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6月17日 星期三

許定銘:從書影看香港文學之五

他燃燒了荊棘




一九六O年代初,從台灣師範大學畢業回港的文藝青年盧文敏(1939~),在教學之餘決心投入香港這塊「文藝沙漠」,開墾綠洲以惠後來的文藝「發燒友」。他不單自己努力創作小說以作典範,還出版期刊《文藝沙龍》,類似《中國學生周報》的《學生生活報》,後來還加入丁平主編的《文藝》月刊任編委……,可惜幾年後即偃旗息鼓涉海往寶島謀生。

盧文敏擅寫小說,他的短篇曾入選友聯的《新人小說選》和李輝英編的《短篇小說選》,又曾參與《靜靜的流水》和《五月花號》的出版,在《學生生活報》編過小說集《遲來的春天》……,是香港一九六O年代青年文壇舉足輕重的人物,可惜一直沒有他的消息。近日得好友小說家柯振中引見這位回港度假的文壇前輩,三人相談甚歡,他還贈我一冊《燃燒的荊棘》(台北縱橫詩社,1961),超過半世紀的詩集,珍貴異常。

盧文敏告訴我,除了文學小說,為了謀生他還用多個筆名創作及出版了數十本流行小說,而《燃燒的荊棘》則是他唯一的詩集,收創作四十多首,在書裏他用青春的歲月,唱出了生命的烈火,用詩歌熔解了西伯利亞的寒流,用烈火焚燬了滿途的荊棘,展示出新一代背負着時代的十字架,是一位熱血文藝青年,「以血去呼喊黎明,以淚去凝聚痛苦,以心去點燃火炬」的記錄!

《五月花號》的處女航


《五月花號》是一九五九年八月出版於台灣的一本集體創作集。由於本書的六位作者:余祥麟、朱韻成、胡振海、盧澤漢、鍾柏榆和張俊英,部是由香港去台灣升學的文藝青年,他們當時在香港青年文壇上早佔有一定的地位。

《五月花號》是一本詩、散文、小說集。還有李樸生、王藍和徐速等人的序。本書裏的文字雖然不是很成熟的作品,但正如徐速所說:「在這書裏,你可以聽到純真的笑,純真的哭,你可以看到青春生命的活動力,在陽光下跳躍,在黑暗中吶喊。」《五月花號》的編排有點類似《向日葵》,亦是作者們各自選好作品,冠以總題目,再合成一本厚厚的二百六十餘頁的《五月花號》。

余玉書(祥麟)是台灣海洋詩社的創辦人之一,他在本書裏的總目是《寒漠的憂鬱》,共有詩作二十一首,以白描及抒情為主。如〈十二月的夜晚〉一首中:

長春籐的手足默默地伸長,
攀上妳院子裏的短牆,
窗外的霧該更濃了,
在這微帶着寒意的初冬晚上。

除了在詩的語言上不夠成熟外,意境已是頗美的了。此外〈蟲聲〉:

沒有星的晚上,
回憶像深秋的涼風,
冷漠地,飄落我心樹苦悶的黃葉。

於是,乃有往事的蟲聲,
從遠處的草叢中曳起。

也是一篇頗為可愛的小詩。至於他用作總目的那篇述蘇武牧羊故事的長詩──〈寒漠的憂鬱〉卻是較弱的一環。對於余玉書,我是喜歡他的散文較詩多些。

朱韻成(人木)曾經得過亞洲出版社亞洲小說徵文獎,曾參加過《靜靜的流水》的出版,同時也是本書裏水準最高的一位。他收在本書《秋月集》裏的有詩、散文、和小說。幾年前我讀《五月花號》時最喜歡他的小說〈狼群〉,那是一篇曾刊登於香港《文壇》月刊的短篇創作,述一位警官單獨到荒僻的雪地去追捕犯人,他捉到犯人回來時的一個晚上,被六、七十隻狼群襲擊,他們合力把狼擊退,而警官在極度疲勞中睡去,他以為犯人一定會趁機逃掉,然而當他醒來時,卻發現那個犯人仍和他在一起,使那位警官大感困惑「他為甚麼不逃呢?」我當時很欣賞他這篇小說,但漸漸發覺他這篇小說雖然含有一些哲理,卻與一些西部牛仔片太接近了,現在再讀,對其創作性不禁打了折扣。

此外,他的〈苦酒〉是一篇較為出色的短篇:主角是一個私生子,母親死了,他努力奮鬥而成了一位醫生,而撫育他的那位神父帶來了他那個窮愁潦倒而軟弱的父親。醫生以送錢給父親時欣賞他的難堪為樂,而父親則以酒精麻醉自己作為對昔往缺憾的補償。朱韻成處理這個故事,頗能扣人心弦,而且洶湧着兩代之間的暗流,寫得着實不錯。

胡振海(古月)的《野火集》以散文為主。他是個人道主義者,他信仰平等,他同情窮人,同情一切被侮辱與被損害的不幸的人們。在本集中,他討論平等,為甚麼人可以霸佔世界,老鼠吃一些他們也生活在的土地上的東西,就會受到人的捕殺,他揭發人的醜惡:

鱷魚在吃人之前,總是要流幾滴眼淚的,但人在吃人之前,卻猙獰地狂笑。
用右手殺人的人,不斷地讚美他左手的清白。

老虎在吞食人的時候,把骨頭棄置在地上,但人在吃人的時候,卻連骨頭也吞進肚子裏去。

他寫得非常激動,為人類伸不平,為小動物呼冤,正由於如此,含有太多的說教味,失去文藝性,不免有點枯燥。

盧澤漢(文敏)的《憂鬱,遠了》有詩、散文,也有小說。他的散文〈別了,香港〉敘述他離港返台升學,船要啓航時的情緒,寫來很真,很切。而〈接船〉一篇則是他回港渡假時,母親接船之情景,慈母愛子之心無微不至,由十二時一直等到晚飯時分,在碼頭的豪雨下等愛子的那份親情,感人甚深。至於其〈傳道者〉說傳教士不屈不撓的精神,亦使人起敬,較之那篇說愛的〈秋瑩姐〉要好多了。

鍾柏榆(星辰)的《追尋》主要的是詩和散文。我喜歡他的詩多於散文,有幾首短小精悍的小詩是我所喜受的,如〈爆竹〉

嘆一聲命運,喊一句不平
叫破喉嚨,叫掉生命

灑一地鮮紅的血,碎骨粉身

只聞笑謔,沒人憑弔

很有自由詩的味道。又如〈淚〉:

淚如舟子
自眼睛的港口駛出來

也是一些精鍊的詩句。

張俊英以小說為主,他的《靈泉集》裏除了小部分詩、散文,就是兩個短篇:〈艷遇〉、〈靜靜的愛河〉和中篇〈他鄉客〉。他選擇的題材趨近以適合大眾的社會小說為主,但卻因此而失了一種青春氣息及文藝調。〈艷遇〉是說一個捉狹的小故事,生動可愛而風趣。〈靜靜的愛河〉是一段傷感的愛情故事,或許可能是早期的作品,因此,在人物的安排及情節上實有可商榷的地方,如男女主角在戲院相遇,見過十次面,只兩個多月的時間就山盟海誓,共訂白頭,未免兒戲。〈他鄉客〉就朱自清的一句話:「你要光明,你自己去找」為中心,述一位女子在華僑家庭裏的悲劇,及一個青年奮鬥成功的經過,他在這裏只做到交待故事,若以小說衡之,則失掉重心,且〈他鄉客〉這個題目頗不切題。以張俊英的三篇小說來說,我還是較喜歡〈艷遇〉。

在《五月花號》的處女航中,我以為收穫最大的還是朱韻成和盧文敏。

──1970年12月

重讀《五月花號》

《五月花號》是一九五九年出版於台灣的詩、散文、小說合集。書中六位作者:余祥麟、朱韻成、胡振海、盧澤漢、鍾柏榆和張俊英,部是由香港去台灣升學的文藝青年。此書的編排是作者們自己選好作品,冠以各自的總目,再合成一冊厚厚的、二百六十餘頁的《五月花號》。書前還有李樸生、王藍和徐速的序。徐速說:「在這書裏,你可以聽到純真的笑,純真的哭,你可以看到青春生命的活動力,在陽光下跳躍,在黑暗中吶喊。」

六位作者中,鍾柏榆和張俊英沒有印象,其餘四位,我都知道或者認識:余祥麟即余玉書,台灣海洋詩社的創辦人,一九六O年代初從台灣回港,曾鼓吹「中國風文藝」,主編《文藝線》,如今居於温哥華。此中最有才華的是朱韻成(人木),一九五八年,以短篇小說《橋》奪亞洲出版社亞洲小說徵文獎,可惜一九六O年代赴美後,未見再寫作。胡振海(野火)回港後一直在學校裏教書,課餘熱心寫作,熱心推動香港中國筆會事務。

近年認識久已知道的盧澤漢(盧文敏),原來他的文藝生命最長也最燦爛,大學畢業後的四五十年,在香港教書、寫稿、出版,文藝一直在他的生命中燃燒,創作過千萬字小說。我的《五月花號》在一九七O年寫過《五月花號的處女航》(載拙著《書人書事》)後遺失了,今日得以重讀,是盧文敏所藏的珍本。

上官竹子的《夢之圓舞曲》


從六十年代初期開始學習寫作的文社人,能在短期內出版單行本小說集的,除了小清江﹙柯振中﹚外,就數到上官竹子。他們所不同的是柯振中其後不斷創作,出版單行本十多種,成為著名的海外華文作家;上官竹子結集出版其處女小說集《夢之圓舞曲》(台北儒林文社,1966)後,卻似曇花一現人間蒸發,希望只是我孤陋寡聞,他不再創作,卻在另一領域大發光芒,作出貢献。

上官竹子﹙1945~﹚原名朱國能,據說自十六歲開始,即從事寫作,其作品散見於《星島日報》、《華僑日報》、《文藝線》和《文壇》等報刊。一九六二至六三年間,上官竹子寫作甚勤,經常冠以儒林文社的名號,為《星島》的學生園地撰稿,寫得很不錯。不過,我卻注意到儒林文社似是一人文社,因除了他以外,好像再沒有其他人用這個文社的名義刊登文稿。其後,上官竹子加入《文藝線》團體,鼓吹「中國風」文學。六三年竹子赴台大升學,入中國文學系,學習之餘仍不斷努力創作。到一九六六年元月,在台灣出版其處女小說集《夢之圓舞曲》,由學生書局總經銷,香港則交中國風出版社代理。

《夢之圓舞曲》厚一六二頁,共收十一個短篇創作,據說都是他赴台以後的作品。書前有洪炎秋的〈序〉和作者自撰的〈創作中國風的文學〉﹙代序﹚,書後還有篇〈後記〉,交待出版的始末。關於「中國風」的問題,在六十年代的文社潮期間,曾引起不小的論戰,我不想舊事重提,只想看看竹子的小說。

上官竹子的小說題材,大致可分成兩類:〈南風吻面輕輕〉、〈夢之圓舞曲〉、〈滑過唇邊的吻〉、〈最後一輪落日〉、〈杜鵑花開時〉、〈幽情〉和〈遙遠的呼喚〉等七篇,是談愛情的;〈耶和華的眼淚〉、〈父與子〉、〈長夜〉和〈真〉等四篇,是社會性較強的。

寫這些小說的時候,竹子大約二十歲左右,社會觀察不夠深入,多寫戀愛是必然的事。在幾篇愛情小說中,寫得較好的是〈滑過唇邊的吻〉,這個小說以十四封沉落的情箋組成,是一個年輕人寫給情人的信,從單方面去敘述一段戀情。由他們的邂逅、發展,其中受到挫折、阻撓,最後到女方家長索「高價賣女」為止,處處散發出淡淡的哀愁與無奈。正因為是單方面發出的信,沒有對方的回應,留給讀者思考與擴展的空間,使這篇小說更能引人。年輕人感情豐富,對情愛有不正常的幻想,寫小說濫情,也是無可厚非的事;然而,若透過談情而大發謬論,強讀者看主人翁為自己的理想而辯論,卻是短篇小說的大忌。上官竹子在〈杜鵑花開時〉、〈遙遠的呼喚〉和〈夢之圓舞曲〉中,都犯了這種錯誤。他利用小說中男女主角直接的對話,來討論了:胡適對中國文學的貢獻、充滿自由學術研究的學府缺乏寫作自由、中國教育的失敗、寫實主義好還是意識流好……等嚴肅問題,把戀愛的氣氛全搞垮了。談情說愛就談情說愛,何必把這些問題,一點也不婉轉地硬塞進去!

涉及社會問題的幾篇,上官竹子似乎偏愛〈真〉,而把它排在書的最前列。〈真〉寫年輕的周燦四九年由大陸落到香港,因失業而誤入黑社會,被訓練成地下賭場的「荷官」,卻在一次打鬥中受傷,且被關到牢中一月。出獄後,轉做正行;卻因妻子交通失事住院,需要一筆為數不少的醫藥費,被迫跟隨舊日「大佬」去爆竊。終於在得手之時為同黨所殺。

此篇寫得最長,幾佔全書的四分之一。雖然小說的最後,給人意外的結局,然而,年輕的竹子到底是閱歷不足,經驗尚淺,故事發展的環境描述欠缺,而周燦的面目也很糢糊。他給我們的,只是個社會故事而已,談不上具深度的文學作品。

反而,我比較欣賞他早期的〈耶和華的眼淚〉。

〈耶和華的眼淚〉的結尾處,註明「脫稿於五十二年(即一九六三)三月十二日。五十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晚重寫於竹子樓。」

一個作家為什麼會重寫一篇作品?理由很簡單:他不滿意以前所寫的,卻又偏愛那個題材,重寫是自然的事。很明顯,這是上官竹子在港讀中學時的最愛。故事很簡單:就讀教會中學的孝全,因家裏太窮困,無錢購買學校為擴建校舍而推出的換物券;為了不想在同學面前太難堪,終於從父親的錢包裏,偷了三十塊,以滿足班主任的最低要求。

我不知道上官竹子在港時讀的是哪間中學,但,孝全的遭遇普遍存在於我們那一代中學生的身上,讀來使人產生共鳴;不管是他親自目睹的,或者是聽來的故事,卻很能反映現實。竹子在這個小說裏已灌注了真切的感情,為它賦與了生命!

上官竹子是文社潮時期的代表人物,到台灣升學照道理會更豐富他的寫作生命,可是,我卻沒有再讀到他其他的作品。在〈南風吻面輕輕〉的最後,他有這樣的一段話:

這正像一陣夏天的驟雨,來得急促,也去得匆遽。雨終於會停止,就是下得最長久的雨,也有停止的時候。

只是我覺得:上官竹子的這場雨,是停得太快了!

──二零零零年七月刊於《文學世紀》第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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