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天小輯（三）

《城市文藝》紀念戴天專輯之
「文人」戴天
By林道群

讀《發達資本主義時期的抒情詩人》那些年有緣拜識戴天先生，說是識得，其實就是每天讀「乘游錄」，週末讀他的「一週紀事」，每年春夏之交那一天剪報存下他一年一首的詩作。八九十年代他寫作最旺盛，但詩人戴天已成為著名專欄作家，一年只寫一首詩。波德萊爾以抒情詩人身份說，詩人享受着既保持自己的個性又充當着他認為合適的另一個人的特權，借屍還魂般隨時進入另一角色。我不敢說戴天就是本雅明筆下這個波德萊爾，但他們的確都靠一支筆生活，甚麼都寫甚麼都能寫。但不只一次我跟他提議結集專欄出書，他則一板一眼地說那只是賣文為生遊戲之作何必記錄在案。我讀書囫圇吞棗，但真的覺得香港只有他像極了本雅明筆下的「文人」：出沒於稠人廣眾菸酒酬酢，游蕩於社會邊緣，與任何的功能界別和秩序都格格不入；貌似無害，實則危險。他自己專欄裏好像沒寫過德國本雅明，他太巴黎了，他的「一週紀事」自比安德烈莫洛亞生前於《費加羅報》的每週筆記，「記敘微末觀感，師友言談，信筆所之，不拘工拙，言真而意摯，膾炙人口。」然而這不礙於他在我眼中的「文人」形象。記得有一回，《八方》仝人相約飯敘於北角城市花園。他也坐地鐵，在炮台山站裏相遇，見他懷裏抱一紙袋，紙袋重重包着一瓶馬格南瓶紅酒，就是一副他專欄裏常說的「攜酒前往」。酒已開過瓶塞，說是今晚老友難得，酒不能草率，一個鐘頭前已在家裏開瓶醒酒。出了地鐵，時間還早，他給我也試試一抱美酒，自己則掏出菸斗，菸絲，火柴，點火手法嫺熟得不得了。英皇道車水馬龍，「文人」在擁擠不堪的街頭，煙霧繚繞，活在自己悠閒的思想世界。話說回來，他的《八方》老友其實都滴酒不沾，那瓶1500ML怎麼喝光的我忘了。

八九十年代戴天的名氣大極了，像我這種毛頭小子就算有機緣得以接近，總覺得他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呵呵笑聲聽得見，真人面目畢竟是醉醺醺的。忘了最初怎麼見的面，好像是因為在中大我們都上黃繼持的課，自告奮勇替復刊的《八方》做校對，《八方》黃繼持總編輯，出版《八方》的是香港文學藝術協會，戴天是協會的會長，雜誌怎麼印印多少他們仝人開會決定。《八方》復刊後只出不到十期，停刊後有一天黃繼持叫我們上會長在尖沙咀的家，搬積存在會長家裏的舊雜誌。

後來三聯四十週年請劉賓雁講「文學與社會」，請戴天來做主持是不二之選，我拍他和劉賓雁的照片神氣極了，但他給我印象最深的是講座台上倒給他的是一杯酒而不是茶。坦白說我不太喜歡看他「一週紀事」裏寫飲宴（陳韻文傳過我一張照片，戴天孫寶玲胡菊人黃子程陳任高信疆一眾買醉），那太饞人了。我最喜歡看他寫讀書看報：一大清早，漫步走出家門走到天星碼頭報攤（因為上過他家我好像真看見他從麼地道轉出彌敦道），看他專欄的都知道天星碼頭能買到當天的《世界報》。好幾次我好像看見他嘴叼著煙斗，手翻《世界報》，讀報忘乎所以佇足在半島酒店街旁，比本雅明寫的文人遛龜逛巴黎拱廊還有型。他寫的「書評」最妙，那顯然是替朋友和出版社賣廣告，我因此也常送書給他博免費宣傳。有一回我知道我錯了，他其實不只賣廣告是真的在讀書：「一週紀事」連續兩週每天晨起他都在讀我送的基佐的《歐洲文明化的進程》，最後還以非常精簡之筆說：基佐此書以「自由與秩序」董理法國大革命後的紛亂，認為大革命以自由為標的而以無序告終，及拿破侖起而重建秩序，則自由消失於無形，可謂洞識。據此以觀，即中國之革命，似亦莫不如此。

（Lam Tokwan臉書2021年6月19日）

戴天離世的消息傳來，不知道為什麼，總有股淡淡的陰鬱沉在心裡。雖說是香港的文壇前輩，接觸的機會不多，然而我卻有福能與戴天互動，想來我該是戴天在台灣所新識最年少的朋友了。日前應《城市文藝》雜誌邀稿，草成此文，以茲紀念戴天與我的因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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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戴天相見的那一面】
By陳逸華

接到戴天的信函，其中有一段是這麼說的：

「十、十一兩月之間，將有台北之行。舊友早失聯絡，不知可否酌情告知，下列諸人之電話號碼：……」

那是在2016年的9月尾，戴天安排了從多倫多回訪港台的行程。看得出來，年臻杖朝的戴天有意再會見老友敘舊，說來交情大概都已超過一甲子了。

因為《現文因緣》（聯經，2016）的編務緣故，我必須取得期望收錄在書中的文章授權，身為《現代文學》雜誌創刊同仁的戴天，其〈「毀」與「譽」〉、〈霎眼間事〉兩篇，為雜誌做了很精闢的解讀，自然想極力爭取授權的同意。最初聯繫戴天頗有些周折，據悉戴天不用網路，髮妻過世後，獨身一人住在原來的房子裡，對外的聯絡事宜，多仰賴一位信任的朋友。好容易輾轉索得戴天友人的電子郵件，才終於可以和戴天有間接的互動。幾次公務上的往返，很順利地獲得首肯，戴天相當乾脆地說，年輕時的一點熱情，現在居然還有人注意，不用授權費，什麼同意書等等也就不簽了，文章盡管使用無妨。自己過去的文章得以重新收錄在書中，且作者群俱是大學時期的師友同好們，想來這樣的「紙上同學會」，對旅居海外的戴天也是一種另類的聚首吧！

書本出版以後，我和戴天並未因而停下聯繫，反有股沒大沒小的溝通默契。我敬他，卻不以他年長為尊；他惜我，亦不以我年少為忤。戴天說，他打算冬天回香港一趟，將自己在港的房舍與藏書處理處理，離開香港返加之前，要先到台灣停留一段時間。一得知這樣的訊息，全力協助各項事務自是不在話下，即便戴天表示他都已張羅好，方便的話，代他聯繫幾位故交也就是了。前輩們多年不見的重逢話往，我當然不適合參與，只是探問戴天，在台期間有哪個時段是空閒的？可以的話，我前去叨擾好嗎？

戴天來台時下榻於台北福華飯店，我們約好在一個午食與晚膳之間會晤。當我摁下客房門鈴，應門的戴天聲若洪鐘：「歡迎歡迎！你是逸華吧？終於見面了。」我們無分禮數，天南地北的聊了關於《現代文學》、《盤古》、《八方》等文藝刊物的起伏，也說起諸多文人學者不為人知的逸事，具體都有些什麼內容，坦白講多半記不清細節了，只記得戴天連珠的妙語和慧黠的措詞不時樂得我們哈哈大笑。我問戴天，他過去和朋友聚在一起，也都是這樣的說話方式嗎？戴天更樂了，他說，在一起就是吹牛皮，誰吹得厲害，誰說話就大聲，你看我說話是不是很大聲？

不止舊事，戴天也分享了自己的日子。髮妻仙去，戴天的生活起了不小的變化，過去都是太太在打理日常點滴，戴天連繳交電話費都得從頭學起。孤身的那年歲末，戴天趁著雪日之前於花園裡澆花，澆完之後卻沒將水龍頭確實關緊，於是汩汩緩流的水漫了一地下室，並凍結了整個冬季。直到春天時分，戴天才發現自己在地下室的藏書都泡湯了。無奈之餘，倒也看得很開，過去有太太會顧前顧後，反正現在只剩自己一個人，書沒了就沒了吧！言談之中儘管帶著笑容，我卻感到戴天話語後面那一絲寂寞。

傍晚時分，房裡的電話響起，戴天一邊看手錶一邊對話筒說：「你怎麼來了？而且還比我們約好的時間早一個小時！」掛上電話，戴天帶著歉意告訴我，晚餐約了劉顯叔，恐怕不能再多聊了。我一聽完全明白，劉顯叔擔心戴天不習慣現在的台北，所以早早來了飯店，要接他同往餐廳。兩位先生的友情完全表露無遺，我不禁想像，在台期間的每一頓飯都已打點好的戴天，究竟有多少這樣一輩子的至交呢？

再後來，戴天離開原來的住所，搬遷到老人公寓去了，我們的聯繫也逐日遞減。我知道，戴天的身體本就有些狀況，加上歲月積累，難免要簡化社交生活，在老人公寓裡有人照應，且福利算是不差，安然養老也是福氣。

但我不會忘記有個明媚的午後，我曾獨占戴天幾個小時；也可以稍稍攀附地說，我是戴天的最後一個編輯。

（刊於《城市文藝》雜誌總第112期）

（陳逸華臉書2021年6月19日）

鄭明仁：徐速的《星星月亮太陽》

《星星月亮太陽》初版，分上、中、下三集。

上世紀五十年代徐速寫了30萬字的小說《星星月亮太陽》，大受老中青讀者歡迎。故事被拍成電影後，小說更加暢銷，徐速名成利就，然而槍打出頭鳥，徐速在之後的兩場筆戰中，被對手圍攻。

《星星月亮太陽》1953年第一次出版，首先出上集，一年後出中集和下集，後來把3冊合訂為1冊，現時大家看到的都是一冊過的版本，初版3冊的版本幾乎絕跡。小說由徐速創辦的「高原出版社」出版，初版第1冊沒有出版社地址，只有通訊處地址：「鑽石山下元嶺一巷四號二樓」，這個通訊處可能是徐速的住家。五十年代，很多南來文人學者政界人物都棲身鑽石山木屋或石屋，王道創辦的《人生》雜誌，出版社地址就是鑽石山聖堂路，錢穆的《湖上閒思錄》1960年由人生出版社出版。高原出版社後來遷往彌敦道，先後出版多本暢銷書。

徐速1950年來港後第一部小說是《星星之火》，內容是描述國共內戰期間的戀愛和戰爭故事。《星星月亮太陽》也是寫戰爭和愛情故事，這本書拍成電影後令徐速大紅大紫。徐速介紹這本書時這樣說：「朋友！你喜愛星星嗎？當你凝視夜空中幾點稀疏晶瑩的寒星時，你會感到一種孤獨淒清的氣氛吧。於是，你覺得月亮的柔和可親了。可是，在你寂寞的心靈中，你又會神往太陽光輝的照臨。告訴你！在這本小說中，就藉著這三種不同的情調，象徵了三個不同性格的女性，扮演出三種不同的戀愛方式，更融合了文藝的三種崇高精神—真、善和美。」

1969年新加坡南洋大學在校內舉行「我最喜歡的作者」調查，由188名學生選出20個最喜歡的作者，結果第1名是魯迅，第6名是徐速，在他之後是高爾基、曹雪芹、屠格湼夫、托爾斯泰、羅貫中等等。香港某份報章對調查結果很不以為然，特別撰文嘲諷徐速憑甚麼資格排第6，並首次揭露《星星月亮太陽》是抄襲姚雪珢在抗戰期間發表的《春暖花開的時候》。報紙文章出來後，香港文壇掀起風暴，支持徐速和反對徐速的陣營，各自在專欄和地盤發表評論。反徐陣營為了指證徐速抄襲，不惜一切重印了姚雪珢的《春暖花開的時候》，再加上一些評論，以便「讓讀者作證，決定這本書是否《星星月亮太陽》的藍本」。儘管徐速本人作出澄清否認抄襲，支持徐速的陣營也解釋了即使情節、人物或有雷同，並不構成抄襲的證據。這場論爭持續了一段日子，最後無疾而終，究竟徐速是否抄襲，仍然是各說各話，但徐速名譽已受到嚴重損害，他對此耿耿於懷，健康也受到影響。

徐速與香港部分文化人結怨，可以追溯到1965年他創辦《當代文藝》月刊的時候。徐速在1965年12月1日的創刊詞指出：「近年來香港的文藝作品愈趨沒落了，幾十家報紙幾乎沒有一個純文藝的副刊，刊載的都是些媚俗的消遣的流行作品，或者是替政治服務的『羊頭』文章……於是，人人都希望香港也來一個『文藝復興』運動。『高原』是以出版文藝叢書稱著的，似乎是責無旁貸的應該負起這個神聖責任……」在一些人士眼中，徐速這篇創刊詞明言要藉《當代文藝》來一次文藝復興，他無疑把自己看得太高，並試圖把自己提升為文壇霸主，不久便發生第一場筆戰。1967年8月號的《當代文藝》刊登了林筑(詩人蔡炎培筆名)一首現代派新詩《曉鏡》，《萬人雜誌》一位作者讀完這首新詩後在雜誌寫了篇《「密碼派」詩文今昔觀》，大意是指《曉鏡》每個字他都認識，但卻不知作者想寫甚麼，整篇新詩就好像電報上的密碼一樣。徐速為此在《當代文藝》撰文為「密碼」辨誣，他認為刊物應該容納各黨各派觀點，做到百花齊放。起初雙方都能平心靜氣討論，後來因為更多人加入爭論，形成《萬人雜誌》大戰《當代文藝》的格局，刀來劍往，筆戰持續幾個月才結束。

（《am730》2021年6月24日）

許定銘：祥子的〈郭良蕙與侯榕生〉

《海光文藝》一九六六年六月的那期有篇祥子寫的〈郭良蕙與侯榕生〉，屬於作家印象記的文章，頗值得向大家推介。

這位祥子不是老舍筆下的《駱駝祥子》，在香港沒有名氣，他提及的郭良蕙與侯榕生是台灣的女作家。其時，《心鎖》事件還未發酵，知道郭良蕙的香港人不多，侯榕生更是少人認識，祥子用八千多字去推介兩個台灣女作家之時，把自己也寫進了去，其實是向大家推介了三位作家，當年的吸引力應該甚弱，但五十五年後的今天回看，若那時沒讀這篇文，應該是走漏了眼的。

祥子寫這篇文章的時候是一九六零年代中的事，但他文內寫他與兩位女作家交往的，卻是更早的一九五零年代，大家都是開始寫作未幾時的事。

祥子說是魏子雲介紹他認識郭良蕙和侯榕生的，她倆的共同點：都是寫小說的空軍家眷，而且住在同一個宿舍裡。祥子的第一印象是：「侯榕生白白胖胖，穿着一件旗袍，懶洋洋地抽着香煙。是個少奶奶派頭。」郭良蕙則是「人滿漂亮大方，愛穿綠衣裳……，人稱『蕙女士』，在神秘之中，帶點兒『五四』前後的意思。」

其後他分別寫了兩人的各自發展：郭良蕙精明能幹，除了能好好地照顧家庭外，寫了很多書，還會用她天生漂亮的照片，在書内、書店裡及廣告上宣傳，在宴會上又有出色的交際能力，終於成為名氣甚大的作家而名利雙收。而侯榕生則與丈夫離了婚，寫作和文壇上的活動不多，卻熱心於吊嗓子、排身段、看戲、練戲等京劇人的活動，甚至叫出了「不願為作家，只願成名票」的口號。

兩位女作家走的路向不同，成就各異，但她們同樣都關心祥子。於是，祥子在文中開始叙述自己一九五零年代學習寫作的經過，及婚姻生活的不如意。一九六零年，他與M離了婚，又和H也分了居，個人生活陷於低潮，其時已成為名作家的郭良蕙和常常登台的名票侯榕生，都關心地問候他，安慰他，友情依然深厚。

其後祥子離開台灣，轉到香港生活，重要的原因是能在香港看京劇，又方便回老家北平遊覽。至此，很明顯了，這位祥子，就是我們認識的，不幸被祝融召去了的蕭銅！

──2021年6月

戴天小輯（二）

顏純鈎：痛悼戴天

詩人戴天不幸於日前去世，享年八十四歲。與多倫多的陳韻文通電話，得知他最後的一些情況。

陳韻文當天還去看戴天，傍晚六點多才離開。當時戴天情況還很好，頭腦清醒，反應敏捷，還和她開玩笑。她回到家休息一下，十點多接到療養院電話，說要送戴天到醫院急救，原因是突然低血糖。

哈哈一笑，人間別過，這就是戴天。

戴天狀況一直還好，晚年住的是高級療養院，每月要近五萬港幣，他得到很好的照顧。他說可請朋友來吃飯喝紅酒，朋友也常來接他出去吃飯，上下樓有電動輪椅車。

戴天天性樂觀，見人打哈哈。早幾年回香港，他說是「告別之旅」，意思是最後一次回來。他輪番和文化界朋友見面，有一天林行止先生約吃午飯，飯後我送他回酒店，和他聊到傍晚才離開。我屢屢想告辭，他都不放我走，他就是喜歡聊天，公事私事，上天入地。

我也約舒非和馮偉才和他在蘇浙同鄉會吃飯，他說這次回來已在那裏吃了十幾餐，我們都笑說，誰叫你有那麼多朋友。

戴天在公私兩方面對我影響都很深。他寫的詩﹑散文﹑短評，我都長期追讀，得益匪淺。回歸前天地圖書主辦香港長篇小說獎，我請他擔任評判，他一口答應，後來我才知道，他已經十多年不做評判了。後來劉以鬯﹑鄭樹森﹑黃繼持﹑黃子平都鼎力支持，共襄一場盛事。

大概九五年，有一晚我們一起吃飯，他問我有沒有移民打算，我說我都沒什麼條件。他問有沒有一層樓，我說有，他說那就夠了，一半投資，一半生活。半夜回家，叫醒太太，徵得她同意，次日戴天介紹律師給我，搞了十個月，就此移民加拿大。

戴天一句話，促成了我全家移民，這也是命中注定的事，可以說，戴天改變了我一家人的命運。與人交往，貴在真性情，戴天大情大性，永遠坦蕩蕩待人，有幸和他交往，親炙他的風采，真是一生幸運。

（《蘋果日報》2021年5月16日）

顏純鈎：戴天和香港

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戴天還在香港，那是香港文化最鼎盛的年代。

戴天主編《信報月刊》，胡菊人、董橋先後主編《明報月刊》，李怡主編《九十年代》，劉以鬯主編《香港文學》，古蒼梧主編《八方》，黃子程主編《博益月刊》，那時文匯報文藝副刊是曾敏之主編，新晚報「星海」文學副刊是馮偉才主編，星島日報「星辰」版是何錦玲主編。

後來馬家輝主編明報世紀版，薛興國主編香港時報副刊，真是一時之盛。

那時左右兩邊的關係還不錯，戴天曾和左派的香港作聯代表團一起到深圳訪問，晚上和我同房，聊天到深夜。白先勇到香港，戴天替作聯在合和中心主持了一場演講。香港大學曾主辦劉賓雁和陳映真的對談，那晚陸佑堂人山人海。

大陸有作家來了，三聯書店的潘耀明就召集座談會，會後每每有飯局；台灣作家來了，《新聞天地》的卜少夫和何錦玲也會組飯局。

八九六四後，一次飯局上見到戴天，問我近來寫什麼，我說寫了一個短篇給《明報月刊》，他們不想用，戴天便頗替我不值。其實我給人退稿，早已百毒不侵。

那晚回家後，戴天打電話來，叫我把稿子給他，他要轉到台灣給瘂弦。過兩天又打電話來，說瘂弦看了很喜歡，聯合報副刊會用。他幫朋友，就是這樣熱心。

有一次見到他，說起出版，我說很想重版林語堂的著作，可惜不知找誰談版權。戴天即笑說，那就巧了，林太乙是我舅母。後來我聯絡林太乙女士，談好了版權，先出了《生活的藝術》，很受歡迎，又再一本一本出下去。

戴天永遠詩酒風流，呼朋引類，見人打哈哈，他遊戲人間，談笑間就把正經事辦了。辦了正經事，他也不當一回事，辦了就辦了，一件件辦下去。

戴天有幸，在香港最美好的歲月中如魚得水；香港有幸，在它最美好的歲月中有戴天。

（《蘋果日報》2021年5月17日）

石貝：追憶和香港詩人戴天的一點小過節

香港詩人戴天，5月8日在多倫多去世，享年86歲，看到此消息有點意外。這位詩人大陸朋友可能不是很熟悉，他在大學時期，曾與白先勇、李歐梵等人創辦現代文學。大學畢業後回到香港，從事出版工作，戴天曾任【信報財經月刊】的總編輯，八十年代也曾任香港【讀者文摘】中文版編輯。在香港詩界，説起戴天，那是很重要的詩人。

八十年代我初到香港，在一次偶然的機會下認識了戴天，大概是我剛從北京移居香港吧，他很有興趣跟我聊北京的事，那時我已經在明報上寫一個小小的專欄了，他聽我講北京的人和事，也爲我介紹香港，還記得有次説起酒吧，我説我從來不知道酒吧啥樣，這裏需説明一下，本人1980年來港，當年的北京及其他城市，都不曾有酒吧的存在。戴天馬上說要帶我見識一下，於是找了一天下午，戴天帶我到銅鑼灣一家酒吧“見識”，可惜的是本人對飲酒毫無興趣，好像衹是叫了一杯普通飲料，聊的什麽也不記得了，而戴天則是能豪飲之人，帶著我這樣的人去酒吧，真是冇癮。

説到這，想起當年香港的文化人，即作家詩人編輯等，都非常熱衷飲酒，戴天是其一，其他能記起來的還有胡菊人、蔡炎培、胡金銓等，不知是否李白情結，以爲酒精可以引來文思，不過，酒精對人體可謂有害無益，幾年後其中幾位的肝臟便出現問題，這是後話了。

我與戴天交情不深，但有一事始終令我心存不知叫愧疚還是遺憾之感。那是八十年代中的夏日，電話響起，一把陌生女人的聲音：

-----我是戴天太太，想跟你談談你和戴天的關係。我請你飲茶好嗎？

我答應了她，然後就打電話給戴天，告訴他戴太太要請我飲茶，哪知戴天非常惱怒，很嚴厲地跟我説，你不准去，但是並未告訴我原因。我的個性是越不讓我見，我就越要見見，於是告訴戴，我會跟你太太見面的。怎麽也想不到，就是這次見戴妻，埋下禍根。

和戴太太約好在尖沙咀一間酒樓見面，寒暄過後，進入正題，我告訴她實情：

-----我和戴天很久沒有見面了，上次見面還是一個月前，當時還有蔡炎培，還有另一位朋友。

-----我覺得戴天這些天精神有些恍惚，與正常人不太一樣，有些所問非所答。

我想戴天是詩人，出口成章的都是詩，當然與正常人不太一樣，所以戴太太以為他所問非所答，可是，據説戴太太是心理學家呢，應該理解丈夫的行徑吧。我請她多看看戴天在報紙上的專欄，就會瞭解他的爲人了。忽然戴太太轉了話題，她問我是否外省人，並誇我廣東話講得不錯，又問我是否也寫詩，寫小説，最後又問起我的身世，感慨一番。

戴太太說她自己信佛，相信輪回轉世，因果報應，並說作人沒意思云云，初次見面就如此坦白，交淺言深，令我有些吃驚。説到戴天，她説很多人都喜歡跟戴交朋友，我説，你應該感到榮幸啊，有這樣一位丈夫。她面色黯淡地說，好丈夫很難界定，我說，最重要的一點是他對家庭負責。可能一言難盡吧，戴太太不想多説，而是透過她厚重的近視眼鏡，十分仔細地打量我：你看起來很健康啊，沒什麽病，能吃能睡，嗯，還是年輕好。我幾乎要笑出來了，但作為初次見面，我還是忍住笑，正經八百地説了如下的話：

-----我們都是讀書人，都是有思想，有理智，有分析能力的人，有了什麽問題，要平心靜氣地擺在桌面上談，萬不能像無知村婦般胡亂猜疑，甚至污衊造謠。

-----對對對，你説的有道理。

這時的戴太太似乎忘記了她為什麽打電話給我，反而對於見到我、認識我、瞭解我，更甚於她丈夫與我的關係。她興沖沖地說，認識你真是太好了，你真是不簡單，我們以後多來往，我會請你飲茶，我們再談。一頓午飯，戴太太已經把我當成了她的新朋友，事實卻是，從那以後，我再也沒有見過戴太太，不過，她給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因此，當年我將此次飲茶一事當作日記般記錄下來，30多年過去，不曾忘記。

雖然我跟戴天並非朋友，但畢竟同屬香港文化圈，時不時都會在飯局或聚會上碰面，令我十分不解的是，自從我跟戴太太飲茶之後，戴天與我徹底“劃清界限”，即使事過十幾年，在某些場合碰到，我主動跟他打招呼，戴也裝作視而不見，當我如無物。我始終沒想明白，戴夫婦看來婚姻是有問題的，可戴天從未跟我提過，如狗血劇情一般，戴太太可能偷查了老公的電話本，找到我的電話，便有了請我飲茶一事。但事後並未有任何不堪之事發生，戴天理應多謝我才是啊，怎麽還記恨了我這許多年呢？

無論如何，戴天如今已魂歸天國，大多數朋友撰文稱贊他的詩才，我則從另個角度追憶詩人的另外一面，完全沒有想抹黑他的意思。詩人也是人。

（《文學城․海外博客》2021年5月12日）

戴天小輯（一）

馬龍：戴詩人一路走好

戴詩人走了。
難忘他的溫厚、他的學養。
難忘他愛吃肥肉的饞相。
某年他在我家吃過方舒眉弄的紅燒肉，翌日即撰文讚好！
收到消息的那夜，一杯紅酒為君舉離觴。
一路走好！

（馬龍臉書2021年5月12日）

關夢南：念戴天：吾師拱别，無憾矣！

第一次我在附近的地鐵站等他，他跑過馬路，滿頭白髮異國風中飄揚：哈哈！他拿着煙斗，我暗自高興，他仍是當年的戴天。

關夢南

戴天九十年代移民加拿大多倫多，仍在《信報》寫專欄，與香港文化界藕斷絲蓮。我2002年出版第一本詩集──《關夢南詩集》，他也曾在專欄寫了一篇簡評。他離港前早以公開「立此為照」，不再擔任文學獎評判。2003年他竟然應中央圖書館之邀，再次出任中文文學獎雙年獎詩組海外評判。我私心以為，他「食言」多少與我有關。後來不能乘行，主要是身體装了個心臟起搏器，醫生不贊成長途旅行。但他仍然投了我全票，使我獲得了這人生難得的榮譽，能不感恩？

1983年大拇指詩獎得獎人梁秉鈞（在美國）、王良和（左一）、關夢南（左二）。頒獎禮七月十五日在蔡浩泉的圖騰製作公司舉行。評判之一戴天（右一）（另三位是王辛笛、古蒼梧、林煥彰）親自頒獎。戴天並寫下長篇評審意見〈風、雅、頌之體〉，是他罕有通達明暢的詩論，刊《大拇指》第198期。照片及文字說明來自許迪鏘臉書

1983年的「大拇指詩獎」，得獎作品〈傷口〉，也是戴天任評判。同屆獲獎的還有也斯與王良和，戴天為此寫了一篇十分認真的評論，把三首得獎作品喻為風雅頌。關於評論，戴天收錄於《渡渡這種鳥》散文集內，有一輯談歐洲詩人的作品，好看之餘，又着實打開了我們文青的眼界。

戴天《渡渡這種鳥》（香港：素葉出版社，1980）。圖片來源：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Library臉書

我認識戴天大概始於1969年的詩作坊。詩作坊是香港民間教育之始，是戴天與古蒼梧把美國愛荷華的辦學形式（編按：愛荷華大學「國際寫作計劃」）搬到香港來，本來逢星期六在九龍塘多實街上課，客座嘉賓都是港台一時著名的詩人。我參加時迹近尾聲，上課地點已遷去太子道戴天與胡菊人合租的家。詩作坊的詩人包括鍾玲玲、淮遠、李國威、張國毅、劉天賜及麥繼安等。他們當時都是中學生，可見平民教學的重要和意義。我深受影響，參加不多的幾課，從此改變了我詩歌的世界。

戴天《石頭的研究》（台灣東大圖書公司）

戴天的魅力與影響，既在個人的交遊廣闊，豪邁、江湖氣，更在作品的前衛性。現在詩人大多不以戴天為然，是因為沒有把文學創作放還那個仍然彌漫着五四詩風的艱難時代。

戴天早期詩與台灣相近，比如花雕的圖象性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但不同的是傾向明朗透明。七十年代初，戴天的突破作品是〈京都十首〉，散文化的詩意令人眼前一亮，不重詞藻重詩意，脫胎自古典而不失現代精神。緊接着於《明報》發表了〈啊！我是一隻鳥〉、〈這是一個爛蘋果〉和〈石頭記〉等名作。又在《中國學生周報》發表了〈蛇〉和〈創作日記〉。當時他每發表一首詩，都引來評論和哄動，當然也包括了我的追讀。戴天現代詩重口語多用短句，着實開了一代的詩風。

翻拍自戴天《石頭的研究》

戴天九十年代移民，我飛去多倫多探了他三次：第一次我在附近的地鐵站等他，他跑過馬路，滿頭白髮異國風中飄揚：哈哈！他拿着煙斗，我暗自高興，他仍是當年的戴天。但閑談中隱約已有蒼涼之意：「不捨呀！」我正猜度他放不下甚麼。他說，「中華文化」。分别離去漸行漸遠，他仍站在大屋的門口。

第二次見面是兩年後。他託我編一本戴天詩集，名為《骨的呻吟》。我好像有些什麼預感，回港後用一年時間編好，並根據他表列寄給他的好朋友董橋等。回應有三十餘段文字。我整理後又找文友寫了兩三篇評論，合訂成一本小册子，寄給他留念。

戴天詩集《骨的呻吟》

書出版後我又飛去探他，順便送書。他一見面就和我去附近餐廳吃牛排，卻不讓我結數。幾十年吃的全是他，在家或外出，沒有一次說得過他。當時他的健康有些不妙：腰間繫了個藍袋子，腸癌開了刀。吃完晚飯又回他家坐了個多小時。事後方知道他一直捱痛陪着我。

於是以後一直有陰影，不知幾時就接到他不在的消息。想不到他生存的意志旺盛，不但打敗了癌症，而且回港走了一轉。他到港後約我到酒店相聚，吃了個早餐。身體看來不錯。以後他出席大小聚會，不勝歡悅。他離港我沒有送他。心想來日方長。怎知昨日突接金炳興傳來他臨終前相，令我可再見他最後一面，聊慰哀思。

詩人廖偉棠於2016年11月10日攝，當日戴天訪問香港中文大學，在「書寫力量」活動板上親筆寫上詩句，參與年輕詩人發起的書寫活動，用行動來鼓勵年輕詩人。照片授權轉載自廖偉棠Facebook

戴天生於香港文學最好的時代，享盡了創作最大的快樂和熱閙。如此文學人福氣，香港又有幾人？吾師拱别，無憾矣！

（原題：念戴天：吾師拱别，無憾矣！本文不代表藝文格物立場）

作者簡介｜關夢南，資深文學工作者、詩人、專欄作家。歷任報刊文藝版編輯，現為駐校作家、報刊特約作家、《香港中學生文藝月刊》編輯。編著有《零點詩選》、《看海的日子》(詩集)等。作品《關夢南詩集》獲第七屆香港中文文學雙年獎新詩組雙年獎。

（《香港01》2021年5月12日）

戴天詩論｜風、雅、頌之體──看八三年「大拇指」詩獎作品

編按：戴天告別人間，媒體報道多以「戴天大學時期於台灣與白先勇、李歐梵等人創辦《現代文學》」、為張愛玲出版散文集、曾任《信報財經月刊》總編輯等事迹，較少提到戴天的寫作心得。是日轉載戴天評論當年三位文青的作品。

八三年「大拇指詩獎」得獎作品為關夢南〈傷口〉；王良和〈夢──給小敏儀〉；梁秉鈞〈修理屋背的頌詩〉。簡單看起來，這三篇詩作，可以歸為「風」、「雅」、「頌」。但這種分類，卻也不能「盡得其旨」，像〈修理屋背的頌詩〉，雖稱為「頌」，似也含有風、雅的意味。

文：戴天｜選自《僭越的夜行──梁秉鈞新詩作品評論資料彙編》

現代人過的是「複雜的」、「多層次的」生活，而複雜出精細，層次見深度，完美的藝術創作，在「約化」生活、思想的過程中，根本並無依附某一文種、詞類的必要。梁秉鈞的「頌」，說穿了，正是「無所依傍」的自由創作心靈，在藝術天地精耕細作的結果。我們得以品嘗的甜美果實，是陽光、空氣、土壤等多因素的結晶，而絕非任何單一原素所構成，雖然品種、味道、肌理等，而不免受單一或多種內外因素影響。口之於味，雖則不一定都有同嗜，卻不能因為滋味有別，就認為其他一無足取。散發「異味」的榴槤也是果實，橘子、香蕉、草莓等等亦然。

抑揚輕重先後的編排

這一番喋喋，意思很明顯，而「大拇指詩獎」，選出這三篇風格迥異的詩作，就是「物證」。這三篇詩作是從《大拇指》上所刊詩作選出來的，那麼《大拇指》的開放、自由、兼容精神，也從一個側面有所反映。選出這三篇詩作，也似乎證明「大拇指詩獎」，是近年各類「文學獎」最具「姿采」的一項；水準整齊劃一、風格變幻多樣、題材不一而足。龔自珍〈已亥雜詩〉有「不拘一格降人材」一句，《大拇指》上的詩作者，在「商旅為患」的香港，抖擻精神，得獎作品僅是一個「取樣」。這表明藝術創作，不是單行道、獨木橋，而是一個四通八達的「網狀組織」，唯有巧手，可奪天工。

1983年大拇指詩獎得獎人梁秉鈞（在美國）、王良和（左一）、關夢南（左二）。頒獎禮七月十五日在蔡浩泉的圖騰製作公司舉行。評判之一戴天（右一）（另三位是王辛笛、古蒼梧、林煥彰）親自頒獎。戴天並寫下長篇評審意見〈風、雅、頌之體〉，是他罕有通達明暢的詩論，刊《大拇指》第198期。照片及文字說明來自許迪鏘臉書

雖說文學作品的表現手法， 不出「抑」、「揚」兩途， 但抑、揚的份量、輕重、先後，也頗有「文章」。抑，也許可稱為做反面文章，出之以諷刺和詛咒之類。拿諷刺來說，老子有「正言若反」之語，可見並非為抑而抑，亦具「正面」意義，只是往往為人忽略，甚生憎厭，「恨不得寢其皮」！其實SPEAKING BY CONTRARIES，就文學表現手法而言，僅為其中一項，這便是IRONY。關夢南的〈傷口〉，也是「正言若反」的，跡近於「風」，但他寫得「溫柔敦厚」，不失「詩教」之旨，恐怕是憤怒已結晶，詛咒將昇華。但〈傷口〉又不能簡單地歸為「風」，那裏面也「頌」，亦「雅」。

果真這樣嚴重嗎？

用膠布封好口

你說：「沒有嘴巴

它不會喊痛了」

然後繼續工作

受過「現代主義」洗禮的詩歌創作

這是將一段極苦痛愴然的感覺，以一種寓揚於抑的手法，「正正經經」，「板起臉孔」，卻又並非「置身事外」的暗喻，作了謔而不虐的實踐。關夢南表面上很冷，很客觀，似乎「隔岸觀火」，用連串事件「鋪陳」出一幕幕「畫面」。但這些「畫面」，都是「千挑萬揀」的，圍繞著「傷口」而發展、發生、發韌，就像是生命的浮沉，思想的轉折，時代的異動，感覺的游移等現實的、心靈的場景。換言之，這是一齣「戲」，是以戲劇手法、小說筆調，寫的「極短篇」。假如這是母親的一點淚，那麼我們看到的，不是試管裏的「鹽和水」，而是母愛、母慈、母痛。這一道道「傷口」，到底是什麼，讀者的感覺、認識最可信靠，當然不必我們去饒舌。

那不能凝結的血

一滴一滴

滴乾了幾乎我希望

的全部

「哀莫大於心死」，但是生命長流：

然後繼續工作

從這一點看來，關夢南的「風」，便具濃厚的「雅」的成份，他甚至在「頌」著嘴巴不再喊痛的人。這樣的諷刺，是深沉無奈的，是某些「此身甘與眾人違」的「時代孑遺分子」，對一些現實情勢的詛咒與盟誓。關夢南當然攀不到屈原那種高度，但那種「既不足以為美政兮，吾將從彭咸之所居」，以及「過夏首而西浮兮，顧龍門而不見」的心情、趨向，則是歷史悲劇層出不窮的時代，賢者與不肖者，高士及俗人，也就是人人都存有的。

寫出蒼生的憂戚，原就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精萃

應當這麼說，文學創作中的詛盟性質，假如能夠摒除初民的迷信成分，以「指九天以為正」的至誠，寫出蒼生的憂戚，原就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精萃，古來便是中國讀書人追求的目標，嚮往的理想。〈傷口〉的規模、層次、表現、內涵，即或不能代表這種中國文化傳統，但具有或多或少詛盟性質，也是不能否定的。當然，詛盟式的作品，在西方也存有。拜倫的〈審判的幻景〉，為當時的英國人在「申訴」，把皇帝的侍臣、寫六音步詩的歌功頌德之德，置於天怨神怒的境界，就是這類作品。但拜倫所為，實是檄文，和駱賓王罵武則天一樣，不能算是詛盟文學的原型。例如：

從犯罪和殺戮的歷史血海中

從凱撒的私淑弟子中，就以

最殘暴的皇帝來說，其朝廷也沒有

他那樣為白骨所堆，為碧血所浸

將這段拜倫的詩，與〈傷口〉相比，我們可以發現，「革命浪漫主義」的作品，無論在審美、修辭、結構上，都和現代人，尤其是受過「現代主義」洗禮，講究意象、睿智、象徵、感覺的作品，如何大異其趣。「革命浪漫主義」的作品，倘若放縱過度，或者筆力不足以「收放自如」，流於淺薄也還罷了，淪為口號便去藝術甚遠了。文藝腔雖則叫人肉麻，政治傳單則令人吃驚，這是古今中外，都難列入文學的殿堂。可見即使是「風」，也仍有藝術的基本要求。〈傷口〉固然有的地方概念化，亦嫌好幾處文字鬆散、欠精鍊，但就創作意念、事象認識、敷陳技法而言，則頗有可取。然而關夢南近年詩作，就此一方向的發展似乎已呈呆滯現象，也不能自既有的層次跳昇，擦亮人們耳目。

1960年代以來的「講唱」風格

王良和及梁秉鈞的得獎作品，都有「講唱」的成分。近二十年來，西方也流行「講唱」風格。聶魯達固不必論，美國的羅威爾、馬爾榮、狄奇，法國的裴外、邦富亞等，都以親切動人的「講唱」風格，寫下各種題材的詩篇。這種近代的「講唱」，與古代的「講唱」作品，題材是大大拓展了，甚至可以取為生活瑣事、個人感觸的工具。講唱，在古代其實是史詩的先導。印度史詩〈摩訶婆羅多〉，希臘據稱為荷馬作的〈伊里德〉及〈奧德賽〉，都由說唱脫胎而成。講唱原本是既說且唱的，後來錄成文本，雖不再唱，甚至亦不講讀，但講唱的風格，仍一望而知。

講唱的風格，在文字上，自不能過於抽象，而需著重事態的描寫，也就是用人間之音去寫人間的事。梁秉鈞近年著力於此，似乎是較早放棄「文藝」語言、「抽象」意念，而在生活、情景之中，看出「詩意」的中國近代詩人。〈修理屋背的頌詩〉，鉅細無遺地「記錄」下「修理」、「屋背」有關的「情節」，還添上許多聯想的「故事」，再不避開「自己進入情景」的一些「禁條」，洋溢著濃郁的、流動的、煥發的「生命之詩」、「生活之情」。

講唱式詩篇，不少人詬病其「散文化」。表面上看來也許是的，但實則不然。饒宗頤先生在〈中國古代文學之比較研究〉裏面，曾經提到一個令人耳目一新的看法，可以為講唱並非散文化的佐證。饒先生認為，中國的賦體，出於戰國縱橫家，出於莊子，詞藻繁縟，且具「煒曄、譎誑」成份。因此，講唱式詩篇，僅為內涵有別，不似著重「抽象情意」之「詩」，而發展出來的另一種「詩語」。詩、詞、歌、賦，只是性質、取向不同的「詩」體而已，不能「厚此薄彼」。庾信的〈哀江南賦〉，我們能因其稍作「鋪陳」，而評之為「散文化」麼？饒先生並在此一意義上，認為這些便是中國的「史詩」，因為夸飾流衍，與歐西「史詩」，根本是異曲而同工。

在這裏住了幾年我也快要離開了

清理雜物，整理書籍和影印的論文

扔去無用的草稿，留下另一些

把它們修理，發展成不同的事物

看似乎平平無奇，但深一層，不就陸機〈文賦〉所說的「說煒曄而譎誑」麼？煒曄，正是危言，譎誑，近乎寓言。梁秉鈞從日常生活的細節，可以「修理」出一個世界，「發展成不同的事物」，就具有「賦」的性質。假如比照史學家所寫的漸代史、家史、村史，詩人寫「生活史」，將局限於個人意思的「世界」，以與周遭事物聯繫，拓展天地，無疑會推使「詩歌」產生深刻的變革。

天花板不牢固，門鈕震脫了？

沒有一處是安定的居所

我拿回三十個紙皮箱

準備把書籍雜物運回家去

這裏那裏屋背都不完整自己正在變化

陳舊的蛇皮蛻棄在草坪上

某些晦澀的「現代詩」受人詬病

這固然是詩人的「生活史」，但也是「具體而微」的「人類生活史」。見微知著，講唱式詩篇，如〈修理屋背的頌詩〉，既能接續中國古代傳統，復亦抉取西方講唱詩篇之長，梁秉鈞揉造了中國現代講唱的一個模式，正是某些晦澀的「現代詩」受人詬病，詩人自己對藝術真誠的一個回應。而且，詩人還保留了某些不當喪失的「詩素」，也就是「集大成」地呈現了「博約」的風貌，比較喜歡結構主義的，難道不欣賞如下的句子：

也有人在你頭上行走

並且使用隱秘的符號？

所謂「博約」，在這裏是集合了風、雅、頌的各種性質，看來現代中國詩人，在賦的基礎上已有新的發展。梁秉鈞此篇是個例子。

王良和的〈變─給小敏儀〉，題材不如梁秉鈞那篇集中，然而卻似乎更接近法人喬治．耆密濟爾的分析。耆密濟爾分析「史詩」，認為有三型，即巫靈、英雄、帝王，可見「史詩」的複雜、繁富。王良和這篇，也呈現出繁富現象，口脗是「書信體」，仍不出講唱範疇，但講的東西甚多，幾乎就是「近代史」。以抒情的筆法寫「史」，而又將自己溶入其中，還加以「述評」，亦敘、亦議，的確「另闢奚徑」。那些寫得如慕如文的句子，那些溫柔、殘酷、冷然、無奈、熱切的對比，詩人不徐不速，亦張亦弛，絕不失其「優雅」的處理手法，必然是寄託著深沉的家國之愛，鄉土之情的。

看了這樣的詩，我們對尼采的美學觀念，就有另一層認識了。尼采說：「迄今為止，我們的美學上只是一種女性的美學，所以只有藝術的欣賞者才能敘述他們的感受。」尼采的意思，與康德將藝術排除在可以認識的真實之外，謝林、里格爾將其真實的權力還給藝術，都不相同。尼采認為：「藝術比真實更有價值。」我們雖不必對尼采的「權力意志論」，在政治上造成的偏執表示一絲一毫的贊同之意，然而在藝術上，都不可「以人廢言」：「要變得美是意志勝利的表示，是協作精神的體現，是受到直接壓力的各種強烈願望協調一致的反映。邏輯上和幾何上的精煉是力量提高的結果；反過來，對這種精煉的理解，又提升了感受。發展至最高點，是風格莊重。」

的確如此，各種協調的因素，都可以在藝術裏面，合而為一，提高昇華。「大拇指」得獎的三篇詩作，呈現了「莊重風格」，正可以看作是各種直接、間接，精神、感覺等因素的藝術在協作；風、雅、頌三體，在激揚、曲折的人生場景之中，心平氣和、娓娓道來，既不失各自的獨特風格，復秉具「胸有成竹」的決斷與把握，認識和包容。尼采雖則不定人人合用，但他說「藝術家對任何事物，不能只看表面，而必須看得更全面、更精煉、更深入。要達致此一目標，藝術家必須常保青春與活力，『習以為常』的陶醉」，都是我們讀這三篇詩作的「真實感受」。

藝術發展到電子時代，無疑會帶來許多前所未見的問題，比如藝術到底有何「用途」？欣賞者通過何種途徑，或在何種層次、程度，以與藝術連繫、溝通、接觸？要回答這些問題，唯有直截了當，提出藝術的本質，也使藝術之所以成為藝術，不同其他；卻又盡量包涵萬有的性質。大概，海德格提出的「光輝為美」觀念，即「清晰」，可以帶領藝術創作者，產生令真實（即美）瀰漫充塞現實的力量。換言之，唯有清晰的美，光輝之美，才是表現現實「真實性」的「無孔不及」渠道。而這三篇「大拇指」得獎詩作，在一個程度上，「使人類能夠進入存在」，讀之感同身受，我們內心如有陰暗角落，也可以拿來映照。

這裏談的當然只是個人感受，淆雜無章，草率不文，充其量僅為一個「觀點」而已，而欣賞，亦如創作，是多角度的。

節選自《僭越的夜行──梁秉鈞新詩作品評論資料彙編》（陳素怡編），原載：《大拇指》第一九八期，1984年11月。原題：風、雅、頌之體──看八三年「大拇指」詩獎作品。

（《香港01》2021年5月15日）

關夢南：翻過戴天的一頁

母親節本來興致勃勃下厨，吹雞叫齊兒孫回來吃飯，想不到遽聞戴天西遊，不禁呆了一呆，頹廢地坐在椅子上。戴天身體移民後一直不好，突然離世，還是有點不能接受。

戴天背後我們叫他「戴老頭」，那是匿稱，說他一把年紀，還有點像兒童一樣。如果說他一點不莊重，自然錯了。有一次我與另一位文青陪他一同去深水步買牛腩煲蘿蔔。文青談到戴天的「蛇」，語帶輕佻。他的原意是想攪攪氣氛，想不到戴天厲聲說：「請不要嫉忌別人，要成名，就要自己努力！」從此我知道，戴天表面哈哈，温厚微笑，談到自己的作品，卻非常認真的。

大概七十年代中，戴天領隊文藝界，經廣州飛四川，再到雲南旅遊。同行有黃繼持、也斯夫婦、陸離夫婦、小思，黃（王）仁芸，胡燕青，顏展文（民）等，我添陪末座。陪遊的是中央文化部委員鄧友梅，還有一位打點一切的處長。戴天對我們說：「此行不接受訪問，純粹遊山玩水。」可見戴天的份量。這次旅遊得近距離親近一位我仰望的詩人，真是畢生難忘。

詩作坊是言教：「從生活出發，寫生活的詩；先做一個人，才是一個詩人。」熱衷於力匡和徐速作品的我，一下子從雲端跌落地上。現在每日同吃同遊，得以身教，真是我的福份。戴天站在中央委員的面前，依然談笑風生，不時還幽默幾句，一點也沒有討好權貴之意。我想那就是詩人的傲骨吧。戴天對年輕詩人特别愛護，他曾在信報專欄寫了不少「我們的香港仔」。詩作坊為甚麼出了那麼多的年輕詩人？淮遠，李國咸，鍾玲玲，張國毅和我。都是他把美國愛奧華打破師生階級的文學班模式，搬到香港來。如果沒有戴天，香港的文學，尤其是詩歌面貌或會很不一樣。

戴天好酒，但善飲，一般情况下不會醉。在家，他是主人，若真醉了怎麼辦？在外，他是埋單的人，自然更不能醉了。有一次彌敦道碰見他與李國（威）同行，遂一同走進旺角花園街飲酒，大概喝了二十瓶啤酒，出來走夜路回家，不禁抱着燈柱狂嘔了。或問戴天：「你寫詩時是醉酒還是清醒？」戴天好有一答：「我寫詩時是很清醒的，想的時候可能不清醒，寫的時候是絕對清醒的。」戴天抽煙和喝酒我想是一種姿態，但又不是一種姿態，甚至可以說，煙和喝酒是他做人的一種style。非此不足以顯示「我是戴天。」

戴天於我亦師亦友，他一直看着我成長。我1984年得「大拇指詩獎」，他寫了「風雅頌」總評，我從來沒有讀過他寫得如此細緻的評論。60歲我出版第一本詩集，戴天又在信報寫了書評。他另一個欣賞的學生是李國威，廣播道他與李國威同住。李國威英年早逝，我見他一早坐在靈堂側，黯然送學生一程。因他之故，大角嘴的送別會才不至於太過冷清。

最後或者談談戴天對香港詩壇的影響，我看有三方面：最重要也許是開創了一代的詩風。他的名作「一匹奔跑的斑馬」（1969年6月「明報月刊」31期）、「石頭記」（1969年10月「中國學生周報」）、「啊！我是一隻鳥」（1970年3月「明報月刊」51期） 「蛇」（1970年7月「中國學生周報」）「一九七一年所見」（1971年7月「明報月刊」52期）等，都是前衛性的作品。其二如前所說──創立「詩作坊」的民間詩歌教育，致今日遍地開花。其三拉闊了中港台三地的文學交流：戴天是台灣著名《現代文學》創辦人之一，其後定居香港，自然成為港台的文學橋樑了。四川詩人周良沛主編並出版 了港台詩人多本口袋裝詩集，想也是戴天的牽針引線吧！

戴天逝世的消息網上傳開，我留意回應都是我們那一代的老人，九十後與二十後的文青，根本不知道，戴天？何許人也？香港詩其實有過一段非常燦爛的詩歌年代。我曾問戴老頭：「我們是否有幸生於一個得風氣之先的七十年代？」他坐在異國的椅子點了點頭。風吹過《骨的呻吟》，一頁就這樣翻過去了！

命

我攤開手掌好比攤開
那張秋海棠的葉子
把命運的秘密公開

這條是黃河充滿激情
那條是長江裝着磅礡
我收起手掌
聽到一聲
骨的呻吟

化石說

我的喉頭仍有一些單音節
不是恐懼、懷疑
而是單純的感情
代表︰您好

至於我眼眶的深沉、空無
如今感覺很冷
卻曾是兩道火把
守望着大地

你摸着我的指節，植物一般
再沒有血跡、利甲
只是伸張、蠕動
要捉點什麼︰開着花

我的腳骨是路的殘骸︰腳板
是壓路機︰有千萬年的
重量；雖然你再找不到
卻實在走着我的步子

一匹奔跑的斑馬

我說︰日子是一匹奔跑的斑馬
白日
總是間雜着
夜
黑色
始終不曾戰勝
空白

假如說︰移動
是一種死亡的痛苦
假如說
不管白日有多長
黑夜也同樣
那麼，斑馬
那麼，白的和黑的形象
在開始奔跑
在開始交替的時刻
就會是
一種欄柵
隔着昨日的燦爛

於是蹄如風
於是
灰是唯一的顏色
迷茫
是一切事物的景致
再沒有疾刀
可以將黑
可以將白
分割
因為日子
是一匹
奔跑的斑馬

（此時我的瞳仁
黑不溜溜的
也溶化在
白兮兮之中）

岣嶁山論辯

據說岣嶁山在北方
但是南方
南方也有一座
岣嶁的山

你說山頭有一株
山茶花
他說草坡上纏繞着
雲霧的帶子

當然還有清溪
需要研究
山岩
應該好好修飾
問題是什麼
是山
你說到底
存在還是不存在

道理是什麼
是有還是沒有
是名詞還是
實質

形式上爭議過了
他拿出山嵐
實質上議論過後
你對着空茫

據說岣嶁山在北方
但是南方
南方也有一座
岣嶁的山

（《虛詞》2021年5月13日）

何青：懷念戴天：「做一個詩人，先要做一個人」

（左起）主持周嘉俊、關夢南及鄭政恆

香港著名詩人戴天月初在加拿大逝世，享年86歲。詩人關夢南曾到多倫多探望他，晚年的戴天已掛著心臟起搏器，同時患上癌症。自知大限將至，談話之間，戴天說到他的「不捨」，關夢南本以為他不捨得俗世或親情，然而他不捨的卻是中華文化，令他不能夠灑脫離去。

以詩書寫城市 開啟現代詩壇

戴天1935年生於廣東，幼時曾居毛里裘斯，六十年代在台灣與同窗白先勇、李歐梵、王文興、劉紹銘等人創辦《現代文學》。他畢業後到香港從事出版社工作，創辦《盤古》月刊，並參與美國愛荷華大學的「國際寫作計劃」，為首位香港參加者。當時大部分國內作家文風保守，仍保留著五四的去國懷鄉之情。戴天將充滿現代性的文學帶進香港詩壇，他詩作的句式有彈性，運用大量短句，開創了新的文風。

「我是一個難以解決 / 又不得不 / 解決 / 又不能解決 / 又要解決的 / 解決……」

內容上，他不再追求華麗與激昂的詞藻，反而以矛盾與虛實交錯的手法，表現出現代人的困境。他也嘗試不同類型的風格，譬如他寫城市的詩就充滿圖像性，關夢南說他當時從來未見過這樣的詩，不論形式和內容也為香港帶來新思想。

「歸去來兮，胡不歸／長長的路已被踏斷／我們佇在，如億萬年的化石／聽時間冷卻／泉水哭盡高山」

戴天曾向鄭政恆提及，在愛荷華時正值1960 年代社會運動高漲時期，他耳聞目睹當時的美國民歌復興運動和學生遊行。正正因為他擁有跨文化背景，他詩作的視野非常闊，既有具古典美和禪意的作品，也有濃濃的社會關懷。

「我攤開手掌好比攤開／那張秋海棠的葉子／把命運的秘密公開……我收起手掌／聽到一聲／骨的呻吟」

關夢南與戴天的緣份由詩作坊而起，戴天將愛荷華大學寫作計劃的開放教學形式帶到香港，為香港文壇帶來新的思想碰撞，詩作坊的詩人包括鍾玲玲、淮遠、李國威、張國毅、劉天賜及麥繼安等，他們各有自己作品，影響半個世紀的香港文壇。

做一個詩人，先要做一個人

2009年出版的《骨的呻吟》，作為戴天詩作全集，也是他詩藝成就的體現，教人想到文人風骨或建安風骨。所謂「骨的呻吟」，正好對應《文心雕龍》作者劉勰「沉吟鋪辭，莫先於骨」之句。戴天一生在詩藝創作有重大成就，然而關夢南說，戴天對「詩人」稱號卻十分反感，而他本人也沒有太重視自己的詩。也許因為當時的人總覺得「詩人」不過是堆砌文詞的人，戴天卻認為他只是在生活，並從生活出發去寫詩。

戴天對關夢南留下言教及身教，他說「做一個詩人，先要做一個人」，這句說話讓關夢南十分深刻。而身教方面，戴天本人疏財仗義，每次飯局幾乎都是他付錢。他對朋友很好，當年詩人蔡炎培失去工作，戴天二話不說給他介紹了一份馬經工作，讓他解決燃眉之急。 除了詩作，戴天亦寫散文，他在報章中有連載多年的專欄，其中《一周紀事》是以交友錄和平常生活為主題的日記式專欄，內容是與朋友見面、茶敘談天。文中的客人有白先勇、陳映真、金炳興等，專欄在當時相當受歡迎，亦為香港文壇風貌作了珍貴的紀錄。

戴天所展現的，是一個寫詩人的身影，向後輩示範一份文人風骨，終其一生，希望令更多人喜歡文學。

（本文原刊於星島日報專欄《開卷樂》，此為加長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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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電台文教組節目《開卷樂》由鄭政恆、黃怡、周嘉俊主持，逢週六晚上9時30分至10時，港台第二台播出。節目重溫 : https://podcast.rthk.hk/podcast/item.php?pid=541

（《立場新聞》2021年5月28日）

董橋：和戴天在一起的日子

前排左起：劉紹銘，某女士，蔣芸，夏志清，唐書璇，陳韻文；

後排左起：王敬羲， 胡金銓， 戴天， 胡菊人。

1970年4月的香港（劉美美提供照片）

戴天（1937年－）原名戴成義，廣東大埔縣人，生於毛里裘斯，台灣大學外文系畢業後赴美國愛荷華大學深造，是《現代文學》的編輯和創辦人之一；《盤古》編輯和創辦人之一；《八方》編輯顧問；文化．生活出版社總編輯；今日世界出版社編輯、總編輯；《讀者文摘》高級編輯等。著有《無名集》《渡渡這種鳥》《岣嶁山論辯》《石頭的研究》，曾為《信報》寫二十多年專欄「乘遊錄」，其中星期日的一週紀事曾結集為前九七紀事1-4集。

江湖派詩人是九百多年前的詩人，名溢縹囊，卷盈緗帙，說敬慕不外是渺遠的惦掛，大不如我結識的當代詩人戴天真實，不僅交為莫逆還做了同事，到老相知，彌足珍惜。戴天比我大幾歲，是白先勇、劉紹銘、李歐梵他們的臺大同班同學。六十年代尾《讀者文摘》的張復禮先生介紹我去應徵美國新聞處今日世界出版社的編輯職位，李如桐先生聘用了我，讓我坐在他的副手戴天對面學審稿，學編書，學出版。辦公室設在中環花園道美國領事館二樓。我那時候住堅道，天天走路上班，中午走路回家吃飯，又走路回去上班，下午下了班常常跟着戴天漫步穿過炮台里走到雪廠街集古齋兜個圈再去皇后道商務印書館看書買書。戴天晚上好像總有飯局。我搭車回堅道。美國新聞處跟美國領事館一樣，規定星期一到星期五上午八點半上班，下午五點半下班，比朝九晚五多了一個鐘頭，星期六因此不上班。戴天那時候單身，瀟灑自在，名士派頭，交遊廣闊，應酬很多，酒量又好，常常用憐憫的目光看着我謀生養家的疲憊，機緣湊泊不忘帶我去他的飯局見見人吃一頓好的補一補身子。那年月正是黑白電影裏的老香港，山河變色後南來的文人墨客多的是爬格子餬口的「寫稿佬」，我和戴天在美國新聞處謀得一份差事算得上是出人頭地的安穩飯碗。其實戴天家道富裕，從小在毛里求斯讀書成長，精通法文，一口法語，亮相大場面西裝領帶講究得不得了，不輸翻譯大家湯新楣先生。湯先生英國紳士風度，戴先生法國闊少派頭，十足進出希爾頓鷹巢雞尾酒會的翩翩人物。主編《南北極》的名作家兼書店老闆王敬羲說湯先生戴先生身上蕩漾倫敦的鬢影巴黎的衣香，我說幸虧還飄着一絲老民國上海的雪茄煙味，隱隱滲出林語堂的笑影。那時候香港政府新聞處處長黎明先生是戴天的舅舅，同是梅縣人，黎太太林太乙於是成了戴天的舅媽，戴天進出黎家見慣林語堂。我後來搬去羅便臣道山腰上一幢老舊的樓房，黎明林太乙住在隔壁新樓，站在我家陽臺我好幾次只見到林語堂光禿的頭頂。黎明先生不當官了轉去出任中文大學出版社社長，他退休了我的老朋友詹德隆接任社長。那期間我在中文大學出版組做過很短時期的主任，編校刊兼替馬臨校長處理文書，辦公室就在校長室旁邊，上下班搭中大校車，有的時候坐詹德隆的座駕進出。馬校長那時候快退休了，候任的高錕教授也來了，我替高教授寫過幾篇演講稿，還奉命指導他用國語唸稿。三十多年前的舊人舊事了，像夢。

戴天的名詩〈我是一隻鳥〉我在他的辦公桌上搶了原稿先讀了。他在《信報》的專欄讀書人都讀，幾十年了，星期天寫迎來送往酒緣口福的日誌尤其傳為佳話。他的筆是健筆，酒後依然清醒。

六十年代住在香港不斷看到對岸大陸一波接一波的政治運動整肅風潮，觸目驚心。南洋回去讀書的左派學生紛紛偷渡游泳逃來香港保命。我認識的許多僑生逃出來了始終忘不掉游水溺斃和半途抓走的同伴。那些年，我經常從這邊替南洋親友匯錢寄包裹到那邊救濟鄉親，逢年過節西環文伯伯的錢莊日夜開工趕辦急務。戴天說幸好是去臺灣讀書不是回大陸受難。那時候今日世界出版部我們辦公室裏來客不少是在臺灣受教育的才子才女，劉紹銘、李歐梵是教授也是我們的譯者，美女蔣芸書堆裏蕩漾秀氣，迷倒眾生。李如桐和戴天和我之前，在這個叢書部工作過的還有宋淇還有余也魯還有韓廸厚還有胡菊人還有溫健騮。我和戴天共事那時期宋淇太太鄺文美還在美國新聞處上班，底層餐廳下午茶座上經常見面，旗袍名媛，和氣親切。那一層裏還有唐鴻先生的小房間，他教美國人畫國畫讀中文，一口京片子彷彿胡同裏剛走出來遛鳥的舊王孫。那樣的老香港果然栽培出落地生根的文化樹林，每一棵樹自顧默默成長，各自開花，各自結果，各自消受春風和秋雨，沒有人監管也不在乎掌聲，一生只在意讓西方的文明和東方的智慧陪伴自己到老年。政論家徐東濱先生跟我說，也許因為親眼看着祖國大陸苛政監管造成的集體沉淪，香港人於是深切意識到個人自由耕耘的可貴，從來不干擾人家也不希望人家干擾。徐先生說這樣的個人認知只能在不受政權干預的地方滋生茁長。美國新聞處出版的《今日世界》期刊和叢書無疑是美國文化思想的統戰媒體，臺灣香港之外還銷遍東南亞各地，我的忘年至交吳魯芹先生在臺北美新處工作多年，我編《明報月刊》那些年吳先生已經退休長住美國，正好有空閒給我寫許多才情煥發的文章。我在戴天對面工作了幾年，有一天李如桐先生跟我說，做我們這一行沒有在美國英國生活過讀過書不容易做得出色。我那時候已然身負家小，出去留學云乎哉？我於是私下張羅出路，另謀工作。正巧英國廣播電台登報招聘中文科職位，我去香港電台應試，僥倖錄取，可以攜眷住倫敦。到底年輕氣盛，我帶着幾絲傲慢與偏見向李先生遞辭職信，李先生一陣錯愕，批了辭呈。一九七三年我離開香港先飛去新加坡把家小留在我大哥大嫂家，一個人去倫敦安頓了住處半個月後他們才飛過去。我的朋友胡金銓那時候在巴黎推銷他的名片《俠女》，他怕我人地生疏趕去倫敦陪了我五天才趕回巴黎忙他的事情。這樣的朋友，這樣的情誼，我畢生不忘。金銓在臺北猝然離世我的悲痛只有我自己知道。他去臺北之前我們還見面吃飯。後來聽說他是恐懼疏通心臟血管手術而喪命，我加倍懊悔我竟然毫不知情，沒有像他去倫敦陪我那樣飛去臺北陪他到醫院等他做手術。

胡金銓、戴天、胡菊人（劉美美提供照片）

戴天和黃繼持一起編《八方》的時候（照片：木木）

戴天、黃繼持、古蒼梧、陳輝揚、小思、董秀玉等（照片：木木）

戴天、胡菊人、孫寶玲、孫述憲、陳任、薛興國、高信疆、黃子程、梁天偉等等

1996年九七前在香港

（微信公號2021年5月9日）

孟君的澄清啟事

撞名事件停不了! 1953年4月7日,香港電台中文台推出一個名為《敬候近安》的點唱新節目,由播音新星張雪麗小姐主持,但不知何故,電台竟然為她起了一個藝名:孟君。

1946年在廣州寫文藝小說成名的馮畹華小姐,筆名正是孟君。廣州陷共後, 她1949年底到了香港定居,繼續從事寫作和編輯工作。可能港台高層當時尚未知道孟君的大名,把張雪麗改名為孟君,以致筆名孟君的馮畹華小姐在報上刊登啟事澄清。

張雪麗1951年,僅十六歲已加入香港電台任播音員, 起初只是兼職, 其後越來越受重用。十八歲便主持這新開的點唱節目,是電台年青的新力軍。她後來步步高陞,成為著名播音員。《敬候近安》持續至六十年代初才結束。張雪麗一直在港台工作,至1974年離任,照顧家庭。2018年去世。

（Linda Pun臉書2021年6月4日）