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叔擺檔寫揮春緣起
許迪鏘
1985年12月，中國書展在灣仔華潤大廈展覽廳「盛大」舉行。說盛大一點也沒誇張，這是改革開放以來春風吹又生的我國出版業在「國外」的一次總檢閱，展覽場地龐大，當時尚未安身會展的香港書展與之相比，只能是小巫見大巫。我撈到一張開幕禮當天的嘉賓入場券，持券人士每人獲贈孔子像陶碟，以今天的標準看，仍是大手筆。
這一年前後直至1989年中，是內地和香港文化交流的黃金時期，我們在香港見過了差不多當時最重要、最出名、最新銳的中國作家。汪曾祺、黃裳、鄧友梅、張辛欣這樣的鑽石陣容同台出現，是一直再沒見過的事。事情的發展有太多意料之外。即使如孔夫子，那年任誰也想不到他老人家會有今日的風光。其實最可能成為陶碟主角的應是魯迅，但魯迅戰鬥性太強，轉而徵召夫子，可見主辦者用心良苦。當日主持開幕禮的是安子介，也可見這次盛會的「級數」。如果不是日後健康轉差，他就是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首任行政長官。
在會場我見到華叔司徒華。當年他和左派關係相當友好密切，顯而易見，他是在主辦單位專人陪同差點沒有鳴鑼喝道下巡遊參觀的。我的目標當然不是在場的尊貴人物，我找的是聽聞在內地有關係也一書難求的錢鍾書新版《談藝錄》，它果然鬼鬼祟祟地藏在中華書局攤位書架底的一角。我如獲至寶，猛抬頭，卻見華叔要離場了，我瞄瞄他買了什麼書，赫然是一部《三稀堂法帖》。
那以後的事大家都知道了，華叔與「愛國陣營」決裂，二十年來在維園年宵寫揮春為支聯會籌款。三年前到維園請他寫了「民主長青」，我說「多謝華叔」，我人在左邊，他的頭卻扭向右邊，我心裏十分難過。
華叔的書法自有他的風格，但不算名家，可見的是從帖學入手，出入王羲之、米芾，筆畫猷勁而略欠灑脫。這一切也許都從當天那部法帖開始。
（原刊二０一一年一月廿九日《信報》）
2011年1月29日 星期六
2011年1月25日 星期二
在無菁英年代評論時事的幽默菁英份子──專訪陶傑
在無菁英年代評論時事的幽默菁英份子──專訪陶傑
誠品網路編輯羣
「陶傑」這個名字，大多數台灣人都沒聽過；但他在香港是著名的「名嘴」、「快筆」，香港人幾乎都聽過、看過他發表的議論。
戴着黑框眼鏡、一派儒雅的陶傑，主持電台、電視節目，在報紙上發表專欄文章。陶傑用詼諧戲謔的態度，直指香港或中國文化中表裏不一、假道學、偏激民族主義等時代現象，儼然是香港普羅大眾的代言人，在香港頗受歡迎；但也因為言論較為辛辣偏激，爭議頗大。
陶傑近日在台灣出版了第一本個人時論集《這是個，無菁英年代》。擁有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國際關係學位、並在英國廣播公司（BBC）任職八年的陶傑，理應是知識菁英份子的代表，為何號稱此年代無菁英？
陶傑文章向來短小精練卻引經據典，《誠品站》特別採訪陶傑，並以快問快答的QA形式，聽另類的陶傑，娓娓道來他的立論基礎、處事哲學、以及對於華人文化獨特的見解！
《誠品站》：在香港，您有許多種稱號。就職業屬性，可說您是廣播人、媒體人、報人、知識份子，您也曾拍攝過廣告，並被人稱為「香江第一才子」。究竟您如何看待自己？
陶傑：最近一名英國喜劇演員到香港，他是演員，但也是作家及節目主持人……在西方這些領域都是共通，有各方面人文修養的人不給自己定位。其實「定位」這件事情，是社會把人歸類，這是中國社會的問題。只要你把自己定位為文人、知識份子，包袱馬上就來。這個包袱是人家給你的，你自己撿起來背上，我不是說這樣不好，這不是我的性格。
在中國，若被定位為知識份子，那就不能碰錢、不能奢侈消費、不能有休閒娛樂……要求很不合理，且當你的表現和公眾想法不一樣的時候，會招來很多批評，這是很莫名其妙的。而且不要看中國社會似乎很仰望知識份子，實際上來自政府、民間、同行，是「正面歧視」知識份子，很可怕的。
《西遊記》中的孫悟空，在如來掌上寫到此一遊、到王母娘娘蟠桃園偷蟠桃……他到處撒野，理想就是跳出三界之外。故事定義它為妖精，但其實就是打破界別的限制。
我沒有想過自己該怎麼定位，我喜歡觀察國際，就定位自己為「國際人」吧！
《誠品站》：您在出版序言中提到，您的詩作曾受余光中教授的欣賞，大學時代鑽研英國文學，也看了許多文學電影創作作品。為何沒有走上文學創作這條路，而選擇在報紙上撰寫專欄？
陶傑：坦白地說，香港是最現實、最講經濟效益的地方，香港人不會花時間看哲學書，幾乎都看金融、工管，所以才說是「文化沙漠」。在台灣，至少開得了一家誠品，書種類繁多、環境舒適、還二十四小時開放，老闆做虧本生意；但是到香港要開誠品？租金太貴，很難開成。更不用說所謂的「文學創作」，是沒有市場的。
但我也想說明一個現象—現在的文字創作，區分出「文學創作」、「非文學創作」，其實是不合理的。十六世紀末英國莎士比亞寫的劇本，現在看是文學經典，在當時其實也是通俗商品，都是為了錢；戲寫出來，要是沒人看，也是被炒魷魚。
在英國維多利亞時代，狄更斯的小說，也是在報紙上連載。珍奧斯汀的閨秀小說，在當時就像現在的瓊瑤一樣，但是瓊瑤小說，現在沒人把它當文學。但我們要是看「民國五六十年代政經狀況下，閨秀的心理活動和期望」，瓊瑤小說就能看出她的價值；但是活在當代，當局者迷不這麼看。厚古薄今的情況，也是中國的現象。
我認為在現代社會，「文學」首先要成為受人歡迎的產品，不要寫給同行看，不要寫給知識份子互相欣賞。我寫作時，先不管有沒有文學價值，先為自己的感受觸動而寫，更重要的受人歡迎，養活自己；我身後的名聲不管，死後不屬於我。但我認為在當世受歡迎，很可能在後世也有價值，因為每個世代人性都有共通點，例如梁實秋的散文小品，當初也只是報紙專欄文章，至今依然雋永。
《誠品站》：許多著述立論的知識份子，會選擇各方援引、務求周全地寫作長篇大論，藉以表述自己的觀點。您的專欄篇幅短、字數少，卻能嘻笑怒罵地針砭時事表達自己的觀點。為何選擇這樣的形式與風格？
陶傑：這和香港的看報習慣有關。香港人時間寶貴，很多時候香港人都在地鐵上閱讀報紙，地鐵很短，坐兩個站平均時間五分鐘，五分鐘哪能讀完長篇大論？我的文章短小，就是可以讓他在五分鐘內，有反應、有共鳴，有思想的激發。長篇大論的文章，在大陸有，台灣也有，但在香港沒辦法，香港人生活太忙了；而現在連在地鐵上看報的人，也少了。
不寫長篇大論，也還有幾個理由。首先是閱讀羣眾，現在是「網路世代」，抗拒長篇文章，被好萊塢、線上遊戲洗腦後，很沒耐心的，只喜歡聲光效果。其次，文以載道、長篇著述的人，在華人世界已經有很多了，這個世界上不在乎在多一個陶傑做這件事；經過了研究時期的論文訓練，要長篇著述我也能寫，但是你要讓大眾看得明白。
大眾看我都是嘻笑怒罵，但我其實是用英國文化中的「幽默」做為文章形式。在英國文學傳統裏，有一些不是那麼「正路」的、小品式的文章風格，像王爾德、蕭伯納，它們寫作文章時很輕鬆幽默的，旁徵博引，把想說的涵義隱藏在文字底下，含蓄也是比較高的藝術表現；這種風格在英國世界是很受歡迎。
選擇這種寫作模式也和我的性格有關，我自己不是很嚴肅的、道貌岸然的人，寫起來也很得心應手。中國文化缺乏幽默感，我的文章，讓市場上多一種選擇，總是好的吧！
《誠品站》：您的專欄文章在香港受人歡迎，但同時也引起許多爭議與批判。您怎麼看待這件事？
陶傑：因為我的背景的緣故，我有很多和人家不一樣的看法與見解。但我不能夠四平八穩的就怕得罪人，就是要說出來！雖然主題是很尖銳的，但是表達方式可以含蓄。一個有稜有角的人，一定是引起爭議的，在我看來，有人罵是好事，沒有人罵才不是好事！
在台灣，如柏楊、李敖寫作的風格是比較辛辣的，有話就說、有屁就放，柏楊說《醜陋的中國人》，我不會說醜陋，我會請讀者從他的行為、活動裏面來觀察。或許你會得到一個「醜陋」的結論，但這是你的事，不是我說的。但他醜不醜陋？是！但這是不同的表達手法。柏老認為醜陋的中國人還有得救，我覺得沒得救，你不要去改變它，你不要去參與就行了，要做到這點，你得要把心靈品味國際化，這也是我和柏楊不同的地方。
一個作家，只要創作就不免招來批判；但許多批判，都來自於無知與偏見。中國文人之間筆戰，罵余光中的新詩「今夜的星空很希臘」不符合詩的規範，也不是中國文化！在八年抗戰時，罵張愛玲為何不像冰心、巴金等人寫溫柔敦厚的文章，而要寫走資閨秀派文章，寫寫抗戰大事業多好！許多罵聲九成是非理性的，而且短視。
JK羅琳在西方寫成了暢銷的《哈利波特》，除了梵蒂岡就神學角度依然抗議外，西方世界並不會有人說你把巫俗變成主流、不會有衛道份子會說你開了壞風氣、毒害少年心理。
但哈利波特要是在七十年前出版，肯定成為禁書。為何？因為英國幾百年來的人文傳統，逐漸開放。當初王爾德寫文章刺痛維多利亞當時貴族的敏感神經，也是差點要坐牢；《查泰萊夫人的情人》有色情描述，也差點被封殺；但是後來還是發表了，因為英國體認到，不應該禁止社會的表達自由。
《誠品站》：您談到表達自由，但是在內地寫觀點尖銳的文章，在現在較為嚴峻的言論氛圍下，你如何掌握這樣的言論自由？為不同的媒體撰述，是否會有觀點衝突的問題？
陶傑：香港媒體當然有自我審查。法輪功幾千人的示威、西藏的爭議，這些議題有如印度的聖牛，不可以碰的，即使重要性再高，香港沒有一份媒體會刊登。但未來的言論是否會越來越自由？我是持正面態度。但是我嘗試在這個時空，盡我最大的力，使用我最大的言論表達權。
著述時，報紙的立場當然要考量，這是互為因果，報紙也是看到你的立場跟老闆差不多，才找你寫。我也覺得沒有觀點衝突的問題，因為我是代表報館立場說話，就像律師為人辯護，他也該從自我的角色釋放出來，做好律師的本份，所以這倒不是大問題。
就媒體現況看來，報紙逐漸沒落，網路正發達；網路就無所謂老闆，人人都能大鳴大放、選擇他所信仰的。網路有他的壞處也有好處。
《誠品站》：提到網路，很好奇您如何看待網路這個新興媒體？
陶傑：網路的發明很好，把大眾距離拉近，讓大家互相瞭解，但是「橘越淮而枳」，許多外國的東西到了中國，反而不是開展視野，而是越來越狹窄。現在年輕一代使用網路，沉迷在電腦遊戲、交友、看色情資訊或者動漫，三餐只吃零食，正食不吃，也成為了一種新的社會現象。
網路發明的用意，並不是讓所有青少年玩同樣的線上遊戲，而是應該把視野拓寬，去了解他國的文化。學生時代時我交筆友，都認識住在遠方國度的筆友，我們在信中互相探尋對方國家文化背景，覺得學習很多，當時反而多元；人一輩子就這麼長，多瞭解他國文化，是多活了一輩子。
現在藉由網路，香港年輕人應該可以和台灣年輕人對話，香港要簽署CEPA，台灣簽署ECFA，對彼此生活的影響是什麼？可以交流一下。現在雖有網路，兩岸三地的交流卻比以前還糟，現在都是像張愛玲所說，「盯着自己的肚臍眼看」。
《誠品站》：您在文章中常談到美酒、美食、美女，想請問您怎麼看待「美」？
陶傑：美，有形而下的形式，和形而上的形式，但在中國現代消費社會中，只會看到物理的、形體的美，如美女、美食等，化做社會風潮就是美容、護膚、纖體。
你看華語片的主角人物，永遠是年輕偶像，這是被日本偶像風潮影響，但是沒有學到日本的全部。為何台灣、香港的女孩，一去日本就上癮，但去中國不會上癮？因為日本的物品包裝，雖不環保但很美，設計、色彩等等細節都很講究，美溶化在生活裏面，連國民的行為也受了影響。
在羅浮宮美術館，同樣是亞洲人，卻能一眼就能看出來誰是大陸客、誰是日本遊客──七十歲的日本老太太遊客，不因老而隨便打扮，穿得很體面，腳上穿着絲襪，認真地聽着導遊說話，手裏拿着筆一直紀錄。這也是一種美，日本已經將美融合在品味、思想、人生中。
最講究美的環境是演藝圈。但看美國好萊塢，他們對美有另一種看法，不是膚淺的。美國是最年輕的國家，但是好萊塢那些大牌明星，片酬最高的都是四十歲以上的，他們有成熟之美。
東方看「永遠的玉女」奧黛麗赫本，總是看她年輕時珠光寶氣、拿着煙嘴的那個樣子；實際上她最精彩的時候，是她老來將死之時，罹患癌症，卻還到非洲去為孤兒請命。我在英國看她演講，沒有整容、沒有護膚，皺紋自然地流露，但是她不怕，依然畫着優雅的妝。她那麼老了，名利、青春、健康都是過眼雲煙，但是她是發自內心的呼籲全世界，請大家救救弱勢，這就是美，發自心靈的美。
《誠品站》：您在《無菁英年代》中時常提到當代治理香港的問題，究竟香港現在的情況是怎樣的？
陶傑：香港自從回歸中國後，這十二年來社會心理狀況變得很畸型。中國宣揚民族主義，開始宣傳要「中國人民當家作主」「去殖民化」，但是這是盲目的民族沙文主義，在我眼中是很可笑的。
中國政府在接收香港後，它以為它會管理香港，但它實際上沒有虛心學習英國人如何治理香港，所以產生很多問題。我在英國讀書、在媒體後台工作、住了十六年，潛意識中我是以英國觀點思考的，所以看出中國管理香港的方法完全錯誤。
香港社會現在瀰漫着一股懷念殖民地時代的風氣，民間是全民崇洋，但是真的那麼希望回到過去嗎？沒有，是因為對於現狀不滿。最奇怪的是，香港高官嘴巴宣揚民族主義，要求香港居民要讓孩子受中文母語教學，然而自己一有錢，馬上把小孩送到英國；英國最近經濟蕭條，也拼命招收英國和香港的有錢人子女，搞得英國教育界有「黃禍」。香港這些官的作為，就是中國式的虛偽。
當我把這點說破，就會得罪一些人，怕臉上的假面具被扯下來，就說我「崇洋」「不愛國」「貶港褒英」，但是民間普通老百姓，就會認同我，因為我說香港平民的心裏話。我覺得中國式的虛偽很討厭，這給社會民族心靈造成很大的損害，所以我一點都不必含蓄，就是踢爆。
《誠品站》：香港和台灣的背景有那麼些相近與相異，那您怎樣看待台灣的政治媒體現況呢？
陶傑：台灣的政治在媒體上顯現出來的，是「口水政治」。立院諸公一句話引起爭議，又去問回應，一句話傳來傳去，像吸毒的針筒一樣。台灣戒嚴時期壓抑太久，解嚴開放後就有種論政的亢奮感，百花齊放，這在民主開放之初是正常；但是台灣經常有選舉，為了選票這種亢奮還在持續，久了之後不好，顯得格局很小。
看電視和報紙，看到立院爭論、社會案件，能夠連報一兩週，國際新聞卻很少，這對台灣很不利。我覺得很奇怪，台灣不是一直想被國際社會認同嗎？你要走入國際社會，就不要盯着自己肚臍眼看，而要看看人家，讓人家也對你發生興趣。
我們去逛誠品，可以看到很多各國翻譯書，出版界向外仰望星空，但是新聞界卻很狹隘。為什麼呢？因為出版界以台北為基地，知識份子都在台北；新聞媒體卻是大眾的，但因為媒體和政黨總認為，大眾對國際新聞沒興趣。
在日本，國際新聞非常的多，並且分析得頭頭是道，為何日本可以做起來？究竟是觀眾先沒興趣，還是報導取向問題？媒體能不能夠報導得淺而易懂、還有趣味？現在這種口水泡沫新聞，這樣做最快、最懶、最容易，但根本不值得。
《誠品站》：您總是力說中國文化中的陰暗面，難道中國文化中沒有優點嗎？
陶傑：有，中國有優點，曾經有，都在民國三十八年以前。「溫柔敦厚」、「禮義廉恥」、「言而有信」，這都是中國人的優點，有時候英國人都會說，中國這點難得，因為英國法治社會推到極致後，凡事講究法律條文，反而官僚沒效率；而中國人做生意乾脆俐落，只要口頭答應一句話，一定履行。
這是中國文化談信，「人無信而不立」，推崇君子的精神。中國文化精神，就是「禮義廉恥」四字，這四根柱崩掉，其他的附從價值觀也不會有。但現在中國有君子嗎？過去有毒奶粉、毒雞蛋嗎？現在買個什麼東西，都不能相信。
當然現在還是有優點，但是我沒有興趣加入那個大合唱，我力寫陰暗面，寫陰暗面才好看。
（原刊二０一０年九月十日《誠品站》）
誠品網路編輯羣
「陶傑」這個名字，大多數台灣人都沒聽過；但他在香港是著名的「名嘴」、「快筆」，香港人幾乎都聽過、看過他發表的議論。
戴着黑框眼鏡、一派儒雅的陶傑，主持電台、電視節目，在報紙上發表專欄文章。陶傑用詼諧戲謔的態度，直指香港或中國文化中表裏不一、假道學、偏激民族主義等時代現象，儼然是香港普羅大眾的代言人，在香港頗受歡迎；但也因為言論較為辛辣偏激，爭議頗大。
陶傑近日在台灣出版了第一本個人時論集《這是個，無菁英年代》。擁有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國際關係學位、並在英國廣播公司（BBC）任職八年的陶傑，理應是知識菁英份子的代表，為何號稱此年代無菁英？
陶傑文章向來短小精練卻引經據典，《誠品站》特別採訪陶傑，並以快問快答的QA形式，聽另類的陶傑，娓娓道來他的立論基礎、處事哲學、以及對於華人文化獨特的見解！
《誠品站》：在香港，您有許多種稱號。就職業屬性，可說您是廣播人、媒體人、報人、知識份子，您也曾拍攝過廣告，並被人稱為「香江第一才子」。究竟您如何看待自己？
陶傑：最近一名英國喜劇演員到香港，他是演員，但也是作家及節目主持人……在西方這些領域都是共通，有各方面人文修養的人不給自己定位。其實「定位」這件事情，是社會把人歸類，這是中國社會的問題。只要你把自己定位為文人、知識份子，包袱馬上就來。這個包袱是人家給你的，你自己撿起來背上，我不是說這樣不好，這不是我的性格。
在中國，若被定位為知識份子，那就不能碰錢、不能奢侈消費、不能有休閒娛樂……要求很不合理，且當你的表現和公眾想法不一樣的時候，會招來很多批評，這是很莫名其妙的。而且不要看中國社會似乎很仰望知識份子，實際上來自政府、民間、同行，是「正面歧視」知識份子，很可怕的。
《西遊記》中的孫悟空，在如來掌上寫到此一遊、到王母娘娘蟠桃園偷蟠桃……他到處撒野，理想就是跳出三界之外。故事定義它為妖精，但其實就是打破界別的限制。
我沒有想過自己該怎麼定位，我喜歡觀察國際，就定位自己為「國際人」吧！
《誠品站》：您在出版序言中提到，您的詩作曾受余光中教授的欣賞，大學時代鑽研英國文學，也看了許多文學電影創作作品。為何沒有走上文學創作這條路，而選擇在報紙上撰寫專欄？
陶傑：坦白地說，香港是最現實、最講經濟效益的地方，香港人不會花時間看哲學書，幾乎都看金融、工管，所以才說是「文化沙漠」。在台灣，至少開得了一家誠品，書種類繁多、環境舒適、還二十四小時開放，老闆做虧本生意；但是到香港要開誠品？租金太貴，很難開成。更不用說所謂的「文學創作」，是沒有市場的。
但我也想說明一個現象—現在的文字創作，區分出「文學創作」、「非文學創作」，其實是不合理的。十六世紀末英國莎士比亞寫的劇本，現在看是文學經典，在當時其實也是通俗商品，都是為了錢；戲寫出來，要是沒人看，也是被炒魷魚。
在英國維多利亞時代，狄更斯的小說，也是在報紙上連載。珍奧斯汀的閨秀小說，在當時就像現在的瓊瑤一樣，但是瓊瑤小說，現在沒人把它當文學。但我們要是看「民國五六十年代政經狀況下，閨秀的心理活動和期望」，瓊瑤小說就能看出她的價值；但是活在當代，當局者迷不這麼看。厚古薄今的情況，也是中國的現象。
我認為在現代社會，「文學」首先要成為受人歡迎的產品，不要寫給同行看，不要寫給知識份子互相欣賞。我寫作時，先不管有沒有文學價值，先為自己的感受觸動而寫，更重要的受人歡迎，養活自己；我身後的名聲不管，死後不屬於我。但我認為在當世受歡迎，很可能在後世也有價值，因為每個世代人性都有共通點，例如梁實秋的散文小品，當初也只是報紙專欄文章，至今依然雋永。
《誠品站》：許多著述立論的知識份子，會選擇各方援引、務求周全地寫作長篇大論，藉以表述自己的觀點。您的專欄篇幅短、字數少，卻能嘻笑怒罵地針砭時事表達自己的觀點。為何選擇這樣的形式與風格？
陶傑：這和香港的看報習慣有關。香港人時間寶貴，很多時候香港人都在地鐵上閱讀報紙，地鐵很短，坐兩個站平均時間五分鐘，五分鐘哪能讀完長篇大論？我的文章短小，就是可以讓他在五分鐘內，有反應、有共鳴，有思想的激發。長篇大論的文章，在大陸有，台灣也有，但在香港沒辦法，香港人生活太忙了；而現在連在地鐵上看報的人，也少了。
不寫長篇大論，也還有幾個理由。首先是閱讀羣眾，現在是「網路世代」，抗拒長篇文章，被好萊塢、線上遊戲洗腦後，很沒耐心的，只喜歡聲光效果。其次，文以載道、長篇著述的人，在華人世界已經有很多了，這個世界上不在乎在多一個陶傑做這件事；經過了研究時期的論文訓練，要長篇著述我也能寫，但是你要讓大眾看得明白。
大眾看我都是嘻笑怒罵，但我其實是用英國文化中的「幽默」做為文章形式。在英國文學傳統裏，有一些不是那麼「正路」的、小品式的文章風格，像王爾德、蕭伯納，它們寫作文章時很輕鬆幽默的，旁徵博引，把想說的涵義隱藏在文字底下，含蓄也是比較高的藝術表現；這種風格在英國世界是很受歡迎。
選擇這種寫作模式也和我的性格有關，我自己不是很嚴肅的、道貌岸然的人，寫起來也很得心應手。中國文化缺乏幽默感，我的文章，讓市場上多一種選擇，總是好的吧！
《誠品站》：您的專欄文章在香港受人歡迎，但同時也引起許多爭議與批判。您怎麼看待這件事？
陶傑：因為我的背景的緣故，我有很多和人家不一樣的看法與見解。但我不能夠四平八穩的就怕得罪人，就是要說出來！雖然主題是很尖銳的，但是表達方式可以含蓄。一個有稜有角的人，一定是引起爭議的，在我看來，有人罵是好事，沒有人罵才不是好事！
在台灣，如柏楊、李敖寫作的風格是比較辛辣的，有話就說、有屁就放，柏楊說《醜陋的中國人》，我不會說醜陋，我會請讀者從他的行為、活動裏面來觀察。或許你會得到一個「醜陋」的結論，但這是你的事，不是我說的。但他醜不醜陋？是！但這是不同的表達手法。柏老認為醜陋的中國人還有得救，我覺得沒得救，你不要去改變它，你不要去參與就行了，要做到這點，你得要把心靈品味國際化，這也是我和柏楊不同的地方。
一個作家，只要創作就不免招來批判；但許多批判，都來自於無知與偏見。中國文人之間筆戰，罵余光中的新詩「今夜的星空很希臘」不符合詩的規範，也不是中國文化！在八年抗戰時，罵張愛玲為何不像冰心、巴金等人寫溫柔敦厚的文章，而要寫走資閨秀派文章，寫寫抗戰大事業多好！許多罵聲九成是非理性的，而且短視。
JK羅琳在西方寫成了暢銷的《哈利波特》，除了梵蒂岡就神學角度依然抗議外，西方世界並不會有人說你把巫俗變成主流、不會有衛道份子會說你開了壞風氣、毒害少年心理。
但哈利波特要是在七十年前出版，肯定成為禁書。為何？因為英國幾百年來的人文傳統，逐漸開放。當初王爾德寫文章刺痛維多利亞當時貴族的敏感神經，也是差點要坐牢；《查泰萊夫人的情人》有色情描述，也差點被封殺；但是後來還是發表了，因為英國體認到，不應該禁止社會的表達自由。
《誠品站》：您談到表達自由，但是在內地寫觀點尖銳的文章，在現在較為嚴峻的言論氛圍下，你如何掌握這樣的言論自由？為不同的媒體撰述，是否會有觀點衝突的問題？
陶傑：香港媒體當然有自我審查。法輪功幾千人的示威、西藏的爭議，這些議題有如印度的聖牛，不可以碰的，即使重要性再高，香港沒有一份媒體會刊登。但未來的言論是否會越來越自由？我是持正面態度。但是我嘗試在這個時空，盡我最大的力，使用我最大的言論表達權。
著述時，報紙的立場當然要考量，這是互為因果，報紙也是看到你的立場跟老闆差不多，才找你寫。我也覺得沒有觀點衝突的問題，因為我是代表報館立場說話，就像律師為人辯護，他也該從自我的角色釋放出來，做好律師的本份，所以這倒不是大問題。
就媒體現況看來，報紙逐漸沒落，網路正發達；網路就無所謂老闆，人人都能大鳴大放、選擇他所信仰的。網路有他的壞處也有好處。
《誠品站》：提到網路，很好奇您如何看待網路這個新興媒體？
陶傑：網路的發明很好，把大眾距離拉近，讓大家互相瞭解，但是「橘越淮而枳」，許多外國的東西到了中國，反而不是開展視野，而是越來越狹窄。現在年輕一代使用網路，沉迷在電腦遊戲、交友、看色情資訊或者動漫，三餐只吃零食，正食不吃，也成為了一種新的社會現象。
網路發明的用意，並不是讓所有青少年玩同樣的線上遊戲，而是應該把視野拓寬，去了解他國的文化。學生時代時我交筆友，都認識住在遠方國度的筆友，我們在信中互相探尋對方國家文化背景，覺得學習很多，當時反而多元；人一輩子就這麼長，多瞭解他國文化，是多活了一輩子。
現在藉由網路，香港年輕人應該可以和台灣年輕人對話，香港要簽署CEPA，台灣簽署ECFA，對彼此生活的影響是什麼？可以交流一下。現在雖有網路，兩岸三地的交流卻比以前還糟，現在都是像張愛玲所說，「盯着自己的肚臍眼看」。
《誠品站》：您在文章中常談到美酒、美食、美女，想請問您怎麼看待「美」？
陶傑：美，有形而下的形式，和形而上的形式，但在中國現代消費社會中，只會看到物理的、形體的美，如美女、美食等，化做社會風潮就是美容、護膚、纖體。
你看華語片的主角人物，永遠是年輕偶像，這是被日本偶像風潮影響，但是沒有學到日本的全部。為何台灣、香港的女孩，一去日本就上癮，但去中國不會上癮？因為日本的物品包裝，雖不環保但很美，設計、色彩等等細節都很講究，美溶化在生活裏面，連國民的行為也受了影響。
在羅浮宮美術館，同樣是亞洲人，卻能一眼就能看出來誰是大陸客、誰是日本遊客──七十歲的日本老太太遊客，不因老而隨便打扮，穿得很體面，腳上穿着絲襪，認真地聽着導遊說話，手裏拿着筆一直紀錄。這也是一種美，日本已經將美融合在品味、思想、人生中。
最講究美的環境是演藝圈。但看美國好萊塢，他們對美有另一種看法，不是膚淺的。美國是最年輕的國家，但是好萊塢那些大牌明星，片酬最高的都是四十歲以上的，他們有成熟之美。
東方看「永遠的玉女」奧黛麗赫本，總是看她年輕時珠光寶氣、拿着煙嘴的那個樣子；實際上她最精彩的時候，是她老來將死之時，罹患癌症，卻還到非洲去為孤兒請命。我在英國看她演講，沒有整容、沒有護膚，皺紋自然地流露，但是她不怕，依然畫着優雅的妝。她那麼老了，名利、青春、健康都是過眼雲煙，但是她是發自內心的呼籲全世界，請大家救救弱勢，這就是美，發自心靈的美。
《誠品站》：您在《無菁英年代》中時常提到當代治理香港的問題，究竟香港現在的情況是怎樣的？
陶傑：香港自從回歸中國後，這十二年來社會心理狀況變得很畸型。中國宣揚民族主義，開始宣傳要「中國人民當家作主」「去殖民化」，但是這是盲目的民族沙文主義，在我眼中是很可笑的。
中國政府在接收香港後，它以為它會管理香港，但它實際上沒有虛心學習英國人如何治理香港，所以產生很多問題。我在英國讀書、在媒體後台工作、住了十六年，潛意識中我是以英國觀點思考的，所以看出中國管理香港的方法完全錯誤。
香港社會現在瀰漫着一股懷念殖民地時代的風氣，民間是全民崇洋，但是真的那麼希望回到過去嗎？沒有，是因為對於現狀不滿。最奇怪的是，香港高官嘴巴宣揚民族主義，要求香港居民要讓孩子受中文母語教學，然而自己一有錢，馬上把小孩送到英國；英國最近經濟蕭條，也拼命招收英國和香港的有錢人子女，搞得英國教育界有「黃禍」。香港這些官的作為，就是中國式的虛偽。
當我把這點說破，就會得罪一些人，怕臉上的假面具被扯下來，就說我「崇洋」「不愛國」「貶港褒英」，但是民間普通老百姓，就會認同我，因為我說香港平民的心裏話。我覺得中國式的虛偽很討厭，這給社會民族心靈造成很大的損害，所以我一點都不必含蓄，就是踢爆。
《誠品站》：香港和台灣的背景有那麼些相近與相異，那您怎樣看待台灣的政治媒體現況呢？
陶傑：台灣的政治在媒體上顯現出來的，是「口水政治」。立院諸公一句話引起爭議，又去問回應，一句話傳來傳去，像吸毒的針筒一樣。台灣戒嚴時期壓抑太久，解嚴開放後就有種論政的亢奮感，百花齊放，這在民主開放之初是正常；但是台灣經常有選舉，為了選票這種亢奮還在持續，久了之後不好，顯得格局很小。
看電視和報紙，看到立院爭論、社會案件，能夠連報一兩週，國際新聞卻很少，這對台灣很不利。我覺得很奇怪，台灣不是一直想被國際社會認同嗎？你要走入國際社會，就不要盯着自己肚臍眼看，而要看看人家，讓人家也對你發生興趣。
我們去逛誠品，可以看到很多各國翻譯書，出版界向外仰望星空，但是新聞界卻很狹隘。為什麼呢？因為出版界以台北為基地，知識份子都在台北；新聞媒體卻是大眾的，但因為媒體和政黨總認為，大眾對國際新聞沒興趣。
在日本，國際新聞非常的多，並且分析得頭頭是道，為何日本可以做起來？究竟是觀眾先沒興趣，還是報導取向問題？媒體能不能夠報導得淺而易懂、還有趣味？現在這種口水泡沫新聞，這樣做最快、最懶、最容易，但根本不值得。
《誠品站》：您總是力說中國文化中的陰暗面，難道中國文化中沒有優點嗎？
陶傑：有，中國有優點，曾經有，都在民國三十八年以前。「溫柔敦厚」、「禮義廉恥」、「言而有信」，這都是中國人的優點，有時候英國人都會說，中國這點難得，因為英國法治社會推到極致後，凡事講究法律條文，反而官僚沒效率；而中國人做生意乾脆俐落，只要口頭答應一句話，一定履行。
這是中國文化談信，「人無信而不立」，推崇君子的精神。中國文化精神，就是「禮義廉恥」四字，這四根柱崩掉，其他的附從價值觀也不會有。但現在中國有君子嗎？過去有毒奶粉、毒雞蛋嗎？現在買個什麼東西，都不能相信。
當然現在還是有優點，但是我沒有興趣加入那個大合唱，我力寫陰暗面，寫陰暗面才好看。
（原刊二０一０年九月十日《誠品站》）
2011年1月23日 星期日
潘柳黛的不了情
一九六二年香港上演的電影《不了情》，由林黛主演、陶秦執導、潘柳黛編劇。此片同年五月在韓國漢城舉辦的第九屆亞洲電影節上，獲得高度評價，林黛更被選為「最佳女主角」的「西戎金禾獎」，連續四屆蟬聯亞洲影后殊榮。
故事敘述少女李青青（林黛）父母雙亡，到上海夜總會找任琴師的舅父，因歌喉美妙獲富家子湯鵬南（關山）推薦為歌星，兩人漸生情愫。湯父突然中風病逝，遺下巨債。李為助湯，找歌舞團老闆王東海（蔣光超），王要李陪同出國遊，李無奈依從，並把所得三十萬報酬為湯解困。為了不傷害湯的自尊心，她假借湯好友的名義借給他。不料湯卻誤會李移情別戀而絕交，還故意偕女友到夜總會對李冷言冷語。不久，以借錢為名的那位好友病故，湯還錢給他的家人時才知道借款真相。湯後悔莫及，找李道歉，兩人正欲破鏡重圓，李忽地暈倒，經查已患有白血症。湯將李病情隱瞞着，繼續忙於婚事。一天李偶然發現自己的病歷，她為了不拖累湯，悄悄離去住進孤島小樓，以等候死神召喚，留下一段不了情。
曾有人說這齣戲的戲名《不了情》乃抄襲張愛玲的同名小說。潘柳黛在一九六四年林黛自殺後撰文悼念她，其中說：「一九六一年，我寫了一部電影劇本賣給邵氏，那就是使林黛四次當選亞洲影后的《不了情》。當我與邵氏簽約時，這部戲本名《情天長恨》，而不叫《不了情》的，但後來給林黛主演，因為這是林黛婚後的第一部戲，她說：『我剛結婚怎麼就要我演《情天長恨》？太不吉利了，不如改個名字吧！』這才把它改名《不了情》的。」
戲中共有三首插曲，當中主題曲《忘不了》歌詞亦係潘柳黛所作，另兩首為陶秦所作，但後來誤傳全部為陶秦之筆。
歌詞如下：
「忘不了，忘不了，忘不了你的錯，忘不了你的好，忘不了雨中的散步，也忘不了那風裏的擁抱。
忘不了，忘不了，忘不了你的淚，忘不了你的笑。忘不了葉落的惆悵，也忘不了那花開的煩惱。
（重唱）寂寞的長巷，而今斜月清照，冷落的鞦韆，而今迎風輕搖。它重複你的叮嚀，一聲聲，忘了，忘了。它低訴我的衷曲，一聲聲，難了，難了。
忘不了，忘不了，忘不了春已盡，忘不了花已老，忘不了離別的滋味，也忘不了那相思的苦惱。（重唱）」
潘柳黛四十年代在上海與李延齡結婚，不足一年便離婚。她與李延齡育有一女，取名李茉莉，寄養在南京妹妹家中。李茉莉十歲起便回到父親身邊讀書，直至一九七八年她才到香港與潘柳黛團聚。潘柳黛二００一年去世後，李茉莉跟友人談及父母的離異：「我爸爸媽媽都是極具才華的人，他們也彼此欣賞、讚揚對方的才華，爸爸曾說媽媽聰明，是看一本書能寫出兩本書的人，而媽媽也說爸爸博學，我爸爸是力學家，八十年代他兩次到香港大學講學……他喜愛文學，是紅學的愛好者，當年在武漢家中的飯桌上總是談《紅樓夢》……兩個有才華的人是搞不到一起的，但不管怎麼說，他們分手那是我爸不對，連我奶奶也說過是爸爸不對。你知道嗎？媽媽在《不了情》中寫的《忘不了》主題歌歌詞其中有一句『忘不了，忘不了雨中的散步……』，寫的就是我爸，因為我爸爸真的喜歡在雨中散步，我小時也曾陪他在雨中散過步。」
（摘自周文傑《誰是潘柳黛》，頁206-336，大都會文化二００九年十一月初版）
故事敘述少女李青青（林黛）父母雙亡，到上海夜總會找任琴師的舅父，因歌喉美妙獲富家子湯鵬南（關山）推薦為歌星，兩人漸生情愫。湯父突然中風病逝，遺下巨債。李為助湯，找歌舞團老闆王東海（蔣光超），王要李陪同出國遊，李無奈依從，並把所得三十萬報酬為湯解困。為了不傷害湯的自尊心，她假借湯好友的名義借給他。不料湯卻誤會李移情別戀而絕交，還故意偕女友到夜總會對李冷言冷語。不久，以借錢為名的那位好友病故，湯還錢給他的家人時才知道借款真相。湯後悔莫及，找李道歉，兩人正欲破鏡重圓，李忽地暈倒，經查已患有白血症。湯將李病情隱瞞着，繼續忙於婚事。一天李偶然發現自己的病歷，她為了不拖累湯，悄悄離去住進孤島小樓，以等候死神召喚，留下一段不了情。
曾有人說這齣戲的戲名《不了情》乃抄襲張愛玲的同名小說。潘柳黛在一九六四年林黛自殺後撰文悼念她，其中說：「一九六一年，我寫了一部電影劇本賣給邵氏，那就是使林黛四次當選亞洲影后的《不了情》。當我與邵氏簽約時，這部戲本名《情天長恨》，而不叫《不了情》的，但後來給林黛主演，因為這是林黛婚後的第一部戲，她說：『我剛結婚怎麼就要我演《情天長恨》？太不吉利了，不如改個名字吧！』這才把它改名《不了情》的。」
戲中共有三首插曲，當中主題曲《忘不了》歌詞亦係潘柳黛所作，另兩首為陶秦所作，但後來誤傳全部為陶秦之筆。
歌詞如下：
「忘不了，忘不了，忘不了你的錯，忘不了你的好，忘不了雨中的散步，也忘不了那風裏的擁抱。
忘不了，忘不了，忘不了你的淚，忘不了你的笑。忘不了葉落的惆悵，也忘不了那花開的煩惱。
（重唱）寂寞的長巷，而今斜月清照，冷落的鞦韆，而今迎風輕搖。它重複你的叮嚀，一聲聲，忘了，忘了。它低訴我的衷曲，一聲聲，難了，難了。
忘不了，忘不了，忘不了春已盡，忘不了花已老，忘不了離別的滋味，也忘不了那相思的苦惱。（重唱）」
潘柳黛四十年代在上海與李延齡結婚，不足一年便離婚。她與李延齡育有一女，取名李茉莉，寄養在南京妹妹家中。李茉莉十歲起便回到父親身邊讀書，直至一九七八年她才到香港與潘柳黛團聚。潘柳黛二００一年去世後，李茉莉跟友人談及父母的離異：「我爸爸媽媽都是極具才華的人，他們也彼此欣賞、讚揚對方的才華，爸爸曾說媽媽聰明，是看一本書能寫出兩本書的人，而媽媽也說爸爸博學，我爸爸是力學家，八十年代他兩次到香港大學講學……他喜愛文學，是紅學的愛好者，當年在武漢家中的飯桌上總是談《紅樓夢》……兩個有才華的人是搞不到一起的，但不管怎麼說，他們分手那是我爸不對，連我奶奶也說過是爸爸不對。你知道嗎？媽媽在《不了情》中寫的《忘不了》主題歌歌詞其中有一句『忘不了，忘不了雨中的散步……』，寫的就是我爸，因為我爸爸真的喜歡在雨中散步，我小時也曾陪他在雨中散過步。」
（摘自周文傑《誰是潘柳黛》，頁206-336，大都會文化二００九年十一月初版）
2011年1月20日 星期四
七嘴八舌 《獨唱團》之死
七嘴八舌 《獨唱團》之死
記者：何兆彬
攝影：楊錦文
韓寒《獨唱團》由出版到停刊，都那麼轟動，但最後《獨》只出版了一期。這本由韓寒創辦，銷量達 150萬本的文學雜誌，可謂驚人。同樣驚人的，是小小香港從來不乏文學雜誌。商業城市，誰要文學了？
■韓寒主編的《獨唱團》，只出過一期就壽終正寢。
《獨》沒韓寒說的厲害
請作家潘國靈和《字花》編輯鄧小樺評價壽命短小的《獨唱團》，他們說：「這個年代，你的小說創作怎樣寫，在國內都不會被禁了。只有寫調查報告、歷史等書才會被禁。翻開《獨唱團》，可見雜誌風格是比較緊貼時代，他會向文化界以外的人邀稿，例如周雲蓬（盲人歌手）、蔡康永（台灣主持），感覺好城市、語言速度好快，也用很多 blogger語言。這巧合地與《字花》相似，我們也會向長毛、勞永樂等文化界以外人物邀稿。」雜誌醞釀了好久才出版，「結果沒有韓寒自己說得那麼厲害！」鄧小樺，「《獨唱團》會用創作來反映現實，例如小說中的人會突然無辜被抓，大概是沒有其他渠道，於是韓寒他們用了創作來把抵抗權力、建制的人都寫進去。我們盼望《獨》成功，因為這樣證明了大陸市場可以用來對抗政治。」
香港文學雜誌有幾本？「2011-12年，單單藝發局資助的就有四本，我們是其中之一，另外市面上有幾本傳統的如《香港文學》、《百家》。」潘國靈說，若問他的學生知道香港有甚麼文學雜誌，大部份會答《字花》，可見《字花》在年輕一代有相當代表性。鄧小樺笑說：「《字花》是有一定知名度，特別是近年它成了國內禁書。（怎發現？）因為 Kubrick到北京開店，籌辦時收到禁書名單，我們上榜了，好開心！因為是一種肯定。」
文學到底是甚麼？文字在這個影像年代還有甚麼實際意義？鄧直言：「在這個年代，我認為文學是被人排斥的。本來大家心中『文學』二字有長久歷史、背景，又有經典成份，但如今這世代膚淺化，這種文學已很難生存。所以今天的文學，可以是很laymen的，好九唔搭八的事情都放在一起的。你可以說文學是貴族落入凡間，一個黎民的世界。」在物盛心衰的世代，懂得文字力量的人，還是有其獨特的身份及使命：「就是因為貴族的身份，所以陳雲先會咁惡，因為他懂！因為他知道甚麼是好的！」
a. 六四封面的《字花》，一般相信就是這期封面故事惹起削資風波。
b. 2010年8月《字花》，在五區公投之後，封面是：「我比香港激進！」十分之十分之社會性，某些人士敏感可想而知。
c. 潘國靈提及的《字花》 12期特集：咬！
d+e+f. 台灣《INK印刻文學生活誌》，時而台灣本土作家，時而香港、國際，雜誌背後，印刻本身就是一個出繙譯書的出版集團。
歷史太遠，因文字衰弱
去年《字花》曾因藝發局削資（由全年60萬削至50萬），導致雜誌唯一員工減薪，之後雜誌發起籌款、聯署，最終籌得足夠款項繼續運作，抗爭過後，今年藝發局已恢復撥款。香港文學雜誌銷量低，本身不能靠銷售存活，必須靠資助，但文化界一般相信政府認為《字花》唔聽話，「傳聞因為我們辦過六四專題，所以有人不喜歡。」於是形成了一個奇怪的局面，就是他們繼續拿政府資助，做政府未必喜歡──但在文壇有回響的事。這個年代既有網絡，發表文章不難，要組織社羣也容易，為何還是艱難地申請資助？受氣地寫文章？編輯高俊傑：「網絡上你可以好快地發表，但始終不鼓勵深入思考。我好記得一年前看過甚麼書，但不會記得去年這時候在網上寫過甚麼。」鄧小樺：「香港是無根的，我這輩好多人已忘記了九十年代，甚至早幾天與朋友吃飯，他說03年已很遠……這方面，我想是與香港的文字衰弱有關係。內地反而很有歷史意識，他們把七、八、九十年代分得清清楚楚，記下當年發生過甚麼事，有甚麼回憶。」另一辦雜誌理念，是組織社羣：「《字花》把某些有相類似價值觀的人聚在一起，例如我們的讀者大都不相信六四鎮壓是對的，也不認為發展就是硬道理。這些人聚在這裏，慢慢就成了一個公民社會。莫昭如當年的《70年代》，建立的就是這樣的一個社羣。」辦辦文學雜誌，銷量一千幾百，影響力有限，但說到社羣，相信這才是當權者最擔心的地方。
■《字花》兩位編輯：高俊傑（左）、鄧小樺（右）
文學無用論
身為作家，潘國靈對文學雜誌又有另一番感受：「最初寫小說，我是投稿的，慢慢累積了經驗才有人邀稿。當年我投到《香港文學》，劉以鬯老師當主編，印象很深刻的是他與我聯絡，給了我一些鼓勵說話，後來還上了辦公室與他談創作，之後每年都會出來喝咖啡。若沒有文學雜誌，我也不知道自己會在哪裏寫起。」成長於八九十年代，潘說：「香港有所謂文學無用論，我在中學時不知道有文學雜誌，那時我甚至不知道其中一個中學老師何福仁是香港文壇重要一員，是稍大後才開始讀。」不過這想法將有改變，「關夢南辦的《香港中學生文藝月刊》將於 2月 20日創刊，他找了我、董啟章等作家做董事，他希望中學生就開始有讀文學雜誌的習慣。」
■潘國靈
潘家中堆滿文學雜誌，傳統的會讀，前衞如《字花》他也讚：「它開創了新局面，一來是成功把文學年輕化，例如有一期特集是一個字：『咬』！此外它在版面上也有更生力量，有別於傳統。」雖然文學雜誌銷量少，但潘說不應以此否定其價值，「從前的《中國學生周報》雖然唔mass，但影響力好大，引發思潮，影響了一代文藝青年。」潘國靈說，其實七十年代香港的文學雜誌就很前衞，「例如七十年代就介紹馬奎斯了，他到八十年代才獲諾貝爾獎。國際化方面香港雜誌目前稍遜一籌，台灣的《INK印刻文學生活誌》就辦得好，有時會用台灣本土作家做封面，有時會介紹外國的，很有國際視野。」
■劉以鬯及《香港文學》
有人認為文字仍珍貴
怎看《獨唱團》？「社會大概有個公論，就是它是品牌韓寒出品，但出來與大家期待有個落差，衝擊性沒想像中那麼大。比較特別的是它的視覺元素好多，相片、繪畫與文章交集。風格較 trendy，作者中港台都有。當然他也很重視文字，稿費在國內出奇的高，一塊錢一隻字，也許因此少了文人的窮酸味。」潘說，「雜誌要長期讀，才會有認受性，它始終只出版過一期，因此未建立情感。」
要知道文學雜誌的重要性，潘國靈談起自己的經驗，「它提供了園地培養新作家，很多雜誌有一半是名家，另一半公開徵稿。」雜誌影響力也不止於文字，「部份雜誌就像個藝團，它建立了社羣。不少雜誌辦演講，把作者變成了講者，這方面的延伸能力很強。如果一個城市健康，其實會有不同的文學雜誌，各有其生存價值。部份的角色好先鋒，例如《字花》好明顯在建立一個社羣，重視文學的公共性。」說着說着，令潘國靈驚奇的是香港文學雜誌一直很多，「很奇怪，香港多年來都有人出文學雜誌，老中青都有，也許是有人認為文字創作仍然珍貴。我旅居過紐約一年，好像也沒有見到這麼多。」他慨嘆，可惜如今香港的文學雜誌獨缺了國際視野一塊，不比從前，也不比台灣，因為例如《聯合文學》、《INK印刻文學生活誌》雜誌背後都是一個出版集團，雜誌不是為了賺錢而做的。
網絡年代，紙本雜誌始終有無比魅力，「網絡雖然易發表，但這是個myth（神話），網絡上最有名的作者都想出書，雖然人人都可以 blog，但雜誌有篩選、有編輯，這是個金字塔，越往上人越少。」
■傳統文學雜誌，還有《百家》。
鄧評
g. 國內的文藝雜誌《homeland》
──以本土意識記工匠手法，鄧：「看得出，他們從香港、台灣雜誌之中學了不少。」
h. 《STADT抽屜城市》
──「方向幾好，它以城市/地方作定位，用平民的視角，寫民間的東西。」
i. 《跳制》
──「這是一班吃精神藥的病人一起辦的，只出過一期。」
j. 《素葉文學》
──鄧：「我大學時期就讀這一本。這一期是2000年 7月號。當年賣$35。」
k. 《秋螢》
──有點類似同人誌式的詩集，印刷粗糙，裝訂簡單。
l+m. 《青文評論》
──「青文書屋羅志華生前辦的，也有點似同人誌，這一期有陳雲老師撰文《直論法輪功》。」
n. 《呼吸》
──「九十年代中期出品，講身份也講政治問題，水平高，很知性。」
o. 《現在詩日曆 2008》
──「現在詩出品，日曆上每一日有一首詩，是較為精品化的出品。」
p. 《現在詩02期：來稿必登》
──「這本厲害，它用電話簿的厚度，真的來稿必登，而且在詩之間填滿了數字，有點難讀但十分大膽。」
q. 《鯉》
──「很多人只知《獨唱團》，其實還有很多文藝雜誌十分暢銷。例如張悅然主編的《鯉》，針對女性市場，文字沒有純文學雜誌那麼重，較消費性，讀者羣十分龐大。」
（原刊二０一一年一月十九日《蘋果日報》）
記者：何兆彬
攝影：楊錦文
韓寒《獨唱團》由出版到停刊，都那麼轟動，但最後《獨》只出版了一期。這本由韓寒創辦，銷量達 150萬本的文學雜誌，可謂驚人。同樣驚人的，是小小香港從來不乏文學雜誌。商業城市，誰要文學了？
■韓寒主編的《獨唱團》，只出過一期就壽終正寢。
《獨》沒韓寒說的厲害
請作家潘國靈和《字花》編輯鄧小樺評價壽命短小的《獨唱團》，他們說：「這個年代，你的小說創作怎樣寫，在國內都不會被禁了。只有寫調查報告、歷史等書才會被禁。翻開《獨唱團》，可見雜誌風格是比較緊貼時代，他會向文化界以外的人邀稿，例如周雲蓬（盲人歌手）、蔡康永（台灣主持），感覺好城市、語言速度好快，也用很多 blogger語言。這巧合地與《字花》相似，我們也會向長毛、勞永樂等文化界以外人物邀稿。」雜誌醞釀了好久才出版，「結果沒有韓寒自己說得那麼厲害！」鄧小樺，「《獨唱團》會用創作來反映現實，例如小說中的人會突然無辜被抓，大概是沒有其他渠道，於是韓寒他們用了創作來把抵抗權力、建制的人都寫進去。我們盼望《獨》成功，因為這樣證明了大陸市場可以用來對抗政治。」
香港文學雜誌有幾本？「2011-12年，單單藝發局資助的就有四本，我們是其中之一，另外市面上有幾本傳統的如《香港文學》、《百家》。」潘國靈說，若問他的學生知道香港有甚麼文學雜誌，大部份會答《字花》，可見《字花》在年輕一代有相當代表性。鄧小樺笑說：「《字花》是有一定知名度，特別是近年它成了國內禁書。（怎發現？）因為 Kubrick到北京開店，籌辦時收到禁書名單，我們上榜了，好開心！因為是一種肯定。」
文學到底是甚麼？文字在這個影像年代還有甚麼實際意義？鄧直言：「在這個年代，我認為文學是被人排斥的。本來大家心中『文學』二字有長久歷史、背景，又有經典成份，但如今這世代膚淺化，這種文學已很難生存。所以今天的文學，可以是很laymen的，好九唔搭八的事情都放在一起的。你可以說文學是貴族落入凡間，一個黎民的世界。」在物盛心衰的世代，懂得文字力量的人，還是有其獨特的身份及使命：「就是因為貴族的身份，所以陳雲先會咁惡，因為他懂！因為他知道甚麼是好的！」
a. 六四封面的《字花》，一般相信就是這期封面故事惹起削資風波。
b. 2010年8月《字花》，在五區公投之後，封面是：「我比香港激進！」十分之十分之社會性，某些人士敏感可想而知。
c. 潘國靈提及的《字花》 12期特集：咬！
d+e+f. 台灣《INK印刻文學生活誌》，時而台灣本土作家，時而香港、國際，雜誌背後，印刻本身就是一個出繙譯書的出版集團。
歷史太遠，因文字衰弱
去年《字花》曾因藝發局削資（由全年60萬削至50萬），導致雜誌唯一員工減薪，之後雜誌發起籌款、聯署，最終籌得足夠款項繼續運作，抗爭過後，今年藝發局已恢復撥款。香港文學雜誌銷量低，本身不能靠銷售存活，必須靠資助，但文化界一般相信政府認為《字花》唔聽話，「傳聞因為我們辦過六四專題，所以有人不喜歡。」於是形成了一個奇怪的局面，就是他們繼續拿政府資助，做政府未必喜歡──但在文壇有回響的事。這個年代既有網絡，發表文章不難，要組織社羣也容易，為何還是艱難地申請資助？受氣地寫文章？編輯高俊傑：「網絡上你可以好快地發表，但始終不鼓勵深入思考。我好記得一年前看過甚麼書，但不會記得去年這時候在網上寫過甚麼。」鄧小樺：「香港是無根的，我這輩好多人已忘記了九十年代，甚至早幾天與朋友吃飯，他說03年已很遠……這方面，我想是與香港的文字衰弱有關係。內地反而很有歷史意識，他們把七、八、九十年代分得清清楚楚，記下當年發生過甚麼事，有甚麼回憶。」另一辦雜誌理念，是組織社羣：「《字花》把某些有相類似價值觀的人聚在一起，例如我們的讀者大都不相信六四鎮壓是對的，也不認為發展就是硬道理。這些人聚在這裏，慢慢就成了一個公民社會。莫昭如當年的《70年代》，建立的就是這樣的一個社羣。」辦辦文學雜誌，銷量一千幾百，影響力有限，但說到社羣，相信這才是當權者最擔心的地方。
■《字花》兩位編輯：高俊傑（左）、鄧小樺（右）
文學無用論
身為作家，潘國靈對文學雜誌又有另一番感受：「最初寫小說，我是投稿的，慢慢累積了經驗才有人邀稿。當年我投到《香港文學》，劉以鬯老師當主編，印象很深刻的是他與我聯絡，給了我一些鼓勵說話，後來還上了辦公室與他談創作，之後每年都會出來喝咖啡。若沒有文學雜誌，我也不知道自己會在哪裏寫起。」成長於八九十年代，潘說：「香港有所謂文學無用論，我在中學時不知道有文學雜誌，那時我甚至不知道其中一個中學老師何福仁是香港文壇重要一員，是稍大後才開始讀。」不過這想法將有改變，「關夢南辦的《香港中學生文藝月刊》將於 2月 20日創刊，他找了我、董啟章等作家做董事，他希望中學生就開始有讀文學雜誌的習慣。」
■潘國靈
潘家中堆滿文學雜誌，傳統的會讀，前衞如《字花》他也讚：「它開創了新局面，一來是成功把文學年輕化，例如有一期特集是一個字：『咬』！此外它在版面上也有更生力量，有別於傳統。」雖然文學雜誌銷量少，但潘說不應以此否定其價值，「從前的《中國學生周報》雖然唔mass，但影響力好大，引發思潮，影響了一代文藝青年。」潘國靈說，其實七十年代香港的文學雜誌就很前衞，「例如七十年代就介紹馬奎斯了，他到八十年代才獲諾貝爾獎。國際化方面香港雜誌目前稍遜一籌，台灣的《INK印刻文學生活誌》就辦得好，有時會用台灣本土作家做封面，有時會介紹外國的，很有國際視野。」
■劉以鬯及《香港文學》
有人認為文字仍珍貴
怎看《獨唱團》？「社會大概有個公論，就是它是品牌韓寒出品，但出來與大家期待有個落差，衝擊性沒想像中那麼大。比較特別的是它的視覺元素好多，相片、繪畫與文章交集。風格較 trendy，作者中港台都有。當然他也很重視文字，稿費在國內出奇的高，一塊錢一隻字，也許因此少了文人的窮酸味。」潘說，「雜誌要長期讀，才會有認受性，它始終只出版過一期，因此未建立情感。」
要知道文學雜誌的重要性，潘國靈談起自己的經驗，「它提供了園地培養新作家，很多雜誌有一半是名家，另一半公開徵稿。」雜誌影響力也不止於文字，「部份雜誌就像個藝團，它建立了社羣。不少雜誌辦演講，把作者變成了講者，這方面的延伸能力很強。如果一個城市健康，其實會有不同的文學雜誌，各有其生存價值。部份的角色好先鋒，例如《字花》好明顯在建立一個社羣，重視文學的公共性。」說着說着，令潘國靈驚奇的是香港文學雜誌一直很多，「很奇怪，香港多年來都有人出文學雜誌，老中青都有，也許是有人認為文字創作仍然珍貴。我旅居過紐約一年，好像也沒有見到這麼多。」他慨嘆，可惜如今香港的文學雜誌獨缺了國際視野一塊，不比從前，也不比台灣，因為例如《聯合文學》、《INK印刻文學生活誌》雜誌背後都是一個出版集團，雜誌不是為了賺錢而做的。
網絡年代，紙本雜誌始終有無比魅力，「網絡雖然易發表，但這是個myth（神話），網絡上最有名的作者都想出書，雖然人人都可以 blog，但雜誌有篩選、有編輯，這是個金字塔，越往上人越少。」
■傳統文學雜誌，還有《百家》。
鄧評
g. 國內的文藝雜誌《homeland》
──以本土意識記工匠手法，鄧：「看得出，他們從香港、台灣雜誌之中學了不少。」
h. 《STADT抽屜城市》
──「方向幾好，它以城市/地方作定位，用平民的視角，寫民間的東西。」
i. 《跳制》
──「這是一班吃精神藥的病人一起辦的，只出過一期。」
j. 《素葉文學》
──鄧：「我大學時期就讀這一本。這一期是2000年 7月號。當年賣$35。」
k. 《秋螢》
──有點類似同人誌式的詩集，印刷粗糙，裝訂簡單。
l+m. 《青文評論》
──「青文書屋羅志華生前辦的，也有點似同人誌，這一期有陳雲老師撰文《直論法輪功》。」
n. 《呼吸》
──「九十年代中期出品，講身份也講政治問題，水平高，很知性。」
o. 《現在詩日曆 2008》
──「現在詩出品，日曆上每一日有一首詩，是較為精品化的出品。」
p. 《現在詩02期：來稿必登》
──「這本厲害，它用電話簿的厚度，真的來稿必登，而且在詩之間填滿了數字，有點難讀但十分大膽。」
q. 《鯉》
──「很多人只知《獨唱團》，其實還有很多文藝雜誌十分暢銷。例如張悅然主編的《鯉》，針對女性市場，文字沒有純文學雜誌那麼重，較消費性，讀者羣十分龐大。」
（原刊二０一一年一月十九日《蘋果日報》）
2011年1月18日 星期二
弄蛇的女人潘柳黛
潘柳黛身材矮小，人也胖嘟嘟的。文友不時以此調侃她：「柳黛和以前不同之點，第一個就是她的鼻子，大概經過美容院的手術，鼻子比以前高了許多，如此一改由正面看去，的確比以前美了許多，這在初認識她的上海朋友或者還辨不出來。一經蛇咬之後，柳黛顯然比以前瘦了一點，易言之，也就是減胖了一點……」（王橘〈潘柳黛的鼻子〉。她倒不以為忤，也會自我調侃一番：「有人看見我的名字，總以為我必瘦比黃花的樣子，我說那是因為他只看到柳枝，沒有想到柳樹的原故。」上文王橘說她「一經蛇咬」，其中有個典故。上世紀四十年代，女子大多數還是三步不出閨門，像「四大女作家」那樣到社會上打混的實在不多。潘柳黛身兼記者、作家，交遊廣闊，便成為當時婦女的時尚者、佼佼者，自然吸引了不少異性的目光。在芸芸追求者中，她獨愛聖約翰大學的教授李延齡。這李教授長得不算俊美，學的是物理專業，但文學造詣頗深。那時候大學教授也屬清貧階層，有個共同綽號叫「窮教授」，不過潘柳黛不介意，她愛慕的是他的才華。
潘柳黛跟窮教授談戀愛時，寫了篇〈熱帶蛇〉，又名〈弄蛇記〉的妙文：「……最近，我被蛇咬了一口，原來十分健壯的，一被蛇咬，便突然變得極其脆弱了。……雖然有朋友跟我說：『要留心一點，蛇是有毒的』，然而我不聽，我只好對他們笑一笑，因為那樣光潤的蛇婉變的圍繞着我，已經使我迷惑了。是一條具有非常魅力的熱帶蛇呢。……明知道蛇是狡猾的，但我已經希望自己成為一個最有能力的舞蛇人，我要用我所有的智慧、耐性，來調理這在別人眼裏看來並不可愛的小動物。……我卻對它有着非常興趣，彷彿甚麼都不顧了，因為蛇所具有的魅力，是超乎一切動物之上的，等着吧！看我將來做一個第一流的弄蛇人給你看。……」
此文引起了轟動，從此她得了個雅號：「弄蛇的女人」。
兩人拍拖一年多之後，終於先訂婚後結婚。潘柳黛是個愛熱鬧的人，她的婚宴成了上海的一件盛事，不少名流都到場恭賀，並且發表簡短談話。像律師王效文就說：「人說李先生太長太瘦太溫柔，而柳黛是太胖太矮太豪爽了，怎麼好相配呢？我卻說非是，他們是相共不同個性的好奇，便有了一種非常正確的愛慕，至於生理方面的尺寸問題，恕我不是醫學家，不敢瞎七八搭了。」女畫家周煉霞，素有金閨國士、大美女之稱，也上台說了幾句：「李先生太長，柳黛太矮，他們共養出來的小國民，一定是不長不短不瘦不肥，最合乎標準尺寸的。」
其他嘉賓還有平襟亞、包天笑、周越然、金雄白、柳雨生、陳蝶衣、蘇青、關露、白光、龔秋霞等等，所屬的行業，除了報界、文化界，還有演藝界、法律界等。可以說，上海有頭有面的人幾乎都來了，不過獨獨少了一個人。舞蹈家王淵應邀在婚禮上表演，事後她撰了一文〈柳黛小姐叫我表演〉：「最高興是遇到我仰慕的大文人，每一個人全笑容滿面，可惜沒有見到張愛玲小姐……」
然而，這段婚姻沒有維持多久，就以「熱帶蛇」出走告終。潘柳黛後來跟朋友說：「那是我第一次失敗的婚姻。」
（摘自周文傑《誰是潘柳黛》，頁120-155，大都會文化二００九年十一月初版）
2011年1月17日 星期一
潘柳黛與張愛玲
潘柳黛和張愛玲本是很熟的朋友，後因胡蘭成一篇〈論張愛玲〉，既吹噓張的文章「橫看成嶺側成峯」，也吹捧張的「貴族血液」，使潘看不過眼，遂寫了篇〈論胡蘭成論張愛玲〉，對張愛玲調侃一番。潘在文中問胡蘭成對張愛玲的讚美「橫看成嶺側成峯」，是甚麼時候「橫看」，甚麼時候「側看」？針對她的貴族血液，潘說，她是李鴻章重外孫女，這關係就好像太平洋裡淹死一隻老母雞，上海人吃黃浦江的自來水，便自說自話是『喝雞湯』的距離一樣，八桿子打不着一點親戚關係，如果以之證明身世，根本沒有什麼道理，但如果以之當生意眼，便不妨標榜一番。而且以上海人腦筋之靈，恐怕不久將來，「貴族」二字不脛而走，連餐館裏都不免會有「貴族豆腐」、「貴族排骨麵」之類出現。果然，潘的朋友陳蝶衣主持大中華咖啡館改組賣上海點心，就以「貴族排骨麵」上市為宣傳。張潘二人於是交惡。
五十年代張愛玲來了香港，有人告知潘柳黛也在這裏，張卻說：「潘柳黛是誰？我不認識。」顯見餘怒未消。潘柳黛其後聽說此事，便寫了篇〈記上海女作家〉還撃，其中一節是〈記張愛玲〉：「她為出版《傳奇》，到印刷廠去校稿樣，穿着奇裝異服，使整個印刷廠的工人停了工。她穿西裝，會把自己打扮成一個十八世紀少婦；她穿旗袍，會把自己打扮得像我們的祖母或太祖母，臉是年輕人的臉，服裝是老古董的服裝，就是這一記她把自己安排成一個傳奇人物。有人問過她為甚麼如此？她說：『我既不是美人，又沒有甚麼特點，不用這些來招搖，怎麼引得起別人的注意？』」
又說：「張愛玲是有點怪的，她不像丁芝那麼念舊，也不像張宛青那麼通俗，更不像蘇青的人情味那麼濃厚，說她像關露，但卻比關露更矜持，更孤芳自賞。關露還肯捧鮮花，將花比人，希望能夠表現相得益彰。張愛玲的自標高格，不要說鮮花，就是清風明月，她覺得好像也不足以陪襯她似的。」
不過，張愛玲對此文倒未予回應。
（摘自周文傑《誰是潘柳黛》，頁104－109，大都會文化二００九年十一月初版）
2011年1月16日 星期日
潘柳黛說關露
三四十年代上海有所謂「四大女作家」，分別是蘇青、張愛玲、潘柳黛和關露。潘柳黛五十年代來了香港後，寫了篇〈記上海女作家〉，對其他「三大」都有所回憶。談到關露，潘記起有一年上海文化人到蘇州遊春，成員中有她和關露，說關露「刻意修飾得楚楚動人」。回程的時候，關露不知從哪兒折了一束桃花，打算捧回上海。可是車上人多，擠來擠去的，關小姐生怕她的花被碰壞了，便呼喊別人過去幫她擋着些人。可是她這麼一喊，她的朋友還未叫到，卻惹來別的旅客圍觀。
遊春團的人陸續上了車，發覺不見了關露，有的以為她落在後頭，有的以為她上了廁所，有的更猜她仍在蘇州，流連忘返。正議論紛紛，忽地有日本憲兵走過來，說要找負責人。原來關露被人團團圍住，脫不了身，急得哭了起來。可是她愈哭，圍觀的人愈多，驚動了路局的警憲，查詢之下，才知道是與遊春團失散了的女作家。那負責人於是去將她救了出來。
潘柳黛說，可憐她此時不只「梨花一枝春帶雨」，臉上粉殘脂褪，就是手上捧着的桃花，也早弄得「紅粉飄零」，面目全非了。
（摘自周文傑《誰是潘柳黛》，頁97-100，大都會文化二００九年十一月初版）
一點點縫起的小說──訪《縫身》作者韓麗珠
一點點縫起的小說──訪《縫身》作者韓麗珠
何翹楚
不經意向友人透露某天下午約了韓麗珠訪問，引起頗大反應：「讀了她的最新小說後，很希望聽聽她本人怎麼說。」「哪裏刊登？何時刊登？滿期待的。」《縫身》的書腰印「香港文學新天后」的字樣，姑勿論這稱號如何俗氣，這一輩香港文學的名人堂裏，韓麗珠絕對是個重要的名字。
而她本人是何其低調。從二十歲出版第一本小說集《輸水管森林》開始，幾乎是不定期地奪得不同的文學獎項：台灣聯合文學小說新人獎、 香港中文文學雙年獎、十大好書中文創作獎、年度中文十大小說、紅樓夢文學獎推薦獎……現在她還不過是三十出頭，將來她的文學成就仍未可估計──惟認識她的人都知道，以上一切，你根本無法從她的口中得知；如你真想瞭解，便得像我那般，在網上搜尋器鍵入她的名字。
最近她的第五本小說出版了。書名《縫身》，意思是把兩個本來獨立生存的人，透過手術將他們的身體連接在一起。在星期二下午的咖啡店，韓麗珠這麼告訴了我：「故事起源於我在壽司店裏看見一大缸熱帶魚。接下來我還看到一個單腳的人在房子裏面跳。」這兩個影像給她牽引到一直想寫的連體題材上，在一連串失眠的日子，小說一點一點的密密縫起。
關於連體
「你是真的看見了他們嗎？」「在我把他們寫出來以前，必須先看得見他們。」韓告訴我，她在網上尋找過許多連體人的圖像。漸漸，書中進行縫身手術而連體了的主角「我」和「樂」，便在她腦裏有了個形象。
「為了經濟考量，立法機構定立了《縫身法例》，成年者可透過身體配對中心提出縫身申請，根據兩人身高、體重、膚色、年齡和新陳代謝的速度，進行縫身配對，並可自行選擇連體部位，連身人的工作能獲得優先保障。」韓為小說奠下了這樣的基礎，故事一開始，「我」便已跟「樂」完成了手術。
「我」和「樂」選擇了在胸腔抽掉大塊肌肉，然後連結成一體。韓用手比劃給我看，他們兩個身體的接合位置，大約在哪裏。我不得不懷疑，要不是我的想像力有限，便是我原來，從不曾正眼看過連體人的形象。縫合身體明明是如此的匪夷所思，我卻被韓平淡的語氣說服了，還提出了技術性問題：「他們可以生育下一代嗎？」韓點點頭：「自然可以。他們還可以擁抱對方的。」
關於反抗
小說中的「我」是一個念大學的女生，本來對於縫身法極度抗拒，並且經常跟宿舍室友「微」和論文導師「腿子教授」對此進行討論和批判。然而她自己活在嚴苛的規範中，能反抗的餘地極小；她選擇了的方式，是以連體人為畢業論文的研究題目，「甚至僅是不停地思考。」韓安排了書中章節分別以故事情節和論文內容區間：第一章是故事，第二章是論文大綱，如此類推。讀者一方面跟隨「我」在故事部分逐漸陷入縫身的羅網，另一方面又變成「我」的論文讀者，以理論和文獻製造對連體人的論述。
韓麗珠說這種小說形式非她原創或獨有。「我念書的時候自覺不會寫論文，我不懂得把想法化成學術文章，只懂得將之化為小說。」她念碩士班時，接觸愈多的理論，愈引起她深刻的思量：「我常常質疑，到底某些理論是如何成為權威的呢？」小說中她用了正統的形式去書寫「論文」，除出引用榮格理論，小說中出現了好些「學術著作」，韓說：「那些全都是我憑空創作出來的。」
這正好是一記打在權威臉上的耳光。思考和論文是「我」的反抗之道，卻又是另一套權威的語言，同樣要強加於個體身上，直如詭異的縫身法律。而且說穿了，也許只不過是某人某時某刻的「創作」。女大學生所仰賴的學術探索過程，由只得一條腿的教授帶領。韓說：「這個社會裏一定藏許多殘缺的人。他們被社會定義為不完整的，因此我們可以安心接受他們被隱藏，被看不見。」這個單腳的人，其殘缺是顯然易見的，縫身前被剖開然後再合二為一的連體人，卻被社會定義為「完整」。
人和人
於是讀者們聯想到，小說是她對婚姻制度的尖銳批判。「讀者是完全自由的。」韓認為他們總會帶自身的經驗和概念框框去閱讀──所以被問到「縫身」是否可被如此理解，韓只是微笑說「或許。」我再問及「假如它必然是個隱喻呢？」她說：「那麼『縫身』譬喻的是社會強加諸個人身上的規範吧。」然而我始終認為，對於每一個曾經思考自己要不要接受婚姻制度，或如何在婚姻制度中存活的人來說，縫身這譬喻只有太貼切，太逼真。
就正如韓筆下的連體人根本並不親密。人和人之間即使被縫合，還是會有內心的距離，「我」便要求連體的「樂」服食安眠藥，以換來她的自我空間。韓提到，其實最親密的人是「我」和「微」，當她們還是兩個獨立的大學女生時，在宿舍「分享彼此對世界的質疑和抗拒」。可是如同許多人的成長，她們最終以不同的步伐離開了對方，各自跟男人進行了縫身手術。
我繞個圈子去問，在這本小說中，有沒有愛情的位置呢？韓說，愛情存在於各樣不同的關係之中，「我」和「微」之間，「我」和「腿子教授」之間的感情也可以是愛情，不過她不贊同這個社會經常放大或強調愛情；我想我至少從她口中確定了她小說中，秘而不宣的是「愛情不是縫身的必要基礎」。
《縫身》跟以往的不同於，從前韓麗珠的小說經常以家庭和家族跟個人之間的關係為題，這次的焦距縮窄到兩個人如何連結成一個新的共同單位。我問韓，這是否反映了人生階段的演變？你願意婚姻、家庭和家族被理解為你作品的里程和核心嗎？她微笑不置可否，只道：「這樣理解也許是方便的。」
作家動向：在愛荷華寫作
去年韓麗珠獲得何鴻毅家族基金邀請，參加美國愛荷華一年一度的國際寫作計劃，出任香港作家代表。留美兩個半月，韓認識了緬甸的作家，一個感情純真的中年人，也認識了不願回去伊朗，想盡辦法在計劃完成後留在美國的女作家。由於必須改變日常溝通的語言，讓她對於自己身為香港人的身分有了新體會：「我們的方言不同於書面言，我發現日常語言和寫作語言之間的距離，做就了我們獨特的書寫中文的方式。」在愛荷華期間，她完成了一個中篇小說，但暫時不認為是發表的時候。
「其實《縫身》被寫完了就好，不被出版也沒關係，事情已經是完整的。但我是個寫作的人，如果沒有作品被出版，別人將無法合理化我的生活。」當她談到這裏，我猛然察覺，韓氏小說中最詭異的部分，正是如此這般「被社會合理化」的種種事情……
（原刊二０一一年一月十六日《明報》）
何翹楚
不經意向友人透露某天下午約了韓麗珠訪問，引起頗大反應：「讀了她的最新小說後，很希望聽聽她本人怎麼說。」「哪裏刊登？何時刊登？滿期待的。」《縫身》的書腰印「香港文學新天后」的字樣，姑勿論這稱號如何俗氣，這一輩香港文學的名人堂裏，韓麗珠絕對是個重要的名字。而她本人是何其低調。從二十歲出版第一本小說集《輸水管森林》開始，幾乎是不定期地奪得不同的文學獎項：台灣聯合文學小說新人獎、 香港中文文學雙年獎、十大好書中文創作獎、年度中文十大小說、紅樓夢文學獎推薦獎……現在她還不過是三十出頭，將來她的文學成就仍未可估計──惟認識她的人都知道，以上一切，你根本無法從她的口中得知；如你真想瞭解，便得像我那般，在網上搜尋器鍵入她的名字。
最近她的第五本小說出版了。書名《縫身》，意思是把兩個本來獨立生存的人，透過手術將他們的身體連接在一起。在星期二下午的咖啡店，韓麗珠這麼告訴了我：「故事起源於我在壽司店裏看見一大缸熱帶魚。接下來我還看到一個單腳的人在房子裏面跳。」這兩個影像給她牽引到一直想寫的連體題材上，在一連串失眠的日子，小說一點一點的密密縫起。
關於連體
「你是真的看見了他們嗎？」「在我把他們寫出來以前，必須先看得見他們。」韓告訴我，她在網上尋找過許多連體人的圖像。漸漸，書中進行縫身手術而連體了的主角「我」和「樂」，便在她腦裏有了個形象。
「為了經濟考量，立法機構定立了《縫身法例》，成年者可透過身體配對中心提出縫身申請，根據兩人身高、體重、膚色、年齡和新陳代謝的速度，進行縫身配對，並可自行選擇連體部位，連身人的工作能獲得優先保障。」韓為小說奠下了這樣的基礎，故事一開始，「我」便已跟「樂」完成了手術。
「我」和「樂」選擇了在胸腔抽掉大塊肌肉，然後連結成一體。韓用手比劃給我看，他們兩個身體的接合位置，大約在哪裏。我不得不懷疑，要不是我的想像力有限，便是我原來，從不曾正眼看過連體人的形象。縫合身體明明是如此的匪夷所思，我卻被韓平淡的語氣說服了，還提出了技術性問題：「他們可以生育下一代嗎？」韓點點頭：「自然可以。他們還可以擁抱對方的。」
關於反抗
小說中的「我」是一個念大學的女生，本來對於縫身法極度抗拒，並且經常跟宿舍室友「微」和論文導師「腿子教授」對此進行討論和批判。然而她自己活在嚴苛的規範中，能反抗的餘地極小；她選擇了的方式，是以連體人為畢業論文的研究題目，「甚至僅是不停地思考。」韓安排了書中章節分別以故事情節和論文內容區間：第一章是故事，第二章是論文大綱，如此類推。讀者一方面跟隨「我」在故事部分逐漸陷入縫身的羅網，另一方面又變成「我」的論文讀者，以理論和文獻製造對連體人的論述。韓麗珠說這種小說形式非她原創或獨有。「我念書的時候自覺不會寫論文，我不懂得把想法化成學術文章，只懂得將之化為小說。」她念碩士班時，接觸愈多的理論，愈引起她深刻的思量：「我常常質疑，到底某些理論是如何成為權威的呢？」小說中她用了正統的形式去書寫「論文」，除出引用榮格理論，小說中出現了好些「學術著作」，韓說：「那些全都是我憑空創作出來的。」
這正好是一記打在權威臉上的耳光。思考和論文是「我」的反抗之道，卻又是另一套權威的語言，同樣要強加於個體身上，直如詭異的縫身法律。而且說穿了，也許只不過是某人某時某刻的「創作」。女大學生所仰賴的學術探索過程，由只得一條腿的教授帶領。韓說：「這個社會裏一定藏許多殘缺的人。他們被社會定義為不完整的，因此我們可以安心接受他們被隱藏，被看不見。」這個單腳的人，其殘缺是顯然易見的，縫身前被剖開然後再合二為一的連體人，卻被社會定義為「完整」。
人和人
於是讀者們聯想到，小說是她對婚姻制度的尖銳批判。「讀者是完全自由的。」韓認為他們總會帶自身的經驗和概念框框去閱讀──所以被問到「縫身」是否可被如此理解，韓只是微笑說「或許。」我再問及「假如它必然是個隱喻呢？」她說：「那麼『縫身』譬喻的是社會強加諸個人身上的規範吧。」然而我始終認為，對於每一個曾經思考自己要不要接受婚姻制度，或如何在婚姻制度中存活的人來說，縫身這譬喻只有太貼切，太逼真。
就正如韓筆下的連體人根本並不親密。人和人之間即使被縫合，還是會有內心的距離，「我」便要求連體的「樂」服食安眠藥，以換來她的自我空間。韓提到，其實最親密的人是「我」和「微」，當她們還是兩個獨立的大學女生時，在宿舍「分享彼此對世界的質疑和抗拒」。可是如同許多人的成長，她們最終以不同的步伐離開了對方，各自跟男人進行了縫身手術。
我繞個圈子去問，在這本小說中，有沒有愛情的位置呢？韓說，愛情存在於各樣不同的關係之中，「我」和「微」之間，「我」和「腿子教授」之間的感情也可以是愛情，不過她不贊同這個社會經常放大或強調愛情；我想我至少從她口中確定了她小說中，秘而不宣的是「愛情不是縫身的必要基礎」。
《縫身》跟以往的不同於，從前韓麗珠的小說經常以家庭和家族跟個人之間的關係為題，這次的焦距縮窄到兩個人如何連結成一個新的共同單位。我問韓，這是否反映了人生階段的演變？你願意婚姻、家庭和家族被理解為你作品的里程和核心嗎？她微笑不置可否，只道：「這樣理解也許是方便的。」
作家動向：在愛荷華寫作
去年韓麗珠獲得何鴻毅家族基金邀請，參加美國愛荷華一年一度的國際寫作計劃，出任香港作家代表。留美兩個半月，韓認識了緬甸的作家，一個感情純真的中年人，也認識了不願回去伊朗，想盡辦法在計劃完成後留在美國的女作家。由於必須改變日常溝通的語言，讓她對於自己身為香港人的身分有了新體會：「我們的方言不同於書面言，我發現日常語言和寫作語言之間的距離，做就了我們獨特的書寫中文的方式。」在愛荷華期間，她完成了一個中篇小說，但暫時不認為是發表的時候。
「其實《縫身》被寫完了就好，不被出版也沒關係，事情已經是完整的。但我是個寫作的人，如果沒有作品被出版，別人將無法合理化我的生活。」當她談到這裏，我猛然察覺，韓氏小說中最詭異的部分，正是如此這般「被社會合理化」的種種事情……
（原刊二０一一年一月十六日《明報》）
2011年1月15日 星期六
坦白從嚴──《潮平岸闊》譯事瑣記
坦白從嚴──《潮平岸闊》譯事瑣記
許廸鏘
高錕自述的《潮平岸闊》，因教授獲諾貝爾獎而一度洛陽紙貴。
現在英文版《 A Time and a Tide》終於出版。
中文譯者許廸鏘，特此交代中英文版出版前後的部分原委，以及兩個版本的枝節差異，以期讀者在閱讀時能嚴察文字的細節。
很高興看到高錕教授的英文版自述終於面世，也很高興高太太黃美芸在序言中不忘齒及中文譯者──也就是本人。她感謝譯者分文不收便開始工作，但其實幸在教授獲頒諾貝爾物理學獎之後，總算收到十足的報酬。
接三聯這件工作，已是2000至01年間的事。教授那邊先傳來一篇數百字的短文，要我試譯一下。當時仍在三聯任編輯的余非替我開了條件：文章譯了，無論用我與否，也要支付500元。我收到500元，也得到這份工作，所以算不上分文不取。
教授計數不麻利
一天下午，我到教授的辦公室商談細節。此前，余非多番在酬勞上為我爭取，最後決定書出後，最初幾版的版稅全部歸我，以後才由教授佔較多份額。我作了無償工作的心理準備──當然得承認，我是抱了附名人驥尾的心態。
坐到桌前，教授先給我「算帳」。他說如果第一版印多少多少，我得的版稅就是多少多少；第二、三版又是多少多少。忽然又說不對不對，我是用美元計，應該改成港元。他正要把數字重新算一遍，我說，不要算了，這工作我做定了。
科學家差點沒出動手指頭來做簡單的算術，實在不可思議。現在想來，那時候教授對處理細節也許已開始有點困難了。
教授從不過問繙譯進度，只在一個星期天給我撥了個電話。我正午睡惺忪，竟晦氣地說：如果趕急，可另找別人。可以感覺到教授帶着笑意說：不，不，你繼續做。
不難想像，教授就是任誰都可以向他發脾氣的那種人。2005年《潮平岸闊──高錕自述》出版，教授對我說：It’s worth waiting。徒添我的歉疚。
自述的「原文」
書出版後，在大概兩年內我收過兩次版稅，銷量在1,500左右就停下來了。教授一得獎，書很快再版，隨之三版、四版，一年之間多賣了7,000多部。我算是收足了繙譯費，但教授才開始得到他應得的部分。
教授獲獎的消息公布後，高太曾隻身來港打點教授回來的安排。香港三聯書店總編輯陳翠玲很快便聯絡上她。我們與高太見過一面，商談自述原文仍由三聯出版的事宜。高太似乎並不急於出英文版，認為有些地方寫得比較瑣碎，說要修改一下，加進新的內容，但一切得等到教授領獎後再說。
我們說會找英文編輯處理文字，高太反應十分敏銳，立即回應：那就不是我的東西了。她對出版這一行出了（臭）名的經編輯改過的文字會連阿媽都唔認得的行徑，也許早有所聞；而她，是不是也說漏了嘴？說給編輯改過的文字就不是「我」的。
我總覺得那些英文至少有一半是出自高太的手筆。教授在書中說過，他發表的英文論文都經過太太潤飾。在新書發布會上，我也跟高太說：你下了不少心血。她笑而不答，我當她是默認了。從英文版新加進的部分看，前後文風一致，那沒可能是教授的手筆吧。
仍是她或她倆的
我以為英文版就這樣擱下來，看到中大出版社終於把這位前校長的《A Time and a Tide》印出來，自是驚喜。趕忙略翻一下，發覺出版社的處理也很認真，文字顯然經老手「執」過，一方面文字精簡了，另方面刪削了枝節。其實我也不是原文照譯，比方第一章提到高太隨教授定居香港期間，曾參加《南華早報》的情人節徵詩比賽並得了獎；我覺得譯詩太煩，側側膊無人覺，把這段略過。這首獲獎情詩，英文版保留了下來。
不過，中英文版的刪節略有不同，要全面認識教授的生平，還是兩個版本都讀吧。高太可以放心的是，那前後穿插有致的敘事架構、那行文的風格語氣，以至大部分文字仍然是她或她倆的。
譯過教授的自述，對他的生平可說十分熟悉，但仍覺得教授於我有幾分陌生，有點高不可攀；反而高太的敢作敢為，在女性覺醒上超前時代而最終恪守為人妻母的職份，實在可敬可感。我曾跟她說，現在你應寫你的回憶錄了。她只報以一笑。既然希拉莉和Laura Bush都細說過自己的故事，那麼，讓我們的光纖之母自述平生又有何不可？
﹏﹏﹏﹏﹏﹏﹏﹏﹏﹏﹏﹏﹏﹏﹏﹏
是枱還是地？
如果真的有人中英對讀，我想有一處應該交代一下。第一章的15頁這樣寫：Gwen slammed her house key down on the table and we walked out。說的是教授向準外母提親，老人家堅持女兒要等其哥哥先結婚才可出嫁，並惡言相向。高太當下與母親決裂，拋下門匙與教授離家而去。
我記得中文是說，高太把門匙呯一聲拋在地上的，難道當時「鬼掩眼」把 table 錯看成 floor？我翻查原文，是這樣寫的：Gwen threw her key on the floor with a noticeable bang as we walked out the house。但，原來這是教授最初原稿的行文，在2002年給我的定本檔案中，已把 floor 改成 table，我卻沒在意。
我這裏死雞撑飯蓋：除非真的原先記錯了，否則把門匙拋在地上雖然粗魯無禮，但更能顯示出高太電光火石間的「勇猛」和決心。英文編輯把threw with a noticeable bang改成一個字 slammed，經濟準確，但我總覺bang這個象聲詞更觸動人心，因此也譯得很貼：把鑰匙清脆的呯一聲拋在地上。之前還常跟朋友說，那呯的一聲就是女性主義最響亮的宣言。
（原刊二０一一年一月十四日《經濟日報》）
高錕講過，他發表的論文都經過太太黃美芸潤飾，其自傳也順理成章有由高太代筆的部分。
去年，高錕夫婦來港，出席「腦退化症」命名活動。
（原刊二０一一年一月十四日《經濟日報》）
許廸鏘
高錕自述的《潮平岸闊》，因教授獲諾貝爾獎而一度洛陽紙貴。
現在英文版《 A Time and a Tide》終於出版。
中文譯者許廸鏘，特此交代中英文版出版前後的部分原委，以及兩個版本的枝節差異，以期讀者在閱讀時能嚴察文字的細節。
很高興看到高錕教授的英文版自述終於面世，也很高興高太太黃美芸在序言中不忘齒及中文譯者──也就是本人。她感謝譯者分文不收便開始工作，但其實幸在教授獲頒諾貝爾物理學獎之後，總算收到十足的報酬。
接三聯這件工作，已是2000至01年間的事。教授那邊先傳來一篇數百字的短文，要我試譯一下。當時仍在三聯任編輯的余非替我開了條件：文章譯了，無論用我與否，也要支付500元。我收到500元，也得到這份工作，所以算不上分文不取。
教授計數不麻利
一天下午，我到教授的辦公室商談細節。此前，余非多番在酬勞上為我爭取，最後決定書出後，最初幾版的版稅全部歸我，以後才由教授佔較多份額。我作了無償工作的心理準備──當然得承認，我是抱了附名人驥尾的心態。
坐到桌前，教授先給我「算帳」。他說如果第一版印多少多少，我得的版稅就是多少多少；第二、三版又是多少多少。忽然又說不對不對，我是用美元計，應該改成港元。他正要把數字重新算一遍，我說，不要算了，這工作我做定了。
科學家差點沒出動手指頭來做簡單的算術，實在不可思議。現在想來，那時候教授對處理細節也許已開始有點困難了。
教授從不過問繙譯進度，只在一個星期天給我撥了個電話。我正午睡惺忪，竟晦氣地說：如果趕急，可另找別人。可以感覺到教授帶着笑意說：不，不，你繼續做。
不難想像，教授就是任誰都可以向他發脾氣的那種人。2005年《潮平岸闊──高錕自述》出版，教授對我說：It’s worth waiting。徒添我的歉疚。
自述的「原文」
書出版後，在大概兩年內我收過兩次版稅，銷量在1,500左右就停下來了。教授一得獎，書很快再版，隨之三版、四版，一年之間多賣了7,000多部。我算是收足了繙譯費，但教授才開始得到他應得的部分。
教授獲獎的消息公布後，高太曾隻身來港打點教授回來的安排。香港三聯書店總編輯陳翠玲很快便聯絡上她。我們與高太見過一面，商談自述原文仍由三聯出版的事宜。高太似乎並不急於出英文版，認為有些地方寫得比較瑣碎，說要修改一下，加進新的內容，但一切得等到教授領獎後再說。
我們說會找英文編輯處理文字，高太反應十分敏銳，立即回應：那就不是我的東西了。她對出版這一行出了（臭）名的經編輯改過的文字會連阿媽都唔認得的行徑，也許早有所聞；而她，是不是也說漏了嘴？說給編輯改過的文字就不是「我」的。
我總覺得那些英文至少有一半是出自高太的手筆。教授在書中說過，他發表的英文論文都經過太太潤飾。在新書發布會上，我也跟高太說：你下了不少心血。她笑而不答，我當她是默認了。從英文版新加進的部分看，前後文風一致，那沒可能是教授的手筆吧。
仍是她或她倆的
我以為英文版就這樣擱下來，看到中大出版社終於把這位前校長的《A Time and a Tide》印出來，自是驚喜。趕忙略翻一下，發覺出版社的處理也很認真，文字顯然經老手「執」過，一方面文字精簡了，另方面刪削了枝節。其實我也不是原文照譯，比方第一章提到高太隨教授定居香港期間，曾參加《南華早報》的情人節徵詩比賽並得了獎；我覺得譯詩太煩，側側膊無人覺，把這段略過。這首獲獎情詩，英文版保留了下來。
不過，中英文版的刪節略有不同，要全面認識教授的生平，還是兩個版本都讀吧。高太可以放心的是，那前後穿插有致的敘事架構、那行文的風格語氣，以至大部分文字仍然是她或她倆的。
譯過教授的自述，對他的生平可說十分熟悉，但仍覺得教授於我有幾分陌生，有點高不可攀；反而高太的敢作敢為，在女性覺醒上超前時代而最終恪守為人妻母的職份，實在可敬可感。我曾跟她說，現在你應寫你的回憶錄了。她只報以一笑。既然希拉莉和Laura Bush都細說過自己的故事，那麼，讓我們的光纖之母自述平生又有何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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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枱還是地？
如果真的有人中英對讀，我想有一處應該交代一下。第一章的15頁這樣寫：Gwen slammed her house key down on the table and we walked out。說的是教授向準外母提親，老人家堅持女兒要等其哥哥先結婚才可出嫁，並惡言相向。高太當下與母親決裂，拋下門匙與教授離家而去。
我記得中文是說，高太把門匙呯一聲拋在地上的，難道當時「鬼掩眼」把 table 錯看成 floor？我翻查原文，是這樣寫的：Gwen threw her key on the floor with a noticeable bang as we walked out the house。但，原來這是教授最初原稿的行文，在2002年給我的定本檔案中，已把 floor 改成 table，我卻沒在意。
我這裏死雞撑飯蓋：除非真的原先記錯了，否則把門匙拋在地上雖然粗魯無禮，但更能顯示出高太電光火石間的「勇猛」和決心。英文編輯把threw with a noticeable bang改成一個字 slammed，經濟準確，但我總覺bang這個象聲詞更觸動人心，因此也譯得很貼：把鑰匙清脆的呯一聲拋在地上。之前還常跟朋友說，那呯的一聲就是女性主義最響亮的宣言。
（原刊二０一一年一月十四日《經濟日報》）
高錕講過，他發表的論文都經過太太黃美芸潤飾，其自傳也順理成章有由高太代筆的部分。
去年，高錕夫婦來港，出席「腦退化症」命名活動。
（原刊二０一一年一月十四日《經濟日報》）
2011年1月12日 星期三
2011年1月11日 星期二
智者千慮 必有一失
智者千慮 必有一失
黎則奮
陸離的執着與求真，終於有回報，有線電視率先更正，港台「議事論事」的監製亦來函澄清，作出更正，但智者千慮，必有一失，執着求真的陸離在支聯會成立日期的問題上，卻不幸搞錯了。她堅持是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一日（周日）全港第一次百萬人上街遊行那一天，但事實上，支聯會的籌備委員會第二天才成立，正式成立和選出執委會，已是六四鎮壓之後的事。多年來，陸離一直不厭其煩，多番公開呼籲及私下奔走，要求本港傳媒更正，近日又因傳媒報道支聯會主席司徒華病重提及有關新聞再表異議，並且感到非常疲累。有見及此，為解陸離心頭大石，同時釋除公眾（尤其是八、九十後的一代）可能因陸離的言論而引起的疑惑，我決定以過來人的身份將支聯會當年成立的意念和過程公開，算是為香港戰後最重要的社會群眾運動歷史，提供一點原始史料。
不錯，「全港市民支持北京愛國學生民主動運聯合委員會」（簡稱支聯會）的名字最早出現在香港媒體上，的而且確是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一日，作為普通市民而非運動份子的陸離，先入為主，有此錯覺，完全可以理解，但陸離卻不知道，成立支聯會的意念並非出自司徒華及當年以他為首的民促會，而是已故的社會份子吳仲賢。當年的浸會講師談綺華、現任《明報周刊》社長龍景昌和我都可以做證。只是我們分別向當時份屬民促會的骨幹劉千石、張文光和李卓人提出成立支聯會的意念和政治需要後，社會鬥爭經驗豐富又謀畧過人的司徒華及其骨幹，便率先於五月二十日以支聯會為名，號召全港市民於五月二十一日到中環遮打道集會，遊行聲援北京學生的愛國民主運動，締造了歷史，不知內情的一般市民，才以為支聯會是在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一日誕生的。
（轉貼自二０一一年一月十一日臉書黎則奮 Q仔的網誌）
黎則奮
陸離的執着與求真，終於有回報，有線電視率先更正，港台「議事論事」的監製亦來函澄清，作出更正，但智者千慮，必有一失，執着求真的陸離在支聯會成立日期的問題上，卻不幸搞錯了。她堅持是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一日（周日）全港第一次百萬人上街遊行那一天，但事實上，支聯會的籌備委員會第二天才成立，正式成立和選出執委會，已是六四鎮壓之後的事。多年來，陸離一直不厭其煩，多番公開呼籲及私下奔走，要求本港傳媒更正，近日又因傳媒報道支聯會主席司徒華病重提及有關新聞再表異議，並且感到非常疲累。有見及此，為解陸離心頭大石，同時釋除公眾（尤其是八、九十後的一代）可能因陸離的言論而引起的疑惑，我決定以過來人的身份將支聯會當年成立的意念和過程公開，算是為香港戰後最重要的社會群眾運動歷史，提供一點原始史料。
不錯，「全港市民支持北京愛國學生民主動運聯合委員會」（簡稱支聯會）的名字最早出現在香港媒體上，的而且確是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一日，作為普通市民而非運動份子的陸離，先入為主，有此錯覺，完全可以理解，但陸離卻不知道，成立支聯會的意念並非出自司徒華及當年以他為首的民促會，而是已故的社會份子吳仲賢。當年的浸會講師談綺華、現任《明報周刊》社長龍景昌和我都可以做證。只是我們分別向當時份屬民促會的骨幹劉千石、張文光和李卓人提出成立支聯會的意念和政治需要後，社會鬥爭經驗豐富又謀畧過人的司徒華及其骨幹，便率先於五月二十日以支聯會為名，號召全港市民於五月二十一日到中環遮打道集會，遊行聲援北京學生的愛國民主運動，締造了歷史，不知內情的一般市民，才以為支聯會是在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一日誕生的。
（轉貼自二０一一年一月十一日臉書黎則奮 Q仔的網誌）
司徒華點滴
司徒華點滴
左丁山
司徒華逝世後，好多佢嘅生前「秘密」逐漸曝光，一人講一句，加加埋埋，就知道司徒華對各方面都有影響力，譬如港大教育學院程介明教授係港大教育學院支柱之一，對港大甚有助力，但根據教授所言（信報一月七日），一九八四年三月他在倫敦讀博士待業之時，港大應承同佢簽三年加三年嘅教書合約，而中大教育學院院長杜祖貽親自打電話搵佢，請佢入中大做「長工」。一般新科博士為安定前途計，一定推掉合約工嘅，但程博士問司徒華攞意見，司徒華就寫信勸佢應聘港大，為港大教育學院添點心血，因為中大教育學院已與外界接觸多，氣氛活躍喎！程博士於是就回母校港大任教，改變了部份香港教育史。
六四後香港支聯會有拯救民運人士行動，代號係黃雀行動，左丁山知識淺薄，成日以為係「螳螂捕蟬，黃雀在後」，即係公安拉人，支聯會黃雀在後救人咁解。亞洲週刊訪問黃雀行動負責人陳達鉦問及「黃雀行動」之命名來由，陳先生即刻背出曹植「野田黃雀行」：「……羅家見雀喜，少年見雀悲，拔劍捎羅網，黃雀得飛飛……」黃雀行動就係「黃雀得飛飛。飛飛摩蒼天，來下謝少年」咁嘅意思，係熟讀詩書嘅司徒華採用嘅，哎吔，此詩在中學時讀過，竟然忘記晒，寧不慚愧？
呢幾日睇咗不少司徒華嘅資料，最令左丁山佩服者就係司徒華老早諗到為教協開源、搞財政獨立嘅妙計，就係辦好「教師超市」，以賺錢養教協，多年來辦得相當成功。一般老師不懂做生意，也視生意為庸俗，即使要做，都會辦得唔湯唔水，但教協在司徒華領導下，就懂得在呢方面與現實妥協。左丁山同教協有一次咁多嘅交手經驗，與神童輝搵華叔傾合作，華叔叫我地同一位郭老師談判，呢位郭老師好懂得為教協爭取利益，連神童輝都評論一句：「乜老師咁識講數吁架？」就因為華叔辦社運嘅策畧，就係首先鞏固教協財政，不倚賴他人捐款，教協先至可以多年來企得咁硬啫。
（原刊二０一一年一月十日《蘋果日報》）
左丁山
司徒華逝世後，好多佢嘅生前「秘密」逐漸曝光，一人講一句，加加埋埋，就知道司徒華對各方面都有影響力，譬如港大教育學院程介明教授係港大教育學院支柱之一，對港大甚有助力，但根據教授所言（信報一月七日），一九八四年三月他在倫敦讀博士待業之時，港大應承同佢簽三年加三年嘅教書合約，而中大教育學院院長杜祖貽親自打電話搵佢，請佢入中大做「長工」。一般新科博士為安定前途計，一定推掉合約工嘅，但程博士問司徒華攞意見，司徒華就寫信勸佢應聘港大，為港大教育學院添點心血，因為中大教育學院已與外界接觸多，氣氛活躍喎！程博士於是就回母校港大任教，改變了部份香港教育史。
六四後香港支聯會有拯救民運人士行動，代號係黃雀行動，左丁山知識淺薄，成日以為係「螳螂捕蟬，黃雀在後」，即係公安拉人，支聯會黃雀在後救人咁解。亞洲週刊訪問黃雀行動負責人陳達鉦問及「黃雀行動」之命名來由，陳先生即刻背出曹植「野田黃雀行」：「……羅家見雀喜，少年見雀悲，拔劍捎羅網，黃雀得飛飛……」黃雀行動就係「黃雀得飛飛。飛飛摩蒼天，來下謝少年」咁嘅意思，係熟讀詩書嘅司徒華採用嘅，哎吔，此詩在中學時讀過，竟然忘記晒，寧不慚愧？
呢幾日睇咗不少司徒華嘅資料，最令左丁山佩服者就係司徒華老早諗到為教協開源、搞財政獨立嘅妙計，就係辦好「教師超市」，以賺錢養教協，多年來辦得相當成功。一般老師不懂做生意，也視生意為庸俗，即使要做，都會辦得唔湯唔水，但教協在司徒華領導下，就懂得在呢方面與現實妥協。左丁山同教協有一次咁多嘅交手經驗，與神童輝搵華叔傾合作，華叔叫我地同一位郭老師談判，呢位郭老師好懂得為教協爭取利益，連神童輝都評論一句：「乜老師咁識講數吁架？」就因為華叔辦社運嘅策畧，就係首先鞏固教協財政，不倚賴他人捐款，教協先至可以多年來企得咁硬啫。
（原刊二０一一年一月十日《蘋果日報》）
歸去，也無風雨也無晴──敬悼我的恩師司徒華先生
歸去，也無風雨也無晴──敬悼我的恩師司徒華先生
陶君行
1990年支聯會「民主愛心寄秦城監獄」心意咭簽名運動，收集香港市民簽名寄北京秦城監獄，慰問獄中民運人士。右二為陶君行。
《明報‧世紀版》編按：大家仍會記得去年516公投運動中，司徒華與陶君行，這對多年師徒、民主運動同路人曾有一席爭持。從八十年代學運時代發始的「革命同志」關係，在跌宕的政局和意識形態流轉中經歷重重考驗。陶君行分四階段述寫與華叔的廿三年情，更側寫出民主鬥士百味紛陳的路途。
1
剛度過中華民國的百年元旦，司徒華便離世了。12月30日，他的助手在面書平台寫上他喜愛的《聖經》章節︰「我實實在在告訴你們：一粒麥子如果不落在地裏死了，仍只是一粒；如果死了，才結出許多子粒來」（《若望福音》十二章24節）。的而且確，他的猝逝象徵了一個時代的結束……
去年深秋，我正猶豫應否前赴探病，擔心我的出現會否教他不快。他卻不計前嫌，主動透過朋友傳來邀請。最後一次探望他是去年12月。病榻前，他緩緩唱出昔日的革命歌曲，激動得再三流淚。我不懂那些老歌，只能唯唯諾諾，誠敬傾聽。一時間，恩仇俱泯。他說今年必須為辛亥革命百年紀念大事慶祝，多辦活動，編印秋瑾等烈士的文集。人生走到盡頭了，他跟我熱切談論的仍是中國民主。壯志未酬，想不到這就是最後一回見面。與他認識23年，足有半生。
歲月流逝，廿年輾轉，他成為了我的「政敵」。但自始至終，他是我其中一位恩師，香港民主運動的標誌。
2
1987年夏天，我還是個二十出頭的青年人，參與嶺南學生會的工作。學生會舉辦迎新營，我邀約司徒華出席，討論中國民主。學生事務處說這人太政治化，大加打壓，我和同學自然聽若不聞。司徒華欣然赴會。在前往烏溪沙青年營的渡輪上，我們交談，他提到對中港關係的想法。他說，如果中國是條狗，香港只是牠的尾巴；即使尾巴健康，狗仍舊會「生（外[]，內[茲]）」，所以中國民主才是關鍵。這是我們第一次近距離接觸。對中國民主的關注亦從此成為了我們的默契，下啔了往後二十年在支聯會共事之誼。
到了1989年，神州風雲色變，我正任學聯秘書長。支聯會還未正式成立之前，他鼓勵學聯北上作聲援運動的先鋒。結果，那年夏天，我到了北京，見證了中國民主的時代分水嶺。香港亦一再發起過百萬人的遊行，而司徒華的不屈爭鳴從此深入民心，成為了民主鬥士的標記，香港人支援民運的集體記憶。
有人近年開始批評支聯會，指其只停留於「支援」角色，放棄香港的民主主體營建工程。且別爭論這些批評是否恰當，但農曆新年有揮春檔攤，4月有復活傳訊，6月舉辦燭光晚會，歲末寄聖誕卡給在囚民運人士，再加上連結天安門母親，與長期聲援國內維權運動志士，花開花落二十一年，支聯會的成績，司徒華的堅持與毅力，未嘗不是難能可貴。
至於組織理念，司徒華未必是創始型的抗爭先驅，但思考一樣紮實。回想1988年，我加入當時民促會的運動，與華叔一起爭取八八直選。同年，創辦《明報》的查良鏞為小圈子選舉辯護，我與一眾大專同學火燒明報報章抗議，燃起街頭抗爭之火。事後他寄語支持︰「你平日為同學爭取權益（要求嶺南學院升格運動），有群眾基礎，抗爭自然事半功倍。」對他來說，學生確是運動的希望，群眾路線更是運動的基石。這種合理而平實的組織理念一直啔導我的政治方向。
1990年，我加入了港同盟。當選區議員後，更會邀請他來黃大仙出席地區活動。天南地北，由民主發展、基層生活，到閱讀與運動，在細碎的生活中，我們無所不談。
司徒華給我最深的印象，是行動的紀律。他邀約的會議，大家無不準時。因為他認為，這是「為人謀而不忠乎？」的最大測試。大家看到的司徒華，往往是聲嘶力竭叫喊口號的一面。我有幸接觸的司徒華，則由最瑣碎的小事開始律己以嚴，將認真的做事態度以身作則，感染他人。而這種執著，其實才是一浪又一浪民主運動的基礎。
3
不過，正如大家所知，我和他究竟心懷不同的政治志向。政治立場上，他是務實派，我則是抗爭型。政治上分歧，情誼亦漸見風浪。
1998年，我和部分民主黨黨友互不咬弦的情開始浮面，其時他正部署退休。在一對一的飯敘中，他跟我說︰「你的路向是甚麼呢？想清楚吧，我可以幫你安排。」但我沒有領情，反而和今天已退黨的鄭家富、剛成立新民主同盟的范國威，還有我的多年戰友陳國樑等，組成了強調基層立場與街頭運動的「少壯派」，嘗試活化黨內民主。可惜事與願違，2002年我正式退出民主黨。華叔嘗試挽留，但我不願彼此勉強，只好婉拒。而華叔亦因此被迫擱後退休計劃，2000年亦有參選。事過境遷，他亦無責備之意，只對我說︰「你還記得飯局上我叫你想清楚嗎？你得罪咁多人，我如何能夠幫你？」在政治理想面前，我選擇了出走，但他對我的知遇之恩，一直未敢或忘。
2009年底，五區公投運動剛剛起步，其時民主黨尚未議決是否參與，商台邀請司徒華和社民連於直播節目中即場辯論。對手雖然是司徒華，我還是忐忑地接受了這次考驗。我還記得我在節目中質疑五區公投是司徒華提出總辭名單後，才把話題炒熱的，華叔竟指我歪曲事實，批評社民連只求搶佔道德高地，推說他提出名單不過希望引起討論。華叔更問︰「你記得我對你的教訓嗎？君子絕交，不出惡言。」而我回答︰「我還記得你的教訓︰對民主運動，可以沒有貢獻，但也不要搞破壞。」
這樣的師徒對壘，在公在私，還是我和華叔的頭一次。頃刻間，我的心頭掠過無數氣話，不斷考慮應否施展那些但求擾亂對方情緒的「辯論技巧」。但我還是擱下了任性。從事後輿論看來，論觀點，我的內容還有一定說服力。但如果辯論有所勝負的話，是我輸了，因為氣勢是給他壓下去了。然而，從後輩對恩師的態度來說，我對他的忍讓是恰當的。
及至去年初，我出任社民連主席，策劃政治生涯中最關鍵的五區公投運動，他卻發現患上了末期肺癌。人生既是巧合，亦復殘酷。五區公投運動中民主黨大潑冷水，反對政改方案一事上他們又臨門變節，司徒華更是反對五區公投和支持政改方案的主要推動者。我與他已然各為其主，可謂道不同不相為謀。至於去年7月就收起「結束一黨專政」示威牌引發的筆戰，更是我倆之間的一場鬧劇。然而，無論我對支聯會的質詢是否合理，經過媒體的炒作與放大，就被矮化為我和司徒華之間的私人恩怨。是是非非，非我所願，亦是我與他的一個終身遺憾。
其實，政改表決前後，他先在民主黨的會員大會上漠視跪求的網民，再炮轟他的多年戰友李柱銘「有人跳樓，你唔跟住跳？」。七一遊行當日，更以侮辱選民的「豬狗論」反駁民主黨出賣港人之說。必須承認，有過這麼一刻，我簡直覺得眼前的長者十分陌生，已不再是我所認識的司徒華。我甚至曾激動地說過︰「同志，我跟你在此分手！」
不過，痛定思痛，歸根究柢，對民主中國的胸懷，我從未有因民主黨的區選妥協方案，而對他有所懷疑。其實在六四之前，他一直相信溝通路線。可是六四屠城，非我們所能逆料，連譚耀宗曾鈺成當時也痛批中共。隨時間過去，親建制的政客，今天已紛紛露出狐狸尾巴，為屠夫隱瞞事件真相。而置身大是大非之前，司徒華選擇恆久而固執的堅持，浩氣頂天立地。在他與所有參與者的努力下，89年的記憶從沒有流逝，無名的死者得以在年復一年的燭光中長存。六四紀念，把香港刻進了民主中國的版圖。平反六四，成為了一代香港人的終身理想。瑕不掩瑜，司徒華功不可沒。
4
華叔身故，既有人悲慟地歌頌，也有把他視作老頑固、敵視民主黨的朋友不以為然。我百感交集，體會在彼此之間。司徒華作為政治人物，晚年的觀點我確實無法苟同，民主黨的妥協，白白浪費了五十萬巿民的一票，糟蹋了公社兩黨與公民社會朋友半年來在公投運動的奔走，斷送了回歸以來政制改革最最重要的契機。但作為生老病死、有血有肉的人，陶君行仍是司徒華提攜訓勉的後輩，他仍是我感念如昔的啔蒙恩師。愛中有恨，你中有我。如此掙扎，到了最後一次見面，已變成笑中有淚的歌聲。就算對華叔有多大成見，說到底，在民主中國的路上，華叔與我們都是同路人，風雨無改。
我想起三年前他寄來的聖誕卡上蘇軾的名句。「回首向來蕭瑟處，歸去，也無風雨也無晴。」如今，他的骨灰將灑進大海，隨流水漂回神州大地。爭取民主，讓流亡四方的中國人好好回家，這是華叔留給我們的使命。
【明報資料】
陶君行──社民連主席、黃大仙區議員。1989年任學聯秘書長，並參與支聯會。翌年加入港同盟，世紀末組織「少壯派」，2002年終退出民主黨。其後加入前，因反領匯而離開。2006年與長毛等創立社民連。
（原刊二０一一年一月七日《明報》世紀版）
陶君行
1990年支聯會「民主愛心寄秦城監獄」心意咭簽名運動，收集香港市民簽名寄北京秦城監獄，慰問獄中民運人士。右二為陶君行。
《明報‧世紀版》編按：大家仍會記得去年516公投運動中，司徒華與陶君行，這對多年師徒、民主運動同路人曾有一席爭持。從八十年代學運時代發始的「革命同志」關係，在跌宕的政局和意識形態流轉中經歷重重考驗。陶君行分四階段述寫與華叔的廿三年情，更側寫出民主鬥士百味紛陳的路途。
1
剛度過中華民國的百年元旦，司徒華便離世了。12月30日，他的助手在面書平台寫上他喜愛的《聖經》章節︰「我實實在在告訴你們：一粒麥子如果不落在地裏死了，仍只是一粒；如果死了，才結出許多子粒來」（《若望福音》十二章24節）。的而且確，他的猝逝象徵了一個時代的結束……
去年深秋，我正猶豫應否前赴探病，擔心我的出現會否教他不快。他卻不計前嫌，主動透過朋友傳來邀請。最後一次探望他是去年12月。病榻前，他緩緩唱出昔日的革命歌曲，激動得再三流淚。我不懂那些老歌，只能唯唯諾諾，誠敬傾聽。一時間，恩仇俱泯。他說今年必須為辛亥革命百年紀念大事慶祝，多辦活動，編印秋瑾等烈士的文集。人生走到盡頭了，他跟我熱切談論的仍是中國民主。壯志未酬，想不到這就是最後一回見面。與他認識23年，足有半生。
歲月流逝，廿年輾轉，他成為了我的「政敵」。但自始至終，他是我其中一位恩師，香港民主運動的標誌。
2
1987年夏天，我還是個二十出頭的青年人，參與嶺南學生會的工作。學生會舉辦迎新營，我邀約司徒華出席，討論中國民主。學生事務處說這人太政治化，大加打壓，我和同學自然聽若不聞。司徒華欣然赴會。在前往烏溪沙青年營的渡輪上，我們交談，他提到對中港關係的想法。他說，如果中國是條狗，香港只是牠的尾巴；即使尾巴健康，狗仍舊會「生（外[]，內[茲]）」，所以中國民主才是關鍵。這是我們第一次近距離接觸。對中國民主的關注亦從此成為了我們的默契，下啔了往後二十年在支聯會共事之誼。
到了1989年，神州風雲色變，我正任學聯秘書長。支聯會還未正式成立之前，他鼓勵學聯北上作聲援運動的先鋒。結果，那年夏天，我到了北京，見證了中國民主的時代分水嶺。香港亦一再發起過百萬人的遊行，而司徒華的不屈爭鳴從此深入民心，成為了民主鬥士的標記，香港人支援民運的集體記憶。
有人近年開始批評支聯會，指其只停留於「支援」角色，放棄香港的民主主體營建工程。且別爭論這些批評是否恰當，但農曆新年有揮春檔攤，4月有復活傳訊，6月舉辦燭光晚會，歲末寄聖誕卡給在囚民運人士，再加上連結天安門母親，與長期聲援國內維權運動志士，花開花落二十一年，支聯會的成績，司徒華的堅持與毅力，未嘗不是難能可貴。
至於組織理念，司徒華未必是創始型的抗爭先驅，但思考一樣紮實。回想1988年，我加入當時民促會的運動，與華叔一起爭取八八直選。同年，創辦《明報》的查良鏞為小圈子選舉辯護，我與一眾大專同學火燒明報報章抗議，燃起街頭抗爭之火。事後他寄語支持︰「你平日為同學爭取權益（要求嶺南學院升格運動），有群眾基礎，抗爭自然事半功倍。」對他來說，學生確是運動的希望，群眾路線更是運動的基石。這種合理而平實的組織理念一直啔導我的政治方向。
1990年，我加入了港同盟。當選區議員後，更會邀請他來黃大仙出席地區活動。天南地北，由民主發展、基層生活，到閱讀與運動，在細碎的生活中，我們無所不談。
司徒華給我最深的印象，是行動的紀律。他邀約的會議，大家無不準時。因為他認為，這是「為人謀而不忠乎？」的最大測試。大家看到的司徒華，往往是聲嘶力竭叫喊口號的一面。我有幸接觸的司徒華，則由最瑣碎的小事開始律己以嚴，將認真的做事態度以身作則，感染他人。而這種執著，其實才是一浪又一浪民主運動的基礎。
3
不過，正如大家所知，我和他究竟心懷不同的政治志向。政治立場上，他是務實派，我則是抗爭型。政治上分歧，情誼亦漸見風浪。
1998年，我和部分民主黨黨友互不咬弦的情開始浮面，其時他正部署退休。在一對一的飯敘中，他跟我說︰「你的路向是甚麼呢？想清楚吧，我可以幫你安排。」但我沒有領情，反而和今天已退黨的鄭家富、剛成立新民主同盟的范國威，還有我的多年戰友陳國樑等，組成了強調基層立場與街頭運動的「少壯派」，嘗試活化黨內民主。可惜事與願違，2002年我正式退出民主黨。華叔嘗試挽留，但我不願彼此勉強，只好婉拒。而華叔亦因此被迫擱後退休計劃，2000年亦有參選。事過境遷，他亦無責備之意，只對我說︰「你還記得飯局上我叫你想清楚嗎？你得罪咁多人，我如何能夠幫你？」在政治理想面前，我選擇了出走，但他對我的知遇之恩，一直未敢或忘。
2009年底，五區公投運動剛剛起步，其時民主黨尚未議決是否參與，商台邀請司徒華和社民連於直播節目中即場辯論。對手雖然是司徒華，我還是忐忑地接受了這次考驗。我還記得我在節目中質疑五區公投是司徒華提出總辭名單後，才把話題炒熱的，華叔竟指我歪曲事實，批評社民連只求搶佔道德高地，推說他提出名單不過希望引起討論。華叔更問︰「你記得我對你的教訓嗎？君子絕交，不出惡言。」而我回答︰「我還記得你的教訓︰對民主運動，可以沒有貢獻，但也不要搞破壞。」
這樣的師徒對壘，在公在私，還是我和華叔的頭一次。頃刻間，我的心頭掠過無數氣話，不斷考慮應否施展那些但求擾亂對方情緒的「辯論技巧」。但我還是擱下了任性。從事後輿論看來，論觀點，我的內容還有一定說服力。但如果辯論有所勝負的話，是我輸了，因為氣勢是給他壓下去了。然而，從後輩對恩師的態度來說，我對他的忍讓是恰當的。
及至去年初，我出任社民連主席，策劃政治生涯中最關鍵的五區公投運動，他卻發現患上了末期肺癌。人生既是巧合，亦復殘酷。五區公投運動中民主黨大潑冷水，反對政改方案一事上他們又臨門變節，司徒華更是反對五區公投和支持政改方案的主要推動者。我與他已然各為其主，可謂道不同不相為謀。至於去年7月就收起「結束一黨專政」示威牌引發的筆戰，更是我倆之間的一場鬧劇。然而，無論我對支聯會的質詢是否合理，經過媒體的炒作與放大，就被矮化為我和司徒華之間的私人恩怨。是是非非，非我所願，亦是我與他的一個終身遺憾。
其實，政改表決前後，他先在民主黨的會員大會上漠視跪求的網民，再炮轟他的多年戰友李柱銘「有人跳樓，你唔跟住跳？」。七一遊行當日，更以侮辱選民的「豬狗論」反駁民主黨出賣港人之說。必須承認，有過這麼一刻，我簡直覺得眼前的長者十分陌生，已不再是我所認識的司徒華。我甚至曾激動地說過︰「同志，我跟你在此分手！」
不過，痛定思痛，歸根究柢，對民主中國的胸懷，我從未有因民主黨的區選妥協方案，而對他有所懷疑。其實在六四之前，他一直相信溝通路線。可是六四屠城，非我們所能逆料，連譚耀宗曾鈺成當時也痛批中共。隨時間過去，親建制的政客，今天已紛紛露出狐狸尾巴，為屠夫隱瞞事件真相。而置身大是大非之前，司徒華選擇恆久而固執的堅持，浩氣頂天立地。在他與所有參與者的努力下，89年的記憶從沒有流逝，無名的死者得以在年復一年的燭光中長存。六四紀念，把香港刻進了民主中國的版圖。平反六四，成為了一代香港人的終身理想。瑕不掩瑜，司徒華功不可沒。
4
華叔身故，既有人悲慟地歌頌，也有把他視作老頑固、敵視民主黨的朋友不以為然。我百感交集，體會在彼此之間。司徒華作為政治人物，晚年的觀點我確實無法苟同，民主黨的妥協，白白浪費了五十萬巿民的一票，糟蹋了公社兩黨與公民社會朋友半年來在公投運動的奔走，斷送了回歸以來政制改革最最重要的契機。但作為生老病死、有血有肉的人，陶君行仍是司徒華提攜訓勉的後輩，他仍是我感念如昔的啔蒙恩師。愛中有恨，你中有我。如此掙扎，到了最後一次見面，已變成笑中有淚的歌聲。就算對華叔有多大成見，說到底，在民主中國的路上，華叔與我們都是同路人，風雨無改。
我想起三年前他寄來的聖誕卡上蘇軾的名句。「回首向來蕭瑟處，歸去，也無風雨也無晴。」如今，他的骨灰將灑進大海，隨流水漂回神州大地。爭取民主，讓流亡四方的中國人好好回家，這是華叔留給我們的使命。
【明報資料】
陶君行──社民連主席、黃大仙區議員。1989年任學聯秘書長，並參與支聯會。翌年加入港同盟，世紀末組織「少壯派」，2002年終退出民主黨。其後加入前，因反領匯而離開。2006年與長毛等創立社民連。
（原刊二０一一年一月七日《明報》世紀版）
《去國集》與徐速的詩觀
《去國集》與徐速的詩觀
吳懷楚
徐速作了古人，算來已有十多年了。他生前的作品，大部份我都讀過。在他的一生創作中，以寫小說為最多，《樱子姑娘》、《星星、月亮、太陽》、《星星之火》，都是他的一時代表作，散文、雜文則次之。至於詩的創作，則是以傳統詩詞為主，偶爾也有寫些現代詩，並且還出版過一部名為《去國集》的現代詩集。
這部《去國集》詩集，是於一九七零年十二月由高原出版社出版（馬吉按：《去國集》初版於一九五七年），我早於一九七二年間在越南讀到。這部詩集，雖然薄薄的只有九十餘頁，收入詩作也不多，僅有二十二首和一篇相當長的「流水」散文詩。不過，在他這些作品裡，寫的都是長詩，當我第一次讀完他這部詩集，竟使我愛不釋手。後來，一九七五年秋，在一場反舊文化運動中，被我母親隨手拿去焚燒了。
一九九三年，在一次拜訪故人到溫哥華市之行，無意中在華埠一家華文書店裡，又再次讓我發現這部詩集。同時，還以很便宜的價錢把它買了回來，除了作為收藏之外，也好重溫一下故知。
徐速的新詩創作，大都是對家國的感懷，又或是對故鄉的憶念。他的作品是從一九五零年開始至一九五六年止，在這短短的六年創作時光裡，以一九五六年的產量為最豐。
在他的作品中，他寫的現代詩很喜歡用對仗詞。即如《遠眺》一首為例：「野塘邊秋荷新凋，小欄外暮雨初歇。」又如：《夏懷》所寫：「一團柳絮輕輕地飄進墻院；幾片落花偷偷地流出檐溝。」此外，還有《歸夢》的「小窗外帆影點點，海盡處遠山重重。」和「悲鏡裡一莖白髮，童顏已改，驚園內幾樹綠葉，新子滿枝。」（憶）。
徐速所寫的現代詩，真的是獨具一格，與眾不同。因為他的現代詩，不單止有舊體詩的神韻，更有詞的味道。我每次讀他的詩，總是情不自禁的敲箸擊桌。且看他的：「一聲輕歎，幾點清淚，望斷故國的煙山雲路，多情誰再為他唱陽關三疊？」（遠眺）；「才過三春，又似清秋。問樑間呢喃燕子，可解得人世恩讎？」（夏懷）；還有：「風滿樓，月滿窗，誰憐寂寞芳草地。長夜漫漫，杜鵑啼泣，北望雲山萬里－－空追憶。」（憶）。
像上述列舉出來，這些詞味甚重的詩句，在他的這部詩集裡，是隨處可見，比比皆是。
在整部詩集裡所收入的二十二首詩中，我最喜愛他的一首題為：《當月亮爬上妳的墻頭》，這首詩不單止可以低吟，而且還可以淺唱。
「今夜的燈花，閃爍起失落的夢影，
遙想楓紅蘆白，正是故國的深秋，
請記取那些溫馨的日子，
當月亮爬上妳的墻頭。
當月亮爬上妳的墻頭，
夜闌人靜，妳可曾依時等候？
睡吧，別在風露裡站立太久。
萬里外，知否有人在為妳擔憂。
今夜的琴聲，挑起了沉澱的回憶，
默念燕山渭水，十年來心事悠悠，
請忘記那些歡樂的日子，
當月亮爬上妳的墻頭。
當月亮爬上妳的墻頭，
形單影隻，我也曾孤獨的忍受，
回去吧！別在異鄉裡流浪太久，
霧海裡，知否有人在遍數歸舟。」
徐速對於現代詩的寫作看法，他認為：「不論是現代詩、舊詩、總是中國詩。而中國詩，應該有自己的民族形式，不要一味跟著洋詩走。詩的音節問題，應該儘可能採用韻腳，目的是使人讀起來爽口。音韻是現代詩的唯一癥結所在。」他更認為：現代詩到現在為止，其之所以還不能大眾化，音韻是個大問題。所以，他的作品很多時候都用上了韻腳。
他主張寫詩最重要的是，寫出來要淺易，使人能懂、明白，不要標奇立異，寫些只有自己曉得，而別人則要猜想個老半天，還領悟不出它是在說甚麼，這個觀點，我是頗有同感。
現代詩是來自西方文藝的產物，它有一道好處就是，不像舊體詩那樣，受到四聲音韻規格的限制。而由來的現代詩，都不曾有人給它規定出，一個固定的形式和鑑賞的標準，可以任由我們自由去發揮。雖然如此，不過，寫出來的東西，最好也不要太離譜。我十分同意徐速對現代詩創作所持的詩觀，就是以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不論如何，都要保持一種屬於我們民族應有的形式。
一九九八年三月三日發表於僑報副刊
（轉貼自吳懷楚作品網頁）
吳懷楚
徐速作了古人，算來已有十多年了。他生前的作品，大部份我都讀過。在他的一生創作中，以寫小說為最多，《樱子姑娘》、《星星、月亮、太陽》、《星星之火》，都是他的一時代表作，散文、雜文則次之。至於詩的創作，則是以傳統詩詞為主，偶爾也有寫些現代詩，並且還出版過一部名為《去國集》的現代詩集。
這部《去國集》詩集，是於一九七零年十二月由高原出版社出版（馬吉按：《去國集》初版於一九五七年），我早於一九七二年間在越南讀到。這部詩集，雖然薄薄的只有九十餘頁，收入詩作也不多，僅有二十二首和一篇相當長的「流水」散文詩。不過，在他這些作品裡，寫的都是長詩，當我第一次讀完他這部詩集，竟使我愛不釋手。後來，一九七五年秋，在一場反舊文化運動中，被我母親隨手拿去焚燒了。
一九九三年，在一次拜訪故人到溫哥華市之行，無意中在華埠一家華文書店裡，又再次讓我發現這部詩集。同時，還以很便宜的價錢把它買了回來，除了作為收藏之外，也好重溫一下故知。
徐速的新詩創作，大都是對家國的感懷，又或是對故鄉的憶念。他的作品是從一九五零年開始至一九五六年止，在這短短的六年創作時光裡，以一九五六年的產量為最豐。
在他的作品中，他寫的現代詩很喜歡用對仗詞。即如《遠眺》一首為例：「野塘邊秋荷新凋，小欄外暮雨初歇。」又如：《夏懷》所寫：「一團柳絮輕輕地飄進墻院；幾片落花偷偷地流出檐溝。」此外，還有《歸夢》的「小窗外帆影點點，海盡處遠山重重。」和「悲鏡裡一莖白髮，童顏已改，驚園內幾樹綠葉，新子滿枝。」（憶）。
徐速所寫的現代詩，真的是獨具一格，與眾不同。因為他的現代詩，不單止有舊體詩的神韻，更有詞的味道。我每次讀他的詩，總是情不自禁的敲箸擊桌。且看他的：「一聲輕歎，幾點清淚，望斷故國的煙山雲路，多情誰再為他唱陽關三疊？」（遠眺）；「才過三春，又似清秋。問樑間呢喃燕子，可解得人世恩讎？」（夏懷）；還有：「風滿樓，月滿窗，誰憐寂寞芳草地。長夜漫漫，杜鵑啼泣，北望雲山萬里－－空追憶。」（憶）。
像上述列舉出來，這些詞味甚重的詩句，在他的這部詩集裡，是隨處可見，比比皆是。
在整部詩集裡所收入的二十二首詩中，我最喜愛他的一首題為：《當月亮爬上妳的墻頭》，這首詩不單止可以低吟，而且還可以淺唱。
「今夜的燈花，閃爍起失落的夢影，
遙想楓紅蘆白，正是故國的深秋，
請記取那些溫馨的日子，
當月亮爬上妳的墻頭。
當月亮爬上妳的墻頭，
夜闌人靜，妳可曾依時等候？
睡吧，別在風露裡站立太久。
萬里外，知否有人在為妳擔憂。
今夜的琴聲，挑起了沉澱的回憶，
默念燕山渭水，十年來心事悠悠，
請忘記那些歡樂的日子，
當月亮爬上妳的墻頭。
當月亮爬上妳的墻頭，
形單影隻，我也曾孤獨的忍受，
回去吧！別在異鄉裡流浪太久，
霧海裡，知否有人在遍數歸舟。」
徐速對於現代詩的寫作看法，他認為：「不論是現代詩、舊詩、總是中國詩。而中國詩，應該有自己的民族形式，不要一味跟著洋詩走。詩的音節問題，應該儘可能採用韻腳，目的是使人讀起來爽口。音韻是現代詩的唯一癥結所在。」他更認為：現代詩到現在為止，其之所以還不能大眾化，音韻是個大問題。所以，他的作品很多時候都用上了韻腳。
他主張寫詩最重要的是，寫出來要淺易，使人能懂、明白，不要標奇立異，寫些只有自己曉得，而別人則要猜想個老半天，還領悟不出它是在說甚麼，這個觀點，我是頗有同感。
現代詩是來自西方文藝的產物，它有一道好處就是，不像舊體詩那樣，受到四聲音韻規格的限制。而由來的現代詩，都不曾有人給它規定出，一個固定的形式和鑑賞的標準，可以任由我們自由去發揮。雖然如此，不過，寫出來的東西，最好也不要太離譜。我十分同意徐速對現代詩創作所持的詩觀，就是以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不論如何，都要保持一種屬於我們民族應有的形式。
一九九八年三月三日發表於僑報副刊
（轉貼自吳懷楚作品網頁）
2011年1月10日 星期一
司徒華情事
葛師校友會學校同事 正是早逝情人 華叔為她終身不娶
記者：張嘉雯
【蘋果日報訊】不曾看着他青絲變白髮，不曾觸碰他一臉風霜，她在最美麗的年華撒手塵寰，回憶裏只有年輕的、替她出頭的司徒華。27年下來，塵滿面、鬢如霜，阿華成了華叔，書本放滿單人床。無法一起老去，無法像老夫妻成天吵嘴，黃少容──一個隱藏在司徒華胸臆 27年的心事，一個長得像劉曉慶的情人，從今以後，與司徒華在天上重逢。
每年重陽節，司徒華都會跟學生們拜祭一位「同事」，這位同事叫黃少容。司徒華生前輕描淡寫，跟有線電視的記者說，跟這位「同事」感情要好。
1961年，司徒華到剛開校的葛量洪校友會觀塘學校任校長，最初只教故事班，向小一、小二的學生講故事。開校首兩年，升中試只有兩名學生考得中學學位，「同事同我講，話徙置區啲學生係咁，質素太差，我頂住條氣，覺得佢侮辱咗啲學生，就去教（中學）會考班」。他教中文和數學，第一課教學生唱民謠《讀書郎》，「不是為做官，也不是為臉子光，只為窮人有翻身呀，不受人欺負，不做牛和羊」。結果全班 39名學生均考得中學學位，彪炳成績更引來記者追訪。
任教會考班與拍檔結緣
那三年，跟他拍檔的黃少容教英文，會考班中三個頑皮仔激得黃老師大哭，「佢哋三個激到個先生喊，先生話『要趕你哋出校』，佢哋叫個先生畀返5蚊學費佢」。司徒華知道年輕的拍檔被欺負，召了三大惡人來校長室，拿出三張五元紙幣，「我同佢哋講，畀返5蚊佢，叫佢哋退學，結果冇人敢要」。
司徒華向三名百厭星每人發一本特別紀錄簿，每次英文課後，由黃老師寫上評語，再由司徒華出馬對付，從此三人不敢再欺負黃老師。百厭星一號黃福佑，每年陪司徒華拜祭黃老師，是華叔口中「自食其力」的老實人，他直言當年經華叔一嚇後，「收斂咗少少」，長大後「覺得佢好錫我哋」。
直到自己的生命也幾乎走到盡頭，華叔才透露，他口中早逝的情人，正是黃少容。
司徒華曾經說，情人長得像劉曉慶。他早前接受報章訪問時就表示，黃跟他同年到葛師校友會觀塘學校任教，雙方約會一次後，女方就拒絕交往。一直至1973年一天，他接到對方家人來電，才知道「好拍檔」患有罕見的縮窄性心包炎，生命危在旦夕。
分手10年方知佳人病亡
黃少容戰過死神，二人感情更堅定，曾經同遊台灣，其後女方再次提出分手，華叔在分手10年後，才由學生口中得知黃已病逝。黃得知自己病情後，擔心無法生育，也擔心命不久矣，才一再拒絕司徒華。
司徒華在該校工作至1992年退休，2005年殺校，如今校舍空蕩蕩。司徒華至今未娶，因為曾經有過的愛情，令他溫暖至今，「喺自己心裏面有深愛嘅人，同埋有人喺心裏面愛你，即使天人相隔，冇組織成家庭，你都會係感覺到幸福」。他又認為，沒有家庭，令他可以更放心投入抗爭事業。
拜祭早逝女友感觸落淚
華叔家人透露，家人只是略知他兩段沒開花結果的感情經歷，但作為長輩，華叔絕少提及箇中細節。華叔在家人眼中是個打不倒的鐵漢，除了因六四事件悲傷哭泣，幾乎從未遇過傷感得不能自控的時候。他憶起早逝的女友時感觸落淚，對家人而言，是老人家極為少見的感性一面。
有關訪問去年10月中重陽節期間進行，由於健康情況轉差，華叔多以輪椅代步。
（原刊二０一一年一月四日《蘋果日報》）
華叔親書溫馨往事──憶早逝愛侶 萬語千言寄「班主任」
明報記者：彭美芳
【明報專訊】司徒華 的愛情，可能是他一生中潛藏在內心最深處的秘密，即使是他的身邊人，其實亦所知不多。
自從華叔於上周離世後，他的愛侶名字才首度曝光──黃少容，一個陌生的名字，而華叔為了這個早逝的女孩子，終身不娶。
華叔生前對他在《明報》專欄〈三言堂〉極為緊，當中除了有微言大義的文章，亦有過去的生活點滴。他的學生把其中有關學校生活的文章輯錄成書，當中雖然無提及黃少容的名字，但原來大部分文章都有黃老師的蹤，司徒華筆下的「班主任」，成為只有他自己才知道的愛情密碼，而他為該本小書選的名字，就是《難忘的溫馨往事》。
他在其中一篇文章〈一個難忘的聖誕節〉曾寫道﹕「這是我的一個難忘的聖誕節。那位班主任，幾年後不幸病逝。這麼多年來，我不時在夢中，與她默默不得語地相遇。」短短45字，代表45年來的追憶似水年華。
學校相遇愛她虔誠機智
《難忘的溫馨往事》一書內，連同司徒華撰寫的導言，總共有18篇文章，內容都環繞華叔當年在葛師校友會觀塘學校的歲月點滴，雖然文章都沒有直接寫上黃少容的名字，只是稱呼她是「班主任」，但與黃少容相關的文章總共有11篇，反映黃少容在華叔這段溫馨回憶中所佔的位置。
家境清貧的司徒華，在皇仁書院畢業後因要擔起養家重任，決定當教師，1952年於葛量洪教育學院 畢業，是該校首屆畢業生。10年後，20出頭的黃少容在柏立基師範學院畢業，亦是該校第一屆畢業生。
兩人首次相遇是1960年代初。執教鞭未夠10年的司徒華當上了葛師校友會觀塘學校創校校長，學校因為發展迅速，要開下午校，年輕少艾黃少容當時應徵教席，在下午校任教英文科。
他是校長 她教英文
有曾經受教於黃少容的學生形容，因為黃少容的頭生得較細小，有學生叫她做「細頭黃」，而華叔在不同的文章中就形容黃少容虔誠、機智、有愛心、教學認真，更詳細記錄了不少場景，描寫黃少容的為人。
其中一次，記錄在文章〈三個頑劣的學生〉。華叔在文中說，當年黃少容被3名「百厭星」激得哭了起來，身為校長的華叔為黃少容「出頭」平息事件。其中一名「百厭星」黃福佑接受記者訪問時說﹕「黃先生（少容）見我們搗蛋，威脅要趕我們出校，於是我們反叫黃先生還學費，我們就走。」眼淺的黃少容，哭走到校長室求助，華叔在文中這樣寫道﹕「班主任氣得幾乎哭了出來，向我訴說時很激動，眼裏閃淚光。」
華叔靈機一觸，想到了應付的法子，「我覺得應該把氣氛冷一冷，先叫班主任離開；再叫工友來，替我找換了三張5元紙幣。那時還沒有推行免費教育，每月學費是5元」。百厭星之一黃福佑記得，當時3人到了校長室，華叔威嚴地站他們面前，叫他們不想讀書的話把學費取回，結果其中一人怕到牙關震顫，三人的惡作劇被華叔的威嚴嚇倒，而華叔、黃少容與該3名學生，亦成為了一生要好的朋友。
2004年以來，司徒華每年都會帶同六六年的畢業生到黃少容靈前掃墓，直至去年的重陽節，華叔最後一次到黃的靈前，為一生摯愛流下思念的男兒淚。（資料圖片）
《難忘的溫馨往事》是司徒華親自挑選的書名，亦由他親自題字。（葛量洪校友會黃埔學校提供）
1972年平安夜，司徒華與黃少容的學生鄺松炎被中大聯合書院取錄，邀請華叔、黃少容及同學一同去中大參觀，由同學黃福佑拍攝一張大合照，華叔背後露出半邊臉龐的，就是黃少容（右一）。（《難忘的溫馨往事》圖片）
（原刊二０一０年一月九日《明報》）
記者：張嘉雯
【蘋果日報訊】不曾看着他青絲變白髮，不曾觸碰他一臉風霜，她在最美麗的年華撒手塵寰，回憶裏只有年輕的、替她出頭的司徒華。27年下來，塵滿面、鬢如霜，阿華成了華叔，書本放滿單人床。無法一起老去，無法像老夫妻成天吵嘴，黃少容──一個隱藏在司徒華胸臆 27年的心事，一個長得像劉曉慶的情人，從今以後，與司徒華在天上重逢。
每年重陽節，司徒華都會跟學生們拜祭一位「同事」，這位同事叫黃少容。司徒華生前輕描淡寫，跟有線電視的記者說，跟這位「同事」感情要好。
1961年，司徒華到剛開校的葛量洪校友會觀塘學校任校長，最初只教故事班，向小一、小二的學生講故事。開校首兩年，升中試只有兩名學生考得中學學位，「同事同我講，話徙置區啲學生係咁，質素太差，我頂住條氣，覺得佢侮辱咗啲學生，就去教（中學）會考班」。他教中文和數學，第一課教學生唱民謠《讀書郎》，「不是為做官，也不是為臉子光，只為窮人有翻身呀，不受人欺負，不做牛和羊」。結果全班 39名學生均考得中學學位，彪炳成績更引來記者追訪。
任教會考班與拍檔結緣
那三年，跟他拍檔的黃少容教英文，會考班中三個頑皮仔激得黃老師大哭，「佢哋三個激到個先生喊，先生話『要趕你哋出校』，佢哋叫個先生畀返5蚊學費佢」。司徒華知道年輕的拍檔被欺負，召了三大惡人來校長室，拿出三張五元紙幣，「我同佢哋講，畀返5蚊佢，叫佢哋退學，結果冇人敢要」。
司徒華向三名百厭星每人發一本特別紀錄簿，每次英文課後，由黃老師寫上評語，再由司徒華出馬對付，從此三人不敢再欺負黃老師。百厭星一號黃福佑，每年陪司徒華拜祭黃老師，是華叔口中「自食其力」的老實人，他直言當年經華叔一嚇後，「收斂咗少少」，長大後「覺得佢好錫我哋」。
直到自己的生命也幾乎走到盡頭，華叔才透露，他口中早逝的情人，正是黃少容。
司徒華曾經說，情人長得像劉曉慶。他早前接受報章訪問時就表示，黃跟他同年到葛師校友會觀塘學校任教，雙方約會一次後，女方就拒絕交往。一直至1973年一天，他接到對方家人來電，才知道「好拍檔」患有罕見的縮窄性心包炎，生命危在旦夕。
分手10年方知佳人病亡
黃少容戰過死神，二人感情更堅定，曾經同遊台灣，其後女方再次提出分手，華叔在分手10年後，才由學生口中得知黃已病逝。黃得知自己病情後，擔心無法生育，也擔心命不久矣，才一再拒絕司徒華。
司徒華在該校工作至1992年退休，2005年殺校，如今校舍空蕩蕩。司徒華至今未娶，因為曾經有過的愛情，令他溫暖至今，「喺自己心裏面有深愛嘅人，同埋有人喺心裏面愛你，即使天人相隔，冇組織成家庭，你都會係感覺到幸福」。他又認為，沒有家庭，令他可以更放心投入抗爭事業。
拜祭早逝女友感觸落淚
華叔家人透露，家人只是略知他兩段沒開花結果的感情經歷，但作為長輩，華叔絕少提及箇中細節。華叔在家人眼中是個打不倒的鐵漢，除了因六四事件悲傷哭泣，幾乎從未遇過傷感得不能自控的時候。他憶起早逝的女友時感觸落淚，對家人而言，是老人家極為少見的感性一面。
有關訪問去年10月中重陽節期間進行，由於健康情況轉差，華叔多以輪椅代步。
（原刊二０一一年一月四日《蘋果日報》）
華叔親書溫馨往事──憶早逝愛侶 萬語千言寄「班主任」
明報記者：彭美芳
【明報專訊】司徒華 的愛情，可能是他一生中潛藏在內心最深處的秘密，即使是他的身邊人，其實亦所知不多。
自從華叔於上周離世後，他的愛侶名字才首度曝光──黃少容，一個陌生的名字，而華叔為了這個早逝的女孩子，終身不娶。
華叔生前對他在《明報》專欄〈三言堂〉極為緊，當中除了有微言大義的文章，亦有過去的生活點滴。他的學生把其中有關學校生活的文章輯錄成書，當中雖然無提及黃少容的名字，但原來大部分文章都有黃老師的蹤，司徒華筆下的「班主任」，成為只有他自己才知道的愛情密碼，而他為該本小書選的名字，就是《難忘的溫馨往事》。
他在其中一篇文章〈一個難忘的聖誕節〉曾寫道﹕「這是我的一個難忘的聖誕節。那位班主任，幾年後不幸病逝。這麼多年來，我不時在夢中，與她默默不得語地相遇。」短短45字，代表45年來的追憶似水年華。
學校相遇愛她虔誠機智
《難忘的溫馨往事》一書內，連同司徒華撰寫的導言，總共有18篇文章，內容都環繞華叔當年在葛師校友會觀塘學校的歲月點滴，雖然文章都沒有直接寫上黃少容的名字，只是稱呼她是「班主任」，但與黃少容相關的文章總共有11篇，反映黃少容在華叔這段溫馨回憶中所佔的位置。
家境清貧的司徒華，在皇仁書院畢業後因要擔起養家重任，決定當教師，1952年於葛量洪教育學院 畢業，是該校首屆畢業生。10年後，20出頭的黃少容在柏立基師範學院畢業，亦是該校第一屆畢業生。
兩人首次相遇是1960年代初。執教鞭未夠10年的司徒華當上了葛師校友會觀塘學校創校校長，學校因為發展迅速，要開下午校，年輕少艾黃少容當時應徵教席，在下午校任教英文科。
他是校長 她教英文
有曾經受教於黃少容的學生形容，因為黃少容的頭生得較細小，有學生叫她做「細頭黃」，而華叔在不同的文章中就形容黃少容虔誠、機智、有愛心、教學認真，更詳細記錄了不少場景，描寫黃少容的為人。
其中一次，記錄在文章〈三個頑劣的學生〉。華叔在文中說，當年黃少容被3名「百厭星」激得哭了起來，身為校長的華叔為黃少容「出頭」平息事件。其中一名「百厭星」黃福佑接受記者訪問時說﹕「黃先生（少容）見我們搗蛋，威脅要趕我們出校，於是我們反叫黃先生還學費，我們就走。」眼淺的黃少容，哭走到校長室求助，華叔在文中這樣寫道﹕「班主任氣得幾乎哭了出來，向我訴說時很激動，眼裏閃淚光。」
華叔靈機一觸，想到了應付的法子，「我覺得應該把氣氛冷一冷，先叫班主任離開；再叫工友來，替我找換了三張5元紙幣。那時還沒有推行免費教育，每月學費是5元」。百厭星之一黃福佑記得，當時3人到了校長室，華叔威嚴地站他們面前，叫他們不想讀書的話把學費取回，結果其中一人怕到牙關震顫，三人的惡作劇被華叔的威嚴嚇倒，而華叔、黃少容與該3名學生，亦成為了一生要好的朋友。
2004年以來，司徒華每年都會帶同六六年的畢業生到黃少容靈前掃墓，直至去年的重陽節，華叔最後一次到黃的靈前，為一生摯愛流下思念的男兒淚。（資料圖片）
《難忘的溫馨往事》是司徒華親自挑選的書名，亦由他親自題字。（葛量洪校友會黃埔學校提供）
1972年平安夜，司徒華與黃少容的學生鄺松炎被中大聯合書院取錄，邀請華叔、黃少容及同學一同去中大參觀，由同學黃福佑拍攝一張大合照，華叔背後露出半邊臉龐的，就是黃少容（右一）。（《難忘的溫馨往事》圖片）
（原刊二０一０年一月九日《明報》）
2011年1月9日 星期日
司徒華是一個時代
司徒華是一個時代
程介明
事情也真巧。1月1日，收拾舊東西，在一個文件夾內找到許多在英國留學時期的書信來往，其中一封字迹特別容易辨認的，來自司徒華先生。1月2日就傳來司徒華先生離世的消息。
我認識華叔，是因為反對「中三淘汰試」。時為1975年，麥理浩的港英政府發奮建設香港，其中四大項目之一就是發展中等教育。1973、1974年雖連續推出發展初中教育的《綠皮書》（供徵詢的草案）和《白皮書》（供實施的定案），但是高中的目標入學率仍然限制在60%，因此完成中三課程後，設一個篩選的考試，淘汰40%的學生；這個試，稱為「中三淘汰試」。
風雨中成立教協
香港於1971年剛好普及小學教育，羣眾普遍覺得中學發展的速度太慢，因此羣起反對設立這個「中三淘汰試」；在短短的幾個月裏面，就集合了六十多個教育團體，聯名反對「中三淘汰試」。
現在經過傳媒反覆報道，大家都知道司徒華的教協（教育專業人員協會）是1973年經歷「文憑教師薪酬事件」而成立的；之後，成立的教育團體如雨後春筍。當年那六十多個團體，「上」有代表「僱方」的辦學團體，「下」有代表僱員的各類教師職工會；「右」有代表台灣系學校的私立中文中學聯會和私立中英文學校協會，「左」有當時的「愛國學校」（不過還沒有組織）。我當時代表英文私立學校聯會（簡稱「私校聯會」，我當義務秘書），因為不在「上」、不在「下」，不靠右，也不靠左，因此當了主席。
當時的形勢，教協已經是教育團體的龍頭，主要是因為它組織性比較強，而且有一個團隊。雖然職工會難免要維護會員的權益，但是與其他職工會不一樣，教協也關心教育的整體發展。也許是因為如此，教協的名字裏面，就有「教育專業人員」的字眼。
現在回頭看，七十年代是香港非常重要的年代。一方面，港督麥理浩全方位建設現代社會，今天香港的教育、醫療、房屋、福利等，很多政策根基和基本概念，都可以溯源當年的政策。另一方面，香港的市民也開始嘗試擺脫殖民地心態，現實也迫使他們脫離過客心態，因此開始有了有組織的、有政治意圖的民間團體，當時叫做壓力團體，現在看來是公民社會的雛形。
掀開歷史新一頁
簡單來說，殖民地政府開始注意建設香港，而不是把香港純粹看成是大英帝國的遠東前哨；而民間也開始有了移民的第二代，他們把香港看成是自己的家，有了「權益」的概念，也有了「爭取」的意識。這一切，都彷彿是香港社會發展必然的兩個側面。這種社會形態，與五六十年代很不一樣，與戰前更是天淵之別。
司徒華和教協的成立，可以看成是那個時代的開始。73年之前，是香港小學教育大發展的年代。而香港發展基礎教育，官立學校（現在稱為政府學校）和津貼學校（現在稱為資助學校）佔大多數，因此形成了龐大的接受公帑的教師隊伍。這個隊伍，面對的是同一個僱主，也就是政府，因此政府在發展基礎教育的同時，也為自己建立了最龐大的集體對立面。73年的事件，讓香港人看到組織自己的可能性，是掀開了歷史新的一頁。從這個角度看，73年的文憑教師薪酬事件，遠遠超過教育界的範疇，也是歷史的必然。
不過，也要有像司徒華這樣的領袖人物。現在報章上都說他能夠「堅持」，即堅持原則，堅持理想。在現代社會，要「堅持」不容易，一要抵得住壓力，二要抵得住誘惑，三要抵得住自己的衰退。多少人在路上退下來了，但是我覺得，能夠「堅持」的人其實不少。
華叔的受尊敬，並不止於堅持，一是華叔有戰略眼光和策略思維。就拿教協來說，似乎一開始就不走舊式的工會模式。聽說教協開小賣部、賣禮餅卡、替會員辦汽車保險等等，開始的時候覺得很新奇，甚至覺得有點不務正業，但卻是令教協無後顧之憂的重要因素。
為書院結束灑淚
報上看到華叔的「農業—輕工業—重工業」理論，我也親自聽過──會員權益是農業，會員福利是輕工業，教育政策的爭取是重工業（源於當時內地的「農業為基礎，工業為主導」）；掌握輕重、緩急、先後、取捨，是華叔的特長。
二是華叔有組織羣眾運動的魄力。就以七十年代幾乎連續不斷的運動來說，華叔的「抗爭」，不是一味的聲明、口號、遊行，而是很講究組織網絡，廣結同盟，以凝聚力量。有一次與他談起教協在教育界當盟主還是霸主的問題，他的思路非常清晰。也許因為如此，華叔周圍有一個非常團結的核心；有些朋友說笑，指有幾位核心人物連寫字的形態都有點像華叔的字。
三是華叔有教師的基本情性。我的同事陸慧英教授是華叔在雞寮當校長時的學生，她告訴我，華叔講故事是最動聽的。在她的同學收集的文集《難忘的溫馨往事》的前言裏面，華叔說：「我一直都是反對小學會考和升中試，爭取九年免費教育的。但任教時，則全力以赴，務求最好的成績。因為學生的絕大多數，都是基層貧苦子弟，倘若考不上獲派官津補中學，便要失學。」
1979年，我開辦的培元英文書院結束，大家都捨不得，主禮的嘉賓鄭明韜哭了，畢業生代表也哭了。李汝大事後寫信給我：「鄰座鐵漢如司徒華者，熱淚盈眶……」。我們的教師聽了無不動容。
1984年3月，我還在倫敦大學教育研究院念博士，還在「待業」。收到班邁（Alan Brimer）教授的郵柬，說我應聘成功，但只是三年加三年的短期合約。幾乎同時，當時中文大學的教育學院院長杜祖貽教授打來了長途電話，說知道港大聘了我，希望我考慮到中大，是永久性合約的「長工」。一時難以取捨，就寫信請教華叔。
文章開頭說的，就是華叔的回信。華叔在信中說：「關於中大與港大的抉擇，我的考慮角度與你有別。港大的雖然是短工，但六年也不算短了；而且六年後不續約而要『炒』的，看來先例極少，飯碗還是金屬的。至於中大教育學院，氣氛似乎較開放，與外界接觸較多，比港大的活躍。為香港未來的教育局面計，為港大添一滴心血，都是好的。所以，我的意見是捨中取港。」
■司徒華於84年寄予筆者信函的其中一頁 （作者提供照片）
（原刊二０一一年一月七日《信報》）
程介明
事情也真巧。1月1日，收拾舊東西，在一個文件夾內找到許多在英國留學時期的書信來往，其中一封字迹特別容易辨認的，來自司徒華先生。1月2日就傳來司徒華先生離世的消息。
我認識華叔，是因為反對「中三淘汰試」。時為1975年，麥理浩的港英政府發奮建設香港，其中四大項目之一就是發展中等教育。1973、1974年雖連續推出發展初中教育的《綠皮書》（供徵詢的草案）和《白皮書》（供實施的定案），但是高中的目標入學率仍然限制在60%，因此完成中三課程後，設一個篩選的考試，淘汰40%的學生；這個試，稱為「中三淘汰試」。
風雨中成立教協
香港於1971年剛好普及小學教育，羣眾普遍覺得中學發展的速度太慢，因此羣起反對設立這個「中三淘汰試」；在短短的幾個月裏面，就集合了六十多個教育團體，聯名反對「中三淘汰試」。
現在經過傳媒反覆報道，大家都知道司徒華的教協（教育專業人員協會）是1973年經歷「文憑教師薪酬事件」而成立的；之後，成立的教育團體如雨後春筍。當年那六十多個團體，「上」有代表「僱方」的辦學團體，「下」有代表僱員的各類教師職工會；「右」有代表台灣系學校的私立中文中學聯會和私立中英文學校協會，「左」有當時的「愛國學校」（不過還沒有組織）。我當時代表英文私立學校聯會（簡稱「私校聯會」，我當義務秘書），因為不在「上」、不在「下」，不靠右，也不靠左，因此當了主席。
當時的形勢，教協已經是教育團體的龍頭，主要是因為它組織性比較強，而且有一個團隊。雖然職工會難免要維護會員的權益，但是與其他職工會不一樣，教協也關心教育的整體發展。也許是因為如此，教協的名字裏面，就有「教育專業人員」的字眼。
現在回頭看，七十年代是香港非常重要的年代。一方面，港督麥理浩全方位建設現代社會，今天香港的教育、醫療、房屋、福利等，很多政策根基和基本概念，都可以溯源當年的政策。另一方面，香港的市民也開始嘗試擺脫殖民地心態，現實也迫使他們脫離過客心態，因此開始有了有組織的、有政治意圖的民間團體，當時叫做壓力團體，現在看來是公民社會的雛形。
掀開歷史新一頁
簡單來說，殖民地政府開始注意建設香港，而不是把香港純粹看成是大英帝國的遠東前哨；而民間也開始有了移民的第二代，他們把香港看成是自己的家，有了「權益」的概念，也有了「爭取」的意識。這一切，都彷彿是香港社會發展必然的兩個側面。這種社會形態，與五六十年代很不一樣，與戰前更是天淵之別。
司徒華和教協的成立，可以看成是那個時代的開始。73年之前，是香港小學教育大發展的年代。而香港發展基礎教育，官立學校（現在稱為政府學校）和津貼學校（現在稱為資助學校）佔大多數，因此形成了龐大的接受公帑的教師隊伍。這個隊伍，面對的是同一個僱主，也就是政府，因此政府在發展基礎教育的同時，也為自己建立了最龐大的集體對立面。73年的事件，讓香港人看到組織自己的可能性，是掀開了歷史新的一頁。從這個角度看，73年的文憑教師薪酬事件，遠遠超過教育界的範疇，也是歷史的必然。
不過，也要有像司徒華這樣的領袖人物。現在報章上都說他能夠「堅持」，即堅持原則，堅持理想。在現代社會，要「堅持」不容易，一要抵得住壓力，二要抵得住誘惑，三要抵得住自己的衰退。多少人在路上退下來了，但是我覺得，能夠「堅持」的人其實不少。
華叔的受尊敬，並不止於堅持，一是華叔有戰略眼光和策略思維。就拿教協來說，似乎一開始就不走舊式的工會模式。聽說教協開小賣部、賣禮餅卡、替會員辦汽車保險等等，開始的時候覺得很新奇，甚至覺得有點不務正業，但卻是令教協無後顧之憂的重要因素。
為書院結束灑淚
報上看到華叔的「農業—輕工業—重工業」理論，我也親自聽過──會員權益是農業，會員福利是輕工業，教育政策的爭取是重工業（源於當時內地的「農業為基礎，工業為主導」）；掌握輕重、緩急、先後、取捨，是華叔的特長。
二是華叔有組織羣眾運動的魄力。就以七十年代幾乎連續不斷的運動來說，華叔的「抗爭」，不是一味的聲明、口號、遊行，而是很講究組織網絡，廣結同盟，以凝聚力量。有一次與他談起教協在教育界當盟主還是霸主的問題，他的思路非常清晰。也許因為如此，華叔周圍有一個非常團結的核心；有些朋友說笑，指有幾位核心人物連寫字的形態都有點像華叔的字。
三是華叔有教師的基本情性。我的同事陸慧英教授是華叔在雞寮當校長時的學生，她告訴我，華叔講故事是最動聽的。在她的同學收集的文集《難忘的溫馨往事》的前言裏面，華叔說：「我一直都是反對小學會考和升中試，爭取九年免費教育的。但任教時，則全力以赴，務求最好的成績。因為學生的絕大多數，都是基層貧苦子弟，倘若考不上獲派官津補中學，便要失學。」
1979年，我開辦的培元英文書院結束，大家都捨不得，主禮的嘉賓鄭明韜哭了，畢業生代表也哭了。李汝大事後寫信給我：「鄰座鐵漢如司徒華者，熱淚盈眶……」。我們的教師聽了無不動容。
1984年3月，我還在倫敦大學教育研究院念博士，還在「待業」。收到班邁（Alan Brimer）教授的郵柬，說我應聘成功，但只是三年加三年的短期合約。幾乎同時，當時中文大學的教育學院院長杜祖貽教授打來了長途電話，說知道港大聘了我，希望我考慮到中大，是永久性合約的「長工」。一時難以取捨，就寫信請教華叔。
文章開頭說的，就是華叔的回信。華叔在信中說：「關於中大與港大的抉擇，我的考慮角度與你有別。港大的雖然是短工，但六年也不算短了；而且六年後不續約而要『炒』的，看來先例極少，飯碗還是金屬的。至於中大教育學院，氣氛似乎較開放，與外界接觸較多，比港大的活躍。為香港未來的教育局面計，為港大添一滴心血，都是好的。所以，我的意見是捨中取港。」
■司徒華於84年寄予筆者信函的其中一頁 （作者提供照片）
（原刊二０一一年一月七日《信報》）
大江東去 浪濤不朽──與林行止商榷
大江東去 浪濤不朽──與林行止商榷
野草
華叔去世，各界紛紛推崇為錚錚風骨的好漢子，多年肩負民運、民主及獨立工會運動的擔子，在病榻定下今年「六四」集會主題，才放下擔子，走完人生最後一程。
華叔為香港人留下的，除了教協、支聯會及民主黨等三個組織之外，究竟還有什麼呢？環繞華叔政治思想及路線的爭論，除了反對五區公投、平反六四等口號之外，是否就只有「霸道」、「獨裁」、「一言堂」等作風爭論呢？
林行止在〈死硬的變與不變 狡獪的大異小同〉一文（刊於1月4日），說司徒華早年是盲左（盲目靠攏中共），變為明左（敢於直道中共不是）；也指他政客本色，如晚年支持政改，及在起草《基本法》時，既支持回歸，又支持李怡立場相左的《九十年代》雜誌；日後又與天主教及外國勢力劃清界線；林文最後一段貶華叔最甚，指他是「不談理想，只顧現實」。林行止對華叔的蓋棺論定，是因為他與華叔本人一套政治坐標相悖，而他的坐標是什麼，就是李柱銘、陳方安生，甚至是更早的鄧蓮如一脈。
不要借助外國勢力
實情卻是，七十年代任何社會運動都有反殖意識或視為挑戰殖民地政權。在七十年代反殖運動中，大多走不出民族主義，否則反殖的意識何來？而殖民地民族主義不外是親國民黨政權或親中共政權兩條政治路線，港獨從來不是選擇。這時李柱銘應已回港執業，陳方安生應在署級部門當AO，他們當然不會受反殖運動影響，這種下了日後的分歧。
在殖民地成長的另一批自由派精英，與司徒華最大分別是講民主、講人權，但不談民族主義。在香港回歸問題上，當年精英主流是主權換治權那一套，而不是支持民主民族回歸。他與司徒華的分歧，既有原則分歧，也有策略上的分歧。李柱銘是一種西化殖民地精英的觀點，意圖在非殖化過程中與港英分享權力，他也認為英美是香港民主化的助力，所以將香港問題國際化是出路。
司徒華在港同盟成立伊始，已反對李柱銘所代表的方向，包括九一直選大勝後踩上港督府向衞奕信逼宮，要求分享委任議席及插手中美MFN爭論。至於將香港問題國際化，華叔認為英美有自己的政治利益考慮，不會為了香港而與北京硬碰，借助外國勢力是幼稚的，回歸後的事實已證明誰對誰錯。
不靠英美靠什麼？靠香港人民，所以華叔才強調羣眾運動的重要性。他臨終前一再叮囑何俊仁領導的民主黨不要中「議會毒」，認為羣眾運動與組織工作才是政治的基石。因此他一直認為建立據點的重要性，不能在羣眾運動過後便一無所有；他也突出搞組識的重要性，以教協模式發展護協、公務員工會及職工盟。華叔從共產黨歷史中汲取經驗，去組識、去動員、去鬥爭，這種方式令他沾上「左」的色彩。而李柱銘、陳方安生與公民黨等明星，這些西化精英走國際化路線，利用傳媒力量，由老闆、主筆及主教造勢，進行政治動員，爭取議會公職，羣眾組織沒有位置，這本質上與司徒華是有分別。至於誰是政客，香港人心中有數。
華叔認為搞羣眾運動要珍惜羣眾積極性，要愛惜義工，不停動員，師老無功，會挫傷羣眾積極性，要認清楚「戰機」才可發動羣眾，不斷衝擊只會不斷削弱自己力量。華叔在羣眾運動中一直是「後發制人」，伺機進佔主流，然後壓制少數激進派，並將他們邊緣化；89年六四支聯會成立如是，96年保釣亦如是。華叔反對五區公投，這些集體請辭策略，其實在過去民主黨黨團中已反覆討論過，都是由李柱銘提出，華叔也一直反對，認為無實際效用。
當然，司徒華不是永不犯錯的偉大領袖，他有一定局限，這種現實主義的方式會造成一定的保守性。但在中央與香港強弱懸殊的力量對比下，不作長期鬥爭準備、不搞組織工作走入羣眾，單靠「虛」的所謂國際力量、天主教力量與傳媒力量，可以比華叔做得更好嗎？
不要中「議會毒」
華叔不是革命家，也不是要全力推翻中共，在強弱對比下，他是用一種現實主義在香港夾縫中搞政治，支持2012政改是這種現實主義的體現，「一鳥在手，總好過百鳥在林」。反2012政改的人假設不支持方案，會更有利將來爭取更民主政制，但他們準備付出什麼代價？以什麼方式實現這目標呢？他們沒有向市民交代，只是一味指摘司徒華。五區公投後，民主派壯大了，還是削弱了？市民也心中有數。李柱銘說他至今還不明白華叔支持政改，其實，這數十年來他有用心去理解這位「戰友」嗎？
林行止用了一套司徒華生前所反對的政治坐標去評價他本人，包括香港問題國際化、依靠傳媒及宗教力量去取民主，這些力量在東歐、波蘭、匈牙利、捷克，前蘇聯加盟共和國的顏色革命都曾發揮過作用，在香港管用嗎？今天香港人要爭辯的是，哪一個方法更有利推動民主，這是理性討論，不是空喊口號。
華叔臨終囑咐首要是守住教協這羣眾組織，這比一切重要；其次是將「六四」與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紀念結合，這代表了華叔堅持的民族主義立場，將香港與中國視為命運共同體，香港對中國民主發展不能獨善其身；第三是民主黨不要中「議會毒」而埋首搞議會政治，而是將議會內外的工運、社運、公民社會結合。這些都是具體、實際的政治路線。
至於另一邊廂若認為運用國際力量、傳媒動員及宗教力量推動民主，這些工作怎樣具體結合？具體內容是什麼？有關中國的論述是什麼？是反共顏色革命、香港一地一邊搞民主、還是改良主義循序漸進？看來林行止、黎智英、陳日君、陳方安生、李柱銘及公民黨大狀須整理出一個綱領來，與香港市民爭辯，與民主派爭辯，也與何俊仁爭辯！華叔已做了本分，盡了一己責任，今天是李柱銘、林行止、陳方安生與公民黨向市民交代的時候，否則不要惺惺作態，明褒暗貶，此等作為，更加不堪。
華叔的政治資產不是回憶錄，也不是他的藏書，而是他公開而又豐富的政治實踐。他的政治評論與觀點都值得繼續討論和反省，這樣我們才不負華叔一生。
只有這樣，大江雖已東去，但浪濤可以不朽。
■華叔的政治資產不是回憶錄，也不是他的藏書，而是他公開而又豐富的政治實踐。（資料圖片）
（原刊二０一一年一月八日《信報》）
野草
華叔去世，各界紛紛推崇為錚錚風骨的好漢子，多年肩負民運、民主及獨立工會運動的擔子，在病榻定下今年「六四」集會主題，才放下擔子，走完人生最後一程。
華叔為香港人留下的，除了教協、支聯會及民主黨等三個組織之外，究竟還有什麼呢？環繞華叔政治思想及路線的爭論，除了反對五區公投、平反六四等口號之外，是否就只有「霸道」、「獨裁」、「一言堂」等作風爭論呢？
林行止在〈死硬的變與不變 狡獪的大異小同〉一文（刊於1月4日），說司徒華早年是盲左（盲目靠攏中共），變為明左（敢於直道中共不是）；也指他政客本色，如晚年支持政改，及在起草《基本法》時，既支持回歸，又支持李怡立場相左的《九十年代》雜誌；日後又與天主教及外國勢力劃清界線；林文最後一段貶華叔最甚，指他是「不談理想，只顧現實」。林行止對華叔的蓋棺論定，是因為他與華叔本人一套政治坐標相悖，而他的坐標是什麼，就是李柱銘、陳方安生，甚至是更早的鄧蓮如一脈。
不要借助外國勢力
實情卻是，七十年代任何社會運動都有反殖意識或視為挑戰殖民地政權。在七十年代反殖運動中，大多走不出民族主義，否則反殖的意識何來？而殖民地民族主義不外是親國民黨政權或親中共政權兩條政治路線，港獨從來不是選擇。這時李柱銘應已回港執業，陳方安生應在署級部門當AO，他們當然不會受反殖運動影響，這種下了日後的分歧。
在殖民地成長的另一批自由派精英，與司徒華最大分別是講民主、講人權，但不談民族主義。在香港回歸問題上，當年精英主流是主權換治權那一套，而不是支持民主民族回歸。他與司徒華的分歧，既有原則分歧，也有策略上的分歧。李柱銘是一種西化殖民地精英的觀點，意圖在非殖化過程中與港英分享權力，他也認為英美是香港民主化的助力，所以將香港問題國際化是出路。
司徒華在港同盟成立伊始，已反對李柱銘所代表的方向，包括九一直選大勝後踩上港督府向衞奕信逼宮，要求分享委任議席及插手中美MFN爭論。至於將香港問題國際化，華叔認為英美有自己的政治利益考慮，不會為了香港而與北京硬碰，借助外國勢力是幼稚的，回歸後的事實已證明誰對誰錯。
不靠英美靠什麼？靠香港人民，所以華叔才強調羣眾運動的重要性。他臨終前一再叮囑何俊仁領導的民主黨不要中「議會毒」，認為羣眾運動與組織工作才是政治的基石。因此他一直認為建立據點的重要性，不能在羣眾運動過後便一無所有；他也突出搞組識的重要性，以教協模式發展護協、公務員工會及職工盟。華叔從共產黨歷史中汲取經驗，去組識、去動員、去鬥爭，這種方式令他沾上「左」的色彩。而李柱銘、陳方安生與公民黨等明星，這些西化精英走國際化路線，利用傳媒力量，由老闆、主筆及主教造勢，進行政治動員，爭取議會公職，羣眾組織沒有位置，這本質上與司徒華是有分別。至於誰是政客，香港人心中有數。
華叔認為搞羣眾運動要珍惜羣眾積極性，要愛惜義工，不停動員，師老無功，會挫傷羣眾積極性，要認清楚「戰機」才可發動羣眾，不斷衝擊只會不斷削弱自己力量。華叔在羣眾運動中一直是「後發制人」，伺機進佔主流，然後壓制少數激進派，並將他們邊緣化；89年六四支聯會成立如是，96年保釣亦如是。華叔反對五區公投，這些集體請辭策略，其實在過去民主黨黨團中已反覆討論過，都是由李柱銘提出，華叔也一直反對，認為無實際效用。
當然，司徒華不是永不犯錯的偉大領袖，他有一定局限，這種現實主義的方式會造成一定的保守性。但在中央與香港強弱懸殊的力量對比下，不作長期鬥爭準備、不搞組織工作走入羣眾，單靠「虛」的所謂國際力量、天主教力量與傳媒力量，可以比華叔做得更好嗎？
不要中「議會毒」
華叔不是革命家，也不是要全力推翻中共，在強弱對比下，他是用一種現實主義在香港夾縫中搞政治，支持2012政改是這種現實主義的體現，「一鳥在手，總好過百鳥在林」。反2012政改的人假設不支持方案，會更有利將來爭取更民主政制，但他們準備付出什麼代價？以什麼方式實現這目標呢？他們沒有向市民交代，只是一味指摘司徒華。五區公投後，民主派壯大了，還是削弱了？市民也心中有數。李柱銘說他至今還不明白華叔支持政改，其實，這數十年來他有用心去理解這位「戰友」嗎？
林行止用了一套司徒華生前所反對的政治坐標去評價他本人，包括香港問題國際化、依靠傳媒及宗教力量去取民主，這些力量在東歐、波蘭、匈牙利、捷克，前蘇聯加盟共和國的顏色革命都曾發揮過作用，在香港管用嗎？今天香港人要爭辯的是，哪一個方法更有利推動民主，這是理性討論，不是空喊口號。
華叔臨終囑咐首要是守住教協這羣眾組織，這比一切重要；其次是將「六四」與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紀念結合，這代表了華叔堅持的民族主義立場，將香港與中國視為命運共同體，香港對中國民主發展不能獨善其身；第三是民主黨不要中「議會毒」而埋首搞議會政治，而是將議會內外的工運、社運、公民社會結合。這些都是具體、實際的政治路線。
至於另一邊廂若認為運用國際力量、傳媒動員及宗教力量推動民主，這些工作怎樣具體結合？具體內容是什麼？有關中國的論述是什麼？是反共顏色革命、香港一地一邊搞民主、還是改良主義循序漸進？看來林行止、黎智英、陳日君、陳方安生、李柱銘及公民黨大狀須整理出一個綱領來，與香港市民爭辯，與民主派爭辯，也與何俊仁爭辯！華叔已做了本分，盡了一己責任，今天是李柱銘、林行止、陳方安生與公民黨向市民交代的時候，否則不要惺惺作態，明褒暗貶，此等作為，更加不堪。
華叔的政治資產不是回憶錄，也不是他的藏書，而是他公開而又豐富的政治實踐。他的政治評論與觀點都值得繼續討論和反省，這樣我們才不負華叔一生。
只有這樣，大江雖已東去，但浪濤可以不朽。
■華叔的政治資產不是回憶錄，也不是他的藏書，而是他公開而又豐富的政治實踐。（資料圖片）
（原刊二０一一年一月八日《信報》）
2011年1月5日 星期三
死硬的變與不變 狡獪的大異小同
死硬的變與不變 狡獪的大異小同
林行止
一、
司徒華走了，才七十九歲！
對於這位年輕時思想左傾行為激進而於文革後不再一面倒入中共懷抱的社運先驅，其政治路線可以說是從盲左（盲目靠攏中共）變為明左（觀察到中共當權施政失公而敢於直道不是）；其追隨社會主義的往左傾斜從沒改變，司徒華的「不朽」將與「六四風波」共存，不論「六四」能否平反，他對北京政府處理此事的嚴正批判，將名留史冊！
要怎樣評價司徒先生？筆者認為他是個有所堅持、知所收放的社會活動家。從事小學教育工作、開展工運、力爭提高教師薪酬、取消曾令學子承受極大壓力的小學會考、抗議官津教師的待遇差距和男女有別的同工不同酬、成立教協……，得其所哉之餘，也為他日後從政建立起一個有力基地。他具備成為出色政客的本事，可惜香港政治土壤貧瘠，其多年奮進只見開花而結不了好果實。
筆者以為司徒華有成為出色政客的本性，那是出於對其言行的觀察。第一、「政改」一役，改變初衷，接受一個明知不可能達致其此前全力追求的民主方案，那是在大原則上讓步，不過卻因此而為他和他的追隨者創造出「繼續爭取民主」的鳥籠式空間；新「政改方案」之下，民主可望而不可即，在筆者看來，達致民主簡直有如爬梯登月，可是，目標雖然無法達致，可以爭取的目標仍在，那意味參與者有一個可以持續活動的政治平台，對於以從政為志業的人，這等於是他們有「生存空間」，那是司徒華於不着痕迹之間以打倒昨日之我爭取回來的。當後來者最終了解攀梯永遠無法登月時，時空已變，而試圖登月者既保持了不懈努力爭取民主的知名度，在個人層次亦有有形無形利益的得着，可說皆大歡喜，這正是司徒華仍有那麼多擁戴者的根本原因。
第二、據李怡昨天在《蘋果日報》特稿透露，司徒華和一些教協朋友成為後來改名《九十年代》的《七十年代》股東後，他因支持香港回歸而成為《基本法》起草委員，這與李氏主持筆政的月刊立場相左，但司徒華一面積極參與《基本法》起草，一面繼續支持和認同《九十年代》質疑北京當權者的編輯方針。司徒華這種「彈性」處事方法，在日常小事上可視為圓融，無可厚非，但用於《基本法》這種「千秋大業」上，便是力圖左右逢源投機取巧的兩面手法！
第三、司徒華本來與天主教教會相當密切，近年突然改為基督教信徒，卻於癌病惡化後連番拋出無神論者中共假大空式話語「人定勝天」的濫調；也許司徒華想藉此表示他對照料他的醫護人員有無比信任又或藉這類豪言壯語表現「革命志士」（對爭取平反「六四」而言）的樂觀人生態度，但這論調與「一切自有上主安排」的宗教教條實在風馬牛！何者是其篤信的至理？何者是其應世的權宜？
不是「一本通書看到老」、不是半點不讓的執着，那是從政人士的寶貴資質。
二、
昨天本報「獨眼新聞」的「金針集」，一針見血地指出行政長官曾蔭權對司徒華的「蓋棺論定」，「叫人慨嘆中國政治人物死後，彷彿都會淪為任由江湖術士玩弄的湘西行屍」。曾氏對司徒華毫無保留的褒揚，「誇張得叫筆者……打冷顫……」。
行政長官曾蔭權對司徒華推崇備至的評價，相信與他力圖「和民意同調」即討好民情以提升民望有關，這樣做可以理解，卻同時是缺乏遠見和政治不成熟的體現，因為很快特區政府便有可能面對棘手的困難，那些流亡海外的學運領袖要來港送他們敬仰的司徒華最後一程，特區政府會否批准他們的入境申請？這確是個「有趣」的問題。這些人對司徒氏的評價與特首的不相伯仲，但這並不足以構成其能來港的理由，此中原因十分簡單，因為他們大都被北京視為曾經或仍在試圖進行顛覆國家活動的異見分子！
按照常理，與特區政府看法相同的人，香港不可能不歡迎他們來港，但現實便是這麼荒謬，相信不少名列北京異見分子名單（黑名單）的人無法入境；而以目前香港的政治氣氛，雖然有關部門面對傳媒質詢時會拋出那句毫無實質意義的官腔「不評論個別事件」蒙混過關，但特區政府因此成為非親中傳媒交相指摘的對象，甚難避免；對此，特區政府當然有權可以不作解釋、不予置評、置諸不理，但不表態的潛台詞是「此為上環（中聯辦、北京）的決定，特區政府無能為力」。把民運分子進不了境的責任推卸於無形之中，特區政府也許可獲了解其跛腳鴨本質的港人的諒解，然而，北京則會因此被指摘未能落實「一國兩制」，因而蒙上惡名！「蓋棺論定」若留有餘地而非好話說盡，各方便不會尷尬……。
行政長官對司徒華的高度評價，表面上討好了香港的大多數，卻很易陷北京於「不義」，這正是政治幼稚的表現。
三、
司徒華對平反「六四」的堅持與對下令「屠城」者的譴責，為大多數（或數以十萬計）港人所認同；去年六月「幕後發功」，使民主黨改投贊成票，令「政改方案」獲得通過，則受知於建制派及其幕後扯線人。加上劉曉波獲諾和獎及趙連海冤案在此間掀起漫天風雨令北京臉上無光，彰顯了追求民主自由的正義與正確，在在烘托出司徒華的正面形象。在這種氛圍下，司徒先生算是死得其時！
綜觀司徒氏在政治上的得失，有志於在港從政的人當有兩點求存的認識。其一是不可以為一心一意為追求民主便可目空一切，除非與北京同調，否則，存大異求小同的變通，難以避免；於中國國力日盛的今天，在港從政不可遠離羣眾的民主訴求，但是死心塌地只執着於貫徹民主的死硬派，則難有維持政治生機的空間和呼吸，要把崇高的理想化為政治力量，還須多番折中，不然，頭頭碰壁也進不了廟堂吃冷豬肉。這即是說，在雞毛蒜皮的小事上，不妨振臂高呼，理直氣壯，但在骨節眼上，則應伺機求變，如目的在求延續政治生命，理想應暫時收藏而原則則不妨略作「調整」！其一是千萬別予北京以「勾結外國勢力」的口實，廣交外國政界中人，即使絕無反華言行，亦易招惹懷疑而遭打壓；在眾多宗教中，與中共屬「天敵」的天主教也不好沾邊，中國國勢這麼強，可是，對權力定於一尊的天主教仍懷顧忌與驚懼，何況梵蒂岡與內地愛國教會勢不兩立的情形日趨強烈，在香港搞政治最好還是無神論者。
司徒華不談理想只顧現實，又趁支持「政改方案」與被誤會勾結外國勢力又是虔誠天主教徒的政治同道劃清界線，以示坦蕩蕩純屬「國粹派」，是他終能不被北京嚴拒的一個不可忽視的原因。
（原刊二０一一年一月四日《信報》）
金針集：曾蔭權蓋棺論定司徒華
紀曉風
藉「慎終追遠」令「民德歸厚」的儒家忠孝文化特別重視身後評價，是為「蓋棺論定」；而由於中國人的官本位封建思想即使在大國崛起後依然濃得化不開，以致無論是在朝在野，有名有姓的中國人都異常重視官方歷史評價，是為「御批蓋棺論定」。在這樣的一個文化醬缸中，行政長官曾蔭權對司徒華的「終極評價」，就像台灣檳榔一樣，甚堪咀嚼（順便一提，「慎終追遠，民德歸厚」這句話的始作俑者，正是曾蔭權的老祖宗曾參，他乃係中國歷史上數一數二的孝子）。
關於香港聞人所獲得的官方歷史評價，最為香港市民津津樂道的一位，信是於06年10月底逝世的全國政協副主席霍英東，當時新華社發表的訃告稱他為「傑出的社會活動家，著名的愛國人士，香港知名實業家，中國共產黨的親密朋友」，評價可謂前無港人。至於司徒華，在中共眼中，當然不可與霍英東相提並論，但新華社昨天傍晚亦有報道其死訊，雖然無褒，卻也無貶，只列出他「曾於1998年至2004年期間擔任特區立法會議員」，算是確認司徒華在香港建制內的角色，而不及其他，則意味還有留待歷史評價的餘地，可堪玩味。
關於司徒華的官方歷史評價，到目前為止，最高規格而又最詳細的文本，是行政長官曾蔭權所發表的聲明。這篇聲明對司徒華的評價十分之高，高到叫人不得不反思的地步。
聲明劈頭就說「司徒華先生一生熱愛中華、熱愛香港，致力推動民主發展」，對照英文版的「Passionate about China and Hong Kong」，即可確定，曾蔭權認為司徒華「愛國」，這一點若未得到中央首肯，或會有政治反響。當然，基於中通社也有轉述這篇聲明，或可初步假設中央起碼不反對曾蔭權如是說。而若結合全國人大常委范徐麗泰高調稱讚「司徒華是很愛國的人」一事來看，捧司徒華上「愛國神枱」，看來是遲早問題。
至於另一個由網民提供的詭異佐證則是，經Google搜尋「上亞厘畢道facebook」，即可發現「特首哀悼司徒華逝世」一項，相關記錄是「寫於2011年1月1日 23:01」，而非透過個人facebook戶口入「上亞厘畢道」所記錄的「寫於2011年1月2日15:01」，這或可大膽假設曾蔭權前晚已經知道司徒華命在旦夕，遂預先寫定聲明，好提早問准中央，云云（由於不民主，網民有如斯的猜疑，絕對是合理的想當然矣，不過，筆者認為，更大的可能是Google的總部在美國加州，時區剛好慢香港16個鐘頭）。
不得不反思的是，聲明強調「政改方案通過，香港民主邁出重要一步，司徒華先生功不可沒」，叫人慨嘆中國政治人物死後，彷彿都會淪為任由江湖術士玩弄的湘西行屍；而英文版更把「香港民主邁出重要一步」寫成「marked a big leap forward in Hong Kong's path to full democracy」，意為「香港邁向全面民主之路得到大躍進」，誇張得叫筆者邊打冷顫邊翻譯。當然，路人皆見，這段話語旨在把司徒華轉化為「民主神主牌」，永鎮「異見聲音」，但是，到頭來，卻更有可能變成司徒華墓誌銘上的「錯體字」。
（原刊二０一一年一月三日《信報》）
良知典範──與司徒華相交40年
李怡
我與司徒華相識近40年，在我的印象中，他曾是支持中共政權的愛國左派，其後轉為對中共政權持批判態度的民主派。心路歷程與我相似，也同內地許多曾追隨中共的老幹部相似。司徒華沒有變，是中共政權變了。建政前中共高擎民主旗幟，得到許多愛國青年追隨，其後中共背棄民主了，於是仍然堅持民主自由的人士就成了反對派。
由於文革後的覺醒，1981年我集資讓當時具左派背景的《七十年代》成為獨立輿論刊物。集資過程中，不算熟的司徒華突然與我聯繫，表示願意找一些教協的朋友一起入股加盟。就這樣，他和一批朋友成了《七十年代》（後改名《九十年代》）的股東。不久，他支持香港回歸，並被邀擔任《基本法》起草委員。而我主筆政的雜誌則一直對中共的香港政策持批評態度。司徒華積極參與《基本法》起草，但支持和認同我們質疑掌權者的編輯方向。
89年六四及司徒華其後的政治路向，已有多人論列，也自有歷史評價，無須我多說。04年他從立法會退下來後，曾找我商談過他要寫回憶錄的事，並詢問我經歷過的一些事的背景。我當時建議他趕快動手，必要時應自己作口述，找人筆錄，盡量放開一些不那麼必要的事務，抽時間完成這個大工程。但他對親自執筆相當堅持，而且似也放不下許多活動，終於沒有為他在香港回歸前後的政治參與留下珍貴的歷史資料。我想這是他人生中最大的遺憾。
他病後，我們通過幾次電話。他對自己的病情有信心自然很好，但他在報刊上一再說「人定勝天」，則我無法認同。因為人是不能勝天的。我在本報《蘋論》中也具體分析過中國長久以來對「人定勝天」的誤解。我知道他病中仍讀《蘋果》，故希望他能讀到我的議論。
但司徒華病中說「人定勝天」，則反映他對自己的信心，包括對自己所相信的理念的堅定。其實司徒華所信奉的，是上帝，是自然，是人性，正是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天意。而違背人性甚至違背天性的，則恰恰是不可能勝天的人治政權。我深信司徒華是明白這道理的，他20年來帶領香港愛國愛民主的市民，堅持每年要求平反六四，正是他一生貫徹始終的對民主信念的堅持。無論如何，反人性的專權政治是一時的，自由、民主、人權才是不可違的天命。
有人認為，司徒華的離世，會對支聯會日後發展造成一定影響。我想這也許會是某些人的願望，卻不會成為事實。因為司徒華一生堅持並為之努力奮鬥的，正代表人性，真理，天意。儘管真理一時間敵不過強權，但強權是永遠無法代替真理的，司徒華生前曾向我表示過，他對這句話深為認同。今年六四夜，肯定會有更多市民到維園點燃繼承司徒華遺志的燭光。
永垂不朽這句話已成了老生常談，但真正當得起的人有多少呢？司徒華先生是絕對當得起這四個字的。
（原刊二０一一年一月三日《蘋果日報》）
真正愛國者必成為質疑專權政治的反對派
李怡
司徒華病逝當天，最受筆者關注的，不是支聯會、教協、民主黨的一眾領導層面對鏡頭的談話，而是司徒華弟弟司徒強的亮相。儘管有人懷疑這位中聯辦前身的新華社部長，或有奉中共之命出來爭奪司徒華政治資產之嫌，但筆者卻相信司徒強講的幾句話出於至誠。而且，他這幾句話，正反映了一個百多年來顛撲不破的道理：如果你是真正愛國者，你不可能不最終會站在支持民主自由法治人權的一方，成為反對專權政治的反對派。
筆者早在認識司徒華之前，就認識了司徒強，知道他從左校出來第一份工就進了新華社直做到退休，他被歷年高層領導認為是一個對中共黨忠心耿耿的幹部，也是少有升至部長職位的地方幹部。1985年司徒華被中央委任為基本法起草委員，很難想像中共沒有諮詢過司徒強。司徒華自年輕時即愛國，參加學友社，甚至有可能曾想加入中國共產黨（許家屯所說的應是司徒華年輕時的事），這些背景相信司徒強曾向組織提供。
參加新華社工作，入了黨，一心投入黨的革命事業，確實是有如司徒華所說，司徒強是「六親不認」的。筆者其後曾向司徒華問及他的這個弟弟，他說「甚少來往」。從司徒華為撰寫回憶錄，曾向筆者詢問四人幫事件的一些背景來看，他大概沒有從弟弟那裏得到過有關中共內部的資訊。
司徒強作為家屬之一，參與司徒華的喪事安排，並不奇怪，奇怪的是他出席了司徒華逝後記者會（長年照顧司徒華的是他的妹妹），更奇怪的是他說：「我對華哥一生所做嘅，引為驕傲，同埋引為光榮」，更說到司徒華的心願，就是「平反六四，爭取民主，要繼續努力」。這句話從司徒強口中說出，以他五十多年在中共黨領導的體制下工作、深受共黨栽培及受共黨政治文化的影響來看，是極不容易的一件事。尤其是考慮到他雖已退休，與中共黨應還有組織上甚至生活資源上的聯繫，他這麼說至少是違背組織紀律了。
筆者相信，司徒強也與他哥哥司徒華一樣是真正愛國者。甚麼是真正愛國者呢？從楊衢雲、孫中山以至中共建政前的毛澤東等人來看，愛國者與愛黨、愛現政權是不相干的。徐復觀教授生前說：「黨有功有過，國無功無過，一切的罪惡不能說是國家的罪惡，一切的錯誤不能說是國家的錯誤。國家越困窮我越愛。你共產黨做得一蹋糊塗，我並不愛你共產黨，我只愛國家，這樣算不算愛國？」
自清末以來，中國的所有愛國者都是為了國家走向自由、民主、共和、人權而不惜拋頭髗灑鮮血的，中共也以追求民主、平等來號召人民支持它推翻國民黨政權。中共建政後，許多繼續追求自由民主的人士，在專權政治之下都被視為反對派而打壓到成為賤民。但六十年來，卻仍然不斷有真心愛國者繼續着這種追求。另一方面，許多當年懷抱民主理想而追隨中共的人，卻基於政治經濟的現實利益而放棄理想、依附權力。到了今天，中共的權力越來越絕對，過去對人民的自由民主的承諾不僅不再提起，而且竟然成了禁忌。於是，今天中共定下的愛國標準已是愛國必先愛黨，在利益導向下，產生大量的功利愛國者。而真正的愛國者，包括毛澤東的前秘書李銳，《人民日報》前社長胡績偉及一大批圍繞《炎黃春秋》這本老幹部雜誌的人，都成了反對派。
司徒華早年愛國並曾靠近中共黨，但因為他置身在黨組織之外，很快就認識到專權政治與他的理想追求背道而馳。六四後他成了香港最堅決的反對派。而他弟弟司徒強，因一直在黨組織領導下工作，無論是思想意識還是行動，都很難擺脫這個類似黑社會組織的控制。但如果他是一個追求自由民主理想的真正愛國者，又有他哥哥的良知典範，他在司徒華逝後出來說的幾句話，應是真正愛國者的反思心聲吧。
曾蔭權讚揚司徒華熱愛中華，建制派也有不少人讚揚司徒華愛國。那麼，他們應該認識到，一個真正愛國者與一個功利愛國者的根本分野。真正愛國者如非選擇沉默，就必然會成為一個質疑專權政治的反對派。
（原刊二０一一年一月五日《蘋果日報》）
林行止
一、
司徒華走了，才七十九歲！
對於這位年輕時思想左傾行為激進而於文革後不再一面倒入中共懷抱的社運先驅，其政治路線可以說是從盲左（盲目靠攏中共）變為明左（觀察到中共當權施政失公而敢於直道不是）；其追隨社會主義的往左傾斜從沒改變，司徒華的「不朽」將與「六四風波」共存，不論「六四」能否平反，他對北京政府處理此事的嚴正批判，將名留史冊！
要怎樣評價司徒先生？筆者認為他是個有所堅持、知所收放的社會活動家。從事小學教育工作、開展工運、力爭提高教師薪酬、取消曾令學子承受極大壓力的小學會考、抗議官津教師的待遇差距和男女有別的同工不同酬、成立教協……，得其所哉之餘，也為他日後從政建立起一個有力基地。他具備成為出色政客的本事，可惜香港政治土壤貧瘠，其多年奮進只見開花而結不了好果實。
筆者以為司徒華有成為出色政客的本性，那是出於對其言行的觀察。第一、「政改」一役，改變初衷，接受一個明知不可能達致其此前全力追求的民主方案，那是在大原則上讓步，不過卻因此而為他和他的追隨者創造出「繼續爭取民主」的鳥籠式空間；新「政改方案」之下，民主可望而不可即，在筆者看來，達致民主簡直有如爬梯登月，可是，目標雖然無法達致，可以爭取的目標仍在，那意味參與者有一個可以持續活動的政治平台，對於以從政為志業的人，這等於是他們有「生存空間」，那是司徒華於不着痕迹之間以打倒昨日之我爭取回來的。當後來者最終了解攀梯永遠無法登月時，時空已變，而試圖登月者既保持了不懈努力爭取民主的知名度，在個人層次亦有有形無形利益的得着，可說皆大歡喜，這正是司徒華仍有那麼多擁戴者的根本原因。
第二、據李怡昨天在《蘋果日報》特稿透露，司徒華和一些教協朋友成為後來改名《九十年代》的《七十年代》股東後，他因支持香港回歸而成為《基本法》起草委員，這與李氏主持筆政的月刊立場相左，但司徒華一面積極參與《基本法》起草，一面繼續支持和認同《九十年代》質疑北京當權者的編輯方針。司徒華這種「彈性」處事方法，在日常小事上可視為圓融，無可厚非，但用於《基本法》這種「千秋大業」上，便是力圖左右逢源投機取巧的兩面手法！
第三、司徒華本來與天主教教會相當密切，近年突然改為基督教信徒，卻於癌病惡化後連番拋出無神論者中共假大空式話語「人定勝天」的濫調；也許司徒華想藉此表示他對照料他的醫護人員有無比信任又或藉這類豪言壯語表現「革命志士」（對爭取平反「六四」而言）的樂觀人生態度，但這論調與「一切自有上主安排」的宗教教條實在風馬牛！何者是其篤信的至理？何者是其應世的權宜？
不是「一本通書看到老」、不是半點不讓的執着，那是從政人士的寶貴資質。
二、
昨天本報「獨眼新聞」的「金針集」，一針見血地指出行政長官曾蔭權對司徒華的「蓋棺論定」，「叫人慨嘆中國政治人物死後，彷彿都會淪為任由江湖術士玩弄的湘西行屍」。曾氏對司徒華毫無保留的褒揚，「誇張得叫筆者……打冷顫……」。
行政長官曾蔭權對司徒華推崇備至的評價，相信與他力圖「和民意同調」即討好民情以提升民望有關，這樣做可以理解，卻同時是缺乏遠見和政治不成熟的體現，因為很快特區政府便有可能面對棘手的困難，那些流亡海外的學運領袖要來港送他們敬仰的司徒華最後一程，特區政府會否批准他們的入境申請？這確是個「有趣」的問題。這些人對司徒氏的評價與特首的不相伯仲，但這並不足以構成其能來港的理由，此中原因十分簡單，因為他們大都被北京視為曾經或仍在試圖進行顛覆國家活動的異見分子！
按照常理，與特區政府看法相同的人，香港不可能不歡迎他們來港，但現實便是這麼荒謬，相信不少名列北京異見分子名單（黑名單）的人無法入境；而以目前香港的政治氣氛，雖然有關部門面對傳媒質詢時會拋出那句毫無實質意義的官腔「不評論個別事件」蒙混過關，但特區政府因此成為非親中傳媒交相指摘的對象，甚難避免；對此，特區政府當然有權可以不作解釋、不予置評、置諸不理，但不表態的潛台詞是「此為上環（中聯辦、北京）的決定，特區政府無能為力」。把民運分子進不了境的責任推卸於無形之中，特區政府也許可獲了解其跛腳鴨本質的港人的諒解，然而，北京則會因此被指摘未能落實「一國兩制」，因而蒙上惡名！「蓋棺論定」若留有餘地而非好話說盡，各方便不會尷尬……。
行政長官對司徒華的高度評價，表面上討好了香港的大多數，卻很易陷北京於「不義」，這正是政治幼稚的表現。
三、
司徒華對平反「六四」的堅持與對下令「屠城」者的譴責，為大多數（或數以十萬計）港人所認同；去年六月「幕後發功」，使民主黨改投贊成票，令「政改方案」獲得通過，則受知於建制派及其幕後扯線人。加上劉曉波獲諾和獎及趙連海冤案在此間掀起漫天風雨令北京臉上無光，彰顯了追求民主自由的正義與正確，在在烘托出司徒華的正面形象。在這種氛圍下，司徒先生算是死得其時！
綜觀司徒氏在政治上的得失，有志於在港從政的人當有兩點求存的認識。其一是不可以為一心一意為追求民主便可目空一切，除非與北京同調，否則，存大異求小同的變通，難以避免；於中國國力日盛的今天，在港從政不可遠離羣眾的民主訴求，但是死心塌地只執着於貫徹民主的死硬派，則難有維持政治生機的空間和呼吸，要把崇高的理想化為政治力量，還須多番折中，不然，頭頭碰壁也進不了廟堂吃冷豬肉。這即是說，在雞毛蒜皮的小事上，不妨振臂高呼，理直氣壯，但在骨節眼上，則應伺機求變，如目的在求延續政治生命，理想應暫時收藏而原則則不妨略作「調整」！其一是千萬別予北京以「勾結外國勢力」的口實，廣交外國政界中人，即使絕無反華言行，亦易招惹懷疑而遭打壓；在眾多宗教中，與中共屬「天敵」的天主教也不好沾邊，中國國勢這麼強，可是，對權力定於一尊的天主教仍懷顧忌與驚懼，何況梵蒂岡與內地愛國教會勢不兩立的情形日趨強烈，在香港搞政治最好還是無神論者。
司徒華不談理想只顧現實，又趁支持「政改方案」與被誤會勾結外國勢力又是虔誠天主教徒的政治同道劃清界線，以示坦蕩蕩純屬「國粹派」，是他終能不被北京嚴拒的一個不可忽視的原因。
（原刊二０一一年一月四日《信報》）
金針集：曾蔭權蓋棺論定司徒華
紀曉風
藉「慎終追遠」令「民德歸厚」的儒家忠孝文化特別重視身後評價，是為「蓋棺論定」；而由於中國人的官本位封建思想即使在大國崛起後依然濃得化不開，以致無論是在朝在野，有名有姓的中國人都異常重視官方歷史評價，是為「御批蓋棺論定」。在這樣的一個文化醬缸中，行政長官曾蔭權對司徒華的「終極評價」，就像台灣檳榔一樣，甚堪咀嚼（順便一提，「慎終追遠，民德歸厚」這句話的始作俑者，正是曾蔭權的老祖宗曾參，他乃係中國歷史上數一數二的孝子）。
關於香港聞人所獲得的官方歷史評價，最為香港市民津津樂道的一位，信是於06年10月底逝世的全國政協副主席霍英東，當時新華社發表的訃告稱他為「傑出的社會活動家，著名的愛國人士，香港知名實業家，中國共產黨的親密朋友」，評價可謂前無港人。至於司徒華，在中共眼中，當然不可與霍英東相提並論，但新華社昨天傍晚亦有報道其死訊，雖然無褒，卻也無貶，只列出他「曾於1998年至2004年期間擔任特區立法會議員」，算是確認司徒華在香港建制內的角色，而不及其他，則意味還有留待歷史評價的餘地，可堪玩味。
關於司徒華的官方歷史評價，到目前為止，最高規格而又最詳細的文本，是行政長官曾蔭權所發表的聲明。這篇聲明對司徒華的評價十分之高，高到叫人不得不反思的地步。
聲明劈頭就說「司徒華先生一生熱愛中華、熱愛香港，致力推動民主發展」，對照英文版的「Passionate about China and Hong Kong」，即可確定，曾蔭權認為司徒華「愛國」，這一點若未得到中央首肯，或會有政治反響。當然，基於中通社也有轉述這篇聲明，或可初步假設中央起碼不反對曾蔭權如是說。而若結合全國人大常委范徐麗泰高調稱讚「司徒華是很愛國的人」一事來看，捧司徒華上「愛國神枱」，看來是遲早問題。
至於另一個由網民提供的詭異佐證則是，經Google搜尋「上亞厘畢道facebook」，即可發現「特首哀悼司徒華逝世」一項，相關記錄是「寫於2011年1月1日 23:01」，而非透過個人facebook戶口入「上亞厘畢道」所記錄的「寫於2011年1月2日15:01」，這或可大膽假設曾蔭權前晚已經知道司徒華命在旦夕，遂預先寫定聲明，好提早問准中央，云云（由於不民主，網民有如斯的猜疑，絕對是合理的想當然矣，不過，筆者認為，更大的可能是Google的總部在美國加州，時區剛好慢香港16個鐘頭）。
不得不反思的是，聲明強調「政改方案通過，香港民主邁出重要一步，司徒華先生功不可沒」，叫人慨嘆中國政治人物死後，彷彿都會淪為任由江湖術士玩弄的湘西行屍；而英文版更把「香港民主邁出重要一步」寫成「marked a big leap forward in Hong Kong's path to full democracy」，意為「香港邁向全面民主之路得到大躍進」，誇張得叫筆者邊打冷顫邊翻譯。當然，路人皆見，這段話語旨在把司徒華轉化為「民主神主牌」，永鎮「異見聲音」，但是，到頭來，卻更有可能變成司徒華墓誌銘上的「錯體字」。
（原刊二０一一年一月三日《信報》）
良知典範──與司徒華相交40年
李怡
我與司徒華相識近40年，在我的印象中，他曾是支持中共政權的愛國左派，其後轉為對中共政權持批判態度的民主派。心路歷程與我相似，也同內地許多曾追隨中共的老幹部相似。司徒華沒有變，是中共政權變了。建政前中共高擎民主旗幟，得到許多愛國青年追隨，其後中共背棄民主了，於是仍然堅持民主自由的人士就成了反對派。
由於文革後的覺醒，1981年我集資讓當時具左派背景的《七十年代》成為獨立輿論刊物。集資過程中，不算熟的司徒華突然與我聯繫，表示願意找一些教協的朋友一起入股加盟。就這樣，他和一批朋友成了《七十年代》（後改名《九十年代》）的股東。不久，他支持香港回歸，並被邀擔任《基本法》起草委員。而我主筆政的雜誌則一直對中共的香港政策持批評態度。司徒華積極參與《基本法》起草，但支持和認同我們質疑掌權者的編輯方向。
89年六四及司徒華其後的政治路向，已有多人論列，也自有歷史評價，無須我多說。04年他從立法會退下來後，曾找我商談過他要寫回憶錄的事，並詢問我經歷過的一些事的背景。我當時建議他趕快動手，必要時應自己作口述，找人筆錄，盡量放開一些不那麼必要的事務，抽時間完成這個大工程。但他對親自執筆相當堅持，而且似也放不下許多活動，終於沒有為他在香港回歸前後的政治參與留下珍貴的歷史資料。我想這是他人生中最大的遺憾。
他病後，我們通過幾次電話。他對自己的病情有信心自然很好，但他在報刊上一再說「人定勝天」，則我無法認同。因為人是不能勝天的。我在本報《蘋論》中也具體分析過中國長久以來對「人定勝天」的誤解。我知道他病中仍讀《蘋果》，故希望他能讀到我的議論。
但司徒華病中說「人定勝天」，則反映他對自己的信心，包括對自己所相信的理念的堅定。其實司徒華所信奉的，是上帝，是自然，是人性，正是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天意。而違背人性甚至違背天性的，則恰恰是不可能勝天的人治政權。我深信司徒華是明白這道理的，他20年來帶領香港愛國愛民主的市民，堅持每年要求平反六四，正是他一生貫徹始終的對民主信念的堅持。無論如何，反人性的專權政治是一時的，自由、民主、人權才是不可違的天命。
有人認為，司徒華的離世，會對支聯會日後發展造成一定影響。我想這也許會是某些人的願望，卻不會成為事實。因為司徒華一生堅持並為之努力奮鬥的，正代表人性，真理，天意。儘管真理一時間敵不過強權，但強權是永遠無法代替真理的，司徒華生前曾向我表示過，他對這句話深為認同。今年六四夜，肯定會有更多市民到維園點燃繼承司徒華遺志的燭光。
永垂不朽這句話已成了老生常談，但真正當得起的人有多少呢？司徒華先生是絕對當得起這四個字的。
（原刊二０一一年一月三日《蘋果日報》）
真正愛國者必成為質疑專權政治的反對派
李怡
司徒華病逝當天，最受筆者關注的，不是支聯會、教協、民主黨的一眾領導層面對鏡頭的談話，而是司徒華弟弟司徒強的亮相。儘管有人懷疑這位中聯辦前身的新華社部長，或有奉中共之命出來爭奪司徒華政治資產之嫌，但筆者卻相信司徒強講的幾句話出於至誠。而且，他這幾句話，正反映了一個百多年來顛撲不破的道理：如果你是真正愛國者，你不可能不最終會站在支持民主自由法治人權的一方，成為反對專權政治的反對派。
筆者早在認識司徒華之前，就認識了司徒強，知道他從左校出來第一份工就進了新華社直做到退休，他被歷年高層領導認為是一個對中共黨忠心耿耿的幹部，也是少有升至部長職位的地方幹部。1985年司徒華被中央委任為基本法起草委員，很難想像中共沒有諮詢過司徒強。司徒華自年輕時即愛國，參加學友社，甚至有可能曾想加入中國共產黨（許家屯所說的應是司徒華年輕時的事），這些背景相信司徒強曾向組織提供。
參加新華社工作，入了黨，一心投入黨的革命事業，確實是有如司徒華所說，司徒強是「六親不認」的。筆者其後曾向司徒華問及他的這個弟弟，他說「甚少來往」。從司徒華為撰寫回憶錄，曾向筆者詢問四人幫事件的一些背景來看，他大概沒有從弟弟那裏得到過有關中共內部的資訊。
司徒強作為家屬之一，參與司徒華的喪事安排，並不奇怪，奇怪的是他出席了司徒華逝後記者會（長年照顧司徒華的是他的妹妹），更奇怪的是他說：「我對華哥一生所做嘅，引為驕傲，同埋引為光榮」，更說到司徒華的心願，就是「平反六四，爭取民主，要繼續努力」。這句話從司徒強口中說出，以他五十多年在中共黨領導的體制下工作、深受共黨栽培及受共黨政治文化的影響來看，是極不容易的一件事。尤其是考慮到他雖已退休，與中共黨應還有組織上甚至生活資源上的聯繫，他這麼說至少是違背組織紀律了。
筆者相信，司徒強也與他哥哥司徒華一樣是真正愛國者。甚麼是真正愛國者呢？從楊衢雲、孫中山以至中共建政前的毛澤東等人來看，愛國者與愛黨、愛現政權是不相干的。徐復觀教授生前說：「黨有功有過，國無功無過，一切的罪惡不能說是國家的罪惡，一切的錯誤不能說是國家的錯誤。國家越困窮我越愛。你共產黨做得一蹋糊塗，我並不愛你共產黨，我只愛國家，這樣算不算愛國？」
自清末以來，中國的所有愛國者都是為了國家走向自由、民主、共和、人權而不惜拋頭髗灑鮮血的，中共也以追求民主、平等來號召人民支持它推翻國民黨政權。中共建政後，許多繼續追求自由民主的人士，在專權政治之下都被視為反對派而打壓到成為賤民。但六十年來，卻仍然不斷有真心愛國者繼續着這種追求。另一方面，許多當年懷抱民主理想而追隨中共的人，卻基於政治經濟的現實利益而放棄理想、依附權力。到了今天，中共的權力越來越絕對，過去對人民的自由民主的承諾不僅不再提起，而且竟然成了禁忌。於是，今天中共定下的愛國標準已是愛國必先愛黨，在利益導向下，產生大量的功利愛國者。而真正的愛國者，包括毛澤東的前秘書李銳，《人民日報》前社長胡績偉及一大批圍繞《炎黃春秋》這本老幹部雜誌的人，都成了反對派。
司徒華早年愛國並曾靠近中共黨，但因為他置身在黨組織之外，很快就認識到專權政治與他的理想追求背道而馳。六四後他成了香港最堅決的反對派。而他弟弟司徒強，因一直在黨組織領導下工作，無論是思想意識還是行動，都很難擺脫這個類似黑社會組織的控制。但如果他是一個追求自由民主理想的真正愛國者，又有他哥哥的良知典範，他在司徒華逝後出來說的幾句話，應是真正愛國者的反思心聲吧。
曾蔭權讚揚司徒華熱愛中華，建制派也有不少人讚揚司徒華愛國。那麼，他們應該認識到，一個真正愛國者與一個功利愛國者的根本分野。真正愛國者如非選擇沉默，就必然會成為一個質疑專權政治的反對派。
（原刊二０一一年一月五日《蘋果日報》）
2011年1月3日 星期一
勿再遺忘中文大學「試金石」
勿再遺忘中文大學「試金石」
陸離
讀「新亞護法」香樹輝兄專欄，得知2013年中文大學即將慶祝創校50周年。我即時想起中大40周年紀念場刊，細說中大歷史，似乎並沒有提及中大成立之前，要經過三年「三院統一文憑試」的考驗。
我是「新亞書院」中文系1961年畢業生，適逢其會，獲通知那年畢業試就是「崇基新亞聯合三院統一文憑試」第一屆。天將降大任於斯屆，大家要去打好這場仗。
結果不負眾望，而且起碼我自己，還有「新亞哲學系」張浚華（前《兒童樂園》中後期社長），還有「崇基中文系」黃君實（著名書畫家），都成績優異。（錢先生！唐先生！牟先生！我哋得咗啦！）─當然還有其他優異生，但抱歉我沒有放在心裏。
【提到唐君毅先生，牟宗三先生，原諒我實在不捨得不在這裏補充一下：我在「新亞書院」其實副修哲學與外文。這解釋了哲學系的唐先生、牟先生為何竟然會同時出現在石琪與我的婚宴，而這張珍貴的相片最近又「出現」在古兆申（古蒼梧）近著《雙程路》。】
回說1961，62，63，三年三仗過三關，中文大學遂成立於1963年10月。而錢穆先生辭職於1964年1月。因為錢先生其實不是很贊成「新亞」參加中大，他從眾，只為了同學們能夠更好地謀生。
因此1964年，當我們又獲通知，回去中大考第一屆畢業試，拿「學位」，起碼我與張浚華，還有中文系潘正英（筆名柴娃娃），均視為侮辱。
我們已經身先士卒考了「三院統一文憑試」，做了試金石，希望中大50周年修史之時，幸勿再次遺忘這三場戰役。
（原刊二０一一年一月二日《蘋果日報》）
中大學教學酒店
左丁山
中文大學教學酒店及商學院大樓去年五月已經啓用，但正式開幕禮要等到二０一一年一月四日，因為中大火車站旁之凱悅酒店（沙田）與商學院大樓都係由新世界集團斥資興建嘅，地皮則屬中文大學所有，新世界用咗十五億建造兩幢大樓，一幢作一般酒店經營之用，另一幢則由中大作教學酒店及商學院教書之用，故此教學大樓命名為鄭裕彤樓。
開幕禮及命名典禮由財政司司長曾俊華聯同鄭裕彤、鄭家純及中大校董會主席鄭海泉、校長沈祖堯主持，鄭家三代人及商界友好與中大有關人士等等出席。儀式舉行之前，三鄭與凱悅酒店人員一齊參觀酒店教學設施，由學生招待，據講大家一致讚好，認為係亞洲少有之設施齊全嘅教學酒店，酒店系學生可在隔鄰之凱悅做實習，大樓內又有學生負責營運嘅餐廳，真正做到理論與工作經驗俱備，喺咁嘅環境下學習之酒店系主修生，除非走堂多多啫，否則一定學到好多紮實功夫，無怪美國長春藤名校Cornell嘅酒店學院肯與中大酒店及旅遊學院簽訂學生交換協議。
做酒店係一項非常辛苦嘅職業，工作時間好長，人地到酒店拍拖慶祝情人節之際，酒店職員就要笑面迎人，自己冇得與異性朋友慶祝，連搵拖友嘅機會都少過人，主修酒店嘅大學生最好有此心理準備，唔捱得就唔好做酒店。呢日搵到曾司長做主禮嘉賓，啱晒啦，因為曾司長位公子就係四季酒店嘅職員，好捱得o架。
鄭裕彤與中大早有淵源，早在一九七七年佢就與馮景禧、利國偉等捐款俾中大成立三年制兼讀MBA課程，一九八０年就有第一屆畢業生，包括左丁山認識嘅周松崗、彭玉榮、陸觀豪、潘啟迪、關越強、伍達倫幾位，眨吓眼三十三年，周松崗爵士話要從港鐵退休咯噃。捐款俾大學培養人才，社會回報率好高o架！
典禮開始之前，遇上中大校友字典森哥。森哥話陸離大姐上星期日專欄講及一九六一年考崇基新亞聯合三院嘅第一屆統一文憑試，其實第一屆在一九六０年舉行，考四份考卷，以後每年遞增，至1963年（中大成立之年）最後一屆就要考七份卷。森哥又送我一本《聯合邁進》2010年9月號，內有大量聯合書院歷史文章，他日再談。
（原刊二０一一年一月八日《蘋果日報》）
我騎劫了第一屆統一文憑試？
陸離
謝謝「左丁山專欄」和中大校友字典森哥，提醒我1961年我考的那一屆「崇基新亞聯合統一文憑試」，應該是第二屆。
單憑左丁山簡略轉述，森哥的資料已經足夠翔實：1960第一屆統一文憑試四份考卷，以後每年遞增，至1963年（10月）中大成立，（暑假之前）三院最後一屆統一文憑試，就要考七份卷。非常清楚。
起初我還有一個疑問：我是60-61年度畢業生，1960年第一屆統一文憑試，會不會是指 1960年度？
隨即又有一個疑問：三屆試金石就三屆試金石，怎麼會是「四屆」那麼零碎？彷彿趕製疫苗，分秒必爭？一聯想到疫苗兩字，我就忽然臉紅了：誰說我們是「試金石」？只不過因為2003年，中大40周年，我第一次「自覺到」我們已被遺忘，【晚節不保，人不知而「慍」！】卻忽略了不懂得從另一個角度去看：我們原來只是「白老鼠」。
所以我們當年自我感覺良好，準備出征，打好那場仗，其實沒有人告訴我們那是「第二屆」。昨晚我找出畢業證書，亦只見「本年度」三字。很失落。
我上週執筆之前，其實都「努力」查過手邊有限資料。 2009年新亞六十週年特刊《奮進一甲子》頁9：「1960年，新亞接受香港政府的建議，改為專上學院，參加統一文憑考試，同時接受香港政府的補助。」我看了就放心：1960年議決，1960年度同學1961年參考，對了。（誰想竟會關係到1959年度的同學？）
我在新亞四年，其實頗自閉，無法入世，又無法出世，圓周邊上每每混沌糊塗。終其一生，又何嘗不如是。謹致歉。
（原刊二０一一年一月十三日《蘋果日報》）
陸離
讀「新亞護法」香樹輝兄專欄，得知2013年中文大學即將慶祝創校50周年。我即時想起中大40周年紀念場刊，細說中大歷史，似乎並沒有提及中大成立之前，要經過三年「三院統一文憑試」的考驗。
我是「新亞書院」中文系1961年畢業生，適逢其會，獲通知那年畢業試就是「崇基新亞聯合三院統一文憑試」第一屆。天將降大任於斯屆，大家要去打好這場仗。
結果不負眾望，而且起碼我自己，還有「新亞哲學系」張浚華（前《兒童樂園》中後期社長），還有「崇基中文系」黃君實（著名書畫家），都成績優異。（錢先生！唐先生！牟先生！我哋得咗啦！）─當然還有其他優異生，但抱歉我沒有放在心裏。
【提到唐君毅先生，牟宗三先生，原諒我實在不捨得不在這裏補充一下：我在「新亞書院」其實副修哲學與外文。這解釋了哲學系的唐先生、牟先生為何竟然會同時出現在石琪與我的婚宴，而這張珍貴的相片最近又「出現」在古兆申（古蒼梧）近著《雙程路》。】
回說1961，62，63，三年三仗過三關，中文大學遂成立於1963年10月。而錢穆先生辭職於1964年1月。因為錢先生其實不是很贊成「新亞」參加中大，他從眾，只為了同學們能夠更好地謀生。
因此1964年，當我們又獲通知，回去中大考第一屆畢業試，拿「學位」，起碼我與張浚華，還有中文系潘正英（筆名柴娃娃），均視為侮辱。
我們已經身先士卒考了「三院統一文憑試」，做了試金石，希望中大50周年修史之時，幸勿再次遺忘這三場戰役。
（原刊二０一一年一月二日《蘋果日報》）
中大學教學酒店
左丁山
中文大學教學酒店及商學院大樓去年五月已經啓用，但正式開幕禮要等到二０一一年一月四日，因為中大火車站旁之凱悅酒店（沙田）與商學院大樓都係由新世界集團斥資興建嘅，地皮則屬中文大學所有，新世界用咗十五億建造兩幢大樓，一幢作一般酒店經營之用，另一幢則由中大作教學酒店及商學院教書之用，故此教學大樓命名為鄭裕彤樓。
開幕禮及命名典禮由財政司司長曾俊華聯同鄭裕彤、鄭家純及中大校董會主席鄭海泉、校長沈祖堯主持，鄭家三代人及商界友好與中大有關人士等等出席。儀式舉行之前，三鄭與凱悅酒店人員一齊參觀酒店教學設施，由學生招待，據講大家一致讚好，認為係亞洲少有之設施齊全嘅教學酒店，酒店系學生可在隔鄰之凱悅做實習，大樓內又有學生負責營運嘅餐廳，真正做到理論與工作經驗俱備，喺咁嘅環境下學習之酒店系主修生，除非走堂多多啫，否則一定學到好多紮實功夫，無怪美國長春藤名校Cornell嘅酒店學院肯與中大酒店及旅遊學院簽訂學生交換協議。
做酒店係一項非常辛苦嘅職業，工作時間好長，人地到酒店拍拖慶祝情人節之際，酒店職員就要笑面迎人，自己冇得與異性朋友慶祝，連搵拖友嘅機會都少過人，主修酒店嘅大學生最好有此心理準備，唔捱得就唔好做酒店。呢日搵到曾司長做主禮嘉賓，啱晒啦，因為曾司長位公子就係四季酒店嘅職員，好捱得o架。
鄭裕彤與中大早有淵源，早在一九七七年佢就與馮景禧、利國偉等捐款俾中大成立三年制兼讀MBA課程，一九八０年就有第一屆畢業生，包括左丁山認識嘅周松崗、彭玉榮、陸觀豪、潘啟迪、關越強、伍達倫幾位，眨吓眼三十三年，周松崗爵士話要從港鐵退休咯噃。捐款俾大學培養人才，社會回報率好高o架！
典禮開始之前，遇上中大校友字典森哥。森哥話陸離大姐上星期日專欄講及一九六一年考崇基新亞聯合三院嘅第一屆統一文憑試，其實第一屆在一九六０年舉行，考四份考卷，以後每年遞增，至1963年（中大成立之年）最後一屆就要考七份卷。森哥又送我一本《聯合邁進》2010年9月號，內有大量聯合書院歷史文章，他日再談。
（原刊二０一一年一月八日《蘋果日報》）
我騎劫了第一屆統一文憑試？
陸離
謝謝「左丁山專欄」和中大校友字典森哥，提醒我1961年我考的那一屆「崇基新亞聯合統一文憑試」，應該是第二屆。
單憑左丁山簡略轉述，森哥的資料已經足夠翔實：1960第一屆統一文憑試四份考卷，以後每年遞增，至1963年（10月）中大成立，（暑假之前）三院最後一屆統一文憑試，就要考七份卷。非常清楚。
起初我還有一個疑問：我是60-61年度畢業生，1960年第一屆統一文憑試，會不會是指 1960年度？
隨即又有一個疑問：三屆試金石就三屆試金石，怎麼會是「四屆」那麼零碎？彷彿趕製疫苗，分秒必爭？一聯想到疫苗兩字，我就忽然臉紅了：誰說我們是「試金石」？只不過因為2003年，中大40周年，我第一次「自覺到」我們已被遺忘，【晚節不保，人不知而「慍」！】卻忽略了不懂得從另一個角度去看：我們原來只是「白老鼠」。
所以我們當年自我感覺良好，準備出征，打好那場仗，其實沒有人告訴我們那是「第二屆」。昨晚我找出畢業證書，亦只見「本年度」三字。很失落。
我上週執筆之前，其實都「努力」查過手邊有限資料。 2009年新亞六十週年特刊《奮進一甲子》頁9：「1960年，新亞接受香港政府的建議，改為專上學院，參加統一文憑考試，同時接受香港政府的補助。」我看了就放心：1960年議決，1960年度同學1961年參考，對了。（誰想竟會關係到1959年度的同學？）
我在新亞四年，其實頗自閉，無法入世，又無法出世，圓周邊上每每混沌糊塗。終其一生，又何嘗不如是。謹致歉。
（原刊二０一一年一月十三日《蘋果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