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葉的話

素葉的話（一）
何福仁

一九七八年某一個冬夜，我們好幾個熟人聚集在張灼祥家中，開始為一個小小的出版社命名。我們各有本身的職業，不一定相同的職業；不過大家都喜歡文學藝術，平素的話題就以文學藝術為主，雖然，這方面的看法，也未必完全一致，幸好並不完全一致。我們多少都有過編輯、參與文學刊物的經驗，有的編過《中國學生周報》，編過《大拇指》周報；有的編過《羅盤》詩刊，編這編那，有時這一份才不得不休刊，就想到重新出發，再辦另一份。這一個晚上，我們經過了短暫的休息，在紅酒與咖啡之間，又想到為甚麼不組織起來，變換一種方式，辦一個小小的出版社，出版香港作者的書籍呢？

如果說這是讀書人的不甘寂寞，我想，那麼的一個出版社，出版本地嚴肅的文學作品，不見得就會是很熱鬧很燦爛的事情。最初，從構思、組織到註冊，最積極應推周國偉。國偉是我大學時的書友，──那些浪漫，喜歡高談闊論的日子，他就提出過要辦一個這樣的出版社，注定賠本，然而可以無悔於青春。畢業後他離港到非洲一段時間，再回來，居然舊事重提。我只好唯唯諾諾。於是大家輾轉聯絡朋友，反應都出奇地熱烈。我們最初的成員包括西西、張灼祥、鍾玲玲、辛其氏、許迪鏘、康夫；另外兩位我們唸書時的同學梁耀榮和周麗英。梁周兩位絕少出席大夥兒的聚會，可一直支持、信賴我們。不久，杜杜、淮遠和梁國頤也來了；張紀堂從英唸書返港，自然而然成為核心的人物。過兩、三年，我們又得曹綺雯、俞風、黃襄等人的參與。這晚上，我們一邊聊天，一邊為出版社想一個名字。大家照例東拉西扯，忽然談到李白的出生地素葉水城，已不記得是哪一位靈光一閃，指出「素葉」不就很好麼？我們都喜歡這樸素的名字；我們出的書，恐怕也只是數頁而已。

我們辦過雜誌，但出版書籍，到底是新嘗試。六、七年前，不怕虧本，專出本港作者作品的出版社，可說絕少。但香港分明不是文化沙漠，文學創作的某些表現，甚至優於中國內地和台灣。劉以鬯先生的一篇文章指出，香港現代詩的發展，繼承了中國三、四十年代的傳統，早於台灣，更影響了台灣，馬朗先生編的《文藝新潮》就是證明；至於西西、吳煦斌的小說，就技巧之現代化而言，其實走在當代中國大陸以至台灣之先。又如外國文學的翻譯，也斯等人辦《四季》時，就率先譯介了加西亞．馬爾克斯、波赫斯的作品。然而，作品在刊物上，報上發表了，連隨就在茫茫的文字海裡散失了，搜集不易，對後來研習的人，很不方便。所以，我們偶爾會讀到某些過港的外地詩人、學者，拿著有限的材料，評論香港這香港那，彷彿早知如此，到此一遊，無非某種結論的追認。況且即使我們自己，也會因為作品星散，像失去的記憶，對過去失去通盤、周全的看法。素葉的創辦，──如果早已有人開路，沿路走下去吧了。我們嘗試做當時一般出版商不願意做的工作。這種工作，絕不可能由區區一兩個沒有甚麼財力的業餘出版社完成。近年，資財雄厚，組織完備的出版社多了，顯然也願意出版本地作者的作品，這才是好事。我至今不能忘記當初大家在美孚聚會時興致勃勃的情況，一切都充滿朝氣。那時主人的女兒剛剛出生；後來才不斷遷居。那時我們讀何塞．多諾索（Jose Donnoso）的《拉丁美洲文學的爆炸：個人的歷史》，講六十年代之前在拉美寫作和搞出版的困境，不免連類附比，別有感受。

對於大部分的素葉同人，誠如灼祥所說，辦出版只是生活的另一面，並不是要證明甚麼，因為到頭來，可能並不證明甚麼。在有益的前提，必需同時是有趣的才行。是的，我們既沒有了不起的宣言，也沒有太大的奢望。大家量力而為，並不勉強自己。每人每月按照自己的能力捐付若干作為出版社的基金，儲夠了錢就出書，賣得的書錢，撥入基金去，再出版其他。為了利便編輯的工作，計劃擬定，每一輯出四本，盡可能每輯都包括小說、散文和詩；至於文學評論、劇作等，也在出版之列。每書印數大約一千冊，合排字、印刷、釘裝等開支，從無到有，花費不少，五、六年前是這樣，如今印刷等費用漲價不已，每書仍然只能印千冊左右，然則幾乎要所有書都賣掉才收回成本了。這哪裡是生意？幸好「素葉」本來就是一個不牟利的出版社，並不會因為銷售的數字不符理想而中斷計劃。大家循例付錢。幾年來，某某失去工作，或者經濟變得拮据，暫停捐付就是。大家等待他們重新找到工作，經濟好轉再說。有錢的出錢，沒錢的出力；天曉得，「素葉」中人，素友人也，可沒有一個是有錢人。

當然，書多賣些，收支足以平衡，方是長久之計。這麼一來，可以多出有意思的作品；可以給作者稿酬、版稅，──這是我們的夢想。可惜一直沒能夠做到。書出了，也沒有甚麼宣傳。這樣的出版社，要是連作者支持、諒解都沒有，就難以想像。這是甚麼我們先向比較熟悉的作者入手的緣故。說來慚愧，其中三、兩位更願意自掏腰包。一些作者，或創作，或評論，早犖犖成家，一直有其他出版社邀約出書，比如西西、戴天、董橋、鄭樹森、也斯，可他們倒寧願先「素葉」。又如馬博良（馬朗）、李維陵、古蒼梧、綠騎士、吳煦斌、蓬草、鍾玲玲、淮遠等等，輩份不同，成就都有目共睹，是香港文學史不能抹煞的名字，他們都選擇了「素葉」。尤其可貴的是，其中許多位還是第一次結集。

第一輯四本書在一九七九年六月出版。當時一些朋友，出於激勵，笑說我們只是即興的浪漫而已，充其量出版四本，往後就難以為繼了。至目前為止，我們出了二十本書。林年同談中國電影藝術的《鏡游》，辛其氏的散文集《每逢佳節》則在釘裝之中。

八Ｏ年六月，叢書的工作稍覺穩定，我們另開一個獨立的財政，再用每月認捐的方法，出版《素葉文學》雜誌。叢書近乎靜態，是個人作品的整理、展現，雜誌則比較動態，可以提供園地，讓不同的作者耕耘。初創的《素葉文學》，形式相當特別，用黃皮紙，十六開，為了盡量利用篇幅，放棄了封面和封底，說來好聽；一開始就呈現一首詩，或者一篇小說。原意是不定期刊，隔四、五個月出版。由第三期起，改成月刊，一鼓作氣，一直到十七期，終於赤字龐大，乃改成雙月刊，及後再改為季刊。至今共出二十五期，分成兩冊合訂本。綜觀二十五期的內容，大抵以創作為主，如果還有一點別於其他文學雜誌的風格，那是逐步走出來的。最近一位朋友對我提及；其他的不算，二十五期登了五十三篇小說，單就量而論，已相當可觀了。其中若干篇，台灣予以轉刊，如西西的《像我這樣的一個女子》、《堊牆》等，前者更獲得《聯合報》年度小說的推薦獎，入選由周寧編的《七十一年短篇小說選》；後者最近則入選由馬森編的《七十三年短篇小說選》。辛其氏的《真相》，刊於第四期的《聯合文學》。除了創作，我們一直嘗試做好外國文學藝術的譯介，加西亞．馬爾克斯得諾貝爾文學獎的消息公佈後，我們出了一期專號。此外，灼祥趁遊台之便，曾訪問了陳映真，這位作家一向雄辯滔滔，這是一篇十分精采的創作談話。

《素葉文學》採輪值編輯制，每期的工作人員不盡相同，但芸芸編輯中，不得不提許迪鏘，如果沒有迪鏘的努力苦幹，也許早就垮掉了；差不多每一期的素葉，都經過他的剪剪貼貼。這是多麼磨人的工作呢。

我們的美術顧問是畫家蔡浩泉。叢書的封面固然由他設計，雜誌的版面也參考他的意見。一九八二年六月下旬，我們在大會堂高座展覽館為他舉辦畫展，名為《蔡浩泉八二展》。大夥兒投入工作，也獲得其他朋友的幫助，貼海報，出版場刊等，成果美滿。第二年的十一月間再舉行《八三展》，由於人手不足，畫家也實在疲於其他的事務，結果叫人失望。檢討兩次經驗，可說得失參半，俗云：一分耕耘，一分收穫。這類展出是值得辦下去的，但必需經過周詳的籌劃不可。

想來組織不善，效率不高，種種一般業餘出版社的通病，我們統統犯上了。我們沒有固定的工作地點，兩處甚至三處流動，訊息不易傳遞。至於人人平等是美事，職分有時卻乏人責成，比方對外聯絡，你以為我做了，我又以為你做了，於是出現問題，引起誤會，──不免愧對作者。最要命的是，每月的捐付，也照例會有人拖久，日久積壓下來，就成為無法填補的枯數。幾年來，有一、二朋友退出，同時有兩、三朋友加入，加上若隱若現，身分曖昧的一、二位，這其實是和諧的組合，一直沒有發生甚麼不愉快的爭論。大家意見未必一致，我前面說過，何必絕對一致呢？互相交流、溝通好了。

昨晚，我們又在咖啡與茶之間，擬定了《素葉文學》第二十六期的內容。

（寫於一九八五年）

（素葉出版社臉書專頁二Ｏ一五年八月廿一日）

素葉的話（二）
許迪鏘

何福仁寫於一九八五年的《素葉的話》，文末提到的素葉第二十六期，要到六年後，即一九九一年才出版。在經濟問題外，主要的還是因為大家做得實在累了。這其實是自然而然的一回事，對我個人來說，行於所當行，不以行之為高，止於其不得不止，不以止之為悲。香港的同人刊物都是這樣，有的只出一兩期，但隨即有其他刊物補上，文學之樹，得以繼續生長。

一九九Ｏ年，我由報館轉職到C雜誌社，工作比較清閒，拿起一張紙，左算右算，認為以數頁的篇幅，再出一份雜誌，在經濟上似有可為。跟舊日同人一說，大家又來勁了，乃有復刊一號（總第二十六期）之出版，時維一九九一年七月。仍採集體負責制，美術則由李念慈主理。余非和甘玉貞的加入，也給我們注入了新的力量。初定每月出版，每期二十四頁。也的確依時出版一年左右吧，頁數也越出越厚，由二十四頁至四五十頁不等。那以後，頻密的刊期也無以為繼，去年更交了白卷。

素葉最初是先出書然後出刊物，這次重生，則由刊物開道，到九四年，香港藝術發展局成立，政府有史以來首次資助文學書籍的出版，我們申請資助，一口氣在這 一年出了十本素葉文學叢書，累積至今，已出至第六十五號。雜誌則是第六十八期。路以後怎樣走下去，我也不大肯定，也是那句老話，走着瞧吧。

（寫於二ＯＯ二年）

（素葉出版社臉書專頁二Ｏ一五年八月廿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