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吉按：沈舒先生曾訪問許定銘、盧文敏、辛鬱和張健，從多個角度探討丁平與《華僑文藝》，非常精采。感謝沈舒先生同意訪問稿在本網轉載，現先刊登三篇，以饗書友。
遺忘與記憶──許定銘談丁平與《華僑文藝》(1)
訪問、整理：沈舒
沈舒按：香港著名藏書家、作家許定銘先生年青時是丁平先生的學生，曾修讀他的「寫作」課，與他有直接的接觸。許先生先後寫過〈從《華僑文藝》到《文藝》〉及〈很「現代」的《文藝》〉二文，(2)對《華僑文藝》有深刻的認識。本訪問稿經許定銘先生審閱定稿。
日期：二Ｏ一二年六月廿四日（星期日）
時間：下午五時至六時十五分
地點：香港木球會
許：許定銘先生
沈：沈舒
沈：今天很高興與許定銘先生談談丁平先生及其主編的《華僑文藝》。現先請許先生談談開始寫作的經過。
許：我開始寫作與香港上世紀六十年代的文社潮有關。由六十年代初開始，文社風氣盛行，喜愛文學的年青人紛紛組織文社，其中一個是「阡陌文社」，主要由《中國學生周報》的通訊員組織「文學組」的成員組成，包括羊城（即楊熾均）馬覺、林蔭、子燕（即趙國雄）、吳平等，大多是十多二十歲的年青人。一九六三年，阡陌文社出版了文集《綠夢》，包括新詩、散文、小說等作品，(3)受年青人歡迎。初學寫作的年輕人也可以結集出書，給我的創作慾打了強心針，刺激很大。
初中時，我在德明中學唸書，因為父親在那裏任教，所以免收學費。一九六二年底，我只有十五、六歲，唸中三，剛剛開始寫作。同校的同學李仕俊（筆名廬頤）比我高一年級，組織了一個叫「同學文集社」的文社。(4)「同學文集社」的成員中，不少同時也是「阡陌文社」的成員。至今，我仍不明為甚麼要同時成立兩個成員大致相同的文社。那時候，我參加了由《中國學生周報》「文學組」出版《學生之家》主辦的第二次徵文比賽，由蕭輝楷任評判。我僥倖得第四名，獲頒優異獎。(5)李仕俊知道我在徵文比賽中得獎，而且是他的師弟；後來，他們籌備出版一本與《綠夢》性質相同的文集，找我寫稿。於是，我寫了一篇散文〈沉思走筆〉，收入一九六三年底出版的《荒原喬木》。(6)這篇散文是我第一篇在單行本書籍發表的文章。因為這個緣故，我認識了「同學文集社」和「阡陌文社」的成員，自始對文社的興趣越來越大。同期，《星島日報》的《學生園地》版很熱鬧，有很多學生投稿，每星期出刊三、四天，每次半版，我亦經常在那裏發表作品。除《星島日報‧學生園地》外，我也投稿到《中國學生周報》、《工商日報》，在學生文壇中略受注意。當時有種風氣，就是在學生版發表的文章，通常都會附上文社的名字，方便大家互相聯絡。
一九六三年中，父親離開德明中學，要我轉校。那一年，我剛剛初中畢業，考進九龍仔大坑東路德會協同中學升讀高中。我與同校但高我一年級的黃韶生經常在《星島日報‧學生園地》發表作品，互相慕名而久。後來，他主動來找我，說：「我是黃韶生，筆名白勺。」我說：「我很早就認識你。」他說：「我們準備組織一個文社，想邀請你參加。」我說：「好呀！」於是，他和他的同班同學黃維波、楊懷曾及我和我的同級同學郭朝南一起組織了「芷蘭社」（後改稱「芷蘭文藝社」），後來還加入了游之夏（黃維樑）、陳炳藻等新成員，共約有十多位成員。我們曾經借用幼稚園的課室舉辦講座，吸引到二、三十人參加。以學生活動來說，反應算是不俗了。
我在協同中學讀了兩星期後，父親又要我轉校，改到瑪利諾神父教會學校上學。瑪利諾神父教會學校距離協同中學很近，步行只需十餘分鐘。所以我與「芷蘭社」的文友保持聯繫，尤其是黃韶生，因為他住李鄭屋邨，而我住蘇屋邨，他經常過來找我閒聊，以及一起到李鄭屋邨的社區圖書館看書。期間，父親要我晚上進修英文，但我完全沒有興趣。出於反叛的性格，我經常缺課，每晚到那所圖書館看書，讀畢那裏所有新文藝書籍。我對齊桓、秋貞理（司馬長風）、黃思騁、徐速等新文學作家的認識，都是那段日子「浸」出來的。順帶一提，我與當時住在李鄭屋邨的吳萱人都是在那所圖書館認識的。我們每次進入圖書館時，都要在登記簿上簽名。有一次，吳萱人從簽名簿上看到我的名字，就拍拍我的肩膀，說：「原來你就是許定銘，我很喜歡看你的文章。」我們因而認識。
因為搞文社的關係，我認識的人漸多，我後來聯絡了幾位青年文友，辦「藍馬現代文學社」，模仿《綠夢》出版文集，於是合資出版了《戮象》這本書。編書時，其他人正忙應付會考，這本書最後由我一手一腳包辦，包括校對、版面設計等，而插圖則由我一位德明中學的同學宗汝明負責，模仿楚戈的風格而畫的。《戮象》是我第一本出版的書，特別有紀念價值。
沈：許先生是怎樣認識楚戈的繪畫風格？
許：我是從《文藝》認識到楚戈的繪畫。一九六五年六月，我們出版《藍馬季》這份季刊，由我主編，而每期的〈編後話〉都是由我寫的。當時仍然以「執字粒」的方法出版，每期的製作費需百多元。後來，吳昊、藍山居（即古蒼梧）、震鳴（即吳振明，吳昊的哥哥）、路雅、康潔薇、龍人等陸續加入。期間得到吳昊、藍山居等朋友合資，才有經費繼續出版了三期《藍馬季》。
沈： 請許先生談談認識《華僑文藝》的經過。
許：其實，我是首先認識《文藝》，然後才知道它以前叫《華僑文藝》。當時，我有兩位最要好的文友，一位是經常寫文章的黃韶生，另一位是讀書很多但甚少寫作的古兆申。古兆申在諸聖中學讀書，比我高兩年級。我們《戮象》的一班朋友很沉迷現代主義，喜歡在作品中運用意識流的寫作技巧。有一次，古兆申對我說：「如果你們喜歡現代主義，除了看目前在港台流行的作品外，還可以看中國三十年代的作品，因為當時已經有現代主義的作品。」他第一位介紹給我看的中國現代主義作家就是施蟄存。另外，我們都喜歡讀台灣作家的作品，古兆申說他的老師黃國仁（筆名韋陀）出版了一本很現代的《華僑文藝》，有不少台灣作家在這裏發表作品，值得一看。我們看後都很喜歡這份刊物，但無法在香港買到這本雜誌，因為它主要銷往南洋地區。後來，他帶我去位於諸聖中學對面的《華僑文藝》社址，與黃國仁和丁平見面。抵達時，我除了見到他們兩位外，還買到《華僑文藝》合訂本，這說明了《華僑文藝》已出版了一段日子，而且已改名為《文藝》了。我亦留意到社內有很多台灣詩人的詩集發售，譬如曹抄（即辛鬱）的《軍曹手記》、張默的《紫的邊陲》、覃子豪的《向日葵》、葉珊的《花季》……
古兆申在最近出版的《雙程路》(7)，用了不少篇幅談到《華僑文藝》和《文藝》，不過沒有提及的東西也有不少，包括他與我們這群文友的交往，曾經出版過《蒲公英》這份報刊，曾經寫過一篇七、八千字的長文〈新詩沒有根嗎？〉等。(8)
沈：許先生當時經常發表作品，為甚麼沒有投稿到《華僑文藝》？
許：我認識這份雜誌時已經改名為《文藝》了，當然沒有投稿給改名前的《華僑文藝》。我雖然認識了黃國仁和丁平二位先生，但畢竟是中學生，初學寫作。所以我認為自己的水平不夠，不敢投稿到高水平的《文藝》。後來，到我有意投稿到《文藝》時，它就停刊了。因此我沒有在這份刊物上發表過作品。
沈：無論是早期的《華僑文藝》還是後期的《文藝》，我發覺它很少刊登青年作者的新書出版消息。請許先生談談《文藝》刊登《戮象》出版廣告的緣起。
許：《文藝》出版到後期時，我們也出版了《戮象》，於是送了這本新書給黃國仁和丁平兩位。我猜想是因為古兆申的關係，他們在《文藝》免費幫我們刊登廣告，刊發《戮象》的出版消息。他們這樣做，大概有鼓勵年青作者的意思吧。
沈：《文藝》停刊是因為資金還是銷路不足？
許：《文藝》停刊是與資金不足有關。我曾經向丁平老師問過停刊的原因，他說《華僑文藝》改名《文藝》，是因為南洋排華，刊名有「華僑」二字就無法入口。我們都知道，香港的書刊當時主要銷售到南洋地區。後來，發行到南洋的《文藝》給人拖數，最後無法支持下去，只好停刊。
一般來說，出版社結業時，會將剩下來的舊書刊全數賣給舊書攤。譬如亞洲出版社結束時，我們很容易在乃路臣街的舊書攤找到他們的書刊，每本五毛。《蕉風》改版時，我曾經在乃路臣街買到幾乎完整的一套。不過，《文藝》停刊後，書市上很難找到它的舊刊。一九七Ｏ年代，我曾經直接問過丁平這件事，他說：「我們沒有賣給舊書攤，全數燒掉了。因為不想那麼好的東西，變成舊書攤的垃圾。」而且，香港的讀者不多，現存的《華僑文藝》就更加罕見，所以現在幾乎沒有人知道曾經出版過這份文學雜誌。由文社潮開始，我一直熱心參與文學活動，經常閱讀書報，也只是透過古兆申的介紹才認識到《華僑文藝》，由此說明這份雜誌在香港的流通量不多。
沈：我相信雜誌社將刊物定名為《華僑文藝》的時候，已經有意以東南亞讀者為主要的市場。
許：對，所以他們創刊時以「華僑」為刊名。因此，早期的《華僑文藝》甚少香港作家，到了後期的《文藝》時才有較多香港作家。其中，香港作家盧文敏、蘆荻、草川、陳馳騁等與韋陀的關係較密切，所以成為《華僑文藝》的編委，並且在刊物上經常發表作品。
沈：請許先生與我們分享到香港官立文商學院及華僑書院進修的經過。
許：一九七Ｏ年代我和太太二人都是教書的，收入不多，所以我要做多份兼職，完全沒有時間寫稿。我是柏立基師範學院一年制體育組畢業的，任職文憑教師。如果不繼續進修的話，我是沒有機會升職的，不能夠由CM升至AM。所以，一年制的文憑教師都會去讀由香港政府官立文商學院的三年夜間兼讀課程，畢業後等同師範學院二年制畢業。官立文商學院等於政府的專上學院，早期設立在香港羅富國師範學院，後來亦設立於葛量洪師範學院。我讀了三年官立文商，畢業後幾年才升職。有部分文商學生畢業後到浸會書院，進修兩年就等同大專畢業。我當時很窮，沒有錢到浸會當全日制學生，於是到華僑書院讀第四年，畢業後拿了台灣教育部頒發的大學畢業證書。我入讀華僑書院前，完全不知道有哪些教師。入讀後，才知道我認識的蕭輝楷、丁平等老師都在那裏任教。
沈：許先生在華僑書院修讀哪一學系？
許：當時大部分學生都是讀「社會系」，因為不用讀書都可以畢業。這也難怪，大家平日教書已經很辛苦了，晚上還要進修，實在不能苛求。一九七二年，我讀華僑書院中文系，有十多位同學。由於我很早就讀文學書籍，課程內容對我完全沒有難度，所以我經常不上課。當時，丁平老師開了一門「寫作」課指導學生創作，他知道我有多年寫詩的經驗，上課時會叫我出來，在黑板上寫詩給同學賞析。另外，我也有修蕭輝楷老師的哲學課。
我修讀丁平老師的課時，他曾經語重心長地對我說：「既然你喜歡讀書，不要只顧創作，應該做些學術研究的工作。」他說我平日可以不用上他的課，但要交一篇畢業論文。我當時對蕭紅甚感興趣，與丁平老師商量後，決定以蕭紅的小說為論文的題目。市面上，蕭紅的著作不多，完全沒有內地的原版書，只有小量香港版的書。在丁老師指導下，我完成了一篇萬多字的論文〈論蕭紅及其作品〉，首先在《文壇》發表，(9)後來收入《醉書閑話》。(10)當時，《文壇》的編輯是盧森，他見這篇文章是丁平交來的，所以沒有發稿費。我後來寫信給盧森追稿費，他很快就發來了。〈論蕭紅及其作品〉發表後，我更喜歡寫評論文章了。於是，在丁老師的指導下，我寫了一篇李廣田的論文〈論李廣田的創作〉，都是在《文壇》上發表。(11) 因此，丁老師開啟了我在文學研究方面的工作，對我的影響很大。
沈：許先生可否談談丁平老師與學生相處的情況？
許：丁老師為人隨和，曾經對我們說：「我不喜歡別人稱呼我為教授，你們叫我老師好了。」所以，我們稱他為丁平老師，而不是丁平教授。他善於因材施教，例如我已經懂得教學的內容，他只要求我交功課即可，不必上課。而且，他亦樂意把我的文章發給同學討論、學習。丁老師經常把修改好的學生作業，投給雜誌發表。丁老師為人容易相處，無論別人說甚麼意見，他都樂於應和；而且，他亦善於讚賞別人的優點，善於與人為友。
畢業後，我忙於應付生活，未能與丁老師保持聯絡。除了教書外，我要照顧父母和六個弟妹的生活，還要兼顧書局的工作。最高記錄時，我同時有多份兼職：日間教小學，下午看書店，晚上教官立文商及官立夜中學，每天寫見報的專欄，在出版社編文藝月刊，為雜誌寫稿……忙得不可開交。自此以後，沒有機會再見過丁平老師。
沈：許先生後來也在官立文商學院教書，可否說說當時的情況？
許：約一九八Ｏ年代初，曾經在師範教過我的江潤勲老師繼任官立文商學院的院長，他想開設「現代文學」課，但無法找到合適的教師。一九七二年畢業後，我發表了大量創作和評論作品。期間，得到李學銘先生賞識，認為我對現代文學有相當認識，向江潤勲院長推薦我任教「現代文學」。江潤勲院長對他說：「許定銘是我的學生，請他來見我。」他的記性真好，我於一九六五讀了一年師範，到了八十年代他仍然記得我是他的學生。由八十年代開始，我到官立文商教書，最初教「現代小說」，後來還教「當代小說」和「現代戲劇」，前後教了八年左右就沒有再教了。在官立文商這段教學日子對我很有好處，我一方面有機會認真讀書，加深對現當代文學的認識，另一方面亦不斷寫稿，與學生討論我的文章。《醉書閑話》大部分文章都是這段時間寫成的。
沈：由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開始，香港文學界逐漸興起一股現代主義思潮，《華僑文藝》與其他現代主義雜誌《詩朶》、《文藝新潮》、《好望角》、《新思潮》等有哪些不同之處？
許：《詩朶》和《文藝新潮》刊行時，我還在讀小學，是事後才讀到這些期刊的。到我開始寫作時，主要看《好望角》和台灣的《創世紀》。如果要比較當時在香港出版的現代主義雜誌，我認為《華僑文藝》最不同之處是較為「開放」，能夠容納各種體裁的稿件。《華僑文藝》重視創作多於理論，發表大量小說、散文、新詩等不同類型的作品，與着重介紹文學理論和西方學術思想的《詩朶》、《文藝新潮》等不同。《文藝新潮》亦介紹過中國三十年代的文學作品，在當時來說是較為罕見的。
香港的文學雜誌雖然都有刊登台灣的作品，但從來沒有一份像《華僑文藝》般，大量刊登台灣的來稿。《華僑文藝》在詩創作方面尤其出色，不但數量較小說和散文為多，而且丁平老師是覃子豪的老友，發表了很多台灣優秀詩人的作品。其中，《文藝》第六期（一九六四年一月）的「詩人覃子豪紀念特輯」編得十分好，我讀後很感動，印象亦很深刻。我相信丁老師辦這個大型專輯，固然因為他是覃子豪的老朋友，而且這個專輯的作者大部分是覃子豪的學生或朋友，在一呼百應之下，丁老師很快就可以編好了。其實，這個紀念特輯亦有助提升《文藝》的地位。
另外，丁平老師在《華僑文藝》開闢了「讀者‧作者‧編者」專欄，在當時來說是首創了，因為香港的文學雜誌從來沒有這類欄目。「讀者‧作者‧編者」的作用主要在於加強讀者、作者和編者的溝通，讓編者能夠掌握讀者的需要，以至解答年青人在寫作上的疑難。
相對而言，我較為喜歡閱讀《華僑文藝》，因為我當時醉心新詩，最喜歡看楚戈的詩和插圖。另外，我亦喜歡李金髮，所以我一直留意他在《華僑文藝》的作品。其他如司馬中原、朱西甯、段彩華、管管、畢加等，都是我當時喜歡閱讀的作家。
沈：李金髮在《華僑文藝》發表了多篇作品。當時還有哪些報刊發表他的作品？
許：據我所知，《蕉風》也有李金髮的作品，寫過一篇傳記〈浮生總記〉。當時，香港寫詩的人知道李金髮這位作家的不多，大部分人都沒有留意他，更加談不上受他的影響。總的來說，李金髮當時沒有受到香港人的重視。
《蕉風》雖然是一份馬來西亞的刊物，但編者黃崖是從香港去的，因此，約稿的作者多為台港兩地的作家。《華僑文藝》和《蕉風》都是在香港印刷的文學雜誌，而《華僑文藝》之於台灣的關係與《蕉風》之於香港的有些相似。
沈：許先生認為《華僑文藝》有沒有明確的文學主張？
許：我不覺得《華僑文藝》有鮮明的文學主張，它是一份開放的、容納各家各派的，而且以創作為主的文學雜誌。
沈：許先生認為《華僑文藝》備受忽略的原因是甚麼？
許：最主要的原因是流通量不多，所以認識這份雜誌的人也不多。
沈：感謝許先生接受訪問，談到與丁平先生的師生情誼，亦回顧了《華僑文藝》的出版及流通情況，有助讀者重新認識這位文學家和這份文學雜誌。謝謝！
注釋：
(1) 《華僑文藝》於一九六二年六月創刊，一九六三年七月改名《文藝》，一九六五年一月停刊，共出版了二十六期。除非特別說明，本文中《華僑文藝》泛指早期的《華僑文藝》和後期的《文藝》。
(2) 參見許定銘〈從《華僑文藝》到《文藝》〉，《香港文學》，第十三期，一九八六年一月，頁六七至六九；許定銘〈很「現代」的《文藝》〉，《大公報》，二Ｏ一Ｏ年九月二日。
(3) 參見許定銘〈《綠夢》和《荒原喬木》〉，《書人書事》（香港：香港作家協會，一九九八），頁一九二至一九四。
(4) 參見許定銘〈歷史悠久的「同學文集社」〉，《書人書事》，頁一九○至一九一。
(5) 這次徵文比賽的得獎者依次為伍清泉、黃文初（黃德偉）、陳政元、許定銘、李仕俊、陳龍健、黃龍生（黃韶生、白勺）等。參見許定銘〈《阡陌》‧《學生之家》‧《學園》〉，《書人書事》，頁一九五至一九七。
(6) 同註3。
(7) 盧瑋鑾、熊志琴編著。《雙程路：中西文化的體驗與思考（一九六三─二ＯＯ三）──古兆申訪談錄》。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二Ｏ一Ｏ。
(8) 有關《金線》的出版情況，參見許定銘〈《金線》‧《蒲公英》‧《海風》〉，《書人書事》，頁一八五至一八九。
(9) 見許定銘〈論蕭紅及其作品〉，《文壇》，第三二九期，一九七二年八月，頁五九至六四。
(10) 見許定銘〈論蕭紅及其作品〉，許著《醉書閑話》（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一九九Ｏ），頁七四至八三。
(11) 見許定銘〈論李廣田的創作〉，《文壇》，第三三一期，一九七二年十月，頁一九一至一九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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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lton HO：丁平先生在九十年代仍於港大校外課程敎文學創作，朋友Ｔ和其他同期的學生在課程仍後一直和丁平先生聚會，在丁平先生病重至離世期間，他的學生們一直在旁幫忙照顧／打點，而到現在，學生們仍定期拜祭丁平先生。
遺忘與記憶──辛鬱談丁平與《華僑文藝》(1)
訪問、整理：沈舒
沈舒按：辛鬱先生為台灣著名軍中作家、詩人，一九五二年開始寫作，曾加入《現代派》及《南北笛》詩刊，曾任《前衛月刊》、《創世紀》詩刊、《人與社會》等刊物編委，十月出版社總編輯、《科學月刊》社長、《國中生月刊》社長兼總編輯。辛鬱先生雖然不是藍星詩刊同仁，但與覃子豪先生的關係亦師亦友，在覃先生患病晚期貼身照料，並受託負責《華僑文藝》台灣稿件的發稿工作。在《華僑文藝》發表文學作品的台灣作家中，以辛鬱先生的作品最多。本訪問稿經辛鬱先生審閱定稿。
日期：二Ｏ一二年七月六日（星期五）
時間：上午十時至十一時半
地點：台北辛鬱先生家中
辛：辛鬱先生
沈：沈舒
沈：今天很高興在台北與辛鬱先生見面，談談丁平先生及其主編的《華僑文藝》。請辛鬱先生與我們分享踏上寫作道路的經過。
辛：我們軍中寫作的，因為環境比較閉塞，與外界聯繫不易，所以多半靠自己摸索，最重要的資訊來源，是偶而讀《中央日報》副刊及軍中發行的雜誌。我的第一篇作品，發表於一九五Ｏ年代初期，是在《野風》半月刊上的一首短詩，內容已完全忘記；隨後，經由詩人沙牧（我軍中的長官）提擕鼓勵，開始給紀弦老師的《現代詩》投稿。《野風》上那首詩，用的筆名叫「雪舫」。
沈：辛鬱先生可否談談與覃子豪先生的交往？
辛：一九五二年三月，覃老師在台灣糧食局任職督導員，經常視察台灣各地糧食生產的狀況。有一段日子，他先後在台灣南部、花蓮、台東等地區工作。昔日的交通沒有現在的方便，由台北到台東沒有火車，只能坐大巴，但路不好走，非常辛苦。雖然可以坐飛機，但大家都不太放心坐那些C四十六、四十七型發動式老飛機，因為這些飛機的安全度與今天噴射機的相差很遠。覃老師談及這段日子時，經常跟我們說：「儘管我這麼忙碌、這麼勞累、這麼困難，我還是要堅持辦《藍星詩刊》。」我們都知道，《藍星詩刊》的編輯和行政工作都由覃老師負責。我、楚戈、商禽、管管等本來是《現代詩》的，後來是《創世紀》的，卻不是藍星的成員。話雖如此，覃老師仍然很關心我們這些年輕作者，與我們的關係很好。我非常尊敬覃老師，所以經常寫稿給《藍星詩刊》發表。
沈：具體來說，覃子豪先生如何鼓勵你們寫作？
辛：覃老師的生活已經非常忙碌，仍然惦念我們在文學上的發展，一方面在寫作上指導我們，例如用字遣句，語言的結構等，另一方面幫我們發稿到外地，爭取更多稿費。那個年頭，台灣太窮了，寫文章只能拿到一點點稿費；於是，他想到可以投稿到香港及別的地方去。他每次發稿到外地後，往往告訴我們甚麼時候寄稿子出去，投到哪一份期刊等。那時候，《華僑文藝》還沒有創刊，他就發稿子到《祖國周刊》、《中國學生周報》等刊物。五、六十年代是政治敏感的年代，這些刊物統稱為「第三勢力」，得不到台灣國民黨的信任。因為我們是軍人，在創作上受到很大限制。如果上司知道下屬在香港發表作品，就會作出干涉。要不然，他們也會受到牽連，影響日後的發展。因此，我們會盡量避開軍中的郵政通訊系統，以免被人發現。覃老師為了我們，甘冒政治風險，把我們的稿子夾雜在他的稿子裏寄到香港去，以圖避人耳目。覃老師藉此減少我們承受的政治壓力，讓我們可以放開包袱，盡情創作。所以，我們這一群軍中作家都非常感謝他對後輩無私的照顧。
為了掩人耳目，除了辛鬱外，我還用過許多筆名，包括古渡、向邇、雪舫、白步、白涉、丁望、經楓、盛乃承等來躲避身份，以免令軍隊中的政工主管為難。有一次，大概是一九五四年吧，我寫了一首詩，內容說頭髮受之父母，儘管服役時要剪掉，至少讓我留一點吧，因為剪光了就好像切斷了與父母的關係。這首詩在台灣《新生報》發表後，我遭到警告，並記錄在案，影響了日後的升遷。
沈：辛鬱先生如何認識丁平先生？
辛：我最初在香港發表的作品，都是覃老師幫我寄去的，有些作品在香港刊登了也不知道。你剛才給我看《華僑文藝》的目錄，勾起了許多昔日的片段。大概在一九六二年的時候，我透過覃子豪老師認識丁先生。那時候覃老師還沒有生病。我在《華僑文藝》創刊號的作品，也是他幫我寄過去的。大概丁先生認為我有些作品還可以，所以他跟覃老師說希望我跟他直接聯絡。於是，覃老師囑我直接寄信給丁先生，我就寫了一封信給丁先生，後來刊登在《華僑文藝》。我這樣做固然是出於覃老師的鼓勵，同時也為了省卻覃老師幫我寄稿子的麻煩。覃老師的收入不多，還經常要幫很多後輩發稿子，負擔很重。我可以自己發稿子的話，就盡量自己做好了。我想丁先生顧念到覃老師的情況，所以要我直接寄稿子給他。從這時候開始，我跟丁先生就直接交往了。
一九六三年六三月三十一日，覃老師生病入院，他把轉稿子的任務交託給我，還叮囑我說：「台灣有很多軍中作家值得鼓勵，你盡量連繫海外的刊物，把他們的稿子介紹到外面去。」當時，丁先生在一所學校教書，我都是把稿子寄到學校去的。後來，我不僅寄詩人的稿子到《華僑文藝》，也寄小說家鄧文來等人的稿子。除了《華僑文藝》外，我沒有發過稿子到其他香港雜誌。
本來，向明是藍星詩社的同仁，跟覃老師更親近一點，但他當時在外島服役，無法照顧覃老師。我與覃老師住在台北，他生病後，我前往醫院也很方便，所以負起照顧覃老師的責任。覃老師在一九六三年十月十日逝世，儘管我們都很傷心，仍籌辦了大型的葬禮。現在每逢覃老師的忌日，包括向明、麥穗、曹介直等人仍會到墳前去看看他。
覃老師逝世後，我繼續做轉稿子的工作，直至一九六四年中我患肺結核病為止。我是在工作單位感染到肺結核病的，有一天忽然大量吐血，部隊本來要送我到隔離療養院，但我拒絕了，因為我聽說療養院的設備很糟糕，醫療條件也很差，凡是送進去的病人都出不來。當時，我恰好從《華僑文藝》、《中國學生周報》拿了一些稿費，足夠我在台北附近租一個小房子療養身體。
軍方為了向大陸廣播，於一九六一年成立了光華電台，由著名的小說家尼洛任台長。他很喜歡現代詩，所以特別照顧軍中的詩人，包括楚戈、張拓蕪、依穗和我。電台每天都需要大量廣播稿，所以我在患病期間為他們寫稿。
沈：我統計過《華僑文藝》的作家及作品數量，在台灣作家中發表最多作品的是辛鬱先生，包括古渡、向邇兩個筆名共二十六篇。
辛：那段日子我還在軍隊服役，生活很窮困。我在《華僑文藝》發表了這些作品，的確賺了一點稿費。
沈：稿費是否由丁平先生寄來的？
辛：丁先生不管稿費，是《華僑文藝》一位姓黃的先生負責的，詳細情況我已記不清楚了。在六Ｏ年代來說，《華僑文藝》的稿費是蠻好的。我現在可以透露一件舊事：當年，所有從香港寄來給我的信都會經軍方審查，所以我收到香港的信件、稿費是很麻煩的事情。當時，我有一位好朋友在政治大學圖書館工作，他告訴我從香港寄到圖書館的信件並不需要審查，他可以幫我代收香港的來信、稿費等。於是，我通知香港雜誌的編輯把稿費寄到政治大學圖書館去，繞過審查的機關，避免了不少政治上的干擾。當時，我收到的稿費是最多的，因為我在香港及其他地方發表的作品也是最多的。值得一提，大荒、張拓蕪、張默等在那段日子也有作品在香港發表。
沈：辛鬱先生在《華僑文藝》發表的作品有沒有結集出版？。
辛：有些收進我的詩集，其餘的我都沒有保存下來。那些年，我曾經有少數作品一稿兩投，同時在台灣和香港發表；在台灣發表的作品我都保存下來，也有結集出版。
沈：一九六五年《華僑文藝》停刊後，辛鬱先生與丁平先生的交往如何？
辛：《華僑文藝》停刊後，我們仍然保持聯繫，偶爾我會發一些稿子給他，他會提一些意見寄回來。除了我，楚戈、管管、大荒、鄧文來等跟丁先生也有很密切的聯繫。丁先生喜歡玉，經常託人帶一些小玉器送給我們，並附有小卡片註明玉器的品種、出土年代等詳細資料。我已把他送給我的玉器收在保險箱，留為紀念。我知道台灣很多朋友都收過丁先生這些禮物。
沈：辛鬱先生與丁平先生甚麼時候見面？
辛：我現在也說不清楚了，大概是一九七六、七七年吧，菲律賓華僑詩人平凡出面，邀請我們台灣作家到那裏訪問，包括張默、管管、蕭蕭等八位。回程途經香港，我們就跟丁先生見了面。我們這次在香港逗留四天，除了丁先生外，我們還見到馬博良、蔣芸、藍海文等作家。其實，很多台灣作家到香港去，都會跟馬博良聯繫，因為他是美國領事館代表，台灣政府就不會懷疑了。平常的日子，我跟丁先生都是書信往來，互相問候。
我還記得一件事，也是在一九七Ｏ年代發生的。我不曉得丁先生從哪裏知道軍方有一個規定，就是軍人外出時可以穿便服。於是他想盡辦法寄一批衣服過來，最後透過鄭愁予在基隆海關工作的方便，不用打稅就能把衣服寄給我們。丁先生寄來的衣服蠻多，我、楚戈、商禽、張拓蕪、大荒和許多相熟的朋友到鄭愁予家裏拿衣服。丁先生在包裹裏還附有一封短信，說這些衣服已經買了很久了。他的意思就是說如果我們發胖了，這些衣服就不合穿了！我拿了一套完整的西裝，剛好趕上在楚戈與西蒙的婚禮上穿著。丁先生還同時寄了一些餅過來，鄭愁予拆開包裹看到後想：經過這麼長時間，這些餅會不會壞掉呢？他嚐過後說這些餅非常好吃，還叫我們一起吃。我曾經在雜文裏，提及丁先生寄衣服給我們的軼事。
一九九Ｏ年代以後，丁先生帶團到台灣來，我們在台灣見面，書信就少起來了。
沈：覃子豪先生有沒有談過他與丁平先生的交情？
辛：他沒有特別跟我們談過這些事，但他對我們說過我們的稿子將來肯定有出路，因為可以在丁先生的雜誌上發表。覃老師說丁先生在香港文藝圈的人面是蠻廣的，他會把我們的稿子推薦到其他香港雜誌上發表。大概覃老師發了幾次稿以後，我的作品就在《中國學生周報》刊登出來，第一篇文章是〈古寺外〉（一九六Ｏ年二月）。
沈：覃子豪先生有沒有提到過他對《華僑文藝》的意見？
辛：覃老師很贊賞這份刊物。我們在《華僑文藝》發稿的台灣作家認為，這份雜誌有幾個特點：第一、在版面處理上做得很好，「天地」留得很大，給讀者很寬闊、很大方的感覺；第二、在文章開頭附上作者的簽名樣式；第三、連載文章的處理安排恰當；第四、附上大量插圖，令版面更活潑。
沈：一九六三年十月十日覃子豪先生逝世，《華僑文藝》在一九六四年一月號辦了他逝世的特輯。這特輯在台灣有沒有產生影響？
辛：《華僑文藝》雖然沒有被禁止入口，但亦沒有公開發行，所以台灣作家不能夠接觸到這份刊物，知道這個紀念專輯的人不多，影響力也很有限。
沈：辛鬱先生對丁平先生的文學觀有甚麼看法？
辛：總體來說，丁先生的創作是非常穩健的，但有時候難免保守一點。他為了維護文學的傳統，費了很多心血。我注意到丁先生對現代文學的態度有兩點：首先，他對現代詩有很強、很銳利的鑑賞能力，無論是怎樣創新的詩作，他都能夠品味到這些作品的意旨，但他基本上從來不寫這類現代詩；其次，他願意在《華僑文藝》推廣台灣現代詩人的作品，包括洛夫、瘂絃、張默，這說明他的鑑賞力很強。
沈：辛鬱先生認為丁平先生對台灣做了哪些文學工作？
辛：丁先生在《華僑文藝》介紹了這麼多台灣作家，已經是很了不起的工作。雖然《華僑文藝》出版的時間不長，但有這麼多篇幅發表台灣作家的作品，說明了他重視台灣文學的發展。此外，《華僑文藝》把台灣作家的作品推向更廣大的讀者群，肯定是對台灣作家的鼓勵。
沈：除了港台外，《華僑文藝》也發行到南洋一帶，佔三分之二的發行量。所以，南洋地區的讀者可以透過《華僑文藝》讀到台灣作家的作品。
辛：另外，丁先生總是很熱心的接待到香港的台灣作家，尤其是詩人朋友，讓大家了解香港最新的狀況，也介紹香港的作家朋友給我們認識，擴大兩地的互動交流。這些工作絕對是丁先生對港台文學交流的貢獻。
沈：據辛鬱先生了解，《華僑文藝》有沒有對台灣文學產生過影響？
辛：這一點倒很難說。覃老師透過與丁先生的交情，把我們的作品投到一份陌生的刊物，把我們介紹到一個陌生的地區。從這一點來說，我們當然很興奮，也很樂意向台灣的朋友推介香港這一份文藝雜誌。因此從第三期開始，《華僑文藝》的台灣來稿顯然比較廣，已經不僅僅是覃老師的管道了。從總體來說，當時台灣新文學的發展主要來自兩個群體，一個是軍中作家，另外一個是大學老師，反而社會大眾對新文學都很陌生。由此可知，《華僑文藝》對台灣文學的影響還是有限的。我說有限，因為《華僑文藝》不能伸入民間，少為社會上喜愛文藝的青年人所知。我相信沒有多少台灣學者引用過《華僑文藝》的材料來討論台港文學的關係，因為他們完全不知道有這一份刊物。其實，台灣過去比較多人看的刊物如《文壇》也不過是兩、三千份而已，而且讀者群主要集中在台北、台中地區，很少可以到高雄。
沈：辛鬱先生可否談談對丁平先生的印象？
辛：丁先生為人敦厚、誠懇、謙虛，是一位很值得人尊敬的前輩。他為文學的推廣，在一九六Ｏ年代的政治環境閉鎖、民智未開、新事物尚未衍生的情況下，是非常不容易的，這份精神，應列入華人文學發展史上。
沈：感謝辛鬱先生接受訪問，分享了與覃子豪先生和丁平先生的交往，讓我們看到兩位前輩扶掖後進的苦心，也披露了台灣作家投稿到《華僑文藝》的過程。謝謝！
注釋：
(1) 《華僑文藝》於一九六二年六月創刊，由丁平先生主編，一九六三年五月改名為《文藝》，一九六五年一月停刊。為了行文方便，《華僑文藝》概指早期的《華僑文藝》及後期的《文藝》。
遺忘與記憶──張健談丁平與《華僑文藝》(1)
訪問、整理：沈舒
沈舒按：張健先生為台灣著名學者、作家，曾任台灣大學、中山大學、中國文化大學、香港新亞研究所等多所院校的教授，同時為藍星詩社同仁，曾任藍星詩頁及詩刊主編，《現代文學》編委。本訪問稿經張健先生審閱定稿。
日期：二Ｏ一三年三月十五日（星期五）
時間：下午二時至五時
地點：台北張健先生家中
張：張健先生
沈：沈舒
沈：十分感謝張健先生接受我訪問，談談丁平先生及其主編的《華僑文藝》。請張先生談談踏上寫作道路的經過。
張：我十歲開始寫作，早期曾受余光中、紀弦影響。第一篇作品在《新生報》發表，此後經常在《中央日報》、《中國時報》、《聯合報》、《中華日報》等發表作品。
沈：張健先生甚麼時候認識丁平先生？
張：根據我的回憶，是丁先生首先寫信給我，說他是覃子豪先生的老朋友。雖然我當時覺得他的來信有點唐突，但仍然把他當成朋友，後來就開始跟他通信。但是，他從來沒有告訴我他是《華僑文藝》的主編，也沒有在信中提過他在《華僑文藝》上發表我的作品，直至你現在寄這些作品給我，我才知道他當年在《華僑文藝》轉載我的作品。(2)
沈：這封信是甚麼時候寄給張健先生的？
張：這一點我記不得很清楚，大概是一九六Ｏ年代初吧。我隱約記得《華僑文藝》裏有一篇小品文有可能是他索稿的，就是以筆名「汶津」發表的〈微悟〉。(3)除了這篇作品是我寄去香港的，其他都是轉載藍星詩刊的作品。其實，丁先生當年如果跟我說要轉載我的作品，我當然會同意。丁先生後來也沒有寄《華僑文藝》給我，所以我從來沒有看過這份刊物，不知道有這一份雜誌。我的記憶力非常好，如果我當時看過這份刊物上有謝冰瑩、覃子豪、墨人等的文章，我一定記得的。
沈：《華僑文藝》刊登張健先生作品時為甚麼會有「張健」的簽名？
張：有可能是丁先生從我的書信上剪出來，然後貼到作品上去的。我為甚麼會這樣子說呢？因為我發表創作一般是用「汶津」，而不是用「張健」的。據我的判斷，只有〈微悟〉這篇作品有可能是我寄給丁先生的，其他都不是我寄給他的。
沈：張健先生與丁平先生其後的交往如何？
張：我們後來有通信，但次數不多，大概只有兩、三次吧。
沈：兩位到甚麼時候才見面？
張：一九九Ｏ年，我在台大中文系休假，十一月到香港的新亞研究所擔任中文系教授。我到研究所報到時，剛巧碰見牟宗三教授，我跟他認識，所以就聊上了，日後亦偶然見面。大概在一九九一年年初，藍海文和我的同學野火（即胡振海）帶我去見丁先生。那時候，丁太太病重昏迷，住在威爾斯親王醫院。我跟丁先生第一次見面，就是在這所醫院裏。丁先生是一位非常好的丈夫，每天到醫院照顧太太，我們親眼看到他怎樣為太太擦拭這裏那裏，我心裏面覺得很感動。丁先生當時忙於照顧太太，我也問候了他太太的情況，此外我們稍為談了一下別的甚麼，但聊得不多，前後大概只有一個小時。很可惜，現在已記不起來當時談過了甚麼。除了工作以外，丁先生每天都要去醫院，照顧太太，非常忙碌，所以我後來沒有想過再找他見面。現在想起來也很遺憾，如果當時有機會拜訪他，跟他談兩、三小時，我一定記得住一些事情。話雖如此，這一次見面已經給我很深的印象，他為人熱情、認真，而且坦率、誠懇，對文學的熱愛更沒有話講，我對丁先生的印象一直很好。多年來，我們偶然有一些通信，他後來寄了他的《中國現代文學作家論》給我，(4)我也寄了一些散文、詩集給他。一九九八年七月，丁先生與他多位學生到中國文藝協會舉辦古玉展，這是我第二次見他，但當時人太多，只談了幾句而已。這也是我最後一次見到他了。
沈：在文學上，張健先生認為丁平先生有哪些主張？
張：我認為我對他的了解很有限，丁先生大概主張以人為本、情理並重的文學。畢竟，丁先生是一位詩人，比較感性。如果說他推崇現代文學，我不會反對，但我同時認為他也很喜歡一些較為傳統的作家如謝冰瑩、胡品清等。由此可見，他是一位兼容並包的文學人，他的文學趣味是介乎現代與傳統之間。
沈：《華僑文藝》既發表現代作家的作品，也發表傳統作家的作品。這種情況在當時的台灣文學雜誌普遍嗎？
張：在台灣主流的文學雜誌中肯定沒有這種情況，至於其他文學雜誌我就不太清楚。由這一點可以說明，現代與傳統並重是《華僑文藝》的特色。我相信《華僑文藝》同時發表兩類作品，與丁先生是覃子豪的老朋友有關係。丁先生曾經在信中跟我說，他們是幾十年的朋友。
沈：張健先生認為丁平先生選刊你的作品時有沒有某些原則？
張：我覺得他刊登的都是一些不太晦澀、介乎現代與傳統之間的作品，譬如〈澎湖詩抄〉是一首我很重視的作品，讀者可以讀懂之餘，也覺得很親切，就是最好的證明。那時候我寫了不少較為晦澀的作品，不見得丁先生會欣賞。不過，我現在的詩風跟以前的不同，比較平易近人。其實，我在報上用筆名「汶津」發表的作品，與我其他前衛、晦澀作品的風格完全不同，讀者根本不會想到「汶津」就是張健。
沈：總的來說，張健先生認為《華僑文藝》是一份怎樣的雜誌？
張：過去我沒有看到這份刊物，剛才翻過目錄一遍，對《華僑文藝》有兩點印象：一、雖然台港和海外的作品兼重，但主要以台港為主，其中有些台灣作家的作品甚至比香港作家的還要多，辛鬱就是一個好例子；二、雖然形式與內容並重，但似乎較為偏重內容一些，對技巧的要求反而不是那麼嚴格。
沈：現在台灣還有人談起這份雜誌嗎？
張：沒有，真的沒有。
沈：據張健先生了解，丁平先生為台灣做過哪些文學工作？
張：丁先生是一位非常熱心的文學愛好者、評論家。他為台灣做的文學工作，主要都是從他與覃子豪先生的關係延伸出來的，譬如丁先生與辛鬱、楚戈的關係，都是因為辛、楚二人都是覃先生的學生。除了在《華僑文藝》發表大量台灣作家的作品外，丁先生還寫了一些賞析台灣作家的文章，的確推介了一些很優秀的作家，但也介紹了一些未必那麼優秀的作家，貫徹了他兼容並包的作風。我猜想他這樣做可能與他教書有關，因為他要兼顧學習能力高低不同的學生，所以他選了不同水平的作家來介紹。如果每次談台灣作家都只拿商禽、洛夫的作品來討論，對學生來說實在太困難了，一定教不下去。儘管我與他的文學觀不同，而且不大認同他評價作家的標準，但我還是很佩服他。總的來說，丁先生作為文學人、文化人，我對他的評價很高。
沈：張健先生有沒有投稿到香港其他刊物？
張：有的，我大學時代曾投稿到《中國學生周報》，後來偶然看到《好望角》，覺得很適合我當時寫的小說。那時候，我發給《現代文學》和《筆匯》的小說都很「現代」，於是也投稿到《好望角》，其中〈孤獨之後〉是一篇非常前衛的作品。(5)另外，我寫〈開往嘉義的吉普〉這篇小說時，(6)正與三毛談戀愛，她十九歲我廿三歲，但大半年後我們就分手了。她後來在一篇文章裏提到她的男朋友中有一位是台大中文系教授，她這位男朋友就是我，別人不大知道。另外，我也投稿到《自由人》和《自由報》這些報刊。
沈：為甚麼會投稿到香港去？
張：一方面，我在台灣的圖書館看到這些刊物如《中國學生周報》，就投稿去；另一方面野火幫我把作品寄到這些刊物發表。
沈：覃子豪先生先後在《皇冠》及《文藝》發表了〈麥堅利堡〉一詩，(7)而張健先生曾撰文〈評三首「麥堅利堡」〉，(8)評論余光中、覃子豪及羅門的同題詩。張先生可否談談評論覃子豪〈麥堅利堡〉的部分？
張：覃先生在詩的開篇運用了象徵手法，把「麥堅利堡」當成信仰來處理，所以才有前面兩句：「聚信仰於此，信仰就在此」，一開始就把詩題的意境提高了。當然，更重要的是後面能夠配合，真正能夠把信仰這個主題，用具體的意象、具體的比喻、具體的結構把它表達出來。
沈：丁平先生在〈「詩的播種者」覃子豪〉一文中論及覃子豪〈麥堅利堡〉，(9)引用張健先生的分析之餘，亦作了一些補充。丁先生此文定稿於一九八二年，事隔三十年，未知張先生有甚麼回應？
張：總體而言，丁先生認為覃子豪的〈麥堅利堡〉不遜色於羅門的〈麥堅利堡〉。丁先生跟覃子豪的友誼很深厚，難免影響了他的判斷。一般來說，大家都認為羅門的比覃子豪的寫得好，這不僅是我的看法而已。所以，我的文章在《聯合報》副刊發表後，受到大家認同，在當時是蠻有影響力的。由此可知，丁先生寫評論時，偶而會放了些個人情感進去。
沈：丁平先生每天在香港都看台灣報紙的副刊，其中包括《聯合報》副刊和《中國時報》副刊，或因此看到張健先生的文章吧。
張：我當時跟丁先生沒有那麼熟，所以我出版《中國現代詩論評》後，也沒有寄給他。他很可能在《聯合報》副刊看到我的文章，然後在評覃子豪的論文中引用了我的觀點。
沈：張健先生可以談談一九九Ｏ年到香港教書的那段日子嗎？
張：我是在一九九Ｏ年十月份應台灣教育部的邀請，到香港的新亞研究所擔任中文系的專任教授，開了一門「文學批評研究」的課；另外，我還要負責教育部聯教中心的國文和文學史兩門課，教幾所小書院如清華書院、廣大書院等一起上課的學生。換句話說，我每星期要教三門課，每門課兩小時，所以每星期我只要教六小時的課，工作量不太繁重。我當時還有到珠海書院兼課，多拿一份薪水。在港期間，我住在馬頭圍道，每天的生活過得蠻愜意的，尤其是在天光道散步的時光。但是，香港有些學生聽國語有點困難，要慢慢適應我的課。我在香港教書的日子裏，也有一些不愉快的經歷。我記得當時國文班上有一位女生的態度囂張，甚至冒犯了我，我當時很惱火，拍了桌子一下，後來其他老師來勸開了。還有，香港有些人喜歡欺負外人，我在《九Ｏ年代心情》裏面提到了一些遭遇，(10)這裏不重複了。總的來說，我在香港的生活是挺愉快的。一九九一年回台後，除了轉飛機到大陸以外，沒有機會再到香港了。
沈：張健先生認為這次到香港教書最大的收穫是甚麼？
張：我覺得到外地生活，總有一種「異地感覺」。對寫作人來講，長時間生活在同一個地方，總是不太理想；「異地感覺」可以讓人重新思考生活，是非常重要的經歷。所以，我常常懷念那一年在香港的生活。
沈：感謝張健先生接受訪問，分享你對丁平先生的文學觀和文學工作的認識，以及一九九Ｏ年至九一年間你在香港生活的往事。謝謝！
注釋：
(1) 《華僑文藝》於一九六二年六月創刊，一九六三年七月改名《文藝》，一九六五年一月停刊，共出版了二十六期。除非特別說明，本文中《華僑文藝》泛指早期的《華僑文藝》和後期的《文藝》。
(2) 《華僑文藝》先後發表張健先生的作品包括〈詩三首：掠過一池企昐、如果陽光依然泛溘、聖母峰的雪在呼喚〉（《華僑文藝》，第一卷第一期，頁十六）、〈澎湖組曲（之一）〉（《華僑文藝》，第二卷第二期，頁六二）、〈澎湖組曲（之二）〉（《華僑文藝》，第二卷第四期，頁一七Ｏ）、〈澎湖組曲（之三）〉（《華僑文藝》，第二卷第六期，頁二七五）、〈春問〉（《文藝》，第三期，頁一一四）、〈微悟〉（《文藝》，第七期，頁三Ｏ）。
(3) 見汶津〈微悟〉，《文藝》，第七期，一九六四年二月，頁三十。
(4) 丁平《中國現代文學作家論》。香港：明明出版社，一九八六。
(5) 見汶津〈孤獨之後〉，《好望角》，第九期，一九六三年七月。
(6) 見汶津〈開往嘉義的吉普〉，《好望角》，第六期，一九六三年五月。
(7) 見覃子豪〈麥堅利堡〉，《皇冠》，一九六三年六月，頁二七；又見覃子豪〈麥堅利堡〉，《文藝》，第三期，一九六三年九月，頁一Ｏ八。
(8) 見張健〈評三首「麥堅利堡」〉，收入張著《中國現代詩論評》（台北：純文學月刊社，一九六八），頁一三七至一四Ｏ。
(9) 見丁平〈「詩的播種者」覃子豪」〉，收入丁著《中國現代文學作家論》（香港：明明出版社，一九八六），頁一至五九。
(10) 張健《九Ｏ年代心情》。台北：漢光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一九九二。
相關文章：〈遺忘與記憶──盧文敏談丁平、《華僑文藝》與文學〉：http://hongkongcultures.blogspot.hk/2016/06/blog-post_18.html
遺忘與記憶──許定銘談丁平與《華僑文藝》(1)
訪問、整理：沈舒
沈舒按：香港著名藏書家、作家許定銘先生年青時是丁平先生的學生，曾修讀他的「寫作」課，與他有直接的接觸。許先生先後寫過〈從《華僑文藝》到《文藝》〉及〈很「現代」的《文藝》〉二文，(2)對《華僑文藝》有深刻的認識。本訪問稿經許定銘先生審閱定稿。
日期：二Ｏ一二年六月廿四日（星期日）
時間：下午五時至六時十五分
地點：香港木球會
許：許定銘先生
沈：沈舒
沈：今天很高興與許定銘先生談談丁平先生及其主編的《華僑文藝》。現先請許先生談談開始寫作的經過。
許：我開始寫作與香港上世紀六十年代的文社潮有關。由六十年代初開始，文社風氣盛行，喜愛文學的年青人紛紛組織文社，其中一個是「阡陌文社」，主要由《中國學生周報》的通訊員組織「文學組」的成員組成，包括羊城（即楊熾均）馬覺、林蔭、子燕（即趙國雄）、吳平等，大多是十多二十歲的年青人。一九六三年，阡陌文社出版了文集《綠夢》，包括新詩、散文、小說等作品，(3)受年青人歡迎。初學寫作的年輕人也可以結集出書，給我的創作慾打了強心針，刺激很大。
初中時，我在德明中學唸書，因為父親在那裏任教，所以免收學費。一九六二年底，我只有十五、六歲，唸中三，剛剛開始寫作。同校的同學李仕俊（筆名廬頤）比我高一年級，組織了一個叫「同學文集社」的文社。(4)「同學文集社」的成員中，不少同時也是「阡陌文社」的成員。至今，我仍不明為甚麼要同時成立兩個成員大致相同的文社。那時候，我參加了由《中國學生周報》「文學組」出版《學生之家》主辦的第二次徵文比賽，由蕭輝楷任評判。我僥倖得第四名，獲頒優異獎。(5)李仕俊知道我在徵文比賽中得獎，而且是他的師弟；後來，他們籌備出版一本與《綠夢》性質相同的文集，找我寫稿。於是，我寫了一篇散文〈沉思走筆〉，收入一九六三年底出版的《荒原喬木》。(6)這篇散文是我第一篇在單行本書籍發表的文章。因為這個緣故，我認識了「同學文集社」和「阡陌文社」的成員，自始對文社的興趣越來越大。同期，《星島日報》的《學生園地》版很熱鬧，有很多學生投稿，每星期出刊三、四天，每次半版，我亦經常在那裏發表作品。除《星島日報‧學生園地》外，我也投稿到《中國學生周報》、《工商日報》，在學生文壇中略受注意。當時有種風氣，就是在學生版發表的文章，通常都會附上文社的名字，方便大家互相聯絡。
我在協同中學讀了兩星期後，父親又要我轉校，改到瑪利諾神父教會學校上學。瑪利諾神父教會學校距離協同中學很近，步行只需十餘分鐘。所以我與「芷蘭社」的文友保持聯繫，尤其是黃韶生，因為他住李鄭屋邨，而我住蘇屋邨，他經常過來找我閒聊，以及一起到李鄭屋邨的社區圖書館看書。期間，父親要我晚上進修英文，但我完全沒有興趣。出於反叛的性格，我經常缺課，每晚到那所圖書館看書，讀畢那裏所有新文藝書籍。我對齊桓、秋貞理（司馬長風）、黃思騁、徐速等新文學作家的認識，都是那段日子「浸」出來的。順帶一提，我與當時住在李鄭屋邨的吳萱人都是在那所圖書館認識的。我們每次進入圖書館時，都要在登記簿上簽名。有一次，吳萱人從簽名簿上看到我的名字，就拍拍我的肩膀，說：「原來你就是許定銘，我很喜歡看你的文章。」我們因而認識。
因為搞文社的關係，我認識的人漸多，我後來聯絡了幾位青年文友，辦「藍馬現代文學社」，模仿《綠夢》出版文集，於是合資出版了《戮象》這本書。編書時，其他人正忙應付會考，這本書最後由我一手一腳包辦，包括校對、版面設計等，而插圖則由我一位德明中學的同學宗汝明負責，模仿楚戈的風格而畫的。《戮象》是我第一本出版的書，特別有紀念價值。
沈：許先生是怎樣認識楚戈的繪畫風格？
許：我是從《文藝》認識到楚戈的繪畫。一九六五年六月，我們出版《藍馬季》這份季刊，由我主編，而每期的〈編後話〉都是由我寫的。當時仍然以「執字粒」的方法出版，每期的製作費需百多元。後來，吳昊、藍山居（即古蒼梧）、震鳴（即吳振明，吳昊的哥哥）、路雅、康潔薇、龍人等陸續加入。期間得到吳昊、藍山居等朋友合資，才有經費繼續出版了三期《藍馬季》。
沈： 請許先生談談認識《華僑文藝》的經過。
許：其實，我是首先認識《文藝》，然後才知道它以前叫《華僑文藝》。當時，我有兩位最要好的文友，一位是經常寫文章的黃韶生，另一位是讀書很多但甚少寫作的古兆申。古兆申在諸聖中學讀書，比我高兩年級。我們《戮象》的一班朋友很沉迷現代主義，喜歡在作品中運用意識流的寫作技巧。有一次，古兆申對我說：「如果你們喜歡現代主義，除了看目前在港台流行的作品外，還可以看中國三十年代的作品，因為當時已經有現代主義的作品。」他第一位介紹給我看的中國現代主義作家就是施蟄存。另外，我們都喜歡讀台灣作家的作品，古兆申說他的老師黃國仁（筆名韋陀）出版了一本很現代的《華僑文藝》，有不少台灣作家在這裏發表作品，值得一看。我們看後都很喜歡這份刊物，但無法在香港買到這本雜誌，因為它主要銷往南洋地區。後來，他帶我去位於諸聖中學對面的《華僑文藝》社址，與黃國仁和丁平見面。抵達時，我除了見到他們兩位外，還買到《華僑文藝》合訂本，這說明了《華僑文藝》已出版了一段日子，而且已改名為《文藝》了。我亦留意到社內有很多台灣詩人的詩集發售，譬如曹抄（即辛鬱）的《軍曹手記》、張默的《紫的邊陲》、覃子豪的《向日葵》、葉珊的《花季》……
古兆申在最近出版的《雙程路》(7)，用了不少篇幅談到《華僑文藝》和《文藝》，不過沒有提及的東西也有不少，包括他與我們這群文友的交往，曾經出版過《蒲公英》這份報刊，曾經寫過一篇七、八千字的長文〈新詩沒有根嗎？〉等。(8)
沈：許先生當時經常發表作品，為甚麼沒有投稿到《華僑文藝》？
許：我認識這份雜誌時已經改名為《文藝》了，當然沒有投稿給改名前的《華僑文藝》。我雖然認識了黃國仁和丁平二位先生，但畢竟是中學生，初學寫作。所以我認為自己的水平不夠，不敢投稿到高水平的《文藝》。後來，到我有意投稿到《文藝》時，它就停刊了。因此我沒有在這份刊物上發表過作品。
沈：無論是早期的《華僑文藝》還是後期的《文藝》，我發覺它很少刊登青年作者的新書出版消息。請許先生談談《文藝》刊登《戮象》出版廣告的緣起。
許：《文藝》出版到後期時，我們也出版了《戮象》，於是送了這本新書給黃國仁和丁平兩位。我猜想是因為古兆申的關係，他們在《文藝》免費幫我們刊登廣告，刊發《戮象》的出版消息。他們這樣做，大概有鼓勵年青作者的意思吧。
沈：《文藝》停刊是因為資金還是銷路不足？
許：《文藝》停刊是與資金不足有關。我曾經向丁平老師問過停刊的原因，他說《華僑文藝》改名《文藝》，是因為南洋排華，刊名有「華僑」二字就無法入口。我們都知道，香港的書刊當時主要銷售到南洋地區。後來，發行到南洋的《文藝》給人拖數，最後無法支持下去，只好停刊。
一般來說，出版社結業時，會將剩下來的舊書刊全數賣給舊書攤。譬如亞洲出版社結束時，我們很容易在乃路臣街的舊書攤找到他們的書刊，每本五毛。《蕉風》改版時，我曾經在乃路臣街買到幾乎完整的一套。不過，《文藝》停刊後，書市上很難找到它的舊刊。一九七Ｏ年代，我曾經直接問過丁平這件事，他說：「我們沒有賣給舊書攤，全數燒掉了。因為不想那麼好的東西，變成舊書攤的垃圾。」而且，香港的讀者不多，現存的《華僑文藝》就更加罕見，所以現在幾乎沒有人知道曾經出版過這份文學雜誌。由文社潮開始，我一直熱心參與文學活動，經常閱讀書報，也只是透過古兆申的介紹才認識到《華僑文藝》，由此說明這份雜誌在香港的流通量不多。
沈：我相信雜誌社將刊物定名為《華僑文藝》的時候，已經有意以東南亞讀者為主要的市場。
許：對，所以他們創刊時以「華僑」為刊名。因此，早期的《華僑文藝》甚少香港作家，到了後期的《文藝》時才有較多香港作家。其中，香港作家盧文敏、蘆荻、草川、陳馳騁等與韋陀的關係較密切，所以成為《華僑文藝》的編委，並且在刊物上經常發表作品。
沈：請許先生與我們分享到香港官立文商學院及華僑書院進修的經過。
許：一九七Ｏ年代我和太太二人都是教書的，收入不多，所以我要做多份兼職，完全沒有時間寫稿。我是柏立基師範學院一年制體育組畢業的，任職文憑教師。如果不繼續進修的話，我是沒有機會升職的，不能夠由CM升至AM。所以，一年制的文憑教師都會去讀由香港政府官立文商學院的三年夜間兼讀課程，畢業後等同師範學院二年制畢業。官立文商學院等於政府的專上學院，早期設立在香港羅富國師範學院，後來亦設立於葛量洪師範學院。我讀了三年官立文商，畢業後幾年才升職。有部分文商學生畢業後到浸會書院，進修兩年就等同大專畢業。我當時很窮，沒有錢到浸會當全日制學生，於是到華僑書院讀第四年，畢業後拿了台灣教育部頒發的大學畢業證書。我入讀華僑書院前，完全不知道有哪些教師。入讀後，才知道我認識的蕭輝楷、丁平等老師都在那裏任教。
沈：許先生在華僑書院修讀哪一學系？
許：當時大部分學生都是讀「社會系」，因為不用讀書都可以畢業。這也難怪，大家平日教書已經很辛苦了，晚上還要進修，實在不能苛求。一九七二年，我讀華僑書院中文系，有十多位同學。由於我很早就讀文學書籍，課程內容對我完全沒有難度，所以我經常不上課。當時，丁平老師開了一門「寫作」課指導學生創作，他知道我有多年寫詩的經驗，上課時會叫我出來，在黑板上寫詩給同學賞析。另外，我也有修蕭輝楷老師的哲學課。
我修讀丁平老師的課時，他曾經語重心長地對我說：「既然你喜歡讀書，不要只顧創作，應該做些學術研究的工作。」他說我平日可以不用上他的課，但要交一篇畢業論文。我當時對蕭紅甚感興趣，與丁平老師商量後，決定以蕭紅的小說為論文的題目。市面上，蕭紅的著作不多，完全沒有內地的原版書，只有小量香港版的書。在丁老師指導下，我完成了一篇萬多字的論文〈論蕭紅及其作品〉，首先在《文壇》發表，(9)後來收入《醉書閑話》。(10)當時，《文壇》的編輯是盧森，他見這篇文章是丁平交來的，所以沒有發稿費。我後來寫信給盧森追稿費，他很快就發來了。〈論蕭紅及其作品〉發表後，我更喜歡寫評論文章了。於是，在丁老師的指導下，我寫了一篇李廣田的論文〈論李廣田的創作〉，都是在《文壇》上發表。(11) 因此，丁老師開啟了我在文學研究方面的工作，對我的影響很大。
沈：許先生可否談談丁平老師與學生相處的情況？
許：丁老師為人隨和，曾經對我們說：「我不喜歡別人稱呼我為教授，你們叫我老師好了。」所以，我們稱他為丁平老師，而不是丁平教授。他善於因材施教，例如我已經懂得教學的內容，他只要求我交功課即可，不必上課。而且，他亦樂意把我的文章發給同學討論、學習。丁老師經常把修改好的學生作業，投給雜誌發表。丁老師為人容易相處，無論別人說甚麼意見，他都樂於應和；而且，他亦善於讚賞別人的優點，善於與人為友。
畢業後，我忙於應付生活，未能與丁老師保持聯絡。除了教書外，我要照顧父母和六個弟妹的生活，還要兼顧書局的工作。最高記錄時，我同時有多份兼職：日間教小學，下午看書店，晚上教官立文商及官立夜中學，每天寫見報的專欄，在出版社編文藝月刊，為雜誌寫稿……忙得不可開交。自此以後，沒有機會再見過丁平老師。
沈：許先生後來也在官立文商學院教書，可否說說當時的情況？
許：約一九八Ｏ年代初，曾經在師範教過我的江潤勲老師繼任官立文商學院的院長，他想開設「現代文學」課，但無法找到合適的教師。一九七二年畢業後，我發表了大量創作和評論作品。期間，得到李學銘先生賞識，認為我對現代文學有相當認識，向江潤勲院長推薦我任教「現代文學」。江潤勲院長對他說：「許定銘是我的學生，請他來見我。」他的記性真好，我於一九六五讀了一年師範，到了八十年代他仍然記得我是他的學生。由八十年代開始，我到官立文商教書，最初教「現代小說」，後來還教「當代小說」和「現代戲劇」，前後教了八年左右就沒有再教了。在官立文商這段教學日子對我很有好處，我一方面有機會認真讀書，加深對現當代文學的認識，另一方面亦不斷寫稿，與學生討論我的文章。《醉書閑話》大部分文章都是這段時間寫成的。
沈：由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開始，香港文學界逐漸興起一股現代主義思潮，《華僑文藝》與其他現代主義雜誌《詩朶》、《文藝新潮》、《好望角》、《新思潮》等有哪些不同之處？
許：《詩朶》和《文藝新潮》刊行時，我還在讀小學，是事後才讀到這些期刊的。到我開始寫作時，主要看《好望角》和台灣的《創世紀》。如果要比較當時在香港出版的現代主義雜誌，我認為《華僑文藝》最不同之處是較為「開放」，能夠容納各種體裁的稿件。《華僑文藝》重視創作多於理論，發表大量小說、散文、新詩等不同類型的作品，與着重介紹文學理論和西方學術思想的《詩朶》、《文藝新潮》等不同。《文藝新潮》亦介紹過中國三十年代的文學作品，在當時來說是較為罕見的。
香港的文學雜誌雖然都有刊登台灣的作品，但從來沒有一份像《華僑文藝》般，大量刊登台灣的來稿。《華僑文藝》在詩創作方面尤其出色，不但數量較小說和散文為多，而且丁平老師是覃子豪的老友，發表了很多台灣優秀詩人的作品。其中，《文藝》第六期（一九六四年一月）的「詩人覃子豪紀念特輯」編得十分好，我讀後很感動，印象亦很深刻。我相信丁老師辦這個大型專輯，固然因為他是覃子豪的老朋友，而且這個專輯的作者大部分是覃子豪的學生或朋友，在一呼百應之下，丁老師很快就可以編好了。其實，這個紀念特輯亦有助提升《文藝》的地位。
另外，丁平老師在《華僑文藝》開闢了「讀者‧作者‧編者」專欄，在當時來說是首創了，因為香港的文學雜誌從來沒有這類欄目。「讀者‧作者‧編者」的作用主要在於加強讀者、作者和編者的溝通，讓編者能夠掌握讀者的需要，以至解答年青人在寫作上的疑難。
相對而言，我較為喜歡閱讀《華僑文藝》，因為我當時醉心新詩，最喜歡看楚戈的詩和插圖。另外，我亦喜歡李金髮，所以我一直留意他在《華僑文藝》的作品。其他如司馬中原、朱西甯、段彩華、管管、畢加等，都是我當時喜歡閱讀的作家。
沈：李金髮在《華僑文藝》發表了多篇作品。當時還有哪些報刊發表他的作品？
許：據我所知，《蕉風》也有李金髮的作品，寫過一篇傳記〈浮生總記〉。當時，香港寫詩的人知道李金髮這位作家的不多，大部分人都沒有留意他，更加談不上受他的影響。總的來說，李金髮當時沒有受到香港人的重視。
《蕉風》雖然是一份馬來西亞的刊物，但編者黃崖是從香港去的，因此，約稿的作者多為台港兩地的作家。《華僑文藝》和《蕉風》都是在香港印刷的文學雜誌，而《華僑文藝》之於台灣的關係與《蕉風》之於香港的有些相似。
沈：許先生認為《華僑文藝》有沒有明確的文學主張？
許：我不覺得《華僑文藝》有鮮明的文學主張，它是一份開放的、容納各家各派的，而且以創作為主的文學雜誌。
沈：許先生認為《華僑文藝》備受忽略的原因是甚麼？
許：最主要的原因是流通量不多，所以認識這份雜誌的人也不多。
沈：感謝許先生接受訪問，談到與丁平先生的師生情誼，亦回顧了《華僑文藝》的出版及流通情況，有助讀者重新認識這位文學家和這份文學雜誌。謝謝！
許定銘先生受訪時攝
注釋：
(1) 《華僑文藝》於一九六二年六月創刊，一九六三年七月改名《文藝》，一九六五年一月停刊，共出版了二十六期。除非特別說明，本文中《華僑文藝》泛指早期的《華僑文藝》和後期的《文藝》。
(2) 參見許定銘〈從《華僑文藝》到《文藝》〉，《香港文學》，第十三期，一九八六年一月，頁六七至六九；許定銘〈很「現代」的《文藝》〉，《大公報》，二Ｏ一Ｏ年九月二日。
(3) 參見許定銘〈《綠夢》和《荒原喬木》〉，《書人書事》（香港：香港作家協會，一九九八），頁一九二至一九四。
(4) 參見許定銘〈歷史悠久的「同學文集社」〉，《書人書事》，頁一九○至一九一。
(5) 這次徵文比賽的得獎者依次為伍清泉、黃文初（黃德偉）、陳政元、許定銘、李仕俊、陳龍健、黃龍生（黃韶生、白勺）等。參見許定銘〈《阡陌》‧《學生之家》‧《學園》〉，《書人書事》，頁一九五至一九七。
(6) 同註3。
(7) 盧瑋鑾、熊志琴編著。《雙程路：中西文化的體驗與思考（一九六三─二ＯＯ三）──古兆申訪談錄》。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二Ｏ一Ｏ。
(8) 有關《金線》的出版情況，參見許定銘〈《金線》‧《蒲公英》‧《海風》〉，《書人書事》，頁一八五至一八九。
(9) 見許定銘〈論蕭紅及其作品〉，《文壇》，第三二九期，一九七二年八月，頁五九至六四。
(10) 見許定銘〈論蕭紅及其作品〉，許著《醉書閑話》（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一九九Ｏ），頁七四至八三。
(11) 見許定銘〈論李廣田的創作〉，《文壇》，第三三一期，一九七二年十月，頁一九一至一九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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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lton HO：丁平先生在九十年代仍於港大校外課程敎文學創作，朋友Ｔ和其他同期的學生在課程仍後一直和丁平先生聚會，在丁平先生病重至離世期間，他的學生們一直在旁幫忙照顧／打點，而到現在，學生們仍定期拜祭丁平先生。
遺忘與記憶──辛鬱談丁平與《華僑文藝》(1)
訪問、整理：沈舒
沈舒按：辛鬱先生為台灣著名軍中作家、詩人，一九五二年開始寫作，曾加入《現代派》及《南北笛》詩刊，曾任《前衛月刊》、《創世紀》詩刊、《人與社會》等刊物編委，十月出版社總編輯、《科學月刊》社長、《國中生月刊》社長兼總編輯。辛鬱先生雖然不是藍星詩刊同仁，但與覃子豪先生的關係亦師亦友，在覃先生患病晚期貼身照料，並受託負責《華僑文藝》台灣稿件的發稿工作。在《華僑文藝》發表文學作品的台灣作家中，以辛鬱先生的作品最多。本訪問稿經辛鬱先生審閱定稿。
日期：二Ｏ一二年七月六日（星期五）
時間：上午十時至十一時半
地點：台北辛鬱先生家中
辛：辛鬱先生
沈：沈舒
沈：今天很高興在台北與辛鬱先生見面，談談丁平先生及其主編的《華僑文藝》。請辛鬱先生與我們分享踏上寫作道路的經過。
辛：我們軍中寫作的，因為環境比較閉塞，與外界聯繫不易，所以多半靠自己摸索，最重要的資訊來源，是偶而讀《中央日報》副刊及軍中發行的雜誌。我的第一篇作品，發表於一九五Ｏ年代初期，是在《野風》半月刊上的一首短詩，內容已完全忘記；隨後，經由詩人沙牧（我軍中的長官）提擕鼓勵，開始給紀弦老師的《現代詩》投稿。《野風》上那首詩，用的筆名叫「雪舫」。
沈：辛鬱先生可否談談與覃子豪先生的交往？
辛：一九五二年三月，覃老師在台灣糧食局任職督導員，經常視察台灣各地糧食生產的狀況。有一段日子，他先後在台灣南部、花蓮、台東等地區工作。昔日的交通沒有現在的方便，由台北到台東沒有火車，只能坐大巴，但路不好走，非常辛苦。雖然可以坐飛機，但大家都不太放心坐那些C四十六、四十七型發動式老飛機，因為這些飛機的安全度與今天噴射機的相差很遠。覃老師談及這段日子時，經常跟我們說：「儘管我這麼忙碌、這麼勞累、這麼困難，我還是要堅持辦《藍星詩刊》。」我們都知道，《藍星詩刊》的編輯和行政工作都由覃老師負責。我、楚戈、商禽、管管等本來是《現代詩》的，後來是《創世紀》的，卻不是藍星的成員。話雖如此，覃老師仍然很關心我們這些年輕作者，與我們的關係很好。我非常尊敬覃老師，所以經常寫稿給《藍星詩刊》發表。
沈：具體來說，覃子豪先生如何鼓勵你們寫作？
辛：覃老師的生活已經非常忙碌，仍然惦念我們在文學上的發展，一方面在寫作上指導我們，例如用字遣句，語言的結構等，另一方面幫我們發稿到外地，爭取更多稿費。那個年頭，台灣太窮了，寫文章只能拿到一點點稿費；於是，他想到可以投稿到香港及別的地方去。他每次發稿到外地後，往往告訴我們甚麼時候寄稿子出去，投到哪一份期刊等。那時候，《華僑文藝》還沒有創刊，他就發稿子到《祖國周刊》、《中國學生周報》等刊物。五、六十年代是政治敏感的年代，這些刊物統稱為「第三勢力」，得不到台灣國民黨的信任。因為我們是軍人，在創作上受到很大限制。如果上司知道下屬在香港發表作品，就會作出干涉。要不然，他們也會受到牽連，影響日後的發展。因此，我們會盡量避開軍中的郵政通訊系統，以免被人發現。覃老師為了我們，甘冒政治風險，把我們的稿子夾雜在他的稿子裏寄到香港去，以圖避人耳目。覃老師藉此減少我們承受的政治壓力，讓我們可以放開包袱，盡情創作。所以，我們這一群軍中作家都非常感謝他對後輩無私的照顧。
為了掩人耳目，除了辛鬱外，我還用過許多筆名，包括古渡、向邇、雪舫、白步、白涉、丁望、經楓、盛乃承等來躲避身份，以免令軍隊中的政工主管為難。有一次，大概是一九五四年吧，我寫了一首詩，內容說頭髮受之父母，儘管服役時要剪掉，至少讓我留一點吧，因為剪光了就好像切斷了與父母的關係。這首詩在台灣《新生報》發表後，我遭到警告，並記錄在案，影響了日後的升遷。
沈：辛鬱先生如何認識丁平先生？
辛：我最初在香港發表的作品，都是覃老師幫我寄去的，有些作品在香港刊登了也不知道。你剛才給我看《華僑文藝》的目錄，勾起了許多昔日的片段。大概在一九六二年的時候，我透過覃子豪老師認識丁先生。那時候覃老師還沒有生病。我在《華僑文藝》創刊號的作品，也是他幫我寄過去的。大概丁先生認為我有些作品還可以，所以他跟覃老師說希望我跟他直接聯絡。於是，覃老師囑我直接寄信給丁先生，我就寫了一封信給丁先生，後來刊登在《華僑文藝》。我這樣做固然是出於覃老師的鼓勵，同時也為了省卻覃老師幫我寄稿子的麻煩。覃老師的收入不多，還經常要幫很多後輩發稿子，負擔很重。我可以自己發稿子的話，就盡量自己做好了。我想丁先生顧念到覃老師的情況，所以要我直接寄稿子給他。從這時候開始，我跟丁先生就直接交往了。
一九六三年六三月三十一日，覃老師生病入院，他把轉稿子的任務交託給我，還叮囑我說：「台灣有很多軍中作家值得鼓勵，你盡量連繫海外的刊物，把他們的稿子介紹到外面去。」當時，丁先生在一所學校教書，我都是把稿子寄到學校去的。後來，我不僅寄詩人的稿子到《華僑文藝》，也寄小說家鄧文來等人的稿子。除了《華僑文藝》外，我沒有發過稿子到其他香港雜誌。
本來，向明是藍星詩社的同仁，跟覃老師更親近一點，但他當時在外島服役，無法照顧覃老師。我與覃老師住在台北，他生病後，我前往醫院也很方便，所以負起照顧覃老師的責任。覃老師在一九六三年十月十日逝世，儘管我們都很傷心，仍籌辦了大型的葬禮。現在每逢覃老師的忌日，包括向明、麥穗、曹介直等人仍會到墳前去看看他。
覃老師逝世後，我繼續做轉稿子的工作，直至一九六四年中我患肺結核病為止。我是在工作單位感染到肺結核病的，有一天忽然大量吐血，部隊本來要送我到隔離療養院，但我拒絕了，因為我聽說療養院的設備很糟糕，醫療條件也很差，凡是送進去的病人都出不來。當時，我恰好從《華僑文藝》、《中國學生周報》拿了一些稿費，足夠我在台北附近租一個小房子療養身體。
軍方為了向大陸廣播，於一九六一年成立了光華電台，由著名的小說家尼洛任台長。他很喜歡現代詩，所以特別照顧軍中的詩人，包括楚戈、張拓蕪、依穗和我。電台每天都需要大量廣播稿，所以我在患病期間為他們寫稿。
沈：我統計過《華僑文藝》的作家及作品數量，在台灣作家中發表最多作品的是辛鬱先生，包括古渡、向邇兩個筆名共二十六篇。
辛：那段日子我還在軍隊服役，生活很窮困。我在《華僑文藝》發表了這些作品，的確賺了一點稿費。
沈：稿費是否由丁平先生寄來的？
辛：丁先生不管稿費，是《華僑文藝》一位姓黃的先生負責的，詳細情況我已記不清楚了。在六Ｏ年代來說，《華僑文藝》的稿費是蠻好的。我現在可以透露一件舊事：當年，所有從香港寄來給我的信都會經軍方審查，所以我收到香港的信件、稿費是很麻煩的事情。當時，我有一位好朋友在政治大學圖書館工作，他告訴我從香港寄到圖書館的信件並不需要審查，他可以幫我代收香港的來信、稿費等。於是，我通知香港雜誌的編輯把稿費寄到政治大學圖書館去，繞過審查的機關，避免了不少政治上的干擾。當時，我收到的稿費是最多的，因為我在香港及其他地方發表的作品也是最多的。值得一提，大荒、張拓蕪、張默等在那段日子也有作品在香港發表。
沈：辛鬱先生在《華僑文藝》發表的作品有沒有結集出版？。
辛：有些收進我的詩集，其餘的我都沒有保存下來。那些年，我曾經有少數作品一稿兩投，同時在台灣和香港發表；在台灣發表的作品我都保存下來，也有結集出版。
沈：一九六五年《華僑文藝》停刊後，辛鬱先生與丁平先生的交往如何？
辛：《華僑文藝》停刊後，我們仍然保持聯繫，偶爾我會發一些稿子給他，他會提一些意見寄回來。除了我，楚戈、管管、大荒、鄧文來等跟丁先生也有很密切的聯繫。丁先生喜歡玉，經常託人帶一些小玉器送給我們，並附有小卡片註明玉器的品種、出土年代等詳細資料。我已把他送給我的玉器收在保險箱，留為紀念。我知道台灣很多朋友都收過丁先生這些禮物。
沈：辛鬱先生與丁平先生甚麼時候見面？
辛：我現在也說不清楚了，大概是一九七六、七七年吧，菲律賓華僑詩人平凡出面，邀請我們台灣作家到那裏訪問，包括張默、管管、蕭蕭等八位。回程途經香港，我們就跟丁先生見了面。我們這次在香港逗留四天，除了丁先生外，我們還見到馬博良、蔣芸、藍海文等作家。其實，很多台灣作家到香港去，都會跟馬博良聯繫，因為他是美國領事館代表，台灣政府就不會懷疑了。平常的日子，我跟丁先生都是書信往來，互相問候。
我還記得一件事，也是在一九七Ｏ年代發生的。我不曉得丁先生從哪裏知道軍方有一個規定，就是軍人外出時可以穿便服。於是他想盡辦法寄一批衣服過來，最後透過鄭愁予在基隆海關工作的方便，不用打稅就能把衣服寄給我們。丁先生寄來的衣服蠻多，我、楚戈、商禽、張拓蕪、大荒和許多相熟的朋友到鄭愁予家裏拿衣服。丁先生在包裹裏還附有一封短信，說這些衣服已經買了很久了。他的意思就是說如果我們發胖了，這些衣服就不合穿了！我拿了一套完整的西裝，剛好趕上在楚戈與西蒙的婚禮上穿著。丁先生還同時寄了一些餅過來，鄭愁予拆開包裹看到後想：經過這麼長時間，這些餅會不會壞掉呢？他嚐過後說這些餅非常好吃，還叫我們一起吃。我曾經在雜文裏，提及丁先生寄衣服給我們的軼事。
一九九Ｏ年代以後，丁先生帶團到台灣來，我們在台灣見面，書信就少起來了。
沈：覃子豪先生有沒有談過他與丁平先生的交情？
辛：他沒有特別跟我們談過這些事，但他對我們說過我們的稿子將來肯定有出路，因為可以在丁先生的雜誌上發表。覃老師說丁先生在香港文藝圈的人面是蠻廣的，他會把我們的稿子推薦到其他香港雜誌上發表。大概覃老師發了幾次稿以後，我的作品就在《中國學生周報》刊登出來，第一篇文章是〈古寺外〉（一九六Ｏ年二月）。
沈：覃子豪先生有沒有提到過他對《華僑文藝》的意見？
辛：覃老師很贊賞這份刊物。我們在《華僑文藝》發稿的台灣作家認為，這份雜誌有幾個特點：第一、在版面處理上做得很好，「天地」留得很大，給讀者很寬闊、很大方的感覺；第二、在文章開頭附上作者的簽名樣式；第三、連載文章的處理安排恰當；第四、附上大量插圖，令版面更活潑。
沈：一九六三年十月十日覃子豪先生逝世，《華僑文藝》在一九六四年一月號辦了他逝世的特輯。這特輯在台灣有沒有產生影響？
辛：《華僑文藝》雖然沒有被禁止入口，但亦沒有公開發行，所以台灣作家不能夠接觸到這份刊物，知道這個紀念專輯的人不多，影響力也很有限。
沈：辛鬱先生對丁平先生的文學觀有甚麼看法？
辛：總體來說，丁先生的創作是非常穩健的，但有時候難免保守一點。他為了維護文學的傳統，費了很多心血。我注意到丁先生對現代文學的態度有兩點：首先，他對現代詩有很強、很銳利的鑑賞能力，無論是怎樣創新的詩作，他都能夠品味到這些作品的意旨，但他基本上從來不寫這類現代詩；其次，他願意在《華僑文藝》推廣台灣現代詩人的作品，包括洛夫、瘂絃、張默，這說明他的鑑賞力很強。
沈：辛鬱先生認為丁平先生對台灣做了哪些文學工作？
辛：丁先生在《華僑文藝》介紹了這麼多台灣作家，已經是很了不起的工作。雖然《華僑文藝》出版的時間不長，但有這麼多篇幅發表台灣作家的作品，說明了他重視台灣文學的發展。此外，《華僑文藝》把台灣作家的作品推向更廣大的讀者群，肯定是對台灣作家的鼓勵。
沈：除了港台外，《華僑文藝》也發行到南洋一帶，佔三分之二的發行量。所以，南洋地區的讀者可以透過《華僑文藝》讀到台灣作家的作品。
辛：另外，丁先生總是很熱心的接待到香港的台灣作家，尤其是詩人朋友，讓大家了解香港最新的狀況，也介紹香港的作家朋友給我們認識，擴大兩地的互動交流。這些工作絕對是丁先生對港台文學交流的貢獻。
沈：據辛鬱先生了解，《華僑文藝》有沒有對台灣文學產生過影響？
辛：這一點倒很難說。覃老師透過與丁先生的交情，把我們的作品投到一份陌生的刊物，把我們介紹到一個陌生的地區。從這一點來說，我們當然很興奮，也很樂意向台灣的朋友推介香港這一份文藝雜誌。因此從第三期開始，《華僑文藝》的台灣來稿顯然比較廣，已經不僅僅是覃老師的管道了。從總體來說，當時台灣新文學的發展主要來自兩個群體，一個是軍中作家，另外一個是大學老師，反而社會大眾對新文學都很陌生。由此可知，《華僑文藝》對台灣文學的影響還是有限的。我說有限，因為《華僑文藝》不能伸入民間，少為社會上喜愛文藝的青年人所知。我相信沒有多少台灣學者引用過《華僑文藝》的材料來討論台港文學的關係，因為他們完全不知道有這一份刊物。其實，台灣過去比較多人看的刊物如《文壇》也不過是兩、三千份而已，而且讀者群主要集中在台北、台中地區，很少可以到高雄。
沈：辛鬱先生可否談談對丁平先生的印象？
辛：丁先生為人敦厚、誠懇、謙虛，是一位很值得人尊敬的前輩。他為文學的推廣，在一九六Ｏ年代的政治環境閉鎖、民智未開、新事物尚未衍生的情況下，是非常不容易的，這份精神，應列入華人文學發展史上。
沈：感謝辛鬱先生接受訪問，分享了與覃子豪先生和丁平先生的交往，讓我們看到兩位前輩扶掖後進的苦心，也披露了台灣作家投稿到《華僑文藝》的過程。謝謝！
辛鬱先生受訪時攝
注釋：
(1) 《華僑文藝》於一九六二年六月創刊，由丁平先生主編，一九六三年五月改名為《文藝》，一九六五年一月停刊。為了行文方便，《華僑文藝》概指早期的《華僑文藝》及後期的《文藝》。
遺忘與記憶──張健談丁平與《華僑文藝》(1)
訪問、整理：沈舒
沈舒按：張健先生為台灣著名學者、作家，曾任台灣大學、中山大學、中國文化大學、香港新亞研究所等多所院校的教授，同時為藍星詩社同仁，曾任藍星詩頁及詩刊主編，《現代文學》編委。本訪問稿經張健先生審閱定稿。
日期：二Ｏ一三年三月十五日（星期五）
時間：下午二時至五時
地點：台北張健先生家中
張：張健先生
沈：沈舒
沈：十分感謝張健先生接受我訪問，談談丁平先生及其主編的《華僑文藝》。請張先生談談踏上寫作道路的經過。
張：我十歲開始寫作，早期曾受余光中、紀弦影響。第一篇作品在《新生報》發表，此後經常在《中央日報》、《中國時報》、《聯合報》、《中華日報》等發表作品。
沈：張健先生甚麼時候認識丁平先生？
張：根據我的回憶，是丁先生首先寫信給我，說他是覃子豪先生的老朋友。雖然我當時覺得他的來信有點唐突，但仍然把他當成朋友，後來就開始跟他通信。但是，他從來沒有告訴我他是《華僑文藝》的主編，也沒有在信中提過他在《華僑文藝》上發表我的作品，直至你現在寄這些作品給我，我才知道他當年在《華僑文藝》轉載我的作品。(2)
沈：這封信是甚麼時候寄給張健先生的？
張：這一點我記不得很清楚，大概是一九六Ｏ年代初吧。我隱約記得《華僑文藝》裏有一篇小品文有可能是他索稿的，就是以筆名「汶津」發表的〈微悟〉。(3)除了這篇作品是我寄去香港的，其他都是轉載藍星詩刊的作品。其實，丁先生當年如果跟我說要轉載我的作品，我當然會同意。丁先生後來也沒有寄《華僑文藝》給我，所以我從來沒有看過這份刊物，不知道有這一份雜誌。我的記憶力非常好，如果我當時看過這份刊物上有謝冰瑩、覃子豪、墨人等的文章，我一定記得的。
沈：《華僑文藝》刊登張健先生作品時為甚麼會有「張健」的簽名？
張：有可能是丁先生從我的書信上剪出來，然後貼到作品上去的。我為甚麼會這樣子說呢？因為我發表創作一般是用「汶津」，而不是用「張健」的。據我的判斷，只有〈微悟〉這篇作品有可能是我寄給丁先生的，其他都不是我寄給他的。
沈：張健先生與丁平先生其後的交往如何？
張：我們後來有通信，但次數不多，大概只有兩、三次吧。
沈：兩位到甚麼時候才見面？
張：一九九Ｏ年，我在台大中文系休假，十一月到香港的新亞研究所擔任中文系教授。我到研究所報到時，剛巧碰見牟宗三教授，我跟他認識，所以就聊上了，日後亦偶然見面。大概在一九九一年年初，藍海文和我的同學野火（即胡振海）帶我去見丁先生。那時候，丁太太病重昏迷，住在威爾斯親王醫院。我跟丁先生第一次見面，就是在這所醫院裏。丁先生是一位非常好的丈夫，每天到醫院照顧太太，我們親眼看到他怎樣為太太擦拭這裏那裏，我心裏面覺得很感動。丁先生當時忙於照顧太太，我也問候了他太太的情況，此外我們稍為談了一下別的甚麼，但聊得不多，前後大概只有一個小時。很可惜，現在已記不起來當時談過了甚麼。除了工作以外，丁先生每天都要去醫院，照顧太太，非常忙碌，所以我後來沒有想過再找他見面。現在想起來也很遺憾，如果當時有機會拜訪他，跟他談兩、三小時，我一定記得住一些事情。話雖如此，這一次見面已經給我很深的印象，他為人熱情、認真，而且坦率、誠懇，對文學的熱愛更沒有話講，我對丁先生的印象一直很好。多年來，我們偶然有一些通信，他後來寄了他的《中國現代文學作家論》給我，(4)我也寄了一些散文、詩集給他。一九九八年七月，丁先生與他多位學生到中國文藝協會舉辦古玉展，這是我第二次見他，但當時人太多，只談了幾句而已。這也是我最後一次見到他了。
沈：在文學上，張健先生認為丁平先生有哪些主張？
張：我認為我對他的了解很有限，丁先生大概主張以人為本、情理並重的文學。畢竟，丁先生是一位詩人，比較感性。如果說他推崇現代文學，我不會反對，但我同時認為他也很喜歡一些較為傳統的作家如謝冰瑩、胡品清等。由此可見，他是一位兼容並包的文學人，他的文學趣味是介乎現代與傳統之間。
沈：《華僑文藝》既發表現代作家的作品，也發表傳統作家的作品。這種情況在當時的台灣文學雜誌普遍嗎？
張：在台灣主流的文學雜誌中肯定沒有這種情況，至於其他文學雜誌我就不太清楚。由這一點可以說明，現代與傳統並重是《華僑文藝》的特色。我相信《華僑文藝》同時發表兩類作品，與丁先生是覃子豪的老朋友有關係。丁先生曾經在信中跟我說，他們是幾十年的朋友。
沈：張健先生認為丁平先生選刊你的作品時有沒有某些原則？
張：我覺得他刊登的都是一些不太晦澀、介乎現代與傳統之間的作品，譬如〈澎湖詩抄〉是一首我很重視的作品，讀者可以讀懂之餘，也覺得很親切，就是最好的證明。那時候我寫了不少較為晦澀的作品，不見得丁先生會欣賞。不過，我現在的詩風跟以前的不同，比較平易近人。其實，我在報上用筆名「汶津」發表的作品，與我其他前衛、晦澀作品的風格完全不同，讀者根本不會想到「汶津」就是張健。
沈：總的來說，張健先生認為《華僑文藝》是一份怎樣的雜誌？
張：過去我沒有看到這份刊物，剛才翻過目錄一遍，對《華僑文藝》有兩點印象：一、雖然台港和海外的作品兼重，但主要以台港為主，其中有些台灣作家的作品甚至比香港作家的還要多，辛鬱就是一個好例子；二、雖然形式與內容並重，但似乎較為偏重內容一些，對技巧的要求反而不是那麼嚴格。
沈：現在台灣還有人談起這份雜誌嗎？
張：沒有，真的沒有。
沈：據張健先生了解，丁平先生為台灣做過哪些文學工作？
張：丁先生是一位非常熱心的文學愛好者、評論家。他為台灣做的文學工作，主要都是從他與覃子豪先生的關係延伸出來的，譬如丁先生與辛鬱、楚戈的關係，都是因為辛、楚二人都是覃先生的學生。除了在《華僑文藝》發表大量台灣作家的作品外，丁先生還寫了一些賞析台灣作家的文章，的確推介了一些很優秀的作家，但也介紹了一些未必那麼優秀的作家，貫徹了他兼容並包的作風。我猜想他這樣做可能與他教書有關，因為他要兼顧學習能力高低不同的學生，所以他選了不同水平的作家來介紹。如果每次談台灣作家都只拿商禽、洛夫的作品來討論，對學生來說實在太困難了，一定教不下去。儘管我與他的文學觀不同，而且不大認同他評價作家的標準，但我還是很佩服他。總的來說，丁先生作為文學人、文化人，我對他的評價很高。
沈：張健先生有沒有投稿到香港其他刊物？
張：有的，我大學時代曾投稿到《中國學生周報》，後來偶然看到《好望角》，覺得很適合我當時寫的小說。那時候，我發給《現代文學》和《筆匯》的小說都很「現代」，於是也投稿到《好望角》，其中〈孤獨之後〉是一篇非常前衛的作品。(5)另外，我寫〈開往嘉義的吉普〉這篇小說時，(6)正與三毛談戀愛，她十九歲我廿三歲，但大半年後我們就分手了。她後來在一篇文章裏提到她的男朋友中有一位是台大中文系教授，她這位男朋友就是我，別人不大知道。另外，我也投稿到《自由人》和《自由報》這些報刊。
沈：為甚麼會投稿到香港去？
張：一方面，我在台灣的圖書館看到這些刊物如《中國學生周報》，就投稿去；另一方面野火幫我把作品寄到這些刊物發表。
沈：覃子豪先生先後在《皇冠》及《文藝》發表了〈麥堅利堡〉一詩，(7)而張健先生曾撰文〈評三首「麥堅利堡」〉，(8)評論余光中、覃子豪及羅門的同題詩。張先生可否談談評論覃子豪〈麥堅利堡〉的部分？
張：覃先生在詩的開篇運用了象徵手法，把「麥堅利堡」當成信仰來處理，所以才有前面兩句：「聚信仰於此，信仰就在此」，一開始就把詩題的意境提高了。當然，更重要的是後面能夠配合，真正能夠把信仰這個主題，用具體的意象、具體的比喻、具體的結構把它表達出來。
沈：丁平先生在〈「詩的播種者」覃子豪〉一文中論及覃子豪〈麥堅利堡〉，(9)引用張健先生的分析之餘，亦作了一些補充。丁先生此文定稿於一九八二年，事隔三十年，未知張先生有甚麼回應？
張：總體而言，丁先生認為覃子豪的〈麥堅利堡〉不遜色於羅門的〈麥堅利堡〉。丁先生跟覃子豪的友誼很深厚，難免影響了他的判斷。一般來說，大家都認為羅門的比覃子豪的寫得好，這不僅是我的看法而已。所以，我的文章在《聯合報》副刊發表後，受到大家認同，在當時是蠻有影響力的。由此可知，丁先生寫評論時，偶而會放了些個人情感進去。
沈：丁平先生每天在香港都看台灣報紙的副刊，其中包括《聯合報》副刊和《中國時報》副刊，或因此看到張健先生的文章吧。
張：我當時跟丁先生沒有那麼熟，所以我出版《中國現代詩論評》後，也沒有寄給他。他很可能在《聯合報》副刊看到我的文章，然後在評覃子豪的論文中引用了我的觀點。
沈：張健先生可以談談一九九Ｏ年到香港教書的那段日子嗎？
張：我是在一九九Ｏ年十月份應台灣教育部的邀請，到香港的新亞研究所擔任中文系的專任教授，開了一門「文學批評研究」的課；另外，我還要負責教育部聯教中心的國文和文學史兩門課，教幾所小書院如清華書院、廣大書院等一起上課的學生。換句話說，我每星期要教三門課，每門課兩小時，所以每星期我只要教六小時的課，工作量不太繁重。我當時還有到珠海書院兼課，多拿一份薪水。在港期間，我住在馬頭圍道，每天的生活過得蠻愜意的，尤其是在天光道散步的時光。但是，香港有些學生聽國語有點困難，要慢慢適應我的課。我在香港教書的日子裏，也有一些不愉快的經歷。我記得當時國文班上有一位女生的態度囂張，甚至冒犯了我，我當時很惱火，拍了桌子一下，後來其他老師來勸開了。還有，香港有些人喜歡欺負外人，我在《九Ｏ年代心情》裏面提到了一些遭遇，(10)這裏不重複了。總的來說，我在香港的生活是挺愉快的。一九九一年回台後，除了轉飛機到大陸以外，沒有機會再到香港了。
沈：張健先生認為這次到香港教書最大的收穫是甚麼？
張：我覺得到外地生活，總有一種「異地感覺」。對寫作人來講，長時間生活在同一個地方，總是不太理想；「異地感覺」可以讓人重新思考生活，是非常重要的經歷。所以，我常常懷念那一年在香港的生活。
沈：感謝張健先生接受訪問，分享你對丁平先生的文學觀和文學工作的認識，以及一九九Ｏ年至九一年間你在香港生活的往事。謝謝！
張健先生受訪時攝
注釋：
(1) 《華僑文藝》於一九六二年六月創刊，一九六三年七月改名《文藝》，一九六五年一月停刊，共出版了二十六期。除非特別說明，本文中《華僑文藝》泛指早期的《華僑文藝》和後期的《文藝》。
(2) 《華僑文藝》先後發表張健先生的作品包括〈詩三首：掠過一池企昐、如果陽光依然泛溘、聖母峰的雪在呼喚〉（《華僑文藝》，第一卷第一期，頁十六）、〈澎湖組曲（之一）〉（《華僑文藝》，第二卷第二期，頁六二）、〈澎湖組曲（之二）〉（《華僑文藝》，第二卷第四期，頁一七Ｏ）、〈澎湖組曲（之三）〉（《華僑文藝》，第二卷第六期，頁二七五）、〈春問〉（《文藝》，第三期，頁一一四）、〈微悟〉（《文藝》，第七期，頁三Ｏ）。
(3) 見汶津〈微悟〉，《文藝》，第七期，一九六四年二月，頁三十。
(4) 丁平《中國現代文學作家論》。香港：明明出版社，一九八六。
(5) 見汶津〈孤獨之後〉，《好望角》，第九期，一九六三年七月。
(6) 見汶津〈開往嘉義的吉普〉，《好望角》，第六期，一九六三年五月。
(7) 見覃子豪〈麥堅利堡〉，《皇冠》，一九六三年六月，頁二七；又見覃子豪〈麥堅利堡〉，《文藝》，第三期，一九六三年九月，頁一Ｏ八。
(8) 見張健〈評三首「麥堅利堡」〉，收入張著《中國現代詩論評》（台北：純文學月刊社，一九六八），頁一三七至一四Ｏ。
(9) 見丁平〈「詩的播種者」覃子豪」〉，收入丁著《中國現代文學作家論》（香港：明明出版社，一九八六），頁一至五九。
(10) 張健《九Ｏ年代心情》。台北：漢光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一九九二。
相關文章：〈遺忘與記憶──盧文敏談丁平、《華僑文藝》與文學〉：http://hongkongcultures.blogspot.hk/2016/06/blog-post_1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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