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河居讀書錄之九

向河居讀書錄之九
許定銘

香港的端木蕻良故事

1940年代的端木蕻良

端木手跡

中國現代文學史上有所謂「東北作家群」，他們都是日本侵略中國，九一八事變前後受刺激而湧現文壇的文藝青年，如穆木天、蕭軍、蕭紅、李輝英、端木蕻良、羅烽、白朗、駱賓基、孫陵……等。此中名氣最響的當推深受魯迅器重的蕭軍、蕭紅；最為香港人熟悉的，是後半生一直居於香港，且任教中文大學多年的李輝英；我則認為小說寫得最出色、成就最高的是端木蕻良。

這批東北作家大都來過香港，除李輝英算是香港人外，蕭紅病逝香江，葬於淺水灣灘頭，也算半個香港人。此外，與香港關係最密切的是端木蕻良。談到端木蕻良在香港的文學生涯，劉以鬯先生寫過〈端木蕻良在香港的文學活動〉（見劉以鬯的《暢談香港文學》），記述了端木一九四Ｏ至四二，及一九四八至四九兩段日子居港期間的文學活動，至為翔實，為史家提供了一手資料。本文決非學術研究，只是記述了一些端木與香港之間的小故事。

一九七Ｏ年代初期，香港知道端木蕻良（一九一二～一九九六）的人還不多，且聽我講一個有關端木的故事：

當年香港的電視台流行有獎問答比賽，那是現場直播節目，即是數十位觀眾齊齊坐，主持人取出問題卡，抽出一位現場觀眾問問題，答中了獎現金若干的遊戲節目。

香港人「電視餸飯」是一般家庭的最佳娛樂，某日我們一家正晚飯中，突然聽到主持人問了個獎金頗高，極吸引我，且刁鑽的問題，令我停了進食，專心看電視。他問：「現代作家中，有一位叫『端木蕻良』的，是中國人還是日本人？」

觀眾摸摸頭，百分之五十錯對的問題，他考慮了一會，期期艾艾的答：「日本人！」主持人點頭稱許，瞥一眼答案，表情迅即大變，頓了一頓，硬著頭皮說：「答對了！請過來領獎！」

我歎了口氣，相信那位有大學資歷的名主持人，回到後台一定要找撰稿者「算賬」了，因為他肯定了「端木蕻良」一定是日本作家，答案紙上怎能寫「中國人」！害他幾乎出醜！

但我卻肯定答案紙是對的，因為該電視台的資料室搜集員經常到我的書店來找材料，跟我暢談過他熱愛的東北小說家端木蕻良，極力推薦他的長篇《科爾沁旗草原》！

我最早知道端木蕻良，是讀中學的文藝少年時代，當年讀到朱喜樓的〈端木蕻良的小說〉（見《中國學生周報》第六二七期，一九六四），指《科爾沁旗草原》和《大地的海》是他的代表作；後來司馬長風在他的《中國新文學史》中，盛讚他的〈遙遠的風砂〉，認為是三十年代極出色的短篇之一；再之後劉以鬯寫了《端木蕻良論》，端木便成為與張愛玲、沈從文和錢鍾書同受歡迎的文學作家。

除了藝美版「端良」的《鴜鷺湖的憂鬱》（一九五Ｏ年代），香港的書商從來沒印過端木蕻良的作品，在一九六Ｏ至七Ｏ年代的那個大時代裏，沒有書看，端木蕻良是怎樣冒出來的呢？

原來自一九七Ｏ年代起，李輝英在香港中文大學裏開現代文學的課，帶起了香港現代文學的熱潮。一九七Ｏ年代中期，有一位學人在大學裏想開端木蕻良的研究課程，他自己當然有端木的書，但是學生無書可讀，靠複印始終不是辦法，正好當時香港流行重印絕版書，他便與一位愛書人商討，看是否能冒虧本的危險，重印端木的作品？因為當時重印的主題是政治經濟型的紅色書刊，才會受海外學人的歡迎，封了蝕本門；印文學作品是冷門，沒有市場的嘗試，只有像愛書人那樣的書呆子傻瓜才肯為文學犧牲，把自己辛苦賺來，咬開有血汗的金錢，投到一位沒人認識的小說家身上！

書呆子愛書人便千方百計地尋找端木蕻良的作品，因為當時的舊書市場上還有很多《大江》，不需重印，他便把找到的《大地的海》、《科爾沁旗草原》、《憎恨》、《新都花絮》、《江南風景》和《風陵渡》五種，重新設計封面，用橙黃色的底紙，配上從一九四Ｏ年代的《文藝春秋》中找到的端木手跡，親自上場，用小機製作了一百本，供學者上課時作為教材，剩下的便擺在書店裏出售。後來端木蕻良在香港能成為被重視的小說家，這一百套重印本的功勞不少！

一九八Ｏ年代初，端木蕻良知道香港有那麼一套「端木蕻良作品集」，非常高興，親筆寫了封信給愛書人，感謝他在港重印這批書，還說也希望見見這些在文革過後，他一本也沒有的寶貝。

愛書人便把他手上全部的「端木蕻良作品集」寄到北京去。從此，端木的這些書，在香港又成絕響！

沒想到我最近在孔夫子舊書網上竟見到重印的《風陵渡》上拍了，書上還有端木送給朋友的簽名，此書拍了過百塊呢！三十年前的舊事湧上心頭，轉瞬間端木也去了超過十年，令人唏噓！

──寫於二ＯＯ七年七月

十月刊於《大公報》

《時代批評》和《時代文學》

神州舊書店老闆歐陽，從舊書庫中找到一批周鯨文主編的《時代批評》，由一九三八年六月的創刊號起，到一九四Ｏ年十二月的第六十期止，五大本合訂本，標價一千八百元上網拍賣；以六十冊平均算，不過是三十塊一期，但算起來總數卻不低，我以為會無人問津，結果是以二四九Ｏ元售出，除了反映舊書愈來愈吃香，同時亦顯出識貨之人不少。

《時代批評》是本十六開，三十二頁的半月刊，以評論中國時局及世界形勢為主的政治期刊，但每期卻有少量篇幅刊散文及小說。四十年前我曾在北角一個舊書商手中，買得部分某圖書館處理後的《時代批評》，發現第六十至六十五期連載了端木蕻良的《科爾沁前史》，而第六十四期至七十八期（我見到的這期最後，連載未完）則連載了蕭紅的《馬伯樂》第二部。我連忙複印了珍藏。幾十年後的今天，複印本還在手邊，但原來的那叠《時代批評》卻不知何時處理掉了。我當時未重視《時代批評》，因其內容甚少我需要的文藝，而那些時局評論的文章中，很多因受壓而删掉，不少文章要用囗囗代替某些不能見報的詞句，開天窗之處甚多，當年少不更事，只覺「讀之無味」，也就不注意，任由歲月淘汰了它們，現在才覺得那正是暴政壓制言論自由的罪證，但也圖呼奈何！

除了當年見過的《時代批評》，今次神州上網的那批，是我第二次見到此刊。匆匆趕到神州去，目的是想看看刊物內還有沒有我遺漏了的名家創作。他這批《時代批評》是合訂本，書前有重排的合訂本目錄，迅速看完。很失望沒甚麼發現，只知道這些前期的《時代批評》中，盧夢殊寫過不少創作。盧夢殊是廣東籍的上海作家，一九三Ｏ年代在上海編電影雜誌《銀星》，並經常在《良友畫報》上寫小說，曾出過中篇小說《阿串姐》（上海真美善書店，一九二八）。他抗戰時期在香港寫小說，以筆名羅拔高出過一本《山城雨景》（香港華僑日報社，一九四四），書前有葉靈鳳的序，書後有戴望舒的跋，很受他們器重。

我影印留下端木蕻良連載的《科爾沁前史》，是在這批合訂本中最後一期才開始的，即是說我當年所存的《時代批評》，是一九四一年的，約有二三十期。端木蕻良是一九四Ｏ年抵港的，他曾協助周鯨文編《時代批評》，這時期的文藝氣氛應該會較濃些？翻查資料，知道《時代批評》在香港淪陷期間曾休刊，至一九四七年六月復刊，一直到一九四九年五月的第一一三期才正式停刊。如此「大堆頭」的期刊，恐怕只有大型的一級圖書館才能齊全吧！

我對《時代批評》興趣不大，但對由周鯨文及端木蕻良主編，實際上只由端木執行的《時代文學》卻有濃厚的興趣！

《時代文學》創刊號封面

《時代文學》創刊號

《時代文學》第七期（終刊號）目錄一

《時代文學》第七期（終刊號）目錄二

《時代文學》是一九四一年創刊的純文學月刊，二十五開本，每期約一百頁。此刊究竟出過多少期，何時停刊？眾說紛紜。

由全國第一中心圖書館委員會編的《全國中文期刊聯合目錄（1833～1949）》（北京圖書館，一九六一）中表明《時代文學》曾出過九期，內地只有北京圖書館、上海圖書館及中國科學院上海分院圖書館分別存一至三期及一至四期。

陸耀東、孫黨伯等人合編的《中國現代文學大辭典》（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一九九八）說《時代文學》：

一九四一年七月一日創刊於香港。同年十月出至第四期終刊。（頁四四七）

徐瑞岳及徐榮街主編的《中國現代文學辭典》（徐州中國礦業大學出版社，一九八八）對《時代文學》說得比較詳細些：

四十年代抗戰期間香港唯一的巨型文學月刊。一九四一年六月一日在香港創刊。……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因太平洋戰爭爆發而停刊。共出六期，第七期已編好，因香港淪陷，未能出版。（頁一Ｏ六九）

其實這三種說法都有問題，出版日期及期數都不對。比較可靠的是劉以鬯的說法：一九七Ｏ年代，專門研究蕭紅與端木蕻良的美國學者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向劉以鬯提出同樣的問題，他也無法解答，便向當時在北京的周鯨文詢問。周鯨文這樣說：

創刊號於一九四一年六月一日出版，之後每月出版一期，到太平洋戰爭爆發為止，總共七期。（見劉以鬯的《端木蕻良論》（香港世界出版社，一九七八）頁一一Ｏ）

《時代文學》是非常罕見的期刊，我至今一本也沒有，亦未見過誰有此刊出售。記不起是在誰的帶領下，我一九七Ｏ年代中有幸被帶到香港大學圖書館的「閉架室」，讀到了他們所藏的幾本《時代文學》，臨走前還複印了第一至三期及第七期的目錄頁作紀念。萬幸的是三十多年後的今天，這幾張複印紙還留在手邊，證明了周鯨文沒有「老人癡呆」，一點也沒記錯，他比那些具權威地位的辭典還要準確。

端木蕻良在《時代文學》創刊號的目錄頁上，列出了本刊的「特約撰述人」，依姓氏的筆劃為序，排列了從丁玲、于伶、王統照……到羅烽、蘆焚等六十七人，幾乎囊括了當年他能接觸到的文友，可見端木是很有意思盡心盡力辦好《時代文學》的。

端木非常重視創作，從我手邊留下的幾頁複印紙看，他在此連載了自己執筆的長篇《大時代》、駱濱基的《人與土地》；中篇則用過蕭紅的《小城三月》、谷斯範的《重逢》、曾克的《陷阱》、史五的《七里松之冬》；此外，還刊過雷加、艾蕪、劉白羽、以群的小說和劉火子的詩，還有散文、繙譯、劇本、雜寫、報告……。

端木蕻良除了寫小說，還愛繪畫。故此他在創作之餘，還為《時代文學》設計了《畫刊》的特輯，第一期刊的是魯迅一家的像照和景宋的手蹟，第二期發的則是茅盾像和他的手蹟，還發表了不少木刻及插圖。

細讀這幾頁目錄，發現第七期（十二月號）有「第八期預告」，將會見刊的是：陳白塵的《不愛表白者的表白》、柯靈的《戲場偶拾》、景冬譯的《契斯託頓雜憶》……。看來第八期也已準備好，那一年的聖誕節香港淪陷，這翌年一月號的第八期，是剛好能趕及出版？還是真的未能出版？存疑！

──2009年12月

2010年6月刊於《大公報》

奇女子成愛倫的小品

成愛倫手跡

《成愛倫小品》，一九五二年四月，由愛倫出版社初版，是奇女子成愛倫的第一本作品。此書為三十六開本，凡一四四頁，收散文小品共一百篇。書後除了她另一本書《閨房記趣》的預告外，還有很特別的廣告頁：香港軒尼詩道的「軒尼詩酒店舞廳」；九龍西貢街的「萬國舞廳」、「哥倫布三六九飯店」；彌敦道的「喜臨門舞廳」、「雪園飯店」；石塘咀的「四時新」上海菜館和廟街的「福祿壽飯店」等。據說成愛倫出此書之時，乃香港的舞海奇葩；從她所接得廣告的支持面看，可見她當時是頗受歡迎的。最難得的是她這本小書，居然邀得十篇來序，請看以下名單：大方、鱷潭客、戎馬書生、斯人、徐鎮南、蕭思樓（過來人）、珠玉、臧嚴、周天籟、過海小卒等，看來全是旅港的上海派文人呢！

初見此書，即產生成愛倫究竟是個怎樣的人？一個舞小姐可以寫些什麼文章等疑問。

大方說「她的文筆相當清麗，在清麗中更蘊藏著一種婉約的深情，於是她的文字遂無不雋永可誦」。鱷潭客則更誇張，說「余識巾幗中之操觚者甚多，蘇青、張愛玲、張宛青、潘柳黛輩，若儕所擅，皆洋洋灑灑之長篇小說，小品則皆不及愛倫」。我相信這些序中所說，多為捧場文章，但卻已引起我一讀的興趣。

以前從未聽過成愛倫，亦未見過寫她的文章；現根據十篇序言的資料，再配合書內所談，整理如下：

成愛倫（1925—），只是筆名，原名不詳，寧波人。是出生自頗為富裕家庭的大家閨秀；在家時生日，母親會為她最少筵開兩席，湊幾檯麻將賀賀。自小喜愛文學，十七歲開始寫日記。高中畢業後向報刊投稿，以寫作為樂，據說還辦過報紙。她長期生活於上海、杭州。熱愛旅遊，喜訪名山古剎，遊過五里湖、富春江、西湖、六和塔……。五零年隻身到港，改名成愛倫，除伴舞好，還執筆為文。一九五一年十月十八日起，在《羅賓漢日報》寫每日見報的專欄，名為《心聲散記》。其後周天籟為某報編副刊，亦邀她寫一小方塊。五二年辦愛倫出版社，自資出版《成愛倫小品》；《閨房記趣》未見，不知是否曾出。

由於她身份特殊，見多識廣，寫作內容十分豐富，一百篇短文中，有談戀愛的、寫生活瑣事的、旅遊的、寫人的、談民俗的……包含甚廣。她為人低調而有主見，文內經常為男女之不平等而憤憤不平。她不像一般舞小姐喜跟人客應酬，舞廳打烊就匆匆返家，吃兩碗海蜇清粥，即埋頭寫稿。不盲目迷信宗教，不惺惺作態假裝喜愛寵物，甚至直言不愛貓狗，因牠們髒與野……各方面都是很與眾不同的。

集中我覺得最有趣的是〈門角姑娘〉和〈粉人與吹麥芽糖〉。

門角姑娘是浙江一帶民間的神，她原是個童養媳，因含死去而陰魂不散，後得清官翻案還她清白，並得皇上封號，派她為人解決疑難。一般請門角姑娘來問的，多是問豐收、災荒、婚姻、安全、生男或女等問題。請門角姑娘，有點像此地流行的「碟仙」。成愛倫寫得生動細緻而有趣：

晚間，點一對小小紅燭，三枝香，桌上鋪了米粒，用一個竹製的小畚箕，上面插一朵花，圍一方紅布，算是一頂花轎。由二個婦人的中指，分開抬到大門角落，唸唸有詞的說：「請門角姑娘來我家問問話吧，想必惠然肯來的。」唸了二三遍，然後趕緊抬到桌面米粒中央。要臨空寸許，稍候片刻，門角姑娘來時，畚箕會動法動法點動的。（頁七十七至七十八）

門角姑娘來了，週圍的人就向她發問題，她就會用畚箕點一記頭或點二記頭來表示對或不對。答夠了問題，門角姑娘會使畚箕在米粒上打旋，抬轎的那兩個婦人也無法阻擋，她打了四五旋就離開了。

讀〈門角姑娘〉只覺這種民間玩意很有趣，且能給無知的農民慰藉和安全感，卻不像碟仙的帶點刺激和恐怖。

〈粉人與吹麥芽糖〉寫兩種逐漸式微的民間藝術。粉人即是用上了色的麵粉搓的古代人物公仔，一般是朱八戒、孫悟空、白蛇精等；吹麥芽糖則是用麥芽糖吹出如老鼠偷油、石榴、洋喇叭等物件。成愛倫認為搓粉人者不思改良，不會推陳出新，而且這些公仔色調太濃，又容易因乾水而龜裂，注定是沒落的。吹麥芽糖就不同，它們往往吹得很神似，「一隻老鼠偷油時，鬼鬼祟祟的神態，全部表現出來」，它不單可欣賞，還可以吃。

然而，世事往往多是出人意表的，時至今日，粉人的製作，我們間中還可以在一些大型的民間藝術集會中見到；但，吹麥芽糖呢？早就見不到了。我依稀記得童年時見過這種玩物，問同輩的人，很多連聽都未聽過哩！

在一篇題為〈橋〉的短文中，她慨嘆「香港沒有橋，與沒有馬車同是遺憾，如果有橋，憑欄釣海鮮，橋上的人必然很熱鬧。而且增加香港的身價。」（頁一零二）。五十年後的今天，香港有橋了，雖然不是連接港島和九龍，而且也不能垂釣。然而，誰可預料若干年後，港九兩地真可能出現可供人散步、垂釣的橋呢！若照年歲推算，成愛倫如今尚未夠八十，她應該見到香港的橋吧？

誰都會有自己的伊甸，成愛倫在〈我願當爐〉中說：

我想開一家小酒店，如在香港的話，最好開在淺水灣，荃灣，或沙田。裝修上不必考究，柴扉茅屋，簡單雅潔，酒要好，各式皆備，菜肴我自己動手，鮮魚鮮蝦，養在門前池潭裏，雞鴨關在園子裏，隨客點選，臨時活殺。青菜豆腐，也須新鮮。一切取值，只求價廉，我理想中如果依照如此做法，酒客是不會少的。酒店內，除了賣酒賣菜，還兼營咖啡紅茶，各色細點，酒保皆用女子，我以身作則，胸前圍一飯兜。親自招待，如此計劃，不知何日能實現？（頁三十八）

成愛倫之所以貨腰，一是為了生活，一是為了她的這個理想，不知曾否實現？

成愛倫寫小品，往往是從生活中信手拈來，深入而有感情。除了發人深省外，還能引起讀者的共鳴，當時一定很受歡迎；否則，那十位上海幫文人，當不會輕易肯為她寫序。成愛倫實在是有當職業作家條件的，後來何以不寫了？

──寫於2001年6月

八月刊於《作家》第十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