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0月29日 星期六

第十六屆香港中文文學雙年獎爭議


下架3書獲選 文學獎新詩組「從缺」 康文署:作品未達標 活動須守法

康文署近日在公共圖書館網頁公布「第十六屆香港中文文學雙年獎」得獎結果,名單顯示「新詩組」雙年獎及推薦獎均「從缺」。本報獲悉,兩本獲選詩集及候補得獎作品,於去年12月在公共圖書館下架,包括陳李才的《漫長的霧 黝黑的光》(左起)、周漢輝的《光隱於塵》及曾詠聰的《戒和同修》。(曾憲宗攝)

昨日旺角一間獨立書店的書架上有《光隱於塵》、 《漫長的霧 黝黑的光》及 《戒和同修》,職員稱略有聽聞今次文學雙年獎事件,但會「照賣」,3書存貨現餘數本。(曾憲宗攝)

有超過30年歷史的香港中文文學雙年獎發生獲選作品被撤風波。本報由兩個獨立消息得悉,康文署公共圖書館主辦的雙年獎新詩組,去年中經評審選出兩本得獎詩作及候補得獎作品,當局同年未有公布賽果,在事隔超過一年多,至近日才公布其中4組別的得獎名單,惟新詩組的雙年獎及推薦獎「從缺」,據悉獲推介得獎的3本詩集是遭當局取消資格(DQ)。該3本詩集於去年12月在公共圖書館被下架。

康文署回應稱,圖書館安排的活動須遵守香港法律,雙年獎評審工作也以此原則處理,而因為疫情,雙年獎工作需較長時間完成,故延後公布得獎結果。署方表示:「如個別組別的參賽作品未達有關標準,該組別的獎項便會從缺。」明報記者 林勵 孫澤芳

延遲一年公布 署方稱因疫情

據了解,涉事3本詩集為周漢輝的《光隱於塵》、陳李才的《漫長的霧 黝黑的光》,及曾詠聰的《戒和同修》,分別獲評審推介為雙年獎、推薦獎及候補得獎。前兩本著作分別被指與雨傘運動及示威有關,而曾詠聰曾說詩作與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有關。其中一個參與評審的消息人士稱,當局在評審後安排兩本得獎作品「送審」。有參與新詩組評審的人向本報稱,對延遲公布結果及新詩組獎項從缺感意興闌珊。

兩本內容涉示威 一涉劉曉波

香港文學雙年獎隔年舉行,第十六屆於去年4月底截止報名,原先是要嘉獎香港作家在2019及2020年的文學著作。另一邊廂,與雙年獎梅花間竹舉行的「文學創作獎」於2020年舉行後,今年至今未舉行。雙年獎參賽表格未提及《港區國安法》,並表示「評審結果以評審團的決定為準」。

本報向涉事3名作者查詢,陳李才說不便多談,對會否再參與「隨緣啦」。其中一名不願具名的「得獎者」形容已被事件困擾一年,不宜評論得獎與否及從缺緣由。他說自己也曾擔任其他創作獎的評審,認為文學獎對作者及讀者均「極為重要」。

圖書館被指沒提理由
評審:未曾見獲選與得獎不一致

新詩組評審之一胡國賢(筆名羈魂)向本報說,在公布結果前,公共圖書館曾以電話及電郵通知新詩組結果從缺,但沒提及具體理由。他說個人立場是已盡了己任,與其他評審一起選出作品,之後如何處理則交給圖書館跟進。

羈魂表示,目前延遲一年頒獎及從缺的情况着實有點尷尬,而他也有點意興闌珊。問及會否再應邀當評審,他說近年創作已轉向其他文學範疇,若以目前情况計,暫不會考慮。他補充,今次結果對日後的參賽者或會有一定影響,作品或會改以「另一方式表達」。

文學雙年獎原設5組別。有另一組別的評審說,據他了解,以往未曾發生過評審結果與公布得獎名單不一致情况,嘆說「可能過往兩年是敏感時刻,有些新法律出爐」。他認為日後評審「難做」,若再獲邀,會問清楚主辦方「有無禁區」,盼主辦單位盡量尊重評審的專業決定,以及解釋事件來龍去脈。

詩人批損公信 令作家質疑創作自由

曾獲新詩組雙年獎的詩人廖偉棠批評,本來雙年獎評審已透明度低,「現在對取消一項重要獎項毫無解釋,不但影響公信力,也令香港作家失望和困惑:這個城市還能保障文學創作自由嗎?」

《明報》A1版2022年10月26日)

香港文壇主要獎項 評審:未聞評審後送審

文學雙年獎是香港文壇其中一個主要獎項,歷來不少重量級作家如劉以鬯、也斯、北島等曾獲獎。據兩個不同組別的評審稱,去年評審期間,康文署公共圖書館人員在場列席,並無「溫馨提示」或評價作品內容,只是在場核查出版年份是否符合資格等,不感任何壓力。據悉,評審團開會後定出得獎名單,然後交給康文署公布。

稱去年評審時未接「提示」 不感壓力

由於參賽資格只要求參賽作家有香港身分證,台灣作家龍應台及演員林青霞分別憑《大武山下》及《鏡前鏡後》獲小說組雙年獎及散文組推薦獎。作家董橋憑《讀胡適》在散文組獲獎,區仲桃及游欣妮則分別憑《東西之間:梁秉鈞的中間詩學論》及《看見看不見》,在文學評論組及兒童少年文學組獲獎。

曾兩度參加雙年獎評審的台灣文學評論家鄭明娳向本報說,沒聽過評審後作品再送審。她解釋,一般而言主辦單位應在作品報名時檢查是否符合基本要求,例如總字數、文類、主題等,「這些作品在一開始就因『不合徵獎要求』被剔除,不會送到評審委員手上」。她憶述,過去曾發現有其他獎項得獎者被變更,「第二年對方再邀請我評審我就謝絕了」。

一名小說組的評審形容,文學界「好重視」雙年獎,獎項在文壇有一定地位,因每年競爭均激烈,有不少「巨著」參賽。他說今年亦有涉政治議題書籍入圍,評審沒有避開,「就算係政治敏感議題,寫得好都會幫佢爭取」。

《明報》A1版2022年10月26日)

第十六屆雙年獎本應在2021年結束評審工作,同年底頒發,而且適逢30周年,料不到姍姍來遲一年才公布,而公眾的討論焦點,主要就是新詩組雙年獎及推薦獎雙雙從缺,《明報》10月26日頭版標題正是〈下架3書獲選 文學獎新詩組「從缺」 康文署:作品未達標 活動須守法〉。這是史無前例,從缺原因涉及到詩集內有政治內容,3本詩集分別是周漢輝的《光隱於塵》、陳李才的《漫長的霧 黝黑的光》、曾詠聰的《戒和同修》,原先評審結果應為雙年獎、推薦獎以及候補得獎書籍。可是,3本詩集齊齊DQ了,甚至公共圖書館檢索系統中,已下架這3本書,系統顯示為「沒有符合的檢索結果」。

這3本詩集我都看過,我十分同意5位新詩組評審的專業結果,如果我是評審的話,我也會舉手贊成,但如今評審紀錄幾可肯定不會公之於眾了,評審討論也當然付諸流水。周漢輝的《光隱於塵》在2019年6月出版,考慮到書籍的製作需時,可以假定詩集是6月9日民陣「反送中」100萬人遊行前完成。

《光隱於塵》是近10年來尤其重要的香港詩集,詩集的藝術水平相當高,可以與華文世界包括中國大陸和台灣近10年的詩集一較高下,而絕不處於下鋒,甚至乎遙遙領先。周漢輝2010年的詩集《長鏡頭》已有一些佳作,相對上《光隱於塵》的水準更為平均。 拙文〈我與你:香港詩人周漢輝〉收於《光隱於塵》之中,傳稿給漢輝時,我還未知道《光隱於塵》會收錄哪些詩作。無獨有偶,拙文選談的6首佳作〈禱詩〉、〈城貓頌〉、〈耶利米〉、〈姑姑〉、〈落葉樹〉、〈禮儀〉,都收於《光隱於塵》。其中〈耶利米〉有政治意味,但出色的詩作,往往不是基於政治立場作大聲疾呼(例如不少左翼的現實主義詩歌),好的政治題材詩作是透過政治背景、人的境遇,繼而深入探索、觀察以及表達。

《明報 世紀》臉書專頁2022年10月29日)

【第十六屆香港中文文學雙年奬】遲來一年的得獎名單──被消失的新詩組,龍應台林青霞竟有份?

by 虛詞編輯部 | 2022-10-25

一直遲遲沒有公布結果的「第十六屆香港中文文學雙年奬」,香港公共圖書館日前(24/10)在官方網站公布各組別得獎名單,唯新詩組卻離奇消失,名單只見散文組、小說組、文學評論組、兒童少年文學組得獎作者與作品,而來自台灣的林青霞與龍應台竟有作品得獎,同樣惹來極大爭議。

自1991年起開始隔年舉辦的「香港中文文學雙年獎」,今屆獎項原定頒發予2019至2020年間,由香港作家撰寫、在香港第一次結集出版的中文文學著作,並早於2021年4月21日截止報名。根據過往做法,一般是在同年11月公佈得獎名單,然而整個2021年過去,獎項卻完全未見任何更新消息,館方也從沒公開宣布順延或作其他安排。

如今館方延遲接近一年,終於公布各組別的獎項結果,唯新詩組得獎名單卻無故被除名,館方也沒就此進行任何說明,只以極微細的字句在得獎名單表示「新詩組雙年獎及推薦獎從缺」,翻查公共圖書館官網上的「第十六屆香港中文文學雙年奬」參賽詳情,此刻仍清楚列明「獎項分新詩、散文、小說、文學評論及兒童少年文學五組」,新詩組在沒有官方解釋的情況下被消失,惹來文學界的強烈不滿。

對於今屆「雙年獎」毫無解釋地不斷順延,以及新詩組得獎名單最終被消失,廖偉棠直指「真是荒謬絕倫,詩哪裡去了?」;梁莉姿則認為「僅是一紙名單,結果都被取消了」,被消失的除了新詩組得獎名單外,還有「公義,決定,身份,權利,真相,答案」;朱少璋則在恭賀所有得獎作者之餘,表示「不在名單上的,在心中」,亦有寫作人坦言「今屆雙年獎個結果真係出人意表」,認為「反正新詩組要消失,何必拖了近一年才公佈?」,並從今屆被消失的新詩組得獎名單,分享自己喜歡的作品,藉此建議大家平日多讀詩集,「讓詩不被孤立」。

更令人感到驚訝的是,這個「旨在表揚本港文學作家的傑出成就,鼓勵他們繼續創作優秀的中文文學作品」的獎項,今屆竟有來自台灣的林青霞與龍應台,分別憑《鏡前鏡後》與《大武山下》奪得散文組「推薦獎」以及小說組「雙年獎」,同樣惹來港台兩地作家與網民的熱烈討論,認為林青霞與龍應台得香港的文學雙年獎「好好笑」,揶揄「香港原來都有個大武山,唔講以為係大帽山」,作家朱宥勳更直言「那本(大武山下)有夠爛耶,連台灣的文學界都當作沒看到了」。因為電影研究關係而讀過林青霞作品的洛楓,認為「佢本《雲來雲去》真係讀唔落去,好稚嫩的文筆」,難明對方何以奪得今屆散文組獎項。

至於龍應台是次獲獎,也令她多年前曾經引發的國籍、戶籍爭議,再被舊事重提。2012年在港居住超過七年的龍應台,依法擁有香港永久性居民身分證,但獲委任為文建會主委後,傳媒報導她已向香港入境事務處表示放棄居港權,返台後也會把香港身分證寄回香港,龍應台亦曾發表聲明說要放棄香港身分證,並強調從沒申請香港特區護照,所以不存在雙重國籍問題。

然而,當時有媒體曾引述法律學者意見,表示由於入境處沒有相應機制處理,即使當局「知悉」有關申請,也無法按照某些程序「取消」其居留權,如今龍應台的名字出現於參選資格僅限「香港作家」的雙年獎得獎名單,似乎反映了曾任台北市政府首任文化局局長和文化部首任部長的龍應台,此刻並沒放棄其香港身分。對於龍應台獲得香港文學雙年獎獎項,不少作家與網民對此同樣感到費解,表示「除了沒有新詩組,這名單連台灣人看了都很尷尬」,亦借用龍應台舊作書名留言諷刺,「文明說服不了你,至少說服得了香港評審」。

「第十六屆中文文學雙年獎」得獎名單

散文組

雙年獎:董橋《讀胡適》(牛津大學出版社/2019)
推薦獎:林青霞《鏡前鏡後》(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20)

小說組

雙年獎:龍應台《大武山下》(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20)
推薦獎:張婉雯《那些貓們》(匯智出版有限公司/2019)

文學評論組

雙年獎:區仲桃《東西之間:梁秉鈞的中間詩學論》(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2020)
推薦獎:許子東《細讀張愛玲》(皇冠出版社(香港)有限公司/2019)、張歷君《瞿秋白與跨文化現代性》(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20)

兒童少年文學組

雙年獎:游欣妮《看見看不見──游欣妮短篇小說集》(突破出版社/2020)
推薦獎:區樂民《老師,謝謝你!》(皇冠出版社(香港)有限公司/2020)

(新詩組雙年獎及推薦獎從缺)

《虛詞》2022年10月25日)

胡國賢臉書2022年10月26日)


淮遠臉書2022年10月26日)


康文署再出招 圖書館疑下架兩詩集 詩人:莫名奇妙

康文署上周將《王丹獄中回憶錄》等29本有關六四天安門事件的書籍後,今周疑再向文學作品「開刀」。香港詩人周漢輝在Facebook公布,其2019年6月出版的詩集《光隱於塵》被公共圖書館下架。另外,曾詠聰2020年出版的詩集《戒和同修》亦遭下架,獨媒記者在公共圖書館目錄檢索該兩部作品,結果均顯示「沒有符合的檢索結果」。周漢輝對於下架一事感到「莫名奇妙」,認為公共圖書館內部調動館藏屬平常,但連館藏資料也徹底删掉則很奇怪。

本網向康文署查詢,署方於下午回覆,指當發現有關館藏涉嫌內容可能違反《港區國安法》或有關法律的規定,會以嚴肅態度處理,暫停有關館藏的服務,並與有關部門研究內容是否違反相關法律。

周漢輝向《獨媒》表示,《光隱於塵》主要書寫社會底層日常和信仰生活,當中所有詩作都寫成於2017年或以前,雖然部分作品涉及雨傘運動,但他認為自己只是書寫個人觀察與想像,不認為屬政治敏感。

至於曾詠聰的《戒和同修》則是書寫成長、工作、死亡等廣泛議題,詩集中其中一首〈彌留〉是書寫劉曉波之死。由於兩首詩均屬2019至20年時期出版的讀物,周漢輝懷疑審查工作按最近的出版年份開始。

自港區國安法實施後,公共圖書館下架多本書籍,包括「好青年荼毒室」的《大時代的哲學》、王丹的《王丹獄中回憶錄》、劉曉波的《末日倖存者的獨白 》、陳雲的《香港城邦論》、黃之鋒的《我不是英雄》、陳淑莊的《邊走邊吃邊抗爭》、港大學生會學苑編著的《香港民族論》、何俊仁的《我向霸權宣戰》、余杰的《卑賤的中國人》、黎廣德的《釋放香港》、黃毓民的《予豈好辯哉》、鍾祖康的《來生不做中國人》、律政司時任檢控官翁達揚合著的童書《一讀就懂!孩子必須知的法律常識》、區家麟的《二十道陰影下的自由-香港新聞審查日常》等。

周漢輝現在是文學導師、評審、香港藝術發展局審批員,曾於2018年應邀代表香港赴美國愛荷華大學參與國際寫作計劃IWP,2020年憑詩集《光隱於塵》獲文藝復興純文學獎。曾詠聰是煩惱詩社創社成員,現職教師,曾獲中文文學創作獎、大學文學獎、青年文學獎詩組冠軍。目前《光隱於塵》仍在水煮魚文化、季風帶等網站有售;《戒和同修》仍在香港書城網上書店等有售。

《獨立媒體》2021年11月29日)

黃耀明:紅牆

早晨!

是日,一覺醒來,碌臉書,彈出了《明報》頭條,由康文署公共圖書館主辦的香港中文文學雙年奬,新詩組奬項「從缺」,原來三本評審選定的得獎詩集,都涉「敏感」內容,早已是公共圖書館「下架」書目,得獎作品被 DQ 了,而且獎項「由於疫情關係」,延遲了一年公布。

聽說香港同以前一樣自由,前陣子人權新聞獎因為評審審定給立場新聞的獎太多太惹人憂慮,索性自閹,整個新聞獎都取消掉;電影審查則把《蝙蝠俠》都審查掉,以「太暴力」之名不准戶外播放;今次到文學獎也被 DQ 了,我倒有興趣知道,其他得獎人,如龍應台或林青霞,會否稍為顧及自己的清譽,拒絕接受獎項?

聽說香港同以前一樣自由,大家也可留意,決定被 DQ 的評審們、作品被 DQ 的作者們,大多默不作聲,或不會公開質疑,就算願意回應兩句也不願多談,明白的,這就是今日香港。

紅線處處,線連結成網,網凝結成面,積叠成一幅牆。

圖為《紅牆》,幾個月前參觀過這個裝置藝術作品,作者 Jean Tsoi 把「禁書」的文字打出來,再每張紙把敏感字眼塗掉,堆叠起一幅紅牆。

作者的解說詞:「積疊的是一堆搖曳的紅線,是此刻不許存在的共同意念。晝夜更迭能消忘一切嗎?看下去,揭示自身的壁壘,在內外之間跌蕩求存。」

是日,一覺醒來,碌臉書,彈出朋友的 feed,今早是 11:2。

11 個動態消息來自移居海外的朋友,只有 2 個來自香港。聽說香港同以前一樣自由,香港人只是在睡覺。

黃耀明臉書專頁2022年10月27日)

2022年10月27日 星期四

三毫子小說熱潮再起

流行於五、六十年代的香港「三毫子小說」,沉寂一段長時間後,近日再度在文化圈掀起熱潮,繼中文大學舉辦講座之後,教育大學又出版了研究三毫子小說的專書,真的是漪歟盛哉!

《新報》老闆羅斌是香港三毫子小說的發揚光大者,五十年代他出版《環球小說叢》,網羅香港多位作家替《小說叢》寫稿,幾乎全都一紙風行。《小說叢》每期祗刋登一篇小說,20頁共四萬字,每冊三角,香港人叫三角做三毫子,坊間乾脆就叫這些小說做《三毫子小說》。當時市面已有其他出版社出版三毫子小說,例如「虹霓出版社」出版了《小說報》,劉以鬯是其中一位重要作家。另外一份三毫子小說雜誌是徐寧主編的《ABC小說叢》,再加上《海濱小說叢》,香港市面幾乎每周都有幾部三毫子小說出版。

2016年10月,262本三毫子小說一次過在舊書拍賣會出現。

2016年10月,一大批絕跡江湖半世紀的三毫子小說忽然在旺角新亞書店出現,小思老師(盧瑋鑾教授)第一時間到書店用手機把部分封面拍攝下來留念,並且告訴當時在場的教育大學研究助理賴宇曼:「你們一定要想辦法買下這套書!」賴宇曼回去敎大和陳國球教授、葉倬瑋及李卓賢商量後,決定找樹仁大學的黃仲鳴博士出馬競投。10月15日,這批262本的小說便以$46,000港元由黃仲鳴投得。

收藏家吳邦謀收藏了多本三毫子小說,包括《環球小說叢》頭十本小說。

我本來也有意把這批書買下,但黃仲鳴請我手下留情,他說有大學學者要研究三毫子小說,我只好割愛。究竟這些「古董」是甚麼東西?竟然驚動這麼多藏書界高手垂注?簡單來說,它們有三個特點:(一)全部是五十至六十年代的香港三毫子小說最早版本,分8開本和16開本兩種,後來坊間所見的幾乎全是32開本小書;尤其難得的是,這批古董書包含了《環球小說叢》頭十多本小說;(二)總數多達262本,一次過推出,前所未見;(三)其中有二十多本是別出一格的8開本,橫直度是26.5cm x 34.5cm,比A3紙尺寸略小,罕有程度尤甚於其餘二百多本(16開本,20cm x 27cm),最珍貴的兩本是文壇大師劉以鬯的早年作品:《藍色星期六》和《蠱姬》。

左起:黃仲鳴教授、葉倬瑋博士和李卓賢在新書發布會上。

香港教育大學委託黃仲鳴投得該批小說後,隨即部署下一步計劃,2019年,陳國球教授率領教育大學中國文學文化研究中心團隊,成功取得衞奕信勳爵文物信託的撥款,展開「一九五O——一九六O年代年代三毫子小說研究計劃」。團隊梳理手上二百多本小說資料,分門別類進行研究,歷時三載,終於完成及出版了《落葉飛花——香港三毫子小說研究》專書,上周末在天地圖書公司舉行新書發布會。該書是迄今為止資料最豐富、內容最翔實的三毫子小說研究。

昔日多姿多釆、擁有大量讀者的三毫子小說,曾經被改編成相當多的影視作品,但始終敵不過時代巨輪,這類小說很多已灰飛煙滅,但落葉飛花,花開花落,蘊藏著機緣聚合。幾十年後二百多本小說在拍賣場稍縱即逝,有幸落在有心人手𥚃,得以延續昔日光輝,善哉!善哉!

《am730》2022年10月20日)

2022年10月23日 星期日

蕭永龍:誰是周君:倪匡的《歷劫花》與《玻璃屋》

上個世紀六O年代,香港曾出版一系列流行小說,這些書,薄薄一冊,約四萬字,四、五十來頁,十六開,由於售價廉宜,均以港幣四角出售,故統稱為「四毫子小說」(粵語四角即四毫)。當中又以「環球文庫」最為流行,其次則是與《明報》關係密切的「星期小說文庫」。這些小說,當年閱畢則棄,直至近年才因裡頭蘊含大量香港名家著作,為學者留意,其中就包括西西的《東城故事》,慕容羽軍的《餘情》,蔡浩泉的《天邊一朵雲》、《咖啡或茶》,蔡炎培的《日落的玫瑰》、《萊茵夜喚》,倪匡的《玫瑰紅》等。

《玫瑰紅》一直以來被視作倪匡唯一一本四毫子小說,然而這是否正確呢?翻看《倪學──衛斯理五十周年紀念集》,由倪匡口述、龍俊榮撰文〈倪匡創作五十年〉,提及他曾「用過一個叫『倪裳』的筆名,寫過一些『三毫子小說』和『四毫子小說』,不過並不多,記得的書名包括《歷劫花》、《玻璃屋》、《玫瑰紅》等」,可見《玫瑰紅》絕非倪匡唯一一部四毫子小說。如果我們將倪匡和《歷劫花》、《玻璃屋》做連接,放入網絡搜索,所得唯上述口述資料,甚至在「倪學網」上,亦將它們歸類為「市面難尋的小說」,估計見過這兩部書的讀者並不多,故一直未見針對兩書的討論。

透過搜尋,還是找到一些線索,臉書「Nga Ying Wong Luk」先生,藏有由「周君」所撰《歷劫花》一書,他以上述訪問為基準,並依倪匡自述《歷劫花》是他第一部改編成電影的小說為據,將電影與小說進行比較,發現無論是男女主角名字,抑或故事內容都大致相同,由此推斷周君即倪匡的另一筆名。詳情見「Nga Ying Wong Luk」臉書貼文。先不論這項假說是否正確,首映於1963年的《歷劫花》並不是倪匡第一部改編成電影的小說,早在1961年即上映倪匡小說同名電影《仙笛神龍》。再者,《歷劫花》電影廣告,編劇一欄為「朱克.何愉」,未標註倪匡的名字,不禁引人質疑周君的《歷劫花》,會否是另一作者所撰的同名小說。實際上,這樣的例子並不少見,如卜少夫和江之南都同樣撰有《人在江湖》一書,甚至三毫子小說系列──「環球小說叢」創刊號,即鄭慧所撰《歷劫奇花》,與周君《歷劫花》也只有一字之差。

既然《歷劫花》有同書名的可能,那麼書中又是怎樣介紹周君的呢?據《歷劫花》與《玻璃屋》後封「作者介紹」,述及「她是一位尚待字閨中的優秀女作家,既善于描繪懷春少女的初戀心理,也能將一個風塵少婦的心理變化寫得絲絲入扣,栩栩如生,細膩動人,讀來使人蕩氣迴腸,令人叫絕」。雖然作者簡介中,提及周君是一名女作家,但也不能盡信,要知道出版社編造作者來歷,以男化女,製造神秘感的情況,在六十年代並不少見,尤其女性自帶溫柔細膩、體貼、感情豐富的刻板印象,讓他們在撰寫愛情小說,回應來函時,更能取信讀者。

因此,不難理解為何陳文統(即梁羽生)要以「李夫人」自稱,在《新晚報》副刊「下午茶座」主持「李夫人信箱」了。就連文壇前輩慕容羽軍,在他與夫人雲碧琳組稿出版的《現代文庫》中,也曾「故意採用一个女性化的笔名」,化作「夏敏芙」撰寫《情潮》一書。該書後封「作者簡介」寫道:「夏敏芙小姐,戰後留居巴黎,專攻美學,是中國青年女子研究此項學問少數人之一……書中流露深摯感人的情韻,她以美學態度,檢視現實問題,是今日文藝作品不可多得之偉構」。有趣的是,書中除作者簡介外,還附上夏敏芙之畫像,藉此取信讀者,可見出版社自身說明也不一定可信。

那麼周君究竟是否倪匡的筆名呢?這就有必要重讀他在訪談中所說的話了。上述〈倪匡創作五十年〉訪談中,提及他曾以「倪裳」的筆名撰寫《玫瑰紅》、《玻璃屋》、《歷劫花》三部四毫子小說,筆者手上正好有這三部書,其中《玫瑰紅》確實署名「倪裳」,但另兩本與口述相同書名的《歷劫花》和《玻璃屋》則署名「周君」。如果說一本書的書名相同,那確實有不同著者相同書名的可能,但要兩本書名均與倪匡回憶一致,又剛好由同一作家──「周君」所撰,出版年份亦與《玫瑰紅》相近,性質還要同為四毫子小說,不禁讓人相信,「周君」即是倪匡另一筆名。

至於為何會出現《歷劫花》與《玻璃屋》書名相同,署名卻是「周君」而非「倪裳」的情況,實際與記憶的盲點相關。倪匡曾表明他「用過很多筆名,最出名的便是『倪匡』。取這筆名,倪是我的本姓,至於『匡』字,是我隨手翻開《辭海》,第一個看到甚麼字便用甚麼字了,沒有特別意思的……這些筆名,全都是隨意地想出來的,又多又雜,有一些現在你拿回來問我,我都未必記得了」。倪匡的筆名大多是隨想取用,沒有特殊義涵,正如他所說「又多又雜」,有些甚至都忘了,故才會在半個世紀後的口述回憶里,將原本筆名為「周君」的《歷劫花》和《玻璃屋》,誤記為最早撰寫四毫子小說時所用的「倪裳」,正如他記錯《歷劫花》為他第一部改編成電影的小說一樣,資訊大半正確,但細節卻因時間因素,記不清而有所出入。

翻閱三冊出版資料,可知倪匡(倪裳)的《玫瑰紅》出版於1962年5月30日,由環球圖書雜誌出版社出版,為環球文庫61號,而周君的《歷劫花》和《玻璃屋》則由與《明報》關係密切的明明出版社,出版於1962年9月、10月,為星期小說文庫28、33號。三冊出版時間與性質(同為四毫子小說)相近,怪不得倪匡會把「倪裳」,誤記成《歷劫花》和《玻璃屋》的筆名了。

綜上所述,大致可以確定「周君」即是倪匡的另一筆名,由於《歷劫花》和《玻璃屋》距今也一甲子,自然罕見,讀者多未見過,故將故事簡述說如下。

《玻璃屋》講述林錦明與燕棠的愛情故事,文中先以男主同事,時常竊竊私語「玻璃屋」,卻從不告知他,哪究竟是甚麼地方,勾起讀者的好奇,再慢慢帶入女主燕棠的出現。燕棠是林錦明對屋鄰居,早在半年前搬入,林錦明即對她一見傾心,在一次工作時,看見燕棠從車上走出,男主鼓起勇氣,想約她看電影,一路跟隨,進入一處場所,侍應帶他進入房間,只見「房間不大,冷氣習習,一張床,一張沙發……令小林感到奇怪的,則是這一間房間的四壁,全都裝着極大的鏡子」。原來,所謂的「玻璃屋」就是妓院,而燕棠的工作即是應召女郎。

然而,這並未讓林錦明放棄追求,反而陷入一種癡迷,不願燕棠再被其他男人所擁有。燕棠也在一次次接觸中,逐漸對男主產生好感,其中一段描寫她心理變化,頗值得一讀,她「望着篏在墻上的鏡子。鏡子的相互反射中,出現了無數的身影,她感到自己也變成了無數個,相互糾纏,又一個一個地合併,但最後,卻剩下了兩個,這兩個,是再也沒有法子合而為一的了。一個,是現實中的她。一個,是幻夢中的她」。正當讀者以為燕棠會洗盡鉛華,在現實和愛情的掙扎裡,與錦明共結連理時,故事卻往另一方向前進。燕棠為了不影響錦明前程(錦明之前為去玻璃屋已挪用公款,被辭退),無聲無息搬離住所,兩人就此失聯,直到半年後的舞會,才發現燕棠已成富家公子梁明燊的未婚妻,即將遠嫁南洋,錦明原想把玻璃屋的事情,告知梁明燊,讓燕棠得以留在香港,但為了她的幸福,最終選擇放棄。或許燕棠「那一對大眼睛中……異乎尋常的憂鬱」永遠都不會消失,但總比留在香港好,「別了,愛人。林錦明喃喃地唸着」。

雖說《玻璃屋》是一部悲傷的愛情故事,但故事核心無處不透露着金錢與低下階層的苦楚,正如文中所說「人類常嘲笑蠶兒的作繭自縛,但是,自稱為『萬物之靈』的人,又何嘗不是被自己所發明的金錢緊緊地束縛住,而且束縛得那樣地緊?試問,世界上有那一個人能夠逃脫金錢的束縛?」,就連後封故事簡介也這樣寫道「有人歌頌錢的萬能,也有人咒罵錢的萬惡,錢究竟是偉大?是愚蠢?是萬能?還是萬惡?通過一間玻璃屋內所發生的有血有淚故事,你就會找到滿意的答案」。

相對《玻璃屋》故事的曲折,《歷劫花》反倒較為簡易俗套,書中唐大鈞與小萍是青梅竹馬的同鄉親屬,在日軍入侵時,逃難至香港,而後失去聯繫,直至遇見同鄉徐伯才得知她的消息。原來,小萍當年被黑道勢力虎二爺擄走,今已成交際花,往後故事發展則圍繞在兩人相認,並與虎二爺鬥智鬥勇上,正如后封故事介紹所說,「一對青梅竹馬的少年男女經過十餘年的別離又重逢了……終於,她年輕時的情人,勇敢地拯救她,經過一場生死的大決鬥,雙雙掙脫這黑社會的枷鎖」。 事實上,倪匡這兩部小說,除了偶有佳句外,無論是故事內容或寫作手法,均不算高明,但兩書不約而同,以低下階層為對象,或與倪匡自身經歷相關。他從大陸逃難至港,路上的艱辛可想而知,來港後,又因「一無學歷,二不懂廣東話,三不懂英文,完全沒工作,唯有去幹最基本的雜工粗活了」,想必曾見過不少貧苦民眾的心酸,加上自身的經歷,則不難明白為何這兩部小說都會以窮苦人物為主角了。

另小說中也多次強調金錢的作用,如《玻璃屋》,就提到「誰統治着世界……錢!」。至於《歷劫花》,小萍與大鈞相認後,在回去以往住處的木屋區時,發現該處已成高級住宅區,「他們望着又一村的高貴住宅區發怔……再向馬路另一邊望去,徙置區的貧民住宅,顯得極為凌亂和嘈雜。他們感到在這個社會裏,似乎有着一堵無形的高墻,將有錢的人和貧民之間劃分得清清楚楚」。雖然《歷劫花》與《玻璃屋》並不是甚麼高深的文學作品,只是當時流行的娛人愛情小說,但在愛情的框架下,卻處處透露着倪匡對當時社會的觀感與想法,值得細細品讀。

筆者翻查所藏「環球文庫」與「星期小說文庫」,發現署名倪裳或周君者,唯以上三部小說,至於文庫裡是否還藏有其他倪匡化名的著作,只能待他日探求了。

謹以此文獻給倪匡先生,感謝他豐富了我的中學生涯,讓我愛上閱讀。

《微批》2022年9月19日)

附錄:

歷劫花 周君(倪匡)星期小說文庫 第28期,1962年出版。

倪匡 在一個訪問中曾說,寫過一部小說名叫:歷劫花。我認為 周君,就是 倪匡。我是根據倪匡自己所說,歷劫花,是他第一部被改編成電影作品的小說。香港電影中,只有一部電影名叫:歴劫花(1963)導演:左几。演員:謝賢,南紅。電影故事跟小說內容大致相同,而電影中,男女主角的名字和小說完全一致(唐大鈞,梅小萍),是這樣推敲出來的。

之後我去Google 打入:倪匡,周君,這兩個名字,然後搜尋,結果是完全沒有結果。

所以相信,應該還沒有人知道原來倪匡還有這一個未曾被人發現過的筆名。所以我確定,周君就是倪匡。

https://www.comicbook.hk/chapter/796/倪匡傳奇-第三章_投稿生涯

https://www.comicbook.hk/chapter/842/倪匡傳奇-第七章_光影世界

Nga Ying Wong Luk臉書2021年11月20日)

2022年10月18日 星期二

沈西城:我跟李怡的一段交往

七十年代末,我的生活很困頓,盤飧不繼,幾乎連累女兒也捱著餓。 電視台的工資交了房貸,所餘無幾,得倚寫稿維生,名氣不彰,地盤殊少,稿費又低,東拼西湊,不夠餬口,惟賴內子嫁粧抵押,支付生活所需。可一家三口,樂也融融,了無齟語。好友王學文辦了一家「大道」出版社,大道之行,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視我為賢能,給與助力,出版我幾本小書,不爭氣得很,銷路平平。一夕,他介紹了一位朋友曰劉奕生的跟我相識,劉兄乃是天地圖書的發行經理,聽得我的困境,萬般同情,提議翻譯日本小說,交由天地出版。原來晏洲先生翻譯的松本清張名作《點與線》,非常暢銷,食髓知味,劉奕生說翻一本松本清張的推理小說,不會賠本。我狐疑地問「我行嗎?」劉奕生回答「你不是翻譯過《霧之旗》嗎?港、台都賣得不錯!」王學文從旁幫腔「沈大哥,試試吧!阿劉,你能拿主意嗎?」劉奕生搖搖頭「我只管發行,用稿權在於李怡!不過──」頓了頓,蠱惑地一笑「我可以提提意見!」看神情,似乎成竹在胸。王學文乘勢說「那一切拜託你了,我們等聽好消息!」我忙站起,躬身致謝。劉奕生穩當「不要太客氣,成功了才再說!」

一星期後,消息傳來:李怡同意並謂最好翻兩本,稿費從優。天旱逢甘霖,我喜出望外,馬上跑到九龍金巴利道的智源書局,從放置日本推理小說木架上,左挑右揀,選定兩本松本著作:《喪失的禮儀》和《沒有果樹的森林》。電告劉易生,「OK,我立即通知李怡!」隔一天,給我電話,傳李怡言:想我寫一小段關於兩本書的簡介。這易辦,日本書封底都有內容介紹文字,我就搬字過紙,呈了上去。其時李怡是《七十年代》的總編輯,這是一本綜合形式的月刊,側重政治、文化、社會現象的報導,立場傾左,在香港同類雜誌中,地位僅次於《明報月刊》,我一向為《明月》供稿,卻從未曾替《七十年代》做過文章,至今仍不明為何如此?我寫了交去《天地》門市部。很快得劉奕生回覆「李怡同意小說內容,著立即著手翻譯。」我花上一個半月時間,把兩本小說譯畢,交付劉奕生。又一個星期,劉奕生找我說「李怡想跟你見見面,」於是相約在修頓球場對面的波士頓餐廳閣樓,我們三個人,三杯咖啡、 一碟西多士、兩片薄牛扒,邊吃邊談。李怡神清氣爽,風流倜儻,一派文士風。我第一眼看到他,便噢地嚷起來,把李怡嚇個半死,原來李怡跟他父親李化長得一模一樣,像是從同一個模子倒出來似的,看到他,就彷彿看到已逝去的李化,如何不驚?七十年代初,恩師鍾伯偕我在灣仔龍門閣樓飲茶,座中有一中年漢子,英俊瀟洒,鍾伯介紹,說是大導演李化,化叔是粵語電影十大導演之一,峨嵋電影公司的老闆,這家電影公司以拍武俠電影名聞影圈,更是第一家將金庸、梁羽生的小說搬上銀幕。李化堪稱電影多面手,能編、能導、能製,拍了不少金庸、梁羽生原著改編的電影,計有《射鵰英雄傳》一、二集,《神鵰俠侶》一、二、三、四集、《雪山飛狐》上、下集《碧血劍》上、下集、《書劍恩仇錄》上、下集、《鴛鴦刀》上、下集、《白髮魔女傳》一、二、三集、《江湖三女俠》上、下集、《七劍下天山》……當年皆是膾炙人口的賣座電影。我年少無知,直問化叔對梁羽生與金庸小說的看法。化叔想了想,道:「講故事情節,自然是金庸優勝,說到詩詞歌賦,老查就不如梁老了!」我年少嗓門大:「看小說,講情節喲,誰理會詩詞歌賦這玩意兒!」一旁的鍾伯嚇一跳,白我一眼,想加阻止,已來不及了。李化呵呵笑,說:「老鍾,可別怪他,葉仔說得對,小說最重情節,詩詞歌賦只是枝葉,『戥場』罷了!」拍拍我的肩膊:「在化叔面前要說真話啊!」

鏡頭回到波士頓餐廳,李怡喝了口咖啡,告我書已在排版,一個月後便可出版。(啊!第一流的天地出版社也會出版小作呀!)我心花怒放。李怡又說:「沈先生,你的譯筆不錯,希望能多多合作!」匆匆別過。年關在即,賢妻苦著臉,巧婦難為無米炊唷!愚夫自得想辦法。求助於劉奕生,能否先付一本譯稿的稿費?阿劉答應跟李怡磋商一下。過了幾天,劉奕生約我到波士頓閣樓,李怡早已在座,點了飲品後,從西裝內袋,取出一個白信封:「沈先生,這是兩本書的稿費,你點一點!」(沒聽錯吧,兩本書的稿費!)我伸出微微顫抖的手,接過厚厚的白信封:「謝謝,謝謝你,不用點了!」李怡淡淡一笑:「不謝,這是你應得的!」那淺淺的笑容,四十四年後的今天,我仍未忘記 ,怕是永遠忘不了!

沈西城臉書2022年10月18日)

2022年10月17日 星期一

鄭政恆:一個人是一生行為總和:敬悼李怡

圖4之1 - (香港電台節目《華人作家III:坐看雲起時》影片截圖

圖4之2 - 《伴侶》(後)和《文藝伴侶》(前)(網上圖片)

圖4之3 - 《中國新寫實主義文藝作品選》(網上圖片)

圖4之4 - 《知識分子與中國》(網上圖片)

李怡(1936-2022)是香港時事評論家、專欄作家,編著等身,他的文風平白、直接、清晰,不論是老、中、青,許多香港人都是看他的書和文章長大,從而受到思想上的啟發。李怡是社會理念的啟蒙者,也是自由思想的傳遞者,總是站在時代的浪尖上,有轉變,也有堅持。

李怡,原名李秉堯,另有舒樺、齊辛、李心台、李無言、舒之暢等筆名,父親為粵語片導演李化。李怡1936年生於廣州,童年居於上海、北京,經歷了抗戰及內戰。1948年李怡來香港讀中學,畢業於香島中學,1956年開始投稿報刊,他在五六十年代所寫的詩文,見於《文匯報.文藝》及《文藝世紀》等。

左派內外:

從《伴侶》到《九十年代》

1963年,李怡和吳羊璧創辦綜合型雜誌《伴侶》,銷量不俗,1966年,伴侶雜誌社創辦純文藝的《文藝伴侶》月刊。《文藝伴侶》的發刊詞提及出版《文藝伴侶》之目的:「在我們心目中,不希望把文藝打扮成一個使人愛而遠之的貴婦,也不希望把文藝當作是一個使人敬而遠之的神明,而只希望文藝和你的生活發生關係,使它成為你的親切的伴侶。」從創刊號所見,《文藝伴侶》刊登了陳福善的畫、舒巷城、李怡與亦舒的小說、柳木下的詩與翻譯、史得(三蘇)連載小說《不及格的人》、何達的散文與詩評等等,內容相當豐富,水平也比較高,可惜純文藝雜誌畢竟曲高和寡,出版四期就停刊了。

1970年,李怡創辦《七十年代》雜誌,創刊號的封面表明「本刊宗旨:認識世界,研究社會,了解人生」。這是左派的外圍刊物,注目於國際政治、反美宣傳、香港社會,《七十年代》雜誌為沉滯已久的左派陣營作者和讀者,打開了一線窗。

《七十年代》雜誌令李怡成為左派的一員要角,1976年更擔任天地圖書總經理兼總編輯。可是,自從李怡得罪了主管香港事務的廖承志,李怡在80年代初離開左派的出版文化界,《七十年代》雜誌在1981年脫離天地圖書繼續出版,1984年改名為《九十年代》,一直至1998年停刊。

文藝反映現實:

《中國新寫實主義文藝作品選》

回望80年代,李怡離開左派陣營,身分變得獨立自由,而他的影響也是有增無減。李怡與愛荷華大學的關係較深。1979年,李怡第一次去美國,參與了在愛荷華舉辦的「中國週末」討論會,就當時中國的文學狀况發表演講,1980年,李怡參與第二次「中國週末」討論會,也參與美國愛荷華大學國際寫作計劃(International Writing Program,IWP),同年參加者還有艾青、王蒙、吳晟等等。1982年,李怡再去美國,先在愛荷華訪問中國作家劉賓雁及台灣作家楊逵,再到耶魯大學所在的新港,訪問余英時。

李怡關注中國當代文藝的發展,文革以後,「傷痕文學」率先冒起,繼之又有新寫實主義文藝,李怡主編的《中國新寫實主義文藝作品選》(1980,同年再有《續編》),就收錄了1979至1980年間的新寫實主義小說、詩、話劇、電視劇、電影文學劇本。這本書更是1980年第二次「中國週末」小說組的討論材料。

李怡在代序〈文藝新作中所反映的中國現實〉中指出:「在一九七八年以前,我們在中國大陸的文藝作品和新聞報道中,所見到的是一個全然不同的現實世界,是一個美好的世界,理想化的世界。在相當長的時期內,海外不少人了解中國,正是透過中國大陸的新聞報道和文藝作品去認識的。其後,大陸的某些真實情况逐漸藏不住了……直至四人幫倒台後,黑暗現實已逐漸被中共報刊自己揭露了。許多人雖不情願,卻又不得不接受這樣的事實。」 《中國新寫實主義文藝作品選》一書的內容,就是反映出鄧小平取代華國鋒,再次上台後,1979至1980年之間中國大陸的真實面貌,當中包括了農村和工廠的真實面貌,不同類型幹部的狀况。李怡觀察到「幾乎所有新寫實主義作品,都是幹部特權和官僚主義作為故事衝突的焦點,讀了這些反映生活真實的作品,任何不帶偏見、敢於面對現實的人都不得不承認:中共各級幹部的官僚主義和特權問題,已成為中國大陸社會生活中的主要矛盾」。另外,「在新寫實主義作品中,批判的對象是各級官僚主義幹部,那麼在這些作品中被歌頌和肯定的,就是許多普普通通的老百姓」。

李怡閱讀中國新寫實主義文藝,顯然是要了解久已封閉的中國大陸,尋索中國的真實面貌,也是為了提出問題,從而引伸社會批評。所以,中國新寫實主義文藝的藝術成就,並不是李怡的重心關注,作品反映的現實圖景,才是他的重心關懷。例如高曉聲的短篇小說〈李順大造屋〉中,李怡分析的當然不是小說作者運用的幽默筆法,而是〈李順大造屋〉提及的土改、全民大煉鋼、文革等30年來的時代背景,令李順大造屋波折重重。李怡的關注是當代中國的政策問題、幹部問題、特權問題。

做一面鏡子,讓人照去:

《知識分子與中國》

李怡的訪談錄《知識分子與中國》(1983年初版,1990年新版,本文從新版),收錄了徐鑄成、徐復觀、勞思光、劉賓雁、余英時、劉心武、柏楊、白樺、方勵之、劉述先、杜維明的訪問。

如果說主編《中國新寫實主義文藝作品選》,是從文學了解當時中國,那麼《知識分子與中國》就是李怡從知識分子對話了解中國。在自序中,李怡回顧了自己的轉變,在文革後,他對於左派的信仰和信念受到衝擊,他要重新去認識中國、了解中國。

這些訪談對象,一方面是中國大陸的知識分子,李怡的訪問重視受訪者第一身的經驗和觀察。另一方面是海外的知識分子和台灣作家,如李怡所說:「他們的着眼點多不限於政治現實,而是將政治現實結合歷史傳統、政治文化和民主理想來加以分析。不是一般地褒貶時政,而是透過時政去發掘造成中國政治似乎永難上軌道的真正原因。」例如余英時的出色訪談,就是從民族性與政治傳統開展討論,最終以知識分子與抗議傳統為出路,知識分子扮演着批評者的角色,又以專業和知識促進現代化。余英時提綱挈領地點出:「做知識分子的等於做一面鏡子,讓人照去。」

余英時提出的知識分子角色,正好就是李怡所做的事。李怡的文章,就是時代的鏡子,有批評,也教人自省。這樣的知識分子愈來愈少了,現在的知識分子已跟傳統的精神和責任分離,知識分子已失卻了自身的批判角色,只剩下實用角色。

悼亡與懷想

李怡曾經在《經濟日報》和《蘋果日報》撰寫專欄文章,《經濟日報》專欄的文字結集為《變臉》(2000)、《情色男女》(2000)、《人生網絡》(2002)、《情愛連線》(2002),由天地圖書出版。至於《蘋果日報》專欄的小品文,結集為《對應.謬思生命的異趣》(2009)、《思緒.靜夜低迴的心曲》(2009)、《段子.反思反諷的反響》(2010)、《遐想.徜徉世事閒情間》(2011)、《念。情》(2011),由次文化堂出版。

《對應》有悼亡與懷想八篇為附錄,事緣李怡妻子梁麗儀在2008年逝世,李怡撰寫悼念散文,回首亡妻及自己的生平,算是開了回憶錄的先聲,《思緒》有走過傷痛八篇為附錄,到比較近期,李怡在《失敗者回憶錄》,也有再述這些往事。

《對應》的自序中,李怡說道:「我一貫崇尚理性,讀過許多也寫過不少參透生死的文章,但勸說別人都比較容易,事情發生在自己身上就困難了。人與人之間的痛苦是難以相通的。『每一個人都有更多的勇氣忍受別人身上的痛苦』,這是我二十年前在一篇文章中寫過的一句話。這句話在今天我才有真切的體驗。一時間我萬念俱灰,覺得這世上沒有了她,甚麼事對我都不重要了。我只想早日與她重聚,或在天上,或在來世。

我相信人死後是還有靈魂存在的, 而她若有靈, 我這樣的對應會使她靈魂不安。於是我抖擻精神,勉力要做些事。讓這本書稿成書,至少可表示我沒有在感傷中沉淪,也許可使她的靈魂得到慰安。」

再讀這些散文,還是感到李怡的真摯,散文的力量,來自真情和實感,當然,懷人散文相對於他大量的雜文,數量上實在相當有限。相對於寫下一時感興的專欄文字,以至回應當下時局的社評文章,李怡留下的回憶錄,以及他的知識分子反思,顯然更為重要。

李怡的人生反思

80年代初,李怡有詩見證《七十年代》雜誌創刊10年:「是非混沌與誰評,回首十年悲喜驚,世事翻騰觀念改,今朝探索啟新程。」人生最後的10年,李怡轉向本土,站在本土民主和年輕人一方,他從左派走出來,成為自由派的公共知識分子,又成為本土民主派的支持者。世事翻騰,觀念改變,李怡抱持着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走過了許多年。

最近重看李怡為袁天佑牧師《走進時代的信仰》所寫的序文,不禁一嘆。李怡提到年輕時就讀過托爾斯泰的小說《復活》,他看得深刻,反思也多,更交織了人生的經驗,李怡寫道:「我經歷數十年生命波濤的衝擊,見盡了也論盡了政治的污穢和人們不得不在這污穢中翻滾與受折磨。共產思想早已離我而去,今天我相信舉頭三尺有神明,相信有靈魂存在,也相信宗教的普遍教義,相信人是有罪的。人性非善,因為人類社會永遠受權、錢、色這三大關係支配。人在宗教信仰中尋求救贖,但置身在人類社會中就很難不沾上罪惡。至於在一個沒有宗教信仰自由的國家,社會的悲慘、詭異、可怕的程度,就更甚於托翁筆下的帝俄時代了。」

李怡在序文中提出了拋棄共產思想,轉而相信有靈魂存在、人是有罪,似乎與基督宗教比較接近,這是李怡經歷了許多風浪之後,作出的人生反思。

一個人是一生行為總和,李怡一生寫作、出書、辦雜誌、發表言論,他所做的事加起來,非一般人可比,實在精彩而豐富。可惜事與願違,李怡在《失敗者回憶錄》的題記中感慨道:「我一生所主張所推動的事情,社會總是向相反趨向發展的,無論是閱讀,獨立思考,或民主自由,都如是。……在事實敵不過謊言、真理敵不過強權的世界,在權錢色騎劫所有價值體系的世界,作為一個忠於自己的寫作人,很難避免不停地產生挫敗感。尤其是我寫作的時間如此長,面對的中國、台灣和香港的轉變如此大,回想我一生推動的不同時期的目標來說,我想到的無疑就是一個個挫折,是實實在在的『失敗的人生』。」

李怡在晚年連載《失敗者回憶錄》,都是智者之言,他生前寫了多篇,已見成書出版的規模,曾經主編《余英時評政治現實》的顏擇雅女士公告,台灣印刻已緊鑼密鼓準備推出李怡的回憶錄。這個消息足以告慰李怡的忠實讀者,而李怡的回憶錄,也將成為香港文化社會史重要的一頁。

李怡過了一個知識分子的人生,他的行為總和,就是崇高的形象,正如李怡最滿意的香港電台《星期五主場》訪談,展現出他的形象:一個雄辯而不屈的知識分子。

文•鄭政恆
美術•劉若基
編輯•鄒靈璞

《明報》2022年10月16日)

2022年10月8日 星期六

悼李怡

李怡(1936年4月13日-2022年10月5日)

今天很悲傷,我喜愛的作家、時事評論家 李怡先生 今天逝世了,享年87歲。

多得臉書,我有機會多次的與 李怡先生 交流.

人貴事忙的他,都一一回應我的問題,真的感激萬分。

老爸的書架有幾本 李怡先生 主編的左派雜誌《七十年代》,小時候不會看,成年後當著是寶!

李怡先生1970年創辦《七十年代》雜誌,1984年更名為《九十年代》。

該雜誌集合知識分子批評兩岸時事,先後被臺灣、中國大陸查禁,唯有香港和東南亞地區可以買到,可見言論自由之可貴啊!

書架還有 李先生與吳羊璧先生 合辦的《伴侶》,一本高素養的綜合性刊物,我尤愛 舒巷城先生 在雜誌投稿的抒情詩歌。

可惜,我還沒收藏到李先生編輯的另一本純文藝刊物《文藝伴侶》。。。隨書緣吧。

在我的書架上,還有一本值得我驕傲的藏書,就是《燈火集》。

作者是「李無言」,當然是筆名。

這是李先生50年代,在左派報紙《大公報》和《文匯報》的副刊投稿雜文用的筆名。

在維基上,筆名「李無言」沒被提及,所以,《燈火集》是一本難得的收藏,亦是我書架的座上賓。

猶記得當時收到《燈火集》時,對這個筆名很有興趣。

為了找出這「李無言」到底是誰?費了我不少功夫,最後由有「蘇丹街小田切讓」外號的吉隆坡商務印書館的「首席書店員」給我答案,當時十分的興奮與高興,藏書者對於這類稀有的書籍是可遇不可求的。

《燈火集》中有一篇文章,名為《賣書小記》。

也是我開網上二手書店「書農居二手書庫」的一個文字「契機」。

《賣書小記》我分享多次,文章不長,有興趣的朋友,可以看看。

2021年李怡先生在臉書發表的系列文章《失敗者回憶錄》,寫的是也是我一直在追看的,他當時因為未能為香港年輕人保留、甚至創造一個更好的香港,覺得內疚,他說過受到好多年輕人的啟發,反而要年輕一代承擔責任,覺得很心痛,所以就有了寫《失敗者回憶錄》的概念。

今天拍了我的一些《七十年代》與《伴侶》收藏,與同好分享。

照片中的雜誌前左右方有兩本書:

《人生與伴侶》與《艱苦的行程》

《人生與伴侶》是《伴侶》書叢之一,是一本「雞湯」式的書籍。

李怡先生告訴我,他忘了曾經有出版這本書,希望我珍惜。

《艱苦的行程》的作者是「邱江海」,也就是「香港本土作家」舒巷城的另一個筆名。

這是一部報告文學作品,於1970年至1971年間刊登於李怡先生主編之雜誌《七十年代》月刊,連載結束後不久,於1971年12月由「七十年代雜誌社」出版單行本。也因為這本書的插畫者“阿立”是誰,我開始與 李怡先生 在臉書交流溝通,現在想起來,能與自己喜歡的作家交流,是很難得的,猶如昨日之事也。

李怡先生 一生追求獨立思考,認為一個國家/政府應該尊重人民有思考與表達的自由。

他的人生在不同階段,有不同信仰和轉變:他從一個親共份子,看清楚中共的真面目後,轉變成為一個反共人物,最終到底支持他行動的,我覺得是他那份「批判精神」與深刻的「自我反省精神」,從來沒變!

好的,不多寫了。

願 李怡先生 一路好走,安息,您的精神種子,已經遍地開花!

Wong E Dung臉書2022年10月5日)

李怡走的太早,竟沒看到自己的回憶錄出版。

知道李怡是1980年大學畢業在復刊的黨外雜誌「八十年代」當編輯,雜誌的名字是1970年代末起的,那時李怡在香港創辦的「七十年代」海內外響叮噹,司馬文武也許是想借東風,我在1983年初訪香港時「七十年代」已改名「九十年代」不得不看向更遠。那回中國時報香港特派員江素惠擺了一桌介紹我認識李怡、胡菊人等我仰慕的香江聞人,席上各路人馬左右中一時俊彥匯聚,話題不拘交誼無碍,讓我想到黨外時代的左右統獨都交朋友的氛圍。後來多次訪港都期盼參加江素惠的餐桌,在沙龍裡敬陪末座為榮。也多次往訪九十年代寫字樓,倒也沒敢跟李怡提起「七十八十九十」這茬。1986年我奉命負責中國時報專欄組,到處約稿,戒嚴雖已進入末期,膽兒略肥,老想搞出一點小花樣,於是再赴香江,專程向李怡約稿,開出一個較高的稿費規格,李怡在台灣還在黑名單裡,他自己也有未能向我明言的考量,稿子來了,用的是筆名,也沒寫出會讓我闖點小禍的內容,但我還是小小得意了一下。沒想到,我還是闖禍了。一日,余先生將我找去家裡,問我這李怡的稿費是怎麼回事,何以高過誰誰等名家甚多。我說,李怡份量不同。余先生板著臉孔說我,你知道誰誰們來抗議了嗎?你這擺得平嗎?我還回:他們怎麼會知道李怡的稿費呢?余先生不言語,指著我說:你這個敗家子。我也不知道這事後來余老闆怎麼收拾的?我臉皮厚也沒覺得捱了罵。我闖過的禍讓余先生揩屁股也不止一兩次了。這事兒我後來也不曾向李怡說過。

時代變成這樣,近年與許多舊識相忘江湖。李怡從來台到去世,我從來沒去看他,很是後悔。記下這些事,心裏有說不出來的鬱鬱。

Hao Chen臉書2022年10月5日)

「七十年代」雜誌時期的李怡(圖一前排最左)想起當年毛孟靜形容李怡為香港的保羅紐曼 Paul Newman。

後排從右數的第三位,是當年大志未竟,英年早逝的吳仲賢。那火紅而黯逝的一代。

悲哀的是,此時此刻,進入暮年末幕的李怡卻要客死異鄉,而寫的回憶錄叫「失敗者回憶錄」。前陣子李柱銘先生也曾經跟我說,感覺到自己是個失敗者,因為半生的功業是徒勞無功。

但李先生是教徒,以上帝不可知的設計,來開解自己。

我是覺得,人一生中,能做到了一點令自己良知良能都滿足的事,已經很幸運。

是因為介懷所謂「成就」、「成果」,才有成功失敗的說法吧!

當年我帶着康有為影片在歐美大學放映的時候,曾經有這樣的感觸 :只有在當下的政治,才有勝者與敗者之別。若誠實真確的歷史能夠倖存,所謂敗者的尊嚴將會在時間的長河中,發出光輝。這是西方從荷馬史詩發展出的歷史觀。

想起來,當年港台《華人作家系列三》外判招標。因為感到那是拍李怡記錄片的最後機會,我跟李怡說,若我申請拍他,沒有什麼新鮮感。不如讓我作監製,找林子穎Nora Lam 作導演。申請通過了,而Nora 拍出了很有韻味的「坐看雲起時」的李怡篇。他似乎很滿意。

而我最後一次見李怡,是於 2019 年,與 Nora 及她的兩位朋友在聖誕前夕探訪他北角的家。他的印傭煮了一頓很好吃的午餐。

最後收到他傳來的月前的短訊是:

今夜月明人盡望,不知秋思落誰家。
中秋節快樂!
明年將是
「千古共嬋娟」了

在故紙堆中,找到李怡當年稱讚拙作《浮世戀曲》與《北征》的文章,羞愧感激!願亦師亦友的前輩安息!!!

陳耀成

(圖三:最左一位為陳耀成導演)

《貳叄書房 jisaam.books》臉書專頁2022年10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