？
羅：至於路線，我們還是堅持中國的傳統文化，跟西方文化與科學民主自由的結合，推動中國走上現代化的路，跟中國文化的復興。後期嘗試變成音樂流行雜誌那種，發現此路不可行。即使到後期，《周報》還是沒有脫離這種路線。香港出現暴動，內地有文化大革命，一方面它批評國內文革，揭發香港社會的不合理性，批評港英的教育制度，探討青少年問題。它也支持中文運動，不以煽動的態度去做。
陸：後來友聯似乎有兩條路線，說我們要自立，不要再倚賴美金。他們有一部份是對的，我們應該商業一點。但商業一點又弊，直情是另一條路線。剛剛卡叔說政治跟文化一起，對我來說文藝就是文藝，不要政治。雖然那時暴動我也有寫一點東西，但那是很直接、很直覺的反應，我不是太喜歡真正政治的東西。
當時司馬長風先生的影響力是很大的，讀者會仰望一個作者，但那個作者，不見了，而他本來是磐石來的。他的〈生活與思想版〉教我們很多東西、人生道理，有時我看看，這些是我寫不出的。他忽然不見了，然後知道一路在換人，但我又不理，因為這個不出奇，一間機構，有些鬥爭是很正常的。但你知道有些東西忽然不見了，剩下你在這兒，剩下卡叔、我和吳平。最後剩下我和吳平兩個人……真的是越來越有種孤兒的感覺。
或者我會縮窄了在文藝上，好像鴕鳥一樣。但現在回頭望，原來我不是很積極去投入社會、沒甚麼社會性，仍然是很安慰滿足。特別是久不久又有人提起，又看見《影評十年》（《60風尚─中國學生周報影評十年》）那兒，陳冠中會說……嘩，原來《號外》早期，是很受《周報》影響，他們最初那幾期直情是《周報》的大小……感到很安慰，有一種抽象的滿足，一種悲與喜的滿足，因為回頭望，《周報》其實也很慘──但當時整個香港都很慘，當然香港現在也很慘。
《周報》內哪一版是你最喜歡的？
羅：你這個問題應該問讀者，不是問我。編者當然喜歡自己編的那一版，會關注多一點，好不好也要。我們編者本身很難說的，做總編輯更加每一版也要看，看它的內容平不平衡。我覺得看得多你便不覺得「喜不喜歡」，等於一個導演，你拍完一套戲，可能因為剪片，已經看了幾十次，感覺已經很麻木，沒甚麼喜不喜歡的。可能幾十年後重看，便覺得：啊，喜歡這個多一點，這部份落多一點心力，這個特別辛苦，這個出來效果特別好……你問我，我當然特別關注〈電影版〉，因為是我自己編的，自然特別注意，比如〈快活谷〉，經常看的，覺得它是很生動有趣的，跟現實很接近的。或者〈生活與思想〉我也看的，看它在說甚麼，有些前輩用很精簡的言語去寫出來。〈文藝版〉，遇到好的文藝小說、新人寫的東西，我也有看，也喜歡。很難說哪一欄或哪一版特別喜歡，除了我自己編的之外。
陸：其實真的差不多，但卡叔你不要謙虛，你的〈大特寫〉專欄其實寫得很好，一期一個明星，有一些詩的感覺，以及這麼短又寫到那個明星出來，無論是資料還是感覺，真的很不錯。
也想問一下，為甚麼那麼多種藝術形式，你們會如此喜歡電影？
羅：六十年代成長、當時十來廿歲的人，喜歡文藝也會喜歡電影。因為當時青年人的文藝風氣相當勁，而電影是一項比較新的媒體，剛好是文字過渡到電影的年代，所以那時我們同時會喜歡文藝，也喜歡電影。那時所謂的文藝青年便是這樣，喜歡文學和藝術。當時年輕人受到很多壓抑，家裏又壓抑，縱使對社會、政權有很多不滿，卻也不像現時的人罵政府，罵當權者，只能用一種婉轉方式去表現，這也成就了很多文藝和創作。
面對文化大革命，面對香港一個大暴動，文藝青年起初很徬徨，對港英或港左不滿，也不能take side。於是我們在電影裏找一些論題來講，我們反覆討論《春光乍洩》（Blow Up），因為它便是說藝術和現實，一個人如何面對一個新的環境，他的徬徨與虛無，我們看到這一點便不停討論…然後便被人罵了「大暴動了，你還在說《春光乍洩》！？你應該有政治立場。」面對這樣的環境，我也難以抉擇，但有很多自省和自我懷疑。67年後，我和一班朋友開始用8米厘機，開始拍些短片，表達內心的徬徨與無助。文藝青年的苦悶，終可在藝術世界找到寄托。
陸：補充一句，卡叔說：「因為喜歡文藝，所以喜歡電影。」這是對的，但我也要強調，第一映室有着時間上的影響，因為它提供了很多市面上看不到的好電影，那段時間是歐洲——其實日本和美國也是——特別多電影文藝創作。一向喜歡文藝的，便自然會被電影吸引，因為電影這個媒介，是可以用攝影機去寫小說。現在也是，拿個手機便可以拍，現在很多人也拿手機去拍短片和微電影，去寫詩也可以的，現在年輕一輩拍的電影，有不少真的拍得很好，好像詩一樣。那時法國新浪潮和英國的新導演（德國便遲了十年）他們真的是用電影去創作，不止是拍商業電影。但是商業電影本身，甚至是荷里活電影，拍得好的時候，即使出發點是商業，其實也是藝術品來的，不是說你拍藝術片、創作文藝才是藝術品。如果你出發點是創作文藝，但拍得不好，它也不是藝術品，而只是一個很糟糕的文藝創作。
圖片提供：羅卡
鳴謝：羅卡、陸離、香港電影評論學會
（AMCNN二Ｏ一三年三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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