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思
題目借用饒宗頤先生〈題伯雨兄聽雨樓雜筆〉（見附錄）一首中一句，這寫於五十年代中的詩作，首首都見文人知交的肺腑之言，同時也道盡高先生居港五十二載，從事歷史掌故寫作、歷史翻譯、編輯、出版等文化工作的艱辛苦況。早年讀高先生隨筆，佩服他資料翔實，文筆卻輕盈可讀，不因講史而沉悶。到了八十年代初，我因研究香港文學發展史，中間遇上日治香港三年零八個月的骨節，資料缺乏，忌諱又多，苦難入手。終於萬分冒昧向高先生求教。冒昧是因沒有人介紹，我寫信到報館求見，沒想到老人家一口答允，這樣就成全了我以他為師的機緣。
十多年來，我因教學工作忙，故我們並不常見，但一見面即長談大半天。他指示我該如何切入淪陷時期的資料蒐尋，我最感動的是他並不如一些人般顧忌，許多人對與己有關的事件，多避而不談，他說清楚那時候他和其他文化人的處境──為生計逼不得已在日據報刊售文、偶也參加了日人組織的文藝社團。這些問題，對我來說，全然陌生，高先生卻主動向我提及，並指引了重要線索，讓我掌握材料，對當時文化界動態，作公允觀察。
跟隨高先生多年，說來十分慚愧，我只顧及自己想研究的範疇，年限止於五十年代初，因為我並不以他為研究對象，就竟完全沒有問及他五、六十年代以來的文化工作情況。在寶山旁卻輕易放棄尋寶，這種錯失已無可挽回。說起錯失良機，我不止錯失了對高先生自己事跡的訪談，眾多老前輩，如陳君葆、侶倫、徐訏、司馬長風、三蘇諸先生，我都沒做好應做的研究工作。八十年代初，我開始研究香港文學，是孤身上路，沒有任何支援，不像今天可申請得大筆資助，請幾個研究助理，組成團隊，自己坐定指揮便成事。我利用公餘時間、私人力量去逐步追查，進程完全不理想。我還有極「不佳」的心理狀態，就是：不敢問人私事、不敢索稿索書索字、不敢錄音，因那時候，甚麼人物訪問、口述歷史，還沒有興起，老一輩人見到錄音機就顯得不自在。我頂多也只請求拍一兩張照片而已，回家憑記憶把面談要點寫下來，一切缺乏專業程序。說了這麼多個人處境，其實只希望承認：我沒有研究高先生的著作、行事。
儘管我未把高先生當研究對象，但我認為我是了解高先生晚年心境的。他每談到辦《大華》、辦大華出版社、在不同報刊中寫稿，便耿耿於懷地說，幾十年不遺餘力從事文史記錄工作，是很想為後代留下寶貴文史記憶，可卻往往吃力不討好。為他人出了許多書，晚年自己想出一本愜意的選集，也屢遭波折，特別連原稿也給出版人掉失的那一次，每一說起，便露淒然面容。這也難怪，他在各報刊上寫專欄、寫《聽雨樓隨筆》那麼多年，既受讀者歡迎與尊重，可是自 1964年後，就沒出版過文集了，他不止一次說很想出一本自選集。直到 1989年末，他再提起想出版《聽雨樓隨筆》，問我有沒有辦法。我稍向一兩家出版社表示，又得不到回應。他顯得有點急，直截告訴我，想自費出版，問有甚麼門路。我對此事感到很難過，一位在香港從事文史掌故寫作的大家，出版過好書的出版社負責人，到晚年要出版自己的文集，竟那麼艱難！我便着意安排，請林道群設法代辦了。事成不久，我接到高先生兒子電話，說知道父親要自費出書，問要多少費用，因子女都想支付，並要我代守秘密，先別讓父親知道，好等書出來時令父親開心一下。 1991年書出版後，果然，這事令高先生很高興，還擺了幾桌酒席慶祝。
1992年高先生逝世後，我一直以他還有無數文章沒有結集為念。特別在《信報》寫了那麼多年的專欄，如流雲消散，不留踪影，實在可惜。進入九十年代，一向不受香港人重視的文史掌故，在內地台灣兩地的文史知識界漸漸熱起來，他們珍視《大成》、《大人》、《大華》文史刊物，也尊重高先生眾多舊作，可是那都成罕見珍本了。因此，也有出版社樂意重印他的書了。
我向牛津大學出版社林道群提及兩岸文化人那麼重視的高先生，但在香港恐怕知者不多。他筆下也寫過香港社會文史掌故的，特別講他家族在南北行發展的故事、幾十年與無數留港文化人的交往，這都是難得而應保留的香港歷史。由於他慣寫日記、又留剪報，故資料可靠。再加上其他翻譯本或人物傳記，足見他在文史研究的苦功，不容就此湮滅。林道群是為高先生安排出 1991年版《聽雨樓隨筆》的人，也是高先生的讀者，很爽快就答應了為高先生出版共十卷的文集。其中有依原書重排的，最重要還是從未結集，依剪報新排的文章。這些未結集的文字，都是高先生親自剪下來貼在小本子中，留給他女兒的。
這十卷文集面世，是對高伯雨先生一生工作的致敬。在香港今天的出版生態與經濟狀況，更是難能可貴的，我實在感動。可我還是要指出一些有待後來者補充的地方，例如：
第一，由於高先生從事寫稿時間極長，所寫文章內容有時未免取材重複，雷同了的文稿，在此次出版卷中，可能未有篩選出來。
第二，在初版本或報刊上的文字，或有錯漏、誤排、或因當時校對粗疏種種原因，高先生未加修訂，此次出版恐仍有遺漏。
第三，文章有些地方提及的人和事，對今天讀者來說，可能很陌生，為方便深層了解，最理想是在適當地方要加註釋，可惜此次未能做到。
第四，本系列三卷至七卷均為未結集的文章，可是散佚在各報刊，並以不同筆名發表的文章所欠尚多。
我如此說並無挑剔出版社的意思，而是想說明一件事：在沒有人好好整理高伯雨先生所作的一切事功之前，一口氣能出版十卷本文集，已經十分難得，編輯工作也夠繁重。我只希望出版後，能引起香港學者或有志趣於文史掌故的青年一輩注意，投入更多精力蒐集研究，以竟全功。
高先生大半生在香港，默默從事編寫譯的文化事業，生前也無名利希冀。際此他逝世二十周年，牛津大學出版社能出版他的文集，正好補償香港對他冷遇的錯失，告慰他在天之靈。
二０一一年十二月八日
（蘋果日報二０一一年十二月十八日）
（書影來自林道羣新浪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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