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抗戰勝利70周年，也是香港重光70周年。過去幾個月兩岸四地舉行了多場大大小小紀念活動，專家學者發表了多篇與抗戰有關的文章，筆者於9月18日在明報寫了一篇題為「羅旭龢奉旨通敵」的長文，分析了日佔時期首席華人代表羅旭龢與日本人通力合作的原因及經過，這是筆者研究香港淪陷期間報業附敵問題其中一個章節，筆者同時研究了著名文化人葉靈鳳於日佔時期一些行事，冀望能對這位面目模糊的文化人看得清楚一點。本文是於前人研究所得基礎下，對照當年國民黨的機密檔案寫成，希望能對葉靈鳳的研究有所補充。
葉靈鳳在香港淪陷期間被不少文化人當作「文化漢奸」，視他為積極的親日派，因為很多日本人主催的文化活動，他都是大會的主角。其實，葉靈鳳是一位多面人：他既是國民黨的人（有國民黨檔案為證），又是日佔政府的文化顧問，同時間卻偷送日本材料給重慶政府；他曾被《魯迅全集》的注文白紙黑字地定性為「漢奸」，而最近又有學者在考證他是否共產黨的同路人。葉靈鳳的政治屬性是那麼複雜，那麼模糊，近代文人沒有那一位可比得上他！
說葉靈鳳是國民黨的「自己人」，筆者發現，最先透露葉這個身份的，是國民黨一份「極密」內部文件。這份由國民黨中央宣傳部於1942年12月14日呈交行政院的「香港近狀報告書」，提及葉靈鳳時稱呼葉為「同志」，並稱「葉同志為本處（中央宣傳部閩粵區宣傳專員辦事處）派港宣傳指導員」。報告書透露了葉靈鳳當時在日本人控制下的機構工作情形：「港陷後，以前出版之雜誌即完全停版，敵以報紙當不能盡量宣揚其『和平運動』與『大東亞新秩序』，於是壓迫胡文虎，何東合資設大同圖書印務局發行雜誌及書報等，以冀不費一錢，可以肆意造謠，藉以遂其以華制華之陰謀，胡何等處於刺刀之下，不得已允諾，由胡何等共籌港幣五十萬元為資本，於今年七月間成立，計劃發行新東亞雜誌，大同畫報及漫畫雜誌，兒童雜誌等定期刊物。該局事務分三部（1）總務（2）編輯（3）印刷等，由胡好（胡文虎之子）負全責，編輯方面則由葉靈鳳同志任之（按葉同志為本處派港宣傳指導員），而負責該局之指導之責任者敵報道部特派囑託野原任之。」（注一）
換言之，葉靈鳳當時是負責「大同圖書印務局」編務，實際主持《新東亞雜誌》、《大同畫報》等雜誌。而根據其後日本人姬田光義編著的「重慶中國國民黨在港秘密機關檢舉狀況」，更直接指出葉靈鳳是國民黨「特別情報員」，但他同時作為日本報道部的顧問（囑托），負責大同圖書印務局編務。
據姬田光義的「檢舉狀況」披露，葉靈鳳於1942年經人介紹認識國民黨中央調查統計局香港站站長邱清猗，當上了特別情報員，葉靈鳳利用他在大同圖書印務局的身份，搜集有關出版，文化活動各方面的情報。葉靈鳳1943年兼任國民黨港澳總支部黨務辦事處幹事，同年五月左右被日軍憲兵部發現為國民黨情報員而被捕。
第一個公開證實葉靈鳳為抗日工作收集情報的，是有香港「金王」之稱的金融界大亨胡漢輝，根據羅孚所記：「胡於1984年初寫過一篇憶舊文章，提到一個叫陳在韶的人，當時由香港走難去重慶，被國民黨中宣傳部派回廣州灣，負責搜集日軍的情報。他說，『陳要求我配合文藝作家葉靈鳳先生做點敵後工作。靈鳳先生利用他在日本文化部所屬大岡（按：應是大同）公司工作的方便，暗中挑選來自東京的各種書報雜誌，交給我負責轉運』。他又說：他日間『往星島日報收購萬金油，在市場售給水客，以為掩護；暗地裡卻與葉靈鳳聯繫。如是者營運了差不多有一年之久』。這裡說到他是被要求『配合』葉靈鳳的，顯然葉靈鳳早就在幹『敵後工作』了，是不是僅僅暗中挑選一點日本書報那麼簡單，也就很難說。……這至少說明，葉靈鳳名義上雖然是在日本文化部屬下工作，實際上卻是暗中在幹胡漢輝所說的抗日的『情報工作』的。」（注二）
羅孚認為，不能把葉靈鳳稱為國民黨的地下工作者，他其實也是「配合」，而不是什麼專業人員。他不過是苟全性命於亂世，陷身「曹營」，不忘「漢室」，盡可能做點對得起國家民族的事，以求心安而已。
1988年6月，葉靈鳳遺孀趙克臻寫給羅孚的信件透露：「靈鳳於（1943年）端午節前一日失蹤，一連數日，消息全無。後來由我義兄尤君（先父義子）設法，結識日軍憲兵部台灣籍通譯劉某，得以查到靈鳳等因間諜嫌疑，被囚禁於憲兵總部……。過了一個月左右，我得到日本友人及軍政人員協助（我不想把他的名字都寫出來），靈鳳獲得無罪釋放，但不能離香港。此時已是中秋前一日，他已被囚禁了三個多月。不久邱氏兄弟及羅四維亦相繼出獄，聽說在某種條件下，要為對方服務。可惜其他四十多人，大都被判死罪，或病死獄中，內中也有無辜的，此案就此了結。」（注三）由於趙克臻認為葉靈鳳的「同黨」邱氏兄弟是答應為日本人服務才獲得釋放，故很難相信葉靈鳳的釋放，是沒有條件的。
葉靈鳳獲釋後，在自辦的《大眾周報》主持編務，1944年1月開始主編《華僑日報》的《文藝週報》。在此期間，葉靈鳳繼續和日本當局保持往來，繼續扮演香港文化界領頭人的角色。陳君葆1944年7月6 日的日記便透露葉靈鳳負責組織新聞學會，這個學會獲得日本當局的支持：「葉靈鳳們組織新聞學會邀我作名譽會員，已設法推辭，今天他們開成立大會，靈鳳又寫信來約去參加並說『總督也出席，而且有午餐』我待不去，他打電話來說『座位是排好的，缺席恐不好看』，於是我只得去了，在一方面看，倒像哺餟也似的。午前便到東亞酒家去，坐在我旁邊的是鮑少游，佈置倒有些特別。這也許因我幾年來參加這種儀式還算第一次。演說台兩旁分別各官員座位，首為磯谷總督，他右手是大熊海軍司令，以下則左右分開計泊總務長官，市來民治部長，那邊則為野間憲兵隊長等武官，和羅旭龢周壽臣等……。」（注四）這顯示日本當局仍在利用葉靈鳳去拉攏香港新聞界和文化人。
《華僑日報》是於香港淪陷後兩年的1944年1月30日創辦了《文藝週刊》，每逢禮拜天在《華僑日報》刊出一次，總共出版了99期，至1945年12月25日終刊。《文藝週刊》在淪陷期間出版很受注目，因為負責編務的葉靈鳳是當時文化界響噹噹的人物。《華僑日報》為何會在其原有副刊《僑樂村》以外再出版《文藝週刊》？《文藝週刊》的主編為何是葉靈鳳（從第73期開始改由陳君葆主編）？首先，讓我們看看《文藝週刊》創刊號〈給讀者〉的說明：「近來，時常從報紙上見到文藝愛好者所發出的要求，說是南國的文藝園地荒蕪了，寂寞得一點可看的東西都沒有。這呼聲，就是從朋友們的口中也時常可以聽到。不知怎樣，每聽見這樣的呼聲，自己心上總感到有一點沉重。說這是責任感，那是太僭越了，因為我們明晰的知道，文藝園地荒蕪的原因，決不是由於任何人的疏懶，而是戰爭向文化界伸出了手，像一位慈母毫不躊躇的獻出了她的愛子一般，文藝也呈獻了她的所有。說是寂寞，那倒是實在的。兩年以來，雖無時不在忙迫之中，但內心有時實在也寂寞得難受。寂寞的原因很簡單，正如許多文藝愛好者所呼喊的一樣：兩年以來，南國文藝園地實在太荒蕪了！現在，我們大膽的開闢了這一塊小小的園地。我們敢於嘗試的原因，就是知道有許多文藝愛好者正和我們一樣，沉默得太久，有一點不甘寂寞了。春天來了，正是播種的時候。親愛的讀者們，在這南方一隅的小島上，我們一起來辛勤的栽培這一塊園地罷。但知耕耘，莫問收獲，燕子來了的時候，他自會將我們的消息帶給海外的友人，帶給遠方的故國。」（注五）
很明顯，在這時候誕生《文藝週刊》，是因為香港的文藝愛好者「沉默得太久」，不甘寂寞，要在荒蕪的土地上耕耘播種，而且在暗示：陷敵的同時，不忘故國。看來，這是《華僑日報》開設《文藝週刊》的原因，但也不排除是主編葉靈鳳本人和其他文化人例如戴望舒、陳君葆（他們兩人都是週刊的主要作者，陳君葆1944年2月加入華僑日報開始編輯生活。）的共同願望。需要注意的是，如果沒有日本當局的同意，《華僑日報》或葉靈鳳本人是無法開辦這個週刊的，因此，我們不難發現週刊不時出現吹捧日本的文章，但所登載本地作家的文章，背後也有眾多「弦外之音」。
葉靈鳳的多面人身份，深刻的影響着他的文章思想，從最初的《大東亞雜誌》，到後期的《大眾周報》和《華僑日報》的《文藝週刊》，都能看到葉靈鳳作為主編的「兩面手法」：一方面要替日本人講好話，另方面又似乎要藉發思古之幽情，反映對鐵蹄下現實生活的不滿。
《華僑日報》的《文藝週刊》於1944年1月30日創刊，創刊號有4篇文章：（一）〈給讀者〉；（二）〈中國人與日本文藝〉（武田泰淳着，任真漢譯）；（三）〈致螢火〉戴望舒；（四）〈少年維特之重讀〉葉靈鳳。筆者在前文已說過〈給讀者〉是編者解釋創辦這份週刊的原因。幾乎佔了創刊號一半篇幅的〈中國人與日本文藝〉，主要是作者武田泰淳看到周作人的隨筆集《雨天的書》所引起一連串的聯想。他說「周作人的愛好日本文藝之心，也可以說是哀中國生活之乾燥粗鄙……對於周氏，日本文藝便不只是異國文化現象，而是自己的詩情，自己的喜悅以及自己憤怒的地方了。不是陶醉趣味的發洩。」《文藝週刊》刊登這篇長文，顯然是應酬日本當局（特別是報道部）的表態文章。葉靈鳳之〈少年維特之重讀〉才是創刊號「主菜」，葉靈鳳借少年維持之煩惱去抒發淪陷區文化人的無奈：「十八世紀的少年維特，為了他的戀人夏綠蒂的幸福，為了自己無法的苦悶，從自殺上尋得了他的出路，獲得了他的新生命。但今日的少年維特？『愛』對於他既是犯罪，但自殺又是更大的犯罪，對於幽囚在自己的友人同時又是自己敵人手中的夏綠蒂，今日的維特該怎樣解決他的苦悶呢？……面對着世紀的苦悶，自殺是不能解決的，這也許就是今日的少年維特最大的煩惱。」文章最後幾句是葉靈鳳要表達的主旨：生活在日本鐵蹄下的文化人是那麼的苦悶、無奈，但又不能自殺，大家都面對「世紀的苦悶」。
著名詩人戴望舒的〈致螢火〉，把螢火比喻為祖國，希望祖國早日拯救香港脫離苦困：「螢火，螢火，你來照我……我躺在這裡，遠離着太陽的香味；在什麼別的天地，雲雀在青空中高飛。螢火，螢火，給一縷細細的光線，夠挹得起記憶，夠把沉哀來吞嚥！」
葉靈鳳在《文藝週刊》第8期裡發表散文〈鄉愁〉，引用屈原〈九章‧哀郢〉：「曼余日以流觀兮，冀一反之何時，鳥飛返故鄉兮，狐死必首丘，信非吾罪而棄逐兮，何日夜而忘之。」以表達思念祖國之情懷。事實上，葉靈鳳這類明志的文章，是一脈相承的。早於1942年8月1日《新東亞》雜誌（日本人控制的大同印務局出版的雜誌）上，葉靈鳳的〈吞旃隨筆〉便引用屈原〈九歌〉：「鳥何萃兮蘋中，曾何為兮木上，沅有芷兮澧有蘭，思公子兮未敢言。」的句子作序，而以「吞旃」為文章標題，更是以蘇武自況。
《文藝週刊》雖然從第73期開始換了主編，由陳君葆接任（葉靈鳳轉往香島日報編副刊），但風格貫徹始終，刊登的文章除了抒發淪陷區文化人的苦悶寂寞外，也多引用典古以明志，另外就是譯介外國文學作品，也刊登不少日本文學翻譯作品。
研究香港淪陷時期報紙文藝副刊的張詠梅指出：「《華僑日報‧文藝週刊》創刊於淪陷兩年，當時由於種種原因留在香港的文人，如葉靈鳳、戴望舒、陳君葆等都在這個副刊上發表作品。他們既沒有以身殉國，又迫於敵方統治者所施加的壓力，加上現實生活的需要，無法選擇沉默，逼於無奈要在日軍鐵蹄統治下執筆寫作，編輯刊物以求生存，因此，他們在戰後都被懷疑曾否附逆，幸而事後都已經洗脫『漢奸文人』的污名。」（注六）這是對淪陷區香港文壇狀況很透徹的表述，適用於葉靈鳳、陳君葆、戴望舒……等等文化人，也適用於主持報政的社長，總編輯等等。
戰後在政治上對葉靈鳳打撃至大的要算是《魯迅全集》的注文把他定性為「漢奸文人」。1957年版的《魯迅全集》其中一段註文這樣形容葉靈鳳：「葉靈鳳，當時（按：指二十年代）曾投機加入創造社，不久即轉向國民黨方面去，抗日時期成為漢奸文人。」但1981年新版的《魯迅全集》註文修正了對葉靈鳳的看法，註文把他和潘漢年放在一起下註：「潘漢年（1906-1977），江蘇宣興人，作家。葉靈鳳（1904-1975），江蘇南京人，作家，畫家。他們都曾參加創造社。」除了摘去葉靈鳳「漢奸文人」的帽子，還把「投機」、「轉向」等負面字眼刪去，明顯地要替葉靈鳳平反。
2015年3月《羅孚卷》出版，羅孚在書中透露葉靈鳳死後留下了大批日記，是從1943年9月開始的。葉靈鳳在1943年10月的日記說：「擬用《國破山河在》為題，作今年雙十節紀念文，思索久之，題目雖好，但無從下筆。也許以『四十年代的少壯者，應為復興新中國的幹部』為中心來寫這題目，似乎容易些，改日再試一下。」（注七）羅孚認為，這是反映出葉靈鳳故國之思、愛國的寫作計劃。葉靈鳳由始至終，沒有公開為自己在淪陷時期所幹的事辯解，其妻子趙克臻在給羅孚的信裡指出：「靈鳳的一生，雖然沒有做過什麼大事，但他也不會去做漢奸文人，這一切的前塵往事，我想黃茅先生是知道得很清楚的。靈鳳生前，不想我提起這些事，他說一切已成過去，說出來也於事無補，但求問心無愧也就算了。」
戰後，國民政府展開「肅奸」運動，在全國範圍追緝漢奸，和日本人有密切合作關係的葉靈鳳並不在通緝名單之列，這可茲證明本文前述葉靈鳳是國民黨同路人的身份，然而，他於淪陷時期與國民黨實際上保持着怎麼樣的關係，至今仍然是一個謎。葉靈鳳一生，充滿矛盾，其文壇拍檔陳君葆對他也感到疑惑，日本投降後一星期，陳君葆在8月23日的日記裡寫了一段有關葉靈鳳的情況：「靈鳳的意志似見動搖了，他的《文藝週刊》時期的作風仍未能免。我真不明白，他留港的目的在發財呢，抑或在有所建樹？現在的結局不曉得當時他們曾否有着真正的信心，抑或純然投機主義？」（注八）70年後的今天，陳君葆當年對葉靈鳳的疑惑，仍未有人解得開。
注：
一. 〈香港近狀報告書〉，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閩粵區宣傳專員辦事處編撰，1942年12月，第53頁。香港歷史檔案館藏，HKMS 175-1-49。
二. 羅孚，〈葉靈鳳的後半生〉，《葉靈鳳作品評論集》，香港文學評論出版社2011年出版，第13至14頁。
三. 盧瑋鑾，鄭樹森主編〈趙克臻一九八八年六月二十四日致羅孚信件〉，《淪陷時期香港文學作品選》，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13年6月出版，第319頁。
四. 陳君葆，《陳君葆日記全集》卷二，香港，商務印書館2004年7月出版，第262至263頁。
五. 《文藝週刊》第1期，《華僑日報》，1944年1月30日，第2頁。
六. 張詠梅，〈談華僑日報文藝週刊葉靈鳳的作品〉，《葉靈鳳作品評論集》，香港文學評論出版2011年出版，第225頁。
七. 馮偉才編《羅孚卷》，香港當代作家作品選集，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15年3月出版，第247頁。
八. 陳君葆，《陳君葆日記全集》卷二，香港，商務印書館2004年7月出版，第399頁至400頁。
（《城市文藝》二Ｏ一五年十二月二十日第8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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