遺忘與記憶
──盧文敏談丁平、《華僑文藝》與文學
訪問、整理：沈舒
沈舒按：盧文敏，原名盧澤漢，一九六Ｏ年代初曾辦《學生生活報》、《文藝沙龍》等刊物，一九六三年七月加入《文藝》編委會，與丁平先生和韋陀先生共事，有親身接觸。曾出版詩集《燃燒的荊棘》（一九六一年），以及大批通俗小說。其作品曾入選友聯出版社《新人小說選》（一九六七年）、 香港中國筆會《短篇小說選》（一九六八年）、 香港中文大學人文學科研究所《香港小說選》（一九九七年）； 一九六一年以新詩〈昇起我們的藍旗〉獲得《中國學生周報》舉辦「新詩創作比賽」第四名， 一九六六年更以小說〈陸沉〉獲得《中國學生周報》舉辦「第十五屆徵文比賽」青年組第二名。本訪問稿經盧文敏先生審閱定稿。
日期：二Ｏ一三年七月六日（星期六）
時間：下午三時至五時半
地點：尖沙咀香港基督教青年會地下大堂餐廳
盧：盧文敏先生
沈：沈舒
沈：請問盧先生如何踏上寫作道路？期間，有沒有得到前輩啟發？
盧：我讀中學時有一位報販鄰居，經常讓我到他報攤拿報紙來看，譬如《晶報》、《香港商報》、《大公報》、《星島日報》、《香港時報》、《華僑日報》等。我在報紙上見到很多人投稿，自己也躍躍欲試。我是在一九五五年開始投稿，第一篇作品是散文，在《電影日報‧大家樂》版（崔魏主編）發表。高三時，我一位中學同學祝康彥（其後成為台灣研究老子哲學的學者）知道我喜歡寫作，把我的作品交到他爸爸編的《香港時報》上發表。其後我也投稿給《中國學生周報》、《青年樂園》、《星島日報》與《華僑日報》學生園地版。後來，我接觸到《自由陣線》、《今日世界》、《亞洲畫報》等刊物，喜歡自由主義的作品。我踏上寫作的道路，多少受到文藝界前輩慕容羽軍（李影）先生及劉以鬯先生（其後的《香港時報‧淺水灣》及《星島晚報‧大會堂》版主編）的啟發，尤其「師傅」慕容羽軍多加指導。此外香港的女作家孟君、雲碧琳，台灣的名作家王藍、余光中等也多加啟導。而孟瑤、謝冰瑩等作家更是我在台灣師範大學（簡稱「師大」）的老師。
沈：請談談五十年代末赴台進修的始末？期間參與了哪些文學活動？
盧：我在一九五七年於九龍東方中學畢業後，沒有想過到外地進修，因為父親盧登的木箱生意失敗，家庭環境欠佳。後來，祝康彥告訴我，只要考到入學試，就可以免費到師大讀書，每星期還有二百元台幣零用錢。其後我考入師大讀國文學系，一九六一年畢業回港從事文教事業。在台攻讀期間曾參加「青年作家協會」、「文訊」、台大「海洋詩社」、師大「縱橫詩社」及「文藝營」等藝文活動。當時，僑委會有一筆經費資助僑生出版著作，王藍推薦我和其他香港僑生余玉書、朱韻成（人木）、胡振海（野火）、鍾柏榆、張俊英等出版《五月花號》，更蒙李樸生（僑委會長）、作家徐速與王藍賜序；後來，經覃子豪和余光中推薦，我獲僑委會資助出版了個人詩集《燃燒的荊棘》。我在台除繼續投稿香港之報刊外，也投寄台灣《中華日報》、《青年戰士報》、《時代青年》及《台灣文藝》等雜誌。此外，也參加過「藍星詩社」、「創世紀詩社」及「中國筆會」等文學活動，結交同一代之作家文友王憲陽、桑品載、歐陽惕、周伯乃、李藍、蔡文甫、段彩華、魏子雲、張默等。至於個人寫作範疇甚廣，除熱心詩作外，也愛寫小說、散文、評論等，更常與蘆荻、羊城、馬覺等切磋。還有盧因、桑白、蔡炎培等，尤其是蔡浩泉，最多勉勵。蔡浩泉是我在師大的學弟，讀藝術系。
留學台灣期間，我曾經在國際學社聽過胡適的演講，受到他對自由民主、中國前途看法的影響，也經常讀殷海光的著作，對學術和人生的課題特別感到興趣。因此，我當時發表的文章，除了抒發感情之外還有學術的探討。另外，我參與《師大學生》、《海洋》（余玉書和張俊英主編）、《縱橫》（劉國全主編）等刊物的編寫工作。海洋詩社是台大的學生組織，成員包括香港僑生余玉書、鍾柏榆、張俊英等；縱橫詩社是師大的學生組織，成員包括香港僑生羊城。我有一段時期徘徊在學術研究與文學創作之間，但最終選擇了文學的道路。
沈：《學生生活報》甚麼時候創刊和停刊，共出版了多少期？
盧：一九六一年八月我從台灣回港，九月開始在元朗崇德英文書院任職中文高中教師，直至一九六四年離開為止；其後轉任李求恩紀念中學，直至一九七七年離職。回港後，經常在《大晚報》發表散文和小說，因而認識《大晚報》總編輯李一丹先生。一九六一年底蒙李先生邀約主持《學生生活報》，在慕容羽軍與雲碧琳之指導及協助下，主持編務約半年，逢星期六、日上班編稿。《學生生活報》一九六一年十一月創刊，至一九六二年四、五月間結束，逢星期五出版，每期三張紙共十二版，開度與《中國學生周報》相同。《學生生活報》是在大乘佛學社社長劉銳之及其在土瓜灣之小型印刷廠資助下艱苦出版，內容大致參考當時十分暢銷的《中國學生周報》與《青年樂園》。我當時只想在一般接受美援（如友聯機構屬下之刊物，包括《中國學生周報》、《大學生活》、《祖國周刊》）及左派資助（如《青年樂園》、《伴侶》、《知識》、《青年文友》等），走出一條純獨立性之綜合文藝，知識與思想之青年學生刊物道路。當時我很年輕，政治思想欠成熟，不僅對大陸極權政治（包括「三反」、「五反」、「三面紅旗大躍進」、「煉鋼」政策等）不滿，而且對香港憑美援企圖搞「第三势力」（如支持李宗仁做總統）分裂國共另組織第三政黨（包括「青年黨」）勾結美國分離主義势力，也持反對態度。我比較同情及支持「自由中國」──台灣的「國策」及以民生為主的大部份政見。至於香港雖無民主，却有充足自由的殖民政府，大致無可奈何贊同，但却非常反對其歧視台灣畢業生的政策，教師待遇有所謂甲、乙級之別。
《學生生活報》作者除慕容羽軍、雲碧琳、凌麥思（司馬靈）、林蔭、李一丹及我（也是編委）之外，更難得發掘了現在譽滿文藝界之作家柯振中與許定銘先生，當時都是他倆自由投稿該刊而獲刊登與鼓勵的；而柯振中早期一篇長五千字小說就是刊登在《學生生活報》的「原野版」，發表後他很高興。由於當時太忙，加上年代久遠，又缺刊物在手，記憶已十分模糊，依稀記得曾主持一次文學講座及若干次讀者文藝活動。一九六二年《學生生活報》曾出版一本短篇小說集《遲來的春天》，作者有盧文敏、梓人、司馬靈、桑品載、歐陽惕等十多篇，書評家許定銘曾作推介。由於當時志趣是不大想教書，只希望一心從事寫作專業與出版工作，所以不計個人酬勞，也全力推動生平第一樁出版與寫作之志業，可惜當時市場不景氣，加上同類刊物競爭劇烈，終接受失敗收場，但卻獲得寶貴之經驗，為日後在台、港長期從事出版與職業寫作鋪路。
沈：《文藝沙龍》一九六三年七月十日創刊，出版了多少期？又如何邀請到著名作家如李輝英、趙滋蕃、辛鬱等撰稿？
盧：一九六三年七月我有意全力進軍文壇，獨資創辦《文藝沙龍》，主要蒙師傅慕容羽軍之指導及約稿，刊登了李輝英、趙滋蕃、辛鬱等作家的作品；此外，我也結交了青年作家陳其滔、梓人、李海眉、夕陽、盧柏棠、張雪軍等（至於台灣也有以上提及之文友作家），並親自向他們約稿，所以應不乏稿源。當時發覺一般雜誌售價太昂貴，才決定以較新形式之八開型出現（只售三角），當時參考最暢銷的雜誌都擺在搶眼位置，只有大度刊物才能吸引讀者，《文藝沙龍》無論內容、風格、編排都有意創新，除了售價最便宜外，還取消一般封面浮誇風習，封面除醒目設計之刊頭外，更刊登名家作品（配名畫家丁崗插圖），結合較嚴肅之純文學與通俗文藝，提倡「雅俗派」合流之始（至今本人仍極力提倡及支持雅俗「活文學」，不同意過於曲高和寡、脫離群眾讀者之「呆文學」或「死文學」），並且有意搞作者與讀者之「沙龍式派對」、「沙龍式研習互動」，結合嚴肅文學和流行文學，惜力有不逮，欠缺宣傳，銷路未符理想，財力不繼，未克功成，前後只出版了三期左右，但對辦刊物之志向仍未平息。後來，出現了很暢銷的《小說報》，風格與《文藝沙龍》相似，但並非雜誌，每期只刊登一位作者的小說，却非常受歡迎。
沈：請問盧先生如何認識丁平和韋陀二位先生，以及怎樣認識《華僑文藝》這份文學雜誌？
盧：由於慕容先生介紹，我在一九六二年前後認識韋陀（黃國仁）與丁平（寗靖），一九六三年加入《文藝》擔任編委。丁平先生不只是編委好友，其後更是李求恩中學的同事。一九六四年我離開元朗崇德中學，經韋陀先生介紹我轉進聖公會屬下之李求恩紀念中學任教。丁平先生大概在一九七二年任教李求恩紀念中學，離職日期是一九八三年，他經常在我主編每月出版一次的《淬鋒》校刊撰稿。現時活躍藝文界的邱立本、卓伯棠、鄭明仁是我在李求恩紀念中學任教時的學生、而朱珺是在崇德英文書院任教時的學生。丁兄為人豪爽、熱情，風趣幽默，聲如洪鐘，成名於大陸詩壇。活動力甚強，交遊廣闊，與大陸、台灣及南洋藝文界均有聯繫，經常書信往還，又熱心藝文，寫作頗勤，著有長詩《在珠江的西岸線上》、散文集《漓江曲》、《萍之歌》（二ＯＯ九年「香港中國文學學會」出版丁平先生逝世紀念詩集）等，更涉獵學術性之著作，多才多藝，兼任大專教職，桃李滿門，乃不可多得之人才。至於韋陀先生，他是一位沉實而忠厚的人，在諸聖中學任李守慧校長秘書（該校長其後即成為李求恩紀念中學校長），很熱心文教界的事情，但性格較為內斂，與丁平的性格互相補足。
記憶中，我首先在報攤上看到《華僑文藝》這份雜誌，後來經慕容羽軍先生介紹才認識丁平和韋陀。他們邀請我撰稿，我才開始在這份雜誌上發表作品，第一篇作品在一九六三年三月號發表。其後應韋陀及丁平兄的邀請更加入《文藝》編委會，對早期《文藝》前身之《華僑文藝》只知其為偏重台灣文壇。
沈：丁、韋二位先生為甚麼邀請盧先生加入《華僑文藝》的編委會？當時的編委會由四人大幅增至九人，原因何在？
盧：他們知道我很有興趣搞出版，大概覺得我們志同道合，而且可以介紹一些台灣的稿件。一九六三年七月，我正式加入編委會。《華僑文藝》的編務工作主要由丁、韋二位負責，其他編委沒有實務工作，只偶爾茶敍，討論有關文藝寫作及編務方針，主要是介紹一些稿件。
《華僑文藝》的作者群中不少是已成名的大作家如李金髮、覃子豪、謝冰瑩等。當時擴大編委會，加入一些年青的編委，我猜想他們想吸納一些青年作者，充實版面內容，以及增加年青讀者。其實，上世紀五、六Ｏ年代，左右兩派的刊物都爭取年青人參加，《華僑文藝》也不例外。
沈：盧先生知道《華僑文藝》出版經費的來源嗎？又韋陀先生與丁平先生如何分工？
盧：《華僑文藝》沒有政治背景，因此背後沒有資金支持，我推測主要是由韋陀先生出資，至於丁平先生有沒有出資我就不大清楚。但丁先生熟悉南洋一帶的作家，《華僑文藝》在當地也有一些銷路。印量大約是二千本，據說主要銷南洋約一千本，香港則有少量發行，其他送贈台港作者及文化機構。當時親台的集成圖書公司、友聯書店及特約報攤也有寄售。其後聞說因為南洋發行欠帳，不得已之下停刊。我沒有參與具體的編務與發行工作，丁、韋二位的工作分配大致是丁管編務與約稿、發行、聯絡，韋則管帳目與編務（畫版）。
沈：《華僑文藝》的「讀者‧作者‧編者」和「作家動態」由誰執筆？
盧：「讀者‧作者‧編者」應該是由丁平執筆，而「作家動態」由大家合寫，我也寫過「作家動態」的報導。
沈：《華僑文藝》有沒有明確的文學主張？與香港當時出版的現代主義雜誌如《詩朶》、《文藝新潮》、《好望角》等有甚麼分別？
盧：我認為《華僑文藝》沒有特別的文學主張，主要發表水準較高的文藝作品，一般評論是比當時頗為暢銷的《文壇》水準較高，既有寫實主義的小說，也有現代主義的新詩及評論。從風格上來看，《華僑文藝》與黃崖主編的《蕉風》很相似。
《華僑文藝》雖然刊登現代主義的作品，但也不排斥寫實主義的作品，兼容並蓄，與香港其他深受西方現代主義影響的刊物不同。從讀者的角度來說，最重要的是作品的好壞，而非文學的主張。
沈：《華僑文藝》發表了很多台灣作家的作品，是否與丁平先生有關？
盧：台灣作家主要由丁先生約稿，我也有介紹桑品載、歐陽惕等人的作品在《華僑文藝》發表。
沈：《華僑文藝》的銷路如何？後來為甚麼停刊？
盧：《華僑文藝》雖然在香港報攤發售，但銷路不高。至於南洋一帶的銷路應該不俗。後來，《華僑文藝》受到南洋排華的影響，被逼放棄「華僑」二字，改為《文藝》，我覺得此刊名太平淡，建議索性改名為《新文藝》，可惜被否決。《文藝》銷路大跌，無法經營下去，不得不停刊。
沈：《華僑文藝》被人遺忘的原因何在？對香港文學有哪些影響？
盧：《華僑文藝》不受政治支配，缺乏公關、宣傳及藝文活動，編輯工作太忙，只是兼職，難以發揮影響力。停刊後亦少人談起這份雜誌，逐漸被人遺忘。雖然如此，《華僑文藝》發表了一批高水準的作品，而且是早期推介台灣作家和作品的香港雜誌，其貢獻應予肯定。多年後，老朋友桑品載、歐陽惕、張默、蔡文甫等台灣作家仍會談起這份刊物。
沈：從一九七Ｏ年代末開始，盧先生很少發表嚴肅的文學作品，有甚麼原因嗎？
盧：一九七七年離開李求恩中學後，工作太忙，全力搞出版和寫作。我在香港辦過的雜誌包括《醜聞》、《風雲》、《電視台》、《生理衛生》、《黑皮書》等。在香港靠寫作為生絕不客易，我分別用孟浪、老偈、貝品清，白水晶、霍愛迪、艾迪等多個筆名在《天天日報》、《新報》、《新夜報》、《新知》、《藍皮書》等報刊寫流行作品，包括偵探、靈異、愛情、魔幻、科幻小說等，每天忙於寫七、八個專欄，由八百字到一千多字不等，完全沒有時間參加文學活動，漸漸遠離嚴肅的文學創作，但我不同意流行小說必然缺乏文學成份，名作家沈西城就批評我的作品特色：「通俗中有文學，文學中有通俗」。我寫了幾百萬字這類通俗作品，部份以孟浪筆名發表的作品已經結集出版如《閻王令》（一九八七）、《變色幽靈》（一九八七）、《通靈怪嬰》（一九八八）、《靈體》（一九八九）、《黑狐仙》（一九八九）、《攝魄亡魂》（一九九Ｏ）、《驚魂夜》（一九九Ｏ）、《奪魄情花》（一九九一）、《鬼鈎魂》（一九九一）、《靈魂賭局》（一九九二）、《魔域翡翠》（一九九二）等。我曾以老偈筆名出版的長篇小說包括《隧道亡魂》、《魔宮怪客》。我覺得小說應具有「電影感」、創造性及想像力，尤其是恐怖、靈慾、推理及荒誕題材缺乏，我較為偏重。當時很想寫出類似「ＯＯ七」及後期紅絕一時的「哈利波特」之類的小說。期間，我雖然以寫通俗作品為主，偶然仍然會寫嚴肅的文學作品如小說與新詩，在《中華日報》發表。其他在《劇與藝》、《蕉風》和台灣的文學雜誌《小說族》上發表，都是用盧文敏、白水晶、孟浪等筆名。
一九八五年，我離開香港。當時我覺得香港文化市場缺乏文藝，而流向財團化的通俗及八卦，難以競爭，我反而發覺台灣文化出版界過於嚴肅、單調、乏味（尤其是主流報紙刊登高級文學作品），與香港報紙通俗化大相違背。當時我有一個想法：以商業角度在台灣先搞通俗刊物，賺夠錢再搞虧本的文藝雜誌。我到台灣，認識了林德川先生。他有意辦雜誌，於是出資搞出版社，分別成立「金文」、「美麗」與「追星族」三間出版社，主要是將台灣通俗雜誌「香港化」（比黎智英搞《壹週刊》及《蘋果日報》早幾年吧？），當時先後出版最早報導兩岸三地資訊及內幕的《接觸》、《兩岸》與及《靈異》、《人鬼神》、《偶像》、《星心》、《蒐奇》、《新生活報》及大量的香港流行漫畫與小說（購買版權再修改為「台灣版）。我負責具體編務，最高記錄是每月出版十二本雜誌，銷售最多的雜誌是《靈異》雜誌，四開大度，內容包括靈異、科幻、宗教、神秘等題材，每期銷有二、三萬冊。另外，我還購買香港作家著作和漫畫的版權，把這些書引進台灣，前者如慕容羽軍、雲碧琳、依達、馮嘉（石崗）、林蔭、沈西城等作家的作品，後者如文化傳訊黃玉郎的《龍虎門》（舊版）、上官小寶的《李小龍》、張萬有的《如來神掌》、牛佬、邱瑞新的江湖黑白道連載漫畫及甘小文的幽默諷刺漫畫等。直到二ＯＯ五年我離開台灣，回港為止。
我認為文學不應該太狹窄，除了嚴肅的作品外，也應該包括流行和通俗的作品。而作品的好壞，並不在於它是嚴肅還是通俗，最重要是看作品本身有沒有特色，能否表現人性與社會的面貌。文學作品當然可以呈現正面、健康的人生價值和意義，但為甚麼不可以反映人性中黑暗、邪惡的一面？可惜，當時的文學界不大能夠接受這類題材，認為這類創作不是文學作品。文學界過去一直輕視通俗作品，其實通俗作品中也有好作品，譬如金庸、倪匡、亦舒、李碧華、馮嘉、林蔭等也有出色的小說。這些作家雖然不為當時文學界接受，但他們的作品為文學作品開創了新局面，無論在武俠、科幻、愛情的題材都有新突破，今天已為人肯定。我認為通俗作品可以接觸更多讀者，透過提升作品水平，同樣可以引起讀者對文學的興趣。很多人將報刊連載的小說視為通俗，其實公認為文學泰斗的小說名家劉以鬯的《酒徒》，最先就發表在星島晚報副刊，金庸、倪匡、小生姓高（三蘇）、梁羽生及李碧華的作品均發表在報刊副刊。究竟作者之作品是否有文學價值，主要是看他寫作動機、構思、取材、藝術表現手法與個人風格。本人未出版之文學短、中篇約二、三十萬字，在報刊連載之長篇約七、八百萬字，其中涉及恐怖、推理、科幻、魔幻、情色題材，少不免有顧及市場與讀者口味，但以當時得令的高行健、莫言、黃碧雲及台灣的陳雪均有涉及人性與情色描寫，只要真正是作者深刻表達人性衝突與內心掙扎，我們應持開放態度接受新派小說。目前一般文學讀者日漸缺乏和疏離，造成作者比讀者多的怪異現象（尤其是新詩），反觀日本及外國小說對性與情色衝突描寫，跟電影同步，說不定是重新爭取廣大讀者的靈丹妙藥。我曾寫過很多作者沒曾寫過的題材的長篇小說連載多年，如《神珠‧魔手‧外星人》、《恐怖殺人窩》、《藍戀紫情》（同性戀畸情）、《一代神女女神自白書》……等，很想整理出版或上網留存，但目前出版市場太差勁，如何適應、改革或創新，值得有心人士研議。
沈：可否介紹《73週刊》這份刊物？
盧：香港當時有一個電視節目叫「73劇場」，內容以諷刺社會為主，我於是想到辦一份《73週刊》的趣味性綜合雜誌，刊登較具諷刺及爭論性的社會雜文、怪論及反映現實衝突的通俗的愛情小說，由我與何潮光合作出版，但只出版了幾個月就停刊了。後來，我們還共同集資辦了一份叫《電視台》的雜誌，請方亮先生主編，第一期的封面人物是林青霞。
沈：劉以鬯主編《香港文學作家傳略》中的盧文敏介紹，是否盧先生執筆撰寫的？
盧：這篇介紹不是我寫的，也不知道是誰人執筆的，也許是早期認識的文友提供，較缺乏我八十年代後的資料。
沈：今天十分感謝盧先生接受訪問，分享了從事文學工作的種種經歷，對嚴肅和通俗文學的看法，以及《華僑文藝》的編輯和出版情況。謝謝！
相關文章：〈遺忘與記憶 ──四家談丁平與《華僑文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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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文敏談丁平、《華僑文藝》與文學
訪問、整理：沈舒
沈舒按：盧文敏，原名盧澤漢，一九六Ｏ年代初曾辦《學生生活報》、《文藝沙龍》等刊物，一九六三年七月加入《文藝》編委會，與丁平先生和韋陀先生共事，有親身接觸。曾出版詩集《燃燒的荊棘》（一九六一年），以及大批通俗小說。其作品曾入選友聯出版社《新人小說選》（一九六七年）、 香港中國筆會《短篇小說選》（一九六八年）、 香港中文大學人文學科研究所《香港小說選》（一九九七年）； 一九六一年以新詩〈昇起我們的藍旗〉獲得《中國學生周報》舉辦「新詩創作比賽」第四名， 一九六六年更以小說〈陸沉〉獲得《中國學生周報》舉辦「第十五屆徵文比賽」青年組第二名。本訪問稿經盧文敏先生審閱定稿。
日期：二Ｏ一三年七月六日（星期六）
時間：下午三時至五時半
地點：尖沙咀香港基督教青年會地下大堂餐廳
盧：盧文敏先生
沈：沈舒
沈：請問盧先生如何踏上寫作道路？期間，有沒有得到前輩啟發？
盧：我讀中學時有一位報販鄰居，經常讓我到他報攤拿報紙來看，譬如《晶報》、《香港商報》、《大公報》、《星島日報》、《香港時報》、《華僑日報》等。我在報紙上見到很多人投稿，自己也躍躍欲試。我是在一九五五年開始投稿，第一篇作品是散文，在《電影日報‧大家樂》版（崔魏主編）發表。高三時，我一位中學同學祝康彥（其後成為台灣研究老子哲學的學者）知道我喜歡寫作，把我的作品交到他爸爸編的《香港時報》上發表。其後我也投稿給《中國學生周報》、《青年樂園》、《星島日報》與《華僑日報》學生園地版。後來，我接觸到《自由陣線》、《今日世界》、《亞洲畫報》等刊物，喜歡自由主義的作品。我踏上寫作的道路，多少受到文藝界前輩慕容羽軍（李影）先生及劉以鬯先生（其後的《香港時報‧淺水灣》及《星島晚報‧大會堂》版主編）的啟發，尤其「師傅」慕容羽軍多加指導。此外香港的女作家孟君、雲碧琳，台灣的名作家王藍、余光中等也多加啟導。而孟瑤、謝冰瑩等作家更是我在台灣師範大學（簡稱「師大」）的老師。
沈：請談談五十年代末赴台進修的始末？期間參與了哪些文學活動？
盧：我在一九五七年於九龍東方中學畢業後，沒有想過到外地進修，因為父親盧登的木箱生意失敗，家庭環境欠佳。後來，祝康彥告訴我，只要考到入學試，就可以免費到師大讀書，每星期還有二百元台幣零用錢。其後我考入師大讀國文學系，一九六一年畢業回港從事文教事業。在台攻讀期間曾參加「青年作家協會」、「文訊」、台大「海洋詩社」、師大「縱橫詩社」及「文藝營」等藝文活動。當時，僑委會有一筆經費資助僑生出版著作，王藍推薦我和其他香港僑生余玉書、朱韻成（人木）、胡振海（野火）、鍾柏榆、張俊英等出版《五月花號》，更蒙李樸生（僑委會長）、作家徐速與王藍賜序；後來，經覃子豪和余光中推薦，我獲僑委會資助出版了個人詩集《燃燒的荊棘》。我在台除繼續投稿香港之報刊外，也投寄台灣《中華日報》、《青年戰士報》、《時代青年》及《台灣文藝》等雜誌。此外，也參加過「藍星詩社」、「創世紀詩社」及「中國筆會」等文學活動，結交同一代之作家文友王憲陽、桑品載、歐陽惕、周伯乃、李藍、蔡文甫、段彩華、魏子雲、張默等。至於個人寫作範疇甚廣，除熱心詩作外，也愛寫小說、散文、評論等，更常與蘆荻、羊城、馬覺等切磋。還有盧因、桑白、蔡炎培等，尤其是蔡浩泉，最多勉勵。蔡浩泉是我在師大的學弟，讀藝術系。
留學台灣期間，我曾經在國際學社聽過胡適的演講，受到他對自由民主、中國前途看法的影響，也經常讀殷海光的著作，對學術和人生的課題特別感到興趣。因此，我當時發表的文章，除了抒發感情之外還有學術的探討。另外，我參與《師大學生》、《海洋》（余玉書和張俊英主編）、《縱橫》（劉國全主編）等刊物的編寫工作。海洋詩社是台大的學生組織，成員包括香港僑生余玉書、鍾柏榆、張俊英等；縱橫詩社是師大的學生組織，成員包括香港僑生羊城。我有一段時期徘徊在學術研究與文學創作之間，但最終選擇了文學的道路。
沈：《學生生活報》甚麼時候創刊和停刊，共出版了多少期？
盧：一九六一年八月我從台灣回港，九月開始在元朗崇德英文書院任職中文高中教師，直至一九六四年離開為止；其後轉任李求恩紀念中學，直至一九七七年離職。回港後，經常在《大晚報》發表散文和小說，因而認識《大晚報》總編輯李一丹先生。一九六一年底蒙李先生邀約主持《學生生活報》，在慕容羽軍與雲碧琳之指導及協助下，主持編務約半年，逢星期六、日上班編稿。《學生生活報》一九六一年十一月創刊，至一九六二年四、五月間結束，逢星期五出版，每期三張紙共十二版，開度與《中國學生周報》相同。《學生生活報》是在大乘佛學社社長劉銳之及其在土瓜灣之小型印刷廠資助下艱苦出版，內容大致參考當時十分暢銷的《中國學生周報》與《青年樂園》。我當時只想在一般接受美援（如友聯機構屬下之刊物，包括《中國學生周報》、《大學生活》、《祖國周刊》）及左派資助（如《青年樂園》、《伴侶》、《知識》、《青年文友》等），走出一條純獨立性之綜合文藝，知識與思想之青年學生刊物道路。當時我很年輕，政治思想欠成熟，不僅對大陸極權政治（包括「三反」、「五反」、「三面紅旗大躍進」、「煉鋼」政策等）不滿，而且對香港憑美援企圖搞「第三势力」（如支持李宗仁做總統）分裂國共另組織第三政黨（包括「青年黨」）勾結美國分離主義势力，也持反對態度。我比較同情及支持「自由中國」──台灣的「國策」及以民生為主的大部份政見。至於香港雖無民主，却有充足自由的殖民政府，大致無可奈何贊同，但却非常反對其歧視台灣畢業生的政策，教師待遇有所謂甲、乙級之別。
《學生生活報》作者除慕容羽軍、雲碧琳、凌麥思（司馬靈）、林蔭、李一丹及我（也是編委）之外，更難得發掘了現在譽滿文藝界之作家柯振中與許定銘先生，當時都是他倆自由投稿該刊而獲刊登與鼓勵的；而柯振中早期一篇長五千字小說就是刊登在《學生生活報》的「原野版」，發表後他很高興。由於當時太忙，加上年代久遠，又缺刊物在手，記憶已十分模糊，依稀記得曾主持一次文學講座及若干次讀者文藝活動。一九六二年《學生生活報》曾出版一本短篇小說集《遲來的春天》，作者有盧文敏、梓人、司馬靈、桑品載、歐陽惕等十多篇，書評家許定銘曾作推介。由於當時志趣是不大想教書，只希望一心從事寫作專業與出版工作，所以不計個人酬勞，也全力推動生平第一樁出版與寫作之志業，可惜當時市場不景氣，加上同類刊物競爭劇烈，終接受失敗收場，但卻獲得寶貴之經驗，為日後在台、港長期從事出版與職業寫作鋪路。
沈：《文藝沙龍》一九六三年七月十日創刊，出版了多少期？又如何邀請到著名作家如李輝英、趙滋蕃、辛鬱等撰稿？
盧：一九六三年七月我有意全力進軍文壇，獨資創辦《文藝沙龍》，主要蒙師傅慕容羽軍之指導及約稿，刊登了李輝英、趙滋蕃、辛鬱等作家的作品；此外，我也結交了青年作家陳其滔、梓人、李海眉、夕陽、盧柏棠、張雪軍等（至於台灣也有以上提及之文友作家），並親自向他們約稿，所以應不乏稿源。當時發覺一般雜誌售價太昂貴，才決定以較新形式之八開型出現（只售三角），當時參考最暢銷的雜誌都擺在搶眼位置，只有大度刊物才能吸引讀者，《文藝沙龍》無論內容、風格、編排都有意創新，除了售價最便宜外，還取消一般封面浮誇風習，封面除醒目設計之刊頭外，更刊登名家作品（配名畫家丁崗插圖），結合較嚴肅之純文學與通俗文藝，提倡「雅俗派」合流之始（至今本人仍極力提倡及支持雅俗「活文學」，不同意過於曲高和寡、脫離群眾讀者之「呆文學」或「死文學」），並且有意搞作者與讀者之「沙龍式派對」、「沙龍式研習互動」，結合嚴肅文學和流行文學，惜力有不逮，欠缺宣傳，銷路未符理想，財力不繼，未克功成，前後只出版了三期左右，但對辦刊物之志向仍未平息。後來，出現了很暢銷的《小說報》，風格與《文藝沙龍》相似，但並非雜誌，每期只刊登一位作者的小說，却非常受歡迎。
沈：請問盧先生如何認識丁平和韋陀二位先生，以及怎樣認識《華僑文藝》這份文學雜誌？
盧：由於慕容先生介紹，我在一九六二年前後認識韋陀（黃國仁）與丁平（寗靖），一九六三年加入《文藝》擔任編委。丁平先生不只是編委好友，其後更是李求恩中學的同事。一九六四年我離開元朗崇德中學，經韋陀先生介紹我轉進聖公會屬下之李求恩紀念中學任教。丁平先生大概在一九七二年任教李求恩紀念中學，離職日期是一九八三年，他經常在我主編每月出版一次的《淬鋒》校刊撰稿。現時活躍藝文界的邱立本、卓伯棠、鄭明仁是我在李求恩紀念中學任教時的學生、而朱珺是在崇德英文書院任教時的學生。丁兄為人豪爽、熱情，風趣幽默，聲如洪鐘，成名於大陸詩壇。活動力甚強，交遊廣闊，與大陸、台灣及南洋藝文界均有聯繫，經常書信往還，又熱心藝文，寫作頗勤，著有長詩《在珠江的西岸線上》、散文集《漓江曲》、《萍之歌》（二ＯＯ九年「香港中國文學學會」出版丁平先生逝世紀念詩集）等，更涉獵學術性之著作，多才多藝，兼任大專教職，桃李滿門，乃不可多得之人才。至於韋陀先生，他是一位沉實而忠厚的人，在諸聖中學任李守慧校長秘書（該校長其後即成為李求恩紀念中學校長），很熱心文教界的事情，但性格較為內斂，與丁平的性格互相補足。
記憶中，我首先在報攤上看到《華僑文藝》這份雜誌，後來經慕容羽軍先生介紹才認識丁平和韋陀。他們邀請我撰稿，我才開始在這份雜誌上發表作品，第一篇作品在一九六三年三月號發表。其後應韋陀及丁平兄的邀請更加入《文藝》編委會，對早期《文藝》前身之《華僑文藝》只知其為偏重台灣文壇。
沈：丁、韋二位先生為甚麼邀請盧先生加入《華僑文藝》的編委會？當時的編委會由四人大幅增至九人，原因何在？
盧：他們知道我很有興趣搞出版，大概覺得我們志同道合，而且可以介紹一些台灣的稿件。一九六三年七月，我正式加入編委會。《華僑文藝》的編務工作主要由丁、韋二位負責，其他編委沒有實務工作，只偶爾茶敍，討論有關文藝寫作及編務方針，主要是介紹一些稿件。
《華僑文藝》的作者群中不少是已成名的大作家如李金髮、覃子豪、謝冰瑩等。當時擴大編委會，加入一些年青的編委，我猜想他們想吸納一些青年作者，充實版面內容，以及增加年青讀者。其實，上世紀五、六Ｏ年代，左右兩派的刊物都爭取年青人參加，《華僑文藝》也不例外。
沈：盧先生知道《華僑文藝》出版經費的來源嗎？又韋陀先生與丁平先生如何分工？
盧：《華僑文藝》沒有政治背景，因此背後沒有資金支持，我推測主要是由韋陀先生出資，至於丁平先生有沒有出資我就不大清楚。但丁先生熟悉南洋一帶的作家，《華僑文藝》在當地也有一些銷路。印量大約是二千本，據說主要銷南洋約一千本，香港則有少量發行，其他送贈台港作者及文化機構。當時親台的集成圖書公司、友聯書店及特約報攤也有寄售。其後聞說因為南洋發行欠帳，不得已之下停刊。我沒有參與具體的編務與發行工作，丁、韋二位的工作分配大致是丁管編務與約稿、發行、聯絡，韋則管帳目與編務（畫版）。
沈：《華僑文藝》的「讀者‧作者‧編者」和「作家動態」由誰執筆？
盧：「讀者‧作者‧編者」應該是由丁平執筆，而「作家動態」由大家合寫，我也寫過「作家動態」的報導。
沈：《華僑文藝》有沒有明確的文學主張？與香港當時出版的現代主義雜誌如《詩朶》、《文藝新潮》、《好望角》等有甚麼分別？
盧：我認為《華僑文藝》沒有特別的文學主張，主要發表水準較高的文藝作品，一般評論是比當時頗為暢銷的《文壇》水準較高，既有寫實主義的小說，也有現代主義的新詩及評論。從風格上來看，《華僑文藝》與黃崖主編的《蕉風》很相似。
《華僑文藝》雖然刊登現代主義的作品，但也不排斥寫實主義的作品，兼容並蓄，與香港其他深受西方現代主義影響的刊物不同。從讀者的角度來說，最重要的是作品的好壞，而非文學的主張。
沈：《華僑文藝》發表了很多台灣作家的作品，是否與丁平先生有關？
盧：台灣作家主要由丁先生約稿，我也有介紹桑品載、歐陽惕等人的作品在《華僑文藝》發表。
沈：《華僑文藝》的銷路如何？後來為甚麼停刊？
盧：《華僑文藝》雖然在香港報攤發售，但銷路不高。至於南洋一帶的銷路應該不俗。後來，《華僑文藝》受到南洋排華的影響，被逼放棄「華僑」二字，改為《文藝》，我覺得此刊名太平淡，建議索性改名為《新文藝》，可惜被否決。《文藝》銷路大跌，無法經營下去，不得不停刊。
沈：《華僑文藝》被人遺忘的原因何在？對香港文學有哪些影響？
盧：《華僑文藝》不受政治支配，缺乏公關、宣傳及藝文活動，編輯工作太忙，只是兼職，難以發揮影響力。停刊後亦少人談起這份雜誌，逐漸被人遺忘。雖然如此，《華僑文藝》發表了一批高水準的作品，而且是早期推介台灣作家和作品的香港雜誌，其貢獻應予肯定。多年後，老朋友桑品載、歐陽惕、張默、蔡文甫等台灣作家仍會談起這份刊物。
沈：從一九七Ｏ年代末開始，盧先生很少發表嚴肅的文學作品，有甚麼原因嗎？
盧：一九七七年離開李求恩中學後，工作太忙，全力搞出版和寫作。我在香港辦過的雜誌包括《醜聞》、《風雲》、《電視台》、《生理衛生》、《黑皮書》等。在香港靠寫作為生絕不客易，我分別用孟浪、老偈、貝品清，白水晶、霍愛迪、艾迪等多個筆名在《天天日報》、《新報》、《新夜報》、《新知》、《藍皮書》等報刊寫流行作品，包括偵探、靈異、愛情、魔幻、科幻小說等，每天忙於寫七、八個專欄，由八百字到一千多字不等，完全沒有時間參加文學活動，漸漸遠離嚴肅的文學創作，但我不同意流行小說必然缺乏文學成份，名作家沈西城就批評我的作品特色：「通俗中有文學，文學中有通俗」。我寫了幾百萬字這類通俗作品，部份以孟浪筆名發表的作品已經結集出版如《閻王令》（一九八七）、《變色幽靈》（一九八七）、《通靈怪嬰》（一九八八）、《靈體》（一九八九）、《黑狐仙》（一九八九）、《攝魄亡魂》（一九九Ｏ）、《驚魂夜》（一九九Ｏ）、《奪魄情花》（一九九一）、《鬼鈎魂》（一九九一）、《靈魂賭局》（一九九二）、《魔域翡翠》（一九九二）等。我曾以老偈筆名出版的長篇小說包括《隧道亡魂》、《魔宮怪客》。我覺得小說應具有「電影感」、創造性及想像力，尤其是恐怖、靈慾、推理及荒誕題材缺乏，我較為偏重。當時很想寫出類似「ＯＯ七」及後期紅絕一時的「哈利波特」之類的小說。期間，我雖然以寫通俗作品為主，偶然仍然會寫嚴肅的文學作品如小說與新詩，在《中華日報》發表。其他在《劇與藝》、《蕉風》和台灣的文學雜誌《小說族》上發表，都是用盧文敏、白水晶、孟浪等筆名。
一九八五年，我離開香港。當時我覺得香港文化市場缺乏文藝，而流向財團化的通俗及八卦，難以競爭，我反而發覺台灣文化出版界過於嚴肅、單調、乏味（尤其是主流報紙刊登高級文學作品），與香港報紙通俗化大相違背。當時我有一個想法：以商業角度在台灣先搞通俗刊物，賺夠錢再搞虧本的文藝雜誌。我到台灣，認識了林德川先生。他有意辦雜誌，於是出資搞出版社，分別成立「金文」、「美麗」與「追星族」三間出版社，主要是將台灣通俗雜誌「香港化」（比黎智英搞《壹週刊》及《蘋果日報》早幾年吧？），當時先後出版最早報導兩岸三地資訊及內幕的《接觸》、《兩岸》與及《靈異》、《人鬼神》、《偶像》、《星心》、《蒐奇》、《新生活報》及大量的香港流行漫畫與小說（購買版權再修改為「台灣版）。我負責具體編務，最高記錄是每月出版十二本雜誌，銷售最多的雜誌是《靈異》雜誌，四開大度，內容包括靈異、科幻、宗教、神秘等題材，每期銷有二、三萬冊。另外，我還購買香港作家著作和漫畫的版權，把這些書引進台灣，前者如慕容羽軍、雲碧琳、依達、馮嘉（石崗）、林蔭、沈西城等作家的作品，後者如文化傳訊黃玉郎的《龍虎門》（舊版）、上官小寶的《李小龍》、張萬有的《如來神掌》、牛佬、邱瑞新的江湖黑白道連載漫畫及甘小文的幽默諷刺漫畫等。直到二ＯＯ五年我離開台灣，回港為止。
我認為文學不應該太狹窄，除了嚴肅的作品外，也應該包括流行和通俗的作品。而作品的好壞，並不在於它是嚴肅還是通俗，最重要是看作品本身有沒有特色，能否表現人性與社會的面貌。文學作品當然可以呈現正面、健康的人生價值和意義，但為甚麼不可以反映人性中黑暗、邪惡的一面？可惜，當時的文學界不大能夠接受這類題材，認為這類創作不是文學作品。文學界過去一直輕視通俗作品，其實通俗作品中也有好作品，譬如金庸、倪匡、亦舒、李碧華、馮嘉、林蔭等也有出色的小說。這些作家雖然不為當時文學界接受，但他們的作品為文學作品開創了新局面，無論在武俠、科幻、愛情的題材都有新突破，今天已為人肯定。我認為通俗作品可以接觸更多讀者，透過提升作品水平，同樣可以引起讀者對文學的興趣。很多人將報刊連載的小說視為通俗，其實公認為文學泰斗的小說名家劉以鬯的《酒徒》，最先就發表在星島晚報副刊，金庸、倪匡、小生姓高（三蘇）、梁羽生及李碧華的作品均發表在報刊副刊。究竟作者之作品是否有文學價值，主要是看他寫作動機、構思、取材、藝術表現手法與個人風格。本人未出版之文學短、中篇約二、三十萬字，在報刊連載之長篇約七、八百萬字，其中涉及恐怖、推理、科幻、魔幻、情色題材，少不免有顧及市場與讀者口味，但以當時得令的高行健、莫言、黃碧雲及台灣的陳雪均有涉及人性與情色描寫，只要真正是作者深刻表達人性衝突與內心掙扎，我們應持開放態度接受新派小說。目前一般文學讀者日漸缺乏和疏離，造成作者比讀者多的怪異現象（尤其是新詩），反觀日本及外國小說對性與情色衝突描寫，跟電影同步，說不定是重新爭取廣大讀者的靈丹妙藥。我曾寫過很多作者沒曾寫過的題材的長篇小說連載多年，如《神珠‧魔手‧外星人》、《恐怖殺人窩》、《藍戀紫情》（同性戀畸情）、《一代神女女神自白書》……等，很想整理出版或上網留存，但目前出版市場太差勁，如何適應、改革或創新，值得有心人士研議。
沈：可否介紹《73週刊》這份刊物？
盧：香港當時有一個電視節目叫「73劇場」，內容以諷刺社會為主，我於是想到辦一份《73週刊》的趣味性綜合雜誌，刊登較具諷刺及爭論性的社會雜文、怪論及反映現實衝突的通俗的愛情小說，由我與何潮光合作出版，但只出版了幾個月就停刊了。後來，我們還共同集資辦了一份叫《電視台》的雜誌，請方亮先生主編，第一期的封面人物是林青霞。
沈：劉以鬯主編《香港文學作家傳略》中的盧文敏介紹，是否盧先生執筆撰寫的？
盧：這篇介紹不是我寫的，也不知道是誰人執筆的，也許是早期認識的文友提供，較缺乏我八十年代後的資料。
沈：今天十分感謝盧先生接受訪問，分享了從事文學工作的種種經歷，對嚴肅和通俗文學的看法，以及《華僑文藝》的編輯和出版情況。謝謝！
盧文敏先生受訪時攝
《學生生活報》「原野」副刊（一九六二年三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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