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政府新聞網站2019年11月26日）
（香港公共圖書館網站）
2019香港中文文學雙年獎新詩組優敗劣勝
洪慧
今次的雙年獎詩歌組的賽果，對所有參賽者、得獎者、甚至乎詩歌組的評審，都是公然的侮辱。葉英傑的《旁觀生活》得首獎，廖偉棠的《櫻桃與金剛：詩選2013–2016》得推薦獎，這個賽果可謂荒謬絕倫。《手風琴裡的浪遊》、《波希米亞的行路謠》、《苦天使》、《和幽靈一起的香港漫遊》、《八尺雪意》、《傘托邦：香港雨傘運動的日與夜》、《半簿鬼語》，一直來到如今的《櫻桃與金剛》，廖偉棠開出了結合古典修辭與現代詩語感的風格。他關注內地、搜求於中外古今的藝術家，出入於現實社會題材和超現實的藝術風格之間。廖偉棠，絕對是香港詩歌史裡極為重要的詩人。拙文：〈你從此安眠／還是要醒來一起戰鬥？──讀《櫻桃與金剛》〉約八千字，也只是處理這本詩集的社會現實面向，尚且未能盡善盡美，其宏大深邃，可想而知。
廖偉棠，代表了一個詩人、知識份子的道德勇氣。他代表了香港詩人如何在現實的壓逼下，艱苦地追求藝術信念的困局。廖偉棠是香港詩歌傳統裡，注重抗爭，注重詩人個性傳統的繼承者。無論是語言、題材、眼界、識見、境界，都是超群絕倫。而葉英傑的詩缺乏的正正是道德勇氣。香港現正處於回歸以來之大變，率獸食人、禮崩樂壞。香港人為了爭取自由，死傷枕藉。汽油彈也不過是力挽狂瀾，以卵擊石。然而雙年獎竟然交給我們《旁觀生活》作為這個時代的扛鼎之作，可謂完全與這個時代脫節。
《旁觀生活》這本詩集的詩題便顯示了作者對現實抽離旁觀的態度。詩歌在這個時代不能作旁觀者，也不能作壁上觀。而是要積極地介入現實，改變現實。葉英傑的詩面對社會不公義永遠只是一個旁觀者。周漢輝在詩集序言說：「英傑與我年紀相若，我們一樣出生成長於平和安逸，經濟穩定的小時代，置身於非死即傷的社會大動盪之外，這是我們最大的幸運。」世界和這個香港一樣，毫不安逸。覺得香港平和安逸，只因為葉英傑根本無法在詩歌裡點出社會的不公義，繼而反抗。只要比照葉廖二人寫雨傘運動的詩，則高下立判。
〈江戶東京博物館〉／葉英傑
他們移動的場景，被記住了
他們交談，進行活動
穿上那個時代的服飾，被記住了。
進入博物館，穿過那條重現的橋
首先進入眼簾，就是
那些人偶。
他們專注自己的生活
外面，沒有甚麼事在發生。
他們撥開門簾，走到街上，向一個方向走
有光照着他們。人做的光
定時亮起，定時閉上
創造他們作息的時間；
我們在圍欄外看着，透過
介紹，知道他們以後
會被捲入甚麼；
明治維新。然後是
戰爭；他們會知道
有很多東西掉落他們身邊，炸開
所有事物都變調
他們只能聽着掉落的聲音去反應。
現在，他們如常在街上叫賣，如常
慶祝節慶，他們的孩子如常學習
孩子降生的時候
大家圍在一起，呵護他
等待他長大，擺出眾人心中理想的姿勢。
2014年10月5日至12日，寫於「雨傘運動」進行時。記9月東京旅遊。
這首詩透過寫日本的江戶東京博物館，從而比照雨傘運動。以此喻彼，本無問題。但詩歌由頭至尾，句句指眼前博物館，想像江戶末年，卻沒有半言片語可以讓讀者讀到這是在寫雨傘運動。只有後記一句，寫於「雨傘運動」進行時。這首詩，喻和本體之間完全斷裂。他做好了旁觀歷史的角色，他選擇的立場是人民被逼「捲入」維新。明治維新遠不止於此。日本知識份子救國救亡的犧牲精神呢？幕府順應時代潮流，還政於天皇呢？積極學習西方知識，改革弊政的「船中八策」呢？更重要的是，全詩除了「明治維新」四字，每句都可以應用在其他國家，其他時代。每一個大變的時代，「所有事物都變調」。又有哪一個國家不是「孩子降生的時候／大家圍在一起，呵護他／等待他長大，擺出眾人心中理想的姿勢。」葉英傑的詩無法在最妥當的地方下一個最適當的形容，換句話說，缺乏詩歌應有的精煉。當大家天天在中環靜坐，甚至有人第一次在香港吃到催淚彈。葉英傑交出的詩作卻是「2014年10月5日至12日，寫於「雨傘運動」進行時。記9月東京旅遊。 」這是多麼的旁觀生活。
寫給《傘托邦》、《櫻桃與金剛》的評論，我已經講了好多次。在這裡我仍然要再講廖偉棠寫雨傘運動的詩。世界實在令人費解、憤怒、欲哭無淚。〈金鍾溪山圖〉、〈旺角行旅圖〉以古典修辭結合地誌書寫。其重要之處在於：將也斯擅長的地誌文學如〈新蒲崗的雨天〉轉化繼承。也斯的地誌文學，鮮有涉及政治。其書寫進路多是克制的情感結合城市描寫。傳統來到廖偉棠手上，發揚光大，青出於藍勝於藍。金鐘、旺角為示威者所佔領，廖偉棠遂投身反抗當中，義無反顧。
〈趁還記得〉（節錄）
趁秋天尚未變灰，到旺角去讓烈日審問靈魂
趁黑夜尚未躡足走路，跟上它的漫游
從銅鑼灣到金鐘，走一條也許是最後一次走的路。
趁還記得，填好信封回郵。
趁晝長夜短，收拾好平生故事，落草為寇。
這才是真正參與抗爭的詩人和香港人的心情。以武犯禁，逼上梁山，在中國文學與中國政治文化裡從來不乏。官逼民反，「落草為寇」。多少人害怕坐牢，被警方施以濫暴。然而良心和對自由的追求驅使着我們。恐懼，但作最壞的準備「趁還記得，填好信封回郵。」就連一個句號也帶有絕筆的意思。於是廖偉棠在〈金鍾溪山圖〉也就寫下了「龍和道如虛無瀑布，濺出暗黑獸／蹴巖斜立危鵰：那些軍營和幻影大樓」。軍營環伺，人民偏偏要結營靜坐，佔領抗議。長日漫漫，時休時讀時喊口號，沒有警察，卻秩序井然。正是「且耕且獵且讀，樵夫雪盈袖／這是無何有的一個香港，氤氳靈秀。」結合抗爭以轉化地誌文學，更兼融鑄廖偉棠一直追求古典風格。從參與反抗，所提煉出來的恐懼和堅決，這才是詩歌介入現實之餘，更具抒情言之效。在也斯過身之後，廖偉棠根本是香港詩歌至為重要的詩人。說葉英傑的詩觀察細緻，可以，但那只僅是觀察，不涉情志，遑論深刻的思考。葉的詩集序文，劈頭一句便謂葉一直認為：「所謂超現實，不是不現實，而是超級現實。」此句典出商禽。我只能指出，葉的詩歌也就一直沉迷於書寫現實瑣碎，永遠無法抵達更高層次的情志理想、眼界識見，更不可能與商禽相提並論。
同樣是寫家族，周漢輝指出那是葉用力極深的命題。他拈出〈家族紀歷（五）〉為例，謂其「舉重若輕的靈動」。
〈家族紀歷（五）〉
面書上有陌生留言到來，英語的
四堂姐在面書上找到我，跟我
打招呼；她嫁到
美國；看到我貼上的詩
問我要了我的書
她想讓小朋友看。她會
教他中文字，一個字
接一個字；記着
在書上簽名，讓另一邊的我
變得實在。
他看過《三國演義》
我們的故事
英文版。
他喜歡，只是抱怨
當中殺戮太多。
之後偶爾
在面書上看見
四堂兄四處遊歷時
被拍下的照片
他隨四堂姐去了美國；
我想起小時候，他們
終於可以從內地來港
逢星期六到我家，找補習老師
學英語；又跟補習老師研究
自己應該取的英文名字。
大堂姐在那邊好嘛？我知道
她在夏威夷；記不清她上次
甚麼時候回來。
大伯過身的時候
肯定有。
記得她想抓緊孩子
讓他
在靈堂前鞠躬；
他未懂事，閃身
就跑開。
我必需要說，這首詩不可能稱得上是「舉重若輕的靈動」。這首詩，完全是將現實事件直接以白描方法紀錄。光是第一段，已見作者的剪裁工夫不足。全詩遠遠未是一首完整的作品，只能算是未經錘打的素材。如果這是散文，或者會是誠實的散文。但這不是詩，即使是詩，也不會是能夠代表香港詩歌的作品。這首詩如果從移民潮來講，可以是素材，但不會是詩。而且這首詩的分行也是非常粗糙。像第一段，「四堂姐在面書上找到我，跟我／打招呼；她嫁到／美國」如果說，要強調遠親「打招呼」的突兀，是否應該可以有情感的暗示呢？在面書不是打招呼，難道是穿越時空？「跟我」和「打招呼」更是將節奏硬生折開。全詩到處是這類節奏奇怪，多餘地強調的毛病。「她想讓小朋友看。她會／教他中文字」，將「她會」和「教他中文字」，完全是無意義的硬折。在外地的中國人學中文字，完全不出奇，根本不值得分行強調。累篇累牘地轉述對話，更是完全放棄了詩人的剪裁工夫。全詩乾澀無味，語言直白得粗糙，毫不耐讀。「靈堂」與「大伯過身」也只是輕描淡寫，處處強調孩子不懂得三國演義、不懂得生死。難道詩歌用這種抽離的旁觀就可以改變世界？就可以教孩子，生死的莊嚴之處？其詩更大問題，是缺乏個性，永遠停留於平淡。而平淡中又無法展現出思考。加上語言平淡無味，實在令人不忍卒讀。
同樣寫生死，寫家族，廖偉棠的〈悼外祖母〉根本是雲泥之別。也不用全詩引論。寥寥數句，已是高下立判。何需絮絮不休。
餓啊，太餓了，一九六O年你已經見過亞熱帶的雪
此後半個世紀不過讓痛苦沉入更幽寒的胃
餓啊，太餓了，一九七九年我見過一隻母牛
剛剛生下牛崽她的胎盤就被人們搶成碎片
〈搬家記〉（節錄）
拉開另一道門，向門內的業主、經紀、裝修師傅
老師、好友、親人和愛妻遞上你的頭顱
讓他們看看，還有哪一寸皮膚可以在上面刺字。
為了孩子。一個詩人不單要獻詩，還要獻上自己的人頭。像刺青一般，賣字賣血。為的是甚麼？為的是和子女一起成長，當女兒長大成人而失戀，廖偉棠要安慰她，要告訴她：「我也愛過、收拾過世上的廢墟／當春天重覆一萬年／其實是一億個不同的韻腳。」（〈小詠嘆──給女兒〉）總會有更好的愛人和父親陪伴你。當兒子「他在夢裡叫爸爸時／我便壓下雲頭在黑暗中遍巡」守護他。（〈孫悟空的日常〉）。
最後我需要指出，廖偉棠這本詩集是戰鬥的詩集。他就站在文化的戰場上守護香港，並且號召香港人抗爭。
〈在東涌碼頭讀詩〉（節錄）
這首用普通話寫的詩，
我們非要用粵語讀，
非要翻譯成碼頭也懂，
烏雲也懂得的音樂，
我們非要向槍口解釋
星星仍然是四十年前
燒焦的那些星星。
政權否認的事實，廖偏要講。政權要消滅文化，他更加要捍衞粵語，干犯暴政的禁忌。這才是知識份子的承擔和道德勇氣。這個抗爭的時代，需要的是抗爭的勇氣，守死正道的氣概。廖偉棠就是這麼一個值得敬佩的詩人。「你從此安眠／還是要醒來一起戰鬥？」（〈香港夜曲〉）必須要記着，廖寫的是雨傘運動，但卻又完全能呼應當下的戰鬥和抗爭，這亦是其詩的超越之處。
我不知道這個投票結果，怎麼會優敗劣勝。評審體制，我無法處理。我只想說，投給葉英傑第一的評審們，你們正在書寫香港的詩歌史。任何不公正的評價，始終會得到平反。即使值得獎項的詩人無法在今次比賽借火燃燒，歷史始終會追上超越時代的詩歌。當你終於追上他們，他們早已抵達更遠的地方。而香港詩歌亦會記着評審對良心和詩藝所投的每一票。葉英傑的詩絕對不可能代表香港詩歌。這是對詩藝的僭越。《旁觀生活》，充其量只能得推薦獎。更莫說，本屆比賽尚有比葉英傑更出色的詩人。每一個參賽的詩人都絕對比葉英傑更出色。（請不要說藝術文學是主觀這等論調來迴護葉英傑。我不想再將葉英傑和本屆參賽者作對讀，這樣一篇篇的寫下來，對葉英傑和我都是莫大的傷害。）本屆賽果無論對葉和其他參賽者都絕不公正。這是以汰強留弱扼殺香港詩歌。然而，一切塵埃落定。我只能在此敬告葉英傑先生，你有必要放棄今次的雙年獎，讓首獎懸空。只有這樣你才能保有你一直向更好的詩歌進發的意志和毅力。你雖然放棄了虛榮，但得到的是所有人對你的詩格和個性的絕對肯定。「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這就是你向真正的詩人邁出的最重要一步。
（《微批》2019年11月9日）
再論2019年雙年獎新詩組優敗劣勝
洪慧
2019年雙年獎詩歌組的評語令人非常失望，當中包含極多武斷而粗糙的偏見，亦不能一一盡錄。純就結果而言，拙文〈2019年香港中文文學雙年獎新詩組優敗劣勝〉已指出葉英傑得首獎而廖偉棠反而得推薦獎，實屬無理。如從匿名的評審點評來看，問題更是嚴重。評審們正試圖將香港詩歌劃地自限，一步步地扼殺。首先是將「本土」等如生活日常的題材，然後語言盡量採用白描。直至香港詩歌最後成為語言粗糙，題材狹隘，只看見日常生活瑣碎的劣質散文。
且觀以下批評廖偉棠的評語：
1. 與心目中講香港的詩的表達不同，故未能進入詩的氣派和藝術之處。
2. 如〈香港新山水詩〉（組詩選）。作為一個地道的香港人，不會想到用這種手法來撰寫──離的角度，形成新的組合。技巧上，是一組好詩；但，與本土香港人的感覺，卻有點隔閡。至少，香港人在同樣時空下，很難如此抽離。
3. 決審書籍來說，題材基本上都不本土。
所謂「心目中的香港」人言人殊，至今已經被講了千千萬萬遍。警察和追求自由的民眾眼中的香港不同。城中富豪與一般草根階層的香港更是天淵之別。評審居然以自己心目中的香港，作為代表進入詩的門檻，這也不知是從何而來的自信。法國君主路易十四說「朕即國家」，相比這位評審，也不過爾爾了。這種自傲自大，大概是來自匿名制度的鼓勵縱容吧。又如第三點，謂〈香港山水詩〉一種意想不到的手法，是「新的組合」，是形式和內容上的創新。文學從來都應該是抗拒陳套，追求創新。評審居然可以將創新詮釋成為「與本土香港人的感覺，卻有點隔閡」，甚至進而將這種創新詮釋成為抽離，不關心香港社會運動。如此評論，與惡意詆毀，實亦相差無幾。
這種看重作者出身的偏見，末流之處，就是以身份論高低優劣。像對吳耀宗《形成愛》，便說「作者是一位學者，生活的根底相對較淡。」、「詩集中的詩與香港市民有生活距離，詩中幾乎是沒有生活感受。」這就等如說學者一定困在象牙塔，一定絲毫不關心社會。「沒有生活感受」這對所有詩人都是極大的侮辱。這無異於說其詩空洞無物，無病呻吟云云。更加武斷的是以香港人的身份來判定高低。「外來人寫香港生活，但此作品未能讓人感覺到香港情懷。」許多香港詩人，都不是土生土長的香港人，黃燦然、蔡炎培，甚至是寫下〈獄中題壁〉、〈蕭紅墓畔口占〉的戴望舒，他們的作品都構成了香港詩歌的重要部份。然而他們都是「外來人」，重視「本土」的評審們，又不知會否如此輕省就拋一句「外來人寫香港生活，但此作品未能讓人感覺到香港情懷」了。
上述種種評語悉為匿名，我無從得知是否為同一人的講法。但這批點評顯示出，評審（們）正致力於建構一個論述。在這種論述裡，香港詩必須要標舉其本土性，重視對日常生活的描繪，語言質樸直白。於是在評審眼中，廖的詩文白夾雜，出入於歷史和現實，即使技巧高超，也不是一首優秀的香港詩。在這種本土的審美觀下，題材只能關注當下時空，既不借鑒歷史，亦不想像未來，更不投身入於推動社會政治變革。詩歌就只著重當下的生活瑣碎日常。這就是評審（們）所渴望成就，「心目中的香港詩」。
評審（們）這種詩觀，或者也是可以生出好詩的。偏偏雙年獎交給我們的卻是葉英傑。葉的詩嚴重散文化，毫無節奏，題材瑣碎。葉的〈江戶東京博物館〉實在無甚可觀，評審居然大讚特讚，不是偏私就是有眼無珠。也算了。又謂「作者並無吶喊，能令人感動。」魯迅的吶喊，大抵也要束之高閣了。又謂「在經意與不經意之間來寫」，完全是印象式批評。對葉英傑讚賞的評語，許多都省略推論，純粹敷衍式引詩數句，便以感人作為結論。所有點評中最中肯就算這句：「純粹是想寫詩本身，又不想走專業路線，是永遠的業餘詩人。」事實上，重視生活日常、語言傾向敘事的作品，鍾國強會是比葉英傑更佳的人選。評審捨鍾取葉又是令人費解。
另一條值得留意的點評是對洪慧的評論。
「近年80、90後的詩人，風格相似，沒有獨特性，語言技巧高。」
這個點評，非常不負責任。八、九十後的詩人，我隨便已經可以舉出多個風格各異的詩人。陳暉健、羅樂敏、曾淦賢、關天林、陳子謙。他們每個人的詩集我都反覆讀過，每人都有各自的語言特色。上述詩人的詩集，我都曾撰寫評論，述其優劣。陳暉健，才氣橫溢，任情用性，朋輩之間無出其右，惜偶有不嗇才華，枝蔓橫生之弊。又如陳子謙，擅寫短詩，更兼嘲諷幽默並出，偶有失在過於穩健。諸君讀者亦可自行搜閱。如今的香港處於危急存亡之秋。政局混亂，僭主暴虐。不意本港最重要的詩歌獎，亦有此弊。還記得美心集團的高層伍淑清嗎？這位行將就木的親共女子，肆意抺黑學生，明明已經被全香港人所唾棄。是非黑白非常明顯，她居然宣稱「我會放棄（這些年輕人了），不會再浪費時間去跟他們講甚麼，因為他們的腦子已經不清楚自己應該做甚麼事情。」這位評審的自大專橫之處，實亦不遑多讓。這種點評和抹黑，表面上說的是年青詩人千人一面，底下的那句就是「全部都係廢青」。這位評審如此敵仇年青詩人，不是鑒賞能力低下，就是以一介庸夫，長年把持文學獎權力，自知不及。妒才之餘卻又要維持長者的客觀體面，心虛作賊，恰如李斯韓非故事。能夠說得出這種不負責任的評論，實乃香港詩人之恥。
值得慶幸的固然是有評審能欣賞自己的詩作。但更令人失望的，許多批評跡近惡意。「現代年輕詩人普遍起點高，但生活感覺不夠深厚。」、「現代詩人生活經驗太相似，未能分辨出各自的獨特性。」、「以情緒帶動風格。似有『霎眼嬌』的意味。」、「未見同情心。」、「青年的躁動未能在語言、詩和世界中擺渡得更貼近自己的生命。」綜而論之，先批評一整代人，再把你描繪成一個少不更事的青年，千人一面。強烈的情感就貶為躁動情緒，「霎眼嬌」，不成氣候。最後，再來一個人格抹黑，沒有同情心。洪慧是壞人。若不是事先知道這是雙年獎詩歌組的評語，差點以為是在讀一份由建制人士，或是親共人士所寫的抺黑宣傳。更莫提，這種種指控，悉為片言隻語，連提出詩歌作例證的基本批評要求都無法達到。
於是我忽然明白了。這是一次劣幣驅逐良幣的詩歌篩選。這是又一次平庸前輩對追求詩藝後進的欺壓。然而，又實在無法交出一個信服生活教條而又像樣的年青詩人。於是也就只好硬生生交出葉英傑。我鍾情於癌石、淮遠、邱剛健。我從來沒有打算把葉英傑的詩拿出來寫評論。因為，從來沒人會有這個空閒去寫一個詩人的不足。然而，我始終還是做了這樁壞事。然後温情敦厚之輩又有文章了。就說了：「看！洪慧根本沒有同情心，是一個壞人！」但諸君又可曾看到，懷著惡意私心的評審讓一個差勁的詩人得獎，這才是對詩藝最大的侮辱和僭越呀。
假如翻查之前的文學雙年獎評語，你會找到曹疏影的《金雪》。這是一本非常出色的詩集。然後，你會再次發現評審某君同樣如此評價曹疏影。句子大意是：「這不是我心目中的大嶼山。」這和2019年雙年獎詩歌組，「與心目中講香港的詩的表達不同」，何其相似。雙年獎正在敗壞，最後將會更名為「生活詩雙年獎」。優敗劣勝，也是理固宜然了。然而，對於一眾矢志追求詩藝的朋友，請不要氣餒。淮遠有詩一首，名為〈沒有體育精神的人〉，寫的是作者參加了一個跳樓遊戲，最快從樓頂抵達到地面的人就是勝利者。當然，他亦會是最快死亡的那位。而所有參賽者最後亦會全部粉身碎骨。「勝利將只屬於主辦人／和觀眾／連同那個對我微笑的女郎」。這首詩寫的是資本主義社會對所有人的剝削。不甘受辱、勞役，於是詩人淮遠就在下墜的過程中，爬回窗口。他雖然輸了這場比賽。然而他不再需要受任何體制壓搾。正如諸位在雙年獎中落敗的真正詩人。這就是我們的寫照：
是的
我的確是一個勝利者
我一直向門口走去
把門打開、關上
穿過走廊
步入電梯
在G字上輕輕按了一下
（《微批》2019年12月6日）
我詩求遠──談《櫻桃與金剛》兼回應中文文學雙年獎某些評語
廖偉棠
《櫻桃與金剛》是我的第十二本詩集，也是我自《和幽靈一起的香港漫遊》出版後十年來唯一一本在香港出版的純中文新詩集。詩集涵蓋我從2013年到2016年的創作，中間包含一本攝影詩集《傘托邦：香港雨傘運動的日與夜》裡最精華的幾首詩，投放了我從2005年回港定居十年的情感於其中，尤其是雨傘運動前後，那一種悲欣交集的情意。
我在出版前夕為它寫的簡介如下：「櫻桃與金剛，是甜美與堅毅的兩個極致，廖偉棠的這本新詩近作，要在甜美中品味苦澀，在堅毅中俯首、細察人間的失敗。這是《和幽靈一起的香港漫遊》出版近十年後，詩人再一次以香港為基點去省思個人命運和時運、藝術與現實等複雜糾葛，詩成有坎坷、有酣暢、有低迴、有狂狷，終是此時此地與遠方的和鳴。詩集除了四年所寫若干短詩，還有《另一個倉央嘉措》、《香港新山水圖》、《角角色色》、《說吧，香港》等組詩，對歷史與當下提供獨特的證言。」
這樣一本詩集，被本屆中文文學雙年獎的某評判稱之為「與心目中講香港的詩的表達不同」、「始終予人旁觀者的印象──雖然從歷史角度敘述香港，卻不是介入者」、「技巧上，是一組好詩；但，與本土香港人的感覺，卻有點隔閡。至少，香港詩人在同樣時空下，很難如此抽離。」如此種種，令人哭笑不得。
也許他們沒有讀過我的《傘托邦》，不知道我在整個雨傘運動幾乎每一天都奔走於金鐘、銅鑼灣、旺角三個現場，同時以紀錄者與抗爭者的身份參與其中，然後才得出那些所謂「抽離」的詩。但可以肯定的是，他們對「介入」與「抽離」的詩學意義上的定義，停留在極其粗淺的表面理解上。就像藍絲不理解黃絲對香港的愛一樣，因為前者的識見簡單機械，他們會認為每天港鐵上班下班是香港人應該維護的生活，而破壞這種機制則是抽離、是不本土。
然而一個稍有現代文學常識的人都知道，文學的抽離是為了打破慣性思維、反思習焉不察的表層現實，這需要極其深度的介入才能得到。從這點來說，我對「講香港的詩」的期許也和某些詩人評判不同，我和梁秉鈞、蔡炎培、黃燦然這些前輩致力於打破、拓寬「香港詩」的固有面目，某些香港詩人則致力於畫地為牢，確立一個「香港詩」的「標準」，排斥出格者（比如說本次評獎中他們對更年輕一代詩人的輕視）──直說其原因，是他們寫不出「標準」以外的詩。
這個「標準」有二，一是平白如水的日常流水詩，意圖製造一種「舉重若輕」、「大智若愚」的假象，實際上是怠於挖掘現實與語言的深度。二是從余光中而來的範式製造的學院詩，用機械的華麗修辭去包裝蒼白的體驗，紙上談兵冠冕堂皇，實則不痛不癢。這兩種香港詩「傳統」，一度誤人不淺，所幸新一代香港年輕詩人已經警惕和反逆之。
其實《櫻桃與金剛》僅獲得本屆中文文學雙年獎的推薦獎，對我來說卻是意料中事。因為它的份量，評判們不可能視而不見。但又因為它的進取、力道，遠遠超出了某些評判的可承受度，後者只能從詩以外的因素去尋找貶低它的理由，比如說，即使我來港二十年，他們依然把我定義為非「本土香港詩人」，進而在評語中多次強調我的詩「寫法近中國內地」、「唯實在是寫漢語的傳統」等等。殊不知這樣的寫法早已是新一代香港詩人的普遍作風，香港詩在參與重建漢語的傳統。
同時，這絕不是一本好讀的詩集，如果說《和幽靈一起的香港漫遊》難度系數是5，《櫻桃與金剛》就是9，屬於把語言的實驗性放在首要考慮的一本書。語言的自由與人性對政治自由的渴望是同步的——年輕一代香港詩人的語言覺悟我相信也來源於此。我的詩追求凝聚、奇崛、超越，一句詩也許就包含了一首詩的內涵與張力。我不是在引用典故，而是在為典故、為古文招魂，讓一個湮滅的世界以新的面目與現代世界結合，反而給予後者新的觀察角度和表現形式。
我跳出本土困厄，從西藏、阿姆斯特丹等地尋找靈魂的歷練痕跡，在某些人眼中就是不本土，他忘記了香港人向來是以國際化來樹立自我的。同樣的理由，歷史磅礴洶湧於我的當下，這種時空的拓闊，其野心依然是為了創造香港詩更多的可能性。我詩求遠，不拘泥於近，只有當我書寫家人、家庭生活的時候我親近一些，但也是冒險親近日常的刀鋒，日常絕非平庸，它的驚心動魄容易被忽略，卻是攸關性命。
而我的香港始終是批判的，直面香港之困的。我寫「麥難民」我會寫成聖家族，寫新移民會寫出他們的不可取代特性，我寫抗爭現場會寫出香港的新山水圖，寫警民衝突會寫到南音歌者杜焕與Bob Dylan的平行宇宙。這基於我對詩人素質的要求：你首先要是一個合格的公民、一個當代知識分子，換言之：詩人和小說家、建築師一樣要是一個專業人士。
這就涉及詩人的專業性與業餘性的平衡，以及為什麼香港更需要前者。有一位評判多次提及我專業性與寫作野心，在我看來這兩者是同構的，但不等於寫作是功利的，毋寧說兩者結合才達到寫作的超越性。香港詩歌的好處在於詩人多數業餘寫詩，天然非功利；壞處也在此，很多詩人用業餘寫作為詩藝的不精進開脫──然而你看哪個詩人不為生活拼搏，為什麼飲江、黃燦然能寫出這麼精湛的詩而你不能？
因為飲江他們有專業精神，有以寫作觸及終極價值的野心。
幾乎是到了寫作《半簿鬼語》、《櫻桃與金剛》直到《後覺書》，我才想通二十年前讀杜甫時困惑我的問題：為什麼杜甫說：「老去詩篇渾漫與」，又說「晚節漸於詩律細」呢？其實兩者並不矛盾，前者指藝術創作的發心，可以隨心所欲不顧成規；後者指方法，鞭策自己嚴厲，才能做到「語不驚人死不休。」
寫詩近三十年的現在，我正以這兩點作為我對待詩的態度。而《櫻桃與金剛》及之後的努力，庶幾近焉。
（《字花》第23期）
2019香港文化大事回顧（下）：抗爭以外，我們該如何守住本地文化？（節錄）
文學雙年獎賽果惹爭議
由圖書館所舉辦的文學雙年獎，2019年十一月揭曉結果，其中新詩組結果引來相當爭議：雙年獎新詩組正獎得主為葉英傑的《旁觀生活》；推薦獎得主為廖偉棠的《櫻桃與金剛：詩選2013–2016》。消息在網上傳出時，已經引來很多反應；截至2019年十二月，葉英傑表示獲獎的面書動態獲91個讚好，廖偉棠的獲獎消息動態獲得533個讚好，或者也反映了結果的認受性，爭議已可見端倪。
就此，詩人洪慧兩度撰文提出強烈批評，將結果評為「優敗劣勝」。第一篇文章〈2019香港中文文學雙年獎新詩組優敗劣勝〉比較葉英傑與廖偉棠詩作，指葉氏詩作對現實採旁觀抽離的態度，詩歌缺乏應有的精煉，失於平淡、欠缺個性；而廖偉棠詩作則寫出抗爭香港的精神，講出政權否認的現實，結合古典修辭與藝術修養，出入於現實社會題材和超現實的藝術風格之間，是也斯之後香港最重要的詩人。事實上，葉英傑作品素來具有爭議，上屆雙年獎其詩集進入決選，亦有評審意見一再指「這不是詩」，意見與洪慧相若。
本屆雙年獎詩組評審為淮遠、關夢南、吳美筠、羈魂、西川。待評審意見曝光後，洪慧第二篇評論〈再論2019年雙年獎新詩組優敗劣勝〉指出更深入的問題，包括有評審一再以廖詩沒有寫出「心目中的香港」，是對於「何謂香港」的劃地自限（類似評語亦曾在上屆對曹疏影《金雪》出現過）：「在這種論述裡，香港詩必須要標舉其本土性，重視對日常生活的描繪，語言質樸直白。[...]在這種本土的審美觀下，題材只能關注當下時空，既不借鑒歷史，亦不想像未來，更不投身入於推動社會政治變革。詩歌就只著重當下的生活瑣碎日常。這就是評審（們）所渴望成就，『心目中的香港詩』。」另外洪慧亦反對部分評審對於自己詩集《借火》的評語，指為印象式批評，出現人格抹殺式評語如「欠缺同情心」，更糟的是將一整代八九十後的詩人否定為「千人一面」──洪慧痛陳：「這是一次劣幣驅逐良幣的詩歌篩選。這是又一次平庸前輩對追求詩藝後進的欺壓。」九十後詩人林希澄亦在臉書發文，批評評審以「散文化、易明」為好詩的標準，是太過低姿態來乞求讀者。坊間流傳幾乎得獎的詩人熒惑，近兩年則在港台兩地出版了三本詩集，明顯在創作的高峰期，並受跨地區認同。
可以說，今次雙年獎的爭議，是重複數年前一次關於本土詩歌及青年詩人的爭議，再度把「何謂香港本土詩」與「香港詩壇代際撕裂」放到台前，在本土抗爭的背景下，呈現更深的裂痕。
對於爭議，葉英傑表示：「我不打算單單說一句其他人的詩是否比我好，或比我差，這樣說沒什麼意思，純粹引來罵戰。所以我不會作其他回應了。」廖偉棠在得獎感言中表示：「今天，我們的詩要在煙火中捍衛自由的聲音，在分崩離析中瞪視槍口、呵護我城。詩人，首先是人，大時代中一個正直的人做得到的，詩人也應該做到。櫻桃堅毅，金剛低眉，香港的詩絕不與香港人割席。」在評審意見曝光後，亦終於開腔批評，指部分評審意見「業餘得令人哭笑皆非」：「他們想的是如何侷限『香港本土詩歌』的範疇。而我做的相反。[...]香港詩，正是在不斷否認、革命「地道香港」這種陳腔濫調中前進，正是在不屈於『生活化』的平庸膠著裡突破。」並寄望青年詩人，亦有這種挑戰陳腐前輩的決心。廖氏及後更為文整理回應評審評語：「他們（指評審）對「介入」與「抽離」的詩學意義上的定義，停留在極其粗淺的表面理解上。就像藍絲不理解黃絲對香港的愛一樣，因為前者的識見簡單機械，他們會認為每天港鐵上班下班是香港人應該維護的生活，而破壞這種機制則是抽離、是不本土。」他亦指責某些香港詩人致力於畫地為牢，確立一個「香港詩」的「標準」，排斥出格者。「這個標準有二：一是平白如水的日常流水詩，意圖製造一種『舉重若輕』、『大智若愚』的假象，實際上是怠於挖掘現實與語言的深度。二是從余光中而來的範式製造的學院詩，用機械的華麗修辭去包裝蒼白的體驗，紙上談兵冠冕堂皇，實則不痛不癢。」
對於雙年獎機制的不滿近年時有所聞。包括：評審來來去去是那些人，經常出現老師評獎給學生的狀況；以投票方式而非評分進行決選，致令可以採取針對性打擊策略；評審過程不錄音，整理不公開、不具名，致令評審發言可以不負責任；片言隻語的碎片式整理且顯得非常不專業；等等。個別的賽果引爭議還是其次，長遠的結構性問題更應著手解決。否則這個本土最大的文學獎項，遲早會如政府或警隊一樣完全失去認受性。
（《虛詞》2020年1月24日）
（《大頭菜》文藝月刊第053期2020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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