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事雜碎之三
許定銘
「寫字人」的故事
你一定寫過文章，是四平八穩的坐到寫字枱前，靈感即源源而來，下筆如有神？還是等夜深人靜，冲一壺咖啡濃茶，咬着裊裊冒煙的香煙，苦等「煙士披里純」？
因為環境的不同，寫作人往往培養了不同的寫作習慣，尤其以寫稿謀生的「寫字人」，更是苦樂自家知，不足為外人道。據說流行作家三蘇自創「車衣寫稿法」，即是右手執筆狂寫之際，左手按着稿紙慢慢推前，此舉可使右手不必每寫一個字，即提起向下移動就位，快了很多。此所以他能日寫數萬言，收入豐厚，得住北角半山豪宅。
我還聽過有前輩高人，能一面搓麻將，一面寫稿；他把紙筆放在麻將枱邊的櫈上，每打完一鋪，人家洗牌，他立即拿起紙筆狂寫；洗完牌，他便收筆打牌。到第二次洗牌時，他又拿起紙筆，繼續剛才未寫完的文章。如此停停寫寫，寫寫停停，八圈下來，幾個專欄的差事也自完工。世上能人不少，我雖未見此前輩的操作過程，但人家產量之豐，確實驚人，不敢不信也！
我見過快速寫稿的，當推司馬長風（一九二Ｏ～一九八Ｏ）。一九七Ｏ、八Ｏ年代，我在編《新天地》和《青年良友》月刊，有他一個專欄，每次去追稿，他總叫我坐坐，自己則伏案猛書。一千五百字的稿件，約二十分鐘寫好。字似龍飛鳳舞，說實在的，我只看懂八九成，可幸字房裏有位專排司馬稿件的工友，總能排好他的稿。
吾友尚木（一九四四～二ＯＯ五）本身是位專業教師，因家庭負擔不輕，每日課餘均需筆耕數千字，而他所能擠出的時間是剋扣睡眠而來，每天早上四點起床，爬格子二小時，到六點即準備回校上課。天天如是，捱足四十年，結果是六十歲退休不足一年，即蒙主寵召，捱死！
創作超過一百冊的香港作家東瑞是站着寫稿的。一九七Ｏ至八Ｏ年代，他也為我編的雜誌寫稿。在某篇寫實的散文中，他說兩個孩子都愛「麥當奴」，而當時香港快餐店的生意甚好，經常客滿，東瑞帶孩子去食「麥當奴」，自己就帶着紙筆，站在高枱前寫稿，把自己當作「寫字奴」。
林蔭年輕時生活擔子重，每天下班回家已疲累不堪，他的小說都是「躺」在床上寫的。林蔭說他每每躺在床上，用一塊固定好稿紙的木板墊好，面向天花板創作，直至累死睡去，木板稿件則複蓋胸前，由太太收拾修飾翌日見報。
我寫字最多的是一九八Ｏ年代，有一個時期要日產萬言。孩子去游泳、繪畫、學柔道……，我就帶着紙筆，在附設的小食部餐枱上埋首拼搏，往往到孩子下課了，走到身旁推我才醒覺；獨個兒看顧書店時，也常低頭疾書，而為偷書客有機可乘，損失不菲！
「寫字人」各有各的故事，不過，都是苦的居多！
──寫於二ＯＯ八年一月
二月刊於《大公報》
那不過是個代號
我沒考究過文人自何時起寫作愛用筆名，但很相信每個人筆名的背後都有個有趣的故事。
我愛讀鷗外鷗（一九一一～一九九五）的詩，某次在聽他的講座後，曾問他的筆名是否受日本作家森鷗外的影響。他這樣回答我：「絕對不是！有一次我到海邊散步，見到很多海鷗在離岸不遠處飛翔。我嚮往牠們自由自在的生活，我羨慕牠們可以任意翺翔，尤其在群鷗以外的那隻，牠沒有同伴，獨來獨往，就像我在詩創作上，獨自踏上無名路時一樣。於是我戀上了那隻群鷗以外的鷗，就把筆名寫成『鷗外鷗』。」
我也愛讀錢歌川（一九Ｏ三～一九九Ｏ）的雜文，翻開作家傳記時，常會讀到「錢歌川，筆名味橄」之句。其實他原名錢慕祖，錢歌川也是他的筆名，不過，因這個筆名用得太多，把原名蓋過了。我是從他的《苦瓜散人自傳》（香港香江出版社，一九八六）中得知的。原來一九二Ｏ年代他留學日本時，同學們都愛仿效孫中山（中山，是日本姓氏）改個日本名，錢氏的日本名即為「歌川美介」。後來初次投稿往《一般》，因覺得自己寫得不夠好，怕友人見笑，便隨手寫下中日混合的「錢歌川」，豈料此名竟用了一生一世，反倒是原名竟無人知曉。
至於我自己的筆名又怎樣呢？
我開始寫作的那一年讀初中三。那時候我們每星期要交一篇週記，那年春雨綿綿，惹人愁思，某次寫週記時突然懷念起還未滿月，即被我們留在家鄉的三弟，大概感情氾濫，寫得也不錯吧，簿派回來時，老師在上面題了幾個字：如果不是抄的，就寫得很好了！一氣之下，便把那次的週記抄下，投到報刊去。臨到署名時，倒猶豫了。用甚麼名好呢？用原來的學名，給同學見到，傳到老師那兒，恐怕不好吧！反正大家寫稿都用筆名，也來改個筆名吧！當時國文課本上正讀着陶淵明的文章，我羨慕他《歸園田居》的生活，那麼就姓「陶」吧。當時香港有位很有名的流行作家叫「俊人」，英俊的男人，當然是十五歲少年的美夢。於是，署名「陶俊」的《這是夢嗎》三天後就在《星島日報》的學生版上見報了。以後這個筆名也用了很多年，一般是寫散文時用的。開始寫小說時我署名「苗痕」，記得當時還在讀高中，生物課本上有個名詞就叫苗痕，那是植物的新苗長成後，留下來一點小小的痕跡。當時我是這樣想的：既然已可寫一萬字過外的小說了，應該不再是「新苗」了吧！
很多作家用的筆名不多，如鷗外鷗和錢歌川便是；但有些作家卻因不同的原因而需要用多個筆名的，如魯迅、巴人、唐弢，就因政治審查，筆名多達數十個，故意不讓人知道文章是他寫的。那麼，香港過去那幾十年平穩發展，風浪不大，作家也要用多個筆名嗎？
最近去聽劉以鬯先生演講，即說他六、七十年代在《快報》工作時，為左派報紙寫稿，即不能署劉以鬯，而署太平山人。也有些原本從事嚴肅文學工作的文化人，為了謀生，正職以外還兼寫不少「娛樂別人」的稿件，往往隨手署名，對於日產萬言的專業「寫稿佬」來說，筆名過百完全不是奇事。
過去香港還有一種「包版」的習慣，即是報刊把某些版位的編輯費及稿費讓某人「包起」，他可以自訂稿費，約人寫稿；甚或自己化多個筆名，寫多過專欄，把編輯費和稿費「盡歸我袋」。只要你能依時交稿，沒有讀者投訴，便能正常運作下去。
七、八十年代，我也有這樣的「包稿」月刊，於是，筆名一大籮：午言、金名、湯馬仕、舟子、楊子雲、不憂生、海男……也記不了那麼多，當然，那只是稿匠的謀生外號而已，不值一提。
自從愛上了寫書話，以「醉書」自娛，也就不再用筆名，而示人以真面目了。温哥華的盧因在彼邦提到我時，稱我為「醉書翁」，想不到匆匆幾十年，我竟也成「翁」了。
近日有人邀我跟年輕人談藏書，有新認識的人問到我的職業，令我愕然！我想了一會，答他：我的職業是「八書」。幾十年來我都是從事「八書」的工作，即同時做八樣與書有關的職業，此即：買、賣、藏、讀、寫、編、教、出版！
如果你問我還會用新筆名嗎？將來的事誰知道，「醉書室」、「八書樓主」或者「醉八書」都會是最熱門的。其實，筆名也好，外號也好，都只是個代號而已，你知道那是我就是了。
——寫於二ＯＯ六年五月
八月刊於《大公報》
還錯了書
我在灣仔某商業大厦十八樓C座有間四五百呎的藏書室，間隔成書店式樣，取名「醉書室」。十年前開始的時候，原意是假期躲到那兒寫寫稿、讀讀書，甚至等退休後重張旗鼓，豎起「創作書社」的老招牌，讓舊雨新知來看書，擺「龍門陣」。
豈料人一疏懶，甚麼都沒幹，多年來「醉書室」就成了我的棄書處，讀完、用過，估計暫時不會再用的書，都丟到那裏。然而，到突然想要找些甚麼資料，在家裏左翻右挖都找不到時，就得要趕到「醉書室」去，諸多不便！
今年突然發性，不能再拖了，決意把「醉書室」處理掉：先細意把藏書檢閱一次，把估計還會用的搬回家去，其餘的則叫人一次過清理，四條大漢花了三小時才能搬走那萬多二萬冊書。
整理藏書時，撿到丁淼的《我所識的卅年代作家》（香港文化互助出版社，1983），多年未見此書了，打開一看，扉頁居然有「立明老兄正之，丁淼敬贈，八三年十二月十二日」字樣，哎喲！糟糕了，這本書何以會在此？
多年前的某次，與李立明通信時談到這本書，他說不久即回港，還要把書帶回來借給我看。我很快就把書看完，並以掛號郵件寄回三藩市給他，此事記得清清楚楚，可如今，書卻實實在在的擺在眼前，究竟是甚麼一回事？
我苦苦思索了整天，覺得只有一個可能：我也有一冊丁淼的《我所識的卅年代作家》。估計立明兄把書借給我時，我把它留在「醉書室」裏。我在家讀完的，匆匆忙忙用掛號還給人家的那本，自然是我原來就有的那本。如果手上的這本《我所識的卅年代作家》，沒有丁淼親筆題簽，那只是錯誤地交換了書，沒甚麼問題；可如今人家那本是具上下款題簽的珍本，這次我是「狸貓換太子」了，如何是好？立明兄已失去聯絡多年，想寄回給他也不成了！
丁淼原名丁嘉樹（1907～1990），又有筆名丁丁，是一九二Ｏ年代開始創作的老牌作家。他一九二二年自江蘇省立第一師範畢業，旋即進上海大學升學，畢業後曾任中學教員、大學教授、報館主筆及編輯，業餘從事文學創作。一九五Ｏ年代到香港後，一直從事文化工作，在本地曾出版《評中共文藝代表作》、《中共工農兵文藝》……等多種專著。
《我所識的卅年代作家》收文十五篇，回憶他與于右任、周作人、劉大白、李石岑、趙景深……等一九三Ｏ年代作家交往的經過，尤其《左右不明的曹聚仁》和《左右雙棲的葉靈鳳》兩篇均有獨特的見解，頗堪玩味。
本書原有下集亦準備出版的，後來好像未成事。
──2014年12月
侶倫的佚書《鬼火》
那日在舊書拍賣網站上見有李之華的《鬼火》上拍，是1945年上海出版社版，64開33頁的「文學小叢書」之一。這套小叢書製作頗為認真：版權頁註明作者李之華、編輯者沈雯、校對者杜非，民國三十四年五月十日初版，正文之前還有杜非的《寫於「文學小叢書」之前》，述說叢書之緣起：杜非一直喜歡把心愛的文章裝釘成小書，因此編輯出版文學小叢書供同好收藏，內容包括小說、劇本、翻譯、遊記、考據……。第一種是李之華的《鬼火》，第二種是譚正璧的《文學與性描寫》……。
未聽過作家李之華，沈雯和杜非也不知道。心道：1945是日軍投降之年，不少文藝青年在戰火中成長，想來應該是當年的文藝青年吧，不知道一點不奇。豈料打開有關內文圖片一看，小說的第一行即見：
侶倫的《鬼火》是他早期創作中比較出色的短篇之一，不知最初發表於哪種期刊，初次結集於《黑麗拉》（上海中國圖書公司，1941）內，後來《黑麗拉》改版，改名為《永久之歌》（香港虹運出版社，1948）時，因字數過多，把《鬼火》删掉；不久，又把它收進短篇小說集《伉儷》（香港萬國書社，1951）》中。然而，《黑麗拉》和《伉儷》均已絕版多時，因此，《鬼火》不容易得見。
真真想不到這篇《鬼火》曾在1945年獨立出過單行本，而且是在上海而不在香港。侶倫專家温燦昌的《侶倫創作年表》中未提過，侶倫自己寫的文章中也未提過，甚至所有談侶倫的文章中，我也未見有人談過這本上海版的《鬼火》！
侶倫1942年五月逃出淪陷後的香港，隱居於廣東東江上游偏僻的紫金縣黃砂鄉一小學任教師，至1945年冬才回到香港，期間與外地幾乎斷絕音訊，應該無法與上海的出版社連繫出版書籍；相反，居住於上海的有心人，只要手上有《黑麗拉》（上海中國圖書公司，1941），就可以把其中的《鬼火》抽出，排成單行本出版。奇怪的是：《黑麗拉》出版時署名侶倫，何以出版《鬼火》（上海出版社，1945）時，卻變成了「李之華」？侶倫又名李觀林、李霖、李林風，卻從未聽過有署名「李之華」的，而且《鬼火》1945年五月出版時，侶倫還在紫金縣黃砂鄉的鄉下地方教書，很可能不知道自己曾出過這本書！
把《鬼火》上拍的北京書商告訴我，此書是他在香港舊書店買的。這本小册子在上海出版，有緣人在香港購得，在北京舊書網站上拍賣，最後落到時在北美洛杉磯的愛書人手上，兜兜轉轉，七十年後應該有歸宿了！
──2015年1月
2月14日刊《大公報•大公園》
許定銘
「寫字人」的故事
你一定寫過文章，是四平八穩的坐到寫字枱前，靈感即源源而來，下筆如有神？還是等夜深人靜，冲一壺咖啡濃茶，咬着裊裊冒煙的香煙，苦等「煙士披里純」？
因為環境的不同，寫作人往往培養了不同的寫作習慣，尤其以寫稿謀生的「寫字人」，更是苦樂自家知，不足為外人道。據說流行作家三蘇自創「車衣寫稿法」，即是右手執筆狂寫之際，左手按着稿紙慢慢推前，此舉可使右手不必每寫一個字，即提起向下移動就位，快了很多。此所以他能日寫數萬言，收入豐厚，得住北角半山豪宅。
我還聽過有前輩高人，能一面搓麻將，一面寫稿；他把紙筆放在麻將枱邊的櫈上，每打完一鋪，人家洗牌，他立即拿起紙筆狂寫；洗完牌，他便收筆打牌。到第二次洗牌時，他又拿起紙筆，繼續剛才未寫完的文章。如此停停寫寫，寫寫停停，八圈下來，幾個專欄的差事也自完工。世上能人不少，我雖未見此前輩的操作過程，但人家產量之豐，確實驚人，不敢不信也！
我見過快速寫稿的，當推司馬長風（一九二Ｏ～一九八Ｏ）。一九七Ｏ、八Ｏ年代，我在編《新天地》和《青年良友》月刊，有他一個專欄，每次去追稿，他總叫我坐坐，自己則伏案猛書。一千五百字的稿件，約二十分鐘寫好。字似龍飛鳳舞，說實在的，我只看懂八九成，可幸字房裏有位專排司馬稿件的工友，總能排好他的稿。
吾友尚木（一九四四～二ＯＯ五）本身是位專業教師，因家庭負擔不輕，每日課餘均需筆耕數千字，而他所能擠出的時間是剋扣睡眠而來，每天早上四點起床，爬格子二小時，到六點即準備回校上課。天天如是，捱足四十年，結果是六十歲退休不足一年，即蒙主寵召，捱死！
創作超過一百冊的香港作家東瑞是站着寫稿的。一九七Ｏ至八Ｏ年代，他也為我編的雜誌寫稿。在某篇寫實的散文中，他說兩個孩子都愛「麥當奴」，而當時香港快餐店的生意甚好，經常客滿，東瑞帶孩子去食「麥當奴」，自己就帶着紙筆，站在高枱前寫稿，把自己當作「寫字奴」。
林蔭年輕時生活擔子重，每天下班回家已疲累不堪，他的小說都是「躺」在床上寫的。林蔭說他每每躺在床上，用一塊固定好稿紙的木板墊好，面向天花板創作，直至累死睡去，木板稿件則複蓋胸前，由太太收拾修飾翌日見報。
我寫字最多的是一九八Ｏ年代，有一個時期要日產萬言。孩子去游泳、繪畫、學柔道……，我就帶着紙筆，在附設的小食部餐枱上埋首拼搏，往往到孩子下課了，走到身旁推我才醒覺；獨個兒看顧書店時，也常低頭疾書，而為偷書客有機可乘，損失不菲！
「寫字人」各有各的故事，不過，都是苦的居多！
──寫於二ＯＯ八年一月
二月刊於《大公報》
那不過是個代號
我沒考究過文人自何時起寫作愛用筆名，但很相信每個人筆名的背後都有個有趣的故事。
我愛讀鷗外鷗（一九一一～一九九五）的詩，某次在聽他的講座後，曾問他的筆名是否受日本作家森鷗外的影響。他這樣回答我：「絕對不是！有一次我到海邊散步，見到很多海鷗在離岸不遠處飛翔。我嚮往牠們自由自在的生活，我羨慕牠們可以任意翺翔，尤其在群鷗以外的那隻，牠沒有同伴，獨來獨往，就像我在詩創作上，獨自踏上無名路時一樣。於是我戀上了那隻群鷗以外的鷗，就把筆名寫成『鷗外鷗』。」
我也愛讀錢歌川（一九Ｏ三～一九九Ｏ）的雜文，翻開作家傳記時，常會讀到「錢歌川，筆名味橄」之句。其實他原名錢慕祖，錢歌川也是他的筆名，不過，因這個筆名用得太多，把原名蓋過了。我是從他的《苦瓜散人自傳》（香港香江出版社，一九八六）中得知的。原來一九二Ｏ年代他留學日本時，同學們都愛仿效孫中山（中山，是日本姓氏）改個日本名，錢氏的日本名即為「歌川美介」。後來初次投稿往《一般》，因覺得自己寫得不夠好，怕友人見笑，便隨手寫下中日混合的「錢歌川」，豈料此名竟用了一生一世，反倒是原名竟無人知曉。
至於我自己的筆名又怎樣呢？
我開始寫作的那一年讀初中三。那時候我們每星期要交一篇週記，那年春雨綿綿，惹人愁思，某次寫週記時突然懷念起還未滿月，即被我們留在家鄉的三弟，大概感情氾濫，寫得也不錯吧，簿派回來時，老師在上面題了幾個字：如果不是抄的，就寫得很好了！一氣之下，便把那次的週記抄下，投到報刊去。臨到署名時，倒猶豫了。用甚麼名好呢？用原來的學名，給同學見到，傳到老師那兒，恐怕不好吧！反正大家寫稿都用筆名，也來改個筆名吧！當時國文課本上正讀着陶淵明的文章，我羨慕他《歸園田居》的生活，那麼就姓「陶」吧。當時香港有位很有名的流行作家叫「俊人」，英俊的男人，當然是十五歲少年的美夢。於是，署名「陶俊」的《這是夢嗎》三天後就在《星島日報》的學生版上見報了。以後這個筆名也用了很多年，一般是寫散文時用的。開始寫小說時我署名「苗痕」，記得當時還在讀高中，生物課本上有個名詞就叫苗痕，那是植物的新苗長成後，留下來一點小小的痕跡。當時我是這樣想的：既然已可寫一萬字過外的小說了，應該不再是「新苗」了吧！
很多作家用的筆名不多，如鷗外鷗和錢歌川便是；但有些作家卻因不同的原因而需要用多個筆名的，如魯迅、巴人、唐弢，就因政治審查，筆名多達數十個，故意不讓人知道文章是他寫的。那麼，香港過去那幾十年平穩發展，風浪不大，作家也要用多個筆名嗎？
最近去聽劉以鬯先生演講，即說他六、七十年代在《快報》工作時，為左派報紙寫稿，即不能署劉以鬯，而署太平山人。也有些原本從事嚴肅文學工作的文化人，為了謀生，正職以外還兼寫不少「娛樂別人」的稿件，往往隨手署名，對於日產萬言的專業「寫稿佬」來說，筆名過百完全不是奇事。
過去香港還有一種「包版」的習慣，即是報刊把某些版位的編輯費及稿費讓某人「包起」，他可以自訂稿費，約人寫稿；甚或自己化多個筆名，寫多過專欄，把編輯費和稿費「盡歸我袋」。只要你能依時交稿，沒有讀者投訴，便能正常運作下去。
七、八十年代，我也有這樣的「包稿」月刊，於是，筆名一大籮：午言、金名、湯馬仕、舟子、楊子雲、不憂生、海男……也記不了那麼多，當然，那只是稿匠的謀生外號而已，不值一提。
自從愛上了寫書話，以「醉書」自娛，也就不再用筆名，而示人以真面目了。温哥華的盧因在彼邦提到我時，稱我為「醉書翁」，想不到匆匆幾十年，我竟也成「翁」了。
近日有人邀我跟年輕人談藏書，有新認識的人問到我的職業，令我愕然！我想了一會，答他：我的職業是「八書」。幾十年來我都是從事「八書」的工作，即同時做八樣與書有關的職業，此即：買、賣、藏、讀、寫、編、教、出版！
如果你問我還會用新筆名嗎？將來的事誰知道，「醉書室」、「八書樓主」或者「醉八書」都會是最熱門的。其實，筆名也好，外號也好，都只是個代號而已，你知道那是我就是了。
——寫於二ＯＯ六年五月
八月刊於《大公報》
還錯了書
我在灣仔某商業大厦十八樓C座有間四五百呎的藏書室，間隔成書店式樣，取名「醉書室」。十年前開始的時候，原意是假期躲到那兒寫寫稿、讀讀書，甚至等退休後重張旗鼓，豎起「創作書社」的老招牌，讓舊雨新知來看書，擺「龍門陣」。
豈料人一疏懶，甚麼都沒幹，多年來「醉書室」就成了我的棄書處，讀完、用過，估計暫時不會再用的書，都丟到那裏。然而，到突然想要找些甚麼資料，在家裏左翻右挖都找不到時，就得要趕到「醉書室」去，諸多不便！
今年突然發性，不能再拖了，決意把「醉書室」處理掉：先細意把藏書檢閱一次，把估計還會用的搬回家去，其餘的則叫人一次過清理，四條大漢花了三小時才能搬走那萬多二萬冊書。
整理藏書時，撿到丁淼的《我所識的卅年代作家》（香港文化互助出版社，1983），多年未見此書了，打開一看，扉頁居然有「立明老兄正之，丁淼敬贈，八三年十二月十二日」字樣，哎喲！糟糕了，這本書何以會在此？
多年前的某次，與李立明通信時談到這本書，他說不久即回港，還要把書帶回來借給我看。我很快就把書看完，並以掛號郵件寄回三藩市給他，此事記得清清楚楚，可如今，書卻實實在在的擺在眼前，究竟是甚麼一回事？
我苦苦思索了整天，覺得只有一個可能：我也有一冊丁淼的《我所識的卅年代作家》。估計立明兄把書借給我時，我把它留在「醉書室」裏。我在家讀完的，匆匆忙忙用掛號還給人家的那本，自然是我原來就有的那本。如果手上的這本《我所識的卅年代作家》，沒有丁淼親筆題簽，那只是錯誤地交換了書，沒甚麼問題；可如今人家那本是具上下款題簽的珍本，這次我是「狸貓換太子」了，如何是好？立明兄已失去聯絡多年，想寄回給他也不成了！
丁淼原名丁嘉樹（1907～1990），又有筆名丁丁，是一九二Ｏ年代開始創作的老牌作家。他一九二二年自江蘇省立第一師範畢業，旋即進上海大學升學，畢業後曾任中學教員、大學教授、報館主筆及編輯，業餘從事文學創作。一九五Ｏ年代到香港後，一直從事文化工作，在本地曾出版《評中共文藝代表作》、《中共工農兵文藝》……等多種專著。
《我所識的卅年代作家》收文十五篇，回憶他與于右任、周作人、劉大白、李石岑、趙景深……等一九三Ｏ年代作家交往的經過，尤其《左右不明的曹聚仁》和《左右雙棲的葉靈鳳》兩篇均有獨特的見解，頗堪玩味。
本書原有下集亦準備出版的，後來好像未成事。
──2014年12月
侶倫的佚書《鬼火》
那日在舊書拍賣網站上見有李之華的《鬼火》上拍，是1945年上海出版社版，64開33頁的「文學小叢書」之一。這套小叢書製作頗為認真：版權頁註明作者李之華、編輯者沈雯、校對者杜非，民國三十四年五月十日初版，正文之前還有杜非的《寫於「文學小叢書」之前》，述說叢書之緣起：杜非一直喜歡把心愛的文章裝釘成小書，因此編輯出版文學小叢書供同好收藏，內容包括小說、劇本、翻譯、遊記、考據……。第一種是李之華的《鬼火》，第二種是譚正璧的《文學與性描寫》……。未聽過作家李之華，沈雯和杜非也不知道。心道：1945是日軍投降之年，不少文藝青年在戰火中成長，想來應該是當年的文藝青年吧，不知道一點不奇。豈料打開有關內文圖片一看，小說的第一行即見：
──女人是鬼火，你追過去，她跑；你跑，她倒追過來。哎喲，這是侶倫的《鬼火》哩！再讀了幾行，小說中的主要人物也是金先生，內容也是以喜劇筆法寫男女間的「攻防術」……。至此，肯定這本李之華的《鬼火》，就是侶倫的《鬼火》！
侶倫的《鬼火》是他早期創作中比較出色的短篇之一，不知最初發表於哪種期刊，初次結集於《黑麗拉》（上海中國圖書公司，1941）內，後來《黑麗拉》改版，改名為《永久之歌》（香港虹運出版社，1948）時，因字數過多，把《鬼火》删掉；不久，又把它收進短篇小說集《伉儷》（香港萬國書社，1951）》中。然而，《黑麗拉》和《伉儷》均已絕版多時，因此，《鬼火》不容易得見。
真真想不到這篇《鬼火》曾在1945年獨立出過單行本，而且是在上海而不在香港。侶倫專家温燦昌的《侶倫創作年表》中未提過，侶倫自己寫的文章中也未提過，甚至所有談侶倫的文章中，我也未見有人談過這本上海版的《鬼火》！
侶倫1942年五月逃出淪陷後的香港，隱居於廣東東江上游偏僻的紫金縣黃砂鄉一小學任教師，至1945年冬才回到香港，期間與外地幾乎斷絕音訊，應該無法與上海的出版社連繫出版書籍；相反，居住於上海的有心人，只要手上有《黑麗拉》（上海中國圖書公司，1941），就可以把其中的《鬼火》抽出，排成單行本出版。奇怪的是：《黑麗拉》出版時署名侶倫，何以出版《鬼火》（上海出版社，1945）時，卻變成了「李之華」？侶倫又名李觀林、李霖、李林風，卻從未聽過有署名「李之華」的，而且《鬼火》1945年五月出版時，侶倫還在紫金縣黃砂鄉的鄉下地方教書，很可能不知道自己曾出過這本書！
把《鬼火》上拍的北京書商告訴我，此書是他在香港舊書店買的。這本小册子在上海出版，有緣人在香港購得，在北京舊書網站上拍賣，最後落到時在北美洛杉磯的愛書人手上，兜兜轉轉，七十年後應該有歸宿了！
──2015年1月
2月14日刊《大公報•大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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