岑才生與報業
黃仲鳴
前《華僑日報》老闆岑才生以九十四歲高齡，於4月27日早上逝世。聞者惜之，我更是黯然。
19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我曾在《華僑日報》兼職。這「兼職」實是怪得很，不用上班，也非報社職員，而是以包版的形式為《華僑》編半版副刊。那時版名曰「群英會」，其意是招領各方英雄來耕耘；可惜，才哥（那時我們這樣稱呼岑才生先生，雖然他年長我們很多）對財是相當緊手的，包版是給一筆錢，由主編自行分配，包括稿費和編輯費，製作則由《華僑》負責。包版費不高，自是請不到「真．英雄」助陣，但也搞得有聲有色。直到《華僑》轉讓《南華早報》，那才壽終正寢。
記憶中，每日的黃昏，我都跑上《華僑》發稿和編稿，逗留一至兩小時。有時得遇才哥，都寒暄幾句。我曾多番請他為「群英會」提點意見，他總是笑口吟吟：「不錯啦。編輯自主，你鍾意點搞就點搞。」這就是才哥的本色。
這「本色」其實害了他。《華僑》晚近幾年，就是在他的「編輯自主」下，同日一張報紙，同一篇鱔稿每見於不同版面，才哥居然不炒魷、不責怪、不整頓。《華僑》質素，自是每況愈下。
才哥太好人了。這是華僑人的評價。當年每上《華僑》編輯部，都感受到一片平和，一片輕鬆的氣氛。我坐在其中，變得十分慵懶，十分的舒適。
我是頗懷念那段日子的。
有人說，才哥太子爺出身，秉承父親岑維休的產業，是不懂辦報的，他只是老闆，不是報人。這說錯了，才哥是真正的報人。
才哥留學美國，讀經濟學，得碩士。1945年入《華僑》營業部，從低做起；1954年後任日報編輯；1957年出任經理；1985年任總經理。到1986年父親離世，才接任社長。
才哥歷經營業部、編輯部，對報紙的運作了如指掌，這可見於1955年出版的一部名曰《報紙》的書，封面作者署何建章、歐陽百川、吳灞陵、岑才生。內容其實多由岑才生執筆，何建章是當時日報的總編輯，歐陽百川和吳灞陵是編輯。吳灞陵開篇寫〈報紙之史的發展〉，佔三頁；何建章寫第三章〈論記者工作與修養〉，佔兩頁；歐陽百川寫第四章〈編輯工作概述〉，佔兩頁，都是篇幅甚短之作。其餘四章〈香港報紙的組織〉、〈報紙出版程序〉、〈什麼是新聞〉、〈怎樣讀報〉的長文，都由才哥執筆。從這幾章可以看到當時報紙的面貌，插圖亦多。在印製技術開始躍飛的上世紀90年代，這部描述傳統報館運作的《報紙》，實在是一部史書。吳灞陵說：「今日（按：指50年代）香港報紙仍在一切現代的優越條件下邁進，其理論與實際，可從這部《報紙》窺其全貌，因為作者岑君才生不但是新聞學的研究者，並且負起了搞好一張報紙的實務，其深入淺出的寫法，大有助於讀者對於報紙的了解。」確然。
才哥去矣。他是我從事報業以來「最仁慈的老闆」。
（《文匯報》二Ｏ一六年五月三日）
緬懷香港一代報人岑才生
也替《華僑日報》歷史問題說句公道話
鄭明仁
香港一代報人岑才生先生於2016年4月27日在養和醫院安詳離世，享年94歲，新聞界同人深表哀悼。岑才生的辭世，代表着香港報壇昔日的中流砥柱又少一人，也代表着由岑家創辦的《華僑日報》（《華僑》）正式成為歷史。
岑才生父親岑維休1925年6月創辦《華僑》。岑維休領導報社經歷了省港大罷工、抗日戰爭、日軍佔領香港、國共內戰、六七暴動、香港前途談判等歷史時刻，每個時期《華僑》都首當其衝，有榮也有辱。
日佔時期《華僑》的所作所為，令岑維休於戰後成為箭靶，一度遭國民政府當作「漢奸」通緝，主辦此案的國民黨黨官企圖一舉吞併《華僑》，岑維休幸得港英政府全力保護，並得到徐復觀代向蔣介石求情才逃過大難。《華僑》背負着這個歷史恥辱包袱走了好幾年才走出「通敵」陰影。筆者這篇文章是在緬懷岑才生先生之餘，也希望替《華僑》被指在日佔時期的「通敵」行為說句公道話。
牽頭創立報業公會
岑維休於1985年12月逝世，岑才生即正式接掌《華僑》。早在1945年香港重光後，岑才生已進入《華僑》營業部工作；1949年他到英國三家報社實習時遇見何東爵士（何東家族在香港經營《工商日報》），何建議他回港後創立團結各報的公會組織，以便在國際上發揮影響力。岑才生回港後與父親商量，結果《華僑》和《工商日報》、《星島日報》、《南華早報》於1954年成立香港報業公會。公會至今仍是香港最具代表性的報業組織，岑氏父子對公會貢獻良多。
《華僑》是報壇的「少林寺」，很多報界知名記者編輯都是出身《華僑》，他們都感念「才哥」（行內人對岑才生的稱呼）給他們很大的自由發揮空間。《華僑》最為人稱頌的是其「讀者救童助學運動」，多年來籌得近億元善款，受惠兒童150多萬人次，受資助學生逾15萬人。岑才生熱心公益之餘，沒有忘記過去的「舊夥計」，每年年底都會「擺番幾圍」敍舊，他本人一定出席。
筆者與岑才生相識於八十年代，我們多在港督府和官方的「吹風會」上碰頭，每次見面都是行色匆匆，沒機會詳談。1991年《華僑》賣盤給《南華早報》營運，至1995年1月12日停刊後沒有機會再見面，直至2014年3月，筆者受香港新聞博覽館委託訪問岑才生，作為館藏香港新聞口述歷史一部分，久別重逢的岑先生年逾九十，思維仍非常清晰，對《華僑》每個階段的歷史都能清楚憶述，惟對日佔時期的《華僑》事情就輕輕帶過。因為筆者當時正在研究淪陷時期的香港報業歷史，之前已在圖書館和檔案館搜集了不少資料，欠缺的是《華僑》老闆現身說法。筆者其後兩次私訪岑才生，總算有點收穫。
首先，岑才生回答了1941年12月25日香港淪陷前，《華僑》為何不停刊撤走，以至成為附敵的工具？岑才生說：「當時港英政府要求我們堅持到最後一刻，因為市民需要報紙報道最新消息，如果那時所有報紙都撤走，人心會更加不穩。」筆者翻查當年報紙發現，根據香港《大公報》12月3日報道，當時主要的中西文報紙均向港英政府表示，在戰事發生時也絕不停刊，繼續為市民服務。《大公報》這樣報道：「港府欲詳知本港中西報在戰事發生時，是否繼續發行，供給本港市民閱讀，昨特託遠東情報局轉徵各中西報章意見，據悉：西報方面，一致表示無論如何困難，仍繼續出版，中文報方面，昨日亦全數答覆，謂決繼續努力，絕不停刊，計有大公、華僑、工商、星島、國民等報，均接到港府之詢問，彼等均作上述答覆。」上述報章確能遵照承諾堅持出版到最後一刻，但《華僑》於最後一刻過後仍猶豫不決，最後便淪入敵手。
究竟岑維休當時不離開香港是出於什麼考慮？岑才生說：「家父沒有說得很清楚，但我估計當時是考慮到幾百員工的食飯問題。」在危急存亡之際還惦記着員工的生計，今天看來是不可思議。無論如何，《華僑》留下不走，從此便走上附敵之路。
社論副刊迂迴抗日
綜觀香港在日佔三年零八個月期間，《華僑》在輿論上確實做了很多為日敵張目的事實，這是不容否認的；然而，筆者站在更廣闊的角度去研究該段時期的《華僑》，發現《華僑》不盡是媚日，反之，從該報副刊一些內容以至部分社論和編輯的標題，往往可看出「迂迴抗日」的弦外之音。
岑維休曾經多次因為《華僑》的出位言論而被召往日本憲兵部「照肺」，筆者在此不贅。我的論文〈日據時期香港報紙「附敵」問題研究──香港華僑日報的個案分析〉副本已分別放在北京大學圖書館和香港大學孔安道圖書館，可供索閱。在日敵眼皮下，《華僑》岑維休和編輯們能走到這一步已不簡單。因此，我們在責難《華僑》附敵之餘，是否應該考慮到它也有積極的一面。
筆者引用1946年6月8日《華僑》社論：「本報過去工作概略──為祖國服務為民眾服務是我們一貫立場」作為總結：「……香港力竭投降後，全港僑胞陷於長期的黑暗時代，而本報亦經歷一最艱苦最難堪之時期，本報雖被挾持出版，但全體同人始終絕不動搖，日惟以維護難胞生活，解除淪陷區內同胞之苦痛為立場對象，雖經敵報道部不斷利誘威逼，迫使承認汪逆政權，赴粵開辦報社，及更易華僑日報名稱，然同人等始終堅持不屈。反之，且以抗戰必勝，建國必成，敵人必敗，軸心最後必告崩潰之堅定信念，從字裏行間上，新聞位置上，社論特稿上，版頭插畫上，利用我國文字之奧妙，與編輯手法，隨時隨地以巧妙方式，暗示於廣大讀者之前，以增強其信念，而奮發淪陷區內受苦民眾之精神。此種舉動，致為屢被敵憲兵部與報道部傳訊之原因。但敵方鑑於本報有全體民眾為後盾，得全港僑胞之擁護，故雖屢屢出以禁止出版，亦將本報幹部人員拘禁處死等危詞恐嚇，但憚於民意，恐惹反感，未敢實行。本報同人此種敵後工作，甘冒自身妻子，以致朋友同事，犧牲生命，酷刑拷掠之危險，經過整整三年零八個月之長期驚心動魄，血淚交織，其艱辛悽楚之處，自信並不下於祖國前線後方衞國諸將士與義烈同胞也。此種思想心理作戰，重在精神而不重在實質，重在裏層而不重在外表；其目的方法，乃使群眾心領神會，潛移默化於無形。本報同人是否漢奸，是否叛國，有淪陷時期本港廣大讀者可資證明，有集中營內盟邦友人可資證明……。更試就淪陷期中，粵港每一難胞加以詢問，華僑日報是否漢奸報紙，本報同人亦深信此一詢問必獲否定的答覆；但若斷章取義，尋瑕抵隙，則不獨本報全體同人不免，即整個淪陷區內以至鄰近之中立地帶（例如澳門），亦將無一完人。……」
（鄭明仁，資深傳媒工作者）
（《信報》二Ｏ一六年五月四日）
（剪報圖片來自Ming Yan Cheng臉書二Ｏ一六年五月四日）
岑才生遺照：
（來源：商業電臺網頁二Ｏ一六年四月廿七日）
黃仲鳴
■《報紙》。作者提供
前《華僑日報》老闆岑才生以九十四歲高齡，於4月27日早上逝世。聞者惜之，我更是黯然。
19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我曾在《華僑日報》兼職。這「兼職」實是怪得很，不用上班，也非報社職員，而是以包版的形式為《華僑》編半版副刊。那時版名曰「群英會」，其意是招領各方英雄來耕耘；可惜，才哥（那時我們這樣稱呼岑才生先生，雖然他年長我們很多）對財是相當緊手的，包版是給一筆錢，由主編自行分配，包括稿費和編輯費，製作則由《華僑》負責。包版費不高，自是請不到「真．英雄」助陣，但也搞得有聲有色。直到《華僑》轉讓《南華早報》，那才壽終正寢。
記憶中，每日的黃昏，我都跑上《華僑》發稿和編稿，逗留一至兩小時。有時得遇才哥，都寒暄幾句。我曾多番請他為「群英會」提點意見，他總是笑口吟吟：「不錯啦。編輯自主，你鍾意點搞就點搞。」這就是才哥的本色。
這「本色」其實害了他。《華僑》晚近幾年，就是在他的「編輯自主」下，同日一張報紙，同一篇鱔稿每見於不同版面，才哥居然不炒魷、不責怪、不整頓。《華僑》質素，自是每況愈下。
才哥太好人了。這是華僑人的評價。當年每上《華僑》編輯部，都感受到一片平和，一片輕鬆的氣氛。我坐在其中，變得十分慵懶，十分的舒適。
我是頗懷念那段日子的。
有人說，才哥太子爺出身，秉承父親岑維休的產業，是不懂辦報的，他只是老闆，不是報人。這說錯了，才哥是真正的報人。
才哥留學美國，讀經濟學，得碩士。1945年入《華僑》營業部，從低做起；1954年後任日報編輯；1957年出任經理；1985年任總經理。到1986年父親離世，才接任社長。
才哥歷經營業部、編輯部，對報紙的運作了如指掌，這可見於1955年出版的一部名曰《報紙》的書，封面作者署何建章、歐陽百川、吳灞陵、岑才生。內容其實多由岑才生執筆，何建章是當時日報的總編輯，歐陽百川和吳灞陵是編輯。吳灞陵開篇寫〈報紙之史的發展〉，佔三頁；何建章寫第三章〈論記者工作與修養〉，佔兩頁；歐陽百川寫第四章〈編輯工作概述〉，佔兩頁，都是篇幅甚短之作。其餘四章〈香港報紙的組織〉、〈報紙出版程序〉、〈什麼是新聞〉、〈怎樣讀報〉的長文，都由才哥執筆。從這幾章可以看到當時報紙的面貌，插圖亦多。在印製技術開始躍飛的上世紀90年代，這部描述傳統報館運作的《報紙》，實在是一部史書。吳灞陵說：「今日（按：指50年代）香港報紙仍在一切現代的優越條件下邁進，其理論與實際，可從這部《報紙》窺其全貌，因為作者岑君才生不但是新聞學的研究者，並且負起了搞好一張報紙的實務，其深入淺出的寫法，大有助於讀者對於報紙的了解。」確然。
才哥去矣。他是我從事報業以來「最仁慈的老闆」。
（《文匯報》二Ｏ一六年五月三日）
緬懷香港一代報人岑才生
也替《華僑日報》歷史問題說句公道話
鄭明仁
《華僑日報》與香港一同度過多個歷史時刻。（網上圖片）
香港一代報人岑才生先生於2016年4月27日在養和醫院安詳離世，享年94歲，新聞界同人深表哀悼。岑才生的辭世，代表着香港報壇昔日的中流砥柱又少一人，也代表着由岑家創辦的《華僑日報》（《華僑》）正式成為歷史。
岑才生父親岑維休1925年6月創辦《華僑》。岑維休領導報社經歷了省港大罷工、抗日戰爭、日軍佔領香港、國共內戰、六七暴動、香港前途談判等歷史時刻，每個時期《華僑》都首當其衝，有榮也有辱。
日佔時期《華僑》的所作所為，令岑維休於戰後成為箭靶，一度遭國民政府當作「漢奸」通緝，主辦此案的國民黨黨官企圖一舉吞併《華僑》，岑維休幸得港英政府全力保護，並得到徐復觀代向蔣介石求情才逃過大難。《華僑》背負着這個歷史恥辱包袱走了好幾年才走出「通敵」陰影。筆者這篇文章是在緬懷岑才生先生之餘，也希望替《華僑》被指在日佔時期的「通敵」行為說句公道話。
牽頭創立報業公會
岑維休於1985年12月逝世，岑才生即正式接掌《華僑》。早在1945年香港重光後，岑才生已進入《華僑》營業部工作；1949年他到英國三家報社實習時遇見何東爵士（何東家族在香港經營《工商日報》），何建議他回港後創立團結各報的公會組織，以便在國際上發揮影響力。岑才生回港後與父親商量，結果《華僑》和《工商日報》、《星島日報》、《南華早報》於1954年成立香港報業公會。公會至今仍是香港最具代表性的報業組織，岑氏父子對公會貢獻良多。
《華僑》是報壇的「少林寺」，很多報界知名記者編輯都是出身《華僑》，他們都感念「才哥」（行內人對岑才生的稱呼）給他們很大的自由發揮空間。《華僑》最為人稱頌的是其「讀者救童助學運動」，多年來籌得近億元善款，受惠兒童150多萬人次，受資助學生逾15萬人。岑才生熱心公益之餘，沒有忘記過去的「舊夥計」，每年年底都會「擺番幾圍」敍舊，他本人一定出席。
筆者與岑才生相識於八十年代，我們多在港督府和官方的「吹風會」上碰頭，每次見面都是行色匆匆，沒機會詳談。1991年《華僑》賣盤給《南華早報》營運，至1995年1月12日停刊後沒有機會再見面，直至2014年3月，筆者受香港新聞博覽館委託訪問岑才生，作為館藏香港新聞口述歷史一部分，久別重逢的岑先生年逾九十，思維仍非常清晰，對《華僑》每個階段的歷史都能清楚憶述，惟對日佔時期的《華僑》事情就輕輕帶過。因為筆者當時正在研究淪陷時期的香港報業歷史，之前已在圖書館和檔案館搜集了不少資料，欠缺的是《華僑》老闆現身說法。筆者其後兩次私訪岑才生，總算有點收穫。
首先，岑才生回答了1941年12月25日香港淪陷前，《華僑》為何不停刊撤走，以至成為附敵的工具？岑才生說：「當時港英政府要求我們堅持到最後一刻，因為市民需要報紙報道最新消息，如果那時所有報紙都撤走，人心會更加不穩。」筆者翻查當年報紙發現，根據香港《大公報》12月3日報道，當時主要的中西文報紙均向港英政府表示，在戰事發生時也絕不停刊，繼續為市民服務。《大公報》這樣報道：「港府欲詳知本港中西報在戰事發生時，是否繼續發行，供給本港市民閱讀，昨特託遠東情報局轉徵各中西報章意見，據悉：西報方面，一致表示無論如何困難，仍繼續出版，中文報方面，昨日亦全數答覆，謂決繼續努力，絕不停刊，計有大公、華僑、工商、星島、國民等報，均接到港府之詢問，彼等均作上述答覆。」上述報章確能遵照承諾堅持出版到最後一刻，但《華僑》於最後一刻過後仍猶豫不決，最後便淪入敵手。
究竟岑維休當時不離開香港是出於什麼考慮？岑才生說：「家父沒有說得很清楚，但我估計當時是考慮到幾百員工的食飯問題。」在危急存亡之際還惦記着員工的生計，今天看來是不可思議。無論如何，《華僑》留下不走，從此便走上附敵之路。
社論副刊迂迴抗日
綜觀香港在日佔三年零八個月期間，《華僑》在輿論上確實做了很多為日敵張目的事實，這是不容否認的；然而，筆者站在更廣闊的角度去研究該段時期的《華僑》，發現《華僑》不盡是媚日，反之，從該報副刊一些內容以至部分社論和編輯的標題，往往可看出「迂迴抗日」的弦外之音。
岑維休曾經多次因為《華僑》的出位言論而被召往日本憲兵部「照肺」，筆者在此不贅。我的論文〈日據時期香港報紙「附敵」問題研究──香港華僑日報的個案分析〉副本已分別放在北京大學圖書館和香港大學孔安道圖書館，可供索閱。在日敵眼皮下，《華僑》岑維休和編輯們能走到這一步已不簡單。因此，我們在責難《華僑》附敵之餘，是否應該考慮到它也有積極的一面。
筆者引用1946年6月8日《華僑》社論：「本報過去工作概略──為祖國服務為民眾服務是我們一貫立場」作為總結：「……香港力竭投降後，全港僑胞陷於長期的黑暗時代，而本報亦經歷一最艱苦最難堪之時期，本報雖被挾持出版，但全體同人始終絕不動搖，日惟以維護難胞生活，解除淪陷區內同胞之苦痛為立場對象，雖經敵報道部不斷利誘威逼，迫使承認汪逆政權，赴粵開辦報社，及更易華僑日報名稱，然同人等始終堅持不屈。反之，且以抗戰必勝，建國必成，敵人必敗，軸心最後必告崩潰之堅定信念，從字裏行間上，新聞位置上，社論特稿上，版頭插畫上，利用我國文字之奧妙，與編輯手法，隨時隨地以巧妙方式，暗示於廣大讀者之前，以增強其信念，而奮發淪陷區內受苦民眾之精神。此種舉動，致為屢被敵憲兵部與報道部傳訊之原因。但敵方鑑於本報有全體民眾為後盾，得全港僑胞之擁護，故雖屢屢出以禁止出版，亦將本報幹部人員拘禁處死等危詞恐嚇，但憚於民意，恐惹反感，未敢實行。本報同人此種敵後工作，甘冒自身妻子，以致朋友同事，犧牲生命，酷刑拷掠之危險，經過整整三年零八個月之長期驚心動魄，血淚交織，其艱辛悽楚之處，自信並不下於祖國前線後方衞國諸將士與義烈同胞也。此種思想心理作戰，重在精神而不重在實質，重在裏層而不重在外表；其目的方法，乃使群眾心領神會，潛移默化於無形。本報同人是否漢奸，是否叛國，有淪陷時期本港廣大讀者可資證明，有集中營內盟邦友人可資證明……。更試就淪陷期中，粵港每一難胞加以詢問，華僑日報是否漢奸報紙，本報同人亦深信此一詢問必獲否定的答覆；但若斷章取義，尋瑕抵隙，則不獨本報全體同人不免，即整個淪陷區內以至鄰近之中立地帶（例如澳門），亦將無一完人。……」
（鄭明仁，資深傳媒工作者）
（《信報》二Ｏ一六年五月四日）
（剪報圖片來自Ming Yan Cheng臉書二Ｏ一六年五月四日）
岑才生遺照：
報業公會名譽會長岑才生早上在養和醫院離逝（報業公會網頁）
岑才生去年十二月仍有出席華僑日、晚報團年飯商台新聞）
岑才生2003年曾獲中大頒發榮譽院士（中大網頁）
（來源：商業電臺網頁二Ｏ一六年四月廿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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